回忆 1969到70年下乡期间给家里拉粮食(王提仁之妻 王美云 写于2010年1月22日)

王美云 2010-03-23

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兴平,不知道道路,火车坐过了两站,到了马慧坡,下车一打听,离兴平还有三十里路,没办法,又顺着铁路往回返。一路打听,又走了二十里路才到留位村。有生以来第一次走五十里土路,感到腿疼。到了村子后,村民大妈说:累坏了,快坐炕上歇歇吧。

我在1970年,去过一次河西走廊。当年上山下乡,我们学校一个比我低一年级的男生,自己联系插队在兴平县南位公司、留位大队,村长说,你再叫来两个女的更好。他到学校打听,我还没走,还有两个是亲姐妹,姐姐是高中生,大我2岁,叫小英,妹妹小我一岁叫福英,命运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四人,都是十六岁到二十岁,谁也不服谁,说你干活少了,他又吃的多了。兴平土塬上吃水较难,用桶打深水井里的水,还要磨面、干农活,晚上睡觉跳蚤咬得人彻夜难眠,身上起一层小红包,对于我们从城市来的人,要适应这样的环境难。

国家给村上发的安置费,每人300元,队长领来可能是买了种子、化肥,没钱给我们盖房子。一个男生就睡在饲养棚,和对上的牛马还要一个饲养员做伴。我们三个女生就四处打游击,村上谁家男人在外面上班晚上不会来,我们就上她家凑合一晚。广阔天地,可没有想象中或电影里那样美好,感觉像原始人那样全凭人力劳作,牛和马还能帮人干干活,种的棉花还要纺线织布、染色后再手工做成衣服。偌大的村子只有一两户用缝纫机。男人们干重活、下地、挑水。从深井边用轱辘把水绞上来,就有几十米深。女人们也下地干活,还要整晚织布纺线、做饭、纳袜底、做鞋。年长一些下不了地干活,还要在家看孩子、做饭,干些轻活。尤其那些男人在外上班的妇女就跟可怜,背上孩子照样下地干活,真佩服他(她)们,没见过他们有闲的时候。

后来队长找了一户,女主人是个瓜子娃,招了一个上门女婿,队长让他们腾出后院一小间房,我们三人总算有了房子住,有一土炕可以睡觉。我们呆不住,光想家,想自己母亲,就经常跑回家。生产队嫌我们老回家,别人的口粮都是麦收后一下子全部给,我们是在队上领,村上怕我们把粮食拿回家,再去队上要。从兴平到西安坐火车1个小时,票价八毛钱,我们买不起车票,就不买票逃票。在车上看到司乘人员也是吓得心怦怦跳,跟做贼一样。

插队落户两年,最苦的是我们去修宝鸡峡水库,去时我们三个人坐火车又多坐了一站,又返回走了三十里路到眉县,天已黑了,无法走到塬上目的地。幸亏碰上一好心年轻人,他说他刚结婚,他去别地方睡,把房子让给我们三个人和他媳妇一起睡。第二天早上我们上了半山坡,参加了兴修水利的大军。工地上热火朝天,每天从天明干到天黑,动作单一,就是挖土方,把挖下的土用架子车倒在对面,如机器一样重复同一动作。好心的老乡照顾我们,让我记推土数字,站了一会,实在冷得受不了,就又去干活了。干活都干傻了,有一次我不知怎么,手一松,把架子车掉到坡下,眼看着它翻滚下去散了架,轮子和车身分开了。我吓呆了,两个村民赶忙下去,把车子弄了上来,我从内心感激那些素不相识、无亲无故的好乡亲。

工地上能吃饱饭,还不用做饭,一天三顿发三个大馒头,每个有半斤重,我吃不完,就留下来,回家时也能给家里拿回十几个大馒头,够弟妹吃上两天,我也就知足了。

那一年,我分了有六、七百斤红薯,刚好提仁在家,我们在生产队借了一辆架子车,把红薯装了七、八袋子,拉了满满一车。天不亮就从村子出发,谁知道,破架子车没走多远,车轮里的珠子就打光了,我么也不知道,只觉得车子很重,不好拉。为了抄近路,遇到半米高的坎,车子拉不上去,只好一袋袋卸下来,把车子抬上去,再装车,好不容易才到了公路上。

兴平到西安有五十多公里,天黑后,总算是到了西门里我养母家,提仁用自行车带了一袋子红薯回爷爷奶奶家。

从兴平到西安,我步行拉过三次粮食。第一次,借好友张天才大哥架子车,那架子车很好用,爷爷给了我200元钱,说是给家里买500斤麦子。麦子用斗量,一斗三十多斤,每斤四角,买完麦子我还贴了几元钱。如何从兴平运回来?爷爷却发愁了。七十年代,路上发现私运粮食是非法的,爷爷认识的司机都不敢给拉。没办法,爷爷和我商量用架子车自己去拉。我们两个女孩子,我十八岁、妹妹十七岁,走的那天奶奶给我们蒸了包子,有甜的,也有咸的,带了一大包。第一次车子也好,路上挺顺利,我们去时走了一天,路上碰到赶马车的好心老乡,让我们坐到马车上,把架子车也栓到马车后。我们很高兴,觉得自己很幸运,少走了很多路。第二天我们拉上五百斤麦子原路返回,路上饿了就吃包子,渴了找些凉水喝,还算顺利,没有遇上盘查、找事的管理人员。过了咸阳,妹妹说走不动了,脚疼。我说那你坐公交走,我把车拉回去。我拉上车,一鼓作气往回走,妹妹后边也赶了上来,我们一起把车拉到了三桥一个叔叔家。爷爷觉得放在那里也不行,第三天,我们又把麦子拉到了张天才大哥家,放在他们将,总算一路平安无事。

由于养母家孩子多,粮食一直不够吃,我也把苞米往家拿,白天不敢,怕人看见。有一次晚上一觉醒来,也没有表,不知几点,苞米地里的苞米一人多高,我一个人背一个大包,怀里再抱一个大帆布包,全是玉米,连夜往兴平火车站走。走过村子饲养室,看见昏黄的灯光,饲养员还在喂马拌草料,半路上又下起细雨,我把布鞋脱下装在一个线网兜子用手提着,走了二十里泥泞土路,到了县城天才大亮。我坐在路边休息片刻,看见小学生去上课,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可见我当时多狼狈。回家就病了、发烧,也没去医院,养母给我烧了一大碗生姜、大葱酸辣汤,喝下去睡了一觉就好了。养母把苞米一称,整六十斤重。

还有一次是和一男孩一起用架子车拉粮食,他是同队插队男青年的弟弟,当年才十四岁。一路上还算顺当,到大路上,总有好心赶马车的老乡把我们捎带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