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通史》(全本)

中国医学通史

编撰

《中国医学通史简编》经过医史学家们长期的学术酝酿、研讨，筹划，最终在卫生部和老一辈医药卫生工作者的关怀下，动员组织了全国医史界（包括台湾和香港在内）的专家学者，于1987年正式开始编写工作，《中国医学通史简编》各分卷历时八个春秋，经多次审阅、修改而初具规模，下面谨就有关编写与研究中的一些学术和技术问题，作以下必要的说明。

（一）体例与分期问题：在编撰《中国医学通史简编》这部巨大著作的酝酿过程中，考虑讨论了该书的分期问题，最后确定为四巨册，即古代医学分卷（远古～1840）、近代医学分卷（1840～1949）、现代医学分卷（1949～1995）与医史文物图谱卷。为首先给人以清晰的时间概念，并能体现医学发展的规律，古代卷分中国原始人类的医药卫生活动等10章，在编述上以时系事，联系医家、医著、学术、体现了中国医学通史纵不断线，从古通今的连贯性特点。在每章中，又吸取了志书体例，先概述、医事制度、律令、医学教育；次医，药卫生保健等学术；再医药文化交流，医家传记、医籍评介；其它较独特的专节一般放在最后。

医学史分期，是否切合历史实际，是测量一部医学史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之一。因为，切合中国医学发展历史实际的分期法，不但在宏观上给人一目了然、纲举目张的效果，而且透过分期的微观上还能得出医学发展在各个时期的实质内函，《中国医学通史简编》总结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多部专著分期的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在科学的分期上应注意以下三个不同层次的要求，这就是首先必须充分反映出医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实质和特点；其次，要考虑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文化史特点的相对一致性；再次，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注意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等。这个层次是不能倒置的。由于中国医学史是一个网络状的结构，这种纵横交织、纲举目张的史书体例，能比较全面系统地容纳中国医学史的基本内容，虽在形式上比较固定少有变动，但每章节的内容则各不相同，然而却能从中看出上下的衔接与发展变化。

（二）关于医学起源问题。中外医史界、科技史界历来对此意见分歧、见仁见智，往往使人莫衷一是，无论是巫源说、动物本能说、圣贤创医说等等。均不无道理，但又各有偏颇，通过综合分析，本书在编写中主张以实践为主体的多源综合说，其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发展过程，人类医疗活动的历史比巫出现要早，所以单纯强调医源于巫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动物越高级，其本能越减退，所以以动物本能为医的唯一源泉是难以成立的。圣贤创医说则是复古思潮的产物。所以说医学起源问题绝非某一单纯观点所能圆满解释清楚的。

（三）中国古代医药学的形态结构。中国古代医学是传统医学的发展范式，是把人放在天地与社会心理中去考察，具有宏观整体性，是个多源一体化的结构。在中华民族医药文化形成的过程中，集中了各民族各地区的医疗学术经验在内。

而居住在中原一带的医家在总结各地各族医药经验时“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皆愈者，得病之情，知病之大体也。”因而，当中国古代医学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包括民族医药在内，在以后的历程中，以汉医为主体的传统医学不断地吸收各少数民族医药的新鲜经验，另一方面各少数民族又逐渐结合本地区本民族的医药经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民族医学，这是中国古代医史上汉医与少数民族医，其共性与个性、整体和部分辨证的统一。

（四）中国古代医药与人文地理和文化传统。环境是对中心而言，背景是对主题而言， 近几十年来，医史教研工作者在此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而有成效地探索。中国传统医药学产生于中国，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与疾病作斗争、诊疗保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一方面，从远古以来中华民族祖祖辈辈就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活、生产，进行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与创造发明，本民族的文明一直未曾中断。另一方面，又是处在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在整个古代，受外来文化的冲击较少，而有兼收并蓄外域文化的博大气势，往往为我所用。中国医学之外传，影响着朝、日、越等国的医学发展，成为这些国家传统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鸟瞰中国的地理环境，背依欧亚大陆，西北方横亘着戈壁大漠，西南方耸立着青藏高原天然屏障，东面是浩淼的大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还把自己的国度当作天下的中心，自视为“天朝上国”。以农业为主的物质生存方式，还有采集、捕鱼，狩猎，畜牧和手工业等，医药文化莫不受这种客观存在的影响。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是中国农业社会导致的一种心理趋向，铸造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世俗的、入世的思想一直压倒出世的、超世的宗教神学思想。当西方在漫漫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只有神学而无科学的地位，科学只是神学婢女的岁月，中国的医药文化一直以其科学与文明的风姿在世界医林中占居领先的地位。中国传统医学并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医学，它有着更光明远大的前景，它是中华民族创造发明的，它又是属于全人类的，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医疗保健事业的一大贡献。从中国人文地理看，中国传统医药学文化中心，开始在黄河中下游一带经济发达的平原地区，从秦汉到隋唐仍在陕西、河南、山东及长江以北地区，北宋到南宋金元，中国医药文化中心呈东迁南迁之势，明清之际，中国医药文化的中心转移到江浙一带。如果说中国古代医学最早的起根发苗和发展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那么它的相对成熟和开花结果则在江南人文荟萃的地方。

（五）对医药学家评价。医史是医药学家活动的舞台，医家的传记、著述、学术思想、医事活动等，牵扯到医史的每个纲目与网络。本编对医史人物的评价，着重强调：

①研究医学家的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求研究者所作的结论必须确切，必须符合实际，能反映其特点。

②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必须严肃认真，要从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入手，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千万不要单凭序跋、小传或二三手资料作结论；

③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的研究，不要回避矛盾。在研究过程中，只要结论符合实际，能代表其学术思想核心，虽然它不符合潮流，或与多数学者的观点相反，也要敢于提出自己可供借鉴的意见或结论；

④研究医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不为前人的结论所惑，避免人云亦云；

⑤研究历代医学家要予以历史评价，有褒有贬，一分为二，防止绝对肯定或全盘否定的结论，对医学发展有促进作用的就褒，有阻碍作用的就贬。只有做到这一点，既知其进步性之所在，又注意到消极性之可能危害，才会对现代有更多借鉴；

⑥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抓注主流。医学家的学术见解、经验和论述，多是各式各样的，兼杂并列的，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少有本人对自己的学说予以明确的、系统的论述，这就要求我们通过深入钻研，分析综合，从错综复杂的大量资料中，理出一个切合实际的头绪；

⑦研究医学家学说和学术思想，要探讨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性问题。

（六）医药学史料问题。研究医药卫生发展，史料是基础，大量掌握和研究、鉴别史料是医史研究的基本功。没有史料尤如无米之炊。由于医学发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化、军事、体育、交通、宗教等等人文现象和天地间各种自然环境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多种联系，所以医史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医、药、卫生，保健学术本身，还广泛深入地涉及到医药文化的各个方位与层面，医史史料的来源是多途径的。古代医学史料以文献和文物史料为主，同时还包括一些医药卫生民俗史料。

文献史料除历代医籍和医史专著外，广泛地涉及到正史、野史、笔记、地方志、少数民族有关的医药文献。这是本书史料的主要来源，其间有大量、细致的文献学研究，鉴别真伪、考证史源等工作。

文物史料多借助已往的金石、甲骨、简帛，以及现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实际上一些文物史料已经变成文献资料。我们将比较全面系统征集历代医药卫生文物图片，将收入医史文物图谱卷，作为比较直观的素材，将对文献发挥有说服力的科学的互证。

关于民俗，自古以来，民俗和医药卫生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逐渐地形成了丰富多姿的医药卫生民俗，发挥过或正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作为医史的一个载体，民俗史料不可忽视，往往可补充文献史料和实物史料不足而造成的医论苍白和史实的匮乏，特别是原始社会医史，秦汉以至先秦医史，少数民族医史，没有自己民族文字、文献的民族医史，以及社会医学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问题，医药卫生民俗史料的价值显得尤为珍贵。

绪论

在这个世纪跨百、跨千的重要时期，科技浪潮瞬息万变、日新月异。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在振兴，继续为人类的医疗保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走向二十一世纪。中国医学通史是一面镜子，是其发展规律研究与再现的科学。

中医药学的文明史

中国是医药文化发祥最早的国家之一，从文明的曙光在天幕上耀映亚细亚大地之时，遍及神州大地的簇簇史前文化篝火，由点到面联接起来，形成燎原之势，逐渐的融化在文明时代的光华之中。从此，中国医药学的文明史开始了。

中国五千年的有文字可考医学史，由于东方文化发展的特色形成的中国独特理论框架，及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撞击及西医的传入，出现两个分明的层次，在东西方医学交汇中呈现复杂多态的状态。

夏商西周时期医巫并存，在卜筮史料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卫生的内容，形成了医学的雏形。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整个学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医巫分离，医学具有更显明的科学性、实用性和理性，占据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地位。临床医学的分科已现端倪，趋于专业化。

秦汉时，以伤寒、杂病和外科为最突出的临床医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高峰。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割据的状态，医药学在脉学、针灸学、药物方剂、伤科、养生保健中外交流等各方面取得了成绩，为医学的全面发展积累了经验。

隋唐时期，国家重归统一，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形成了一种空前辉宏气势。中国医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医学家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成果。这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二次高峰。

两宋是中医药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的重视在医药发展上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北宋政府组织人员编纂方书和本草、设立校正医书局、铸造针灸铜人、改革医学教育、设立惠民局、和剂局、安剂坊、养济院、福田院等等，有力的促进了医药卫主之进步。

辽、夏、金、元与两宋王朝并立以至元灭宋统一全国。这是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大融合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学派争鸣、民族医学奋起的一个辉煌的时期，为多源一体化的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呈现了蓬勃的生机。

明代，医药学发展出现革新趋势。在探传染病病因、创造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药学研究等进入新的层次。中外医药的交流范围已达亚、欧、非许多国家与地区，中学的输出、西学的东渐，使中外医学文化在交流接触中，互惠受益。

清代前、中期，医学趋于普及与升华发展的时期，王清任躬身于人体解剖，著有《医林改错》，反映了“中国医界大胆之革命论者”的开拓进取精神。

上述的这一切，是中国古代医学波澜壮阔的历史梗概。这样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一直未曾中断的医药文化及文明，是世界医学史上所罕见的。中国古典医籍数量之大，名医辈出，人数之多，在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也不多见。中国传统医药学有着强有力的生命力，它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经过了与近代医药文化的撞击、对抗到结合，也注意从国外先进文化中吸取有用的东西，遂出现了中西汇通合纂的探索。传统医学在走向现代化。

近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中西医结合的格局将会对这百余年的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作出客观的再现和评述。

中国医学史无论对于中国古代的医学研究，还是对近现代医学的研究，或是与各种不同体系医学的比较研究，对医、教、研和卫生管理等工作及学科都是不可缺少的。它涵盖面广，所涉及的时间、空间久远博大，不是其他学科所能代替的。

医学史的概念

中国医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医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泛化，把医史工作者的目光带到中国医学史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以及与周边学科、社会人文与自然诸方面的关系上来。也正是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医学史研究的要求将更高，人们已不喜欢仅仅是点、线、面的描述、记录、考证，而更侧重于立体性全方位研究探讨，注重于医史医究为实际应用服务。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发展到这样的水平，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医史学理论研究及本学科的建构给予关注，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学术经验的采借。

过去，对中国医学史与中国医史学在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中国医学史历史悠久，它是研究中国医学本身发生发展历史的学科；中国医史学则是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元科学。它是研究中国医学史这门学科的发生发展规律，不要把历史本身研究和把研究历史学科作为对象的研究混为一谈。如果把医学史理解为一种纯粹描述史实而不涉及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而把医史学作为研究医学发展规律的学科，那是欠恰当的。以为医学史不是学，不带有理论性，而医史学才是学，才是理论性的科学，也是不够恰当的。医学史从来不排斥对医学历史的理论性研讨，相反，正是这一研究，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发展规律。二者之间或有研究侧重点之差异，但却很难确定其本质上会有更多的区别。过去习惯于用比较幼稚和比较成熟加以区别，但在二者之间要划一个严格的时间界限或学术分水岭，却几乎不大可能。单就中国医学史研究而言，虽然历代已经作出了巨大成绩，但仍有许多领域尚侍开发。

中国医史学研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一般而言，首先有通史研究，如中国医学通史，包括医学科学各个领域自古到今系统而全面的阐述研究；第二，是医学专科史，如：解剖学史、生理学史、内科学史、外科学史、妇科学史、预防医学史、免疫史、卫生保健史、医学教育史、学术思想史、医学管理制度史等；第三，为疾病史，其内容更为丰富。如呼吸系疾病史、消化系疾病史、天花史、麻疹史、痢疾史、疟疾史心脏病史等等；第四，名医传记之研究；第五，古典医学文献的历史研究；第六，医学学术交流史研究；第七，少数民族医学史研究；第八，医学断代史研究，即取医学发展的某一时代，作横向研究；第九，新兴的研究领域，包括医学史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而形成的新学科，如医学考古，特别史前有关文物的发掘研究，为提供接近历史真实有了可能性；第十，还必须指出医学史的理论研究，这对医史学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医药的起源，医学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医学史的分期，中外医学史比较研究，医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医学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以及各种文化、科学技术等诸种因素的关系等。以上十个方面，大约可以概括中国医史学研究的范围，也在一定情况下反映了现阶段中国医史学研究的深广度。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具有十分明确的目的与意义：医学史理论研究是医学史和医学科学领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医学科学的发展，是人类同疾病及影响健康的一切不利因素进行不间断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循序提高的过程，不断扩展探索领域以求相关进步的过程，因此，医学科学具有两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即继承性与系统性。中国医学特别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除了上述两个特点外，由于其本身在近代遭到政治的干扰，未能实现其自身的现代化，其丰富的医疗经验和理论知识，仍然存在着重要的现实应用价值，即实用性。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基本上是由上述继承性、系统性和现实的实用性决定的。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误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误历史”。中国医学史理论研究，正是要揭示中国医学在其发生、发展和进步的历程上，如何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成果，以为学科建设与现实的需要服务。因此，归纳起来，其目的和意义约有以下若干方面。

（1）通过研究揭示中国医学科学的特征，总结历史经验和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当代医学科学的发展道路、途径和方法，提供政策性借鉴。

（2）研究中国医学发展与历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哲学思想、宗教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分析研究揭示其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汲取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对制定和正确评价医药卫生工作的方针，一定会有较好的理论意义。

（3）通过对历代医学家科研方法的研究，分析其成功的或失败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总结其经验，揭示其存在的规律性，用以选择科研方向、制定科研规划，创造有利于科研课题的顺利进行发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4）对历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医学家，研究其成长道路、治学态度、学术思想等，用以为当代的医学人才培养，出人才、出成果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5）通过对中国医学科学技术的研究，特别是诊疗技术的创造发明史的研讨，讨论其历史作用和在国内、外的影响，振奋中华民族创造精神。

（6）国内、外医学交流，是医学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对国外曾有过巨大影响，国外先进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也曾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产主过巨大的作用。上述经验的总结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7）理论体系产生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学科，不但是医学本身各学科的高度综合，而且是医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高度综合。因此，要了解和掌握其整体的本质，汲取其有益思想，就必须了解医学发展的全过程，这也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功能。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进步、创新和新理论经验的突破，无不以前人的经验、成就作为起跑点，医学尤其是这样，任何一位有成就的医学家都不可能是在割断历史的情况下获得的。在当代，虽然医学史研究的广泛意义远未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中国医史学研究对发展中国医学，实现中国传统医学、现代医学现代化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学科，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正因为如此，国外专门研究中国医学史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医学史的发展

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的中国医学，同样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疾病防治、增进健康、延长寿命和提高劳动力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中国医学与西方近现代医学是有许多差异的，它的发展与地理、气候环境，以及社会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医学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医学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强烈的继承性，凡是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发明，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攀登的结果。因此，研究医学的过去，温故知新借以为鉴，成为解决当前存在问题的宝贵财富。医学科学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中的系统性，这无论在传统医学科学或现代医学科学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每一课题或学科问题的顺利解决，都需要其他学科或专题的密切配合和合作，需要共同努力分工和各司其职。医学发展在当代面临着分科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往往难以避免局限性和片面性。医学史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科学，在弥补上述可能的缺陷中，或能发挥其更为重要的积极功能和作用。

中国医学史是中华文化历史长河的一条支流，在人类文化的氛围中生生不息，以其旺盛之生命力自立于古今学科之林，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和继续存在的价值。历代学者研究总结历史经验者颇不乏人，他们的医史性著作虽有历史局限性，但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我们许多启示，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中国历代修史，为医学家立传，记述疾病流行，详列医学文献等，几乎成为必须遵循的传统。特别是传记体医史研究，有唐代甘伯宗《名医传》、宋代周守忠《历代名医蒙求》，明代李濂《医史》，清代医史类著作逐渐增多，如：王宏翰的《古今医史》，徐灵胎的《医学源流论》等，基本上都是以医学人物为主体的名医传记性著作。

涉及医药卫生各个领域，并以系统论述中国医学编年史为特点的医学通史著作的出现，当首推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19）先生在论述自己为何研究中国医史学时指出：“世界医学昌明之国，莫不有医学史、疾病史、医学经验史、实用史、批判史等，以纪其历朝医事之沿革，及其进化之理由，且以医史学为医学中独立之科学。吾国昔时亦有李濂医史，甘伯宗名医传，发皇往哲之奥赜，然咸秉传体，不过较方技传为略详耳，吾国数千年之医学，岂区区传记遽足以存掌故资考证乎哉，此邦贤之所以发愤编辑中国医学史也。”1932年第二次修订，被收入《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后经日人山本成之助日译在东京出版，1957年第三次修订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各版次或有多次印刷，影响国内外中国医学史研究甚巨。

继而则有王吉民、伍连德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版，1932年），李涛《医学史纲》（1940），中国医史研究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间曾比较活跃，创办了中华医史学会和中华医史杂志，曾有较多的高水平医史论文发表，推进了中国医史学研究向着深层次发展，其间虽多次停刊，但七十年代末复会、复刊后学术交流空前繁荣，北京、上海、广州、内蒙、黑龙江、辽宁、吉林、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广西、四川、河南等省市自治区也相继恢复或创建了医史分会，各地区，有些少数民族还举办过各种类型的医史学术会议，1992年8月于北京举办首届国际医史学术会议暨第十届中华医史学术会议。中国药史学会、马王堆医书研究会、文献学会等也积极开展各项学术活动。

1951年，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药研究所建立的医史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的医史研究专门机构。1955年该研究所划归中医研究院，1956年，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受卫生部委托，开办了全国第一届医史师资训练班，为中国医学史的教学、科研培养了一批骨干。1982年经卫生部批准，在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李径纬继陈邦贤先生之后任该室主任、所长，1983年，卫生部委托该所为全国医史与中医文献科研、教学骨干培训基地。1984年10月，该所举办了为期将近一年的全国第二届中国医史教研骨干进修班。此外，陕西、辽宁、山东、湖南、上海、四川、湖北、天津等省市的中医药研究院也都设有医史文献所（室），少数民族医学研究机构中也很重视医史文献研究和相应科室的设置。医史研究的机构、组织和专业队伍的布局渐趋合理、阵容不断壮大。

教学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不断扩充，素质相继提高，特别是1978年始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首次招收了医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7年又率先招收医史学博士研究生，十多年来全国培养医史硕士近百人，他们的学位论文使中国医史学研究水平和学术价值均大大提高。在这十多年中，有计划强调和加强了医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调查研究，近现代医史研究，医学考古研究等等。在这十年中，中国医学通史类、专科史类等专门著作的出版也很活跃。

医学史的理论研究

中国医学史的理论研究是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是极为重要的。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注意总结中国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探索其内在发展规律是医史研究的根本任务。

选择研究课题是研究工作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可在上述研究范围内，参考研究任务和目的性，经过对客观需要的调查、研究现状的摸索、取得成功可能性的了解，可以初步确定研究课题。初步课题意向是单一的，也可能同时获得多个课题；初步课题既可能是小的，也可能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大课题；初步课题可能是很专门的，也可能是一个包罗很多的复杂课题等等。此刻，如果研究者可以给予分析、鉴别，确定其最佳选择，那么就可根据需要和可能等，将研究题目定下来。不然，研究者在这些初步形成的课题面前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下不了决心，那就可向有关专家、前辈、同事或朋友等请求指导，共同分析这些初步设想的利弊，可能性之大小，资料之多少，调查之难易，研究者的兴趣和知识基础，特别是社会效益、学术价值等，在比较中逐步确定其最佳的选题。

研究课题选定后，研究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大量收集和掌握有关史料就成为关键所在。一个极好的选题，没有足够史料收集的支持，就不可能形成有说服力的结论，甚至造成研究工作的失败。医学史料之收集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或可称为第一手史料、原始资料。如就医学人物之研究，其档案材料、自传、书信、著作手稿、论著、笔记、遗物、墓志铭等；直接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考古发掘之所得。一般而论，由地下发掘或由石室、古建中所获者，均有较高的直接史料价值。间接史料，或称为第二手史料，非直接史料一般均属此类。如就医史人物研究而言，非本人撰写的有关传记、回忆录，或经重编的著作、文艺作品、美术雕刻、评述、论文等，或属第三次转引、编录者，故其学术价值和参考意义便有所降低。不过，也有不尽然者。

史料犹如炊米、原料，医史学研究如果没有史料，那就是无米之炊，没有原料的工厂，这个道理很清楚，无需多费笔墨。如何收集好史料，的确存在着方法和技巧问题。如果对所选课题的基本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便从直接史料之收集入手，再及于间接史料；相反，亦可由近及远，即由间接之二手、三手资料入手、理出线索，再循序收集更有价值的直接史料。其方法大约有：查阅文献、实地调查、考古发掘、文物征集等。

要善于鉴别医学史料的真伪。如上认真的收集和证购，有可能获得大量有关史料，这就为课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雄厚的基础，然而为了确定其真正价值，还要进行科学的鉴别。

民族医药中的精湛技艺和特效方药倍受重视。

医学考古学。这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医史研究与考古学和人类学等交叉研究将要诞生一个新学科，属于科技考古学的范围。在中国，考古学主要是对元代以前的有关人本身的遗骸，和使用的工具进行研究。这许多考古资料，可以补证史书的缺漏和不足，是医学史研究中不可少的。医学考古学与医学史虽有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不同，但却有着殊途同归、异曲同功之效。与医学考古学直接相连的是中国医史博物馆及其学科。远古以来，在中国的地上地下保存了大量的医药遗址、器物等。有的作为名胜古迹被保留下来，有的则被损毁，有的文物保存在古董商和博物学家手中，有的则被方志、野史笔记、金石学、文献学所收录。近代博物馆中常有关于医药卫生的文物陈列内容和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医史研究的深入和大量医史实物资料的发现、搜集、整理，考古学的发展和博物馆学学科内容的系统分类，在专门博物馆内分划出了医史博物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博物馆工作者就已经提出：“倘今后几百科学，各设专馆，搜集实物，以资稽考，则学子之所诵习者，可以目验，一国富强，民情风俗，以及现代科学之沿革及其应用，俱能一目了然，供其参观。”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医史博物馆，创办于1938年，1959年归上海中医学院，在馆藏、陈列、机构建设、人员设置等均不断取得发展，出于教学的需要，陕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积极筹办医史博物馆，该馆现已升格为陕西省医史博物馆，收藏及陈列均较丰富多彩，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广州、吉林、成都、山东、甘肃、湖南、南京、北京、江西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办起了医史陈列室、馆。中国医史博物馆，其前身是1950年全国卫生展览会的医史部分，后划归中国中医研究院。此后，曾在该院多次复展并得充实发展。经过多年征集医药卫生文物等，于1982年建立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时，正式建立了中国医史博物馆，现有文物近4000件。此外，河南南阳有张仲景医圣词、陕西耀县药王山，孙家塬有孙思邈纪念馆、湖北蕲春有李时珍纪念馆，以及陈实功、万全、皇甫谧、扁鹊、吴尚先等古代医家和近代医史遗址，医家的纪念馆遍及各地，还有少数民族的医药胜地，如西藏的药王山、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扎仑（医学校）、内蒙古的三镇医学旧址等，都具有医史博物馆的性质。这些医史文物与胜迹，生动而直观地证明了中国医学的悠久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中国医史博物馆学是中国医学史与博物馆学交叉的一门新学科，是中国医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社会效益，也是中国医学史的一大特色。

医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过去，阐明过去则是为了认识医史经验教训、评价已往的医史人物，以前人为鉴，为的是今人和后人。因此，医史工作者所从事的劳动，是有益于当代，惠及子孙的事业。

医学史研究所涉及的对象，范围非常广泛，因此，这对医史工作者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史工作者运用德、识、才、学四条标准，既是对治史能力的衡量，也是对医史工作者基本素养的要求。

史德，即治史的道德和思想品德。秉笔直书，不隐不昧，实事求是，客观的反映实际，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应该继承和发扬。

史识，就是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总结表述等能力，“这样能力，既包括史学工作者的思维素质与能力，又包括史学工作者的开拓创新精神与能力。史学工作者能够做到，见微知著，洞察底蕴。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言人之所未言，知人之所未知，启示当今，预测未来，这就是‘史识’”。

史学，是指医史知识、医史学的理论。《隋书·经籍志》说：“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记，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尽管这样要求标准不甚完备，但其中“博”与“通”这两条有可取之处。博是指知识结构横向联系，通则是指知识结构的纵向联系方面。所以治医史，除了解医学各方面知识之外，在对专业专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还要具备多种学科的相应知识，才能提高医史学术水平，有可裨益。

史才，中治史的才能，如研究能力，史实真伪曲直的鉴别、分析能力、组织、综合能力、语言的表达及写作能力等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说：“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对于写出的医史文章和书籍应当论从史出，言必有据，将科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就须要有史才。

中国医史队伍是由医、文、史，哲各科人员组成，整个的知识结构比较合理。还有相当一批医史爱好者，有的人也取得了良好的研究成绩。

在中国医史研究的长河中，医史工作也曾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有它轰轰烈烈的年华，也有惨淡失落的岁月。中国医史工作者经受了这种沉浮的考验，近十余年间，我们已培养医史学硕士近百名，医史学博士10余名，更接受国外有志中国医史学博士研究生，以及短、长期考察访问学者等等，表现出了对医史工作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难能可贵“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虽然在面前还有种种困难，但中国医史研究正在走向世界，这是大趋势。中国医学通史的完成，是中国医学发展在本世纪九十年代中空前的比较系统全面的一次总结，但绝非最科学完美的终本，尽管现在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困难，其他学科文明史需要医史，人民需要医学史，医学发展需要医史，我们相信未来将更加光明。让每一个医史工作者、医史爱好者、热心并支持中国医史研究的志士仁人，为繁荣中国医史研究事业而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使我国医史研究、教学的后来者能在一个更好的基础上大步迈进！

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

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

元谋人。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以后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后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山顶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处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余处。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余处。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1～1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普遍和丰富多采。

原始人类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一、原始人类体质的演变

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

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

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

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

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后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显著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后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后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河套人。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山顶洞人。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二、原始人类的疾病

（一）口腔疾病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牙齿资料，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以及磨耗等。牙周病蓝田人下颌骨右侧第一臼齿的颊侧齿槽上，有显著萎缩和边缘变厚的牙周病理变化的痕迹，该臼齿因病于生前脱落，致使右侧全部牙齿和左侧两颗门齿向缺隙部位倾斜。山顶洞人老年个体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牙周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7%，如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牙周病齿数有172个（男118个，女54个），占牙齿总数的16.6%，且男性高于女性（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河南成皋广武镇遗址的15具人类下颌骨上，有10个生前患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有两个个体牙槽骨破坏较严重，有的牙根部几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为66.7%（周大成：河南广武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口腔情况，中华口腔科杂志，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发现的桐梓人六枚牙齿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一枚6岁儿童的左上第一臼齿和一枚属10岁左右个体的左上犬齿，釉质缺损尤为严重（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5年第1期）。

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候家窑村的许家窑人类化石，据铀系法断代，距今约10万年（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在一枚儿童上颌左中门齿的齿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显的黄色小凹坑，是缺损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约12000--16000年间，在贵州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下颌骨，一个右侧下颌骨体以及仅有前颏部位的四个下颌体中，共存留25颗牙齿，几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损型为主的患齿17枚，白垩型的患齿6枚，着色型患齿1枚，仅有1枚正常。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颌齿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齿与右第一臼齿缺损形状相当一致，是一种罕见的对称性缺损氟牙症（曹波：《化石人类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龋齿，广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有龋病痕迹，患部位于近中面齿颈处，牙冠的近中面有龋洞。江苏邳县大墩子保存于下颌骨上的牙齿计1035个，男性682个，女性353个，龋齿66个，占6.4%，其中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5.2%和8.5%，女性高于男性（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齿210个，有龋齿41个，患病率为19.5%，均较现代低（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齿槽脓肿，在晚期智人资阳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中均有发现。在资阳人的化石中，齿槽骨破坏严重，左侧三枚臼齿在死前已脱落，在残留的内侧齿槽壁上，有显著的结构极不规则的骨瘢痕。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化石中，与牙周病无关的9例根尖病灶中，占全部下颌骨数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圆形瘘管，其余3例具有明显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标志。9例中7个生前患有严重龋齿，牙髓暴露，其中6个由于牙齿过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于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质崩裂，使髓腔暴露所致。齿槽脓肿在山东邹县、山东西夏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颜词：《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许家窑人、资阳人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化石中，均有发现。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15个个体的牙齿中，将老年3人、成年10人、儿童2人现存的208个牙齿分类，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绝大多数。有因磨耗过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由此并引致牙髓坏死，颊、腭、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坏疽等。此外，根据牙齿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错位牙、牙伸长等疾病也较普遍（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韩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第2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从而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粘膜和齿龈，由此并易引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人类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二）创伤性疾病

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后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后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后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3：186．1955）。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后愈合。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余枚。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

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

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三、原始人类的寿命

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余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后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与医药卫生

一、火的使用对改善

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是否与人工用火有关。北京人遗址发现大量的用火遗迹。其洞穴遗址从上至下有十三层文化堆积，其中第四层有较厚的灰烬堆积，最上面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两大堆灰烬。第四层的灰烬厚达六米，灰烬中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石头，动物骨骼及树籽，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二、居住条件改善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

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后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三、婚姻制度的进步及其卫生保健意义

人类最初结群而，形成原始群。原始群早期，两性关系杂乱，还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过程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杂婚阶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产生血缘家庭的一个因素。

在血缘家庭内实行血缘群婚，这种内婚制婚姻在人类史上所占时间最长。长期内婚制因血缘太近，常使后代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当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女生育的后代，比内婚制的后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使人们对内婚制逐渐由怀疑而动摇，开始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互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便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态一般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其间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对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起着一定推动作用。《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所得的至理铭言，至晚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原始人类生产工具与医疗器具

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后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

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后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后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二、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后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三、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

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后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拔牙和头骨的枕部变形等均是原始社会的特殊风俗，若抛开其特定的涵义，其技术和方法与我国外科之发展不无关系。

原始人类药物的发现和使用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衣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衣……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

关于神农氏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有：“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於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路史》中叙述的传说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上述之鞭药磨蜃、察尝……实质是在辨别药性过程中的某种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实验思维推理总结过程。

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

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用药经验中，动物药的应用占着较大的比例，而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与原始时代的状况作参照比较。彝族用麝香疗蛇毒；纳西族利用蚂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疗关节炎；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跳过快；用熊胆拌温水，口服或擦患处，治眼疾；用鹿心脏晒干研末，口服或擦患处，治咳嗽；佤族熊胆泡酒，口服或擦患处，治咽喉痛或退高烧；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58～45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这些生动的事实，为我们考察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最初状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类学依据。

原始人类医疗技术的创造与发明

一、针灸疗法的起源

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钅咸）→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伏义……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义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义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野处而乳食.

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两千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关于医学的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著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

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

但要看到，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

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

但强调医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勿视其它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医源于圣人的创造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阐发医理，是人所共和的。医源于圣当然是一种夸大，把原始人类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医学知识，归结为少数几个无所不知全能圣人的创造，甚至夸大为医源于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合理内核，这些传说仍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为我们了解医学起源提供某些有益的根据。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很恰当的。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思维、巫术与医学

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发挥思维，进行哪怕是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原始思维那里，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群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

巫术逐步巩固下来，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了专职人员。在当时，巫师成为代表着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巫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后于医药卫生经验积累。巫师出现后，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用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说：“巫彭、……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但如果由于巫医之间存在着联系，就断定医学起源于巫，这是不真实的。

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神交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在本质上是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冲突的。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的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但人一开始就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后代，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动物的本能永远不能使其卫生反射成长为医学。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使人们不但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积累医学经验。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巫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在当时固然从事着神秘的宗教事务。其中一部分却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医学从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并逐渐冲破它的羁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

伏义氏：

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帝王世纪》称：“伏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我国医界千余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是先民对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作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神农氏：

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著本草四卷”。古代文献论述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著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

黄帝：

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姓姬，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传说他的发明刨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上述医学著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僦贷季：

上古时之医学家。《黄帝内经素问·移精变气论》中。岐伯在回答黄帝的有关问题时指出，“色脉者，上帝（上古之帝）之所贵也，先师之所传也。上古使僦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土，四时八风六合，不离其常，变比相移，以观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则色脉是矣”。明代徐春甫撰《古今医统》认为：“僦贷季，黄帝时人，岐伯师也。岐伯相为问答，著为《内经》”。

岐伯：

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於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俞跗：

上古医家，相传擅长外科手术，黄帝臣。西汉时期三位文史学家都记述了秦越人所论之上古医生俞跗的事迹。韩婴，曾任文帝时博士，约生活于公元前二世纪中，他在《韩诗外传》卷10写道：“中蔗子曰：吾闻中古之为医者，曰俞跗，俞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更生”。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35～？）在《史记·扁鹊仑公列传》中指出：“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鳢洒，镵石桥引，案扤毒熨，一拨见病之应，因五脏之输，乃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搦髓脑，揲荒爪幕，湔浣肠胃，漱涤五脏，练精易形”因此，二人关于俞跗医疗事迹之论述，应同出一源。稍晚於二人的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在其所撰的《说苑·辩物》中记述，则与韩氏基本一致。

伯高：

传说上古之经脉学医家，黄帝臣。晋代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撰《黄帝针灸甲乙经》，曾指出：“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侯，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其论至妙”。可知伯高之为医是以针灸之理论、临床和熨法等外治为特长，同时，对脉理亦多有论述。

少俞：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俞跗之弟，医术多与其兄同。

鬼臾区：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于五行之说。唐，王冰住《素问》黄帝问于鬼臾区所答：“臣积考太始天元册文曰”时指出：“鬼臾区十世祖始诵而行之，此太古占候灵文，洎乎伏义之时，巳镌诸王版，命曰册文”由此可知鬼臾区其人，当系神农氏后相传十世之世医。

雷公：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从《素问》中以及《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

桐君：

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著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於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

少师：

传说上古时医家，黄帝臣，以擅长人体体质之论而闻名流传于世。少师回答黄帝关于人有阴阳等问题时指出：“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少师对五种人的体质、性格、行为特点等进行了比较具体的叙述，少师之论点近世为朝鲜医学家发展为“四象医学”。

巫彭：

传说中之巫医。《山海经》有载。《说文》有“巫彭初作医”的记述。据考，巫彭乃黄帝臣，其医疗除用巫术为人治病外，还掌握有药物知识以治疗疾病。

巫妨：

传说中之巫医，儿颅囟经，以占夭寿，判疾病死生，世所相传，有小儿方焉，为占卜小儿寿夭疾病之巫医。

巫咸：

一作巫戊传说中之巫医。唐尧时臣，“以鸿术为尧之医，能祝延人之福，愈人之病，祝树树枯，祝鸟鸟坠”。《楚辞》记有“巫咸将夕降兮”。王逸注为“巫咸，古神巫也”。甲骨文中有咸戊。故有学者认为巫咸或即商王太戊之大臣。

苗父：

上古巫医；一称弟父。《韩诗外传》有：“吾闻上古医曰弟父。弟父之为医者，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综而言之，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后世学者誉归于伏义、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等。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后，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於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巫咸、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史学家的责任。

夏商西周时期医学

大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公元前770年，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三个王朝，这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由兴起到繁荣，最后逐渐衰落的时期。

夏、商、西周三代王朝的国家形式是以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国家统治机器如军队、刑法等也一代比一代强化，且对宗教职能给予特别重视。在属于夏纪年范围的考古发掘中已有卜骨存在，那时就已有巫教流行。商朝崇尚神鬼祖先，认为祖先是天神的化身。王是天帝祖先意志的代表，凡攻伐胜负，农业丰歉，疾病寿夭等都要卜问吉凶，有大批巫卜神职人员为商王供职，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力量，殷墟甲骨文中有关疾病寿夭的卜辞很多，医药卫生活动也在巫卜统治之下。虽然几乎完全在巫卜的统计下，但医药卫生特别在对人体的认识，疾病诊疗水平提高，以及专业医的出现等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启蒙与变革，医学科学开始蒙芽。西周时巫人从政作用虽然逐渐削弱，但仍有强大影响。

夏商西周时期卫生保健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实践的丰富，人们对命的价值更加关注。《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 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殷人思想中“五福”之“寿”、“康宁”、“考终命”（“考”即老，考终命指尽其天年）与居“六极”的“凶短折”、“疾”、“弱”均与健康长寿有关。

到了西周，健康氏寿的概念更为突出，金文中累见“万年眉寿”，“眉寿永年”、“眉寿无疆”等语，《诗经》中反映健康长寿的更多。如“馁我眉寿，黄耇无疆”。“东之君子，万寿无期”。人们如此重视生命，希望健康长寿，反映着卫生保健方面有了较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个人卫生

从对殷代卜辞的研究和出土的殷周盥洗用具，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养成扫地、洗手、洗面、洗头、洗脚等卫生习惯。如：盥、沫、浴、洗等字之甲骨文象已给人以生动的印象。

甲文有帚、扫、宝鸡出土之青铜器中见有如子帚洒形的文字，（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第182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近年出土的殷周陶器和青铜器中，据考古学家研究，其中有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陶器中有擦手去垢的陶搓，制作都相当考究。（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

殷代的贵族不仅用“汤”（热水）沐浴，而且还用潘，即煮热的浙米泔汁来沐发，《周礼》之“共（供）王之沐”。《疏》云“宫人，掌洁清之事，沐用潘、浴用汤。”三千多年前如此讲究的淋浴。无疑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反映。

饮食卫生，《周易》：“无攸遂，在中馈，贞吉。”意思是说妇女把家务以及饮食卫生搞好，是吉利的征兆。可见饮食在这一时期已作为一件大事受到人们的注意。西周时期统治阶级的饮食，有专门机构与人员管理，以确保饮食营养与卫生保管等。如：“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浆人，掌共王之六饮，水、浆、醴、凉。”

周人也养成了许多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如《周易》：“观颐，自求口实。”（《周易·上经·颐》）。意即要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又强调进食时要细嚼慢咽，不贪食过饱。

这一时期，还开始冷藏食品。《夏小正》记载：“三月参则伏……颁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夏小正》被认为是夏朝历书。可见我国远在三、四千年前就开始有藏冰的活动了。如《诗经》：“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诗经·风·七月》）。该诗是周人采冰的切实史料。《周礼》且有凌人之设。“凌阴”即藏冰的房子，“凌人”是掌管藏冰、用冰的专职官员。入春后，气温渐高，即将食物保存在置有冰的鉴中（即大口之罂），这时期的冰室建筑，已很讲究，它可以把冰保存到夏天。王者把冰颁赐群臣，可见当时用冰范围已很广泛。

其次，从古代一些记载和传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已注意用锻炼身体的方法来防治疾病。

舞蹈的历史悠久，在甲骨卜辞里就有记载。到西周时更发展为驱疫逐鬼的“傩舞”，剥去神秘的外衣，也有健身防疫的意义。田猎、角抵等体育活动在西周前后都有开展。可见我国人民在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很早就把医疗与体育结合了起来，为后世导引、气功、按摩等保健体操运动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先导作用。

夏商周时期，性与生育的卫生也开始受到重视。限制“注混乱”在我国历史悠久，据传说，伏义氏“始制嫁娶”，“以重人伦之本”“民始不渎”。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大进步，而且也是讲求性卫生的大前提。

二、环境卫生

夏商周时代，环境卫生已受到重视。首先是房屋建筑，注意了对环境的选择。如《诗经》记有“笃公刘，既溥且长，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觏于京（高丘）。”（《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日影）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歌颂扬公刘定居时选择高燥、向阳、寒暖适宜，接近流泉的地方。《诗经》所歌颂的公刘择地建居室的时代约在夏代。瓦的使用是西周人的创造，由于瓦能排水、防晒、保护房屋，无疑对人的卫生保健是大有裨益，在岐山凤雏遗址（今陕西岐山）和扶风召陈遗址（陕西扶风县）出土有板瓦、筒瓦等瓦上还有瓦钉或瓦环。其居室建筑之卫生条件更为进步。

通过甲骨卜辞研究，还可看出殷商时代已注意室内外洒水，清扫和除虫。如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甲骨中还有“洒”字等，说明居室洒扫在当时已被重视。西周这方面的记载就更详细，且其统治阶级已设有专门管理清洁卫生的官职。负责宫廷内外的除草、除虫、以及清洁水源的工作。《周礼》还记道：“赤发氏掌除墙屋.

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诗经》还记有灭鼠的活动，强调洒扫庭院堵鼠洞，堵好鼠洞熏杀老鼠。对预防传染病流行，保护环境避免污染有积极意义。

清洁水源、注意饮水卫生。水源与环境卫生关系最大，故凿井而饮。远在原始社会就开始了。夏商时，井凿的更深。河北省藁城台西遗址，发现我国商代两眼水井，其结构坚固，至今仍很完整，还在井内发现了提水的陶罐。西周时已认识到凿井不仅是为了取水方便，而是为了更有利于清洁卫生，强调要经常淘井泥，使井水保持清洁。《周易》：记述一新来的邑主看到当地饮水情况说：井水太浊了，喝不得，要淘干净，才可汲用。《周易》强调：井壁垒好后，井水变得清凉爽口；要求人们打完井水后要加井盖，防止因炊污水而染病，才会大吉。

与此同时，夏商周期时，人们对生活污水的处理也十分重视。代表夏商文化的淮阴平粮台古城遗址之宫殿地下已有陶排水管之设置。周原遗址之西周早期宫室所设之下水道之直经已达20－30厘米，长度为1米陶水管还与排水阴沟、明槽相连通，汲水排到院外的“大池”中，这是一套比较合理的排水设施，对于改善居住环境卫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周原陶水管的发现，不但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为研究我国古代环境卫生设施及其在防病方面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线索。

商周医事制度

一、宫庭医生分工

商代有管理疾病的小臣：中国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释“小疾臣”认为：这种职官既医治疾病，也从事医疗管理工作。（胡厚宣：殷人疾病考，《甲骨文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3年）。它是我国文字迄今所见最早的医宫。周代医官是继承了商代医官发展而来的。

《周礼·天宫》将宫廷医生分为以下几科：“食医，中士三人”，主要职责是“掌合王之六食、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食医，是管理饮食的专职医生，是宫廷内的营养医生，主管帝王膳食，是为王室贵族的健康长寿而专设的。“疾医·中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养万人之疾病”。疾医相当于内科医主。疾医已经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施治万民疾病。这说明“民”的社地地位已有所提高，并在宫廷医生治疗疾病时反映了重民思想。“疡医·下士八人”，主要职责是“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刮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疡医相当于外科医生，专管治疗各种脓疡、溃疡、金创、骨折等。疡医在宫廷医生中地位低于食医、疾医，属下士。兽医，下士四人，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兽医主要治疗家畜之疾病或疮疡。（《周礼》成书的年代较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西周职官情况的真实记录，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和相当曲折地反映了西周职官的情况，古文学家在全面清理西周铭文中职官材料之后，以西周当时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重新对《周礼》作了研究。认为《周礼》在主要内容上，与西周铭文反映的西周官制，颇多一致或相近。因此，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周礼》是西周职官问题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周代宫廷，把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这是医学进步的一个标志，它有利于医生各专一科，深入研究。《周礼》宫廷医学的分科，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分科记载，开后世医学进一步分科之先河。

二、医政机构设置

周代建立有较为完整的医政组织和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为提高医生的技术水平，促进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专职医疗人员，属天官冢宰统辖

设医师之职官，总管医药行政。

《周礼·天官，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在医师之下设有“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协助医师进行卫生行政管理。上士和下士主要协同医师管理医政；府二人管理宫廷药物库藏保管和供应；史二人管理宫廷文书和病案。徒二十人，看护病人或接受差役杂务。

医师考核与俸禄

《周礼·天官》记载：“医师掌……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医师负责年终考核医生，以其诊治病人的疗效优劣分为上……下五个级次，每个级别享受其相应的俸禄。这样的考核规定和报酬制度，出现在西周，实在是难能可贵。

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

《周礼》载：“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种制度的建立，对于积累原始病案资料，总结治疗经验和教训，无疑有其积极的促进作用，标志着周代医学已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二）卫生防疫管理

天官属下设凌人“掌冰”，主管即凌阴（冰室）。“正岁十有二月，令斩冰。……夏颁冰，……秋刷。”其人员达90余人，一年四季，有着严格的工作秩序。“官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井匽，除其不镯，去其恶臭，共王之沐浴。”井，指漏井，匽路厕；为其井匽，是设有一种漏井，使污秽之水流入，以保洁除臭。宫人是负责宫廷中污水排除的职官。结合地下陶水管之发掘，可为文献记述的实证。饮食卫生方面，设有“内饔”职宫，其职责之一是“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具有卫生检查监督之职。地官司徒之下有司救，设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人，其职责之一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即发生天灾疫病时进行巡回救护。

秋官司寇之下有庶氏、翦氏、赤发氏、蝈氏、壶涿氏、蜡氏、野卢氏等，他们有的编制达百余人，执掌之事是各种各样的除害灭虫工作，方法是用牡菊、嘉草、莽草、等驱之、烧之、攻之、熏之、酒毒之、杀灭之，以及“令扫道路”。

（三）卜、祝、巫等设置

周代巫术仍较盛行，其设计也较多。如：大卜、掌占卜，其职司之一就是卜问疫病能否痊愈。大卜为众卜之长，由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其下有卜师，卜人数十人组成。

大祝，为祝官之长，有下大夫二人执掌其事，“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年，求永贞。”除疠疫。

司巫，为群巫之长，掌群巫之政令。群巫中男巫、女巫均无数，男巫负责逐疫除疫病。女巫负责以草药熏浴，祛疫防病。

从《周礼》所载可以看出在西周后期医巫开始分离，专业医生出现，卜、祝、巫等神职人员失去对医药的控制，其地位下降。医学开始独立发展。此期，医学理论萌芽，食医结合，环境卫生思想的产生和实施等，都为医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夏商西周时期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

一、对人体的认识

甲骨文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代文献，其中包含有可供研究殷商时期对人体、疾病认识的宝贵史料。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

甲骨文中还有的器官、骨连接或一些生理现象的名称。心，象人的心脏形状，这是甲骨文中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内脏器官名称。

《尚书·盘庚》是商王朝的文告，其中有“不忧朕心之攸困”及“今予其敷心腹肾肠”等语，可知当时也已知道肾、肠等其他内脏器官，只是目前在甲骨文中尚未发现。

此外还有骨架的象形、脊柱骨的象形。血字象在祭祀时将血盛于器皿之中。尿，人前加水点，象人遗尿之形。屎，人后下数点，象人遗屎形。泪，象目下垂泪，郭沫若谓当系涕之古字。

甲骨文中还有不少反映生育功能的字。孕，表示怀孕后，腹内有胎儿。还有左为床形，右为孕妇，全字表示孕妇躺在床上待产。

冥，是用手接生。以及人的正面象形、产户、手的象形等。乳，象妇女在给待哺的婴儿喂奶，婴儿在口中含着乳头。

殷墟甲文涉及问孕育的卜辞很多，主要卜问：是否怀孕、什么时候分娩、是否顺利，以及预测分娩时间等卜辞。

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二、对疾病的认识

甲骨文中, 常见下列一类字形：

如床的象形，人体的象形，“汗”或其它液体的象形，整个意思是人躺在床上大汗淋漓。即疒字的多种写法。

甲骨卜辞中发现的疾病名称及种类颇多。中如“疒目”，“疒首”、“疒耳”、“疒自”、“疒口”、“疒齿”、“疒舌”、“疒手”、“疒肘”、“疒胫”、“疒止”、“疒足”、“疒身”、“疒腹”、“疒项”、“疒臀”、“疒膝”、“疒骨”、“疒心”等40多种病名，仍处于十分笼统的水平。例如：

疒首：“甲辰卜，出贞：王疒首，亡。”意思是：商王武丁患头病，是否延缠。

疒目：“贞：王其疒目。”（《合》一六五）意思是：商王武丁未眼病了吗？

疒耳：“贞：疾耳，佳有？”意思是：耳朵有病，是否鬼祟加害？

疒齿：“贞有疒齿不佳父乙”（《乙》四六二六）意为患齿疾，是否为父乙降祸。

疒舌：“甲辰卜、古贞：疒舌，佳（有）”意思是：得舌病，是否为祸害。《说文》：蚩虫也。“蚩”,在此当是一种祸害人身体的虫子。

值得注意的是商朝人还能根据病人症状体征的若干特点加以相应命名，如：“疒软”“疒旋”，前者似为周身软弱无力之疾，旋，似为人头脑眩晕之义。

甲骨卜辞不仅载有“疒齿”,且有龋齿，鼻息肉等记载。“龋”字甲骨文象牙齿生虫的象形。

鼻息肉：甲文中有卜辞：“贞，妇好佳出，疒？”大意是妇好鼻子长出肉，是疾病吗？这是目前世界上首次见载的鼻息肉病例。

特别应予重视的是殷墟甲文中的“疒疫”，反映我国传染病流行的最早记载。

卜辞中“疒年”当是疾病流行之年。也反映了当时传染病、流行病的认识水平。

西周是继商之后，对疾病的认识较之商朝有更多进步。参照《周礼》记载更连系季节，春、夏、秋、冬分别有痟首、痒疥、疟寒、嗽上气等疾。外科病也有肿、溃、金、折诸疡，分类更具体了。

夏商西周时期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一、疾病的诊断

殷商时代，人们己开始注意对疾病的诊断，从对甲骨卜辞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人们主要是应用迷信手段，祈求神灵来判断所患之疾病，但卜辞终究为人所造。如：“丁己卜，贞：亡（无）降病”。降病，即患肛肿病也；“贞：今夕其雨病”。雨病，即六淫阴阳风雨晦明中之雨淫症也。到西周时人们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逐渐摆脱巫的束缚。如《周礼》记载：“以五气、五声、五色胝（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功。”这说明西周前后，在诊断疾病方面，已开始涉及到望诊、闻诊、问诊、切诊的内容。

“五气”，郑玄注为“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司马迁的解释生动而具体：“故音禾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五色”，郑玄注：“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对“九窍”、“九藏”的认识，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篇，已有诸多脏器之名。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周礼》所载有关“四诊”内容非常实际，是完全以病人的内外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的，没有丝毫的神秘味道，为以后中医诊断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重视诊断疾病的基础上，已开始强调病历的书写。《周礼》“凡邦之有疾病者，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这些病历资料虽未保存下来，但说明病历记载在我国的历史是极其悠久的。

二、疾病的治疗

（一）药物疗法和食疗

应用动、植物、矿物治疗疾病，虽在原始人类就开始了，但进入殷商后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周礼》“聚毒药以共医事”《尚书》“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说明商朝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殷商时期，还有两个重要的创造，一为酒应用于医药，二为汤液，即汤剂的发明。这在治疗学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殷周时期，食疗已具有了一定的雏形，伊尹精于烹调。传说伊尹和商汤谈话时，就讲了许多烹调问题。其中就有“阳朴之姜，招摇之佳”的话。姜桂既是肴馔中的调味品，也是发汗解表的常用药物。所以有人认为“桂枝汤”是从烹调里分出来的最古处方之一。《周礼》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咳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周礼·天官冢宰下》）。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食治、食养思想在西同时期的发展反映了对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

（二）外治法

据卜辞统计涉及针灸治病的有2条，按摩治病的有6条，拔牙止痛的有4条，接骨复位的有一条。足见外用法，在殷商时代已普遍应用。

按摩远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人们自我保护的使用摩擦或抚摩手法，以缓解或解除疼痛的经验积累。通过对殷商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我们更肯定了这一疗法历史的悠久。

针砭治病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像一个人手持尖锐器具，治疗病人腹病疾病。殷商至西周针刺治疗，或者用的是砭石，隋代医家全元起认为：“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命之针石。”近年出土的殷周随葬品中，有一种柄部雕作动物形态的玉制弯锥器，器形精美，据有关专家认为当是奴隶主专用的砭石针。如殷墟出土的原名“玉虎”，全长6厘米，虎作匍伏状，嘴下有穿孔，尾为锥体，锥角约40°。殷墟西区出土的一件原名“玉鱼”，近鱼口处穿孔，鱼身有鳍纹，鱼尾之外附加一鸟嘴形弯锥，锥角约45°等等。这些随葬品形小巧，针身细长而锋利，不可能是兵器、饰物或生产工具，当是为奴隶主制作的精美医疗工具——针石。

考古工作者1985年10月在广西武鸣县马义乡一处西周墓葬群中发掘出土青铜针两枚。据鉴定，确认为西周时期的针灸针。“灸焫”疗法，在殷商时已普遍应用，甲骨文的“焫”字，手所持的草束火炷虽不能肯定其为艾草，但无疑是用以治病的草炷。实际上，古人发明“灸焫”治病，起初只取其温热以驱寒，并不限于什么特定的草。《说文》：“焫，烧也”；《一切经义》:“焫，古文热”；《通俗文》：“燃火曰焫，焫亦烧也”。至西周，灸焫可能已选用艾草，因为《诗经》已记有“采彼艾兮”，（《诗经·土风·采葛》）。毛注：“艾所以疗疾”。

疡医，即外科医生，他们治疗的疾病范围广泛，既有疮疡、痈肿，还有故伤与跌打损伤。“金疡”即指刀刃的创伤，它除包括战争、其它斗殴所致之创伤外，也包括刑罚所受之伤。

从《周礼》记载还可以看出西周前后对疮疡痛肿、跌仆、刀伤在治疗方面已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既有“内治”也有“外治”，既有药治，也有食养。唐·贾公彦疏：“凡有疡者，受其药焉”。又说：“凡国中有疡，不须身来者，并于疡医取药焉”。“祝”，是“以药敷其伤处也”。“刮”是刮去脓血，相当现代的清疮；“杀”是以药物消除伤口坏死组织，所谓“以五毒攻之”，我国外科用汞砷之化学制剂即源于此。

夏商西周时期药物知识的不断丰富

一、天然药物知识的积累

人类对药物的认识、选择和应用，是从天然药开始的。夏、商、西周三代已在植物类药、动物类药和矿物类药的认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村商遗址中曾出土有30多种植物种仁，其中可作药用的有桃仁、杏仁、郁李仁等。在河南安阳商代妇好墓出土的玉杵臼、杵身和臼内存留有浓厚的朱砂痕迹，当为粉碎、研磨宋砂等矿物的器具。

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不但记载许多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有不少直接是记述药用的卜辞。如禾、粟、麦、秜、稌、菽、麻、葑、黍、马、牛、羊、豕、犬、鸡、玉、石等。

殷墟卜辞反映的药物知识，仅仅局限于巫医用药情况，还不能反映当时药用知识的全貌。

周人比起殷人来更重视农业，而以植物药为主体的中国传统药物学其形成与发展，和农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诗经·七月》中记载可入药用的（远志）、郁（郁李）、桑、蚕、蘩（白蒿）、萑苇（芦苇）、蜩（知了）、（野葡萄）、葵、菽、谷、枣、稻、瓜、壶（葫芦）、苴（麻子）、荼（苦莱）、樗、黍、麻、麦、稷、茅、韭等。《诗经》载有三百种可入药的动、植物和矿物，由于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增多，周人到周原定居前后，已掌握制饴技术，留下了诗句。

药物知识与经验的积累，用药实践的发展，带来了药物理论的升华。《周礼》中提出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的理论。五味是醯（味酸），酒（味苦），饴、蜜（味甘），姜（味辛），盐（味咸）；五谷是麻、黍、稷、麦、豆；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而是草木虫石谷五类药物，关于药物分类的思想已显出端倪。五行学说与药学的结合，药学与预防、药疗、良治实践的结合，是《周礼》所载药学知识、经验与理论的两个显著的特点。

二、酒的发明和药用

（一）酒的发明

晋人江统在《酒诰》里载有：“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说明煮熟了的谷物，丢在野外，在一定自然条件下，可自行发酵成酒。人们受这种自然发酵成酒的启示，逐渐发明了人工酿酒。

我国最晚在夏代已能人工造酒。如《战国策》：“帝女令仪狄造酒，进之于禹。”据考古发掘，发现龙山文化遗址中，已有许多陶制酒器，在甲骨文中也有记载。藁城县台西村商代墓葬出土之酵母，在地下三千年后，出土时还有发酵作用，汉代班固在《白虎通·考点》中亦有芳香的药酒意思的解释。罗山蟒张乡天湖商代墓地，发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酒，它装在一件青铜所制的容器内，密封良好。至今还能测出成份，证明每一百毫升酒内含有8239毫克甲酸乙醋，并有果香气味，说明这是一种浓郁型香酒，与甲骨文所记载的相吻合。

周代，酿酒已发展成独立的且具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并设置有专门管理酿酒的“酒正”、“酒人”、“郁人”、“浆人”、“大酋”等管职。

（二）酒的药用

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大量用之）。酒的发明和应用，促使用药范围不断扩大。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黄帝内经》指出古人作“汤液醪醴”，其医疗作用是“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古代医生治病时常借助于酒力，使药物取效。“酒为百药之长”即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

再从古“醫”字也可以看出古代医和酒的关系，醫，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说：“醫治病工也……从酉”。“醫，病声，酒所以治病也。”又说：“酉，八月黍成，可以酎酒。”在商代至周初文字凡是“飨酒”之酒都“酉”，甲骨文酉表示以罐储粮，发酵成酒，形似酒坛，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真实的历史文化。从“醫”字的结构可以看出“醫”字用病声和酒二者会意组成，说明古代医疗与酒关系甚密，体现了酒在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汤液的创制及意义

汤液即汤剂，是伊尹创制发明的。伊尹原是汤王的厨师，后被起用为宰相。《史记·殷本纪》：“伊尹以滋味说汤”《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伊尹既精烹调，又通医学。根据烹调饮食的经验以提高配制汤液的方法是很可能的。

汤液的创制发明，绝非是伊尹一个人，或非一个时期。汤液的发明，是无数先民通过千百年的生活实践，从采药用药与烹调中长期经验积累的结果。

汤液的发明，是医药发展史上的一次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是医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发明。

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的关系

巫，无论作为一种宗教、一种从事巫教职业的人，还是在广义上作为一种文化，其复合体是伴随着历史的前进从野蛮而跨进文明社会门坎的。在夏、商、西周时期，巫与医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

一、巫医及其职业

旧石器时代中后期，原始的巫教意识开始形成，那时的巫尚未职业化。商以前的城子崖他（们），可能拥有一些文化知识，是当时的文化人。

商周时期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巫师，他（们）能代鬼神发言、歌舞等，还能医治疾病，有的参与朝政，指导国家政事、策划国王的行动。巫师群体内进一步分化，便出现了比较专职的巫医。殷墟甲骨文中的“巫妹”，就是一位治小儿病的女巫医。《周礼·大聚》：“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反映了巫医在朝野普遍存在。巫教观念的严重存在与积淀，是巫医得以生存的重要条件。因而祭祀鬼神、禳除疾病的巫风盛行，大量反映在甲骨卜辞中。

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巫医的双重性（对医药的应用与阻碍）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

二、卜筮所涉及的诊疗知识

占卜在人类历史上曾广泛存在过，占卜除用巫术禳治之外，尚用药疗、灸疗、针疗、推拿按摩、助产和用手术拨牙、接骨复位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笼罩在巫术的氛围中。

卜辞中记载了大量的医药史料，是反映商周时期巫与医药的一面镜子，也产生了古代医案的萌芽。其中就有从得风病到死亡的全过程的记录，其先后经过一百七十六天，虽治疗语不详，但已有了医案记载的雏形。

《周易》中涉及疾病与医疗保健的若干理论思维与认识。

“（艮上艮下）［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说只注意到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就象一座宅院无人居住一样没有用。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是说脚趾最易受伤，但人们却往往认为这是小毛病，不太注意它，这样身体是不可能健康的。

“初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是说人的下肢肌肉丰满，但现在却不长肉了，这种局部反应可能是病态，使人心里不愉快。

“九三，艮不限，列其夤，厉、薰心。”这是说健康人的背厚腰圆，现在却腰胁部干瘦，这可能是一种病，使人心焦急。

“六四，艮其身，无咎。”是说要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人体重要脏器之所在，保护得好才不会有病。

三、白巫术中的医药活动

白巫术从主观上是想在神秘的环境中预占到未来的情况，或采取有效的方式治愈病魔，给人以健康。卜筮巫术是商周时最常用于诊疗活动的巫术。除此之外，还有：

禁咒。在施行一些巫术前，要配合以语言，如咒枣治疟之术，其方式与敬重鬼神恰恰相反，而是以语言配以模仿巫术活动进行，禁咒术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对鼓舞病人的勇气，增长信心可能有一定作用。

祝祭。是期望得到天帝、祖先和神灵的保护，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史记》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爪），沉之河，以祝于神……成王病乃瘳。”

祝由。它是以语言为主要手段并辅以一些仪式的祛除病邪的巫术，《素问·移精变气论》说：“余闻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也。”可知祝由治病的巫术古已有之，行术者与患者都想通过祝说病由而使病邪解除，具有心理治疗的某种成分。

禹步。相传大禹本人常主持祭祀、占卜活动。《禁经》受禁肿法中说：“五日旦即作法禹步法，闭气握固，若治病时，作想此手作热铁，义想前人病如雪，手著病（处）即散。又治病时常在病人生气上，若病人头上有浮肿，不得顿治使尽即伤人，当留少许明日更治。”关于禹步的使用，尚有三、七、九步之区别，并记载与呼吸相配合的方法。禹步之法是逐渐形成的，但与夏、商、同时期的传承是分不开的。

祓除、傩舞及桃茢。这些均属于行为巫术，《周礼·女巫》“掌岁时拔除衅浴。”这种洗浴、清洁身体，在巫术观念中，认为可除灾灭病，特别是利用春天的桃花水洗涤妇女身上的不洁，名曰洁身洗垢，其目的为驱鬼求育。

傩舞之风，在周代颇盛，大傩是在腊月前驱逐疫鬼的一种巫术活动，用以驱除疫鬼，故名打傩，或驱傩。

桃茢是用苕（芦苇花）作的桃木柄扫帚，古人认为它有驱赶魔鬼邪恶及疫病的作用。

卜筮测疾病。卜辞中诊断最灵的莫过于对妊娠和产期的推断。《易经》中关于“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都是对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

四、医巫的流变与趋向

巫是人类史前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巫产生以后，曾把人类医药的经验予以吸取、传承变异，给比较质朴的医药经验和朴素的知识披上一层灵光，在医学史上形成了一个医巫合流的混杂阶段。夏、商正处在这个阶段的鼎盛时期。

随着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崛起，人们在造成一个人化的环境的同时，逐渐地打破神化的世界，显示了人的价值，不断冲淡了对神的信仰。到了周代，特别是周末，巫、医消长的趋势已有了反差，医药知识与经验开始逐渐从医巫合流的堤岸中分流出来，按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且愈向前发展，医巫的流向分歧愈明显。文化价值的取向成为医巫的分水岭，医药的取向是科学文明与精英文化，而巫则基本上转向下层位文化和神秘主义。

回顾巫医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应当指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之作用是很不相同的。在巫作为历史发展新生事物诞生及其发展之初期，巫医作为有知识之人在总结利用医药知识积累方面，其作用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医学发展到运用唯物史观探求疾病病因、治疗的阶段时，巫医则在维护其唯心病因、治疗上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对抗，从而不再是促进的力量，而是转化为消极的阻碍势力，这种进步的取代约于西周之未。激烈争论和最终决裂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自东周建立至秦灭六国，历史上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争此起彼伏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大变革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职业医生和医学专著的出现

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二、哲学向医学的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医巫的分化，而且在渗透到医学之中，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所有名家的哲学思想几乎无不涉及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医学理论观点；医学著作也吸收和应用哲学概念和思想从而逐步建立医学理论基础，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因而使中医理论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哲学思想气息。

三、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

经验疗法可以上溯到巫医混杂的时代乃至人类形成之初。到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疗法可以看出当时已普遍使用复方，其医疗技术与方法已有药敷、药浴、烟熏、蒸气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术等；书中所载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门吹胀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内痔割除法十分巧妙。《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所载“经方”，属内科的著作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种207卷；外伤科有《金疮瘛疭方》30卷；妇儿科有《妇人婴儿方》19卷。这些专著文献的出现表明临证医学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之分工。

春秋战国时期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主要表现在盥漱、沐浴等方面。《礼记·内则》：“鸡初鸣，咸盥漱”。《礼记·曲礼上》：“主人未辩，客不虚口”，“虚口”，指饮宴后用浆与酒漱口，显然对保持口腔卫生是十分有益的。同书还强调饮食之前“先盥其手”，《礼记·内则》规定人们定期沐浴，清洁身体。同时还要求中上下分开使用，“浴用二巾，分别用于头身和脚的洗浴。当时王宫、旅舍等地也有这种供洗浴的设施，当时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视为一种待人十分恭敬的礼节。”沐浴不仅是一种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卫生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简便的治病方法，“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据《西京杂记》卷六载汉代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可见当时已使用唾壶，不随地吐痰。

饮食卫生，人们已经注意到饮食定时、定量、清洁，认为饮食必须按四时变化加以安排。《墨子·非攻》说：“食饮之下时，讥饱之下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有“十不食”，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等，当时人们讲究饮食卫生，由此可见一斑。

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吴越春秋》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陕西凤翔春秋时期秦都遗址发现“凌阴”（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战国时期冷藏井是宫廷中重要设施之一。这些“冰厨”、冷藏井等用来贮存食品，可防止食物发霉变质。

饮水卫生，为了确保饮水卫生，饮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洁得到严格的重视和管理。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污泥浊物，有的水井还设井台、井栏、井亭、甚至还有公用取水桶。1977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输水管道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

环境卫生，洒扫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如果不洒扫庭院，就会遭到卑视。如晋人曾讽刺晋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说：“子有廷内，弗洒弗扫”。有的都市里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孙子兵法》：“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强调了环境卫生时行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们还对不同水质与健康的关系作出了富有科学道理的论述。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养生。《庄子·养生主》总结出“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养生理论与方法，诸子都曾论述过养生尤其老庄的养生思想对后世医学、养生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行气玉佩铭》，为战国初期（约公元前380年）遗物，所刻内容为，“行气，深则蓄，畜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该文叙述了早期气功锻练的方法与要令。《十问》说：“深息以为寿”。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马王堆帛画《导引图》载有44种导引，其中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成为后世仿生导引术的滥觞。

二、疾病预防

“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知识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即源于此。

“大傩”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却蕴藏着早期预防传染病的思想。《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均能说明此期这疾病预防已为人们所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秋战国时期，用药品种日益增多，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复方疗疾，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

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

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

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

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

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临床各科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承周制，医学已有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伤科医生）、食医（营养医生）和兽医之分是肯定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曾为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五官科），说明从周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渐趋专科化倾向。

一、内科疾病

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记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表现与病因，例如《山海经》已有瘕、瘿、风、狂、疟和疫疾等十余种；有些还论述了症状与证候。

《周礼》中，已记载季节变换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所叙春季多发头痛，夏季易发疮疡，秋季常流行疟疾，冬季以咳嗽喘息为多见。这是通过对四时季节变换和气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观察中，反映了当时对部分内科杂病病因的认识。

《吕氏春秋·尽数》中不仅论证了瘿，而且观察到本病的发生与所在地的水质有密切关系。至於医学文献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论述已更为深入。例如：

《五十二病方》，并非内科专著，但也反映了当时对内科杂病的认识水平。其论述多以观察各种疾病的特点入手，例如“痫证”，就是以疾病发作时与马、羊等动物某些形态相似，而命名“马痫”、“羊痫”等，这种命名法在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多有启示，《黄帝内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已联系病因，脏腑经络气血以及病状特点来进行分类，已突出了类的概念。注意抓某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风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首风、大风、病风、偏风、风痹等。其中五脏风多属外感热性病范畴；偏风是指脑血管疾患，疠风、大风多指麻风病等。

《内经》对急症的认识也很突出。它把突然发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称为“卒病”、“暴病”、“暴疾”，范围所及达数十种，其中以内科病居多。有的突出症状特点，如痉证、呕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伤寒；有的以疾病性质别类，如热病；有的按病机区分，如厥逆；有的根据病位冠名，如心痛。内容多散见于各篇，但也有以“举痛论”、“厥论”、“厥病”、“热论”、“热病”、“刺热论”、“评热病论”等设专篇以论专病者。

《内经》还为中医治疗学提出许多正确的治则治法，因而对提高内科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科疾病

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同化脓性感染，外伤等的斗争，从而积累的外科治疗经验。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医疗工具，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或更早些。汉·许慎在解释“砭”字时指出：“以石刺病”谓之砭，《灵枢·玉版》更明确认为：“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原始人的钻颅术、拔牙成形等，无论其有否外科治疗目的，但均对外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外科医疗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了外科专门人才和专门外科机构的设立，据《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周代已设有疡医。“医师”明确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等四科。当时的疡医即外科，是四科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对比脓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鉴别、症状诊断以及某些治疗原则和技术、手术方法等。已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阐释，其理论在后世也有不断发展与进步。

《灵枢·痈疽篇》更设专篇依次由头面、项颈、胸腹四肢等论述了不同部位的痈疽，对其大小、颜色软硬、疼痛性质、诊断治疗原则以及预后等，作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如咽喉部位的“猛疽”，发于颈部的夭疽，发于颈腋之“马刀挟瘿”等20条种。治疗方法此期大约已有内、外用药物治疗、切开引流和手术截趾、指等三类。再如截趾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外科手术疗法，指出：“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已发明和运用放腹水的医疗技术。《内经》时代，不但能用筒针于腹部脐下三寸处作为腹腔穿刺点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实，夏饮补药”的护理原则。《五十二病方》以次论述了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病痫、婴儿瘛、狂犬病、体臭、皮肤病、毒箭伤、蝎伤、蛭伤、毒蛇伤、疣、癫痫、白癜风、肋间神经炎、毒虫伤、麻风、人病马痫、人病羊痫、人病蛇痫、泌尿系结石、腹股沟斜疝、内、外痔与瘘管以及痈疽、下肢烧伤等等共计52种疾病，从现代概念理解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外科疾病。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存目的《金疮瘛疭方》。再从该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作些叙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外科诊治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例如：

诸伤：论述了人体被金刃等伤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症以及各种用酒止痛等治疗方法；伤痉：由于金刃等外伤而引致之痉症。按其所叙：“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症状描述，可断定即破伤风。在其治疗的六个处方中，包括有炒盐令黄，布囊淬酒以“熨头”，取药汁“强启其口，为灌之”，…同时，从治疗方法和用药剂型的多样，也能反映出此时对破伤风的认识和治疗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冥病：即麻风病。“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尽管由于文字有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医学家对麻风病病困、发病部位、症状与预后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穨：即穨，属阴囊病范围，其中用以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疝气罩，或为疝气带，已有发明。如“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穨者肾与（月最）,即令穨者烦（握）瓠，东向坐于东陈垣下，即纳肾（月最）于壶孔中，…再摩之”。这种还纳疝内容入腹，再将缩小的阴囊纳入壶卢内，壶卢底部压迫疝环处而阴茎从壶卢孔穿出不影响排除小便的医疗技术，其设计已十分精巧。这种技术同后世所应用的疝气罩、疝气带等器具，在科学原理和使用价值上有相似之处。此外，该书在治疗腹股沟斜疝上还创造了外科手术疗法，其手术虽然比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所强调：“……，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挠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风及，易瘳。……”其文虽有缺损，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术方法与步骤是：先将阴囊之疝内容还纳入腹．然后将皮表向下引牵，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并于其伤口挠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疮面，并且强调不要接触风的护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环部位创伤，加之酒与灸刺激烧熨，局部必然形成较深广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闭锁其疝环，从而达到疝修补术手治疗目的。

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脉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门瘘管）以及肛门部搔痒、脱肛（人州出）等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技术的论述。仅就医疗与外科手术水平而言，对于“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进行烧灼结扎痔根的手术，对位于肛门旁大如枣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门吸出进行手术结扎切除疗法。对“牡痔之有数窍，蛲虫从道出者”，进行“先导以滑夏铤，令血出”的搔爬手术，并配合药熏疗法，更可贵者是对混合痔合并脱肛之“巢塞（月直）者”，创造出“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门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这一手术是非常先进的。

三、皮肤科疾病

不少皮肤病已描写或初步认识，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古病名，诊断和治疗方法正有显著进步。 《山海经》中载有疠、疣、疽、痤、白癣、疥、骚、垫、痈、底（胝）、皮张、腊、曝（皮皴）、肿等十多种病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30多种，还提到悦容和灭瘢。《战国策》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说明当时对麻风病已较熟悉，而漆身为厉则是人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记载。《庄子·逍遥游》述有：防治手足皲裂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世界上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录。

《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部载有多种皮肤病症和治法内容的方书。突出的表明了诊断与治疗方法的进步。其中，与现代相应之皮肤病有：

夕下：为腋下湿痒类皮肤病，如多汗症、腋下湿疹等；疣、马疣：寻常疣等；白处：白癜风；冥病：按本书成书年代，麻风病已为人熟知（称为“疠”），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经麻木症状，故考虑麻风病外，还类似于寻常性狼疮等皮肤结核病；乾骚（瘙）：皮肤瘙痒症及疥癣类。

上述病名虽较简单，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确地反映了诊断特点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疮等）或成为今日命名之滥觞；并根据不同诊断，采取不同有效治法。除祝由法外，各类治法约70条，有内服、外涂、灸疗、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药物有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30余种，并常采取多种疗法综合治疗，特别是疮疡疥癣使用了堆黄、石（砷剂）和水银（汞剂），这是领先于世界的记载。

四、骨伤科疾病

《灵枢》指出可以通过解剖了解人的形态构造，在《素问》和《灵枢》中，分别描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构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体的支架和杠杆作用，“骨为干”、“骨属屈伸”，同时，还论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脑，受脑统属。对全身的骨骼，主要关节均有记载和命名。

关于骨折的诊断分类：《阴阳脉死候》有：“凡三阳，……其病唯折骨列（裂）肤一死”的记载。“折骨绝筋”是指闭合性骨折。“折骨列肤”是指开放性骨折。

关于开放性创伤并发症《五十二病方》首先记载了开放创伤并发破伤风。认为伤口被“风”邪感染会引起“痈痛”。并观察到开放创伤感染有红、肿、痛、化脓、溃破，甚至创口生虫，经治后出现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症状病理变化过程。

关于骨痈、疽、肿瘤：对此类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记载有痈、疽、骨疽、肿瘤痛的一些症状。《灵枢·痈疽》又从病因病理、病变部位和症状表现上指出痈、疽的鉴别诊断。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发于四肢部位类似骨髓炎、骨结核的症状体征。发于膝部位的类似痈是“如坚石”，后世又称为“石痈”，与骨肿瘤关系密切。

治疗观点的形成：战国时代“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运动、运用导引等以强身防病的“治未病”观点。

《五十二病方》治伤、痈、疽的方法和用药，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变全身调治和内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内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内经》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在具体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法则。洗浴、外敷包扎、追蚀、切开排脓和发汗等。

洗涤法《内经》称为“浴之”。据《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载，“浴之”应用于创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涤法（包括痈、疽治疗），以及筋骨痹等温洗疗法。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较早记载应用水银膏治疗外科感染的文献。

导引和按摩疗法是这一时期对骨科伤病的重要疗法。

《内经》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连翘煮汤熏浴治痈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针药熨”。“今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认为药熨、熏浴能疏通气血，活血化瘀。祛风寒湿邪，这一疗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骨伤科宝贵的治疗经验之一。

五、妇产科疾病

《山海经》已记载了佩带某种药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种药可以使人“无子”、“不育”。

《周礼》明确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内则》更强调：“妻不娶同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扁鹊，具有多方面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他曾行医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由于当地人民重视妇女，便按当地群众的需要，当了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4～3世纪，就已有了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而行医于民间的医生。

《五十二病方》记有妇女常见病：女子（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是我国现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产命名的产科著述。其中有医论一篇，即“禹问幼频”，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和产妇的调摄；另外，还绘有两种埋胞方位的图形，显然是与迷信有关。

《五十二病方》中已记有“女子月事”。《内经》则更全面地论述了月经的产生及其与生育机能的密切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主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提出了月经是妇女的一种生理现象；明确了月经的周期性：女子14岁初潮，进入生育年龄；到了49岁，为绝经期，主育机能衰退，认为月经的产生主要是肾气，天癸，冲任脉的作用。《灵枢·五音五味篇》又说：“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病理特点。

关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诊断：

《胎产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论中把最初形成一个月以内的胚胎描述为“流刑”；指出胚胎发育至二、三月时，呈一团“膏”、“脂”状物；四、五月时，胚胎产生血与气；依赖气血的供养，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肤、毛发等各种器官组织。经10个月的变化过程、胚胎发育成熟，最后娩出母体，这在中国人体胚胎发育史上确实是最早的论述，北齐医学家徐之才的“十月养胎法”即源于此，从而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胎教”和孕妇保健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科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关于妇科疾病，《素问》已记载有女子不月，月事不来，月事衰少，血枯（经闭）；崩中，经水过多；女子带下瘕聚；还记有产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灵枢·水胀篇》更记有肠罩和石瘕，对其症侯特点和病变部位也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和分析。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肠罩与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相类似；石瘕与子宫肌瘤相类似。《内经》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妇科疾病的治则和方药。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气滞，导致的经少、经闭。《素问·调经论》则用消法，“消而去之”；若发生汤罩、石瘕、《灵枢·水胀篇》则用导法，认为“可导而下”。《素问·腹中论》为治疗月事衰少不来、血枯经闭，制定了妇科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经方剂：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方中有乌贼骨、雀卵、鲍鱼汁，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补肝肾；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为妇科处方用药树立了范例。

六、小儿科疾病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有儿科内容的医书。书中记载的“婴儿索痉”可能为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痫”可能为小儿热性惊厥，说明先秦医学对不同性质的小儿痉挛性疾病已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把小儿的生长发育与肾气的盛衰联系起来，给后世儿科医家从肾论治以极大的启发。书中还对小儿常见危重病症的症状、体征、诊断、预后有所认识，如《灵枢·论疾诊尺》载：“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音。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所述头发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症状，多为营养失调、消化不良、缺乏钙、磷所致。《素问·奇病论》对先天性癫疾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这与今之新生儿癫痫类似。

七、五官科疾病

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医籍对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症有所论述，并对某些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已明确记载女子七岁“齿更”、21岁“真牙（智齿）生”；男子8岁换牙，24岁主智齿。这和现代的情况基本吻合。《灵枢·肠胃》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毫无疑问，这些记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基础之上的，当时已注意到口腔疾病与营养、内脏的关系。对龋齿，《灵枢·论疾诊尺》根据压痛部位来诊断，云：“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并提出针刺疗法，如“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素问·缪刺论》）

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扁鹊专治耳疾，目病，实则为五官科之最早记录。

《黄帝内经》对五官疾病的记载还有龋齿、口疮、咽喉病、齿痛、舌本痛、舌本烂、重舌、舌纵、唇胗、眼疾、耳聋、耳鸣、鼻病等。

在五官病治疗上，《灵枢·九针论》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药。”它还强调食治。《灵枢·痛疽》记载：“痈发干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发，”对针刺治疗五官病论述也很充分，《灵枢·厥病》指出：“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这些方法至今还有沿用者。

八、针灸科

我国针灸历史非常久远，由于冶炼事业的发展，开始有了金属针，是在砥石、砭针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医缓曾对针灸治疗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论述。秦越人以砭石弹刺奏武王面部痈肿，并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说明当时是针石并用的，在医学专著中，《灵枢·玉版》说：“其已致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疽砭石”。亦皆说明，自远古以来，以砭石为针灸医疗用具的历史事实。

马王堆古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四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为马王堆古医书后三种之合，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马王堆古医书还有《五十二病方》，这些古医书皆只有灸法，而无针法。《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石神》、《经脉上》、《经脉下》等医学专著，由公乘阳庆、公孙光等传授于淳于意等流传于世。《黄帝内经》虽详于针而略于灸，标志着针与灸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仅从以下四方面阐述此期针灸学的主要成就。

经络学的成就：经络学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发现和认识的，从马王堆古医书、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仓公传》中的《黄帝脉书》等到《黄帝内经》，可以清楚看到，经络学从零散的记载发展到十一条经脉和十二条经脉的全过程；腧穴学的成就：马王堆古医书的两种灸经和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皆只有脉而无具体腧穴。《史记·扁鹊列传》始有“五藏之输”和“三阳五会”的记载，标志着腧穴出现。《黄帝内经》虽屡讲365穴，但实有双穴名135个，单穴名25个，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数，腧穴已形成腧穴分类、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个理论方面，说明其发展已初具规模。

治疗学的成就：在掌握针灸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在针灸治疗选穴、配穴和治疗三个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

选穴，已总结出循经选穴，即病在何经则选其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以及“按藏府选穴”的两种选穴理论与方法；关于配穴原则：主要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局部与远隔相结合三种配穴原则；各种病证治疗：以针灸治疗的病证主要有热病、寒热证、疟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证、喘证、水肿鼓胀、癫狂、痫疚、头痛、项强项痛、耳聋耳鸣、喑哑失音、齿痛龋齿、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伤、疠风等三十多种病证，为针灸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上述成就，标志着针灸学已由经验进入理性阶段，开始形成一门重要学科。

九、法医学

法医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的成文刑法最早见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可惜均已失传，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颂布李悝《法经》，这是一部集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的蓝本，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李悝《法经》制定的。

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法医学，大约就是从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开始出现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秋纪》都记载：“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即当时已有命令理官检验不同程度损伤的规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其中确有不少与法医学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同时出土的《封诊式》明确记载了许多有关法医学检验和刑事侦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我国法医学与刑事技术的萌芽时期。

秦律与法医学：1975年末，我国考古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和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

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部分，《法律答问》计简210支，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做出明确的解释。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法医学知识。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不同程度的损伤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毁损耳、鼻、唇、指等处以耐刑（是剃去双鬓及胡须的一种古刑法）；拔去须眉，斩下发髻处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体完整去服筑城的劳役）之刑；以针、锥等锐器伤人处以黥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劳役）之刑等，论刑时除了考虑到损伤本身的轻重外，也考虑到凶器的性质，如咬伤与用锥、针伤人的刑罚显著不同，对于使用锐器伤人被认为是情节严重的，秦律有剃鬓及胡须的耐刑之设，又有割人须发得受处重刑的规定，反映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须眉鬓发，说明毁容问题已列为刑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诊式》中提到“诊其痍状”，而在《法律答问》中又专对“大痍”作了解说：“何如为大痍？大痍者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这一解说正是大痍的诊断标准，这是战国时期进行法医学活体检验的又一证据。

《封诊式》及其法医学成就：《封诊式》中的“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格式或程式。《封诊式》就是有关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一部书籍。全书共有竹简98支，分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内容有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勘验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法兽医学检验（验牛齿）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质；同时这些内容也是以文书格式的形式出现的。现将其缢死之检验报告译文介绍如下：

缢死爰书：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缢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案。”当即令史某前往检验，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东，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项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2尺，尸体头上离椽2尺，脚离地2寸。头和背贴着墙，舌出齐唇吻，二便失禁并污两脚，解索，其尸口鼻有气出，如叹息状。颈部索迹呈淑郁色，不同项处长2寸，其他部位未见兵刃、木棒、绳索等损伤痕迹。房椽粗一围，长3尺，西距地上土台2尺，在上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迹。绳索长1丈，死者身穿薄绸单上衣、裙各一件，赤足。当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将丙尸运到庭院。

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当亲到停尸现场，检查绳索悬挂处，该处有绳索通过的痕迹，检查舌出不出，头、足离悬索处及地各多少，有无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绳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叹息状，索迹是否呈椒郁色。通过系绳处试脱头，能脱，再解其衣，详细检查全身、头发内和会阴部。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难走缢死。若死后经过较久，口鼻可无喟然叹息状。自杀者必有原故，应讯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案例，特别珍贵的是对索沟性状的描述，以“不周项”作为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作为生前缢沟的特证，法医检验已达到很高水平。

《封诊式》记载了外伤流产和麻风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流产胎儿的检验鉴定方法。

在现场勘验方面，一些案例详细记载了现场的方位、四至、停尸处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现场的血迹、足迹、手迹、膝迹及工具痕迹，现场上遗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证等。

由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封诊式》就是一部以文书格式形式出现的秦代刑事技术书籍。说明我国古代法医学的萌芽阶段。《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丰富的法医学内容的刑事技术书籍。

战国时期的检验制度：

检验程序：从《封诊式》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已有一定的检验组织制度，每个案件“爰书”的开头，都有一段作为检验前提的报案，是由基层人员的里典、求盗到县报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县令或县丞命令令史率领隶臣等前去勘验。检验时允许家属和有关的同里人参加共同观看，检验后由令史写出检验报告书，报案加上检验报告书就成为县令或县丞处理该案的依据。

检验人员战国时期已有明确分工，如令史：是一县之中的下属官吏，负责进行活体检验、尸体和现场检验，还负责拘捕人犯；医生：参加与疾病有关的活体检验，不参加尸体检验；隶妾：即女奴隶，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由经产的隶妾进行；隶臣：即男奴隶。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

其中令史是负责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是刑事警察、侦查员、法医、痕迹检验员的前身。

检验报告书：相当法医鉴定书，其内容包括：

报案因由：简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别、职务或等级、住址等），因何故前来报案；检验记录：首先注明指派的检验人员姓名、身分，然后详细记录检验的经过，检验的所见；结论：根据检验结果作出结论，要求简明扼要。

《封诊式》就是提供检验报告书标准格式的书籍，供检验人员书写检验报告之参考。

春秋战国时期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在春秋时期已产生了一些概念和简单的理论认识，而到《内经》时代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以春秋战国时医家们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当时的自然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形态功能及其与人体其它组织器官相互关系的中医生理学说。

脏腑的形态与名称：《内经》之前和各种现存的和出土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尚无系统论述人体脏腑的形态结构者，不过到春秋时期，对脏腑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和虢中庶子的对话中已明确提到了“脏”、“五脏”的概念。并有“胃肠”、“三焦”、“膀胱”等名称，表明公元前6～5世纪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已有所进步,同时“五脏”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当时医家已经注意到了五脏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对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肠（即小肠）、广肠（即大肠）的位置、长度、广度、重量、形状、递接关系等一一具体描述，这无疑是当时实际解剖观测结果的记录；若以所述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为37∶1为例，说明当时的解剖观测是有一定依据的，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内经》对其它脏器形态结构位置的有关描述，无疑都是解剖观测的结果。尸体解剖的实施为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素问·五脏别论》：根据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一胆、胃、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为医界接受，并为后世所遵从。

关于五脏与躯体组织器官的关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脾发于鼻，肝发于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文子·十守》则云：“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说明战国时期对五脏与驱体组织器官关系的认识尚处于多说并存阶段。由于《内经》本身的理论比较系统，故逐渐统一起来。

《内经》还提出了脏腑相关的理论。它认为五脏六腑虽各有功能，但总体上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其一是认为五脏与六腑之间的表里阴阳相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认为五脏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气血精津液学说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的产主、分布、形态、运行及其机能等的中医生理学说。这一学说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集中地体现在《内经》一书中。

《内经》把人体内的一切精微物质统称为“气”。进而又把“气”区分为性质各异的六种。分别称之为“精”（狭义）、“津”、“液”"、“血”、“脉”。据《内经》有关内容可知：狭义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肾精：《内经》认为肾精是由五脏六腑之精气汇集而成，当人发育到一定的阶段，肾精满溢，两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体的基始物质，所谓“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经脉》卷三）。狭义的“气”是指由上焦宣发出来，呈雾露状的、对人体有充养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质。《内经》认为，“气”在人体中是无休止的运行着。《灵枢·脉度》所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灵枢经》卷四）。气的流行不已，才能对身体各组织器官发挥滋润濡养作用。

《内经》确立了气血精津液学说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

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络学说的重点。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

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有人认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脉。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因此大部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四、病因病机学说

病因病机学说是关于人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发生、变化机理的学说。中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在春秋时已露端倪，而到战国时则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1、病因学说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天气现象的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关于病因的记载。例如，该书认为外伤所引起的“痉”证是由于“风入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婴儿索痉”是因“产时居湿地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湿邪所致。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伤、毒蛇和其它毒虫咬伤、植物中毒、寄生虫等等。

到战国时期，人们对病因认识更为拓宽和加深，已从天气现象、个人生活环境、饮食劳作、生活习惯、精神情志、社会环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的病因学说。这种病因学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韩非子·杨权》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韩非子》卷二，1123页，《二十二子》本）。

《内经》对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经》卷七，71页，商务印书馆。）。概括了《内经》病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病因内容主要有天气因素（风、寒、暑、湿、燥、火）、情志因素（怒、喜、忧、思、悲、恐、惊）和饮食起居（饮食、劳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对于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内经》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2、病机理论

病机理论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虢中庶子及扁鹊关于虢太子之病病机的论述，涉及到正邪斗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失调。表明对病机的认识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病机学说已具雏型。《史记》同一篇还记载有扁鹊论齐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这是最早的疾病传变论述。

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关于疾病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这一学说在《内经》中有集中的论述。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认识到是体虚与外邪共同作用的结果，邪气单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经·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卷九。《内经》还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样的，例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还将人的体质按五行分为五大类二十五小类，并指出了各种类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发病时间。

生活环境与人的体质及其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战国时也已被注意到。《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环境及其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性与各方人们的体质及其易生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内经》还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重视疾病的发生与四时更替、月相盈亏等天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仅人之生理机能随天时而变化，而且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也受其影响。

关于人体在病邪作用下发病后的病机，《内经》也作了大量的论述，构成这一时期病机认识的主体内容。《内经》对病机的认识不仅涉及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还深入到许多疾病或病证的具体发病机制。关于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内经》详明地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各种病变形式及外在症候表现，如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气机失调、经络气血凝滞、厥逆、十二经是动病和所生病，气血不足、气血逆乱、气滞血菀等等。关于各种疾病或病证的具体病机，《内经》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疟、风、伤寒、温病、两感、肾风、风水、酒风、消瘅、鼓胀、肠蕈、石瘕、血枯、肠蕈、伏梁、息积、痈疽、瘰疬、阴阳交等数十种内外科疾病和病证，这标志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的“阴阳”概念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两种基本的物质之气，春秋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阴阳之气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天象、气候、物侯等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异常。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还着重阐述了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升降出入的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对季节、气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阴阳”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是指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属性相反的两类事物，或一个事物中属性相反的两个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进退、动静、生杀、强弱、明暗、寒热等等，《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高亨《周礼注疏》卷五·544页，齐鲁书社，1979），即是对阴阳属性的表述。由于阴阳属性是相对的，故而在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又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文子缵义》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页），即表述了这一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这两段话中的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即是按五行将味、色、声、节各分为五种以入五行之类，五行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五行相胜理论在春秋时也已产生。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水胜火”（《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火胜金”（《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可以为证。

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吕氏春秋·应同》所载邹衍“五德终始”论中提到了“土气”、“木气”、“金气”、“火气”、“水气”，这便是五行之气的概念。从邹子的“五德终始”论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气与五行归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之气分别支配着相应的五类事物；五行之气也有五行相胜关系；五行之气按相胜之序递胜（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另一个进展是明确了五行主时和五行方位的理论。

阴阳的概念在医学中应用较早。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即有阴气和阳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阳缓而阴急”（《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59）。“破阴绝阳”等语，既有表示属性的“阴阳”，也有表示物质之气的“阴阳”，表明在春秋时期阴阳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礼·天官冢宰》医师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养其死生（《周礼注疏》卷五，见《十三经注疏》，666页）之语，这显然是运用五行概念来归类，以诊断疾病的指导疗养，所以五行概念应用于医学当在《周礼》成书之前。

《内经》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例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发挥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诸子著作对五行主时只论及五行所司季节和日期，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五行主时落实到时辰，为建立和发展医学理论服务。

《内经》中的阴阳概念也包括物质之气，即阴气和阳气。基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内经》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与天地阴阳二气呈同步一致的消长变化，认为人身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应。脉象是人体气血阴阳状况的表现。脉象应四时阴阳即意味着人身阴阳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素问·脉解篇》还根据一年中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规律及其变异来解释各月份人体易产主的病症，认为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完全时应相符。阴阳二气失调，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内经》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归类和五行之气两种意义，《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五行进行了归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表（表3－2）：

《内经》上述五行归类的理论意义在于运用五行学说来推求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生命现象之间以及脏腑与体外事物之间的同类相区，五行相克和相生的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和养生治疗理论。

《内经》的这一理论虽然失于机械，但它注意到了人体机能活动有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与天地总体变比节律有统一性并影响到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内容的。

春秋战国时期军事医学

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二）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春秋战国时期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Ｋ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春秋战国时期医家传记

一、医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二、医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三、医呴

医呴,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呴王疗痔皆愈。张子之背肿，命呴治之，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呴应是一位医疗技术高明的外科医生。

四、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秦汉时期医学

战国末期，秦国逐渐强盛，至公元前221年，相继翦灭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秦朝，进一步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但因其横征暴敛，焚书坑儒，对人民实行残酷的劳役，很快在农民起义冲击下土崩瓦解了。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公元8年），沿袭秦制，但崇尚黄老之学，实行所谓“无为之治”，使人民“休养生息”，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财富积累，人口大增的局面。自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影响到东汉乃至整个封建社会。其后，新莽王朝（公元8～25年）以“复古”为名挽救统治阶级的危机，结果招致改制失败，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公元25年，刘秀称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公元25～220年）。

秦汉时期的经济，北方发展比较快。齐水渭水间的黄河流域，是当时全国经济的中心。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发展，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先后成为当时经济文化交流和政治中心。国内交通的进一步开凿，丝绸之路与东南海运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内外交流。全国人口从秦代两千万到两汉达到五千多万。

汉代官方重视典籍的整理、注释，形成“经学”。在经学内部今文经与古文经两派之间的斗争激烈。经学的治学方法及思想观点对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秦汉之际，神仙方士得到帝王的青睐。从战国至秦汉，齐燕一带方士很多。秦始皇、汉武帝、都迷信神仙。秦始皇派韩终去寻求不死之药，派徐市入东海求神仙，派侯生和卢生访求仙药。汉武帝求仙50多年，重用李少君等方士，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方士，但长生仙药终未得到。这些失败并未导致神仙思想幽灵的消灭，而是以变态形式逐渐演化，方士的活动与医药和保健有着密切的关系。

约在西汉时，佛教已流行于西部各地，随着西部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佛教遂传入内地。另一方面，东汉时期在中国产生的道教，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一些修行的方法，奉黄帝和老子为教主。尊《道德经》为经典。道教的修练方术有守一、行气、服食、房中等，与医药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秦汉时期的科学技术有很大发展。《史记·天官书》详细记录了周天的星座，以及一些星体的运行情况。《汉书·五行志》中记载了“日斑”（太阳黑子）。汉武帝时，太史令司马迁和天文学家洛下闳等人制作“太初历”，代替了秦代沿用下来的颛顼历。后来，刘歆作三统历。东汉时天文学家已认识到日蚀的原因，刘洪撰“乾象历”编绘了一幅月亮运行速度表。后世的历法部是基于上述历法而发展起来的。气象知识的积累，有监测仪器的研制使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对运气学说、病因学说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农学中反映的作物栽培、蚕桑，温泉温室的利用，对医药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数学、物理学、炼丹化学，也在不同程度上为医药学不断提供理论知识和素材。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秦汉时期医事制度

秦王朝在其政权建设中，比较注意从其他诸侯国和前代医疗史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形成一套医事制度。虽然秦王朝历史不长，但影响深远。

一、秦代的医事制度

在秦朝的国家机构中，少府为九卿之一，在少府下设六丞，《通典·职官七》：“秦有太医令丞，亦主医药，属少府。秦始皇上朝，常有“侍医”捧药囊随行，奉侍于帝侧，以备急需。太医不但负责中央官员的疾病诊治，而且掌管地方郡县的医疗事宜。当时各地都设有医长，对太常、太医丞负责。药府中的药长主持药物之事，设有药藏府储存药物。

二、两汉医事制度

汉代的医官中职位最高者为太医令丞，隶属关系上分为两个系统：

太常系统。“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更名太常。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令丞。”（《汉书·百宫公卿表》第七上)。当时的太医令丞，相当于后世太医院使，其内部有分工，负责与管理方药者各司其职，管理方药者又有典须方药和本草侍诏之分。典领方药侧重于方剂的研制，以供宫廷方药之需。而本草待诏则主要为皇家采集各种药材，这些人不象典领方药官职稳定，用着时被征诏上来，又随时可能破裁减。

二是少府系统。“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有六丞。属官有尚书、符节、太医、太官、汤官、导官、乐府、若卢、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东织西织，东园匠”等令（《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少府太医主要为宫廷医疗服务。在少府太医令丞下，属官和医药人员有：太医监，多由有权势的医生充任，汉昭帝时权臣上官桀，其“妻父所幸充国为太医监。”（《汉书·孝昭上官皇后》）。汉代的侍医，沿袭秦制，主要为帝王皇室和诸侯王诊治疾病，相当于后世的侍御医。《汉书·王嘉传》中的侍医伍宏，在”董贤传”中称“医待诏”，为同一职称。女侍医、女医、乳医，在宫中主要为皇后、公主等服务，诊治妇产科疾病。

诸侯王府的医政仿照中央，如西汉同姓诸侯王府，济北王有太医高期、王禹；齐王有侍医。另外，王府中其他人也有喜好医方者。王府一方面培养自己的医生，派人去名医那里请教、或拜名医为师求学深造。地方官吏家中，也多有医药的设施。例如西汉高永侯的管家杜信，曾向淳于意学习《脉经》、《五色诊》等达两年。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14种医药简帛书，为西汉时之一例。

地方的郡、县、乡、亭四级机构中，有关医事制度的可鉴史料较少。在县级政权中可能沿用了以前法医检验组织。亭一级设专门掌营“开闭扫除”（《史记·高祖本纪》集解，见马非百《秦集史》第494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事务的亭父，由此可想知在郡、县，乡级的行政机构中，也会有掌管或兼管医药卫生之官吏。下层人民“戌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主父偃传》）。“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汉书·晁错传》），缺医少药是显然可见的。

新莽时期设有太医尚方。史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汉书·王莽传》）

东汉时期撤消了太常系统，只在少府中设立太医令丞一人，六百石，掌诸医。下属医生293人，员吏19人负责诊疗及有关事项。此外，还有药丞、方丞各一人，分别掌握药物和医方。

宫廷中从事医务的人员还有：太医、侍医主要从事医疗工作；尚药监、中宫药长和尝药太官，主要从事药物的修和调试。“宫中药长一人，四百石。”（《后汉书·百官志》）。从东汉章帝、和帝以后，宫中官制设置扩大，增设的尝药太官之职，主要负责尝药。东汉时期侍疾尝药由专人负责，所尝药量要超过该剂药量的十分之二以上，且尝药不仅限于尝药监一职。《后汉书》载“（帝）不豫，太医令丞将医入，就所宜药，尝药监、近臣、中常侍、小黄门、皆先尝药，过量十二，公卿朝臣问起居无间。”（《后汉书·礼仪下》）

宫廷中所需药物，一般从全国各地入贡。汉代各郡国每年要问宫廷贡献地方的名贵药材。对某些欠缺药材，太医令丞要及时派员采购。顺帝时皇太子因病缺药，朝廷即派人“下郡国县出珍药”。（《后汉书·延笃列传》）。东汉朝臣也配有医官（相当于保健医生），除大鸿胪五人官医外，廷尉、卫尉、太仆、宗正、大司农、少府也各有一名官医（《后汉书·百官志》）。

东汉的医官制度较西汉完善，增设了一些医药官职，地方医事不再由中央直接管理，而由地方负责。在诸候王国中设“医工长”，以”主医药”。（《后汉书·百官志》）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曾出土带有“医工”字样的铜盆。

汉代的医生，可分为官医与民间医生。官医的服务对象重点是官僚统治阶层，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医疗系统。民间以师带徒传授医学的教育形式有一定发展，但官办的医学教育尚未形成，官医主要从民间医药人士中选用，（《汉书·龚胜传》），有的可能为临时延聘。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一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汉书·平帝纪》）但有时则裁减官医，如西汉时令“侯绅方士、使者、副使、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汉书·郊祀志》），官医除了主要为统治者服务外，有些还被指派去为军中士卒、一般平民、甚至为刑徒、囚犯诊病。东汉京兆尹陈龟派官医为平民治病。东汉时会稽发生大疫，督邮钟离意派官医“经给医药，所部多全济。”（《后汉书·钟离意列传》），孔融在《肉刑论》中说“置南甄宫使者，主养病徒。”桓帝建和三年诏称：“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后汉书·恒帝纪》），又据洛阳南郊出土的东汉范雍砖志所记：“右部无任勉刑，颖川颖阴鬼薪范雍，不能去，留官致医。”即是让满刑的病徒继续在刑徒区接受治疗。

汉代的医疗机构已逐渐形成。西汉时的“乳舍”，相当于产院。据《风俗通义》记载：“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椽。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生男，因相与私货易，裨钱数万。”，“颖川有富室，兄弟同居，两妇数月皆怀妊，长妇胎伤，因闭匿之。产期至，同到乳母舍，弟妇主男，夜因盗取之，争讼三年，州郡不能决。”（《太平御览》卷361），汝南、颖川均为汉代州郡，而更大一些的州郡及都市也可能设有乳舍，并且住院的产妇中有屠夫之妻，说明产院并不专为统治阶层而设。《后汉书·百官志》记载，掖庭令属下有暴室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此相当于妇科诊疗室。

汉代为了控制流民，在疫病大流行期间曾设立过临时医院。”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大旱蝗。……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元嘉元年（151）京师疫病流行，朝廷派光禄大夫与太医巡视疫情。在社会动荡、政权不稳的情况下，这些临时防治疫病的组织也难以设置。

三、秦汉医事律令

云梦秦简入土于公元前217年。其中记载修城的民工患病，只由主管的官吏酌情给以口粮，而无医疗待遇，倘若小隶臣病死，疑为由主人处理（出于《睡虎地秦墓竹简》，见《文物》1976年第6～9期。下面关于小儿的律令同出该报道），如果不是因病而死，应将检验文书呈报官府论处。凡官府要买的奴隶，必须经过令史对其进行体检后，无病者方可论价买之。看守官府的残疾人逃亡而被捕获，与因公致残的人逃亡而被捕者同样，由官府予以处罚。

秦始皇时，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公元前213年，秦始皇下令焚书，使中国文化遭到巨大损失。但明文法定“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不在焚烧之列，使得医药书籍得以在社会上保存和流行。汉代广开献书之路，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曾令侍医李柱国校订方书。

汉代，医生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朝廷常召见民间医生，咨询有关医药及疗效等情况。对于为帝王治愈疾病的医生，往往赐以重金。“（汉）武帝时，医氏刺治武帝，得二千万耳。”（《汉书·外贼传》）。又如“上（刘邦）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疾，疾甚，吕后迎良医，……遂不使治疾，赐黄金五十斤罢之。”（《汉书·高帝纪》）。

秦汉时期卫生保健、疾病预防与尸体保护

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汉代至少在官吏中已经形成每五日洗沐一次的制度。据徐坚《初学记》载：“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汉书》亦有多处记载。张衡《论衡·讥日篇》说：“沐者去首垢也，洗去足垢，盥去手垢，浴去身垢，皆去一形之垢”，并引录专门论述沐浴的著作《沐书》，可见当时对讲究个人卫生的沐浴已相当重视。

饮食卫生：如《金匮要略》强调：“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论衡·累害篇》说：“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淮南子·要略》说：“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勿尝”。《论衡）清楚指出：“口食腐，心损口恶，霍乱呕吐”食物中毒诸症。

环境卫生：在饮水和清除污水、垃圾、二便、痰涎等方面部有明显的进步。到汉代，不仅定居者凿井而饮，而且军队野外驻扎也是“穿井得水乃敢饮”（《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当时政府规定每年在一定时期里浚水改火，并强调其防病的意义。如“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钻燧改火，可去温病。”（《太平御览》记述汉代。

在讲究饮水卫生的同时，秦汉时期继前代之后在建造、铺设下水道、排除污水方面又有了较大的改进。秦都咸阳及汉都长安（今西安）均发现大量圆筒形及五角形下水道，《三辅黄图》载：“未央宫有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以道、若今御沟，因为阁名……”，反映了汉初的下水道建设。

古时道路，常常尘土飞扬，污染环境，导致疾病传播。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掖庭令毕岚除铸作“天禄蛤蟆”（人造喷泉）外，还创造“翻车”和“渴鸟”，用以喷洒路面。”据李贤注，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鸟“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以省百姓洒道之费。后来，三国的马钧也造“翻车”，“其巧百倍于常”。

许多文献中常有“厕”、“都厕”的记载，如“上踞厕而视之”（《史记·汲黯传》）“过入都厕”，使粪便有了集中管理。秦汉前宫廷设有专人和器物，处理统治者的粪便等排泄物。又如收集痰涎的器皿“唾壶”，自汉代以降既有文字记载，也有文物出土。如孔安国为侍中，为武帝“掌御唾壶”（《太平御览》卷219职官部侍中），曹操在给献帝的《杂疏》中，载有“纯金唾壶一枚，漆圆油唾壶四枚，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太平御览》卷703唾壶），可见，唾壶在当时上层社会已较为普遍地使用。此外，公元147年祥武梁祠石刻中有“驱虫图”，生动记录了人们灭虫除害的情景。

吐纳、导引、按摩、服食仍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养生方法。《淮南子》中有熊经、鸟伸、凫游、鸱视、虎顾六种导引术式，或谓“六禽戏”，华佗在前人基础上，编创了一套“五禽戏”，即虎、鹿、熊、猿、鸟戏。并提出导引健身理论：“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期古墓出土的医籍《脉书》和《引书》中，均有导引理论和具体方法的论述。如《脉书》指出：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藏（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既知古籍医书中最早用“流水不腐”与“户枢不蠹”的比喻论述人体必须运动的原理。《引书》是古代导引术式的说明，有些部分与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导引图》动作相符，可知这些健身强体的方术从战国一直至汉代是很盛行的。”

二、疾病预防

秦汉时期，预防疾病措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使用香药和隔离病院。佩带或焚烧香药以预防传染病古已有之。《山海经》载有熏草等7种药物，“佩之，可以已厉（疠）”。秦汉时期，帝王身旁常置有香药，此《史记·礼书》亦有记载。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一批香囊、香枕，其内容多由茅香、桂皮、花椒、高良姜、杜衡、辛夷、藁本、佩兰、干姜等香药制成，含有挥发油的香药气味芳香。除佩带外，还在室内焚烧香药。现代实验研究证明，上述芳香药物在气态条件下或薰燃，多能达到空气消毒的作用，对致病菌或病毒有着抑制甚至杀灭的作用。

《后汉书·徐登传》载：“时遭兵乱，疫疠大起”，兵乱之后，常常出现疫病流行。此时，政府也有用行政的办法，派官员巡察疫情，及时遣医送药，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如《后汉书》多次提到汉灵帝时，“大疫，使使者巡行，致医药”之类的事。《后汉书·曹褒传》亦载：“时有疾疫，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多蒙济活”。

三、尸体处理与防腐技术的发展

关于人死后尸体处理及防止尸体腐败技术的发展，我国已有三千多年可供探索的悠久历史和高度发展的文明。其技术约有：

用酒沐浴尸体：人死后的沐浴，我国历来的丧葬制度是很讲究的，如周王室的制度更为严格，专设有主祭祀的官员——小宗伯，而且在小宗伯下设有专门管理用郁金香等酿酒的人，和专门管理用芬香的酒沐浴尸体。“掌岁时，祓除衅浴”（《周礼·春官·女巫》卷26《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郑玄注：“斗，所以沃尸也，……，使之香美者”，“以香涂身曰衅”。可见我国两千多年前对尸体的沐浴是十分重视的，不但自觉达到清洁卫生，而且由于用特制的酒沐浴，也不自觉地达到了尸体的消毒，沐浴和酒对防腐有着重要的意义，对防自溶有一定的价值。

停尸床下设冰盘的处理与防腐：尸体沐浴后，为了防止腐败以应瞻仰，周代已广泛应用了冰冻处理的办法：“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据推算处理一个帝王尸体约要用六立方米的冰，自然会产生较好的防腐败、防自溶的效果。

新衣、被的缠裹尸体：《礼记·外传》：绞、衾、帽死而后制。《丧大记》：“君锦衾，大夫缟衾，士缁衾。皆一衣十有九称”，袭衣十有九称就是给死人穿上十九套衣服，这个记载也为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女尸“由贴身内衣“信期绣”到最外的“乘云绣”绵被共20层所证明（湖南省博物馆等编：《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这对保持肌肤的洁净和防止外部因素造成肌肤的腐败也有着肯定的作用，因为，这些衣被均经薰香“消毒”，且紧密包扎。

薰香处理与尸体防腐：我国人民利用熏香以祛邪有着悠久的历史，《楚辞补注》记有“佩炜”，佩炜就是佩带香囊。《礼记》也有“鸡初鸣，咸盥漱，……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后世香囊即其遗制。古墓发掘中各式各样殉葬品的熏炉也是这一遗制的发展。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长安中大疫，宫人得疫”，烧了辟疫气的月支香以后，“宫中病者差”有充分理由认为，古人殉丧以香料药物绝不只是图其气味香窜，而是积累了用以防虫，去蠹、祛邪的丰富经验，并且日益成为自觉不自觉用以防止尸体腐败、霉变所采取的措施。

汞、砷与酒精处理与尸体防腐：中国古代应用水银、汞以防尸体腐败的记载，甚至多于香药防腐，而仅次于玉、金。“（吴王）阖庐死，葬于国西北，名虎丘。穿土为川，积壤为丘。……冢池四周，水深丈余。椁三重，倾水银为池，池广六十步。秦始皇墓中“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等等。

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地下经历两千多个寒暑，肌肤、内脏、形体、颜色仍十分完好。江陵凤凰山汉墓男尸虽略差一些，也是经过两千多年而躯体内脏基本完好。达到如此防腐固定效果的主要因素有二：一为汞处理，二为浸泡。马王堆一号汉墓棺液沉淀物含有大量硫化汞、乙醇和乙酸等，江陵168号汉墓的大量棺液中，也含有大量的硫化汞，即丹砂等，两者均有较大量的棺液浸泡。棺液中硫化汞等在两尸体的防腐固定上的作用是明显的，这一女尸和男尸组织甚至毛发均含有较高的汞、铅等，其来源不能忽视二人生前服石的可能。细胞内外汞、砷的沉积也会对活细胞起到固定的作用。该尸体所以能保存两千多年，与此不无密切的关系。

棺椁处理与尸体防腐：人死后装殓以棺椁的礼制，从考古发掘看，早在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开始。《礼记》记载帝王的棺要四重，而且要用水牛、雌犀牛的皮革作棺被，一层一层用漆咬合，各厚三寸，合为六寸，此为一重，因此才有如下效果，“棺柩黑光照人，刀所不入，烧锯截之，乃漆杂兕革为棺，厚数寸，累积十余重，力不能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女尸之棺木用梓属，椁用质致密的杉木：棺板均为整块，四层棺木均相紧密套合，棺椁之间除边箱空隙放香药等殉葬品外，也都套合紧密，棺椁壁的总厚度达到一米左右，共用木料达50立方米，其中一块最大的椁木达1,500斤，油漆精良，从而防止了水湿和虫蛀。这在诸种防腐作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墓穴与尸体防腐:墓穴，古称窀穸，对防止尸体腐败也是重要的环节之一。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的丧葬制度很重视深埋，并要求做到不泄漏气息。如“墨子葬法……掘地之深下，无漏气发泄于上”。“贝丘县东北有齐景公墓，近世有人开之，下入三丈，……拨石复下入一丈，便有青气上腾，望之如陶烟，飞鸟过之辄堕死。遂不敢入”。“幽公冢”、吴芮冢都是古代发掘中足以说明强调墓穴深而有利于棺椁、随葬品、尸体保护的例证。马王堆一号汉墓为土坑竖穴，从现存封土顶到墓室底部达20米。而三号墓其深为17.7米，虽然地处条件等基本相同，而防腐作用却有很悬殊的差别，三号汉墓墓主不存，而一号汉墓墓主保存完好，其原因三号比一号汉墓浅三米恐怕不无关系。深埋还可以基本上甚至完全避免大气空间不利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对棺椁、殉葬品、尸体的影响。

椁围填充：椁围填充与保护棺椁、随葬品、尸体直接有关。约在公元前600年前，椁围填充似未有特殊要求。《左传·成公十二年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孔颍达《正义》引刘炫说：“用蜃复用炭”。蜃炭，系蚌蛤所烧的灰炭。或作蚌壳灰与木炭两解。《吕氏春秋》也记载了这一事实。“家弥富，葬弥厚，……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文献记载如此，古今发掘启示亦如此，而且可以看出这些椁外填充物对保存棺椁及维持棺内恒温、恒湿等的明显作用。

填土夯打：填土夯打紧密与否，也与棺椁等能否保存完好有一定的关系，而填土之能否夯打紧密，又与填土的质地息息相关。粗砂土很难夯打紧密，也难以阻止夯打层内、外的通漏性。而白（青）膏泥越细腻，每夯打层越薄。则夯打也越紧密，阻断通透性的目的也越能达到。

火坑墓与尸体防腐:火坑墓并非丧葬时所预期的，只是在埋葬若干时间后打开墓穴（椁外填充层）时，由内冒出某种气体，遇火即燃烧。因为这样的墓穴能冒出火焰，人们称之为火炕墓，或叫做火洞子。王莽时“改葬元帝傅后，……发棺时臭憧于夭，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王充在论述这一现象时指出：”臭闻于天”，系“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造成洛阳丞之死，“未为怪也”。”火出藏中者”、“非丁后之神也”。“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可见在汉代，王充对火坑墓之形成，已经给予了科学的解释。据分析，这种燃烧很可能是由椁室冒出的沼气（由厌氧菌产生）引起的，沼气之类的混合气体大量产生，从而可能阻止微生物的生长，特别是需氧菌的繁殖生长很快被阻止。马王堆一号汉墓随葬食品中的果品、牛排等。由于未经消毒处理，在有氧的情况下先行腐败化为乌有，而女尸则由于有传统的香酒洗浴和诸香熏蒸消毒。在有氧情况下的时间里，其肌肤组织等尚能对抗避免由微生物繁殖而引致腐败。但当果品、食物等发酵耗氧越来越多使椁室基本缺氧或造成无氧环境时，女尸的腐坏自溶过程停止，进而完全终止，这就成为女尸历经两千多春秋而不腐的秘密所在。

尸体防腐在我国古代达到很高的水平，不论古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得到充分的论证。例如:元嘉中（438年）豫章胡家奴，开昌邑王冢，青州人开齐囊公冢（按：齐襄公死于公元前686年），并得金钩，而尸骸露在岩中俨然。

“愍帝建兴中（315年），曹嶷发景公及管仲（按：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冢，尸并不朽，缯帛可服，珍宝巨万”。

“幽公（按：幽公死于公元前423年）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恶。拔除深丈余，乃得云母。深尺所，乃得百余尸，纵横相枕，皆不朽，唯一男子，余悉女子。或卧，亦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魂黄初末（226年），吴人发长沙王吴芮（按：吴芮死于公元前202年）冢，广逾六十八丈。以其材于临湘为孙坚立庙，芮尸容貌衣服并如故（一作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发冢人于寿春见南蛮校尉吴纲曰，君形貌何类长沙王吴芮？但微短耳，纲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发四百余年，至见纲又四十余年矣。纲，芮之十六世孙也”。

“刘表（按：刘表死于公元208年）冢在高平郡，表子琮捣四方珍香药物数十石，着棺中，苏合消救（一作疫）之香莫不毕备，永嘉中（310年），郡人衡熙发其墓，表貌如生，香闻数十里，熙惧不敢犯”。“城（襄阳）东门外二百步刘表墓，太康中为人所发，见表夫妻，其尸俨然，颜色不异，犹如平生。墓中香气远闻三、四里中，经月不歇。今坟冢及祠堂犹高显整顿”。

“吴景帝时（258～262年），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后发一大冢，内有重阁，石扉皆枢，枢转开合，四周缴道通事具高可乘马，又铸铜为人数十枚，长五尺……。破其棺，棺中有人，鬓已斑白鲜明。面体如生人，棺中有白玉壁三十校藉尸。兵人带出死人，以依冢壁，一玉长一尺。形似冬瓜，从死人怀中出，堕地，两耳中及鼻中有黄金如枣，此则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晋义熙九年（413年），盗发故骠骑将军卞壶（按：公元327年，卞壶被杀）墓，剖棺掠之，壶面尸如生，两手悉拳，爪生达背”。

1972年发掘的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尸体：“女性，身长1.45米，体重34.3公斤，外形保存完整，皮肤浅褐黄色，润泽，有弹性。”

“这具尸体不仅保存了完整的外形，而且内脏器官完整，主要病变尚可确认。硬脑膜完好，脑组织散碎呈渣滓状。肢体内血管结构清楚，腹壁和筋膜层次分明，脂肪虽有分解，但脂肪酸部分保存良好，作为器官支架的纤维结缔组织保存甚好，且有肌组织存在。在光学显微镜下，纤维性结缔组织中占主要地位的胶原纤维外形完整，染色正常，而且保存了胶原蛋白的化学成份。……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与以上基本相符，骨组织和软骨组织保存也较好，骨组织的结构形式近似新鲜骨组织。……这些精细的显微结构，一般在尸体腐败过程中由于蛋白质的分解很容易破坏和消失，并且这种变化在皮肉明显腐溶之前就早已发生，而这具尸体还能保存一部分这种精细的显微结构，足可说明尸体保存的质量有很高的水平。从年代的悠久和组织结构保存的程度来说，这是世界上尸体保存记录中十分罕见的”。

1973年发掘的凤凰山168号汉墓的男尸体：“身长1.657米，体重52.5公斤，浸泡在棺液中，下为绛红色堆积物。尸体外形保存基本完整。……全身无一根毛发，皮肤基本完整。……肌肉有弹性，颅骨很结实，硬脑膜很完整，且有光泽，脑膜血管清晰可见，十二对恼神经几乎都能辨认。脑髓尚在，重达970克，占整个颅腔的五分之四。内脏保存也很好。……体腔液无细菌，并且可能有一定的抑菌作用”。

由上可见，我国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尸体处理与尸体防腐技术已达到世所罕见的水平。

秦汉时期药物与方剂成就

秦汉是中国药物与方剂及其学术体系奠基的时期。在大量临床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药物与方剂所涉及的领域大大开拓。以《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中的方药及其理论最有代表性。它们分别被后世誉为“本草学经典”和“医方之祖”，对秦汉以前的方药及其学术理论是一个阶段性总结，对以后的药物方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神衣本草经》等反映的药物成就

《神农本草经》为先秦至秦汉药物学的集大成之作，它反映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及其成就。

（一）创设药物分类法

《本经》问世以前，药物知识和用药经验已有相当积累，随着药物种类的日益增多，迫切地需要对药物进行分类。

《本经》首创上、中、下三品分类法。

三品分类法是基于当时人们对药物性能、功效和临床应用而得出的，对促进药物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陶弘景在《神农本草经集注》中指出：“上品药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势力和厚，不为仓卒之效……。中品药性，疗疾之辞渐深，轻身之说稍薄，於服之者，祛患当速。而延龄为缓……。下品药性，专主攻击，毒烈之气，倾损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

在三品分类的体系中，每品中都包含着以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思想，每类中又可划分为若干小类。对汉代及其以前按“草木虫石谷”“五药”分类法有所发展，对陶弘景依自然属性进行药物分类的系统提出，有着启发作用，并且为陶弘景诸病通用药分类法的形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系统地提出了关于药物的基本理论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了君臣佐使药物配伍的学说。《本经》云：“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五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也。”君药即主药，在方中起主导作用，臣、佐、使逐级以配合主药的作用。

提出反映药物各种相互关系的七情合和的学说。《本经》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根叶华（花）实。草石骨肉，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七情合和当视之，相须相使者良，勿用相恶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不尔，勿合。”

发展了关于药物四气五味的理论。指出了关于药物性味、采集时间，干药收藏，地道药材，主熟炮炙，真伪鉴别，宜新宜陈等。提出了有关药物的采集炮炙、加工等理论。

发展了药物制剂的学说。这些论述对药物的制剂起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阐述了临床用药的基本指导思想

《本经》指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食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把药物与临床治疗紧密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以免妄药。并指出药物并非万能，贵在于可治之时尽早防治。“若毒药治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为度。”在使用有毒性的药物时，其用量应根据病情，宜从小剂量开始，若不愈再慎审地逐渐加量，以愈为度。

（四）正确分析和科学记载了大量药物的功效

如《本经》所载：人参“主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菊华（花）“主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黄芩“主诸热黄疸，……，逐水下血闭，恶疮、疽蚀火疡。”黄连“主热气、目痛……，明目，肠，腹痛下利，妇人腹中肿痛。”当归“……，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海藻“主瘿瘤气，颈下核，破散结气，……。”等等。这些理论与用药经验，在长期临床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被历代医药学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药物之药理作用已为现代科学研究所证实，如人参补益、麻黄定喘、黄连止痢、海藻治瘿等，至今仍是常用的有效药物。《本经》还对炼丹术、丹药，以至少数民族地区的用药知识与经验，也给予记述。

但是，在《本经》中还杂有一些“神仙方术”、“长生不死”等迷信思想，应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予以批判的接受。

二、丹药、石药

中国炼丹术起源于先秦，至秦汉时期更加兴盛，特别是东汉时期炼丹士与道教联盟，为魏晋时期炼丹活动打下了基础。

炼丹者的主观期望是使贱金属矿物变为贵金属，实际上却对于药物化学的发展多有贡献。

《神农本草经》中所记载的炼丹原料还有曾青、空青、石胆、朴硝、消石、石流黄、铅丹、石钟乳等及其提炼物。《周易参同契》记载了鼎炉等炼丹器具和炼丹所用的汞、铅、硫黄、胡粉、铜、金、云母、丹砂等。炼丹所得结果，可作外疮用药。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载有用丹药治麻风病的方剂，关于尸体防腐使用汞、丹砂者在秦汉前后也不乏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

三、《伤寒杂病论》对方剂学的贡献

方剂学的成就是《伤寒杂病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汉代是方剂学大发展的时期，《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记有经方11家，274卷，但魏晋以后已亡佚。东汉末年成书的《伤寒杂病论》，必然对秦汉以来医家遗方及同时各家的方剂进行了广泛择取。它以六经辨证和脏腑辩证为准则，灵活地运用于外感伤寒与内伤杂病的治疗中。

据统计，《伤寒论》收载方剂113首（其中禹余粮丸有名无方，故实为112首），《金匮要略》收载方剂262首，除去二书重复者，实得269首。《伤寒论》中的方剂可分为十二类，如桂枝汤类19方，麻黄汤类6方，葛根汤类3方，柴胡汤类6方，栀子汤类7方，承气汤类12方，泻心汤类11方，白虎汤类3方，五苓散类4方，四逆汤类11方，理中汤类9方，杂类22方。《金匮要略》中方剂较《伤寒论》更为丰富，如其分痰饮为四种：痰饮、悬饮、溢饮、支饮，分析其病机，辨别其寒热：选用方剂达16种，涉及药物30种。

从对《伤寒杂病论》中方剂的分析来看，该书对方剂的配伍关系和加减变化，已相当严格，达到很高的水平，用于治疗伤寒病太阳经表实证的麻黄汤，药只四味，但配伍法度严谨，选药精审恰当，再者，注意依据不同情况而加减变化，如用于治疗中风表虚证的桂枝汤，由它加减变化而成的方剂达19种。方剂的加减变化也极有法度，体现了有常有变的遣方用药原则。

在方证结合方面，《伤寒杂病论》充分体现了因证立法、以法系方、据方用药的准则。如“以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痰饮为饮邪留于心下，阻碍虚阳所致，方中用茯苓健脾淡渗，桂枝温阳化气，白术运脾燥湿，甘草调和脾胃，共奏健脾渗湿、温化痰饮之效，而所依之法，则在于“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理法方药，契合得当。

在剂型方面，《伤寒杂病论》在记述的剂型远远超过了前代各类医书的记载，有汤剂、丸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软膏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针对不同病情采用适当的剂型，有助于疗效的提高。

《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大多切合临证，疗效可靠，如白虎汤治暑温、茵陈蒿汤治黄疸、白头翁汤治痢疾等等，一直为后世医家所袭用，并尊为“经方”。

秦汉时期临床各科成就

一、伤寒的研究、总结与发展

秦汉及以前的“伤寒”概念几乎是温热病的同义语。它在医学中所占的地位逐渐上升的，所包含的实际内容逐渐扩大，其理论系统也逐步趋向成熟。东汉时期，伤寒的辨证施治体系达到了中医临床医学的高峰。

《伤寒杂病论》中的伤寒学说较之《内经》《难经》有了长足进展。由于伤寒热病的猖厥流行，这使当时的医家必须重视时该病的研究。淳于意、华佗等均有关于热病治疗的论述。甘肃武威出土的汉代医简也记载有伤寒的病名及症状。当时大都从外感风寒立论，治疗多行温法。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诊籍”就明确提出“为之液汤，火齐，逐热。一饮汗尽，再饮热去，三饮病已。”可见此时中医临床确已使用汤药来治疗伤寒热病了，当时医家的探索与经验积累为张仲景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张仲景的成就不止是对当时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加以系统化与提高，他的工作使当时比较散乱、比较粗糙的伤寒理论及治疗经验，形成比较规范、比较完整，包括理、法、方、药相统一的辨证施治体系的伤寒学说。从伤寒的病因病机、发展转化规律、证候诊断、治法方药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由于《伤寒杂病论》由晋·王叔和编次，宋·林亿等校订之后，形成《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两本书。其伤寒部分集中在我们今天所见的《伤寒论》中。

（一）《伤寒论》的伤寒概念与理论渊源

《伤寒论》中伤寒也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伤寒是对当时外感热生病的总称，包括有狭义伤寒、中风、中寒、风温、温病、奔豚、阴阳易、霍乱、痈脓等。在六经辨证的原则下。对每一病部提出了具体的理法方药。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正如仲景本人所言：“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辩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现确有据可寻的有《内经》与《难经》。仲景是在深入钻研《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将其贯穿于认识与治疗伤寒全过程中，并且结合后世的经验与本人的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伤寒学说。

《伤寒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继承了《内经》以正气为本的思想。他强调：“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忤经络，……房室勿令竭乏，服食节其冷热苦酸辛甘，不遗形体育衰，病则无由入其腠理。”发病后，正气的强弱可决定伤寒的发展转归，影响治疗的效果。因此，在治疗中他极其重视顾护正气。

对于伤寒的病因，仲景仍从《内经》、《难经》，以外感风寒立论。但对感邪之后的变化却分析得十分细致，自成体系。此外，散在于《内经》、《难经》中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辨证及各种治法；在《伤寒论》中也得到了比较集中、全面、系统的体现。

（二）三阴三阳六经辨证系统

《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与经络、脏腑、八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以代表伤寒的六种疾病类型。三阴三阳的每一类型，都有其典型的证候表现，转变过程及相应的治法。三阳病多为表、实、热证，反映的是机体内部邪正相争较为亢奋的病理变化，治以祛邪为主；三阴病多为里、虚、寒证，反映的是机体正气已受损伤的病理变化，治以扶正为主。这样，三阴三阳在伤寒诊治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必须指出，《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概念与中医经络学说中的三阴三阳概念是有区别的。若将二者机械地加以对应，必将导致对《伤寒论》的错误理解。仲景的六经辨证系统也不象后世温病学派之卫气营血与三焦辨证系统那样有着明确的“层次”与“阶段”的含义，三阴三阳病之间并不一定依次逐一传递。

（三）因证立方、见证用方的论治原则

《伤寒论》中的六经辩证相当灵活。三阴三阳每一病都可有多种不同的证候表现，而同一证候表现又往往可以出现在不同的病中。然而，《伤寒论》中一方一证的对应关系却是相当肯定的。书中每一方都因一定的证候表现而立，都有严格而确定的指征，因而见是证，即可用是方，并不受何种病的限制。例如，不论是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还是厥阴病，只要有寒热往来，胸胁满或痛、呕等证，便可用柴胡汤。由于《伤寒论》中方与证有着这种对应关系，从仲景本人开始，就有将某方的适应证称作某方证的情况，如桂枝证、柴胡证等，后世就更为普遍。

应当说明的是，辨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太阳病之柴胡证“身恶风，颈项强，胁下满，手足温而渴”与阳明病之柴胡证“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胁满不去”显然是不同的。可以说，辨病的作用在于认识疾病的过程与体内邪正双方的斗争，以决定治疗方法，探测疾病发展的趋向。辨证的作用是决定具体处何方，用何药。由于辨证论治对于临床实践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便于医生临症掌握好原则规范，因而在后世更受到重视，形成为中医临床的一个特色。

二、内科

秦汉时期为临证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汉淳于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诊疗水平较之前代都有显著提高，尤其辨证论治思想的确立与运用，使内科杂病的学术水平达到新的高度。在具体病证的认识上，对虚劳、肺痈、痰饮等辨证论治均有了比较系统阐述的病例。淳于意“诊籍”、《治百病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等是这一时期与内科杂病有关的重要医学文献，尤其后者对内科杂病的理论认识与诊治技术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中在内科杂病方面垂范后世的经典之作。

（一）淳于意“诊籍”中的内科杂病病案

西汉初淳于意所著的《诊籍》中，所记以内科杂病居多，有风蹶、热蹶、风瘅、疟、风瘅客脬、迥风、沓风、热病、中热、痹、肾痹、气鬲、气疝、涌疝、牡疝、肺消瘅、肺伤、伤脾气、遗积瘕、蛲瘕等，其中以消化系统疾病为最多。如“痹（肝肿大）”一案，淳于意为齐王诊病，记录了“根在右胁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气不能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等症状，先后用火齐粥和丸药治愈。还有“涌疝（二便闭结）”，“风瘅客脬（二便难）”，“迥风（急性腹泻）”等案，在认识上均有所提高，“肺消瘅”一例，是消渴病最旱的医案。案中不仅记载了病因、证状及治疗经过，并以“形弊”、“尸夺”形象地描述了消渴重症患者形体消瘦的典型症状。

（二）辨证论治原则的确立与内科杂病

春秋以前，临证医学基本上还处在朴素经验的阶段，治病以单味药物为主。尔后《内经》的出现，标志着医学理论体系已经形成。春秋战国以后，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两书中所载医方，几乎全是复方，其中已孕育着辨证施治的雏形。从单味药到复方，从朴素的经验到复方配伍理论的形成以及复方的广泛应用，是临证医学发展中的一个进步。

《金匮要略》是医学史上第一部以内科杂病为主的专著，它集中地展现了当时在内科方面的临证水平。书中按每类疾病的共性进行分证，重点阐述了痉病、中风、历节、虚劳、肺痈、咳嗽上气、胸痹、积聚、痰饮、水气等近30种病，为后世治疗学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还最早确立三因致病的病因学说，丰富了内科杂病的病因学说。《金匮要略》通过大量的实践经验运用了脉证合参，发展了诊法，从而在内科杂病方面确立了脉证并重的诊断原则，提高了内科的诊断水平。该书保存了大量的有效方剂，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沿用。同时，该书对内科急症也总结了丰富的经验，如对痉证、中风、历节、暴喘、胸痹、腹痛、急性出血都有比较实际的认识，而且提出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张氏所记载的急救方法，如救治自缢的抢救技术——人工呼吸法及注意事项与现代方法从基本理论和生理、解剖要求没有两样，这是十分突出和难能可贵的。又如救卒死用薤捣汁灌鼻和救溺死方，在东汉时期应当说都是很先进的创造。

三、外科、骨伤科与皮肤科

（一）外科的发展

在秦汉时期除《汉书·艺文志》仅存目之《金疮瘛疭方》30卷外，尚无外科之专著，在医事制度上也无疡医之设立，只是在民间却成长了一代外科巨匠——华佗。

在淳于意《诊籍》的25个病案中，有一例论及肠胃间生疽之诊断依据和所作预后判断。张仲景以伤寒证治而闻名，但他在外科学的发展上也有自己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他对杂病的论述中。例如：张氏对肺痈（肺脓疡）、肠痛（阑尾炎）以及良缢、溺死等急救技术等。《金匮要略》之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是外科专篇，该篇首先论述了化脓性感染的脉证特点以及诊断要点后，即比较正确的叙述了肠痈的证治。指出：“肠痈之为病……此为肠内有痈脓”，“肠痈者，少腹肿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调，时时发热，自汗出，复恶寒；其脉迟紧者，脓未成，可下之，当有血；脉洪数者，脓已成，不可下也。”张仲景所论述的肠痈，应当说主要是指阑尾炎而言的，他对急性阑尾炎之发病，是否化脓的鉴别诊断方法和不同的治疗原则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影响至今不衰。还应指出：张氏所说“阴吹，……甚或簌簌有声，如后阴（肛门）之矢气状。”可能是对阴道直肠瘘的最早描述。张氏还叙述了刀斧伤等金疮的治疗原则和方法，论述了皮肤病（疥，黄水疮）的治疗方药等。

关于急救技术，张仲景在杂疗方篇对若干卒死的急救方法进行了叙述，尤以救自缢、溺死技术叙述较为具体。例如：急救自缢强调“徐徐抱解，不得断绳，上下安被卧之，一人以脚踏其两肩，手少挽其发常弦弦勿纵之，一人以手按据胸上，数动之。一人摩捋臂胫、屈伸之。若已僵，但渐渐强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顷，气从口出，呼吸眼开，而犹引按莫置，亦勿苦劳之。须臾，可少桂汤及粥清含与之，令濡喉，渐渐能咽，及稍止。若向令两人以管吹其两耳，……。此法最善，无不活也。”张仲景所记述的人工呼吸法抢救自缢的医疗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均甚符合人体之解剖生理原则，该术在历代医学的发展上有着广泛的影响。溺死，张氏用“取灶中灰两石余，以埋人，从头至足，水出七孔，即活。”还有救中暑、堕马筋骨折损以及禽兽毒虫伤人的方法等，反映了此期内科医生也都掌握了比较科学的急症救治技术。

1972年，甘肃武威地区发掘了一座汉墓，墓主人是一位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受人尊敬的高龄医师，在其随葬品中，主要是一部医学笔记性著作，整理者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其次还有鸠杖、五铢钱……等。该书涉及外科之内容较丰富，例如：泌尿系结石等，其内容与《五十二病方》相似，其论“治诸癃，石癃出石，血癃出血，膏癃出膏，泔癃出泔，此五癃皆同药治之，……病即愈，石即出。”此外，对麻风、久创、烫火伤、冻伤、狗咬伤、卒痈等均有所论述，丰富了外科的治疗经验。

华佗以其在发展外科上的杰出贡献，被历代医家尊之为外科鼻祖，其影响涉及国内、外。华佗在外科上的贡献主要表现有两个方面，即麻醉术与外科手术。

关于麻醉术：秦汉时及其以前医家已相当普遍的运用酒服某些药物用于金疮等外伤的止痛。在《列子·汤问》中记载了一个富有幻想的故事，《列子》被认为是一部伪书，其作者为晋人，但据研究其《汤问》篇内容是依据已佚古文献写的。所述：“扁鹊遂饮二人（鲁公扈、赵齐婴）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这一医疗故事在秦汉前虽然并非事实，但其所用“毒酒”，显然是一种有着较大麻醉作用的药酒，可以使二人达到“迷死三日”的深度。心须指出，即是小说家言也必有其用毒酒、或酒制剂使人醉倒的实践经验积累为依据。这里姑且不谈换心手术有否可能，但这一故事却生动说明，那个时期进行外科手术曾运用毒酒作为麻醉剂的历史事实是存在的。

《三国志·方技传》首先记述了华佗。在论述其外科成就时指出：“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腹腔肿物）。《后汉书》在其相似的记述中。则作“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背，抽割积聚”。一为“如醉死，无所知”，一为“既醉无所觉”。显然陈寿与范哗所据为同一史实，参看《列子》及医学文献所记，大体可以肯定我国最晚在秦汉时期已成功的将酒以及其他药物用于外科手术之麻醉，在麻醉作用上也达到比较好的效果。美国拉瓦尔提到华佗在发明麻醉术时说：一些阿拉伯权威提及吸入性麻醉术，这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演变来的。因为华佗曾运用这一技术，把一种含有乌头、曼陀罗及其他草药的混合物应用于此目的。华佗的麻沸散，可惜其组成药物已不可确知，然据近现代学者考证，包含有曼陀罗、乌头等，其麻醉效果也已为现代实验研究与临床应用所证明。酒本身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麻醉剂，它已有古代和现代大量临床应用的经验和理论为依据。从这点来看，华佗的外科手术在当时确已有了比较理想的麻醉术。

华佗的外科手术。《三国志·华佗传》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又说“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后汉书》在论述这两个外科手术下例时，谓“因刳破背，抽割积聚”，“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博以神膏。”两相比较，文字词句虽不尽同，但语意则完全一致，前者是在麻醉下进行腹腔肿物摘除术；后者则是在麻醉下进行肠部分切除吻合术。关于术后护理，有膏摩，有敷以神膏；关于预后，两书均强调了四、五日瘥，一月之间即平复矣。从史书记载仍然可以辨出术名和简单的手术方法和步骤。从此时的人体解剖知识水平，有效麻醉术的应用，以及两书提供华佗曾进行这些手术的史实资料，再参考当时其他医学家曾进行过的手术，综合分析其可能性应该说是肯定的。虽然国内、外也有个别学者提出怀疑，他们不作历史分析，只是主观认为此时作这样大的手术是不可能的，或无法否定这些手术的可能，便更为离奇的说：华佗不是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必须清理本世纪30年代前后那些重西非中思潮的影响。

除上述外科手术事例外，华佗还有一例剖腹手术记录。《三国志·魏书》载：华佗诊治某“君病深，当破腹取。”“遂下手，所患寻差。”虽然记录过简，不能知其何病及用何外科剖腹手术。但由“当破腹取”可知为剖腹摘除术之类，这些例证也可以给上述的腹腔肿物摘除术一个有说服力的注脚。陈寿距华佗死时约半个世纪，他在记述了华佗种种外科手术事例后，颇有感触他说：“佗之绝技，凡此类山，”也足以证明影响之大。

华佗运用保守疗法成功治愈肠痈也值得注意。如“军吏李成苦咳嗽，昼夜不寐，时吐脓血，以问佗。佗言：君病肠痈，咳之所吐，非从肺出也。与君散两钱，当吐二升余脓血讫，……一年便健。”华佗还告诉病人愈后可能复发，要求患者注意自养，并带有药散以备发作时治疗。五年后一直强健的李成，肠痈发作，但因药散被里人急用，使李成“无药而死”。这一病历说明华佗治疗外科的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骨伤科的发展

秦汉时期骨伤科也有了比较明显的进步，表现在骨伤科疾病外科手术、方药治疗、按摩导引及针灸治疗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进步。此期骨伤科外科手术虽然尚不很多，但扩创术、病灶清除术已达一定的水平，医为关羽进行的“刮骨疗毒”，即骨伤科扩创手术的首例记载。《三国志·魏书》记载了华佗用麻醉药使病人麻醉后，为一例膝部患疮七八年（似慢性骨髓炎或膝关节结核）的病人，进行了死骨剔除术，这是病灶清除手术在临床运用的例子。

《神农本草经》已记述有主治创伤折跌强筋以及金创死肌的药物40种，治痈疽药50多种，治各种痹痛、腰痛的药达60多种。此期从对症用药发展到审因组方，治疗效果也得到提高。

导引和按摩疗法：从考古发现西汉时的《导引图》，可知当时导引的具体方法。从这些图所示治痹、厥者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已运用锻炼腰背肌及关节的功能以治疗腰痛和关节痹痛。华佗认为导引练功能使“血脉流通”，“并利蹄足”，强调“引挽腰体，动诸关节”的意义，这种认识和方法，明确了导引练功对运动系统的作用，对骨关节疾病的治疗和保健康复有价值。

针灸和药熨疗法：华佗善灸治腰痛，“有人病两足，不能行，辇诣佗。佗望见云：‘已饱针灸服药，不复需看脉。’便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去或一寸，或五寸，纵邪（斜）不相当。言灸此各十壮，灸创愈即行。后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华佗在运用“下病上取”的原则，采用《内经》夹脊穴，疗“脚擘不能行。”在治疗腰背、腰腿痛方面获得显著疗效，后世称之为“华佗夹脊灸”。《治百病方》用当归、川芎、丹皮、桂、漏芦椒等药和酒煮。“背痛者卧药当出血久瘀”（瘀方），也反映了汉代的医疗水平。

（三）皮肤病认识与治疗技术的提高

秦汉时期，皮肤病治疗学有所进步，武威汉代医简《治百病方》中，有12枚木简和86号木牍涉及皮肤病，有治疗痈、痤、溃疡、瘙痒、大风（麻风）等，从“治百病膏药方”、“治千金膏药方”等简及86号木牍“大风方”中可以看出，不仅载有病名，还记述若干病状体征，所用药物的剂量、制备和使用方法；甚至还提到经治后的转归。其治法较《五十二病方》有所进步，如以药膏外敷治疗疮痈就相当高明：多层涂药，中央留孔，既促进炎症局限以至消散，又利于脓液引流，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与现代常用之鱼石脂饼换药法类似。对于麻风病，战国晚期秦之基层医生已可作出正确临床诊断，并对患者实行隔离（疠迁所），到汉代则可以有效复方治疗。木牍治大风方之疗效按其所记能使毛发皆落达到“随皆复生”，“随折复起”，麻木之“不仁皆仁”。上述治疗思想及其具体方法不仅反映了该时期无名医家所能达到的技术水平，也开辟了尔后皮肤病治疗学继续发展的先河。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所论述的辩证论治理论和原则，同样奠定了皮肤病临床治疗的基础。如《金匮要略》首载：“浸淫疮（相当于急性湿疹），黄连粉主之。”为后世医学家论述和提高奠定了基础。该病是皮肤科常见多发病，张仲景所述及黄连粉主治已为现代科学实验所证明。又如以蛇床子粉、苦参汤治疗阴部及粘膜部位疾患等，至今沿用不衰。

狐惑（类似于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张仲景首先载述于《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之中：“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蚀于喉为惑，蚀于阴为狐……”并设有甘草泻心汤、苦参汤、雄黄熏药及赤小豆当归散依口腔、前后阴、面目等局部和全身脉证状况，分别内服、外用辩证施治。现代医学的口－眼－生殖器皮肤综合症系土耳其皮肤病学家白塞氏（Beheet）于1937年提出，并被公认为一独立疾病，故又名白塞氏综合症。我国1932年也有此种综合症的报告，并认为白塞氏病类似于我国汉代张仲景所述之狐惑病。

四、妇产科

秦汉时期，妇产科有很大进步。有关妇女经、带、胎、产、杂病的基本医疗知识已初步形成，建立了中医妇产科学辩证论治将证医疗方法的基础。

《汉书·艺文志》记有《妇人婴儿方》19卷，是最早的妇产科文献。惜已佚，但由此可知当时妇产科已有专门著作。

西汉初期，宫廷中出现了专职妇产科医生，称女医或乳医，专为皇太后和皇后少数权贵人物服务。据《汉书·外戚传》记载，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女医淳于衍，……尝入宫，侍皇后疾。”淳于氏曾与霍光夫人共谋，乘她给许皇后接生之机，投毒药杀害了许皇后。《汉书·霍光传》称：“使乳医淳于衍行毒药杀许后，”颜师古说：“乳医，视产乳之疾者。”淳于衍是我国最早的专职妇产科医生。

淳于意“诊籍”有妇产科病案2例。一例为闭经：济北王侍者韩女，病腰背痛，寒热，脉象肾脉啬，其来坚难，肝脉弦，诊断为“内寒月事不下。”分析其病因，“得之于欲男子而不可得也。”经用药治疗，很快痊愈。另一例为难产：“怀子而不乳（产难），”以酒服莨菪一撮，胎下。复诊时，脉躁，服硝石一剂，瘀血下如豆大五、六枚，病愈。这是我国记载最早的妇产科医案，已体现了妇产科辩证论治的基本精神。

到了东汉末年，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专列妇人病证治三篇，分为妊娠病、产后病、杂病三类进行论述。妊娠病篇中首先论述了妊娠的早期诊断，论证中说：“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于法六十日，桂枝汤主之，当有此证。”指出了妊娠60日可出现的脉证。关于妊娠病，着重讨论了妊娠呕吐、妊娠腹痛、妊娠下血、妊娠水肿、妊娠小便难及半产（小产）等妊娠期间的常发病，而且首创了许多治疗妊娠病的有效方剂，如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腹痛的当归芍药散；治疗妊娠水肿的葵子茯苓散。至于孕妇安胎服用的方药，则首应辨明证之寒热，方可选用。湿热最易损伤胎气，可常服当归散。由寒湿所致的胎不安则用白术散。

关于产后病，首先提出了新产妇常见的三大病证，即产后发痉、产后郁冒（虚脱）、产后大便难，并指出此三大病证的发生原因基本相同，都是由于产后失血、伤津所致。这一观点对产后疾病的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治疗产后下利，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方中白头翁汤止痢，加阿胶、甘草养阴补虚。治疗产后腹痛，如辨证虚寒的，用当归生姜羊肉汤；气结的，用枳实芍药散；血瘀的，用下瘀血汤。辨证有虚有实，虚实夹杂，治则有攻有补，攻补兼施。

在妇女杂病中，首次提出了妇科病的成因，主要有三种，即虚、积冷、结气。这对后来妇科关于温补、行气、攻积治疗原则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杂病中，除了分别讨论痛经、经闭、陷经漏下等月经病和带下病外，并记有脏躁（妇女精神病）以及阴疮、阴吹等病。而且结合辨证论治的原则、首创了多种妇产科常用的著名方剂。

华佗，在妇产科学诊疗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三国志·华佗传》和《后汉书·华佗传》都记载了他诊治死胎的病案。例如：

“李将军妻病甚，呼佗视脉，曰：伤娠而胎不出。将军言：闻实伤娠，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将军以为不然，佗舍去。妇稍力差，百余日复动，更呼佗。佗曰：此脉故是有胎，前当主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母不自觉，旁人亦不寤，不复迎，遂不得生，胎死。血脉不复归，……今当与汤，并针一处，此死胎必出。汤针既加，妇痛急，如欲生者，佗曰：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人探之。果得一死男，手足完备，色黑，长可尺许。”

据上述病案可知华佗已能应用切脉和腹部触诊的方法诊断死胎。采用汤药，或针刺的方法进行治疗，或针药并用，使死胎产下；甚至使用探查方法，完整的取出死胎。反映了公元2世纪我国对死胎诊断治疗的高超技艺。

五、小儿科

这一时期，人们对小儿生理发育变化的认识和瘛疭、痫病，食积、下利等病症诊治均有一定进步，并出现小儿科专著。

西汉淳于意曾治疗齐王中子诣婴儿的“气鬲病”，病症表现为“使人烦懑，食不下，时呕沫”，配用“下气汤”，病儿服后，“一日气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这是一例小儿消化不良的病案。所以，当时人们就认识到小儿病常与饮食不当有关，如“小儿常病伤于饱也”（《后汉书·王符传》）。

这一时期，儿科专著已经问世。《汉书·艺文志》录有《妇人婴儿方》，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时曾参阅过《胎颅药录》一书，流传至今的《金匮要略》中有治“小儿疳虫蚀齿方”，用雄黄粉、葶苈末、猪脂制成“点药”，蘸烙病灶局部，是一种较好的外治法。此外，张仲景弟子卫讯（一作卫沈），知书博学，独擅妇婴之病，据传曾撰有《小儿颅囟经》三卷，上述几种著作惜均已失传。

秦汉时期，望色、切脉、问诊等常用中医诊断方法已在儿科得到普遍应用，有关小儿病的治疗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如汤剂、丸药、蘸烙、针、砭等，其中外治法占有重要地位。

在病因方面，除了强调饮食因素之外，还重视先天禀赋，如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指出：“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认识到先天因素与后天体质强弱、寿夭有一定关系。

与上述认识和治疗技术提高的同时，对先天性畸形也有确切的记述。如《汉书·五行志》载：“长安女子有生儿，两头，异颈，面相乡（向），四臂，共胸，俱前乡（向），尻上有目，长二寸所。”这是我国儿科史上最早有关婴儿先天畸形的描述。

汉代的一些统治者出于充实兵员与增加劳力之需要十分重视妇幼保育，并给予奖励。元和二年（公元85年）规定：产子者可免税三年，怀孕者，发给胎养谷三斛，其夫免税一年。对无父母亲属的婴儿，及有子而无力抚养者，还发给一定的抚养费。上述措施，对于维护婴幼儿的健康成长，起到较为积极的作用。

六、五官科

早在《荀子·非相》中，就有“尧舜参眸子”之说，《史记·项羽本纪》又有“项羽亦重瞳子”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有关瞳孔异常的最早记录。《淮南子》“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说明汉代对五官科疾病，已进行手术治疗，并对其适应症有明确的规定。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虽未专论眼病，但在叙述全身病症时也涉及到一些眼部症状，如眼部肿胀、目色异常，目外形的改变和目眩目瞑等多种自觉症状。其中《金匮要略·百合狐惑阴阳毒病》将“目赤如鸠眼”、“目四毗黑”等眼部病变与咽喉、二阴的溃疡和全身症状联系起来，命名为狐惑病，与现代医学所称之“眼、口、生殖器综合证”（又名白塞氏综合证）很相类似，书中提出的清热、解毒、除湿的法则，至今在治疗该病时仍有效。

《伤寒论》少阴篇中论及多种咽痛，按阴虚、客热、痰火郁结、风寒兼痰湿阻络等不同情况辨证，列有多种方药，其中桔梗汤是治疗咽喉痛的祖方，其辨证方法，对后世启迪颇大。《金匮要略》最先记载“妇人咽中如有灸腐”一症，即后世所称梅核气，其所用半夏厚朴汤一直沿用至今。该书用皂荚末吹入鼻内及用薤汁滴鼻以抢救危重病人的方法，是吹鼻法、滴鼻法治疗疾病的最早记载。

七、口腔科

口齿科疾病在秦汉时期，虽然尚不知有否专科著述，但从有关文献叙述和出土文物等，仍可看出其医疗保健的技术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高。

关于口腔、牙齿之清洁、健美、疾病、保健已有了比较高的要求。例如：《诗经·卫风·硕人》中形容美女牙齿“齿如瓠犀”，即指牙齿要如同葫芦子一样整齐洁白。反之，对牙齿参差不齐者则称之为龃龉，咬合不齐者病之为龊，排列不正者称为龇，不平整者为龋，均视之为病态。为了保持口腔卫生和预防牙齿疾病，除强调饭后漱口等外，此时尺有剔除齿缝间食物残渣的习惯。1976年，江西省南昌市发掘了汉末三国东吴时代的高荣墓葬。其中有一个金制的，两端分别为耳挖勺和小杨枝的龙形器物。小杨枝是龙的尾部，圆形，末端尖。研究者考证认为此系墓主人生前用来剔除齿间食物残渣的口腔清扫用具，此小杨枝也就是今之牙签的雏形（周大成：江西省南昌市东吴高荣墓发现的金制小杨枝，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2）：23－24，1981）。

关于口齿疾病的认识和治疗西汉名医淳于意在其诊籍中记录有用灸法和苦参汤含漱治疗龋齿的方法，且指出其病因为“得之风，及卧开口，食而不漱。”可见当时对口腔不洁与致龋的关系已有所认识。

关于砷剂失活牙髓技术，东汉张仲景已首载使用含砷制失活牙髓的方法。《金匮要略》有“小儿疳虫蚀齿方”，其处方为“雄黄、葶苈，右二味，末之，取腊日猪脂溶，以槐枝绵裹头，四五枚，点药烙之。”其中雄黄的化学成分为二硫化砷。明代《本草纲目》也记有用醋调砒霜，待干取粟粒大，以绵裹安齿缝内，第二天取出的医疗技术。砒霜为自然砷。该法所载用药量及失活时间，并要求来日取出都是较科学的。美国的斯普纳（Spooner）于1836年始用砷剂失活牙髓，该技术到今天仍是临床所常使用的。

八、针灸科

汉代针灸学术，在继承前人经验基础上，继续取得发展。

淳于意是西汉初期的著名医学家，他从公乘阳庆、公孙光等战国时期老一辈医家那里继承了针灸学术，并将其传授给高期、王禹等人。针灸学在《难经》中占着重要的地位。《难经》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针灸学理论有一定的充实和提高。在西汉时期，刘胜墓出土的九枚医用金针和银针，亦标志着针灸用具的显著进步。《后汉书·郭玉传》的记载，有涪翁、程高、郭玉等一派互为师承的针灸家撰著《针经》、《诊脉法》等，互相传授，虽然均已失传，但涪翁“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的高超针术仍得以流传。程高学于涪翁，并将所学针灸技术传与郭玉。郭玉在东汉和帝（89～105年）为太医丞，在针灸上不仅具有“一针即差”的本领，而且还深刻地认识到“针有分寸，时有破漏。”他认为“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说明在针刺治疗上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并已获得显著的疗效。

西汉末至东汉延平（8～106）年间，在针灸史上出现一部名著《黄帝明堂经》；即《明堂孔穴针灸治要》，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腧穴学专著。隋唐之间，曾先后两次由政府下令，加以修订，规定为针灸医生的必修课本，并流传到日本等国，对后世中外针灸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武威汉代医简》有九枚医简涉及针灸，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留针时间较长，可达“炊米一升顷”之久，简文共载有三里、肺俞二穴。其泉水，从上下文看亦当为穴名，但不见于后世针灸著述。肺俞穴，似为脾俞穴的误记。三里穴，原简作“时下五寸”亦与今穴不同。简文还谈到刺灸与年龄的关系，这也是其他针灸著述所未见的。《黄帝虾蟆经》是一部论述四时刺灸禁忌的专著，全书有十分之七的内容为插图，其中有一幅全身谨避针灸的人体图，是按六十甲子交替排列的，共有六十个禁刺部位。

华佗亦长于针灸。史载：”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或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拔针，病已行差。”形象他说明了针刺是否得气和疗效的关系。曹操“苦头风，每发，心乱目眩，佗针鬲，随手而差。”

张仲景对针灸亦有独到见解，以伤寒为例，发热恶寒，……，寸脉浮紧，大渴欲饮，自汗便利的宜刺期门；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热除脉迟，身凉下满，……，亦宜刺期门。在69条有关条文中，以刺期门主治为最多，张仲景在针灸操作方法上也有所发展，如针刺与温针、烧针、艾灸等，并各有比较明确的适应症。如所论之“可刺”、“不可刺”、“可灸”、“不可灸”、“可火”、“不可火”等，专篇论述针灸的忌宜，成为张仲景针灸学说的又一特点。

九、法医

秦汉时期迄今未见流传下来系统的法医学资料，但文献中有几个在法医学史上值得称道的事例：

1、窒息死动物试验

王充（公元27～约97年）最早提到窒息死的动物试验：“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隔，息不得泄，有顷死也。”（王充《论衡·道虚篇》，卷7，第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雷击纹的发现

王充在其《论衡·雷虚篇》中首先指出了雷击纹是雷击死的指征，并对其成因作了朴素的解释：“夫雷，火也。火气剡人，人不得无迹，如炙处，状似文字。”同时还指出了雷击所致的其他烧伤征候：”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焦；中身，则皮肤灼焚，临其尸上闻火气。”

3、诈病的诊断与治疗

张仲景最早提出一种诈病的诊断与治疗方法：“设令向壁卧，闻师到不惊起而眄视，若三言三止，脉之咽唾者，此诈病也。设令脉自和，处言：‘汝病大重，当须服吐下药，铖灸数十百处’，乃愈。”（《注解伤寒论·平脉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年）

4、铁钉钉进头部致死例

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头部刺创。他杀多见于酒后或病弱者，自杀多见于精神病患者，现今各地仍时有所闻。最早的案例见于东汉，严遵为杨州刺史，“曾巡行部内，忽闻哭声惧而不哀，驻车问之，答曰：”夫遭火烧死。’遵令吏守其尸，乃有蝇集于首。披髻视之，得铁钉焉。因知此妇与人共杀其夫。”

秦汉时期医史研究和文献整理

一、《史记》中的医家传记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记传体通史，作者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书中对汉武帝以前有关名医的传记、医药史事、医籍文献等都有所反映。《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先秦名医扁鹊和西汉医家淳于意所立的传记，开创了在正史中为名医立传之先例。

关于扁鹊的事迹，从战国末期至西汉时期，社会上流传很广，司马迁选用了扁鹊的3则医案。这三则医案即辨赵简子昏迷、虢太子尸厥、扁鹊望齐桓候之色等，虽然简短，但寓意深刻。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史记·仓公传》的主体部分，是取材于淳于意答诏的实录，选用了淳于意往日诊病的簿记——“诊籍”中的25则医案。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记载有失误、死亡的案例。所治的病人有王公贵族，也有贫民奴婢，从涉及范围看包括了临床各科，在诊疗方法上反映了淳于意在临床上脉证合参、针药并用等特色，在医理方面，淳于意有一套独到的见解，在淳于意的传中所反映的学术内容、史料的真实性方面，超过了扁鹊传。

《扁鹊仓公列传》的首尾部分，主要介绍医家的生平事迹和师承关系。这无论在两位医家传记的写作上，还是在他们经历中，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他们虽出身地位低微，但他们学有师授、四处行医，随俗为变，把原来十分神秘的医学单传方式变为公开带徒多人的教授方式，避免了医术的失传，反映了早期医学私学传授的情况。

司马迁在《扁鹊仓公列传》中表述了这两位名医高尚的医德，如淳于意在被诏问诊病决死生能否完全无失误时，他回答说：“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主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这种谦虚求实的精神，难能可贵。

《扁鹊仓公列传》，是现存最早的医学家传记，司马迁对医学家的姓名、籍里，生平事迹、治疗疾病的医案，成功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师承关系等等，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出色的总结了他们的学术思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以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更进而论述了当代医学发展的水平，以及科学的指出“六不治”思想，对医学的发展有着指导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为历代医学人物之研究树立了典范。

二、医药文献的整理

秦汉时期对医药文献的整理，以国家组织人力整理为主，同时也有个人零散的研究整理工作。

在秦始皇时期，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记》）。说明当初秦朝对图书是比较重视的，并有可能对缴上来的和国家藏书试图进行鉴别整理，其中当包括医药书籍。秦始皇下焚书令时，明确规定医药书籍不在焚烧之列，因而使秦代及其以前的医药书籍得以保存。

刘邦进入关中时，萧何等人首先将秦朝丞相府的图书、档案保存起来，后来楚霸王入咸阳大肆焚烧，使秦代重要的图籍包括医书在内，遭到一次严重的毁灭，西汉统一，“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侍医李往国校方伎。”刘向将所校的书摘录其要旨，撰《别录》20卷，这部提要性的目录学《别录》并未完成，刘向病逝后，汉哀帝令刘向之子侍中奉东都尉刘歆继父业，刘歆于是总群书而名《七略》，以奏朝廷。这是西汉时期一次由官方组织人力进行的校书。

《七略）已失传，其中《方伎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较全面的收录。将方伎类书目分为4种：

（一）医经

“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落］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书目有：《黄帝内经》18卷、《外经》37卷，《扁鹊内经》9卷、《外经》12卷、《白氏内经》38卷、《外经》36卷、《旁篇》25卷，共7部，175卷（原书谓216卷）。

（二）经方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固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夫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知也，书目有：《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30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40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40卷，《风寒热十六病方）26卷，《秦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31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17卷，《金疮瘛疭方》30卷，《妇人婴儿方》19卷，《汤液经法》32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共计11部，288卷（原书统谓274卷）。

（三）房中

此类基本是性医学内容，也涉及男科、妇科等。房中书目有：《客成阴道》26卷，《务成子阴道》36卷，《尧舜阴道》23卷，《汤盘庚阴道》20卷、《天老杂子阴道》25卷，《天一阴道》24卷，《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三家内房有子方》17卷。房中共计8部，191卷。（原书谓186卷）。

（四）神仙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其中包括有导引、气功、按摩、炼丹、服食芝菌等养生保健的内容，神仙类的书目有：《黄帝歧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泰壹杂子十五家方》22卷，《神农杂子技道》23卷，《泰始杂子黄冶》31卷等。共计10部，181卷，20篇（原书谓205卷）。

秦汉时医药卫生书籍，托以上古传说中的圣贤、医人和神话人物者较多，如《淮南子·修务训》所言：“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此为这一时期医书名称的一个特点，秦汉时期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大批书籍（包括医书在内），后经“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犹七十余载，两京大乱，扫地皆尽。”（《隋书·经籍志》）

汉代小学的发展也促进着医药文献的整理研究。《尔雅》是中国最旱解释词义的专著，是汉初学者缀辑周秦以来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其中的“释诂”中对疾病名称多有注释，“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中对一些药古名作了解释。西汉·史游的《急就篇》作为一本启蒙书，叙有百余种可入药的动植物，60多个人体部位器官名，70多种疾病以及卫生知识，以七言歌诀的格式来记载。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对疾病的解释，对药物和有关医事的注解，都包含丰富的资料，该书涉及药物和病名各数百种，是后世医药文献注释的重要参考书。

东汉时，一些学者在注释经史中，涉及不少医学内容，如郑玄注《周礼》、《周易》、《寺经》等。高诱注《战国策》、《淮南子》、《吕氏春秋》等。上述种种虽然不是医药学专著，但在众多医药卫生专著散佚的情况下却可以反映出两汉时期医药卫生知识在文人学士中已得到普及，这也可以反证其时医药学发展的水平。

秦汉时期风俗习尚与医药文化

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的建立及巩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为各地区、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和风俗的融汇创造了条件，在客观上对医药文化的昌盛也多有裨益。

一、岁时、人生礼仪与医药文化

将春节叫年，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据《史记》、《神异经》和《荆楚岁时记》记载，春节爆竹、燃草具有辟除病魔的含意。全家饮椒柏酒，是为了预防百病，增进人体健康，并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有的喝桃汤，也是为了防病，后被屠苏酒所代替。

正月十五元宵节起源子汉武帝时，汉武帝患病不愈，上郡有一巫师能治病，被诏入宫行巫术。神君说，天子无须忧虑，病会好转，侍康更后，我们将相会于甘泉宫。汉武帝于神灵非常虔诚，一高兴病情明显减轻，到了甘泉宫竟然痊愈，于是大祭，灯火通宵达旦，随后形成了元宵节张灯结彩的习俗。

端阳节的形成，有诸多渊源，到秦汉时则将纪念介子推、屈原、伍子胥、曹娥、陈监与恶月恶日祝禳、辟瘟防疫等融为一体，逐渐表现了与医药卫生的密切关系。《大戴礼记》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除毒气，”《后汉书·礼仪志》说端阳节时人们“以朱索五色为门户饰，以除恶气。”《风俗通义》说“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入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者……令人不病瘟。”又载端阳节前用菰芦叶裹粘米，以淳浓汁煮熟，节日食用，有一定的食疗作用。端阳节有关的医药卫生内容，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科学成分也更充实。

七夕在汉代有登楼晒衣之俗，后来增添了乞寿等内容，《风俗通义》记载：“八月一日是六神日，以露水调朱砂蘸小指，宜点灸去百病。”中秋节包含具有浪漫色彩的医药民俗。《淮南子·览冥训》说，帝羿向西王母求得不死药，而帝羿之妻嫦娥窃食后成仙奔月宫，变成了蟾蜍。汉代人认为月中玉兔、蟾蜍、桂树，皆与医药文化有联系，《乐府诗集·相和歌辞·董逃行》中有“采取神药若木端，白兔长跪捣药虾蟆丸”之句。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据《西京杂记》所载：汉初，宫中有“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的习俗，据说是为了长寿。重阳所用的菊花、茱萸和酒，都有严格的制作要求。《风土记》认为，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气烈色赤，争折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而御初寒，又说：九月九日采菊花……久服令人不老，《西京杂记》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如熟就饮焉，谓之菊花酒。

九月九日登高的习俗也盛于汉代，《西京杂记》：“三月上巳，九月重阳，士女游戏，就此祓禊登高。”后人又为这一风俗染上神话色彩。《续齐谐记》说，东汉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的桓景，随费长房学道术多年。有一天费长房告诉桓景，九月九日这天，你家中有大灾，可速回家，让全家人各做一个装茱萸的绛袋系有手臂，登高饮菊花酒，可消灾难。恒景依其嘱，全家人得以免于疫病。曲折地反映了人们冀望避瘟疫、求健康的殷切心愿。

汉代人在春节前，按风俗要举行一系列有关驱疫活动。据《论衡》、《风俗通义》等书记载，汉代人防病驱疫意识非常强烈，把那些使人致病的隐匿性病因常当作病魔、害鬼——如相传颛顼的三个儿即“疟鬼”、“魍魉”、“小鬼”，他们都怕具有神力的方相氏，汉代声势浩大的腊月驱疫活动中，大滩风俗最为壮观，方相氏是这种舞中的重要角色。《后汉书·礼以志》、张衡的《东京赋》对此都有记载。它反映了人们用自己的声威战胜疫疾的豪壮气慨。

秦汉时期，由于战争、疫病等原因，人口增长速度慢，所以对儿童和妇女及其生育比较重视，这也是受秦赵等地遗风的影响，医生治病大抵也要注意这些，《礼记·曲礼上》记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反映当时重视风俗的情况。汉代尊老之风很浓，如“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仗，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鸟也，欲老人不噎。”（《后汉书·礼仪志》）在出土的汉代玉杖实物、汉画象砖、石刻中常能发现。赐鸠杖作为尊老的一种象征，有其含意，古人认为“鸠肉，明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久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古老仲春罗氏献鸠鸟以养国老，仲秋授年老者以鸠杖。云鸠性不噎，食之且复助气也。”（《本草纲目·禽部》卷19）这种敬老风俗到东汉时更盛。甘肃武威东汉一医家墓出土《治百病方》的同时，即有一鸠杖，与此同时还有厚葬的时尚。

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

秦汉时期的早期的医药交流

在秦统一前，中国各地区人民在医疗上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的医疗特色，但由于诸候国之间的分争割据，风俗不同，语言文字差异等，医药文化的交流受到一定限制，秦汉的统一，为医药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名医仓公到过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华佗行医到安徽、江苏、河南一带，“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以医见，景帝为太子时，拜为舍人，积功稍迁。孝文帝时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为郎中令。”（《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汉书·游侠传》），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中央和地方，都城与各地及地区之间的医药学术经验的交流。汉设“本草待诏”一职，从全国诏精干本草者待命，虽非为交流而设，但各地精本草者汇集京城，自是交流学问之良机。从宫廷中被裁减下来的医药人员分散到地方，不少医药人员终生行医于民间，如东汉韩康、台佟、蓟子训、卖药翁等，他们的医事活动也促进了医药交流。

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通过多种渠道、形式，而使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医疗经验、方药得到交流，秦汉时期所建立上林苑，东起蓝田，西到周至、兴平、南依秦岭山脉，北临渭河，苑周约300里，虽非药园，但却是当时第一流的大植物园，苑中花卉竹木异草品种繁多。据记载，汉武帝扩建秦上林苑后，“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卉三千余种植其中。”（《后汉书·韦彪传》；《三辅黄图》卷4）其中颇多药用植物，如从西域而移植的有安石榴、首蓿、葡萄、玉门枣、胡桃等；出自瀚海北、能耐严寒的瀚海梨，“霜下可食”的霜桃；从南方移植来的多种植物，《三辅黄图》记载，在上林苑的扶荔宫中，从南方亚热带地区移植的奇花异木有：“菖蒲百本，山姜一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佳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摈榔、橄榄、千岁子、百橘皆百余本。上木，南北异宜；岁时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犹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梢茂，终无花果……。”另外，苑中还养有大象、犀牛及许多鸟兽。这些在客观上，都增长了医家对药用动植物的认识，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特别是随着南北方的各种文化经济的交流，对发展医药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一些人到少数民族地区任官或游历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医学知识，促进了医药经验的交流，东汉初，邓训到武威任太守，发现“羌胡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以刀自刺，训闻有困疾者，辄拘持缚柬，不与兵刃，使医药疗之。愈者非一，大小莫不感悦。”（《汉书·严（助）宋吾丘主父徐严终生贾传》第34上），邓训帮助人们革除了陋俗，传播医药知识，拯救患者，得到他们的拥戴。又有“徐登者，闽中（今泉州）人也……善为巫术。又赵炳，字公阿，东阳（今婺州）人，能为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两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即今婺川义乌县东），遂结言约，共以其术疗病。”（《后汉书·邓训传》），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医药的交流。统治阶级到全国各地搜求灵药妙方，征诏名医，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医药技术经验的交流。医家与民众的种种努力与医事活动是促进医药交流的基本力量。我国秦汉时期医药学的兴盛与各民族间的医药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国际范围内的医药交流，中国很早就与邻国建立了往来关系。秦代，中国的医药文化已传到日本，最有影响者首推徐福，他是齐地人，据调查认为是今江苏省赣榆县金山乡涂阜村，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徐福（《后汉书·徐登传》；F·博厄斯：种族的纯洁，《亚州》40期第231页）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遣福入海求仙人，后入海不归。

在日本佐贺郡诸富町浮杯有“徐福上陆地”的标柱，波田须等地有“徐福墓”熊野浦的墓碑上原刻有“秦徐福之墓”五字。（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262页），在日本的阿须贺神社有徐福宫，日本蓬莱山旁原有徐福祠。相传徐福方士通医术，尤精于采药和炼丹，被日本人尊为“司药神”。

秦汉时，中国与印度（身毒、天竺）的交往早已开始。“现在世界各国称中国为China，是由古代印度梵文Cina，Chinas，阿拉伯文Cyn或Sin，拉丁文Thin，Thinas演变而来，都是、‘秦’的译音。印度古时亦称中国为震旦，‘震’即秦，‘旦’即斯坦，即秦地的意思。”（武伯伦：《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9页），古代印度，医药比较发达。

印度古代的医药与佛教关系密切，在佛教传入时，同时带入一些医药经验及方术。相传汉明帝时曾派人到印度求佛象和佛经，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等人随同东来，在洛阳翻译佛经，佛经中的有关医药卫生知识也随之流传，后来的医书中遂有“百一”、“四大”（地、水、火、风）、“医方明”（为佛教五因明之一）等名词和内容。《开元释教录》记载：“东汉之末，安世高医术有名，译经传入印度之医。”另外，黄支国（即南印度罗毗荼国）国王曾派遣使臣来汉朝献犀角等。

据越南史书记载在公元前257年，中国医生崔伟曾在越南治愈了雍玄和任修的虚弱症，并著有《公余集记》一书行世。汉武帝时，中国文化传入越南，医药学也随之传入。汉代，越南的象牙、珍珠、玳瑁、犀角、桂、龙眼、槟榔、菖蒲、薏米等传入中国。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于交趾。因当地有山疟瘴气，士卒多有感染者，于是，他“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南方薏苡实大，援欲以为种，军还载之一车，时人以为南土珍怪，权贵皆望之。”（《后汉书·马援传》），据《汉书·地理志》载，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已经开通。从合浦郡的徐闻县、（今广东徐闻县西）向西南航行即达元国（在马来半岛），又西行可到邑卢没国（今缅甸境内），湛国（今缅甸境内），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斌）又可到黄支国等。这些航行时开拓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经济、文化和医药交流的海上之路创造了条件。

中国与西部地区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医药文化交流，秦汉时主要靠陆路交通。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奉命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历时13年，于汉武帝元朔三年（公元126年）返回长安。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3年），张骞再次奉命，以中郎将的身分率领300余人，至乌孙国，他又派出许多“副使”分别到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波斯）、条支（约在今阿拉伯地带）、黎轩（约在今土耳其境内，或说是大秦罗马帝国）等国。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回到长安。从此，西域各国的使臣也纷纷来访。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拓宽了中原与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渠道，形成了驰名中外的丝绸之路。当时“中国丝织品是各地最需要的，至少占中国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黄和优质铁。作为回报，中国也得到了各种物产，如来自中亚的毛皮、毛织品、玉和牲畜、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来自罗马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亚麻布、羊毛织品和黄金。其中黄金占首位。”（（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中译版，第183-184页），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发展、中西方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西域的安石榴、胡桃……、苏合香、茉莉、酒杯藤子（食之消酒）等药用植物和一些入药的动物、矿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汉武帝时，月氏国曾派使臣渡过弱水。向汉朝贡返魂香，据《汉武内传》所载：返魂树状如枫、柏，花叶香闻百里。采其根于釜中水煮取汁，炼之加漆，乃香成也，其名有六：曰返魂、惊精、回生、振灵、马精、却死。凡有疫死者，烧豆许熏之再活，故名返魂香，郭宪的《洞冥记》载：“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郅支国贡马肝石百斤。常以水银养之，内至柜中，金泥封其上。……如今令马肝石春碎以和九转之丹，服之弥年不讥渴也。”反映当时中外医药交流的史事。

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经越南到达中国，赠象牙、犀角、玳瑁等，史书对国外的医药也有散载：“栗戈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后汉书·栗弋国传》），“合会诸香煎其汁，以苏合。”（《后汉书·大秦国传》），“他主白草有毒，国人煎以为药……。”（《后汉书·西夜国传》），“于阗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后汉书·于阗国传》）

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医药学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是封闭的，一方面注重吸收外来医药文化，另一方面也把中国的医药文化传播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使他们从中得到借鉴。

秦汉时期军事医学

秦代兵制的主要特点，是军权的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秦王朝的军队有皇帝警卫部队、京都卫戌部队、边防戍守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种。秦朝军队的兵种有步、弩、车、骑之分，并建立了水军。汉代兵制在秦制基础上有所发展。西汉的军队分中央军和郡国兵两部分，兵种有材官（步兵）、骑士（骑兵）、车士（车兵）及楼船（水兵），此外，还建有楼船材官，水陆均能作战。东汉的军制基本上和西汉相同。

自战国至汉初铁兵器渐盛，这时农具及日用品大多用铁器，惟兵器尚兼用铜。秦代长兵无异于战国。惟铁兵较多，至东汉时兵器才普遍用铁，进而发展为钢兵。有炼至百辟者，刃口锋利，汉王朝专门设置少府官员负责兵器制造，严禁民间私藏及私造武器。

一、军事体育训练

汉代重视军队的校阅和训练，每年秋后京师以至郡县都进行大校阅，大讲武。校阅以射为主，再加试其他技术，如骑、乘、刀、矛等，有时还有校猎，用近于实战的狩猎形式进行演习。以考察士卒的训练程度及材力，平时对战士进行军事体育训练，以达到提高士兵身体素质及作战能力为目的。

（一）、蹴鞠、角抵、手搏

蹴鞠（古代足球）原系战国时的民间娱乐活动，在齐、楚等国相当流行，至西汉时，蹴鞠发展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之一。刘向《别录》中说：“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因此《汉书·艺文志》将《蹴鞠》25篇附于“兵技巧十三家”类中。汉初，在战争较少时，军队普遍用“蹴鞠”练兵，提高士兵的体质、速度、耐力与反应的灵敏度等，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当时宫苑内的“鞠城”和“三辅高官”的蹴鞠地，是南、北军练习和比赛蹴鞠的场地。汉武帝时蹴鞠仍作为军中训练的项目之一。《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列传》中，都载有汉军在塞外行军宿营时，在缺粮的情况下，“仍穿域（修理场地）蹴鞠”，此外、角抵（角力摔跤）、手搏（拳技）等民间武术技巧，也都成为军中的训练项目。如甘延寿因在校阅中手搏表演成绩优秀，而被提升为期门郎中（《汉书·甘延寿传》）。

（二）弓矢与骑射

材官（步兵）的训练，以发矢为主。《汉律》记有“蹶张士”，即材官中的健者，能以足踏强弩而张开，骑士的训练重在骑射。弓弩因而成为汉代主要兵器，其次，才是刀和矛等。

各级军队中都设有掌管教练和考课射法的军官——仆射，边防部队每逢秋季，要对边塞的“侯长士吏”普遍进行一次射法考试。考核的方法，据居延出土汉简记载，每人试射12支箭，中靶六箭为合格、不合格的要受处分；超过六箭的有赏。一般“赐劳”十五日，根据“劳日”总数，赐钱、赐爵或提升。

二、汉代边防军的医疗设施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以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汉书·晁错传》及《西汉会要》卷59）。

根据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张掖西北），敦煌、蒲昌海（敦煌县西阳关西三百里）等地区发现不少有关医药的木简和遗物。在这些木简中，曾记载担任戍役的士卒中有几人“在养”，几人“在病”。在部队中第几队，戍卒某，患什么病，服什么药；或用针，或用灸；治疗结果，或死或愈，都记载得很详细，并有“病书”。此外，还有“显明药函”（罗振玉，流沙坠简，第十三叶又参释文卷二第四十四叶）和“药盛橐”（居延汉简考释，卷三，器物类云：“药盛橐四”（八六）五，六）等残件，药函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即行军必备药品。《汉书·窦田灌韩传》曾载：“灌夫身中大创十余，适有万金良药，故得无死，”也说明当时军队备有战救药品。居延烽燧遗址中还有疾病统计、医护人员记勤、和军队负伤人员的记录的“折伤薄”等木简，“折伤薄”署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年）的字样，并有兽医。以上出土文物及汉简，证明在汉代，屯驻在边防的部队中，确实有专门掌管医药的军医存在，并已略具驻屯医院的雏型。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唯在《汉官》中曾记载公元前1世纪时，已置宫医卫士81人，系武职。隶属于光禄寺，可能是掌领军队医药的官员。这种驻屯边疆部队中的军医，是相沿不替的。凡两国交界和军事要冲地带，或彼此防地不同系统的军队中，也都设有军医。后世如唐的“折冲府”和宋的“驻泊军”中，也都设有这类军医。

三、战时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汉代在战场运输工具中备有辇（用人推挽的车）和车。《汉书，李陵传》载：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与单于战于浚稽山，由于单于兵众，“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二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其时间与居延出土之“折伤簿”所记时间很相近。

东汉大将段颖，在西北边疆抗御羌族的进攻多年，“行军仁爱，士卒疾病者，亲自瞻省。手为裹创。在边十余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苦，故皆乐为死战。”（《后汉书·段颍传》）

以上说明汉代军中已设置医药，受伤时已有及时之战伤救护，并按伤情之轻重确定用辇和车将伤员运离战场，或令其继续作战，可惜记录简略，无法弄清它的组织形式和实施情况。

四、军队传染病的隔离

战时传染病对军队减员有严重威胁，因此很早为军事家所注意。如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马援征交趾，起初虽幸而获胜，但至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军吏因瘴疫（恶性疟疾等传染病）死者达十之四五，最后终于失败。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马援又奉命出师镇压五溪蛮（今湖南常德、辰州一带少数民族）的起义，到了次年夏天，军中又发生了大疫，战士成千上百地死亡，马援因感染瘴疫而死于军中。

到2世纪中叶，对部队传染病已采取隔离措施。《后汉书·皇甫规传》载：延禧五年（公元162年），皇甫规证陇右（今甘肃、新疆、青海一带），因军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五、对于寒冷的防御

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设备虽然简陋，却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不同，所以行军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当时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如汉武帝派赵充国去镇压西北羌人，充国想要安抚他们，而武帝下诏责令其速战速决。其理由是：“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卒寒，……，宁有利哉？”（《汉书·赵充国传》）。

武帝时由于疆域的扩大，中央对边防部队的供应感到鞭长莫及。于是采取戍边屯田的政策，从上郡、朔方到河西一带置屯田戍卒60万人。在这些屯戍西北边区的军队中，即配制了御寒药，这在西陲木简中可以找到其遗迹。在罗振玉所编（流沙坠简》第78简有“……发寒散五台”，此简出于蒲昌海，即今张掖一带地区，为我国有数的寒冷地带之一。赵充国等与羌人作战，即在这一地带相持，此简或即当时屯戍所留，“发寒散”今虽不知其药物组成。但它可能是一种热性药，服后能使人体温增高以御寒冷。

六、战伤救治

秦汉时代，由于炼钢及铁兵器的改进，金创折疡成为战时常见的伤害。止血包扎法随之有所发展。汉代普遍使用地黄治内出血和接续断骨，《本草拾遗》记载汉高祖刘邦曾用“斫合子”以治堕伤和内出血。《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王不留行、续断、泽兰、地榆、扁青等23种药名。用于伤科内服或外敷，可见当时伤科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治百病方》已用药物功能命名为方，其处方目的不限于止血止痛，还有消散溃脓，生肌收口的功效，开拓了后世理气活血化瘀的治伤理论。张仲景在此基础上发展了理气、活血、化瘀的治疗法则，建立了既对症用药（止血止痛），又审因论治（活血化瘀）的配方原则。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有关军事医学的史料虽然比较散乱，没有系统记载，而且也很缺少，但仅就其文献记述和地下出土文物来考察，仍可知其在频仍战争中，无论传染病之隔离治疗，战伤抢救之造册记录和外科手术治疗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并达到较高的水平，专业军医在军队中可能已有一定的编制。

秦汉时期医学著述

一、《黄帝八十一难经》

简称《难经》或《八十一难》。旧题秦越人撰，该书不但《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未提及，刘向、刘歆父子及李柱国校医书时也不曾记载，直到东汉未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才在序文中提到《八十一难》，三国时吴太医令吕广是最早主译《难经》的人。因此，研究者多认为：《难经》成书西汉末期至东汉之间。该书也带有这一时期某些文化印记。《难经》共3卷（一说5卷），是一部以问难形式解释古医药的理论著作：关于《难经》书名的含义。历代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问难之“难（nan，发音为四声）”，清·徐灵胎《难经经释·自序》说：“以灵素之微言奥旨，引端未发者，设为问答之语，俾畅厥义也。”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难”字作为难易之“难（nan，音同“男”，二声）”。唐·杨玄操《难经注·序》说：“名为八十一难，以其理趣深远，非卒易了故也。”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代表性，从该书体例和文义分析，前一种说法似更符《难经》一书内容之本义。

《难经》的基本内容包括脉诊、脏腑、阴阳、五行、病能、营卫、俞穴、针灸、以及三焦、命门、奇经八脉等理论疑难问题。涉及到人体正常生理、解剖、疾病、证侯、诊断、针灸与治疗，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种种疑难问题的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在阐发中医学基本理论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

《难经》现存本以明经厂刻医要集览本与日本武村市兵卫刻宋·王九思《黄帝八十一难》集注本等较早，历代注释，发挥者约50家。

《难经》不但在理论方面丰富了祖国医药学的内容，而且在临床方面颇多论述，除针灸之外，还提出了伤寒有五的理论，对后世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难经》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医家所遵循，对历代医学家理论思维和医理研究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是一部重要的药物学典籍。最早被梁《七录》所著录，六朝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此书的引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指出：“旧说称神农本经，余以为信然，……今之所存，有此四卷，是其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仲景元华等所记。”虽未署撰写者姓名和年代，但书中所记载药物郡县产地名称最晚的设置是“永昌”郡（见木香、犀角、波子等条），《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二月春下月，益州激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都尉。”因此，不少学者据以认为《神衣本草经》成书当不早于东汉。同时，必须指出，《神家本草经》的药物产地更多记有先秦古地名、秦汉地名等，也反映了该书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完善和继承发展的过程。说明《神农本草经》的成书恐非一时一人之手，在秦汉之际或先秦已有该书原始资料是正确的，但若认为该书已成于此期，则尚乏较充分的根据，《汉书·艺文志》未载该书，但东汉时期神仙方术、服石炼丹盛行时期的印记多处可见。

《神衣本草经》分为”序录”（1卷）和正文（3卷）两大部分，“序录”是关于药物学的总论，论述了上、中、下品分类、药物的君臣佐使；七情合和、性味产地、真伪鉴别、各种剂型、临床用药宜忌、用药剂量、服药时间、诸药制使等，正文部分以三品逐一对360种药物的名称、性味、主治病证、产地（山、谷、川、泽等）、别名，进行分类记述。

《神衣本草经》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有《神农本草》、《神农本经》、《神农药经》、《神农经》、《本草经》、《本草》、《本经》、《正经》、等不同名称。

三、《治百病方》

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发掘了一座墓葬，经研究鉴定，墓主人可能是一位年长的医生，随葬品除医药简牍外，还有鸠首仗、五铢钱等，其时代当是东汉早期，共有92枚手写医药简牍，初名《武威汉代医商》，但因简中有“治百病方”的字样，遂改名为《治百病方》。

《治百病方》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的疾病。记述了咳嗽、哮喘、伤寒、诸癃、血瘀、目疾、齿痛、耳聋、伏梁病、溃疡、出血、痹证、久泄、不孕症；大麻疯等病证的病因、病理、证侯。所载药物近百种，其中植物药63种、动物类药12种、矿物药16种，酒类等液体药物9种。这些药物有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有11种见于《名医别录》，还有20种未见于其它本草书记载。书中还记述了药物的炮制，以及汤、丸、膏、散、醴、滴、栓等不同的剂型，共有医方36首、有的方名标明是”公孙君方”、“建威耿将军方”、“东海白水侯所奏男子有七疾七伤方”等，概为传方人姓名及官职。在服药时间上，有先饭、宿食旦饮、暮吞、吞等区别。内服药有酒饮、米汁饮、酢浆饮、鼓汁饮、含咽汁、醇酒和饮等。外用药有敷目、塞耳、指摩、涂、灌鼻、塞鼻等。在针灸治疗上，还记载了灸的的穴位，留针的方法，针灸宜忌与病人年龄关系。有的简牍还记有药价等。此外，有些方药，医疗技术反映了匈奴等少数民族医药的一些经验。

《治百病方》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思想，尤其是同病异治的情况较多，组方配药比较严谨，治疗上药物与针灸并重。本书不是一般的医药文献整理之作，而是医家实践经验和吸取当时医药经验的总结。全书体例多为一病一方，每条条文列方名、病名或证候、药方名称、药量、制药、服法、禁忌等。涉及医理论述则较少，比较朴实简明。虽然《治百病方》篇幅不大，文字不多，但对研究汉代医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伤寒杂病论》

东汉未年张仲景撰，汉末建安间，疫疠流行猖厥，死亡甚重，张仲景在论述自己编撰该书的背景、动机和依据时指出：“余宗族素多，向徐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此书撰成未久，即遭战乱而散佚，后经太医令玉叔和重新整理编次，得以流传。林亿等《伤寒论·序》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王叔和能学之。”晋·皇甫谧认为：“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李昉《太平御览》引高湛的观点：“王叔和编次张仲景方论，编为三十六卷，大行于世”：明清医学家也多给予肯定和赞成。因此，学者多认为《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者，乃王叔和整理之功。此后，该书的书名、卷数及分合屡有变更，至北宋初，始见书分为二。“开宝中，节度使高继冲曾编录进上，其文理舛错，未尝考证。”此指《伤寒论》，又，“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则辨伤寒；中则论杂病，下则载其方，并疗妇人”（孙奇等，《金匮要略方·序》），此为《金匮要略》的祖本。英宗治平二年（1065），校正医书局孙奇、林亿等重加订定，即成为宋以后所广泛流传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论伤寒，后者专论杂病。至于《伤寒杂病论》与一分为二的宋以前原貌，已不可确知。

《伤寒论》全书10卷，22篇。六经病脉证并治是该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专门讨论急性外感热病——伤寒病的专著。张仲景吸取了《素问·热论》中的六经分证法，以六经为纲。将病者的病状、脉候，根据其虚实表里寒热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病类，三阴三阳内连脏俯，外属经络，由于邪气强弱以及病人体质的不同，又有不传、直中、循经传、越经传以及合病、并病等不同情况，确立了伤寒病辨证的纲领。在治疗方面，依据其四诊八纲所得的资料以及病因病理认识，确定治疗大法，将汗下吐和温清补消八法灵活地运用于治疗过程之中，或单用，或同用，立法谨严，然后选方用药，用药80余种，其方剂多选药精当，配伍有度，主治明确，疗效显著，被后世人尊为“经方”。由于《伤寒论》的巨大成就，后世研究者很多。其注本约有成无已系（《注解伤寒论》）、方、喻系（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喻嘉言《尚论篇》）、钱塘二张系（张志聪《伤寒论集注》、张锡驹《伤寒论直解》）三大注本体系。历代包括日本等注释、发挥、方论、歌括、杂著等670余家，足见其影响之大。

《金匮要略方论》，简称《金匮要略》，系讨论内伤杂病的专著。全书3卷，25篇，系统论述了急性热病之外的各科、各类疾病之病证的理、法、方、药等。第一篇为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是全书立论基础，主要是以脏腑经络学说为基础，阐明各类证侯的发生变化及其与脏腑经络的关系。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别论述百合狐惑阴阳毒病、疟病、中风历节病、以及妊娠病、产后病、妇人杂病等20余种、类病证。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病证各有专篇。在病因方面，《金匮要略》明确地划分为三类，认为：“千般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对后世病因学说有直接启示。

《金匮要略》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刻，注本颇多。以元代赵以德的《金匮方论衍义》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匮要略心典》最为著名，据统计历代注释、发挥、方论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在国内历代注家、研究著作有数百家之多，为历代研究、治疗急性热病的医学家所遵循，成为他们发展、发挥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基础、依据和教育后学的课本。在国外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许多《伤寒论》之珍本，并由日本再传中国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日本学者研究、注释《伤寒论》的著作，仅就先后传到中国而现存者也有60多家。再如《金匮要略》较好版本也有收藏于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医学家之研究《金匮要略》而有专著流传至中国者，有10余种之多。关于将《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作重编、方论者，日本名家之专著并流传中国者有近20种，由此可见张仲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在日本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在日本现代医学昌盛的今天，日本学者仍给予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视，许多医学家在临床医疗中，仍然十分重视该书原有方之应用，并取得很好效果，运用该书中成方制造的成药，也为日本医界所信赖。

秦汉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淳于意

淳于意（公元前205?～前150年），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因曾任齐国的太仓长（一说太仓令），人称仓公。年轻时喜钻研医术，拜公孙光为师，学习古典医籍和治病经验。公孙光又将仓公推荐给临淄的公乘阳庆。当时公乘阳庆已年过六十，收下淳于意为徒，将自己珍藏的黄帝、扁鹊脉书、根据五色诊断疾病、判断病人预后的方法、以及药物方剂等书传给他。三年后仓公出师四处行医，足迹遍及山东，曾为齐国的侍御史、齐王的孙子、齐国的中御府长、郎中令、中尉、中大夫、齐王的侍医遂等诊治过疾病。当齐王刘将闾为阳虚侯是（公元前176～前164年），淳于意曾为其治愈了关节炎一类疾病，还随从将闾来过长安（今陕西西安），并为安陵（今咸阳东北）阪里的项处诊治牡疝病。

齐文王（公元前178～前167年在位）患肥胖病，气喘、头痛、目不明、懒于行动。淳于意听说后，认为文王形气俱实，应当调节饮食，运动筋骨肌肉，开阔情怀，疏通血脉，以泻有余。可是有一庸医施以灸法，使文王病情加重致死。于是王公贵族诬滔仓公“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加之同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请仓公为其治病而未至。官府听信诬告，把淳于意传到长安受刑。淳于意生有五女，当皇帝诏书进京问罪时，他感伤无男随行。于是小女儿坚持随父进京、并上书朝廷，申述父亲无罪，并愿意为奴以换取父亲的自由。经汉文帝诏问，遂使淳于意被赦免而回故里。淳于意在应诏回答汉文帝询问时叙述了自己学医、行医的经过，业务专长、师承、诊疗效果、病例等，史称：“诊籍”（即诊病的簿记）共计25个病案。他所答诏的病案格式一般均涉及病人的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籍里、病状、病名，诊断、病因、治疗、疗效、预后等，从中反映了淳于意的医疗学术思想与医案记录上的创造性贡献。

淳于意象秦越人一样，并没有把医学经验的传授限定在神秘而狭小的范围内，而是广泛传授医术，他因才施教，培养宋邑、高期、王禹、冯信、杜信、唐安以及齐丞相府的宦者平等人，是秦汉时期文献记载中带徒最多的一位医家。

二、涪翁与程高、郭玉

郭玉（公元1～2世纪），东汉广汉郡（今四川新都县，一说广汉县）人，是汉和帝时最负盛名的医学家。

郭玉的师祖是一位隐士医学家，即四川涪水附近以钓鱼为生的一老翁，世人不知其姓名，所以称为“涪翁”。史志记载：“涪翁避王莽乱隐居于涪，以渔钓老，工医，亡姓氏。”（《直隶绵州志隐逸》卷41），涪翁“所居处为渔父村”，“在涪城东四里”（《三台县志·方使》卷9），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后汉书·方伎列传》），绵州人民为了纪念他。将涪翁列入南山十贤堂，又有“涪翁山石刻”、“汉·涪翁像碑”等胜迹。

郭玉的医术、医德和对针灸与诊法的贡献，为朝野所叹服。他死在官任上。

程高也是位隐士医家。广汉（今遂宁县东北，或今射洪县）人。郭玉年少时拜程高为师，“学方诊六征之技，阴阳不测之术。”在汉和帝时（公元89～105年）为太医丞，治病多有效应，皇帝感到奇异，为试验郭玉诊脉技术，使一手腕肌肤似女人的男子，与女子杂处帷帐中，令郭玉各诊一手，问郭玉此人所患何病，郭玉诊脉与望形色相兼，诊出其中有故，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皇帝为之赞叹不已，郭玉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诊病“仁爱不矜，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但在为贵人治病时，往往疗效不很满意。皇帝派一个贵人患者，换上贫寒人的衣服，并变换居处，请郭玉诊疗、郭玉一针而愈。皇帝诏问郭玉，郭玉回答说：“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毫芒即乖，神存乎心手之际，可得解而不可碍言也”。反映了他在诊治疾病时全神贯注，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郭玉对答中分析了为贵人诊病的难处，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郭玉以上论述正确估计了存在于东汉王公贵族的生活和思想行为对疾病诊治的不良影响；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医生诊治不同社会地位的患者所存在的心理障碍。他是继扁鹊之后又一个对医疗社会与心理有研究的医家。

三、韩康

韩康（公元2世纪），字伯休，一名恬休，关中霸陵（今西安市东）人。他出身望族，却不慕名利，致力于医药，采药于名山，卖药于长安（今西安市）市面，“口不二价，三十余年。”以此表明信誉为重，所售药是货真价实的。有女子从韩康那里买药时讨价还价，韩康守价不移，那女子生气地说，你不让价，难道你是韩伯休吗，韩康感叹地说，我本想避名埋姓。今小女子都知道我的姓名，我还卖药做什么?便隐入霸陵山中了。

后来朝廷知道韩康的学问和才气，授以博士。汉恒帝（147～167）派人持厚礼和车辆接他，使者奉诏书到韩康家中，他迫不得已，才答应遵命。但他不乘朝廷的车辆，而乘自已的牛车。在天未亮时驾车先行了，走到一个地方，亭长因韩康征士要从这里路过，就动用人力和畜力来修路筑桥；见韩康这般模样，以为他是种田翁，叫人夺下他的牛，朝廷使者赶到，看见被夺牛者是韩康，欲处死这个亭长，韩康说，这怪我自己，不能怪亭长，并在途中向东逃入霸陵山中，隐居而终。

四、壶翁与费长房

壶翁，（约公元2世纪），不知其姓名，一称壶公。一说“壶公谢元，历阳人，卖药于市。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日收钱数万，施市内贫乏饥冻者。”可见壶翁是一位身怀医技、乐善好施的隐士医家。由于他诊病卖药处常悬一壶作为医帜，所以人称壶翁，民间传术有关于他的许多神话故事。壶翁曾将医术传授于费长房。《后汉书》说：“费长房者，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曾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惟长房子楼上睹之，异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其饮毕而出。翁约不听与人言之，复乃就耧上侯长房曰：我神仙之人，以过见责，今事毕当去，子宁能相随乎？楼下有少酒，与卿为别……长房遂欲求道，随从入深山，翁抚之曰：子可教也，遂可医疗众疾”。类似记载，还见于葛洪《神仙传》等。这些记载虽然语涉传奇色彩，但若揭其神诞外衣，不难知壶公费长房乃东汉时名医。壶公的事迹传之甚广，历代医学家行医开业，几乎无不以，“悬壶之喜”等为贺，或于诊室悬葫芦为医之标志，至今仍有不少药店、制药厂等沿以为用。

相传壶翁的师傅戴公柏有《太微黄书》10余卷传世。壶翁著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20余卷，已佚。

五、张仲景

张仲景（约150～219年），名机，东汉末年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一说涅阳故城在今南阳市与邓县之间的稂东镇，地属邓县）人。（按《水经注》：“涅阳，汉初置县，属南阳郡，因在涅水（今赵诃）之阳，故名。”张仲景的里籍自来众说纷云，陈邦贤氏定为南阳郡涅阳，范行准氏定为南阳蔡阳，嗣后廖国王、张炎二氏考涅阳故城在今邓县稂东镇。尚启东考为南阳郡棘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野东北）），《后汉书》无传，其事迹始见于唐代甘伯宗《名医录》:“张仲景，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

张仲景生活于东汉末。当时，除连年战乱外，疫疠流行，曹植曾有记述，“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集诠评》第九卷），张仲景称其宗族原有人丁二百余口，自建安以后的不到十年间，死亡者有三分之二，而死于伤寒的竟占十分之七。张仲景有感于宗族的衰落和人口的死亡，加之世浴之弊，医家之弊，医道日衰，伤往昔之莫救，促使他悉心研究医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前代医籍如《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又结合个人临证之经验，编成了《伤寒杂病论》。原书十六卷，经汉末战乱兵火而散佚，复得后世医家整理，成为今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专门讨论伤寒病。后者主要论述内伤杂病。

伤寒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素问·热论》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张仲景基于此说而发展，他以六经为纲，剖析了伤寒病各个阶段的病机病位病性，创立了伤寒病的六经辨证体系。对于各科杂病，张仲景以脏腑经络为枢机，缕析条辨，开后世脏腑辩证之先河。《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共载方剂269首，用药214种，对药物的加工与使用，方剂的配伍与变化都有很细致的要求。张仲景对外感热病与杂病的认识和临证治疗的指导思想与方法，被后世概括为辨证论治体系，其在药剂学方面的成就，对后世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宋代之后的医学家多尊称其为“亚圣”、“医圣”。

张仲景本为士人，而能绝意宦途。精研医道，并鄙视那些“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的“居世之士”。他不仅以医术享誉于当时，且对医生的医德与医疗作风有相当严格的要求，批评那些医德不修、医风不正的医生，“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病问疾，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诀诊，九侯曾无彷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这些论述上承秦汉，下启晋唐，成为祖国医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张仲景的著作除《伤寒杂病论》外．见于文献著录的尚有《张仲景五脏论》、《张仲景脉经》、《张仲景疗妇人方》、《五脏营卫论》、《疗黄经》、《口齿论》等。张仲景弟子有杜度、卫汛，俱为当时名医。

后人为了纪念张仲景，曾修祠、墓以祀之。明清以来留下的有关文物胜迹较多。河南南阳的“医圣祠”始建于明代，有清代石刻“医圣祠”（1727）、“医圣张仲景故里”（1900），据明代《汉长沙太守张仲景灵应碑》记载：“南阳城东仁济桥西圣庙，十大名医中有仲景像。”清代《南阳县志》记载：“宛郡（南阳）东高阜处，为张家巷，相传有仲景故宅，延曦门东迤北二里，仁济桥西，有仲景墓。”河南南阳的医圣祠经明清以后屡次修葺（其间也有毁坏），保存比较完整。分布各地的十大名医祠中都供有张仲景的塑像，反映了中国民间对张仲景的崇敬与缅怀。医圣祠于本世纪50年代以后经不断扩建增修，已焕然一新，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六、华佗

华佗（约公元2世纪～3世纪初），字元化，沛国谯（即今安徽省毫县）人。他在年轻时，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都被他一一谢绝，遂专志于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迹与声誉遍及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闻听华佗医术精湛，征召他到许昌作自已的侍医。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但华佗为人耿直，不愿侍奉在曹操身边，甚至认为作侍医是可耻的职业，于是就托词妻子有病，以及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再返回。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华佗，又令当地郡县把华佗遣还，最后派人偷偷察看，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曾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劝说，竟残酷地杀害了华佗。

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时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将书焚毁。此乃千古之憾事，历代托华佗之名而出的医书有数种，旧题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记载有华佗的一些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曹操杀害了华佗后，常感到内疚后悔，特别是他的爱子仓舒（曹冲）病重时，更是非常后悔杀了华佗，令儿子的病得不到治疗。早在三国时，华佗就被魏国列为著名医家，后世誉称他是“外科学鼻祖”。

华佗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为最负盛名。《后汉书·华佗传》记载，华佗“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记载华佗的医案有数十则，皆具体地反映了华佗高明的诊疗医术，涉及到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他因病制宜，采用各种不同的疗法。他以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的病，使病人转危为安。当华佗成功地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而进行腹部手术时，世界其它国家的外科麻醉术尚处于摸索阶段。就是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类似高血压、脑动脉硬化）患者的病症。

华佗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尤为注重，并身体力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其独到之处。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后汉书·华佗传》）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了一种具有抗衰老作用，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

华佗的弟子李当之，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普常练五禽之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医学（公元220-581年）

公元220年曹丕袭魏王位，当年废汉献帝自立，国号魏。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或“蜀”），据长江上游地区；222年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市）称吴王（229年称帝），据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从此，魏、蜀、吴鼎立局面形成。三国连年征战，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炎代魂立晋（吏称西晋），280年晋灭吴，全国复归一统。但西晋王朝因司马氏宗室争夺中央统治权，“八王之乱”持续十六年的混战，使隐伏矛盾迅速激化，很快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兵进中原。从316年匈奴贵族建立的政权灭西晋起，北方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的战乱时期，前后出现20个割据政权。直到公元439年鲜卑族政权北魏统一中国北方，方获近百年的相对稳定。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继之北齐代东魏，北周代西魏，581年隋代北周。在南方，公元317年西晋琅玡王司马睿在建康（南京市）称帝建立偏安江南的政权，史称东晋。公元420年以后又历经宋（420～479年）、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四朝更迭。此四朝与北魏以降的北方政权相对峙，是为南北朝，直到公元589年隋灭陈，才再次结束割据局面，使全国重归统一。

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全国近400年间，是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最纷乱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也是中国各民族大融合的一个时期，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在北方和长江上游地区，先后有曹魏和蜀汉分别制定魏律和汉律、推行屯田制；西晋初期改立占田制、课田制以及对王公官员的限田制，这对抑制土地兼并、补救战争创伤和恢复社会经济均有一定积极作用。北魏改变鲜卑族风俗、服制、语言，鼓励与汉族通婚，加强同汉人士族的联合统治。这些改革推进了民族融合，加快了各民族封建化进程，促进了北方生产、经济的恢复和科学文化的发展。

东晋和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生产有较为迅速的发展。西晋末开始的北方战乱，迫使大量汉族农民迁至相对安定的江南地区，总数达70万人。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广为传播，使江南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状态大为改变。农作物品种逐步增加，牛耕普遍推行，干旱地区采用了北方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同时，还兴建了不少水利灌溉工程，创造了多种作物经营，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并带动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生产和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

在意识形态方面，随佛教兴起和道教流行，两汉时期的独尊儒学局面被打破了，开始出现儒佛道并立格局，并有玄学的流行。

佛教自西汉末由印度传入我国，到东汉时已有人翻译佛经，但信佛者不多，魏晋时期印度和西域僧人陆续来到中国，随着佛经翻译增加和佛寺兴建，佛教迅速传播，印度医学也随之传入我国。南北朝时期大力提倡佛教，于是造佛寺、塑佛像、释佛经、传佛学形成高潮。以至“招提栉比，佛塔骈罗”，僧尼人数也大量增加。佛教教义将现实痛苦归罪于前世不行善，要人们忍受今世苦难，寄希望于来世，这种思想易为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社会之中的人们所接受，“因果报应”、“灵魂不灭”、“三世轮回”等佛教迷信思想一时广为传播，劳动人民深受其害，文人和士大夫也以说佛谈禅为能事。这在很大程度上涣散了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懈怠了人们创新医药的积极性，给医学的发展带来危害。

道教源于我国民间，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道教教义理论和宗教组织迅速发展，形成一派很有影响的宗教势力，其根本教义在于追求长生不老，还宣扬“谶纬”之说和“清静虚无”等观点。这些宗教迷信和无所作为的思想，无疑对社会和医学的发展都产生消极影响，但是道术中有不少与医药保健有关的养生学内容，炼丹过程也积累了丰富的化学和药物学知识，为道教典籍和相关书籍所保存。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独尊的儒家学说，此时期因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受到很大冲击，但仍是封建统治的基本思想柱石。儒经所讲伦理道德和礼乐制度等，对医家均有较大影响，东晋以后，出于统治者的需要与提倡，儒、佛、道三家均有较大发展，渐成并立局面。

南朝时梁武帝肖衍为协调儒、佛、道关系，创三教同源说，试图以佛教为主，儒道为辅统一三家。他首先兴儒家，制礼乐，倡经学，为孔子立庙，设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又大兴佛教，建佛寺达700所，亲自讲演佛经，使佛教在南朝迅速发展，同时宠任道教徒陶弘景，赐以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炼制仙丹，企求长生不死，致道教在南方滨海各地大为得势。于是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儒、佛、道相互鼎峙的错综复杂局面。

《易经》、《老子》、《庄子》被称为“三玄”，玄学家熔儒家的名称与“道家”的“自然”为一体，加以改造和发挥，被称为玄学，它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体系。他们自恃清高、无为、清谈“玄理”。其思想体系甚为复杂，相当部分士人，放荡不羁，讲求服石、炼丹，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和积累许多化学变化的规律和经验，从另一侧面推动医药学的发展。

一、此期医学发展有三个特点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诊断水平明显提高，治法丰富多采，诊治均有新的创造和发现。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制度、医学教育和卫生保健

一、医事制度

（一）医官制度

三国时期，魏承汉代医官制度，有太医令、丞、尚药监、药长寺人监、灵芝园监等官职。《太平御览》引《玉匮针经序》中有吴置太医令的记载，蜀汉医制无考。

晋代承袭汉魏官制，设有太医令等职。据记载：晋代太医令铜印墨绶，统属于宗正，又有尚药监、药长寺人监。东晋时，省宗正合并于太常，原隶属于宗正的太医官属，后改隶于门下省。门下众事为为侍中所掌，这是后代以太医令隶于侍中的开始。

南朝医官，刘宋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隶侍中”。齐有“太医令一人，丞一人，属起部亦属领军”。《资治通鉴》记载齐有御师。梁有太医令一人，丞二人，属门下省。又有太子官属的药藏局设置药藏丞。诸王国官属，有典医丞。郡县属吏亦有医职。《北史·姚僧垣传》载又有太医正之设。《册府元龟》记载梁以后，尚药职事由太医兼任，陈如梁制。

北朝医官，北魏有太医令等职，属太常。门下省设有尚药局，有侍御师。《魏书·官氏志》记有太医博士（七品下）和太医助教（九品中）之设。北齐有太医署，设太医令、丞等职，属太常。太子门下坊设有药藏局，置监、丞各二人，侍医四人。皇子王国各置典医丞二人。中侍中省设有中尚药典御二人，丞二人；门下省置尚药局，设典御二人，丞二人，侍御师四人，尚药监四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内均设有医师。北周有太医下大夫、小医下大夫、小医上士、疡医上士、疡医中士、疡医下士、医正上士、医正中士、医正下士、食医下士、主药下士，均属于天官。鲁医上士、兽医中士、兽医下士，均属于夏官，其官品高者为正四命，低者为正一命。

由上述可知：此时期中央医官机构较前更为细密，特别是北周，不仅已细分为太医、兽医等七类，各类又再分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这对医绩的考核管理和促进业务水平的提高，都是有利的。至于地方医政，除梁有“郡县属吏亦有医职”之记载外，其他不知其详。

（二）官颁医书

南北朝时的官颁医书，有刘宋时《宋建平王典术》120卷，北魏时李修《药方》110卷，王显《药方》35卷，均为临床方书，反映出当时临证医学的进步。

官颁医书多由当时帝王御医主持，组织众多医家集体编撰，卷帙甚巨，且备颁行之便，对医术的总结提高和推广具有积极意义。李修《药方》成书于北魏太和年间（公元477～499年）“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赏赐累加，车服第宅，号为鲜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魏收：《魏书·李修传》，卷九十一，十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

王显《药方》编撰于六世纪初。《魏书·王显传》记载：“世宗（即武帝）诏显，撰《药方》三十五卷，班布天下，以疗诸疾”；（隋书·经籍志》著录本书时谓：“后齐李思祖撰本一百十卷”称李修（字思祖）为后齐人，有误），魏武帝永平三年（公元510年）诏书中称：“又经方浩博，流传处广，应病投药、卒难穷究。更令有司，集诸医工，寻篇推简，务在精要，取三十余卷，以班九服，郡县备写，布下乡邑，使和救患之术耳。”（魏收：《魏书·王显传》卷九十一，十一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这两项记载，时问和撰修卷数等均甚一致，应为一回事，王显《药方》为当时流传经方之精要，通过行政渠道备布郡县、乡邑，对促进临床医学的发展和人民疾患的防治甚有裨益。

南朝刘宋时所撰《宋建平王典术》，梁时尚存，计120卷。（魏收：《魏书·世宗纪》卷八，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但修撰情况失载，刘宋建平王宏（字体度·公元434～458年）病逝时仅“年二十五”，（长孙无忌等：《隋书·经籍志三》，卷三十四，十四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推测该书可能为“笃好文籍”（沈约《宋书·王宏传》卷七十二，二页至三页，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王宏主持下集体撰修，才可能完成这部120卷的大型方书的篇撰。

二、医学教育

（一）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历来是中医学术教育的传统方式。三国时名医吴普、樊阿、李当之等是著名医学家华佗的弟子。

家世相传，最有名者莫过于南北时期东海徐氏。徐氏世守医业，代代有名。其可考传授世系略为：

之才

／

道度——文伯 ——雄——之范

／ ＼

徐熙 謇（成伯）

＼

叔响——嗣伯

徐之才曾总结家传效方，撰为《徐王八世家传效方》10卷（按：北齐曾封徐之才为西阳郡王，故称徐王）。（李百药：《北齐书·徐之才传》，卷三十三，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再如名医姚僧垣，其父菩提即精医闻名。僧垣年二十四即袭其业术，后成为南北朝时“远闻服，至于诸番外域”（令狐德：《周书·姚僧垣传》，卷四十七，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的著名医家。僧垣之子姚最后也成为能医。

（二）官办医学教育的产生

师徒传授和家世相传的医学教育方式，都是个别传授方式，造就医学人才的数量和技师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随着医药学的发展与进步，此时期开始出现由政府举办的医学教育机构。

《唐六典》卷十四注记载：“晋代以上，手医子弟代习者，令助教部教之。宋元嘉二十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这说明早在晋代已有医官教习之设，刘宋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奏置医学教育一事，则是政府创办医学教育最早的明确记载。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九月，孝文帝“诏群臣定律令于太华殿”（郑樵：《通志·后魏孝文帝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上海鸿宝书局石印本），北魏设“太医博士”、“太医助教”（魏收：《魏书·官氏志》，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08年据乾隆四年本重印）之制，可能就在此时。从此，政府举办医学教育开始形成制度，为隋唐时代医学教育高度发展奠立了基础。

三、卫生保健

这一时期，个人卫生、饮食卫生、环境卫生以及防病措施都有一定成就，养生保健则有明显的进步。

沐浴是我国人民早已存在的传统习俗，是个人卫生的主要措施之一。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更为普遍。洗浴是佛事前必须做的，因而寺院一般建有“温室”（浴室）。早在东汉安世高就译有《温室洗浴众僧经》，后来译入的佛经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如后秦时译入的《十诵律》载，“外国浴室，形圆犹如圆仓，开户通烟，下作伏渎，外出内施，三擎阁齐人所及处，……，满三重阁，火气上升，上阁水热，中阁水暖，下阁水冷，随宜自取用，无别作汤，故云：“净水”耳。“在《阿含经》、《僧祗律》等书中还劝说世人多造温室。《洛阳伽蓝记》卷四载，北魏时隐士赵逸领宝光寺僧人掘得晋代浴室遗址，建于东汉的陕西扶风法门寺也建有浴室，而且还对外开放。如《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碑文载：“寺之东南隅有浴室院……淄侣云集，凡圣混同，日浴于数。”（陈景富：《法门寺》，三秦出版社，1988年，P184），今遗址尚存。在佛教影响下，首先是信佛的帝王为了虔诚事佛，修建浴室，有的非常豪华。如《邺中记》载：“石虎（295～349）金华殿后有虎皇后浴室三间，徘徊及宇，栌檘隐起，彤采刻镂，雕文餐丽”，其浴室“上作石室，引外沟水注入室中，临池上有石床”。又王子年《拾遗记》载：“石虎于太极殿前，又为四时浴室。用瑜石，珷玞为堤岸，或以琥珀为柄杓，夏则引渠水以为池。池中皆以纱为囊，盛百杂香于水中。严冰之时，作铜屈龙数十枚，各重数十斤，烧如火色，投于水中，则池水恒温，各曰‘燋龙温池’。引凤文锦步障，萦蔽浴所……浴罢，泄水于宫外。”这里描述了与沐浴有关的过滤水、换水、温水器具、香药等，比前代有显著的进步。《南齐书》载有《沐浴经》三卷，说明当时对沐浴的重视。

关于饮食卫生，晋代傅玄提出“病从口入”（《拟金人铭作口铭》，见《太平御览》卷367），认为饮食不慎可致疾病，这句话遂成为流传千载的卫生谚语。晋代还发明了用于沸水蒸煮消毒的器具。江西省瑞昌晋墓中出土的“双耳镂孔器”，据说是一种蒸煮器，即将耳杯置于双耳镂孔器中沉于沸水之中消毒清浴的器具，当提起双耳时，水便通过底部三孔全部流尽，用它清洁杯勺，既方便又卫生，能除去杯勺的油污，还能杀灭细菌。（张翊华：一千七百年前的消毒用具，文物天地，1989（2）：48）

在环境卫生方面，南朝继承前人优良传统，重视清扫街道。如《南齐书·王敬则传》载：罚令盗贼充任清洁工，“长扫街路”，过些时日，乃令“旧偷自代”。又梁代遂安县令“刘澄为性弥洁，在县，扫拂郭邑。路无横草，水剪虫秽”（《南史·何佟之传》）。晋人的经验总结认为：“土干则生蚤，地湿则生蚊”（张华《博物志》）这也许是人们注意勤扫蓄圈，以及采用药杀虫蛆的理论依据。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圈（畜）中作台开窦，勿令停水，二日一除，勿令粪秽”，无疑这种卫生措施是基于上述理论认识的，从而有助于改善环境卫生，对于人、畜的主存均有积极意义《周书秘奥营造宅经》记载：“厕所蛆，以莼菜一把，投入厕所缸中，（蛆）即无”。同书还指出：“沟渠通浚，屋宇洁净，无秽气，不生瘟疫病。”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深知环境卫生对预防疾病的重要意义。

四、养生学的发展

这一时期，著名养生家华佗、嵇廉、葛洪、张湛、陶弘景等的养生实践和理论总结，促进养生学较快地发展。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宿县西南）人。“竹林七贤”之一，常修养性服食之道，著《养生篇》三卷，已佚。传世《嵇康集》辑本中有《养生论》、《答难养主论》、《答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等篇专论养生，其养生主旨为“清虚静泰，少私寡欲”，这是嵇氏清谈“玄学”思想在养生方面的反映。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总结了前人养生经验和方法，指出养生应在无病、年轻之时就开始，并提出“养生以不伤本”的观点，不伤即养，具体提出近30个“不”，如“冬不欲极温，夏不欲穷凉”、“不欲极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多睡”、“目不久视”等，涉及四时寒热、饮食宜忌、坐卧行逸等方面，目的在于告诫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预防，以不伤人体正气为养生根本出发点，所谓“养其气所以全其身”。书中还谈到龙导、虎引等导引术以及“坚齿”、“明目”、“聪耳”、“胎息”等功法，其中“胎息”、“坚齿”的论述在气功史上尚属首次，对后世影响很大。

张湛，东晋高平（邵治在山东金乡西北）人，清谈玄学家。著有《养生要集》10卷、《延年秘录》12卷，均佚。《医心方》、《太平御览》有其佚文。他提出著名的“养生十要”：“一曰啬神，二曰爱气，三曰养形，四曰导引，五曰言语，六曰饮食，七曰房室，八曰反俗，九曰医药，十曰禁忌。”在《养性延命录》、《千金要方》等后世著作中都有载录，备受推崇。

陶弘景自幼仰慕葛洪，有学道养生之志。他收集了前代如彭祖、张湛、胡昭、封君达等养生家的语录，等养生论述，结合自己的体会，编辑而成《养性延命录》2卷，包括饮食起居、精神摄养、服气疗病、导引按摩、药物补益等内容，认为人之寿夭不在天，善养生者长寿，指出“养生之法，但莫伤之”，切忌劳逸、饮食、房室等过度。另著《真诰》，亦有药物、导引、按摩等养生法，其中“协昌期”篇介绍摩面、拭目、挽项、叩齿、咽津、栉发等头面按摩术，简便易行，一直为后世养生家所继承、沿用。

这一时期出现的道教上清派经典《黄庭经》（包括《上清黄庭外景经》和上清黄庭内景经），以七言歌诀论述养生修炼的原理，是道教养生流派的重要著作。《外景经》主张“扶养性命守虚无。恬淡无为何思虑”，《内景经》则介绍了守神存思等静功方法，其中宗教与科学相掺杂，这也可以说是道教养生的一个特点，此书颇受后世道家养生者的推崇。

三国两晋南北朝临床各科医疗经验的积累

一、内科

（一）伤寒学说的研究进展

伤寒学说的研究在这一时期主要有两方面发展。其一是《伤寒论》的整理和研究，王叔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第四节阐述。其二在总结继承前人临床经验的同时，积极进行新的探索和改革。尤其是对一些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现，对后世温病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晋·葛洪《肘后备急方》在这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

伤寒的概念与病因探讨

与秦汉时期将温病、时行完全隶属于伤寒不同，此期医家们已试图对三者进行区别，他们虽无专篇论述，但往往作为并列的概念提出。《肘后备急方》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三者的病因不同，《小品方》则提出不仅病因异气，而且“解宜不同，方说宜辨。”（王焘：《外台秘要》卷一，18，四库全书7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尽管从现存的《小品方》条文来看“解宜不同”的区别并不严格，但医家们已经注意到温病，伤寒有所不同，这对以后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此时期伤寒的病因说虽基本源于伤寒病温的说法，继承了冬寒夏发的传统理论，但在《肘后备急方》中已经注意到“冬日不甚寒”仍可有伤寒发生这一事实，难能可贵的是提出“疠气”病因。该书指出“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15，商务印书馆，1955），第一次明确地将疠气作为温病的病因提出来，并指出瘟疫患者死亡之后仍具有传染性。这较秦汉时代的伤寒病因说显然有了重要的进步。

由于“疠气”的提出，认识到温病是有传染性的。《肘后备急方》中提出防治的具体方药。大黄甘草麻黄杏仁芒硝黄芩巴豆丸，还指明该方除用于治疗之外，“家人视病者，亦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P3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在“冶瘴气疫疠温毒方”篇中，载有各种预防方药，用药途径有内服、鼻吸、外敷、佩带、烧熏、悬挂等等，说明当时对于预防温疫的发生确实经过了多种尝试。

对若干传染病的认识

《肘后备急方》中对若干传染病的卓越认识是葛洪的突出成就。不少见解和发现，至今仍具有重要科学价值。该书首载以常山、青蒿治疟，现代研究证明，常山确为抗疟特效药，而青蒿的有效成分青蒿素，高效、低毒、速效，被认为是现代抗疟史上继氯喹发现后的一个新突破，狂犬病是当时流行的严重传染病，人们多有警惕，如《北史·王宪传》载其曾孙王唏称“先被犬伤，困笃，不赴，有故人疑其所伤非猘，书劝令赴。晞复书曰：……若疑其是猘而营护，虽非猘亦无损，疑其非猘而不疗，（忄党）是猘则难救。然则过疗则致万全，过不疗或至于死。”（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说明当时社会上对狂犬病的积极防治是很重视的。葛洪在这方面又作出重要探索，《肘后备急方》记载了被狂犬咬伤用狂犬脑敷创口“后不复发”之方，可谓为人工免疫思想的先驱，葛洪这一思想对后世“人痘法”的出现不无影响。葛洪还指出本病的潜伏期，“凡猘犬咬人七日发；过三七日不发，则脱也。要过百日乃为大免耳。”19世纪法国巴斯德证明狂犬的中枢神经组织中具有抗狂犬病物质，并制成狂犬病疫苗用于狂犬病的防治。该书还以时行病发黄来说明有传染性的黄疸病。在记载鬼注、尸注（类似结核病）中指出其“乃至灭门”的传染性也都是创造性的，尤足称道的是该书对豌豆疮（天花）与沙虱（恙虫病）二病的细致描述。

豌豆疮（天花）据现知资料，天花存在的最早证据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1160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然而世界上对天花的描述，当葛洪《肘后备急方》所述最早。《肘后方》指出：“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疮瘢紫黑，弥岁方灭，此恶毒气。世人云，永徽（当为永嘉之讹）四年（公元301年），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以建武（晋元帝年号）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二，35，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6），虏疮后又被称为豌豆疮，也就是天花。葛洪对本病的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均已阐明，并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同时，还说明出现这一新的疾病的源流，清楚地指出天花原非中国本土固有的疾病。其后，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朱丹溪、张景岳也都重复强调了这一点。（建武年号在晋前凡三见，为东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55年），为东晋元帝（公元317年），葛洪所指之建武，究指何时，至今意见不一，有待继续研究）。

沙虱（恙虫病）：葛洪在《肘后方》中描述：岭南一带山水之间有一种几乎看不见细小的虫子，叫沙虱。人人溪中或用山水洗浴，或阴雨天在草丛中行走，此虫便可附着人体，钻入皮肤。初起时皮肤发潮，红色疹，如小豆，玉米或粟粒大小，手摩时痛如针刺，三天之后，全身关节强痛、发热、恶寒，红斑上发疮。此虫逐渐侵入心脏，可致人死亡。他指出甲针挑出虫子为疥虫样，放在指甲上映光观察，才能看见它的活动。

沙虱，据学者研究即恙螨，葛洪在1600多年前即最早对恙螨的生态。自然疫源地，恙虫病感染及其初疮，主要症状体征，检查方法和预后等，进行了如此细密的观察及科学的描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30年日本学者证实它是由东方立克次体引起的恙虫病。沙虱是恙虫幼虫－恙螨，是该病的传播媒介。

（二）内科杂病

这一时期内科临证医学迅速发展，标志之一是医方书的大量出现，种数约达二百种，其中影响较大者如《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及《范汪方》、《僧深师方》等，这些方书的内科杂病内容大部甚为丰富，对一些病证的认识和诊断更为深入与细致，治疗上既注重疗效，又提倡简易疗法。尤其突出的是，对诸如脚气病、瘿病等一些当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及时予以了高度重视，其相应的诊治方法也得到发展，并注意到了一些病证的流行病学因素。一些医疗新方法的探索也极有价值。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防治经验与水平，且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脚气病

本病自晋代日渐流行，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痛，或两胫小满，或行起忽弱，或小腹不仁，或时冷时热，皆其侯也。”可见当时对该病的主要临床表现已有较全面的认识，对该病某些症状的诊断，已有客观的检查方法，如“若胫已满，捏之没指”。在治法上，虽然当时不可能认识到脚气病与缺乏维生素B1有关。但其常用的药物如大豆，牛乳、羊乳、松节、松叶等，却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同时，该书还指出：“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不及时治疗可以发生“脚气攻心”的危重症候。

瘿病

在此以前的史料和医籍中，均有该病的记载。但阐述较精当者，当推《小品方》。其论曰：“瘿病者，始作与瘿核相似。其瘿病，喜当颈下，当中央，不偏两边也。乃不急，膇然则是瘿也。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长安及襄阳蛮人，其饮沙水，喜瘿，有核瘰瘰耳，无根浮动在皮中。”概括了该病的体征形态，上述前者由恚气之气结，与今日囊状型甲状腺肿相似；后者由饮用沙水所发，与今日结节型甲状腺肿相仿。

《小品方》将该病按其病因分为上述两类，是当时瘿病史中首创，并对后世的证型分类有深远的影响。在治疗方面，共有治瘿方剂26首。当代的新方共有14种，其中以海藻或昆布单用以及与它药配伍的方剂达11种，另有鹿靥单方1种，而不含海藻、昆布的治方，仅为2种。

就海藻、昆布与它药配伍的治方来看，其中配伍槟榔、白蔹、牡蛎、海蛤、土瓜根、桂心、半夏等7味药，是在重用海藻、昆布破散结气的基础上，佐以消肿软坚、降气平喘所组成的。另一鹿靥单方，当为鹿的甲状腺制剂。这是我国南朝宋齐间五世纪《僧师方》著者僧深所首创，若与1914年Kendall氏对地方性甲状腺肿开始实施的甲状腺剂疗法相比，可为世界医学史中的光辉一页。

流行病学因素的重视

当时医家已非常重视并开始着手研究疾病的分布，以及影响分布的因素，借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发病规律。如对脚气病，《肘后备急方》就有“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的叙述，反映当时战乱频繁、人群迁徙、灾荒遏野的社会背景与疾病分布的内在联系。又如瘿病，《小品方》指出，当时南朝所在地域的“中国人息（恚）气结瘿者”与“北方妇人饮用沙水者”，说明了地区分布不同其致病原因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从而突出了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此外，葛洪对沙虱病昆虫媒介及其与沙虱病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工作，并作了科学的记载。他还对类似血吸虫病的“射工”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外科

继秦汉时期之后，虽然在外科手术方面未出现象华佗那样突出的高水平代表人物，但在专科医师、外科专著以及一般外科医疗水平等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则明显的超过了前代。

外科医师：《晋书》、《魏书》中可见有“金疮医”、“折伤医”之设。如：前赵国君刘曜，公元329年与石勒交战，伤十余，通中者三，被俘，“幽曜于河南丞，使金疮医李永疗之”，（房玄龄《晋书·刘曜传》，卷103，741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车而归襄国。又如公元512年，诏曰：肆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地震，陷裂死伤甚多，……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救治之”。（魏收《魏书·世宗纪》136页，中华书局校点本，1976），由此可知本时期分裂局面下的一些政权都设有为战伤服务的外科与外科医家、或有随军外科医家。《刘涓子鬼遗方·序》中所说的刘涓子，就是随宋武帝北征的一位外科军医。这又证明随军外科医家此期非仅李永一人。

外科专著：由于对《五十二病方》就是《金疮瘛疭方》的见解尚未被普遍接受，因而《刘涓子鬼遗方》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该书在对化脓性感染等外科疾病有突出贡献，无论诊断与鉴别诊断或全身药物治疗和局部外敷治疗，所用药物多具有良好抗菌作用，各种手术治疗适应症与手术时机的选择等，较前代均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外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关于疔疽等之治疗，强调“三日肿痛”，甚则口禁如痉状。“十日可刺，不治，二十日死”。不但体现了提倡早期治疗的思想，更明确阐明误治可能引起口禁、痉等类似脓毒血症而死亡。

在论述金疮等外伤引起肠出的治疗时，除叙述种种纳肠入腹的医疗技术外，更强调“十日之内不可饮食，频食而宜少，勿使病人惊，惊则煞人”，这些护理原则和要求也是很科学的。又如：对痈、疽等化脓性感染已形成脓肿者，十分重视切开引流的时机，强调：“若背生，破无善……胸背不可过一寸针”，“凤毒，勿针”，“其化为脓者，写则已”，“痈大坚者未有脓，半坚薄，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便可破之。所破之法，应在下逆上破之，令脓得易出，甲铍针”，“脓深难见……用火针”等等，比较系统的论述了不同部位、不同性质化脓性感染保守治疗或切开治疗的原则和适应症；切开部位和所用刀针选择；对深部脓肿为了避免出血过多强调用烙法、火针切开等方法和原则等，都有着比较科学的依据。烧烙法、火针刺之，就是甲火烧红手术刀针后刺破、切开脓肿，这种技术要求，既可以达到器具消毒、避免继发感染，又可以达到烧烙伤口，以达到止血之目的。又如：对深部脓肿除强调烧烙法切开的治疗原则外，还正确指出用油纱布引流的要求，说明此时痈疽的医疗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

外科手术与整形手术的新水平：关于目瘤摘除术。《晋书·景帝纪》记载，“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又“景王婴孩时有目疾，宣王令华佗治之，出眼瞳，割去疾而纳之傅药”。如果真是华佗所作，当是司马师生后不久进行的，因为华佗被杀与司马师生年相当，如果司马师是在生下不久便进行了目瘤摘除手术，那么术后健康生存至少40余年。尽管司马师死因可能与目瘤及摘除术有关，但无论术后5年或40年死亡，均能说明该手术是很成功的。

唇裂修补术：晋代我国已有以修补唇裂为专长的外科医家，其技术水平也很高，这一医疗手术技术还得到了较好的传授。并代有改进和提高，这是我国外科学发展史上少见的突出例证。晋代荆州刺史殷仲堪（？～399），因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因而成为一位精于医道的武官，故其帐下多有名医。《晋书·魏（讠永）之》记载魏（讠永）之，生而兔缺，为了谋取出路，于18岁时，“闻荆州刺史殷仲堪帐下有名医能疗之，贫无行装……。以投仲堪，既至、造门自通。仲堪与语，喜其盛意，召医视之。医曰：”可割而补之，但须百日进粥，不得笑语’。（讠永）之曰：‘半生不语，而有半生，亦当疗之，况百日邪’。仲堪于是处之别屋，令医善疗之。（讠永）之遂闭口不语，惟食薄粥，其厉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资遣之”。（讠永）之术后恢复了容貌美，乃至接任仲堪职为荆州刺史。这一生动的史实说明，仲堪帐下这位以擅长修补唇裂（即兔缺、兔唇）而名闻遐迩的外科医学家手术技术高超，既以此知名，必然有许多成功的手术记录，如果疗效不高，或失败者多，则不可能力遥远的普通老百姓慕名长途跋涉去求治。

三、骨伤科

对危重创伤的认识：葛洪《肘后方备急》最早记载对危重创伤的早期诊断和处理知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大出血致死的症侯：“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剑突下）、小肠及五脏六腑皆是死处，不可疗也。”这些部位的创伤是十分危重的。这一见解，后人多予肯定。

《肘后备急方》还描述了类似现代所称的因外伤所致颅内血肿、脑干损伤，对类似创伤休克的证候也有认识。葛洪认为对创伤“昏绝”、“欲死”的危象应使伤员安静，并采取外用止血，内服生津液、活血化瘀药抢救。这是我国对创伤休克的早期知识。

关于开放性创伤的诊疗技术：《肘后备急方》对开放创伤（金疮）的认识，较前期有较大的进步，指出金疮伤口因污染水或异物导致“肿痛烦热”；主张用盐水或煮葱白、板兰水洗涤创口；对某些因感染“毒气”而继发的感染（肿痛化脓）主张药水洗后外敷黄连、黄柏为主的药膏。葛洪处理伤口的技术，为后世所推崇。

《肘后备急方》把创伤分为危重创伤、骨折、关节脱位和开放性创伤四大类型。除前述的致死部位外，《肘后备急方》还有“脱折、折骨、诸疮肿”的论述，指出骨折有粉碎性骨折，称之为“骨破碎”。

对骨折的治疗，《肘后备急方》首先报告“以竹片夹裹之”行竹夹板外固定，对下颌关节脱位，创用牵推复位法至今还在沿用。《北史》还记载“子彦少常坠马折臂，肘上骨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升，言戏自若”（李延寿《北史·长孙道生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84），说明当时已能进行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术。

《小品方》描述的附骨疽与现比医学的急性骨髓炎很是相似，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作鉴别诊断，并将其分急、慢性两种，称为“附骨急疽”和“附骨缓疽”；还将慢性骨髓炎和骨结核予以鉴别。姚僧垣的《集验方》对肿瘤做了分类，有“肉瘤”、“石瘤”和“血瘤”等不同。在治疗上，这时期强调切开排脓以及排脓常用引流条的必要性；主张内外用药，有消肿、溃脓，收口、生肌、除瘢等疗法，初步积累了经验。

四、妇产科

中医妇产科发展到晋代，出现了专科著作。在《小品方》古卷子本残卷序文内，引用的参考书目中，有《治妇人方》13卷，又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南北朝时，有《范氏疗妇人药方》11卷和徐文伯《疗妇人瘕》1卷，这些妇科著作虽未见流传下来，但从现存医籍文献的有关论述中，可知这一时期，我国妇产科知识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月经生理

关于月经现象的认识王叔和在《内经》基本理论指导下，结合自己长期的临床观察，对生理性月经现象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正常月经，古人叫月事、月水、月信，《脉经》则首称之为月经。

《脉经》还最早提出各种周期性不规则的月经现象。如将少数女子初潮后，停经一年的月经现象，解释为避年，又称月经三月一来的为居经，表明当时对不规则的生理性月经与月经病已有了区分。关于月经多少与津液盛衰的关系王叔和分析下利、出汗、小便利而行经量少的患者时，指出：“亡其津液，故令经水少。”如果行经量较前反而增多时，“当言恐大便难”。因此，他在治疗原则上主张，妇女在月经期患病不可用汗法，否则将会导致表里俱虚，而引起郁冒（虚脱）等不良后果。他在治疗另一例下利而经断的患者时，强调：“但当止痢，……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这都表明了中医学津血同源的理论，在妇产科辨证论治中运用十分入微。

（二）早孕反应和临产征象

妊娠早期反应，早在《金匮要略》中已将妊娠早期反应，称为妊娠呕吐。《小品方》则首将其反应的临床症候进行了描述。指出：“沉重，愦闷不用饮食，不知其患所在，脉理顺时平和，则是欲有胎也”。“如此经二月日后，便觉不适，即结胎也”。并提出了治疗方药，如具有补益气血、调气降逆效用的半夏茯苓汤，温中健脾和胃的茯苓丸，二方均较《金匮要略》治疗妊娠呕吐的干姜人参半夏丸有新的增益和发挥。临产征象王叔和重视研究孕妇临产的临床表现。在《脉经》中，详细描述了孕妇正式分娩前常常出现的脉象改变和症侯特点。他说：“妇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又说：“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夜半觉，日中则生也。”这对临床观察掌握产程进展，保证胎儿安全娩出，具有重要意义。

（三）孕产期保健

1、孕期保健——徐之才逐月养胎法：我国的妇产科是从注重妇女生育而开始发展起来的。早在马王堆帛书《胎产书》中，已记述了胎儿在母体中发育的知识。徐氏将其发展提高，认为：妊娠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始胎；四月成血脉；五月四肢成；毛发初生；胎动无常；六月成筋；七月骨、皮毛成；八月九窍成；九月六腑百节皆备；十月五脏俱备。六腑齐通，关节人身皆备，即产。徐氏关于胚胎形态发育过程的描述与现代的认识相近，并成为现代中医人体胚胎理论知识的主要内容。

徐氏为了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更将人体胚胎发育的理论知识，首先应用于产科，指导研究孕妇的卫生保健，从而创立了逐月养胎法。对孕妇的情志、饮食、娱乐等，都随着胎儿的发育，逐月加以规定。其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饮食调摄：孕早期，要求“饮食情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无食腥辛”。孕中期时，“其食稻谷，其羹牛羊。”“调五味，食甘美”。

（2）注意劳逸适度：“身欲微劳，无得静处”；要“劳身摇肢，无使定止，动作屈伸，以运血气。”或“出游于野”，“朝吸天光”。要”无太劳倦”，“不为力事”。

（3）讲究居住衣着：要“深居其处，厚其衣裳”，要“无处湿冷”，“避寒殃”。告诫孕妇“居必静处，男子勿劳。”这对预防流产、早产和产后感染有重要意义。徐氏并指出、孕妇穿衣要“缓带”，应经常“沐俗浣衣”。

（4）调理心神陶冶性情施行胎教：中国自古以来，对胎教十分重视，可算是中国医学一大特色，早在《列女传》就记载有周文王之母太壬施行胎教的范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据《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人曾把胎教之道“书之于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并阐明了古代胎教理论的产生与《易经》中“慎始”的哲学思想有关。

徐氏继承了古代胎教的传统思想，又在对胎儿发育认识的理论基础上，十分重视研究孕妇心理精神因素对胎儿的影响，徐氏指出：妊娠三月，“欲子美好，数视璧玉；欲子贤良，端坐清虚，是谓外象而内感也”。又说：“当静形体，和心志”，“应无悲哀，无思虑惊动”，“无大言，无号哭”。唐代医家孙思邈遵循此说，也认为：应当“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志，节嗜欲，庶事清静，生子皆良，……聪慧。”他们都已认识到孕妇保持良好的心理精神状态，高尚的道德情操，可以影响胎儿，并与生后小儿的智力发育和性格特征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四）月经常见病

闭经的辨证治疗

关于闭经的病因病机，王叔和大致总结归纳为虚实两大类。虚者，可因肝血不足：“左手关上脉阴虚者，是厥阴（肝）经也。妇人病苦月经不利，腰腹痛”。实者，或因伤堕瘀积：“女人月事不来，时亡时有，得之少时有所坠堕”。或因气血壅阻：“血气实，妇人经脉不利”。在治疗方法方面，《针灸甲乙经》详述了针刺疗法，如针刺阴交、中极、会阴、带脉、血海、照海等穴治疗月水不通；针刺气冲、行间、临泣等穴治疗月水不利或暴闭塞。

崩漏的预后和治疗

王叔和应用脉法诊断妇科疾病、同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次提出了根据脉象变化来推断崩漏的预后。他说：“诊妇人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大紧实数者死”。这确是长期医疗实践的科学总结。对观察分析大出血患者的病情预后，至今仍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在治疗方面，《小品方》记载了用生蓟根汁，或槐耳，或牡蛎，兔骨，或大枣，黄芪，甘草等药物治疗崩漏的丰富经验。从用药中，可看出当时治疗崩漏已应用了活血化瘀、凉血止血、益肾固涩、益气固冲等多种治法。同时，在《针灸甲乙经》中，还记载了针刺疗法，选用的穴位有天抠、血海、太冲、然谷、阴谷等。

（五）妊娠常见疾病

1、对漏胎、胎动不安（先兆流产）的认识妊娠阴道出血，《金匮要略》已有记载，称妊娠下血。《脉经》首称之为漏胎，并认识到了漏胎对胎儿、孕妇的严重危害，指出：“血下如同月水来，漏极胞干主杀胞，亦损妊母须忧虑”。对胎动不安的治疗，《小品方》创用了多种安胎良方，如安胎止痛方等。

2、对妊娠子冒（子痫）的认识《小品方》记载：“妊娠忽闷，眼不识人，须臾醒，醒复发，亦仍不醒者，名为痉病，亦号子冒。”后世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妊娠痉侯》则把妊娠子冒直称为妊娠子痫（妊娠中毒症），所描写的症候，两者几乎相同。

3、难产的处理《隋书·经籍志》记载，南朝著名僧医于法开（约公元306～365年），于旅途投宿中，见一产妇“积日不堕”（滞产），遂“令食羊肉十余脔，然后针之，须臾即下。”这可说是中医妇产科史上，应用大补气血促使子宫收缩转强，并配合针刺治疗滞产的一个成功典型病例。

（六）反对早婚早育

魏晋期间，政府为了增殖人口、发展生产力，强制女子早婚，鼓励早婚多育。据《晋书·列女传》记载，有出嫁婚龄的女子中，其成婚年龄在13～15岁之间，并规定：“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家有五女者给复（免役）”。“一胎多子者常赐乳婢、谷食、彩帛等物”（房延龄等《晋书》，907、2542、2737页，中华书局，1974年）。然而当时有些医家，对此极力反对，明确主张晚婚，并提出了婚育的适当年龄。如《小品方》指出：“古时妇人，病易治者，晚嫁，肾气立，少病，不甚有伤故出，今时嫁早，肾根未立而产，伤肾故也。是以今世少妇有病，必难治也，早嫁、早经产，虽未病亦夭也”。在《妇人大全良方》引述的南齐诸澄《褚氏遗书·求嗣门》中也提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唐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这种根据妇女生长发育理论和优生观点来反对当时政府实施早婚多育的措施，表现了我国南北朝时期妇产科的进步。

五、儿科

继前代巫方及卫汛《颅囟经》之后，儿科医家有“江左苏家”，其医术“传习有验，流于人间”。还有北齐医家徐之才，曾撰《小儿方》三卷。梁代关于儿科的医书有：王未钞《小儿用药本草》二卷，王未撰《疗小儿杂方》十七卷，徐叔响《疗少儿药方》三十七卷。范氏《疗小儿药方》一卷，《杂汤丸散酒煎薄贴膏汤妇人少小方》二十九卷，《疗少小杂方》二十卷，又《疗少小杂方》二十九卷，均佚。从唐宋之后医籍所存佚文中，尚可窥其大略，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关儿科疾病的治疗经验，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

天花是危害小儿健康最大的烈性传染病。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最早对它的典型症状和流行作了描述，防治天花从此成为医家的重要课题。

新生儿破伤风至晋代，医家发现该病与断脐不洁，感染“风”毒有关，提出使该病概念更为明确的病名“小儿脐风”。晋代皇甫谧《黄帝甲乙经》卷始载；“小儿脐风，目上插”。“口不开，善惊”，”风从头至足，痫瘛，口闭不能开，每大便腹暴满，按之下下，噫，善悲，喘。”所术多为神经系统和消化系统病候，是典型的破伤风征象，说明当时医生对该病认识水平的提高。

这一时期，儿科治疗方法日渐丰富。从现存资料看出，当时儿科治疗学已渐趋完备。陈延之《小品方》中详列小儿伤寒、客杵、咳嗽、身热、渴利、热利、积滞、疳症、盗汗、夜啼、小便不通、丹疮、解颅、蓐内赤眼、口舌疮、重舌、悬痈、齿不生、发不长等涉及各科病证的治疗。治法除汤药、散剂之外，还有外敷、点眼、针刺等多种。被誉为“急诊手册”的《肘后方》，也有救治小儿急证的方药，如“小儿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者”方。

这一时期，医家已注意儿科医案的记录和整理。由于传世医书不多，现存《外台秘要》卷三十六中有《小品方》儿科医案二则佚文。一则为小儿误吞铁珠子，后渐瘦瘠，有时下利，恶寒发热，数医治疗无效，后医细察病由，处方施药而愈。另一医案更为详尽，有一位六七岁的女孩患腹痛，其母触摸，“觉手下有一横物在儿肉里，正平横尔。”脱衣察看，“肉完净无有刺处”，“其母即以爪甲重重介之，乃横物折爪下两段”。请医生诊治，认为“母常带针，裸抱儿体，针入儿肌肤中”，日久，针朽易折，故“令患腹痛不安”，遂令病孩“服温中汤”而治愈，并记录追访情况，“后长大嫁，因产乳，不闻道针处为患。”这一医案，从病因、症状、体征、诊断、治疗到预后等，叙述细致完备，反映了当时医家认真细致的诊疗作风。

六、口腔科

在口腔卫生保健方面，西晋始见”牙签”之记载。晋·陆云在致其兄陆机书有“一日行曹公器物，有剔牙签，今以一枚寄兄”（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发展简史。日本齿科医史学会会志，8（3）：1-9，1981）之语。其制法虽不知其详，但可看出，牙签当时尚属罕见之物。

葛洪《抱朴子》中提到叩齿健齿法，即上下齿列轻轻相互叩击，此法至今仍有人奉行，且证实有效，其机理可能是通过叩齿给予齿龈以适度的刺激，以促进牙周血液循环，长期行之，可起到预防牙周疾患的作用，达到固齿的目的。

此外，此期对齿科的医源性疾病也有所描述，《晋书·温峤传》载：“温（峤）先其齿疾，至是拔之。因中风，至镇末旬而卒”，从此例可知晋代已有以拔牙治疗牙齿病者。但联系到死因，只能说与拔牙有关，但也不能排除单因中风致死者，故单纯因拔牙之医疗事故尚难成立。

七、针灸科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后，葛洪及其妻鲍姑，皆擅灸法，著《肘后备急方》，提倡针灸疗法，善用针灸之术抢救急证。

陈延之著《小品方》，重视灸法，提倡灵活应用，为其在针灸学上的主导思想和独到的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针刺治疗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以皇甫谧撰述《针灸甲乙经》（以下简称《甲乙经》）的成就，最为杰出。

在皇甫谧前，王叔和撰《脉经》，在《黄帝内经》基础上，阐述了经穴理论，以心与小肠，肺与大肠四经会于上焦神庭、云门。肝与胆、脾与胃四经会于中焦胞门、章门。肾与膀胱会于下焦关元等。

从三焦学和病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这是《脉经》的首创，阐述了经络藏府表里、会合部位、临证表现等各方面的密切关系。《脉经·第四》：“腰脊强痛，不可俯仰，大人癫病，小儿风痫疾”等，此方运用督脉经穴。治疗癫疾等病证，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验证，确有良效，表明了《脉经》在经络病侯上，其学术成就的现实价值和深远影响。《脉经》阐述20多个穴位。未见于前人文献记载，在针刺深度上，提出足三阳经穴可刺6～9分，足三阴经穴，可刺3～6分。《脉经》卷六以足厥阴肝经病，取大敦、曲泉、太冲；手太阴肺经病，取少商、太渊、尺泽；足少阳胆经病，取足三里；足太阳膀胱经病，取委中等，无一不贯穿着循经取穴法则，并提出了远取穴与近取穴相结合，取躯干穴与四肢穴相结合的配穴规律。五藏病既可取四肢远隔的俞穴，又可取相邻近的募穴治疗。这种配穴原则的确立，为后世所遵循。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如攒竹穴，有员柱、始光、夜光、明光等四个别名；石门穴有利机、精露、丹田、命门等四个别名等等，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如取下关穴。“合口有孔，张口即闭”；取率谷穴，“嚼而取之”。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如取瘛脉穴，“耳后鸣足青络脉”即本穴；按之“细脉动应手”等。这样取穴，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而头部及腹部又居其半，四肢部仅有三阴交、臂臑、居髎等几个穴位。交会的经脉，一般为2～3条，多者有4条，如中极、关元为足三阴与任脉之会，大椎为三阳经与督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一般头面颈部穴位，多为刺3分深；背、胸、腋、胁等部穴位，多为刺3～4分深；肩、股等部穴位，多为刺5～7分深；腹部穴位，多为刺8～10分深；其中最浅者，为刺1分深，如井穴及瘛脉放血等，最深者，为刺二寸半，如水道穴等。

《甲乙经》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一般每次留6～7呼，短者，只留1呼如少商穴；长者，留10呼，最长者，留20呼，如环跳、内庭、公孙等穴。

《甲乙经》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需作具体分析。其中有的是巧合，如神庭、上关等；有的是针刺后出血过多，引起休克、昏厥、如颅息；有的是刺中颈动脉窦，引起血压突降，如人迎；有的是针刺后发生气胸，引起呼吸困难（“逆息”），如缺盆，云门；有的是针刺后引起感染，导致后果不良，如脐中；有的针刺恶性肿瘤局部，造成病灶扩散，如乳中。

3、针刺处方原则：由《甲乙经》有关章节可见，书中处方特点为针刺多有单穴，如呕血上气刺神门、暴怒不能言刺支沟之等治病多用具体穴位，很少有以经代穴者，处方内容，多不记载用针用灸，或用补泻手法等。

魏晋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发展，技术保守日渐严重，在针灸学中家族关系显得突出。

南朝徐熙一家六代，父子兄弟，针灸世家，相袭传授，成为针灸世家的典范。徐氏一家，虽徐叔响著《针灸要钞》，但久已失传，现今我们只能在李延寿《南史》中见到徐秋夫针灸治腰痛，徐文伯针泻足太阴，补手阳明下胎，及《北史》称徐之才为北魏武成帝治疗精神失常“针药所加，应时必效”等事迹片断，说明徐氏针灸学派对应用针刺治疗均较为重视。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皇甫谧亦作出显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小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第三卷，还提到“欲令灸疮发者，灸复熨之，三日即发”。说明已运用发泡化脓灸法。《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灸脊中可引起痿证；耳有脓，忌灸耳门；灸乳中、渊液可引起“蚀疮”等。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备急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宫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对其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为记载古代针灸治疗的早期文献之一，内容丰富。

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癫狂、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用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阳：《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仕、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椒、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法，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值得提倡与推广。从该书辑佚之部分灸处方，可反应其这方面的学术思想。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烧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一般每次只取一穴，多的不过二、三穴，除十四经穴外，亦取经外奇穴。虽然重视灸，亦不排斥针刺治疗。

按摩疗法在秦汉的初步发展基础上，至魏晋南北朝在按摩手法上有较大发展，并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成为治病健身的重要措施之一。

此时间，以按摩疗法用于急症和以“膏摩”应用广泛为特点，如《肘后备急方》中，即记载了许多用于急症治疗的膏摩法，如有治“中晋暴百病”的裴氏五毒神膏、“疗百病”的苍梧道士陈元膏、“疗寒时行赋风恶气”的丹参膏等，以及治中风口眼斜、治内胀、蛊、蜂、百毒、溪毒、射工病的膏摩、丸（亦属药）摩法，《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亦有多首膏摩方。

按摩手法也较以前增多，具体有按摩法、爪掐法、拍法、抓腹法，抄举法、拈脊皮法、掷背法等。《肘后备急方》之抓切人中法，至今为急救常用，而其抄举法治卒腹痛，其法“使病人伏卧，一人跨上，两手抄举其腹，……轻举抄之，令去床三尺许便放之，如此二七度止”。与现代治急腹症肠梗阻之颠波法有异曲同功之妙，葛洪在《抱朴子》中提倡“……清晨建齿三百过者，永不动摇”，是吸收导家导引、按摩术的内容用于医疗保健者。陶弘景《养主延命录》中有论述养生保健按摩法的内容，如按摩明目法：“平旦以两手掌相摩令热、熨眼三过，次又以指搔目四眦，令人目明”及摩身法病：“摩手令热雷摩身体，从上至下，名曰于浴，令人胜风寒时气、热头痛。百病皆除”。颜面保健法：“摩手令解以摩面，从上至下，去邪气，令人面上有光彩”，这些自我保健按摩法，一直被后人所效法。此期亦有按摩法专著如《按摩经》、《导引经》等，惜亦已失传。

八、急救医学

随着临证医学的迅速进步与发展，本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窒息和中毒急救、创伤止血、灌肠导尿、虫兽外伤救治等记载，反映出中医急救医疗技术的逐步积累与发展。

（一）窒息急救

早在汉代张仲景已采用人工呼吸法急救自缢或水溺窒息患者，两晋南北朝时期，关于窒息的救治又有所发展。《肘后方》“自溢死”“卒中恶死方”中记载。可“捧两手忽放之，须臾死人自举手捞人言痛”（葛洪：《肘后备急方·救亭中恶死方第一》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印版），其意为活动上肢扩胸以恢复呼吸；另一法是“以热血沥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极则易人，气能下即活”。《小品方》亦有数条抢救窒息的记载：“疗溺死身尚暖者方：便脱取暖釜覆之，取溺人伏上，腹中水出便活也”，这些有关溺死及窒息的治疗记载，是符合急救原则的。

（二）虫兽外伤救治和创伤止血

《肘后方》中记载有被熊、虎、狂犬、狐、蛇等许多猛兽毒虫抓伤、咬伤、螫伤的救治方法。狂犬咬伤之急救及预防已如前述，对熊虎爪牙抓伤，葛洪用“烧青布以熏疮口，毒即出。仍煮葛根令浓以洗疮，捣干葛根未以煮葛根汁，服方寸匕，日五夜一则佳”葛氏取维黄、麝香、干姜等分捣碎，……，著小竹管内，随带身旁，遇有蜂螫或蛇咬伤，即傅疮上，谓其作用“神良”。这些记载中，保留下大量治疗虫兽外伤的民间医疗经验，多次提到对创口的清洗，如葛根煎汁药洗及盐水洗法等。反映出清洗伤口己成为当时创伤治疗的一种常规处理。

止血为急救医学的重要问题之一。《肘后备急方》对各种原因出血，采取了多种治疗办法，如压迫止血：“……，苦酒渍棉塞鼻孔”。烧灼（葛洪《肘后备急方·治伤寒时气温病方第十三》卷之二，第14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丹波康赖：《医心方》，卷五，第138页，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止血：“忽乱伤舌下青脉，血出不止便杀人方：可烧纺铁以灼此脉令焦。”（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外敷及内服药物止血止痛：“《肘后方备急》疗金疮方……狼芽草茎叶熟捣，敷贴之，兼止血止痛，又方五月五日掘葛根暴干捣末，敷疮上止血止痛”（王焘：《外台秘要》，卷二十九，第785页，人民卫主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续断膏方……膏成去滓，若深大疮者，但敷四边，未可使合；若浅小疮者，但通敷便相连，令止血住痛，亦可以酒服如杏子大”。这些关于创伤止血的处理原则和治法记载，反映出止血术实践经验的逐步丰富。

（三）灌肠导尿术

此期尚有关于灌肠导尿、穿刺放腹水、消化道异物取出等急救医疗技术的记载。据《证类本草》引葛洪《肘后备急方》称：“治小便不通及关格方，取生土瓜根捣取汁，以少水解之，简中吹下部，取通”（唐慎徽：《证类本草》，卷九，王瓜条，第220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古以大便不通为内关，小便不通为外格，二便俱不通为关格。故此记载反映出公元四世纪可能已经运用的原始灌肠术及导尿术。《肘后备急方》未曾提出较详尽的导尿技术，但可以称得上我国医学史上最早的导尿记载。至于灌肠术，尚可上溯到东汉末年，张仲景将竹管套入猪胆囊内，把猪胆汁灌入直肠进行导泻的记载。（李经纬：“中国古代外科成就”《科学史集刊》（5）：1～12．1963），对大腹水病，《肘后备急方》在提出多种内服药消腹水的办法后指出：“若唯腹大，下之不去，便针脐下二寸，入数分，令水出孔合，须腹减乃止”（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卒大腹水病第二十五》，卷之四，第2页，成都昌福公司，1912年版）。这是继《内经》之后，我国古代腹腔穿刺术的早期记载之一。

九、法医科

三国吴国末年，我国首次进行了烧死的动物试验，发现了生前烧死与死后烧尸的初步鉴别法。“张举，吴人也，为句章令。有妻杀夫，因放火烧舍。乃诈称火烧夫死。夫家疑之，诣官诉妻。妻拒而不承，举乃取猪二口，一杀之，一活之，乃积薪烧之，察杀者口中无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验夫口中，果无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疑狱集·张举烧猪》并见《太平御览》卷267《职官·良令长》），与亲仅鉴定有关的事例最早见于三国时代。据谢承《会稽先贤传》载：“陈业之兄渡海殒命，时同死者五、六十人，尸身消烂而不可辨认。业仰皇天誓后土曰：‘闻亲者，必有异焉’。因割臂流血以洒骨上，应时沁入，余皆流出。”这是用于兄弟之间的滴骨验亲事例。父子间的滴骨验亲实例见于南朝的记载（《南史·孙法宗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以父尸不测，入海寻求。闻世间论是至亲，以血沥骨，当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见枯骨则刻骨灌血，如此十余年，臂胫无完全，血脉枯竭，终不能逢。”与此同时代，也有阳性结果的实例：“豫章王综，其母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疑之。综年十四、五，恒于别室祀齐氏七庙，又徽服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潜杀之。瘗后，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验，遂信以为实。”（《粱书·预章王综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5年）

滴骨验亲法是以生者的血滴在死人的骸骨上，看血是否入骨，入骨即认为有血统关系，不入则否。这种方法虽不科学，但是用血液进行亲权鉴定最早的方法，是现代用血型鉴定亲权的先声，因而受到中外法医学者的重视。如日本著名法医学家古（火田）种基就主张：“中国知道以血液鉴定亲权要比欧美早一千四百余年。”（吉种基日本医事新报1929：334：16～19）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理论研究与文献整理

一、文献整理研究

中医药学典籍，先秦到两汉时期已经相当丰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不少医家对《黄帝内经》、《八十一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药经典文献进行了整理研究或注释阐发。

（一）吕广注《八十一难经》

三国时吴国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太医令吕广注《八十一难经》，启注疏经典理论医著之端，也是已知的整理研究古典文献之最早著作，惜已亡佚。作者吕广，字博望，隋代因避国讳，又转称吕博，吕氏长于脉学，还著有《玉匮针经》、《金韬玉鉴经》等书，均佚，《太平御览》中保留有《玉匮针经序》。

（二）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问世后不久，即因战乱动荡或传抄讹误而残损不全，因此极有必要对该书进行整理。首次从事此项工作的，是著名医学家王叔和。

他在《伤寒论》中说：“今搜采仲景旧论，录其证侯、诊脉、声色，对病真方有神验者，拟防世急也。”表明其研究《伤寒沦》是从脉、证、方、治几方面着手，亦即按照张仲景辨证论治的精神进行的。现行《伤寒论》本，一般认为卷一、二《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三篇及卷七《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为王叔和所增。从《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上》至《辨阴阳易差病脉证并治》共十篇，保存了张仲景对伤寒病辩证论治的主要内容，也是现行《伤寒论》的主要部分。《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以下八篇，主要是王叔和从仲景治法研究《伤寒论》的思想，启以治法分析《伤寒论》之端。

对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一事，后世医家议论褒贬不一，指责者以方有执、喻嘉言为代表，明代方有执作《伤寒论条辨》，认为《平脉》乃王叔和赞经之词，又说叔和伪作《伤寒例》，使仲录之道反晦，“究其叛乱，则叔和亦罪之魁”。因此，他把《伤寒论》原文不易讲通之处，说成王叔和编次该书时造成的错简。但是，历代多数医家对王叔和整理《伤寒论》的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宋代林亿说：“自仲景于今八百余年，惟叔和能学之”；金代成无己说：“仲景《伤寒论》得显用于世，而不堕于地者，叔和之力也”；明初王安道说：“叔和搜采仲景旧论之散落者以成书，功莫大矣”，同时也批评了王氏于书中杂以自己的言论；有玉石不分，主客相乱之嫌；总的来看，由于王叔和距离张仲景生活年比较近，故其编次整理之书，应较接近仲景书原貌。不但传书之功应予肯定，且将仲景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法，分类进行比较分析，亦切合临证运用，较勉强定为397法，更为符合实际。

（三）全元起注《黄帝内经》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校注《黄帝内经》的书籍，即齐梁间人全元起所著《内经训解》，这是已知有关《黄帝内经》的最早校注本。

全元起校注的《素问》本，北宋时尚存，以后便散失不见了。今从林亿等所校订的《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尚可看到全元起编排的卷目次第和少量注文。例如，他在解释《素问·生气通天论》“风客淫气，精乃亡，邪伤肝也”时说：“淫气者，阴阳之乱气，因其相乱，而风客之，则伤精，伤精则邪入于肝也。”把“淫气”解释为内在因素，“风客”为外在条件，合理地阐析了病变机理。再如对《素问·热病论》中“三阳经络皆崇其病，而未入于脏者，故可汗也”一句，全氏以“脏”为“腑”，并解释说：“伤寒之病，始于皮肤之腠理，渐胜于诸阳，而未入府，故须汗发其寒热而散之”，亦甚合理。现在虽不能看到全元起校注《素问》的全貌，于此亦可窥视其学术造诣之一斑。

（四）《神农本草经》的注解

陶弘景作《神农本草经集注》，除保存《本草经》原有药物365种外，复增补东汉以降名医所用药365种。

以上四部典籍文献，经过吕广、王叔和、全元起、陶弘景的分别整理注解，得以保存流传，对中医药学发展和后世文献研究，有着深远影响。

二、脉学的总结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医脉学诊断学研究出现高潮，产生了大量专著。其中王叔和所撰《脉经》10卷，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脉学知识，并有许多创造发明，是中医脉学诊断学的奠基之作。除此之外，《梁七录》、《隋书·经籍志》等尚著录十余种脉学著作虽已亡佚，但亦可窥见当时脉学研究的兴盛状况。

王叔和《脉经》对脉学的总结

王叔和所撰《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的专著，全书共10卷、98篇、约10万字。王氏结合临床实践，首次对中医脉学理论进行系统全面的论述，奠定了脉学基础。《脉经》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确立脉象指下标准《脉经》以前的古典医籍和历史文献，如《内经》、《史记》、仓公诊籍、《难经》、《伤寒杂病论》里，虽各有二、三十种以上脉名，但缺乏脉象的指下标准，没有明确概念。

《脉经》第一次系统论述各种脉象，总结归纳脉象为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24种，并准确描述了各种脉象的不同指下感觉。如谓：

“浮脉：举之有余，按之不足”；

“沉脉：举之不足，按之有余”；

“促脉：来去数，时一止，复来”；

“结脉：往来缓，时一止，复来”。（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

这几种脉象中，浮与沉相对，举按之有余不足迥然相反；促与结相对，脉虽同具“时一止”之象，但是有脉率数与缓的明显区别。寥寥数语，就把脉象特征描述出来，可谓言简意赅，标准明确。

24脉象奠定了诊脉指下标准的基础，使之规范化。《脉经》后历代中医著述对脉象的描述，均未离开《脉经》的基本概念。

2、奠定脉名种类基础

《脉经》在古代医学文献散载的30余种脉名基础上，整理归纳为24种脉象名称，奠定了脉名种类的基础，成为历代论脉书籍中脉名及其分类的基本准则。

3、首开脉象鉴别先河。

《脉经》卷一开篇提出24脉象后，紧接着提出浮与芤、弦与紧、革与实、滑与数、沉与伏、微与涩、软与弱、迟与缓八组相类脉，对脉象的鉴别有着重要意义。如沉与伏相类，二脉均重按乃显，然伏脉须“极重指按之，著骨乃得”（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较沉脉重按，又更甚之。迟脉“呼吸三至，去来极迟”，与之相类的缓脉“去来亦迟”，然又“小驶于迟”相类脉揭示学者注意脉象的区别对照，以免混淆不清，否则，“谓沉为伏，则方治永乖；以缓为迟，则危殆立至”（王叔和：《脉经》，卷一，脉形状指下秘诀第一、二页，清光绪辛卯（1891）池阳周氏校刊本）。这对后世辨脉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4、确立三部脉法和脏腑分候定位

诊脉独取寸口首倡于《难经》，但《难经》并未解决寸口切脉的寸、关、尺分部等关键问题。直到东汉末年，张仲景仍推崇人迎、气口、趺阳全身三部脉法，反对诊脉“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引自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脉经》解决了两手寸口脉的寸、关、尺分部和脏腑分候等问题，为寸口诊脉的临床普遍应用铺平了道路。

《脉经》确立了寸口的寸关尺三部脉法，不仅在于提出三部之说和各部脉位，也在于确立了寸关尺脏腑分候，并从临床应用方面加以系统总结。《脉经》的脏腑定位，历代除大小肠、三焦脉位略有歧议外，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中医脉学诊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5、总结脉象临床意义

对不同脉象的临床意义，《脉经》也作了大量论述：一是对脉象主病进行原则概括，如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洪则为热”；二是结合脉、证、病机、治疗进行综合总结，如“寸口脉滑，阳实，胸中壅满吐逆，宜服前胡汤，针太阳巨阀泻之”之类的大量条文。其中有许多脉象主病的可贵认识，如“寸口脉芤吐血，微芤者衄血。空虚血去故也。宜服竹皮汤、黄芪汤，灸膻中”指出失血者血脉空虚，故见芤脉，并治以黄芪汤等补益气血。“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微则为虚，代散则死”，说明疟疾患者发热期脉博弦数，退热后脉率减慢呈弦迟。如见代散不齐之脉，则为病危之象。《脉经》中类似这样的大量论述，对脉象临床意义作了较为系统的专门总结，不但反映出当时的脉象病理研究已达到较高水平，今天在临床上仍有参考价值。

总之，《脉经》对当时的脉学成就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奠定了中医脉学的脉象、脉名基础，在脉象主病和相类脉象鉴别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脉经》确立的寸口诊脉分寸关尺三部脉位和脏腑分候原则，解决了寸口切脉的关键问题，推进了独取寸口脉法的临床普遍应用。这些成就奠定了我国脉学诊断学的基础。

三、针灸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针灸科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表现在针灸学科的确立。

针灸学科确立的显著标志，是针灸学大师皇甫谧根据《灵枢》、《素问》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书，参考《难考《难经》等古代医学文献，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针灸学的经验与成就，撰成《黄帝针灸甲乙经》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集针灸学之大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全面系统的针灸学专著，为我国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的针灸学，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针刺治疗的成就

1．发展腧穴理论：皇甫谧《甲乙经》在《黄帝内经》130多个穴和《脉经》基础上，对十四经穴，作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整理，增加到349个，将每个穴位的别名、部位、取法、何经所会，针刺深度、留针时间，禁针穴误刺后甲等，皆具体载述。穴位排列的次序，按头、面、耳、颈、肩、背、胸、腹、手三阴三阳、足三阴三阳经，由四肢至头面、躯干、依次向上向心排列；虽还没有完全与十四经结合起来，但却为腧穴经络相结合，开辟了新途径。

《甲乙经》记述有别名的穴位70多个，都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穴位的位置与功用的特点。

《甲乙经》对349个穴位的位置与取穴方法，都有具体准确的记叙，有的根据患者口腔活动取穴，有的根据患者体表静脉分布取穴等，对提高穴位定位的准确率，具有重要意义。

《甲乙经》载有80多个会穴，后世极少增减。这些会穴，大多分布于头面躯干部，如大椎为三阳经与餐脉之会，不但能治督脉本经“脊强反折”等病证，且能治疗所有三阳各经的病证，其交会穴理论，不仅为后世考察和确定穴位提供了依据，对扩大穴位的主治范围，亦有重要意义。

2．针刺操作方法进步：《甲乙经》对每个穴位的针刺深度，都作了说明、规定。对200个常用穴位留针时间，亦作了说明和规定。对误刺禁针穴位所能造成的后果，作了具体阐述，对禁针穴误刺所生后果，已有具体分析。

（二）灸法的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灸治疗发展迅速，成就显著。其中，以葛洪《肘后备急方》和陈延之《小品方》较为突出。

在葛洪前，王叔和首倡灸治疗，其所著《脉经》，即提出“灸百壮”之说。

皇甫谧对灸治疗的发展，亦作出评著贡献。《甲乙经》对施灸壮数，一般每次为3～5壮，其中，头、面、颈、肩、背等处，多为灸3壮；脑、腋、腹部，多为灸5壮；最少者为井穴，只灸1壮；最多者为大椎穴等，灸9壮；个别穴位如环跳等，灸50壮。《甲乙经》还提出禁灸穴位，并指出误灸的不良后果。

葛洪倡导以针灸救治急证，为其突出特色。《肘后方》共收录针灸处方109首，其中，灸外方99首，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三十多种病证，其对灸作用、效果、操作、技巧、忌宜等，都作了全面的阐述其主要成就，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急证用灸：《肘后方》提出以灸法救治卒中、恶死、昏厥、寒湿、霍乱、吐泻、痈疽、狂犬咬伤、蝎螫等卒发急证。甲穴较少，记忆方便，施灸方便。

（二）以灸补阴：《肘后方》以一壮、三壮、五壮、七壮为基数。然后以七为倍数加壮，为二七壮、三七壮、四七壮等，以七为阳数的代表，加倍翻番。其先阳后阴，从阴到阳，以阳治阴等灸治疗原则，亦无不体现了其以补阳为主的学术见解。

（三）灸不固定用艾，灸亦可隔物：《肘后方》为便于急救，除应用艾灸外，在仓卒无艾时，亦用竹茹、黄蜡、纸屑等为代用品。其中，竹茹、黄蜡，既有艾炷的温熨作用，又有艾炷所没有的清热开窍，通经活络等特点，所以，它们是艾炷的理想的代用品。《肘后方》还以隔蒜、隔盐、隔面、隔瓦甄等施灸为灸治疗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新途径，成为隔物灸的最早文献。

葛洪以上建树，对后世灸治疗的发展，影响极大。

继葛洪之后，陈延之《小品方》重视灸，并灵活应用，他认为灸具有简便易行、应用范围广泛、效果良好等优点。

《小品方》认为，只有恰当地掌握火量，才能使火气沿着经络达到病变部位。火量过大，易燃伤机体；火量过小，火气不能抵达病变部位，不易发挥治疗效果。对用灸壮数，中有一般要求，但主张就根据地域、气候、体质的不同，分别对待。其用灸壮数，多至100，少仅14，即同一种病，也有100壮、50壮、随年壮，或一日三次用灸的区别。取穴特点是少而精。

三国两晋南北朝药物学的丰富与发展

一、本草学

自《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后，医家用药，有所遵循，因而在药物学方面，有长足的进步。三国时代，有不少医家，都对该书进行研究注释。加以发挥，并不断增入药物新品种，使本草学的内容更加丰富。又经历两晋大约两个多世纪的时间，不同经验的积累和各家意见的参差，引起了用药方面混乱。客观形势需要对本草学进行另一次总结，《本草经集注》的著成，正是在这种形势的要求下出现的，成为我国本草史上的第二块里程碑。

除此而外，较有名的还有李当之、吴普二人的本草著作。

1、《李当之本草》

李当之系三国时代人，华佗的弟子，梁《七录》载《李当之本草经》一卷，早佚。宋·掌禹锡引韩保升认为李当之修《神农本经》。李时珍则认为此书即为《李氏药录》，其文散见于吴普、陶弘景等人所修本草书中，“颇有发明”云。但此书早佚，后世不行，因而于后代影响极少。

2、《吴普本草》

吴普也是华佗的弟子，他以华佗所创五禽戏进行养生锻炼，获长寿闻名，但主要在本草学上有一定成就。据梁《七录》载，该书六卷，而宋·掌禹锡在《嘉祐补注本草》所引的书传中则说：“吴氏本草，魂广陵人吴普撰。吴氏系华佗弟子，修神农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种，唐经籍志尚存六卷。今广内不复存，惟诸子书多见引据。

根据后代辑出的佚文可知，《吴普本草》一书对本草药性的叙述较为详明，诚如掌禹锡所说的“其说药性寒温五味，最为详悉，”书中对某一药常列述前代各家对该药药性的不同叙述，如认为丹砂，“神农甘，黄帝苦有毒，扁鹊苦，李氏大寒。”人参，“神农甘小寒，桐君雷公苦，歧伯黄帝无毒，扁鹊有毒。”对石钟乳，则谓“神农辛，黄帝医和甘，扁鹊甘无毒，李氏大寒。”……正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所指出，当时本草学者较多，李当之、吴普是其中较著名者。所著本草作品，或五百九十五味，或四百四十一味不等，四百四十一味所指即《李当之本草》。由上述佚文体例可知，《李当之本草》曾引述其前代甚多医家的资料，保存了许多前代宝贵的药学文献，是一部本草汇编。

《吴普本草》大约著成于公元三世纪中叶，流行于世达数百年，后代有不少子书引述了它的内容，如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唐代官修《艺文类聚》，《唐书·艺文志》还载有该书六卷的书目。直到宋初太宗所修《太平御览》，仍收载较多的条文。自此该书即散佚不存，因而《宋史·艺文志》及《崇文总目》都已见不到本书的书目，可见宋代建国后不久，此书即佚。

关于《吴普本草》的分类，据尚氏所辑，认为该书原为六卷，虽然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类、菜、米食等类。但是对照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中批评其“草石不分，虫兽无辨”的观点来看，这个分类似乎与原意不够吻合。

3、《本草经集注》

为陶弘景所著。在陶氏生活时代，本草学方面的书较多，据《本草经集注》的序言中提到的就有吴普本草、李当之药录、桐君采药录、雷公药对等等，这些本草学著作，由于作者所处环境不同，对药物的记载内容也各不相同，有时对药性的记载甚至互相矛盾，这种状态对医药学，尤其是本草学本身的发展是不利的，《本草经集注》就是作者为澄清这种混乱状态、统一认识而著成的，正如该书“序录”明显指出：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华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须。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医家不能备见，则识智有浅深。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确实如此，经过《本草经集注》的总结，使我国本草学进入一个新时期。

首先，《本草经集注》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所应用和了解的药物，全书共载药物七百三十种，其中包括《神农本草经》原有的三百六十五种，另又收集本经所载以外，其他医家所用的各种药物三百六十五种，即当时所收载的著作《名医别录》中的大部分药物，这是对南北朝以前药物学的一次总结。

其次，《本草经集注》的编著体例，为我国后代本草学著作提供了一个基本模式，这就是把本草书分成总论部分及分论部分。该书“序录”中对《神农本草经》原有的十多条序文进行了一些解释，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尽管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否定《本经》的错误或不足。如《本经》说过：“上药一百廿种为君，主寿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而《本草经集注》则指出“上药亦皆能遣疾……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关于药物配伍有君臣佐使，《本经》认为有一君、三臣、五佐、或一君三臣九佐；而《集注》则认为“而检世道诸方，亦不必皆尔，大抵养命之药则多君，养性之药则多臣，治病之药则多佐”。《本草经集注》在原有基础上对用药的份量及用药，首次提出应该给予注意，认为如果分量“用得其宜，与病相会，入口必愈……分两违舛，汤丸失度，当差反剧，以至殒命”，指出用药量的重要意义，对于毒药的用量，则强调毒药有毒性大小之别、强弱不同，更要加倍注意，以免过量而伤身体。

《本草经集注》比《本经》还提出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有药物采制、炮制、各类疾病通用药物、服药禁忌、药物度量、煎配药方、七情畏恶等等。如指出药物产地对于该药之药性关系甚大，认为诸药“多出近道，气力性理，不及本邦”，也即强调了地道药材的重要性。而采药时节，也指出应认真讲究，所谓“春宁宜早，秋宁宜晚，其华实茎叶，乃各随其成熟年，岁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强调了所用植物药部位不同，采摘时间亦异，应根据各地情况而定，不必硬性规定。关于药物的度量衡，《本草经集注》更有明确规定，指出：

“古秤唯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认为“古秤皆复，今南秤是也。晋秤始后汉末以来，今一斤为二斤耳，一两为二两耳。”使人注意到不同时代量药的变迁。对于刀圭、方寸匕等容量的标准，也有明确规定：“凡散药有云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下落为度。钱五匕者，今五铢钱，边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为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为一勺，十勺为一合，以药升分之者，谓药有虚实轻重，不得用斤两，则以升平之，药升合方寸作，上径一寸，下径六分，深八分，内散勿案抑，正尔微动令平调耳。”这样详尽准确的衡量标准，是《本草经集注》首次记载的。

对于药物配伍的畏恶禁忌，《本草经集注》对《本经》做了较多的发挥，认为“案其主治虽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其相须，相使，不必同类。犹如和羹，调食鱼肉，葱、鼓各有所宜，若相宣发也。”其内还列举半夏与生姜、防已与细辛等“数十余条”配伍的例证，使中药的配伍得到更进一步的阐发，其中有的经历代应用证实确有道理，如半夏同姜制以减其毒，至今仍在应用。

《本草经集注》的药物分类及归纳法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作者明确指出：“今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为主，又进名医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种。精粗皆取，无复遗落；分别科条，区畛物类……”也就是说，这七百三十种药的分类法是按照药物原来的自然属性来进行的。这些门类，作者分呈七部分，包括玉石（共七十一种）、草木（共二百九十九种）、兽禽、虫鱼（一百一十四种）、果菜（五十六种）、米谷（二十八种）和有名未用（一百一十七种），比《本经》三品分类法是一大进步。

《本草经集注》还创造了一种“诸病通用药”的药物归类方法，即按不同疾病及病证，把具有治疗该病的各种药物都归纳于下，例如：黄疸一证之下有茵陈、枝子、紫草、白藓四种，宿食之下有大黄、巴豆、朴消、茈胡、桔梗、厚朴、皂荚、曲孽、槟榔等，治风通用有防风、防己、秦椒、独活等，全书的记载病证八十二种，并有解蛇虺，蜈蚣、狗毒等四十多种中毒的药物等。

最后，《本草经集注》创造性采用了颇为别致的朱墨书写办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两部分不同的经文，又采用同样的方法，在诸病通用药一节中，用朱墨两种不同颜色来书写药名，以分别表示药物的冷热属性，正如他在序录中所说：“诸药主治，唯冷热须明，今以来点为热，墨点为冷，无点者是平，以省于烦注也。”使人一目了然，易于掌握。

《本草经集注》原书早佚，清末曾在我国吐鲁番出土此书之残片，为一28.5×27厘米之断片，上仅载燕屎、天鼠屎、鼹（鼠泉）鼠三种药及豚卵之部分注文；此片原件现藏于普鲁士学院，万斯年曾从日文译载该断片之情况，并刊于《唐代文献丛考》一书中（1947）。罗福颐的《西陲古方技书残卷汇编》（1952）亦曾有此片临摹。敦煌石窟亦曾出土《本草经集注》残卷，为其序录部分。此卷曾于一九五五年由群联书店影印出版，现原件下落不明，有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的，有说在日本的；由于出土原件均落入国外，故此断片残卷弥足珍贵，对于我们了解该书之内容，极有价值，目前尚无完整辑复本。

这一时期是古代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我们在这里虽然只介绍了上述三部著作，但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此期间的本草著作很多，计有25种约百卷。

二、炮制学

炮制是指对中药材的加工制作，以达到提高药物效力，减轻或消除毒性的目的，在中药应用的初期，原始的加工炮制是必然的。如《灵枢·邪客篇》中载有半夏秫米汤，所用的半夏就是炙半夏，张仲景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用的药物，有不少都要经过各种方法炮制。如（口父）咀、去皮尖、炙甘草，炮附子，酒侵大黄，姜炙厚朴，虻虫去足翅等等。适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对药物的炮炙，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例如《肘后备急方》“以粉之火”炙甘遂令熟，熬捣葶苈、酒渍粳米、石上水磨鹿角取浊汁……等等，《本草经集注》，已经有较原则性的意见，如阴乾、曝干、蜜炙、水渍、去节、薄切、刮截捣碎等，都有提及，对各种剂型包括散剂、丸剂、汤酒剂、膏剂在配制过程中的注意事项，饮片制备、煎药过程、过筛、剥皮……皆有所论及，另还有熬、煎、煮、去木心、去皮心、去瓤、（口父）咀、细切、薄切、槌破、镑、刮屑等种种炮制技术。积炮制大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雷公炮炙论》，作者雷敩。关于对此书问世的时间，一般均倾向于本书为南北朝时刘宋。

据《雷公炮炙论》自序中提到：“其制药炮熬煮炙,不能记年月哉……某不量短见，直录炮熬煮炙，列药制方，分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强调“炮熬煮炙”在制药中的重要性，由于本书后来失传，其内容则散见于后世本草著作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各载有该书234种和254种药的炮制内容。近人张骥、尚志钧均辑录其佚文，按雷氏自序所示，复原其三卷体例，足资参考。

按《雷公炮炙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所列各种药物的修治炮制的具体方法，但其中也不乏药物的修治原则，如在自序中就有“凡修合丸药，用蜜只用蜜，用饧只用饧，用糖只用糖，勿交杂用。”又说：“凡修事诸药等，一一并须专心，勿令交杂，或先熬后煮，或先煮后熬，不得改移，一依怯则。”说明当时在制作成药方面的严格操作要求。书中特别重视药物真伪的鉴别方法，要求在使用药物时，要仔细辨认真伪，防止因品种之不同，误用而影响药力和疗效，现举附子一例，即可了解其重视鉴别的认真态度。书中称，附子一药有“乌头、乌喙、天雄、侧子、木鳖子。乌头少有茎苗，长身乌黑，少有傍尖；乌喙皮上苍，有大豆许者……黑如乌铁，宜于文武火中炮令皱折，即劈破用；天雄身全矮，无尖……皮苍色即是。天雄宜炮皱折后，去皮尖……，侧子只是附子傍有小颗，附子如枣核者是，宜生用……。木鳖子不入药。”这不仅对附子一类药的不同品种作了形态方面的鉴别、炮制的描述，还提到了木鳖子药用的历史。

全书在这种药物鉴别方面，提出了大量的材料，如黄精与钩吻、灰翟与金锁天等等。《雷公炮炙论》虽然著成于一千几百年前，但它对药物加工炮制的过程和要求，绝大部分都是符合科学道理和要求的，如对巴豆的炮制，要求“敲碎，以麻油并酒等可煮巴豆子，研膏后用”。经过这样的处理，其中的有效成份巴豆油可溶于麻油中，再经加热煮过，则其中所含的毒性蛋白质发生变性，这样，巴豆的毒性就大大减小。对大黄的炮制，书中提到：“细切，内文（汶）如水旋斑紧重者，剉蒸，从巳至未，（日煞）干”，这样，其中的蒽醌甙受热破坏，便于贮存，总之，虽然该书的内容，仍然是一些经验之谈，但这是古代人民在长时间用药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而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记录，千百年来经历了长时间的考验，有的炮制方法直至今天仍在应用。

由于本书早佚，后代已有一些人做了辑佚工作，如李仲梓辑有《炮炙论》，1932年张骥辑《雷公炮制论》，近人尚志钧辑《雷公炮炙论》，听录的佚文都不到三百种，但仅从这些辑本的材料，可知当时药物加工炮炙的内容已经十分丰富了。

总之《雷公炮炙论》是我国古代一部较完整的炮制专著，对后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不少有关炮炙的专著，都是在该书的影响下著成的。

本时期在药物学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从本草学、炮炙学的角度看，本草学在编写体例、内容及编纂思想直至具体方法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

附注：历代对《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及作者其人，有多种见解，如宋代苏颂认为是隋代之作，另说成于赵宋，又一说书成于五代，还有另一说是成书于刘宋，较多人赞同。

根据以上所述，药物的炮制，历史十分悠久，随着用药经验的不断积累，人们在这方面的知识愈来愈丰富。技术也不断提高，在《本草经集注》中所提到的炮炙技术，就已经比较多，但由于该书是一部综合性本草，故未专章论述炮炙。据《隋书·经籍志》所载，有《雷公本草集注》四卷，清人姚振宗的《隋书经集志考证》中，认为《雷公本草集注》即是《雷公炮炙论》按苏颂认为雷敩是隋人，亦未曾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据宋·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后志》中说：“雷公炮炙三卷，古宋：雷敩撰，胡治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晁公武《读书志》也有同样记述：明李时珍谓《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敩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宫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胡洽原名为胡道洽，后因避讳而改为胡洽，系有北朝时刘宋人，因此，《雷公炮炙论》于此时著成，重订是可能和可信的。更重要的是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就是临床医学的需要，对药物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有明确的质量要求，迫切需要炮制方面的逐步规范化，另一方面，中药炮制技术和学术方面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有可能进行一次“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这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近人范行准在《中国医学史略》一书中，认为本书中多次提及“乳钵”词，足证其应为五代后之作品，这也极有可能为后世所加。基于上述之见解，我们还是把本书作为这一时期的作品加以叙述。

三国两晋南北朝服石与炼丹

炼丹术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特殊方术，其目的是通过炼制某些自然矿石或金属，得到“神丹”或人工金银等长生不老药，因而又有“金丹术”“炼金术”、”黄白术”之称。

炼丹术并不是古人追求长生不老的最初手段。中国古代盛行过多种长生不老术，服食、行气、房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端。炼丹术就是在服食活动中发明出来的。

所谓“服食”，并非选择食物治疗疾病，而是指通过内服药物，以求延年益寿，乃至长生不老。动物、植物、矿物中，都有被选中的长生不老药，然而在服食家看来，作用最强、效果最可靠的长生药则是自然金石和人工炼制的“金丹大药”，因而尤其重视服石和炼丹。

服石和炼丹的显著区别，在于所服的药物一是自然矿物，一是矿物的人工炼制品，在观念上二者虽不等同，但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在于二者的手段、目的和兴衰过程具有基本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炼丹术正是在服石基础上产生的，“炼丹”的最初含义是炼丹砂，而丹砂正是服石的首选药品。服食自然丹砂无疑属于服石，而炼服丹砂活动的出现也就标志着炼丹术的起源。当然，早期的炼丹术与后来有所不同，因为炼丹技术和设备一直在不断发展和改进，“炼丹”的含义也就不只是炼丹砂了。

一、服石与石发

矿石何时开始作内服药，现在已难以确知，不过从淳于意的《诊籍》来看，扁鹊已有了“阴石以治阴病，阳石以治阳病”的理论，淳于意引的古《论》中，也已有“中热不溲，不可服五石”的告诫（司马迁《史记》卷一Ｏ五扁鹊仓公传。见《二十五史》第3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可知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服用石药已经相当普遍。

古人最初服用石药的目的是治病还是养生，已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所以上述记载不足作为断定服石发端时期的依据，而当时的文学作品《楚辞》中，已有“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屈原《涉江》见朱熹《楚辞集注》第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等语，可以认为这些诗句反映了战国时代的服石活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冶云母”以麦籍为丸如酸枣大，服后“令人寿不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肆）第118页第1版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据此可知，秦汉以前确实已有服石活动。

秦始皇曾多次派人寻求不死之药。汉武帝追求长生而餐玉屑，曾“立仙掌以承高露”（陈焘《三国志》卷二十一魏志卫觊传：昔汉武信求神仙之道，谓当得王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见《二十五史》第1139页）。还派数千使者去寻找蓬莱仙人。秦皇汉武的笃信挚求，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食金饮珠”、“餐玉”的服石活动，渐渐盛行于世。西汉时期己有多种矿物被选作长生药，人们不仅自己采食，而且作为商品进行交易。《神农本草经》基本上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学成就，书中把丹砂、石钟乳、石胆、曾青、禹余粮、白石英、紫石英、五色石脂等18种石药，被列于“轻身益气、不老延年”的上品药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服石的具体内容，为我们理解汉代服石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六朝时期的服百活动虽然也涉及多种矿物药，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服散之风的盛行。所谓“服散”，是指服“寒食散”而言。“寒食散”的名称来自服药后的节度方法，凡服后须寒饮、寒食、寒衣、寒卧将息的方药，都称之为“寒食散”，因而“寒食散”并不是特指某一特殊方剂，而是对一类方剂的泛称。

“寒受散”的来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最早注明“宜冷食”将息的“侯氏黑散”和最早直呼“寒食”的“紫石寒食散”，都首载于《伤寒杂病论》中（汉·张肿景《金匮要略方论》第17、58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6），所以皇甫谧得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的结论（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35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魏晋时期，在仲景方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五石更生散”、“五石护命散”、“三石肾气丸”、”靳邵散”、“五石肾气丸”、“三石肾气丸”等多种方剂，这些方剂虽然都曾被当作“大药”、“上药”服用，但其中最著名的却是“五石更生散”和“五石护命散”，所以“寒食散’，和“五石散”几乎成了完全等同的概念。

但是，“寒食散”中多为燥烈剧毒之药，能引起严重中毒，变生种种疾病。如寒热时作、局部疼痛、体发痈疮，或出现泌尿系、消化系、神经精神症状。这些病症反复发作，经久不愈，甚则致残丧生。服散中毒在疾病谱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医生们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称之为“寒食散发侯”，纷纷研究预防和治疗方法，葛洪、秦承祖、皇甫谧、曹歙、道弘道人、陈延之等，都有相关的论述保留在《诸病源侯论》、《外台秘要》、《医心方》等医学著作中，其中以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最具代表性。

皇甫谧曾经躬行服散，散发后自己调治而愈，所以服散发动者多来向他请教救治方法。曾有一姜姓患者“以药困绝”，经皇甫谧救治脱险得生，当时正服散发动的平阳太守刘泰听说后，遣使者询问解救方法。皇甫谧“辞不获已，乃退而惟之，求诸本草。考以《素问》，寻故事之所更，参气物之相使，并列四方之本，注释其下，集而与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1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就是所谓的《寒食散论》。《诸病源候论》卷六“寒食散发候”所引“皇甫谧云”，当是《寒食散论》的主要内容。

皇甫谧认为，造成散发不够的原因，主要在于服散失其节度，故即首先提出了严格的将息节度方法。他指出，服散须臾要以冷水洗手足，待药行之后，则脱衣冷水极浴，常当寒衣、寒食、寒饮、寒卧；常饮酒令体内熏熏不绝；还须烦劳，如行走、跳涌、劳动出力等。这些方法可能具有一定的解毒和排毒作用，后世医家曾用之于丹药及其他石药中毒的预防和解救。

当然，六朝时期解救散症，并不止皇甫谧一家之法。如道弘道人著《解散对治方》，首创药物“相对”、“相动”理论，认为五石散中的石药分别与方中的草药相对，由于相对的药物可以相互发动，从而导致不同的散发症状。如：“钟乳对术，又对括萎，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钟乳，胸寒短气；钟乳动术，头痛目疼。”（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2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这样，就把散发症状同药物、脏腑特异地联系起来，治疗时则从相应的脏腑入手，显然与皇甫谧“六反”、“七急”、“八不可”、“三无疑”很不相同。《解散对治方》的理论，虽被孙思邈收入《千金要方》卷二十四中，但在晋代却不为医家所推重，《小品方》即指出“对治新方”不可轻信，唯有皇甫谧的节度之法可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

皇甫谧的服散节度方法的救治措施虽然被人们所接受，但其实际效果却大为可疑，即以他自己的评价，也不过“释朝夕之暴卒”而已，并不能“终蠲此疾，没齿无患”，所以服散发动，经久不已，医治无效，致残毙命者大有人在。

服散的动机、流行及衰落：不少人认为“五石散”只是一种房中药，这种观点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综合古代文献记载，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服散目的大致有三个方面，以主次为序，则是补虚、长寿、增强性功能。

皇甫谧的《寒食散论》是考察服散可以依据的最早文献，他说：“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心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侍以相授，历岁之困，皆不终朝而愈。”（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六第33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十分明显，“寒食散”一开始就被用来补虚，也是以强壮剂行世的，后来则作为高级补养药用于强壮身体，统治百病。余嘉锡在罗列了50余条六朝服散事例之后指出：“当时士大夫翕然从之。宋尚（宋尚西晋医生，著《太一护命石寒食散》，已佚），更推广之以治一切之病，由是自西晋至南北朝，争相服饵，几成风俗，岂皆有劳伤之疾哉？以为护命散无病不治，且久服可以长生故也。”（余嘉锡《寒食散考》见《余嘉锡论学杂著》第210页第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3），正如余氏所言，服“寒食散”的另一目的是延年益寿。秦承祖说：“夫寒食之药，故实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虽未能腾云飞骨，练筋易髓，至于辅生养寿，无所与让”。（《医心方》卷十九第45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千金翼方》《医心方》等多认为，熊使弱者复壮的药物，当可延年，故而无病之人服“寒食散”多希图延年益寿。

孙思邈说：“有贪饵五石，以求房中之乐”（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一第2页，影印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由此可知，“寒食散”确曾被当作房中药。

魏晋道德观的转变，也是服散之风盛行的重要条件。曹魏正始年间，人们开始用理性的眼光审察和批判过去的一切，“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玄学家们的重要论题，王弼的“祟本息末论”，强调扶植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嵇康则更明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在玄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强调人的真情实感、自然之性和个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名教的桎梏及名利的束缚，从旧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可因“散发”违命，也可以饮酒居丧。服散后的种种放荡行为，都不被视为违犯道德轨范而受到指责，这在两汉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服散之风盛行约300年后开始衰落了，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寒食散”药性酷烈，“将息至难”，服散造成的一系列特殊病症引起了社会警觉。唐代服“五石散”者已不多见，人们多单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等强身延年，服石的历史呈现出一大转折。

二、炼丹术与医药化学

（一）炼丹术的兴起及其思想基础

炼丹术的产生至迟不晚于秦汉之际。有关专家对马王堆一号墓古尸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尸体组织内铅、汞含量超过正常人的数十倍至数百倍，根据组织内铅汞化合物结构与棺液中的化合物不同，以及铅、汞在各器官分布极不均匀的选择性蓄积现象，排除了体内高量铅汞系由棺液经皮肤渗入的可能性；另外尸体小肠内还有大量含汞物质残留，所以研究者认为：“口服仙丹之类的药物可能是古尸体内铅汞的主要来源。”（湖南医学院《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古尸研究》第224页文物出版社1980），墓主人下葬于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这表明在汉初已经有人炼服“仙丹”，炼丹术的实际发端时间应当更早。

炼丹术产生之后，在两汉时期发展很快，不仅有大量的文士从事炼丹活动，而且出现了专门的炼丹著述。据陈国符氏考证，现存的《太清金液神气经》、《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都是先于《周易参同契》问世的汉代炼丹专著。（陈国符“《道藏经》中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东汉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第一次把易理和炼丹联系起来，从哲学的高度对炼丹家的经验进行了概括和总结，所以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炼丹理论著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第123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

汉代炼丹术的发展，还给当时的本草著作打下了时代的烙印。《神农本草经》记载了丹砂能化为汞：石胆能化铁为铜成金银；空青能化铜铁铅锡为金；曾青能化金铜；石硫黄能化金银铜铁奇物；水银能杀金银铜锡毒，溶化还复为丹，等等，这些都是炼丹家通过实践所得的认识。

炼丹术在汉代兴起，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除不可避免地受到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之外，与神仙学说、物性互渗意识和尸体不朽的信仰也密切相关。

中国古人的不死观念与鄙薄尘世、超脱人生的丰富想象相结合，产生了战国对期的神仙思想，至秦汉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完整的神仙学说。《抱朴子内篇》引《仙经》曰，“上士举形升虚，谓之天仙；中士游于名山，谓之地仙；下士先后蜕，谓之尸解仙。”（晋·葛洪《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见王明《抱仆子内篇校释》第20页中华书局l985），对这种三等神仙学说的虔诚信仰，使人们不能理解服石饵丹者的死亡与常人无异，而认为是“尸解”变成了仙人中的一种，这样不但不能接受前人中毒丧生的教训，反而更坚定了成仙的信念。尸解成仙的理论在汉代曾受到唯物主义理论家王充等的批判，但作为服石炼丹活动的重要思想基础，这种理论并没有因此而被抛弃，葛洪依然认为李少君、费长房、李意期等人的死，都是尸解成仙，并以此宣扬神仙学说。

炼丹术最早从炼丹砂开始，可能与古人的尚赤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丹砂能使尸体不朽的信念。曾有人证明，组织中汞的含量增高可以延缓组织的腐败。（陈康颐死体现象（四），内科学报2；162；1951），古人常常把丹砂放入墓穴，主要目的可能是使尸体得到长期的保存。另外，丹砂受到特别重视，还由于它具有与水银互化的特性，这一化学性能的被发现，不仅增强了丹砂的神秘性，也使水银的地位大大提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汉·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纪见《二十五史》第31页版本同前引），本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两次将勘查地球化学中的汞量测量技术，应用于秦始皇陵，结果在125900平方米的陵墓封土范围内，发现一个12000平方米的强汞异常区，《史记》的记载，从而得到了初步的证实。（常勇、李同秦始皇陵中埋藏汞的初步形容考古190（7）；659；1983），《抱朴子》说：“金汞在九窍，则死人为之不朽，况服食乎?”（转引自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第523页人民卫生出版社点校本1977），可见秦汉似降，丹砂、水银一直被当作重要的炼丹原料，是与古人关于尸体防腐的认识分不开的，从尸体不朽，到肉体不死，人们对同一物质寄予了不同的希望。

（二）道教对炼丹术发展的影响

秦汉时期，炼丹术主要掌握在方士手中。魏晋之后，道教勃兴，许多方士成了道士，炼丹术则主要以道术的形式，与道教同步得到发展。一方面，炼丹术作为统治者信仰的长生术，成了道术的组成部分，吸引一些高级士族加入道教，促进了道教的发展；另一方面，宗教的外衣又进一步增强了炼丹术的神秘性，随着道教的传播，炼丹活动的范围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同时，历代统治者崇道，也使炼丹术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晋唐之间，官方道教不断发展，在这段历史时期。炼丹活动主要由道士在深山、大观和帝王宫中进行。由于炼丹道士往往兼修医药，也有不少医生参与炼丹，因而出现了一些既是医生又是道士的人物。葛洪和陶弘景就是典型的代表。

（三）著名医家的炼丹活动

葛洪虽以儒学知名，但尤好神仙方术，先从郑隐和鲍玄学习炼丹，后在罗浮山炼丹积年，直至终殁。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是关于道教宗教哲学和神仙方术的重要著作，书中专设”遐览”、“仙药”、“金丹”、”黄白”诸篇，收录了多种现已失传的炼丹书目，备载服石、炼丹、行气、房中等方术，集晋以前神仙方术和理论之大成。

《抱朴子·内篇》不仅记载了许多现已失传的炼丹著作、多种炼丹药物和具体的炼丹方法，而且还从实践中概括了元素循环的思想。如“金丹”篇指出：“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第72页、第281页版本同前引），这是说煅烧丹砂（硫化汞）可使其中含的硫变成二氧化硫，而游离出金属汞（水银）：再使水银同硫黄化合，最后又生成赤色的硫化汞结晶，“黄白”篇中指出：“铅性白也，而赤之以为丹；丹性赤也，而白之以为铅。”这里描述的是，铅经过化学变化成为铅白（白色碱式碳酸铅），铅白加热可变成铅丹（赤色四氧化三铅），而铅丹经过化学变化，仍可成为铅白。葛洪在这里不仅是表述具体的化学反应过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列举化学变化的实例，阐述具有可逆性、循环性的物质变化思想，以论证丹砂能令人长生、黄金可人工合成信念的正确性。

葛洪及其《抱朴子，内篇》，在道教史和炼丹史上都有重大影响。南北朝时期，受葛洪影响而以炼丹修道闻名者，当首推宋梁间人陶弘景。陶弘景同葛洪一样，既是知名炼丹道士，又是著名医学家，他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昼夜研寻，便有养生之志。”（《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六隐逸下陶弘景传），36岁退出仕途，隐居茅山。陶弘景曾经“遍历名山，寻访仙药”，得到神符秘诀之后，用梁武帝提供的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药物，合炼“飞丹”，又把丹药献于武帝，进一步博得了武帝的敬重。陶弘景勤于著述，到老年更加孜孜不倦，所著道书和炼丹书，主要有《真诰》、《合丹法式》、《太清诸丹集要》等。

（四）丹药的临床应用

现代化学技术证明，古代丹家炼制的丹药，主要是有毒的汞、铅、砷、硫化合物，所以历代服食丹药中毒丧生者史不绝书。

炼丹术作为追求长生不老的方术失败了。但是，炼丹家们取得的化学成就却在中国科技史上永放光彩。中国古代的汞化学、铅化学、砷化学、矾化学以及冶金技术，都由于炼丹家的创造而遥遥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也是在丹家的炼丹炉里诞生的；中国炼丹术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之后，又成了近代化学的摇篮。

从医学史的角度研究炼丹术，当然不能主要着眼于其一般的化学成就，更应该注重它在医药方面的重要贡献。

15世纪末叶的巴拉塞尔修斯有一句名言：“金丹术的宗旨不是炼冶黄金，而在于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转引前引李约瑟文，见《中华文史论丛》（3）；99；1979）。虽然炼丹作为长生术日趋衰落，但它作为“为人类疾患研制药品”的化学技术却没有被遗忘，医药学家们只是把它的应用重点从保健医学转移到治疗医学上来。

丹药用于疾病的治疗，有外用和内服两种给药途径。

郑玄注《周礼·天官冢宰下》疗疡“五毒”时提到的“五毒方”，是关于丹药外用的最早记载：“五毒，五药之有毒者，今医人有五毒之药，作之合黄礜，瞿石胆、丹砂、雄黄、礜石、慈石其中，烧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鸡羽扫取之以注创，恶肉破骨则尽出。”（《十三经注疏》第668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虽然，丹砂、雄黄、礜石等在《五十二病方》中已被用作疡科外用药，但这些用法不会是“五毒方”的直接渊源。

《抱朴子·内篇·金丹》载录的《太清经》“九光丹”中的五石，除曾青与“五毒方”中的石胆不同外，其余四味则全然无异，因此有人断定二者存在着同源关系（赵匡华、张蕙珍汉代疡科“五毒方”的源流与实验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3）；199；1985）。丹砂、雄黄、礜石、磁石、曾青等，在西汉时期已是被神秘化了的炼丹常用原料，“五毒方”将“五毒”混合升炼的方法，应当首先是炼丹家的技术成果。《周礼》把”五毒”与“五气”、“五药”、“五味”并举，似乎属于泛论而并无具体所指，所以郑玄只说：“今医人有五毒之药”，而没有断定周人也曾用过此方。不过，“五毒方”至迟在东汉时期已被用于外科临床。

汉代以后，丹药外治疮疡的方法一直没有失传。《外台秘要》卷十四、卷三十分别记载的“范汪飞黄散”和“广济飞黄散”，所用药物和炼制方法，都与汉代“五毒方”相近似。宋代文学家杨亿，曾在笔记中记述了宋人按郑玄法合药治愈疮疡的事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第99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9）。可见“五毒方”通过方书记载或口耳授受，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

《刘涓子鬼遗方》（499）等外科专著中，很少使用炼丹产物。随着服丹中毒事故的不断发生，人们对丹药内服的方式产生了怀疑和恐惧，而对外用丹药治疗外科疾患的疗效和安全程度却给予了越来越充分的肯定。一些外科专著及综合性医书的外科篇卷中，都大量记载了丹药的制备方法和临床应用，从而外科成了丹药的主要用武之地，炼制外用丹药成了炼丹术的主流。

根据丹药的烧炼方法和化学组成，可把众多丹药配方分为氧化汞类（如红升丹）、氯化汞类（如白降丹）、硫化汞类（如太乙小环丹）以及其它杂类四大类型。目前各类丹药仍被用于骨髓炎、骨结核、淋巴结核等，在外科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国两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医学

一、藏医学

公元前三百年左右，西藏最早的统治涅赤赞普从玻密来到雅隆神山绛妥孜（今山南地区穷结县附近）他认为雅隆是个好地方，这里的雅拉香波山奇异壮观，于是来到赞塘阁希（在今山南附近）。那里的人表达他们要推涅赤赞普为王的意愿。在即将就座之时，涅赤赞普提出了六条疑问，其中有一条就是关于“毒物”。当时，从象雄来的贤者拉·戈玛由德回答藏王说：“有毒就有药”，（《五都遗教·太臣教诫》（藏文版），第135页民族出版社，1988），意思是可以用药来对治中毒症，由此也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一些药物方面的知识。

藏医学的形成据载：藏历木狗年出生的吐蕃王朝第二十八代赞普拉妥妥日年赞（254～374）在位时期，从天竺来了两位医生，名为戈齐碧齐和碧戈拉孜在西藏民间行医，传授医学知识，对本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赞普把他请到永布拉岗王宫，并表达把他们留下来传授和从事医疗事业的愿望，两人欣然区允。赞普还把公主益吉悦怡嫁给碧章戈章，并生下儿子董格妥觉间。长大后，二位医生向他传授了《脉经》、《食经》、《药经》、《放血火灸经》和《医械工巧经》等，医术逐渐精通，并成为名医。后来两位天竺医生归国，董格妥觉间就担任了藏王拉妥妥日年赞及其子赤年松赞的保健太医。此后，董格妥觉间的儿子慧广子、慧无比子、慧明子、慧仓子、慧友子代代相传，五代业医，依次担任第29代～33代藏工赞普的保健太医。如30代藏王仲年德吾，因为受地魔所缠身，患有疠疾，他留下遗嘱：为免于后代再受此苦，他愿在活着时便住进穷结香达的坟墓，他的儿子叫贡巴札，患有眼疾（这是一种先天盲症，估计是一种先天性白内障），请来吐谷浑一专治眼病的名医来为他治疗，其属下遵此嘱，请来吐谷浑医生，用金针治愈了王子的眼疾。王子重见光明后，最先见到的是拉萨何达莫日山上的羊，所以后来他即位时名叫达日年思（意为看到达日山上的盘羊）。

二、彝医学

彝族历史悠久，其民族散居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及广西等省区，先民与羌族也有联系。彝族传说其先民也是猴子所变，其民族文字据说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即已应用。现在挖掘，流传的彝医著作已有一些，如《勒俄特依》、《聂诺苏期》，还有民间存在的手抄本如《此母都齐》（补泄药）以及无书名之手抄本甚多。

根据这些资料、传说，研究者认为，古彝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医药知识，如原始彝族先民利用火来治病、熟食保健，利用石器直至瓦片针和后来的金属针做针刺治疗。他们认为，人体以四大经络为主，其穴位大多是静脉放血点，经穴和气穴。彝族社会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的曲布开始，就已经有巫术活动了。据《勒俄特依》记载：此时已有彝文记载的经书，书中还出现“医药”。“枯此齐”（内治、内服）和“依此齐”（外治）等名词术语。

彝族先民很早就认识药物，如对植物药中的“毒药”（草鸟这一类）认识深刻，毕魔的经书中，就有专门记载毒药的《都波都（火巴）》，用它们来治疗疮疡、肿毒、风湿及疼痛等病症。在动物药方面，用得多的是自然界一些小动物鲜血，生吞鱼、猪、牛、羊……等动物胆。也知道利用天然的硝石、硫磺、盐……等等来治疗外伤、跌打肿痛。

总之，这一时期的彝族医药是由原始医疗活动，积累经验，逐渐丰富的过程，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知识。

三、维医学

这一时期塔里木盆地周围绿洲又增加了新的居民成分。匈奴、鲜卑、羌族、汉族及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粟特人等都有迁入。公元五世纪初，焉耆一带曾被柔然人统治，公元552年，突厥军队击败柔然，建突厥汗国，天山南北皆在其统治之下。

晋·崔豹《古今注》记乌孙国有一种青田核，“得碧水则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饮之尽随更注水，随尽随盛，不可久置，久置则苦不可饮。曰青田酒。”一位中原汉人得到过的两枚“青田核”。乌孙墓出土有陶制扁平茧形壶，装酒、水或奶，甚便于携带。此壶形制与陕西关中战国墓出土所见相仿。《魏书》记“悦般因在乌孙北……其先匈奴北单于之部落也……其人清洁朝俗，日三澡漱，然后饮食。国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熔流地数千里乃凝坚，人取以为药，即石流黄也。

葡陶及葡陶酒亦殊著名。曹丕云其“味长汁多，除烦消渴。又酿以为酒，甘于曲蘖善醉而易醒，”（诏令）尼雅出土卢文续记用阴干葡陶代替经蜜做丸，至今沿用，“琐琐葡萄”即南方所称“番葡萄”，阴干后入药，解表透疹，利尿解毒，可治小儿麻疹、热淋涩痛、胎动不安等。甜瓜（哈密瓜）亦入药，《本草纲目》谓其“止渴除烦热，利小便，通三焦闭壅气，治口鼻疮。”籽、蒂亦入药。民间认为长吃甜瓜可长寿。

高昌王朝墓葬出土物有铜网眼罩、踢鞠球书、树叶锦丑衣（月经带）文书记述、牙签、耳勺等个人卫生用具。城中有陶质下水道及良好给水系统、护城河。文书中包括货屋人“不得病死”，痈创病人不得参与祭祀，以及病情报告、医治不安致死之调查等，可见医事制度一斑。户口账中记有“2人，医学生”，推测有医学馆之设立。

吐鲁番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除四书五经教授，“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梁书·诸夷传》）所出土医药文书，有《唐人选方第二种》、《车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七名氏禁方第一仲》、《针灸节抄》、《牛病重药方》、《萎蕤丸服药方》（并药丸实物一枚）、《刘湄子鬼遗方》、《怀男怀女法》等多种残卷，今藏于德国、日本及新疆博物馆。特别是日本人掠去药价文书16种，记载了药物互市情况，中原药物及西方贩卖之香药，石蜜等均在此交易。一份文书记售香药2983斤，硇砂925斤，合瑜右、郁金根、石蜜等共4190斤，数量甚大。

公元前二世纪，佛教首先传入于阗，印度医药亦影响到新疆。印度医书有被译为于阗语，称《于阗语医学文献》，为斯文赫定、斯坦因掠去。唐天宝年间（八世纪）出现了一位名医赞巴希拉哈（生年不详），应藏王之邀入吐蕃，将印度医学和本地经验带到西藏。

1890年，Bowen氏在龟兹佛教塔发现七部古梵文著作，时代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包括医书三部。第一部论大蒜用途：长食可长寿；第二部名《精髓》（Naranitaka），记妙闻氏等古医家及处方；第三部为药物方剂。由此推测，当时涌入新疆之印度医书必不少。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录之《西域诸仙所集要方》、《西域婆罗仙人方》、《西域名医所集要方》等，可能是经新疆（西域）、医师所手辑、转译之医方，传于中土。

四、壮医学

晋代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就记载了许多壮医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候服，遂解。”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壮族聚居的上林县的记载。

“蕹，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蔬也。治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亩，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噉治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

“豆蔻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当时辖有广西部分地区。

葛洪曾经来过广西，在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对广西壮族先民的医药情况多有了解，因此在所著《肘后备急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地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羌虫病）的经验。该书对岭南土人、俚人（壮族的先称）的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曰：“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俚用焦铜作镞，……才伤皮便洪肿沸烂而死。……中若有中之，即便餐类，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更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瘴。”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预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并言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干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蔗、巴蕉等“岭南皆有”。

岭南地方病水毒、沙虱，射工、蛊毒、脚气病等，在《诸病源侯论》中也有专篇论述。

岭南越人是壮族先民，秦汉至隋，广西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是越人，他们所掌握的药物知识和医疗技术，对壮族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壮族医学是在秦至隋时期岭南越人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三国两晋南北朝军事医学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外医学交流

三国以后，与外国的陆上、海上交通均已逐渐发达，交往逐渐开展，其间自然也带来了医药卫生方面的交往。

一、中印医学交流

中印两国，都是古代的文明古国，各有自己的民族文化。两国的医学在古代都已十分发达。早在后汉时期波斯籍佛徒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其中即有涉及医学的一些内容，如关于胚胎发育的内容，就出现在《地道经》中。古印度医学是吠陀时期出现的，称为“寿命吠陀”，或称阿输吠陀，其内容大致有八个方面，体现在后代古印度医学遗留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如伐八他氏（Vagbhata）的《八支心要集》，此八支的内容包括内科，又称身病医方又称之为身患），外科，小外科又称利器医方，鬼病方科，小儿科或称看童法，毒药科又称恶揭陀药科论，亦即解毒学，长寿科及性医学。由于两晋时代佛学已经陆续输入我国，而古代印度佛学中有五明学，其中之工巧明即包括寿命吠陀在内，这就难怪两晋以后，印度医学曾在我国产生一定的反响。如佛学讲究四大学说，葛洪《肘后备急方》经梁陶弘景整理后，就把它更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且提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是故深宜自想。”这些都是受印度的“四大”学说的影响的。我国对印度的医学上曾有过一些影响，如六世纪的高僧宋云在其《行纪》中，就介绍了华佗医术在印度传播的情况。我国的药物，早就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印度，被誉为“神州上药”，这从唐代僧人赴印度取经归来所写的著作中可以见到。

二、中日医学交流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早就有友好往来。早期的日本在与中医学的接触方面，主要是通过古代朝鲜进行的，其后，我国与日本的往来就比较频繁。日人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指出：“《宋书》和《南史》中所载日本和南朝的往来虽然主要出自政治关系，而来往于汉人的文化中枢南朝首都建康前后既达八次之多，亲眼看到中国宫庭中庄严的仪式礼节和汉人的灿烂的文化生活，必然带回一些新知识，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应该说，在本时期的早期，中医时日本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如日本仁德天皇时，当时朝鲜的韩医方即传入日本”。（史世勤《中医传日史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后来，允恭天皇、雄略天皇（五世纪）、钦明天皇（六世纪）曾先后向朝鲜求医，有的是因为皇室成员或天皇本人患病，有的是时疫病流行。朝鲜曾应请分别派出金波镇、汉纪武及其他医家去日，以“韩医方”开展治疗，而当时之韩医方即是中药为主的医疗体系。

公元562年，日本钦明天皇时期，吴人知聪携《明堂图》共一百六十四卷到日本，对该国后来古代医学，尤其是针灸医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此后，日本的医学发展很快，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医家和医著，如公元808年出云广员的《大同类聚方》，是为最早的日本汉医方，深江辅仁有《掌中要方》、《本草和名》等，也都较有影响，其他医家还有和气广世、小野根藏等，也都是有名汉方医家。这些都与这时期汉医方的传入所打下的基础密切相关。

三、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与朝鲜之间医、药、卫生等方面交流已经开始。

中朝医药交流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更频繁和深入。早在公元四世纪中叶，中国僧侣顺道、阿道、摩罗难陀和墨胡子等携汉译文佛经相继到高句丽（公元372年）、百济（公元384年）和新罗（公元422年）。由于佛典“五明”中就有“医方明”，所以僧侣本身知医药会施疗（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4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据朝鲜《三国遗事》卷三“顺道肇丽”，“阿道基罗”条的记载，当时去朝鲜的中国僧侣顺道、阿道、墨胡子等会施医疗，出入于宫廷，边传教，边施疗（然禅师撰《三国遗史》，第200，203～205页，韩国学友社刊，1964年改订版）。加之，以施疗为主的僧医也逐步增多，曾一度在朝鲜颇盛行僧侣医学。随后葛洪《肘后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也相继传去，中国养生法及炼丹、炼金术，朝鲜称它为“仙道术”，陶弘景《本草经集注》：“金屑，辟恶而有毒，不炼服之杀人，高丽……成器炼熟可服”（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百济把葛氏《肘后方》的治肺痈方和治丁肿方收载于《百济新集方》里（金信根：《韩医药书考》第1页，汉城大学校出版部，1989年初版），据《周书》载，百济“兵有弓箭、刀梢……其秀异者颇解文，又解阴阳五行……又解医药卜巫占相之术。”（《二十五史》，“周书”，第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版）。时隔二十年后，中国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吴人知聪携内外典《本草经》、《明堂图》等164卷医药书赴日，途中路经高句丽，在高句丽传授了汉医学，（坂本太郎等校注，《日本古籍文学大系》分卷，“日本书记”（下）“卷19”,第126页，岩波书店，1965年版），更进一步地促进了朝鲜医学的发展。医事制度方面，朝鲜百济按照中国南北朝时期将医者与药者分工成为太医丞和药藏丞的作法，设置了医博士和采药师。（金斗钟：《韩国医学史》，第12，36，37，41，48页，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

本时期，中朝两国间的药品交往亦较密切，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里收载的高句丽、百济所产和使用药材就有人参、金屑、细辛、王味子、款冬花、白附子、蜈蚣、昆布、芜荑、银屑等，且对药材形状和药性做了详细记述，如对人参记述“乃重百济者，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次用高句丽，形大而虚软，不及百济……”，再如对款冬花记述“第一出河北，次出高丽，百济，其花以大菊花。”（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四、与其他国家的医学交流

古代的越南属交州辖地，两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些有关交州的记载。如贾思勰《齐民要求》，晋·稽含《南方草木状》等，都载有交州的物产，其中有些与医药有关。如：《异物志》提到交州的椰树，说它”实如瓠……食之美于胡桃味也。肤里有汁斗余，其清如水，其味美于蜜，食其肤，可以不饥；食其汁，则愈渴。”《齐民要术》引《南中八郡志》说：“交趾特出好桔，大且甘，而不可多啖，令人下痢。”书中还提到诸如扶留蘖、桶子、槟榔、鬼目等也都可供药用。当时越南输送到中国的香药有沉香苏合香等。南齐时，苍梧道士林胜在越南行医，以温白丸治，下腹胀满颇效验。《南齐书》还载有“林邑国传”，其中有关于丧葬等卫生习俗的内容，如说人死后“燔尸中野以为葬，远界有灵鹫鸟，知人将死，集其家食死人肉尽，飞去，乃取骨烧灰投海中水葬。”《南史》记载、扶南（即今柬埔寨）国王遣使送中国以郁金、苏合香等。干陀利国、婆利国（即今印度尼西亚的加里曼丹岛）输送给中国物品内有香药。

我国医学在这一时期也传入阿拉伯地区。如西晋王叔和《脉经》，就曾传到该地区，后来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的《医典》中。就反映了《脉经》中关于脉象的内容。另外，我国还从其他国家输入一些医方书。如《隋书·经籍志》所载的《乾陀利国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五卷，据考证。此乾陀利在刘宋时为干陀利，即今之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其中之治鬼方或与印度八支中之鬼病科相似（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著作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淫、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塚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三国两晋南北朝医学家传记

一、董奉（220～280）

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长乐）人。少时治医学，医术高明，与南阳张机、谯郡华佗齐名，并称“建安三神区”。如当时交州刺史吴士燮病危，延董奉诊治，以三丸药纳之口中，以水灌之，并使人捧、摇其头，经抢救而愈。董氏医德高尚，对所治愈病人轻只要求在其住宅周围种植杏树，以示报答。日久郁然成林，董氏每于杏熟时于树下作一草仓，如欲得杏者，可用谷易之。重奉以所得之谷赈济贫穷，后世以“杏林春暖”，“誉满杏林”称誉医术高尚的医学家，据载今江西九江董氏原行医处仍有杏林。

二、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汉未至西晋期间高平人，其籍贯一说山东巨野，一说山西高平，后魏高湛《养生方》称王氏“专好经方，洞识养生之道”，唐·甘伯宗《名医录》谓其“性度沉静，通经史，穷研方脉，精意诊切，洞识摄养之道，深晓疗病之说”，近代对王氏是否任晋太医令以及是否如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言为张仲景之亲授弟子，尚未有定论。

王氏著述《脉经》厥功甚伟，还为整理张仲景《伤寒卒病论》作出贡献。宋《太平御览》引高湛谓王氏编次此书为“张仲景方论为三十六卷”；但有的学者认为王氏在编次过程中，增入他自己编选的内容：如现行成无己本《注解伤寒论》中最后包括《辨不可发汗病脉证并治》之后八篇，即是王氏所增补，与其所编《脉经》时的相应篇章核对，可资佐证。

由于王氏编次《伤寒论》，后代医家对其毁誉不一。誉之者认为张仲景之学得王叔和之功而能保存下来，认为王叔和“功莫大矣”，而毁之者则责备王氏把张仲景原著之本来面目弄得模糊不清，使人无法得窥其原貌，甚至是面目全非，两种观点尖锐对立。事实上，张仲景之《伤寒卒病论》确因有王氏之编次而得以保存，即便次序在编修时有所错乱，亦不至于弄得如“错简派”所指责者那样，完全已非本来面目。

除以上有关脉学和整理《伤寒杂病论》之外，王叔和在养生方面还有一些精辟的论述。王氏在养生学上属于医家养生流派，主张从起居饮食方面进行谓摄，以求得长寿，却病延年。他提出饮食不可过于杂乱，要适量，是我国早期对饮食制度养生的最早的较系统的论述。

三、皇甫谧（215～282）

皇甫谧，名静，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一作灵台）人，后随其叔父移居至河南新安（今河南绳池县附近）。其曾祖是汉太尉皇甫嵩，但至皇甫谧时，家境已清贫，而他幼时也不好读书，直到二十岁以后，才发愤读书，竟至废寝忘食，终于成为当时著名文人。《晋书·皇甫谧传》说他“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林亿在校《甲乙经》的序言中称他“博综典籍百家之言，沉静寡欲。”当时晋武帝曾征召他入朝为官，他婉言辞绝，在他的《释劝论》中，表达了他对爱好医术的愿望，对古代医家扁鹊、仓公、华佗、张仲景的仰慕之情，深恨自己“生不逢乎若人”。晋武帝爱惜其才华赐给他很多书。由于他身体素弱，加之长年劳累，也卷入当时社会上服食之风，后来竟罹患风痹,右脚偏小，十分痛苦，几至自杀，自此立志学医，终于习览经方，遂臻其妙。”（皇甫谧《针灸甲乙经·林亿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对此，他不无感慨地说：“若不精通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深地，无以济之，此因圣人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皇甫谧《针灸甲乙经·自序》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95）。

在原有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他除广泛阅读各种医书外，将《灵枢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中针灸，加以整理归纳，使其“事类相从，删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编成《针灸甲乙经》，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课本。

皇甫谧出于自身的感受，即仅以”百日”的治疗，就把自己的风症及耳聋症治愈；又有感于《素问》、《九卷》等等之经义深奥难懂。为了著述能条理分明，便于读者寻检，他着实下了一番苦功，从而使《针灸甲乙经》这部专著成为什灸学著作的嚆矢，历代对之评价甚高。王焘认为皇甫氏“洞明医术”，认为他的这部著作为“医人之秘宝，后之学者，宜遵用之”。《四库总目提要》盛赞皇甫氏这部著作“与《内经》并行，不可偏废”。除《针灸甲乙经》外，皇甫谧还有不少文史方面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者有《高士传》、《逸士传》、《玄晏春秋》、《帝王世纪》等。

四、葛洪（281～342）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东晋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原出身是官僚家庭，后家境衰落破，曾一度参军，后来退出仕途，专事炼丹、医药及著作。由于他涉猎很广，在古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几乎无所不及，从而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哲学家，尤其在炼丹化学、医学等方面，成就显著，是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医学家之一。他所遗留的著作：医学方面主要是《肘后备急方》；哲学、炼丹、养生方面的则是《抱朴子》，分成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前者主要论述炼丹，后者则是有关伦理道德的哲学著作。

葛洪博览群书，他的治学态度是博采百家之说，他曾说：“但贪广览，于众书无不暗诵精持，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而著述时犹得有所引用”。（《抱朴子·自叙》）他的这种态度在医学上表现犹为明显，十分重视其前代各医家的宝贵经验，所谓“穷览坟索，以著述余暇，兼综术数。省仲景、无化……近将千卷”。另一方面，他又深入调查，俾能“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他明确提出”诸后作而胜于前事”，“古书虽多，未必尽善，要当以为学者之山渊，使属笔者得乎伐猎其中”（《抱朴子·钧世》）。并宣称“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书无黄帝仓公和鹊窬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肘后方序》）。的确，在《肘后方》一书中很少有保留思想之表现。他十分注重实践，不仅亲自实践炼丹的过程，对种种疾病，他也作了周密的观察和亲自治疗。在这方面，他提出凡事要进行“目验”，反对“信耳而疑目”。这也是他在医学实践中能取得那么多前人所没有取得的成就，达到一定高度的主要原因。

葛洪对医学问题，不是局限在简单的验方单方治病方法中，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曾从哲学的高度，整体的高度来看待医学。在诸如人体、疾病、治疗、预防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论述。

葛洪对人体患病的原因，认为“风冷与暑湿不能伤壮实人也”，“体己素病，因风寒暑湿而发之耳，苟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之能伤也”，（《抱朴子·极言》）。这是对人体精神、肉体关系与对疾病发病的辨证关系的透彻的论述。《肘后方》明确提出“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抱朴子·杂应》）这只能在深入具体实践，细致入微的观察，分析和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取得。他十分注重一般患者、僻偏山区，要求简便验廉的治疗方剂方法，并明确提出这个方剂的疗效及疾病的预后。在许多方剂之后都附有“验”、“佳”、“立效”、“差（瘥）”等。他摒弃用贵重药、大方、如对伤寒，他没有照搬麻黄、桂枝、青龙、白虎、四顺、四逆等古典方子，而是提出四个应急的易得的方药，“率多易得之药，其不获己须买之者，亦皆草百贱价，所在皆有，兼之以灸……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由他所提倡的这种医疗风气，对后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五、秦承祖（公元五世纪）

曾在刘宋初期任大医令，并奏准设立医学。似此，则当为我国古代医学教育之嚆矢。秦氏尤精于针灸术，著有《偃侧杂针灸经》三卷，《明堂》三卷，《侧偃人经》、《本草》和《药方》等，另有《脉经》六卷，均佚。

六、陶弘景（456～536）

陶弘景，字通明，自号隐居先生或华阳隐居，卒后溢贞白先生，丹阳秣陵（今江苏镇江一带）人。陶氏生活于南朝，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当时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博物学家，对本草学贡献尤大。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

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

据记载，陶弘景一生著作很多，宋·贾嵩《华阳隐居内传》记有陶氏著作三十二种二百三十三卷之多。在养生方面，有《养性延命录》、《养生经》，在本草学方面，除上述者外，还有《药总诀》等。

陶弘景在医学上也是有突出成就的。古代医药并不分家，是本草学家，在医理上也必然精通其道，陶弘景正是如此。他首先整理了葛洪的《肘后方》为《补阙肘后百一方》，并著有《效验方》。

此外，陶弘景在其他学科如天文历算、养生学方面，也都有所研究，据称还制有“浑无仪”，可惜已无可考。

七、全元起（生卒年不详）

为南朝时齐梁间人，史籍育作金元越或金元起的，并为讹字，据《南史·王僧儒传》称，全元起在注《黄帝内经·素问》之前，曾就砭石一事造访王僧儒。他的《注黄帝素问》，为我国最早对《素问》之注解。该书虽佚，但宋林亿等在校正《黄帝内经》时，尚得见其书，并引录其《内经素问》篇名次序。全氏医术高明，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

八、于法开（生卒年不详）

晋代医家，剡县（今浙江嵊县）人，精于医术及佛释之道，据《绍兴府志》载·于氏曾于旅途中以羊肉羹及针术治难产，须臾胎儿娩出，范行准氏认为此为我国羊膜之最早记录。《隋志》载有于氏所著《议论备豫方》一卷，已佚。

九、李修（公元五世纪）

南北朝时期北魏医家。字思祖，阳平馆陶（今河北馆陶）人。其父李亮，曾学医术，李修与其兄元孙均习医。李修医术在其父兄之上。后投奔刘宋，精究医术，有所长进，针药并重，疗效甚佳。病者预后，所言多验，曾任太医令，并奉命集诸学士及工书者计百余人在东宫撰《药方》百余卷，后佚。卒后曾赠封威远将军、青州刺史。

十、甘濬之

一作甘睿之，履贯及生平欠详。据《隋书·经籍志》载，甘氏所著有《痈疽耳眼本草要草》、《痈疽部党杂病疾源》及《疗耳眼方》。看来，甘氏实为六朝时期外证及耳鼻喉方面的医家，当时耳目外证似已有专门著作问世。

十一、褚澄（公元五世纪）

褚澄字彦道，阳翟（今河南禹县）人。于南齐建（479～480）中拜为吴郡太守，后官至左中尚书。据《南齐书，褚澄传》载，澄医术高明。褚氏著作两种，即《杂药方》二十卷及《褚氏遗书》，前者散佚；后书系唐代人整理而成，并于宋嘉泰年间刊行。是书共十篇，分述受形、本气、平脉、津液、分体、精血、除疾、审微、辨书、问子，其要旨用阐发人身气血阴阳的奥义。书中对五运六气之说，抱有不同见解，认为“气难预测，故疾难预定；气非人为，故疾难人测”，因而其“推验多奸，而拯救易误”。书中特别提出对僧尼寡妇之疾，必需与妻妾之辈有所区别，不能一视同仁，要考虑其特殊的精神困素，后世有疑此书为宋人伪托者，《四库全书提要》认为是“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但此书内容有其精华处，后世医家常加以采用。

十二、徐之才（492～572）

是南北朝时期一代各医，出身世医家庭，其先祖为徐熙，南朝丹阳人，人称“东海徐氏”。熙之子徐秋天，秋夫子徐道度及徐叔响，皆以医著名。徐道度之子徐文伯，及同族徐謇，亦皆以医名。后徐謇因故为北朝所俘，终于入仕北朝。徐之才系徐文伯之孙，徐雄的第六子，人又称徐六，也为北朝所俘。而仕北魏，官至西阳王，故又有徐王之称，徐之才字士茂，五岁诵孝经，八岁略通义旨，十三被召为太学生。他医术高明，在北地名声很大，所撰有《药对》及《小儿方》，尤其对本草药物及方剂研究较深，故而有人把后世之十剂归于徐之才所创。此外，徐氏对妇科也有一定的见解，其《逐月养胎法》实本自先秦时期《青史子》中胎教法而作，对于孕妇之卫生及优生均有重要意义。另外，徐氏还著有《徐王方》、《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徐氏家秘方》及《雷公药对》，惜均已佚。徐氏一家由南仕北，对于南北地区医药之交流，也有积极的意义。

隋唐五代医学（公元581-960年）

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隋朝，改元开皇，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

隋的统一，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尽管隋政权仅38年，但隋文帝创立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方面的制度，对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不久的隋朝，上层统治集团的腐朽逐渐暴露，土地兼并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炀帝穷兵赎武，横征暴敛，穷奢极侈，大修宫河，巡游无度，连年征战，役税酷繁，劳民伤财，以致使国内“耕稼失时，田畴多荒”，严重破坏了生产和经济基础，广大人民被迫不得不“采树皮叶，或捣藁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自相食，”此致民怨沸腾遍处暴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隋王朝政权。此时，官僚、地主乘机纷纷起兵，夺取农民起义的果实，公元618年，出身于关陇贵族的李渊攻入长安，废除恭帝，建国号唐。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以及他们的辅臣，都亲眼见到隋末政治的腐败和隋政权的覆亡，亲身体验到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因此，唐太宗多次告诫太子、诸王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

在意识形态方面，佛教经南北朝的长足发展，到唐朝进入鼎盛阶段，唐高祖托附老子李聃为先祖，提高了道教地位，而儒学则一直是统治者始终尊崇的治国之本。佛道儒的发展对医学和医学家也产生重要影响，许多医学著作中也可看到儒、道、释的时代烙印。佛经中若干医学思想和医疗经验，道家的养生学说等曾为隋唐医家广泛吸取。关于佛家的因果报应和道家的长生不老等唯心思想，柳宗元所作《天对》、《天说》、《封建论》等，指出天地、阴阳都是自然物，否定因果报应，反对韩愈无能行使赏罚祸福的唯心观点，他的“元气论”，也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刘禹锡则在《天论》中，探讨了天与人的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等说，指出天之道在生万物，人之道在于治万物，自然界与社会存在区别，又相互作用，有力地反对了宗教宿命论的世界观，有利于医学家在实际中研究。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口也不断增长。永徽三年（652）全国有户三百八十万，较太宗初年增加将近一百万。开元二十四年计户八百一万八千七百一十，比永徽初年增加两倍余。

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商品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明显发展。唐代的统一，丝绸之路畅通，这条通道上的交流更为频繁，长安是此路的起点。通过这条道路，我国同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唐中期以后，海上贸易也发达起来，唐政府开始在广州设“市舶司”以管理国际贸易，造船技术与此相应也有很大进步。随着天文学进步，利用日、月、星辰来确定航行方位的天文航海技术亦进步熟练，更促进了航海事业的发达和海上航路的扩展。

在此时期，如传统的纺织、矿冶、陶瓷、造纸等手工业技艺也都达到了新水平。造纸手工业已遍及全国。雕版印刷术在隋唐之际问世，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发明。雕版印刷工艺简单，费用低廉，印刷便捷，较手写传抄优越，因而被迅速推广，当时印刷主要用于印佛经、佛像。

印刷术发明不仅推动了国内文化科学的发展，还相继传入新罗、日本，以至中亚和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传播。唐代绘画、书法、雕塑、音乐都有很高成就，敦煌莫高窟壁画和雕塑窟洞中，唐窟约占一半，其他虽以佛教故事为主要题材，但亦存不少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其中包括反映医药卫生的壁画，非常宝贵。唐代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后世中医学者亦多重视书法，孙思邈书法功力颇深，其墨迹被收南宋淳熙秘阁续法帖之中。

唐代史学有重要发展。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富于批判精神，他提出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等见解，对史学家包括医史工作者，也深有启迪。

唐王朝曾把道教奉为国教，不少帝王热衷于炼丹饵药，炼丹道士出入宫庭，出现了不少炼丹家和炼丹著述，其中许多有关制药和化学的知识及技术已相当成熟。此外也掌握了炼丹过程中调节炭量和燃烧时间来控制温度的经验，知道了“以硫黄，雄黄合硝石，并密（当是“蜜”字之误）烧之”会发生“焰起，烧手面及屋宇”的现象，炼丹中所得到的化学药物，在唐代医药学上得到广泛应用。孙思邈在《千金方》记载的飞水银霜方和“太一神精丹”的制备，《唐本草》记述的齿科填充剂等等，真实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医学，在隋唐时期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外交流频繁，以及隋唐统治者对医学的重视都对医学发展和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

隋唐医学发展的特点：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全面综合整理以前的医学成就，吸取当代医家、人民群众和来自外国和兄弟民族的有效方药经验，在总结新经验和吸收新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为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在更高的层次上继续发展奠定了新的基础。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对后世学校式医学教育的发展有奠基作用。唐政府主持修订并颂布了《新修本草》，使药物学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规范，并且是学校教材。隋代曾编撰《四海类聚方》2600卷，掇其要300卷，颁行天下，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不仅对国外及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医药知识兼收并蓄，并给祖国医学注入新的血液，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隋唐五代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隋文帝建立政权后，除改周之六官外，其制度多依前代之法。唐朝则多承隋制，“随时署置，多从省便”（刘昫等《旧唐书》卷42，志第22职官志，P1783，中华书局），仅有小的改动。五代十国时，政权更替频繁，典章多袭前代，无多创设。

隋唐医事制度，主要建立有三个系统；

为帝王服务的尚药局和食医；

为太子服务的药藏局和掌医

百官医疗兼教育机构的太医署及地方医疗机构。

1、尚药局和食医

尚药局之尚药奉御的职责是掌管为帝王合和御药及诊候方脉事，直长则为其助理。合和御药时，尚药奉御与殿中监有责共同监视直至药成，然后由医佐以上人员尝试后封印，写上该药名药物及组成，并注明制成之年月日，监视者亦均需署名，然后方可上奏。待皇上服该药之日，仍需由尚药奉御先尝，次殿中监尝，再皇太子尝，然后才由皇上服用。侍御医的职责为诊候调和；司医则协助御医分疗众疾；主药、药童掌刮削捣筛等加工药物。按摩师、咒禁师所掌同太医。食医掌“和齐所宜”，即掌膳食四时五味配合之宜。

尚药局进御的药物，每季由太常检查，凡腐朽霉烂者发还。左右羽林军、飞骑万骑有病者，则赐以药。在王公等官奏请皇帝同意后，尚药局医官也为王公大臣以下官员诊疗。

唐贞元十五年（799）后有“翰林医官”职，如《唐会要》载“贞元十五年四月敕”，殿中省尚药局司医，宜更置一员：医佐加置两员，仍并留授翰林医官，所司不得注拟”。（王傅《唐会要》卷65，P.1127中华书局1955年）何时设置待考。这可能是中国医学史上最早设置之翰林医宫。

2、药藏局和掌医

药藏局是东宫官属下的机构，属门下坊管理，专为太子服务的医疗机构。药藏郎掌和医药，丞为之助理。皇太子有疾，由侍医诊侯议方，典药、药童为之修合医药。药进呈，由宫臣莅尝，如同尚药局之职。此外，太子内官中还有掌医三人，从八品，主医药，治疗太子宫人之疾患。

皇子的王宫中，置有“典医丞”（《隋书》卷27志22，百官中，P755）管理医事。

3、太医署为国家的医疗机关，也是教育机构。隋代属太常寺统领。有太医令二人（从七品下）、丞二人（从八品下）、主药二人、医师二百人、医生一百二十人、药园师二人、医博士二人、助教二人、按摩博士二人、咒禁博士二人，共三百三十余人。隋场帝时又增医监五人、医正十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诸博士及助教除医疗外，主要是以医术教授诸生。

唐代太医署承隋制，在人员配备上，似加强了医政的管理及教育的职责，在太医署下明确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针科则为新设，各科均有博士、助教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考核诸医针生一次，明显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唐太医署仍有主药、药童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及药园师负有培养药园生成药师之责。太医署之教育管理、行政设施、课程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上述医事有关人员与其他官员一样按品级领取月俸。“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因而医官员阶最高为五品下。

隋唐时期地方医事制度也有所建树。隋代郡县官府均有医生。唐代地方医事较隋代更为重视，并建立了一套机构，其规定是：

京兆、河南，太原等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二十人。大都督府设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学生十五人；下都督府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上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五人；中州医学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十二人；下州医学博士一人、学主十人（《旧唐书》卷44，志21，职官三，P.1915县官员）。

上述这些都督府，大、中、小州的医学博士，均身兼医疗、教学之职。既以“百药救民疾病”，又在助教协助下，教授学生，学主并有在州境内巡回医疗的任务。如贞观二十七年，在复置医学生时，就明确了“掌州境巡疗”（《新唐书》卷49下，志39下，百官下P1314）的职责，唐代州县等之医药设置，是由户口数决定的。以开元盛世言，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五千户为中州，不足二万户为下州，以每户平均五人计，约千人就有一医学生，这个比例在这一时期应该说是不低的。从而可见唐政府对医学的重视。

此外，隋唐时期有佛教徒办的疠人坊，以收容男女麻风病患者。唐代寺院并设立悲田院以收养病人，武后长安年后由政府置使专门管理。至开元二十二年，玄宗下令将京城乞丐也归由病坊管理，官府以本钱所收利息供给病坊开支。这些也弥补了民间医疗人员之不足，对贫病患者有所裨益。会昌五（845）李德裕便奏请在两京及各州选取录事中年老谨厚为乡里称颂者管理，并改名养病坊。其两京给寺田十顷，大州、镇七顷，其他州五顷，以供养病充粥食之用，并以州镇羡余官钱置本收利以辅助。

此外，据《通鉴正误》载，“至德二载（757），两京市各置济病坊，嗣后各州普遍之，多设于庙宇。”此则有平民医院之性质。

五代时后唐末帝清泰年间（934～935），于太医署和诸道设置医药博士外，还设有翰林医官。如参加宋代《开宝本草》编撰工作的刘翰，后周世宗柴荣曾因其献经用方书而委以翰林医官职。南唐（937～975）也曾在各州设立医学，如陈士良曾任剑州（今福建南平）医学助教。

五代时对囚犯及监狱卫生也予以重视，如后唐明宗，曾敕令囚犯在狱疾病者，应委该处官吏当面录候，并令医人看候。每年夏初至八月，每五日差人洗刷枷杻一次。

周太祖曾令狱吏洒扫监狱、洗涤枷械，毋令蚤虱滋生；供给水浆，以免囚犯饥渴。如囚犯有疾，则全其家人看承；囚人无亲属，则官差医工诊候，勿致病死。

二、医学律令

隋开皇元年（581）颁布有《开皇律》，惜己佚，唐承隋制，《永徽律》在永徽四年时曾由长孙无忌奉命注疏，名《唐律疏议》，是保存至今最古最系统的封建法律著作。隋律虽不可见，但从唐代律法中，亦可见隋律之端倪，而《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不少，现分录其要如下：

（一）有关医药的律令

《唐律》中涉及医药卫生的律令，均见长损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1960年补印本）

1、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其故不如方杀伤人死，以故杀伤论；虽不伤人，杖六十。即卖药不如本方者，亦如之。（卷26）

2、诸医违方诈疗疾病而取财物者，以盗论。（卷25）

3、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以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卷25）

4、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者，医绞；料理拣择不精者，徒一年；未进者各减一等；监当官司，各减医一等。（卷9）

5、诸以毒药毒人及卖者，绞；即卖买未用者，流二千里，（卷18）

6、诸诈疾有所避者，仗一百。若故自伤残者，徒一年半，其受顾请为人伤残者，与同罪。以故致死者，减斗杀罪一等。（卷25）

这六条有关医药律令部显示了当时是研究了临床实践作出的律令，否则就难以区分是医还是因药误治的种种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百姓的健康。此外对犯人诈疾或故意自残、或请人伤残等以逃避罪责的手段也有所认识而用形成津令予以处理。台和御药有误而无效或误治，都要将医者处以绞刑，充分体现其维护封建帝王的特权。

（二）有关饮食卫生的律令

1、诸造御膳误犯食禁者，主食绞，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陡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仗一百。（卷18）

2、诸监当官司及主食之人，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卷18）

3、诸外膳犯食禁者，供膳杖七十。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及拣择不净者，答五十；误者，各减二等。（卷18）

4、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欲焚之，违者仗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以上均见卷18）

上述有关卫生法令中，有两条是关于帝王的饮食的律令，误犯食禁、误将杂药带至用膳场所者亦都处以绞刑，同误医者一样，是量刑过重但此第4条则是对食物中毒之重视，这种处以重罪者可提醒人们对饮食卫生之重视，对保护健康是有利的措施。

此外《唐律》中尚有“如狂犬不杀者，答四十”亦是保障群众健康的有益措施。

（三）与囚犯有关的医药卫生律令

与囚犯有关律令有10条之多，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囚犯有请给衣食医药的权利，与家人会面的权利，狱官不得克扣囚犯食粮，囚犯有病不得拷讯等，囚犯的这些权利由律令保障，也体现了隋唐时期社会的进步，末条徒囚病愈不计日令陪役者条，说明徒囚有病可以有病假而不服役，然后才会有病愈仍不服役而加刑事。对孕妇犯罪的两条规定是保障婴儿生命和防止流产的措施，关于应议请减条则是对老幼、残疾人的照顾。唐代对囚犯的医药卫主管理是由刑部负责的。刑部有都官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配役隶，薄录俘囚，经给衣粮药疗，以理诉竞雪冤。”（旧唐书》卷43志23职官P1838），但具体执行这一工作的未见记载。

此外，唐律中还有对在役丁匠、军人及官户奴婢等医事律令，如“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答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这些对主管者的处罚虽轻，但至少有警告之义，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役丁匠、军人战士和婢仆之健康。

《唐律》又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唐律疏义》卷44年），同姓者，在古代一般血缘较近，缌麻则是五服以内之近亲，因而这两种婚姻对第二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法律形式加以禁止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除《唐律》规定之律令外，皇帝之敕令也同样有律令的作用。如贞观初，唐太宗阅明堂孔穴图时，见五脏之系均在背部，认为刑即鞭背，乃五刑之最轻者，岂能因鞭打背部影响脏腑甚或致死，因而于贞观四年十一月下诏：“决罪人不得鞭背”。

三、医学教育

隋唐时期是我国医学史上医学教育最为进步的时期之一，不但继续延袭着家传和师徒传授的优良传统，更开创和发展了学校式的医学教育，其规模之大，课程设置之新，教学目标之见。

我国有医学校教育性质者当始于晋，至刘宋时，医学校之性质已较晋为明显。后魏实际上已举办了医学校，但其设置、规模、制度等因缺文献记述而欠明确，隋统一全国后，在前代基础上，先后建立和完善了太医署，其它医学教育部分，分为医学教育和药学教育，医学教育设四个科系，医学系之编制有博士2人，助教2人，医师200人，医学生120人；按摩系有按摩博士20人，按摩师120人，按摩生100人；同时还设有咒禁博士2人。在药学教育方面有主药2人，药园师2人及药园生若干。共计隋代所设医学校之师生最多时达580多人，可知当时学院式医学教育已得到统治者高度重视。尤其在按摩医生的培养方面特别突出，其编制中按摩博士一职多达20人，按摩师120人，学生100人，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绝无仅有者，结合隋炀帝命令集体编撰的《诸病源侯论》这部医学理论专著，虽然并不论述疾病的医疗方法和技术，但却详述了许多疾病的按摩导引等医疗技术和方法。

唐太医署实际上可视为中央医科大学，属太常寺主管，在行政管理上有太医署令二人，相当校长，负责全面领导之责。另有丞二人，相当副校长，协助太医署令之工作；府二人、史二人、医监四人、医正八人、掌固四人等，为协助校长分管教务、文书、档案和庶务等工作。

太医署学制，考核与晋升：唐代太医署的学制十分严格，据《唐六典》记载，体疗科修业期为七年；疮肿、少小科修业期为五年；耳目口齿科修业期为四年；角法修业期为三年。学生“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以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子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选艺业优良者为试官。其试者，通计一年听受之业，口司大义十条，得八以上为上，得六以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及其学九年不贡举者并解退”。太医署对学生之学习成绩考核似更为严格，在原则上虽也指出“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但又在注解中强调：“诸医针生读本草者即令识药形而知药性；读明堂者即令检图识其孔穴；读脉诀者即令递相诊侯，使知四时浮沉涩滑之状；读素问、黄帝针经、甲乙、脉经，皆使精熟”。最后在指出考察上述各门课程之学习成绩的制度时，要求“博士月一次试，大医令丞季一试，太常丞年终总试。若业术过于见任官者，即听补替。其在学九年无成者，皆退从本色”。又有“凡医师、医正、医工疗人疾病以其痊多少而书之以为考课（《唐六典》卷14，第19页广雅书局刊本），可见医主之晋升是十分重视实际技艺和诊病的疗效水平的。

关于教学纪律，对师生也都有明确的要求，《唐会要》记述：“凡学生有不率师教者则举而免之。其频三年下第，九年在学无成者亦如之”；“诸博士、助教皆分经教授学者，每授一经必令终讲，所讲未终，不得改业。诸博士助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考课等级”；诸生先读经文通熟，然后授文讲义，每旬放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试，其试读每千言内试一帖，帖三言讲义者，每二千言内问大义一条，总试三条。通二为及第，通一及不全通者，酌量决罚”。（《唐会要》卷66、卷35）

课程设置与学业教育：唐太医署的课程设置和学业教育方法也是很有特点的，既强调：集中进行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也很重视根据不同分科进行专业技术课程的小班教学方法，同时很注意学生实际临床操作技艺的培养，在共同基础学科考试及格的基础上，才可以参加分科学习。所谓“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现分述之。

医科：是太医署五个系之最大者，其下还分五个学科，设太医博士一人，职位为正八品上，“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经、脉经”，然后“分业教习”。“又置医师20人，医工100人，辅佐掌教医生”。（《唐六典》14，参阅《旧唐书》），在其40名医学生中，学习体疗者占半数以上，为22名；疮肿科有学生6名：少小科学生6名；耳目口齿学主4名；角法学生2名，专业技术课因史料快无尚不知其详。

针科：设针博士一人，职位较医博士稍低，为从八品上，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涩滑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要求针生“针疾先察五脏育余不足而补泄之”，指出：“凡针生习业者教之如医生之法”。《唐六典）明确规定：“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针经）》、《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所规定之兼习课，都是五、六世纪医学家的著作，说明唐代的医学教育是很重视新理论、新技术的。针系之教育除针博士掌教外，还设针助教一人，针师10人，针工20人，辅佐针博士对20名针生之教学。

按摩：设按摩博士一人，职位比医博士低一品三级，为从九品下，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风、寒、暑、湿、讥、饱、劳、逸之八疾，并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按摩系有按摩师四人，增置按摩工16人，辅佐按摩生30人（后减为15人）之学习，所学课程除与医科共同之医学理论、药物学学习外，专业课除上述”消息导引之法”外，还要学习“熊经鸟伸，延年之术”，如华陀之“六禽之戏”,魏文之“五槌之锻”等。按摩系实还包括有正骨之教学。

咒禁：在唐代仍有一麦位置，规模虽小，但也是五个系之一。设咒禁博士一人，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其课程有山居方士之道禁，有出于释氏之禁咒等，其内容虽含有迷信成分，但气功以及某些心理疗法也多属之。该系有咒禁师、咒禁工各二人，辅佐博士对咒禁生10人进行教育。

药园：设府2人、史4人、掌固4人、主药8人、药园师2人、药园生8人、药童24人。但药园师除掌“以时种莳，收采诸药”。“辨其所出州土，每岁贮纳，择其良者而进焉”，更重要的是要负责药园生的教育，以及承担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学生学习《本草》，辨药形、识药性，唐太医署药园之设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在“京师置药园一所，择良田三顷，取庶人16岁以上20岁以下充药园生，业成补药师”，给各科医学生提供了认药、辨药的实践机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药用植物园。

地方医学教育：唐代对地方之医学教育也比较重视，其设校之普遍和建制之严谨等，是我国封建社会所仅有。唐代的地方医学教育始于贞观初（627），据《唐六典》记载，对全国各府、州医学校教师、学主的人数、品级都有规定。如“大都督府……医学博士1人，从八品下，助教1人，学生15人。”各地方所设之府、州医学校，除教育各地方所需医药人材外，并“掌疗民疾”，“以百药救疗平民有疾者”，凡诸州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还强调：“掌州境巡疗”；“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随需给之”，在新、旧唐书百官志中，还记有“诸州置助教，写本草、百一集验方藏之”。但同时地方医学校之设立和教学在执行中是不甚稳定的，尽管如此，仍可以反映出唐代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举办中央医科大学和在各州、府举办地方医校，以及在诸县设人管理“医药陈设之事”等等，均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些措施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隋唐五代卫生保健和养生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隋唐五代病因症候学的总结

中医的病因学说，自春秋以迄六朝，医学的发展基本上已形成了“千般灾难，不越三条”的概念，奠定了“三因学说”基础。即以六淫为内容的外因学说、以七情为内容的内因学说和以虫兽、房室、刀刃伤为内容的不内外因学说。隋唐时期医家本着医之作也，求百病之本而善则能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序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的精神，在医疗实践中作了新的探索，在病因学和症侯学方面均有显著进步。其特点为：开展一个病一个证候的研究，注意客观证状的描述：以证候分类，注意同类间的鉴别；证候与病因结合、证候与脏腑联系；并注意预后的分析。

一、逐个病研究，探索病因

对病因证候学的研究，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之成就最为卓越。该书分为67门，载述疾病病源证候共1739论，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秋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对临床各科疾病广收博采，对每一病证逐个深入研究，在病因方面多所发现，或则以其新的认识，提出相当符合实际的推断，是我国最早的病源证候学专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也多先论病因证候，后述治疗医方者。

（一）乖戾之气学说

《诸病源候论》在对伤寒、时行、温病等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些病都由“乖戾之气”引起，如，伤寒、时行、温度在隋唐以前也有论及，唯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提到了温病是“其年岁中有病气兼挟鬼毒相注”而成，号曰疠气，但挟鬼毒，尚未完全脱离鬼神为病之迷信观点。而《诸病源候论》已不满足以外感六淫说明外感病之病将伤寒、温病、时行均明确归因于人感受“乖戾之气”而致病，气候之温凉失节是一个诱因，并认识到这些病之有传染性。

（二）虫致病学说

虫，作为病因之一，前人多指肉眼可见之虫类咬螫所引起者。如蜈蚣螫伤，蜂叮咬之类，隋唐医家对诸如尸注、鬼疰、麻风等病均认为是“虫”引起之病，这就超越前人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而赋于“虫”说更深更新的意义。

对尸注、死注、飞尸、鬼疰等病（类似今之肺结核病），《诸病源候论》认为是因“人无问小大，腹内皆有尸虫。尸虫为性忌恶，多接引外邪，共为患害”（同①卷47，P，250）而致。作者相信，尸注、鬼注等病都因有“尸虫”客观存在而致。虫之由来，则为“人有病注死者，人至其家，染病与死者相似，遂至于死，复易旁人，故谓之死注”，很明显，这是接触传染所致；“人死三年之外，魂神因作风尘，著人成病，则名风注”，这已涉及空气飞沫传染：“坐席钦啖，而有外邪恶毒之气随饮食入五脏。……故谓之食注”，此为经过饮食等消化道传染，《诸病源候论》作者通过长期观察和临床研究，对尸注等病的传染途径作了合乎逻辑的论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疥虫的逼真描写，对“寸白虫候”“蛲虫候”的科学论断，都证明他们观察研究之深入。

（三）体质差异学说

如则更认识到机体的特异性，《诸病源候论》对于有的人晕车晕船，指出“持由质性自然，非关宿挟病也”（巢元方《诸病涛候论》卷10，P217，P219，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此外还有对漆疮的叙述等都明确指出由于体质差异，所出现的不同情况。

二、注重客观症状的观察和描述

隋唐医家对病症的认识显示了很高的水平，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疾病症状作了客观而细致深入的描述，并且有所发现，使本时期症状学和治疗学的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

“风为百病之长”，因而历代医京都对风病予以重视，隋唐医家的研究尤为缜密。明显较前代描述为详的是风偏枯、风痱、风懿(风癔)，特别是孙思邈将三者并列，反映了他对此病的认识，表明作者已意识到偏枯、风痱、风懿这三种现今被认为是脑血管意外疾患，有其轻重不同的类型，同时，也存在着内在联系，这是隋唐以前医籍所未认识的。

对虚劳病，《诸病源候论》以七十五论阐述，是历代医书述及虚劳最详细者。所述内容除部分为病后体弱，绝大多数证候均可与结核病的各期或各型相对应，如虚劳盗汗、虚劳骨蒸、虚劳寒热、虚劳咳嗽、虚劳唾血、呕血、衄血以及不能食、不得眠等，在肺核初期、浸润期都可发生；而虚劳兼痢、虚劳秘涩(便秘)、虚劳心腹痛则发生在肠结核时；虚劳症瘕为肠系膜淋巴结核；虚劳小便难、或小便余沥、小便白浊、虚劳尿血则为泌尿系结核的常见症，虚劳无子候则为生殖系结核。虚劳导致无子，这在病因学上也是新发现。而将盗汗、咳嗽、唾血、痢、尿血等均加以虚劳以区别于一般之盗汗、咳嗽诸症，也属对虚劳认识之进步，唐代医家崔知悌《灸骨蒸法国》则曰“骨蒸病者，亦名传尸，……其为状也，发干而耸，或聚或分，或腹中有块，或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者乃至五六，或夜卧盗汗，梦与鬼交通，虽目视分明而四肢无力，或上气食少，渐就沉羸，纵延时日，终于溘尽”。（《外台秘要》卷B，P351～35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崔氏之论客观上反映了颈淋巴结核和部淋巴结核之症状。

唐代办思邈对附骨疽的论述，从其描述的客观症状看，“如疮不差，差而复发，骨从孔中出者，名为骨疽”。与现代医学对好发部位，病程认识，临床症状等基本一致，正因此隋唐医家能将附骨疽与其他疽病如缓疽、瘭疽及贼风等区别开来，体现了诊断水平的提高。

此外，对脚气病，清渴有证状亦有详述。对瘿病症状“瘿上短气”、“瘿上气胸满”、“瘿气面肿”（孙思邈《千金要方》卷21，P44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是中医文献中的首载，对反花疮的描述（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5，P18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则是对癌症的最早记载，蔺道人的《理伤续断方》中，首先提出了“破伤风”之病名，使先秦以来诸多形容破伤风的名词如“伤痉”、“发痉口噤”、“金疮中风痉”、“金疮中风角弓反张”等得到了统一，并沿用至今。

三、证候分类与鉴别

隋唐医家在描述证候时，都注意到证候的分类，而在合理的分类与同类间的鉴别过程中，认识得到了深化。孙思邈的成就，就反映了这一特点。

首先，孙思邈在伤寒证候的整理方面，突出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又以脏腑辨证法，将证候按脏腑分类。有意思的是孙氏仅取五脏、五腑，这与现比解剖概念相符合。如在肺脏证候中，除一般常见之喘、嗽、肺痿、肺痈、吐脓血、胸背引痛等皆归于肺脏中叙述外，还将飞尸鬼疰亦归入肺脏中，飞尸鬼疰类之肺结核，而孙氏将之类证于肺脏，似隐含着他已意识到此病与肺有关。

隋唐医家在以证候分类的同时，也注意同类间的鉴别。如外科的瘭疽(类似今之比脓性指头炎)和代指（甲沟炎)就放在同一类证中叙述，但作者明确指出二者区别，鉴于当时医者每多以瘭疽为代指，作者详细描述其不同证侯，并指出代指有缘爪甲边结脓之特症，从而作出明确的鉴别诊断。（孙思邈《备急千金要》卷22，P.106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又如贼风和附骨疽，孙思邈详尽而生动地描述二者之异同，指出贼风痛而无热，久不化脓和附骨疽痛而壮热，久则化脓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将两种性质不同的疾病明确地区别开来，而作出这些鉴别诊断正是隋唐医家对证候深入研究之结果，给掌握鉴别诊断方面以有益启迪。

四、注意预后分析

隋唐医家还很重观研究疾病的预后和转归，这对于准确地遣方用药是极有意义的。“治未病”的思想在《黄帝内经》早已提出。而治未病的内涵意义之一，即预知疾病发展的各种可能情况，从而及早预防，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力争阻断其向不利方面的发展。隋唐医家继承了这一光辉思想，提出了种种告诫和防治措施。

病由于糖代谢失常，机体抵抗力减弱而易罹感染，并易导致败血症之发生。一千四百多年前孙氏即敏锐地观察及此并提出预防之要，令人叹服。

《诸病源候论》中，同样也注意到了预后转归，如其曰“(黑疸候)黑疸之状，苦小腹病，身体尽黄，额上反黑，足下热，大便黑。是夫黄疸、酒疸、女劳疸，久久多变为男疸”，即临床上出现的诸多黄疸病、酒疸及女劳疸，日久不愈，均可变为黑疸，乃久病及肾，肝肾虚衰，瘀浊内阻之故。此时治病就棘手了。

隋唐五代临床医学的发展

一、内科发展学

(一)伤寒

隋唐五代时期有关伤寒等外感疾病和伤寒学说的理论与实践，与此时期中医学整体发展相一致，具有总结、提高的特点。病因、病证及治法、方药，各方面的认识都较为广泛而丰富，且有新的进展。

1、伤寒的概念、病因与预防

《诸病源候论》并列提出伤寒、时行、温病、热病、疫疠五类范畴，各自独立成篇分别论述其病因和不同证候。在此之前，《时后救卒方》虽曾分述伤寒、时行、疫疠之治法，但在《诸病源候论》则明确地从篇目和概念上将温病、时气、疫疠从伤寒中独立出来。《外台秘要》中的分类则趋向简洁，分为伤寒、天行、温病三大类。病因方面，隋唐医家已不仅仅拘泥于四气皆能为伤寒，而以伤寒最为杀烈之气的传统理论。同时，又进而提出了“乖戾之气”的新观点。

伤寒《诸病源候论》认为：“伤寒之病但有人自触冒寒毒之气生病者，此则染不着他人。若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这就突破了历来以冬日寒冷作为伤寒病因的传统，而指出有些伤寒病具有传染性。

温病、热病病因有三，其一伏寒春发。其二“冬复有非节之暖，名为冬温，毒与伤寒大异。”其三“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时气、疫疠以“乖戾之气”为主要病因，并指出它有较强的传染性，甚至“如有鬼厉之气。”

隋唐医学家都比较同意伤寒与温病、时气病因异气，所宜不同。然就其病机、治疗看来，尚无显著差别。可以说此时期的寒温之分尚无明确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无疑有所启发。

《诸病源候论》强调伤寒、温病、时气、疫疠各病的传染性，并且指出均可预服药以防之。唐代医家对此更为重视。《干金要方》与《外台秘要》中都有避温专篇，设方甚多。有些药物如雄黄、菖蒲等，至今仍在民间沿用。

2、伤寒的辨证治疗及方药 伤寒病的治法方药发展到了隋唐时期有了较大的进步。辨证体系力求简明易行。如《千金要方》按其证情及病势深浅，依次辨为在皮、在肌、在胸、入胃。治法以膏摩、发汗，宜吐、宜下，汗吐下后调治及杂治法区分为六类。此期治法丰富多彩。如《外台秘要》兼采各家之说，汗法有辛凉、辛湿之殊；吐法有苦寒、温热之异。下法中有寒下、温下、攻补兼施，以及峻下逐水；补法中有益气、养阴、生津、温阳等等。尤以清法最为突出，如辛凉、辛寒解表，表里双解、清热解毒、清热凉血、增液通下以及清肺止咳、清肝退黄、清肠止泻、清心除烦、养阴退虚热等，这些后世温病学家常用的治法，虽乏理论总结，实际应用却已很广泛。

唐代伤寒治疗的另一个特点是善用伤寒膏、发汗丸散等成药。孙氏认为治伤寒“救速为贵”。医生当预先调制成药，以备急用。《千金要方》与《外台秘要》都著录有治疗伤寒的膏、丸、散。多以温热药组成，有内服，也有外用，用于伤寒初发。今虽少用，但事实上，伤寒初起用膏药按摩发汗，兼治一些空肤病，简单易行，疗效快，副作用小，是一种很值得发掘的治法。

3、有关《伤寒论》的研究

孙思邈尽管感叹“江南诸师秘仲景方不传”，但《千金要方》中引用伤寒方仍以仲景方为最多。《外台秘要》伤寒各论第一篇，唯选仲景方证条文紧接《诸病源候论》证候之后阐述。虽然其他各家不乏伤寒逐日治法，但均不予收入此篇。可见王焘也视仲景所论乃伤寒病治法的正宗。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不仅为后世保留了一个较为可信的《伤寒论》版本，且以其独特的理解予以研究阐发，这不仅影响其本人对伤寒病的治法，也对后世《伤寒论》学说的研究主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可知孙思邈研究《伤寒论》的主要方法是“方证同条，比类相附”，（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这在他对“太阳病”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他将四十七个方子分为七大类，每类均以主方命名治法，如桂枝汤法五十七证，方五个。后世用这种以方类证方法研究《伤寒论》者不乏其人，甚至基本继承了类方的名称。

孙氏进一步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后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孙思邈《千金翼方》卷9，P.97，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麻桂青龙三法之说对后世具有相当的影响。经宋金·成无己、明·方中行、清·喻嘉言等人继承、发挥而成“三纲鼎立”之说。

4、对一些传染性疾病的认识

(1)痢(痢疾)

古代中医言“痢”，往往包括各种具有腹泻症状的疾病。隋唐前医书论及下利脓血者，症状描述常较简单而笼统。而隋唐医著中，则有关于痢疾比较具体的记载。如《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所载诸方中均提到了下痢赤白，或如烂血盗汗，或如脓涕夹血，或白脓上带血丝如鱼脑状，并可有发热、腹痛口渴、后部疼痛滞重等症。对慢性痢疾也有一定的认识，《千金要方》称之为“冷痢”、“久痢”，《诸病源候论》及《外台秘要》称：“邪气或动或静，故其痢乍发乍止，谓之休息痢。”（巢元方等《诸病源候论》卷17，P.683，四库全书743册，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关于痢疾的病因，仍以过食肥腻、饮食不节以及外感冷热毒气为说，比较重视患者本身的胃肠虚弱。

此时期治痢之法已甚丰富，《外台秘要》所载的治痢方在150首以上。清热解毒除仍是治疗菌痢的主要方法。在仲景“白头翁汤”的基础上增加了苦参、地榆、牛黄等药的使用。收敛固涩、温阳助运、健脾益气、以及消导等法都有了进一步的发挥。

(2)黄疸（传染性肝炎等病)

隋·《诸病源候论》提到“天行病变发黄”而将“黄病”另列一篇，分内28候。而《千金要方》将“黄疸”归入“伤寒”，《外台秘要》将“黄疸”归入“温病”加以论述。在其他病种分类趋于益细益专的情况下，反将“黄疸”隶列于伤寒、温病属下，说明唐代医家们已认识到了该病的传染性、流行性。

此时期对黄疸症状的认识较前更为全面，《千金要方》“伤寒发黄”篇中提到黄疸病的临床表现有：一身面目悉黄如橘，小便如浓煮黄柏液，或赤少不利，振寒、发热、渴、呕、心中懊浓、自利或大便时闭、好卧不欲动，发黄已久变作桃皮色，心下有坚、呕逆、不下饮食，体尽黄，额上黑，腹满而喘、大便黑、溏泄。其中包括开今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发展过程及其不同病期的症状体征。《诸病源候论》还提到了“急黄喉”“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这是对急性黄色肝萎缩的正确描述。

此期黄疸的治疗以清热化湿、利胆退黄为主。在仲景茵陈蒿汤的基础上加重清热解毒药的使用，如黄柏、黄连、黄芩、石膏、知母、等等。

(3)虫症(肠道寄生虫病) 关于虫症的记载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蛔虫病及绦虫病的认识。蛔虫在隋唐医著中被称作长虫或蛔虫。指出此虫长五、六寸或一尺左右，病发则腹痛，腹部可有团块隆起，能上下移动，疼痛呈阵发性。也可能导致心窝部钻刺痛，伴有呕吐清水，重则损伤心脉可致死亡。这就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肠道蛔虫症与胆道蛔虫症的主要症状。绦虫称作白虫或寸白虫，指出寸白虫“长一寸而色白，形小扁”，实为绦虫的体节，且以为是由“以桑树枝贯串牛肉炙(未熟)，并食生粟所作”，或“食生鱼后……”发病。现代研究发现，纤虫病与生食猪、牛、鱼肉确有关系。

虫症治疗经验及杀虫药的使用也颇具价值。今天中医临床常用的杀虫药大多可在《千金要方》及《外台秘要》诸杀虫方中找到。如槟榔、雷丸、鹤虱、楝实、石榴根、萹蓄、牵牛子、香榧子、贯仲、狼牙等等。并且还强调杀虫药应空腹服用。此外，胆道蛔虫症用食醋安蛔，肠道蛔虫团块用麻油润肠缓急，散解虫体，至今仍为民间常用之法。

(二)内科杂病

隋唐五代时期，内科杂病得到迅速发展，这反映在对内科杂病病名与证候特点的描述更详确，病因病机的认识更系统，辨证更深入，治疗更富有成效，并创制了许多方剂。

1、病名与证候的详确描述

此期更重视每个具体病的描述和确诊，从而对病名的确定日趋规范化。如消渴病，当时以病人的明显消瘦、口渴、尿多为症象而命名，这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已有明确记载。《外台秘要·消渴消中门》引隋唐间医学家甄立言《古今录验方》所说：“渴而饮水多，小便数，无脂似麸片甜者，皆消渴病也。”是医学文献中消渴病尿甜的最早记载。

又如脚气病，此期对其症状已有详述。《诸病源候论》记述：初甚微，饮食嬉戏，气力如故，当熟察之。其状自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痹，或淫淫如虫所缘，或脚指及膝胫洒洒尔；或脚屈弱不能行，或微肿，或酷冷，或痛疼，或缓纵不遂，或挛急；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在这里脚气病症状不仅记载详细，且已发现了肿、或不肿及冲心之症，与今临床上脚气病之分干脚气、湿脚气和脚气冲心一致。

2、病机与辨证的深入认识

《诸病源候论》一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种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在一些内科常见病的病机理论方面，能突破前人的见解，提出不少新的观点，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水肿。自《诸病源候论·水肿病诸候》始，首次把“水肿”作为各种水病的总称。巢氏一方面认为”水病者，由肾脾俱虚故也”；另一方面更重视脾胃虚弱在发病中的作用，他在书中多处强调了脾虚不能制水，是导致“水泛成肿”的关键所在，作者把脾胃在水肿病机中的重要作用，提到与肺肾相等的重要位置上。淋证《诸病源候论·诸淋病候》中明确地提出了淋证的病位在肾与膀胱，并论述了二者之间的关系，阐发了症状发生的机理。他说：“诸淋者，由肾虚而膀胱热故也。”“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水下涩。数而且涩，则淋沥不宣。故谓之为淋。”巢氏以肾虚为本，膀胱热为标的病机分析，为后世多数医家所宗，成为临床上诊治淋证的主要病理基础。与此同时，还对诸淋各自不同的病机特性进行了探讨，指出：“气淋者，肾虚膀胀热气胀所为也”；“热淋者，三焦有热，气搏于肾，流入于胞而成淋也”；“石淋者，肾主水，水结则化为石，故肾客砂石，肾虚为热所乘”，“膏淋者……此肾虚不能制于肥液”；“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为临床治疗不同淋证提出了理论依据。

在辨证方面，《千金要方》还以脏腑为纲类列内科杂病，又以寒热虚实为目，叙述内科杂病的各型证状及治疗，与现代按系统分类相似，这在杂病的认识相归纳方面是一较大的进步。如《备急千金要方》第十一卷论“肝虚实”中，指出有“肝实热”，“肝胆俱实”，“肝虚寒”和“肝胆俱虚”四型，根据这一分型。在“坚癥积聚”一节里，分别记述了“男子女人寒冷，腹内积聚”的寒性积聚和“腹内积聚，大小便不通，气上抢心，腹中胀满，逆害饮食”的实热积聚。

3、临床治疗的发挥

隋唐五代时期由于在内科杂病的病因病机与辨证的认识上有较大的发展，促使了在治疗上的全面发挥和更加富有成效，现举数例略述如下：

消渴。《备急千金要方》在药物治疗方面，收载治疗消渴方剂达52首，其中以花粉、麦冬、地黄、黄连等清热生津之品为多。《外台秘要》中根据消渴证候表现、并发症和预后的不同，将消渴病分为十四种证候类型进行论治，载方177首，常用药物有人参、花粉、黄连、甘草、麦冬、知母、地黄等。孙思邈认为消渴病“小便多于所饮”的机理是内热消谷，“食物消作小便”。这一观点为消渴病的饮食控制疗法提供了理论依据。王焘对饮食控制疗法的实施，提出了具体要求，主张“先候腹空，积饥乃食”，反对患者无限制地进食，而是提倡“食欲得少而数。不欲顿而多”的少食多留的合理进食方法，说明当时医家对饮食控制疗法的重要性已有一定的认识。

血证。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分为吐血和尿血二门，孙氏在治法上博采众长，大量收集各种疗法及民间单方验方，针灸治疗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孙思邈对衄血不止使用压迫止血与烧烙止血的方法治疗，不仅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且一直受到历代医家的推重，并沿用至今，仍是治疗衄血的很好方法。

水肿。《千金要方》在继承《内经》“开鬼门、洁净府、去菀陈莝”理论与仲景学说治疗水肿病的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发汗法每以麻黄、防风、生姜、独活之类发汗解表，并常与健脾补肾，益气固表，淡渗利湿，化痰理肺之类药物配伍联合应用，表里同治或上下分消等方法消水退肿。利水法常结合辨证，配伍不同治法而用药，泻下消肿的方剂有猪苓散、中军候黑丸、麝香散、麻子煎及茯苓丸等，如麝香散中有芫花、甘遂逐水、茯苓丸以芫花、甘遂、芒硝泻水，皆能退水消肿。同时，孙氏还在书中记载有用外治法和饮食疗法治疗水肿的经验。外治法如用灸法、摩膏法、外洗法等，疗效甚佳。食物疗法有食物和药者或制饼而食者，有食物熟制如大豆煎与酒煎服。乌豆为末做粥等。亦有用血肉有情之品如鲤鱼、羊肺、猪肾熟制或加入药物而食者，均在调治水肿病中起到重要作用。

营养缺乏性病证，此期对瘿病、脚气病一类病证的治疗又积累了一些新的经验，如治瘿内服方剂，宋齐以来常用之鹿靥外，又增用羊靥，羊靥较鹿靥更为易得，在具体运用时更与海藻、昆布同方并用，更能提高疗效；另外用龟甲治佝偻病，用楮树皮(谷白皮)煎汤煮粥以防治脚气病及用麻黄、独活、防风、防已、细辛、蜀椒、吴荣萸等治疗脚气病。现代研究这些药物都富含各该疾病所缺乏之相关之成分或维生素等。

二、外科

外科到隋唐五代时期得到很大发展，首先在国家的医学管理体制中，已有外科之专门设置，外科与骨伤科已一分为二，同时更有多种专门著作留传于世，专科医家的成长比前代也有所发展。外科医疗技术、手术水平以及理论探索等均有提高。

(一)外科专门机构的设置与作用在隋唐太医署下，属于外伤科范围的骨伤科在此期被划入按摩科，关于医系下的疮肿科，即是以治疗化脓性感染为重点内容的普通外科。在医系下之角法，按其学习内容应属外科的外治法。无论是按摩、疮肿、角法，既是骨伤科、外科、外治法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同时也是这三个专科疾病的医疗规构。如遇战伤、地震灾伤等，他们就必须立即奉命去急救和巡诊。

(二)外科专著与专业外科医家外科与相关之专科在隋唐时分别独立成科或相对形成专科，与此相适应外科专著较前代明显增多。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来看，总计隋唐五代时期外科疮肿书籍有15种，近60卷。可惜这些外科书籍多已佚失，部分内容尚可从其同代和后世大型综合性方书中窥见一斑。

以外科为专业的医家，除有一些专著之作者如甘浚之、甘伯齐、秦政应、喻义、沈泰之、蔺道人等之外，《诸病源候论》所记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切除等的术者，虽佚名，但其业绩不可磨灭，又如为剖腹肠出被地，眩而仆的安金藏，纳肠入腹进行腹壁缝合手术的“高医”（《新唐书·安金藏》第11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又如：有医“以利刀开其脑缝”的外科医家；为苌从简“以刃凿骨”，剔除箭镞入骨不能拨出病症的“医工”；为方干等十余名兔缺患者成功进行唇裂修补术的“补唇先生”；为人割治背部瘤肿的杨玄亮；以及为蒯亮割除额角瘤肿的医家等等。虽然上述擅长外科的医家，由于当时社会地位低下及史不详载，现已无法知其贯里和具体成就，但由他们的著作目录和若干外科手术所达到的水平，也足以代表我国此期外科发展的一般情况。

(三)化脓性感染等疾病诊疗水平的提高在经验积累基础上，此期医学家尤其是外科医家在这个领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就。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诊断正确率和治疗有效率也大大提高了，例如：

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孙思邈对糖尿病并发化脓性感染的论述尤为确切，他在强调该病“常须思虑有大痈”和“当预备痈药以防之”的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凡消渴病，经百日以上者，不得灸刺，灸刺则于疮上漏脓水不歇，遂致痈疽，羸瘦而死。亦忌有所误伤。”他要求医生“慎之慎之”。

骨关节结核之发病：在孙思邈著作的外科部分里，对类似于骨关节结核的附骨疽等骨病的好发部位与临床症状作了较前更正确的描述。他说凡附骨疽，喜着大关节；更具体提出丈夫产妇喜着髀(髋关节、股骨部位)中，小儿亦着脊背(腰椎、胸椎)。大人急著者，先觉痛不得动摇……”，对下腿骨结核，也明确认为：有久痈余疮，败为深疽者，在胫骨、腓骨间，喜生疮中水恶露，寒冻不差，经年成骨疽……亦有碎辞骨出者。孙氏还对其他部区之骨结核作了比较正确的描述，说明其认识水平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孙氏对骨结核与淋巴结核(瘰疠)互为因果关系已有了正确6论述。

狂犬病的预防：孙思邈指出：“凡春末夏初，犬多发狂，必诫小溺，持杖以预防之”。如果被狂犬咬伤，孙氏除强调“取狂犬脑傅上，后不复发”外，更告诫人们不可“若初见疮愈，即言平复，此最可畏，大涡即至，死在旦夕”。他强调“百日之中，一日不可阙(防治)者，方得免难。”这是孙氏对狂犬病潜伏期的正确认识。王焘进一步发展了孙氏的经验，要求“见狂犬咬，即急嗍去血，急吐之勿错咽之”。

(四)外科手术与医疗技术中国外科手术发展到隋唐，已达到颇高的技术水平，《诸病源候论》较真实的保留了隋代肠吻合术、大纲膜血管结扎术、大纲膜坏死切除术等手术方法和步骤等。

肠吻合手术：《诸病源候论》指出：“金疮肠断者……肠两头见者，可速续之。先以针缕如法，连续断肠，便取鸡血，涂其际，勿令气泄，即推内之”，并强调肠吻合术后“当作研米粥饮之，二十余日后稍作强糜食之，百日后乃可进(普)食耳”（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21，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在叙述何为“针缕如法”时，较详细的讲了方法和步骤：“凡始缝其创，各有纵横，难舌隔角，横不相当，缝亦有法，当次阴阳，上下逆顺，急缓相望，阳者附阴，阴者附阳，腠理皮脉，复令复常，但亦不晓，略作一行”（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36，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本，1955年）。从上述肠吻合以及其他手术的方法、层次、步骤、缝合针法等等来看，确已有了规范的连续缝合法、比较科学的护理和正确的饮食管理。

大纲膜血管结扎术与坏死大纲膜切除：在巢元方的著作里，叙述了外伤性大纲膜部分坏死的手术治疗。指出：“……，安定不烦，喘息如故，但疮痛者，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今一宿，乃可截之，勿闭其口，膏稍导之”。从这一段文字所描述的内容与要求看，首先强调了大纲膜部分切除的手术适应症；在手术疗法与步骤上则要求先用生丝线结扎大纲膜外伤坏死部位的血管“绝其血脉”，然后观察24小时，“乃可截之”。

外伤伤口内异物剔除原则：《诸病源候论》的金疮伤筋断骨候，箭镞金刃入肉及骨不出候以及金疮久不瘥等篇，均明确强调：“碎骨不去，令人脓血不绝”“须令箭镞出，乃应除碎骨尽，不尔永不合”；“缺刃竹刺久而不出，令疮不愈”。对种种创伤内异物不但认识其为创伤久不愈合或脓血不绝的根源，还确立了“当破出之”的手术剔除治疗原则，并指出只有如此，才能达到“疮则愈”的目的。

急救术与医疗技术：外科急救术和医疗技术在隋唐时期仍较进步，比前代也有一定的发展。例如：孙思邈在处理外伤性阴囊撕裂时强调：睾丸脱出“推内之，以桑皮细作线缝之”。又如急救小儿误吞针或骨刺哽喉，创造性提出“取鹿筋渍之令软，合而萦之大如弹丸，以线系之，持筋端吞之入喉，推至哽处，徐徐引之，刺着筋中出”。又如灌肠与导尿，孙氏也颇多心得。他强调煮好药汤“适寒温，用竹简缩（吸)取汁，令病人侧卧，手擘大孔(肛门)射灌之”，少时当出恶物。此外，孙氏还在其著作中记述了保留灌肠，用以治疗垂危之疳湿痢，一用竹管将药物吹入肛门内约10公分处；一用竹简吹药入肛门内疳疮上敷之；又如尿闭的急救处理，孙氏不但总结了前人许多用尿道刺激的方法促进排尿，而且创造发明了葱管导尿的医疗技术。他提出，凡尿不在胞中，为胞屈僻，津液不通，以葱叶除尖头，内阴茎孔中，深三寸，微用口吹之，胞胀，浸液大通，便愈”，

(五)麻醉术与鼻端瘤肿摘除术麻醉是否有效对外科手术之成功与否关系密切。唐文学家薛用弱在其《集异记》中，叙述了狄梁公性好医药，尤妙针术，……有富室儿年十四五，鼻端生赘，大如拳石，根蒂缀鼻，触之酸痛刻骨……公因令扶起，即于随后下针寸许，乃询病者曰：针气已至病处乎?病人颔之，公出针，而疣赘应手而落。时人对此虽以为异，觉其奇，然分析其所叙述之内容，释之针灸麻醉和外科手术之成功例，基本上是可信的。

(六)皮肤病的重要进展隋唐五代时期，防治皮肤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大有提高，其主要特点是：认识的疾病增多，对证候及发病机理作了阐释，还提出了相当详细的分类；治疗方法愈益丰富，护肤悦面防治药物大为扩展，皮肤病的防治水平明显提高。

1、皮肤病首次分类和新出现的病名《诸病源候论》中有15卷、15门309候涉及皮肤疾患，分门别类阐述证候和病机。其所论述者，相当于130余种现代医学皮肤疾患，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几乎包含了常见皮肤病的大多数，还记载了一些罕见疾患。首次见载的病名有：白癜风、乾癣(类似于慢性湿疹或银屑病)、脑湿(似于“皮角”)、鬼舔头(斑秃)、秃顶(早秃)、蛇身(鱼鳞病)、牛癣(类似于限局性神经性皮炎)、摄领疮(颈部神经性皮炎）、……等数十种。首次专题论述了妇女、小儿常见皮肤病，还专题列述若干全身疾患的皮肤表现，如伤寒斑疹、时气疱疮、热病斑疹、热病疱疮、温病下部疮等。

《备急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论述皮肤病，病因多取《诸病源候论》之说，主要是丰富了治法。孙思邈论列皮肤病有140余钟，其首次列述的疾病有妬精疮和老人常见之皮肤瘙痒症、阴下湿、毛发早枯和皮肤角化等等。

2、病因初诊治之进步疥疮 “疥”原来是人体患皮肤病的象形字，先秦古籍即有记载。但只认为是一种浅表的瘙痒性皮肤病而已，《肘后救卒方》首先出现“疥虫”之说。《诸病源候论》则将“疥虫”和“疥疮”联系起来，指出病因为“并皆有虫”，对其症状体征，给予真实扼要的记述。在专述小儿疥疮时更指出，“小儿多因乳养之人病疥，而染着小儿也。”表明对疥的传染性已有明确认识。

漆疮（漆性皮炎)：《诸病源候论》首先指出漆疮的不同类型，病状描写逼真，首次指出：“人有秉性畏漆，但见漆便中其毒”和“亦有性自耐者，终日烧，竟不为害”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此病和各人“秉性”不同有关。这是对各人机体免疫状况不同的朴素认识。

癞、恶疾、大风(麻风)：这一时期本病名称虽然仍未统一，分类亦较繁复，但对比早期或晚期症状之不同。已认识到有“通体无异而眉须已落”和“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的区别，对“四肢腹背有顽处”、“顽钝不知痛痒“(麻木斑)、身体枯槁，“津液常不出”(不出汗)、“重者手足十指已有坠落”和鼻柱崩倒等器官残损以及各种皮损表现均有描述（孙思邈《备急千要方》卷23，卷5，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隋唐医家为防治本病进行了不懈努力。孙思邈“尝手疗六百余人，差者十分有一，莫不一一亲自抚养。”德高术精，成为中国古今医家的楷模。

3、隋唐时防治皮肤病的方法丰富并多有创新。其特点是十分注意内治外治结合，药、针、灸疗法结合。药治食治结合，并吸收国外医学成果。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孕育创力的强有力催化剂。孙思邈即为其卓越代表。孙氏论述的140余种皮肤病中，治法约有复方、单验方234首，涉及药物230种，常用针灸穴位20多个，灸法多种，所用疗法剂型汤、散、丸、膏、糊、汁、酒、煎、熨、坐导、浴、沐、乳、烟熏、煮散、澡豆、蒸熏、枕、粥、泥等22种。

4、护肤悦面药《五十二病方》、《肘后方》有少数载述，隋唐时有显著发展，尤以孙氏论说最为透彻而详备。孙氏不能容忍护肤防病的美容面药及衣香澡豆只私于少数贵胜有，应使之为全社会服务，对以后这类药物的普及推广起了极大作用。《千金方》两书中，仅面药即列有百余首，分外用热熨、冷冻熨疗法及内服法等。所用方药之中预防性护肤及美容悦面药有43首，其他为治疗性药剂。此外还有生发护发剂及唇膏。近年有人进行实验研究，证明孙氏立方遣药的科学性。现在许多中药美容剂也吸取了他的这些优良成果。

(八)外治法的发展

隋唐时期外治法得到了迅速发展，唐政府重视外治法，在太医署医学教育的分科中，将角法（拔火罐疗法）为代表的外治法纳入独立之学科以培养专科医生。《外台秘要》记载了两种新的针角法，即“水蒸气拔罐法和“针刺拔罐法”，孙思邈在其《千金要方》中还首先记载了磁石外用治疗耳聋的方法，即将完整的磁石放入病者患处，借助天燃磁石的微弱磁场来治病，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唐代还有将磁石制成盆、枕一类的保健器具长期使用的记载。除此之外，《千金翼方》和《本草拾遗》中均有砂浴疗的描述，记载的方法和适应症和今天理疗学中听说的砂治疗法基本相同，值得一提的是隋唐时期的矿泉疗法，我国古代矿泉疗养开始很早，但隋唐以前在范围和规模上还是很有限的。隋唐时期，情况已大不相同，统治阶级耗资修建临潼矿泉，唐政府还专门设置了管理皇家矿泉的官吏，其影响大大扩大，矿泉疗法在普通百姓中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唐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记载了矿泉疗法，对其成因和适应症给以了描述。

三、骨伤科

(一)创伤的病因病机理论的发展

关于失血、瘀血病机：创伤可致失血和瘀血。《诸病源候论》认为外伤失血可致经脉空虚、心血亏损，严重者可引起死亡。同时，指出创伤导致瘀血的机制；“若因坠落损伤，即血行失度，随伤损之处，即停积；若流入腹内，亦积聚不散，皆成瘀血”，《理伤续断方》，指出“凡肿是血作”，即外伤引起的局部肿痛，都是瘀血所致。由此可引起局部乃至全身的一系列血瘀为患的症侯。隋唐医家对“瘀”病机的论述，成为中医骨伤科病因病机学说的核心理论。

关于创口化脓的病机：《诸病源候论》对开放创口、开放性骨折化脓感染以至不愈合的病因病机所作分析相当透彻，认为污染、或再污染、包扎不当或缝合不当、清创不彻底、异物等因素至今仍有实际意义，蔺道人《理伤续断方》进一步论述骨折后因移位或畸形愈合导致肢体功能障碍或废用。

(二)骨伤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的发展

关于内伤的诊疗：《诸病源候论》载有“金疮病诸候”凡23论。讨论了创伤外观，从伤口的性状、分泌物及受伤部位，推测战伤的预后，指出如伤在颅脑及重要脏器则不易痊愈。对创伤出血，提出了从脉象来观察预后。指出胸腹腔内出血的见证，主要是胸胁和腹部胀满，还描述了创伤出血过多所出现的心跳加快、情绪不安、疼痛、烦躁、口渴等证状。《理伤续断方》强调对危重内伤先调气后补血，首创“四物汤”治伤损证。而且，该书对跌损内伤特别强调辨证论治，提出了根据伤情轻重缓急以第一至第七次序治伤损的步骤与法则。开创了攻下逐瘀、行气活血、养血活血、活血壮筋、补肾健骨的治疗法则和方药。其七步冶伤法则和方药，至今用于临床。

关于开放性创伤、开放性骨折的治疗：《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开放性创伤和各种严重复合伤，如内脏破裂、膀胱尿道损伤等，特别是首次描述了开放损伤愈合继发动脉出血，称为“盗血”，指出不能破，破则死(《金疮惊痉候》)。对开放性骨折分别为早期并发症、化脓感染期和现代称之为慢性骨髓炎期分期诊断。这些诊断分型的方法，是开放性骨折诊断的重大进步。《诸病源候论》首次详细介绍了清创缝合的手术和筋缝合手术。对施行清创手术提出了要在创伤的早期，并强调清创和扩创，《理伤续断方》则主张对开放性骨折扩创复位可缝合，也可不缝合，外用夹板固定，还具体提出了十四步治疗方法，十四法主要是清创、复垃、外固定和外敷药物，它成为后世治疗开放性骨折的主要方法。

(三)关于骨折脱位诊断与治疗

蔺道人把骨、关节损伤分为骨折和脱位：骨折又分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骨折两大类，并且首次把骨折分为可用手法整复者和不能用手法整复者。

蔺道人首次描写了肩关节脱位和髋关节脱位；并首次描写了髋关节脱位有前后两大类型；记载了颅骨骨折、肋骨骨折、股骨骨折、胫腓双骨折、前臂骨折、指(趾)骨折(见《理伤续断方》口诀)。

对于骨折脱位的诊断，蔺道人总结了手摸心会的检查法，强调“忖度”即检查后要思考骨折移位程度、方向、力量等，在治疗上，运用了麻醉、清创、复位、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等六大步骤与方法，认为凡整骨都要先服麻醉药，其麻醉药叫“常用整骨药”，由大乌头等能导致睡眠，或用草乌、木鳖子等能使之晕昏，从而起麻醉作用的药物组成。

蔺道人创用闭合手法复位六法，即“相度损处”、“拔伸”、“或用力收入骨”、“捺正”四大整骨手法和”按摩法”、“导引练功法”。首创肩关节脱位的复位——靠背椅式复位法，髋关节脱位复位法——手牵足蹬法。蔺道人还运用了切开复位等外科手术步骤与方法技术等。

葛洪竹片固定骨折的方法，在隋唐时期得到迅速推广。蔺道人总结并发展这些经验，改为杉木皮夹板的制造、包扎技术和具体运用以及不同部位固定的方法，特别强调不包括关节的，夹板固定法和可以使关节作屈伸活动的绢布包扎关节固定法，充分体现了骨折固定技术从一开始，就贯串着“动静结合”的观点。此外，蔺氏主张对骨折复位固定后的按摩和功能锻炼疗法。

隋唐时期对骨折内外用药，显著特点就是铜类、虫类药物的运用和重视辨证论治。蔺道人的整复、固定、活动三大骨折治法及七步内治伤损法，重视保护软组织的动静结合的骨折疗法及其内外用药的经验，至今还为骨科医学家所遵循。

四、妇产科

隋唐时代，妇产科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其特点是：开始从内科范围分化，日益趋向专科化。

隋唐间，出现了许多妇产科著作。据《新唐书》和《旧唐书》记载，有6种、凡26卷可惜均已散佚。昝殷著《经效产宝》(847)3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产科专书。书中论述了妊娠、难产、产后等20余种产科常见病证，收载方剂260余首。有些论点具有一定的水平，方药大多简易实用。如四物汤通用于妇产科已千余年，至今仍为妇科圣药。另外，在一些综合性医书中，都收集保存了极其丰富的妇产科资料。

孙思邈以重视妇产科而闻名。他深感有设妇产科的必要，在《千金要方》中，明确指出：“妇人之病，比之男子十倍难疗。”专设“妇人方”3卷，列于各科疾病之首，促进了妇产科向专科化深入发展。

(一)关于接生的处理

1、帮助产妇安定情绪。唐代医家已注意到产妇的心理精神因素对分娩的影响，为了解除其临产时的恐惧紧张情绪，减缓分勉疼痛和防止难产，明确要求接生者态度应严肃谨慎，语言动作轻柔。

2、忌多人瞻视《干金要方·产难》说：“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惟得二、三人在傍，临产时，只许接生人员守护在旁,以保持产房内安静，镇定产妇情绪，并防止环境污染，减少新生儿感染。这一规定，也是现代化产房所必须做到的。

3、对胎儿娩出后的护理。巢元方强调：破伤风,是因新生儿断脐洗浴不即……通风入伤则变为痫”的关系。孙思邈也有许多独到见解，如脐带处理，要求断脐长度应适中，以六寸为宜，因为“长则伤肌，短则伤脏。”“乃先浴之，然后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须令人隔单衣物咬断”。并主张先以猪胆汁洗浴后断之，毫无疑义，这将会减少脐带感染的机会。

(二)月经常见病的证治

1、月经不调和闭经痛经《外台秘要》则更进一步提出了风冷、寒湿、外伤，癥瘕及情志不遂等多种因素均可引起月经不调；而且又认为月经不调，久之，则可导致癥瘕、不孕等症。

闭经痛经的病因病机，《诸病源候论》仍以因风冷使气血闭涩立论，治疗方面，《千金要方》大致仍遵循《金匮要略》通经活血的原则，但积有比较丰富的用药经验。

2、崩漏《诸病源候论》专列“崩中漏下候”，认为其病机和主症是：“冲任之脉虚损，不能约制其经血，故血非时而下。”并根据阴道不规则出血的情况，将其分为漏下和崩中,如“非时而下,淋漓不断,谓之漏下，”“忽然暴下，谓之崩中。”而且，《千金翼方》对崩漏症候又进一步描述：“妇人崩中漏下赤青黑，腐臭不可近，令人面黑无颜色，皮骨相连。”这与宫颈癌晚期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至于药物治疗的经验，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更为丰富。用方多达40余首，方中应用了温补、收涩、化瘀、凉血、止血等多种治法。

(三)关于带下病的认识

带下病是指妇女阴道分泌物过多，色质异常的病证。这一概念,直至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才被认定。

秦汉两晋时期，带下病是指妇女腰部以下的病症，涉及的疾病范围较广，包括了多种妇科疾病。至唐代，王焘《外台秘要》，设有“妇人带下门”。其中收录了专治妇人“下赤白、漏五色”的带下方11首；并认为带下病的病因病机是由于风冷乘虚入于胞，损伤经血，使血与秽液相兼而成。而且王氏将古代带下36疾病方，分别列于有关妇科疾病之下。从此，妇女带下病的概念，即由隋代以前统称的下腹部位的病变，转变为专指阴道分泌物异常的病症，从而使带下病，从广义的妇科疾病中分化出来，王氏关于带下病的概念，为后来多数医家所接受，一直沿用至今。

(四)妊娠常见病的证治

1、妊娠恶阻和妊娠水肿

《诸病源候论》将重度的早孕反应首次命名为恶阻，列有“恶阻候“专论。《干金要方》进而对恶阻的临床表现作了扼要描述：“阻病者，患心中愦愦，头重眼眩，四肢沉重，懈堕不欲执作，恶闻食气，欲噉咸酸果实，多卧少起，世谓恶食，其至三、四月日已上，皆大剧吐逆，不能自胜举也。”并认为其发生机理是“由经血既闭，水渍于藏，藏气不宣通，故心烦愦闷，气逆而呕吐也，血脉不通，络脉痞涩，则四肢沉重，挟风则头目眩也。”并创用了多种治疗方药，如治疗妊娠恶阻呕吐不下食方，方中应用的药物有青竹茹、橘皮、茯苓、生姜、半夏等，简明而有效。《经效产宝》专列有治妊娠水气身肿腹胀方论。论中认为妊娠水肿是由脾气虚弱所致，因而应用健脾利水、调和气血的治法。收载的千金鲤鱼汤，至今仍是治疗妊娠水肿的代表方剂。

2、漏胎和胎动不安

《诸病源候论》在“妊娠漏胎候”和“妊娠胎动候”中对漏胎、胎动不安的发病机理作了简要论述，指出：“漏胎者，……冲任气虚，则胎内泄漏”。“胎动不安者，多因劳役气力或触冒冷热，或饮食不适，或居处失宜。”《经效产宝》则从母子两方面分析了胎动不安的发生原因。它说：“因母病以动胎，但疗母疾，其胎动自安；又称胎有不坚，致动以病母，但疗胎则母瘥。”已认识到先兆流产的发生，或因孕妇有病，或因胎儿发育不良。这对后来胎动不安处理原则的形成具有理论指导意义。这一时期还应用了一些有效的安胎新药，如《外台秘要》的阿胶、艾叶、续断、桑寄生，《经效产宝》的杜仲等。

(五)产后常见疾病

1、产后血晕

《经效产宝》提出了产后血晕虚证和实证的辨证要点在于：“常问其产妇，血下多少即知”。治疗上《外台秘要》则先用醋涂口鼻，或以醋喷面等法急救，使其苏醒；再根据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的原则，用补养气血、安神定惊、活血行瘀、祛风豁痰诸法调治。

2、产后乳病

产后乳痈多见于产后未满月哺乳的妇女。《外台秘要》已认识到乳汁积滞分泌不畅是产后乳痈的主要发病机理，指出：产后“不宜令汁畜积不去”，否则将会出现壮热、大渴引饮、乳结坚急痛、手不得近等乳腺化脓的征象。在治疗上，除内服药物外，并应用了吸出或挤出乳汁、湿热敷、灸疗等外治法，这些疗法至今仍在沿用。

产后缺乳的发生，《经效产宝》认为是由于“气血虚弱，经络不调”所致，《千金要方》在治疗上用猪蹄补虚，通草、漏芦、瓜篓等通络下乳。《千金翼方》治妇人无乳汁针少泽、液门、天井等穴位。

(六)妇科杂病

1、不孕症其病因

《诸病源候论》认为是由于经闭、崩带、癥瘕等常见的妇科病所引起，《千金要方》有进一步的阐发，指出：“凡人无子，当为夫妻惧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表明已冲破了只责怪妇女一方的影响，认识到男女双方有病都可引起不孕症，显然是一大进步；它将女子不孕症概括为两大类，即将婚后终身不孕的称全不孕(原发性不孕)，因病而久不复受孕的称断绪(继发性不孕)。

2、子宫脱垂及前阴疾患

《诸病源候论》将子宫脱垂称为阴挺或阴脱，并提出了其发病原因是由于平时体质虚弱和分娩用力过度所致，《千金要方》更提出了“禁举重”、“禁房劳”等预防措施。另外还记有阴痒、阴肿、阴疮等前阴疾患。《千金要方》除沿用洗法、阴道坐药外，并创用了洗榻法(罨包)、膏药、敷药等多种外治法。

五、儿科

隋唐五代时期，中医儿科学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儿科专业初步形成，对儿科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整理。

据《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等记载，唐太医署所没医科系下之“少小”，即为儿科，可见，早在公元七世纪初，我国医学分科上即把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开始由国家培养专门的儿科医生。随着医学的发展，隋唐医家对儿科诊疗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整理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儿科专著或专论。据史书记载的书目有11种67卷，可惜均已散佚，现存最早的儿科专著《颅囟经》。一般认为是唐末的作品。所论“脉法”和“病证”，有不少可取之处。在隋唐医学巨著中，均有一定篇幅的儿科专论。如《病源》卷45～50，集中论述小儿护养、杂病诸候，共255论，是最早小儿病源症侯学的专题论述。唐代孙思邈非常重视小儿，认为“夫生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在他撰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继妇人之后，列“少小婴孺方”1卷，晚年又撰《千金翼方》，其中补充了大量的儿科资料，写成“养小儿第一”、“小儿杂病第二”：《外台秘要》是一部文献整理性医著，书中也比较系统地整理了唐代及唐以前的儿科学成就，汇成“小儿诸疾”两卷，颇能反映中医儿科在唐代的发展水平。

一、小儿护养

小儿初生，孙思邈提出减少感染破伤风的断脐之法和预防新生儿吸入性肺炎的方法，“小儿初生，先以绵裹指，拭儿口中及舌上青泥恶血，……若不急拭，啼声一发，即入腹成百病矣。”如果小儿初生不啼，则要用“葱白徐徐鞭”小儿背部，帮助小儿建立自主呼吸。

隋庸医家认为，小儿皮肤娇嫩，应多进行空气浴、日光浴锻炼，提高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诸病源候论》卷四十五“养小儿候”说：“小儿始生，肌肤未成，……宜时见风日”。同时，还认为小儿“不可暖衣，暖衣则令筋骨缓弱”，主张“薄衣”，并介绍了“薄衣之法”，即从秋天开始少穿衣，按小儿逐渐适应习惯，也是增强小儿体质的一种好办法。

新生儿的喂养也很重要，主张人乳喂养，《千金要方》还专门列有“择乳母法”。在“初生出腹”节中指出，乳母如果有发热、新吐下、酒醉、怒、新房过劳等，皆不可哺乳，否则，容易引起小儿疾病。还对哺乳的次数、姿势、宿乳的处理、防止噎乳等作了细致而具体的规定。

二、小儿生长发育规律的探讨

隋唐医家对新生儿的生长发育规律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概括为：“凡生后六十日，瞳子成，能咳笑，应和人；百日任脉成，能自反覆；百八十日尻骨成，能独坐；二百一十日掌骨成，能铺匐；三百日髌骨成，能独立；三百六十日膝骨成，能行。”（《千金要方》卷五)孙氏认为一般小儿均有这一正常发育过程，如果反常即是有病，须进行诊治。

小儿为“纯阳”之体的提出，始于唐末。《颅囟经》开篇即说：“凡孩子三岁已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当时所谓纯阳，系指元气聚集未散而言。后来经宋代钱乙、清代徐大椿、王盂英等人阐发。“纯阳”说有所发展，且作为指导临床用药的一种儿科理论。

三、小儿诊法小儿脉诊，晋代王叔和《脉经》已有论列，唐末《颅囟经》则更明确指出小儿脉候至数之法与大人不同。“若有脉候，即须一寸取之，不得同大人分寸”，认为小儿“呼之脉来三至，吸之脉来三至，呼吸定息一至，此为无患。”小儿指纹诊法，最早在唐代医家王超（生活于贞观年间）在《仙人水镜图诀》中提出，此书已佚，但后世儿科著作则有所转载。

四、小儿常见病证的认识和治疗隋唐医家对天花、猩红热、结核等小儿常见传染病的病机证候都有较为明确的认识。《诸病源候论》卷七描述“伤寒·登豆疮”说：“伤寒热毒气盛，多发疱疮，其疮色白或赤，发于皮肤，头作瘭浆。戴白脓者，其毒则轻，有紫黑色作根，隐隐在肌肉里，其毒则重”，其“疮痂虽落。其瘢犹黡，或凹凸肉起”，类似天花一类的传染病。

惊痫是儿科“四大症”之一。《诸病源候论》分列惊候、痫候等进行论述，大体包括各种原因所致的抽搐、惊厥一类疾病。《千金要方》归纳“候痫法”20条，从症状、体征诸方面进行鉴别诊断，使医者容易掌握。并提出惊痫重症的诊断标准，执简驭繁，方便临证，对于认识惊厥作出了有益探索。孙氏还主张用清热、镇静、息风、安神方法治疗惊厥，如龙胆汤等。《外台秘要》卷35则详列各种灸法，并提出“若风病大动，手足掣纵者，尽灸手足十指端，又灸本节后。”他们提出的治疗惊痫的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隋唐时期，儿科治疗方法丰富多彩，主要有内服、外治、针灸三类，内服药物的剂型有汤、膏、丹、丸、散等；外治法有洗浴、涂囟、敷脐、膏摩、滴鼻、掐(以讯代针）法，如孙思邈曾用十二味寒石散为末，粉扑小儿皮肤，治疗壮热不能服药的病症；针灸有针、灸两法，尤其是灸法在隋唐医家中用的较多，如孙思邈灸法40种，分治小儿多种病症，用途甚为广泛。

六、五官科

隋唐时期，太医署设耳目口齿科，标志五官科已从内外科分化出来，正式独立存在，对五官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把眼耳鼻咽喉口齿疾病总称为“七窍病”，使五官科病症有了更为紧密的归类形式。眼科史上早期重要专著《龙树眼论》的问世和装配义眼等，更反映了唐代多方面的眼科成就。

(一)五官科病症的早期总结

隋唐时，《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对前代零散的五官科病症进行了系统总结，所论及的五官科病症已达百余种，针眼、雀目、睢目(上险下垂)、鼻衄、鼻生疮、耳疮、耵耳、风冷失声、中冷声嘶等病均为首载。

从局部证候表现认识五官科病症，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如《诸病源候论》“人有昼而睛明，至瞑则不见物，世谓之雀目。”（巢无方等：《诸病源候论》，卷28，P119，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5年），对夜盲症视力随白昼和夜晚的不同，出现的规律性变化观察得十分清楚。《外台秘要》所载“脑流青盲眼”，指出“其障作青白色”(晶状体混浊)是我国正确描述白内障之最早者。

(二)五官秒疾病注重外治法

《千金方》、《外台秘要》共收载五官科方剂约600首，针灸处方40余个，外治法占着绝对的优势，而内服药疗法相对较少，其原因当与五官科疾病之特点有关。

眼科治疗方法中，以敷法最为常用，薰洗、滴眼、钩割等多种外治法与外科手术都有运用，洗眼时采用仰卧法、并以绵注洗目，盐汤洗目，以棉沾药液滴眼，或以新毛笔将药粉撒入眼内，表明多种局部给药方法的运用。《外台秘要》在“脑流青盲眼”(白内障)中提出“……此宜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这是我国医学著作中关于金针拨障术的最早记载。”杜牧(803～852)《樊川文集》亦记有擅长金针拨障术的两位眼科医生，他们对白内陋的病变位置、颜色、手术适应症、手术时间、手术并发症等已积有较丰富的经验。从当时多位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可看出唐代的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相当普通。应当指出：内服方药中的“神曲丸”(即后世有名的磁朱丸)，对早期白内随是有效的。此外，唐代医学家们对运用多种动物肝脏治疗目病以明目十分重视。

鼻病治疗以塞鼻为主,间有吹鼻、灌鼻、外敷等法。耳病治疗以塞耳为主。亦有少量点耳、吹耳、灌耳之方，喉病的治疗以含咽含漱法为主，并有热灼、含漱及刺手大指出血等。

此期所载五官科药方，多有详细的药物加工炮制相制作方法。眼科药已强调先捣后研再筛，或以绵滤之等，反映了五官科待殊用药要求已积有一定的经验。

(三)义眼的装配

唐代，我国已能装配义眼。如《吴越备史》记载：“唐制武选，以马上击球较其能否，有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遇此选。为铁钩所摘一目，睛迭……敕赐木睛以代之，木睛不知何木，视之亦明”，据考。周宝是唐武宗(840～846)时人。可知我国远在公元九世纪就能装配义眼。且形象逼真。视之如真睛。

(四)《龙树眼论》

眼科专著始于南北朝，我国最早见于目录文献记载的眼科书，惜已佚失。《龙树眼论》为眼科名著，系历史上有影响的第一部眼科专著，亦佚。曾载于郑樵《通志·艺文略》，白居易的病眼诗“案上漫铺龙树论，盒中空贮决明丸”中亦曾提到，可见当时流传较广。有人推测为隋唐间人托名印度佛学家兼医学家“龙树”(一说为菩萨名)所撰，并认为《医方类聚》所载之《龙树菩萨眼论》即为其书，待详考。

七、口腔科

口腔医学无论在口腔保健、口齿疾病认识和治疗方面此期都有较大进展，并在此时出现了多部口齿专著。据《新唐书》等文史书目记载有5种8卷，可惜均未能保存下来。所幸《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综合性医书，都有专述口齿疾患病因病机或治疗方药的篇章。

(一)口腔卫生保健

揩齿以保口齿清洁，当时已渐趋流行。其方法主要有“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两种，《处台秘要》中载有“每朝杨柳枝咬头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手指揩齿法见于晚唐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图”。至于洁牙剂，或为盐、或为药物散剂。《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就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多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之功。

另外，隋唐医籍对食物、药物在口齿保健上的宜忌也有所论述。如孟洗《食疗本草》指出：“砂塘多食则损齿。”

(二)对口齿疾病的认识

1、口吻疮(燕口)《诸病源候论》描述其证候为口两吻生疮，其疮色白如燕子之吻，故亦名“燕口”，“恒湿烂有汁”。类似今之口角炎。

2、滞颐，亦名口下黄肥疮《诸病源候论》指出小儿涎唾多流溢浸于颐，生疮黄汁出，浸淫肥烂。此类似小儿口周真菌感染。

3、舌上出血候《诸病源候论》载：“舌上出血如涌泉。”《千金要方》采用烧灼止血法治之，实为先进之技术。Rende氏1896年的报导为国外之最早者，Hanes氏1909年为该病命名。

4、牙周病《诸病源候论》中有牙挺候、齿动摇候、齿漏候等，分别描述了牙龈的炎性肿胀、萎缩、溢脓和牙体动摇等。《外台秘要》对牙周病的症状描述更为详细：“齿龈虚软而无脓血。……，其齿龈触动著即脓血出。又口疳，其齿龈不触，自然脓血出。”（王焘：《外台秘要》卷22，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其所述齿龈虚软而无脓血是牙周病早期，”至后期则牙周袋形成，潴留脓液，故触之即出脓血。“口疳”为牙周脓液破溃后的慢性阶段，故虽不能被及牙周袋，脓血亦自出。国外Toinac氏首先提到齿槽溢脓一词是在1839年。《外台秘要》对牙石进行了描述，这也是牙周病的常见症，并名之为“食床”；“或附齿有黄色物，如烂骨状，名为食床。凡疗齿看有此物，先以钳刀略去之，然后依方用药，不仅描写了龈上、龈下牙石，并且指出应用钳刀除牙石的技术。

(三)口齿病的治疗

1、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法。葛洪《肘后救卒方》已有记述，孙思邈继承其法且趋向完善。如：“一人以手指牵其颐以渐推之，则复入矣，推当疾出指，恐误啮伤人指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6上，七窍病上，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82），《千金翼方》更提出用竹筒保护手指，防止咬伤的办法。

2、牙齿充填术、《新修本草》已有牙齿充填用的银汞合金（银膏)：“其法用白锡和银箔及水银合成之，凝硬如银，堪补牙齿脱落”，目前牙齿充填所用之汞合金即由水银、银、锡、铜、锌以一定比例配制而成的。英国人Bell最初使用汞合金是在1819年。

八、针灸科

隋唐时期政府对针灸学相当重视，如唐太医署内已设针科。更重要的是隋唐医家积极从事针灸学科的临床实践，善于总结并致力进取，使本时期的针灸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有显著进步。

(一)针灸学说和理论之发展

隋代医家巢元方在阐释病因病机时，较多地将经络理论与脏腑学说结合起来。如“腰痛不得俯仰候”中说“肾主腰脚，而三阴三阳十二经八脉，有贯肾络于腰脊者，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

孙思邈强调脉诊对针灸的指导作用，如他在《千金要方》中指出“每针常须看脉，脉好乃下针，脉恶勿乱下针也”而在该书“平脉”卷之“三关主对法”中，就是脉诊与针灸结合之示范。

隋唐医京甄权继皇甫谧之后，曾对针灸孔穴进行厘定，并撰有《明堂人形图》、《针经纱》、《针方》等，惜均已佚失。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明堂》序称：将十二经脉各为一卷，奇经八脉复为一卷，合为十三卷，是腧穴按经络循行排列的较早文献记载。王焘亦对针灸俞穴进行了整理，采取以经统穴的方法，将所有腧穴均分列于十二经脉中，并分述各穴其取穴法、主治病症、施灸壮数等，共收352个经穴。

(二)针灸临床

在针灸临床方面，孙思邈创孔穴主对法。“穴名在上，病状在下，或一病有数十穴，或数病只一穴，皆临时斟酌作法用之”。这种形式犹如针灸临床手册，便于使用。孙氏并创保健灸法。他还发现了“阿是”穴之临床效果，其曰：“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苦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孙氏的阿是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临床所用不定穴、天应穴等，都从阿是穴演化而来。

孙思邈还创用了同身寸法，“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及“其言一夫者，以四指为一夫”（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29，P518，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这种同身寸的取穴方法，为医者提供了准确取穴的简便测算法，有利于针灸学的发展。

针灸治疗疾病种类，隋唐时期逐渐扩大，特别是《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针灸治疗广泛用于临床各科。《千金冀方》基本已按科分述疾病之针灸治疗，更有利于医者掌握并提高针灸治疗效果。灸治法已应用于多种专科疾病，是为隋唐时期灸法的特点。除上述《骨蒸病灸方》外，尚有苏敬《脚气灸方》、《外台秘要》灸诸瘿法、《千金要方》灸诸癫法、小儿灸法等，隔药灸亦趋多样化，如隔盐灸、葶苈子灸、豆鼓灸、麻花灸等，燃料则推祟艾火与槐木之火，反映了有唐一代灸疗法之蓬勃发展。

(三)长于针灸之医家及其著作

隋唐五代长于针灸的医家除上述已提及者外，较著名的尚有为唐高宗治风眩刺百会、脑户出血之秦鸣鹤，及用针刺治愈小儿鼻端生赘疣之狄仁杰等。史书记载针灸文献有16种，约24卷，均已佚失，存世者有唐《新集备急灸经》(是我国最早雕印之医书)，为范子盈等咸通二年(861)抄本。原藏于敦煌石窟，光绪末被伯希和盗往法国，有甲、乙本。除载有十五种疾病的灸疗方法外，尚收载了针灸禁忌。据研究，敦煌古医籍中针灸类尚有《灸法图》六卷，存残图18幅和部分残文；《灸经明堂》一卷，述一月三十日人身禁灸部位及针灸人神所致危害；《人神流注》，述一月三十日人神在身体部位；《黄帝明堂经》甲、乙卷，均有部分残损，记有十余个穴位的刺灸法及部位、主治等；《亡名氏灸法》、《针灸节妙》等，此外，杨上善撰《黄帝内经明堂》十三卷，又名《黄帝内经明堂类成》。日本仁和寺旧藏此书卷子本(1143年写本)残存卷一，小岛学古双钩摹钞，藏于宝素堂。光绪间杨惺吾氏获于日本，持归付印。

(四)按摩疗法迅速发展

隋唐时期的按摩疗法发展迅速，其特点是有了专科，并开始了专科教育，而在按摩内容方面更有充实且应用更为广泛。

据《隋书》记载，隋太医署中置按摩博士两人，《唐六典》记载隋时有按摩医生达240人，并分为按摩博士、按摩师、按摩生三个级别，说明隋代不仅有了按摩专科，且有规模较为庞大的组织结构，并纳入政府正式的医学教育体系。按摩科在唐太医署中虽仍为四科系之一。但按摩人数较隋代减少，唯增有按摩士这一新的层次。按摩科的职能、教育考试等见医学教育节。

隋唐埋藏的按摩方法大致可分为养生导引、天笔国按摩、老子按摩及外伤按摩、摩膏法等。在《诸病源候论》中附有较多的养生导引法，通过自我消息导引，达到健康祛病延年之目的。“脚气缓弱候”有：养生导引法：“舒两足从，散气向涌泉，可三通，气彻到，始收有足屈卷，将两手急捉脚涌泉，换足踏手……去肾内冷气，膝冷脚疼也”。天竺国按摩和老子按摩均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前者为随佛教传入之印度婆罗门法，共18式，后者则是道教的养生按摩法，共49式。隋唐时期在治疗跌仆操作损伤中开始应用按摩术。如《诸病源候论》卷36“腕伤初系缚候”中就指出需“善系缚，按摩导引，今其血气复也”，《唐六典》中则明确强调若遇“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而《理伤续断方》“医治理想补接次第口诀”中之拔伸、用力收入骨、捺正等手法，亦包含外伤按摩手法。此外，隋唐时期已开始借助器械和垫物按摩，如栉头理头保健即是一例。在《诸病源候论·又湿候》就记有“栉头理发，欲得多过”；“数易栉，更番用之”，栉是梳蓖的总称。上述栉头即梳头，而数易栉则是用不同的梳子、篦子，以梳头多遍，有按摩头部穴位、皮肤的作用，以流通血脉，疏散风湿，至元代《饮膳正要》发展为要“常梳头”的保健手段了。《理伤续断方》中则有在摩肩、腰、胸、背等部时，需用“软物，如缉片之类奠(垫)之”，这亦为后世直至现代按摩治疗所遵循，唐代医家王焘在《外台秘要》对逆产者施以脐上盐摩法，对脚气病亦有膏摩。对小儿液啼用摩几头及脊背的记载，《千金要方》亦将摩膏法用于儿科临床之中，按摩法已推广至妇儿科临床中。

九、法医学之进步

(一)检验制度的确定

由汉至唐是我国古代法律进一步发展完善时期，除唐律外，历代法律均已失传，唐律规定的法医检验对象有三：病者、死者、伤者，相当于今日的活体检查及尸体检查。“如不做诚实检验，将受到刑事处分：诸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贷南阁丛书本），这一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检验相当盛行，为防止检验人员作弊，才作出这一明文规定，该规定一直沿用到清代，成为历代检验制度的基础。

(二)唐律中与法医学有关的规定

1、损伤的法律定义与分类为了用刑法解决斗讼问题，唐律明确提出损伤的定义是：“见血为伤”。它包括伤后有血液流出或肉眼可见的皮下出血两方面含义，并且着眼于生前伤。唐律将致伤物分为三大类：手足、他物与兵刃。手足是以手足为例，即用头击之类也包括在内，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手足损伤，他物指的是“非手足者余皆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其所形成的损伤就叫他物损伤，兵刃所指是“刃为金铁，无大小之分，堪以杀人者”，其所形成的损伤叫作刃伤。以上三者以手足为轻，他物次之，兵刃为重。手足与他物殴伤与今日的钝器伤一致，刀伤与今日的锐器损伤一致。

2、损伤程度的判定与刑罚唐律对非致命性损伤分类很细，并由轻至重规定了相应的刑罚。这一分类及其鉴定标准可以归纳如下表所示：

唐律根据损伤程度和凶器性质规定的刑罚表（见附图）：损伤程度与凶器性质

刑罚

1、 斗殴手足殴人无伤笞40 2、斗殴手足殴人有伤(见血为伤)；以他物殴人无伤；以烫火未伤人；拨发不满方寸（《唐律·诈病·诈病死伤不实》，岱南阁丛书本）；鼻头出血各杖60

3、 以他物殴人有伤、拔发方寸以上至髡发不尽仍堪为髻者各杖80

4、 耳目出血；内损吐血；痢血

以手足者仗80以他物者杖100

5、 兵刃砍射人不着者杖100

6、 折齿；毁损耳鼻口眼；眇一目；折手足指；破骨；汤火伤人徒一年

7、 折二齿、二指以上；髡发徒一年半

8、 刃伤；折人肋；眇两目；堕人胎(母辜限内子死)各徒二年

9、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各徒二年

10、 折肢；骨移位；瞎一目等辜内未平服者——残疾、废疾各徒三年

11、 瞎两目；十指并折；折二肢；断舌；毁败阴阳——笃疾(及因旧患令至笃疾）流三千里

12、 以手足他物斗殴杀人者绞

13、 刃杀人及故杀人者斩

唐律没有象今天这样将非致命伤分成轻伤和重伤，但其中提到的残疾、废疾、笃疾，实际上就是不同程度的重伤，与将重伤分成三等相似。

唐律对于不同程度的损伤提出了明确的法医学鉴定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可以较准确地做出法医学鉴定，并据以决定判处何种刑罚。这些规定说明唐代的法医学活体检查相当严谨，且达到较高水平，在世界法医学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3、保辜

秦汉以来积累了大量活体损伤检查的经验，保辜即其中一条重要经验。

保辜之设，大概始于汉代，是为了确定受伤后经过一定时间死亡与损伤的因果关系而提出的。唐律对保辜有详细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水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受伤后立即经官检验，根据伤情按法律规定立下辜限。如果受伤者在辜限内死亡，依杀人罪论处；若在辜限外死亡，或虽死于限内但由于与损伤无关的原因而死，则各依相应的殴伤法治罪。

(三)其他与法医有关的规定

唐律对各种损伤与死亡种类的认识相当广泛，并均有相应的刑法规定。这些伤亡如受杖死，车马伤人，以物置人耳鼻，故意屏去人服用饮食之物，威力制缚人，恐迫人，使人畏惧致死；诈骗人死伤(如明知桥朽败，诳令人渡以致溺死)等。

共殴：对共殴伤人，须评定各伤轻重或进行死因竞争，而后处以相应刑罚：“诸同谋共殴伤人者，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若元谋下手重者，余各减二等；致死者随所因为重罪。”

堕胎：唐律规定：“堕人胎徒二年”，堕胎指的是在孕未生，因打而落。并且是在母亲所受损伤的辜限内子死，才按律治罪，若在限外子死，或虽死于限内，而子未成形，均无堕胎之罪。所谓“辜内胎落而子未成形”涉及胎儿发育到什么程度始受法律保护的问题，具有法医学的意义。

隋唐五代军事医学

一、军医的设立

《太平御览》载晋朝刘德“官至太医校尉”，《资治通鉴·晋纪》中记有武帝时程据为太医司马，又《晋书·刘曜传》所载刘曜被擒，石勒“使金疮医李永疗之”之事。可见公元五至六世纪时，朝廷已有专职治疗战伤的医生——金疮医。

北魏延昌元年（512年），“肆州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世宗下诏说：“亡者不可复追，主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魏书·过宗纪》）。以上太医校尉、太医司马、金疮医和折伤医,可能都是当时的军医。

两晋南北朝时，帝王及将帅出征，也多派遣太医，或有侍医跟随。

二、士卒的体检

历史上明文记载由医生对征募入伍士兵进行体检，首推齐东昏候萧宝卷在位之时以（499－501年）。《南史·齐本纪下》叙述其役政的腐败情形：“自永元（499年）以后,魏每来伐，继以内难，杨、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两，以此为率，远郡悉令上米，准行一人五十斛，输米既毕，就役如故。又先是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又东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诈病遣外。医巫所在检占诸属名，并取病身。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积年皆摄充将役，又追责病者租布，随其年岁多少，衔命之人，皆给货赂，随意纵舍。”从上可知，当时检查人丁是否可服乓役，不仅是医生，且有巫师在内。一方面，豪绅地主包庇应征募者逃役；一方面，巫医又借工作之便，勒索百姓钱财，放走合格的兵丁，而将有病、孱弱、贫穷的丁口充数。

三、有关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的记载

疾病对于人类生命的威胁，往往超过战争的杀伤力。战争中远行征伐，风餐露宿，容易发生各种疾病，是古代军事家早已重视的事情。三国时赤壁之战，战争还未开始，孙权主将周瑜就已断言：曹操“驱中国（指中原地区）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果然，曹军到江汉水网地区后，尚未接战，“军众已有疾病”（《三国志、周瑜传》）。

《魏书，武帝纪》中也记载：“公（曹操）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用引军还”。这里更把“大疫”作为曹军败还的第一位原因，赤壁大战之后半年，曹操在第一项军令中说：“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同上）。

在这一时期内，历史上所载战时多发病及流行病，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疫及大疫

北魏道武帝于皇始元年（396年）亲率“六军四十余万”，南下讨慕容宝，节节胜利，但至“皇始二年（397年）八月，丙寅朔，帝自鲁口进军常山之九门，时大疫，人马牛多死。帝问疾于诸军。对曰：在者才十四五。”（《魏书·太祖纪》）。泰常八年（423年），刘义符遣道济等救青州，“刁雍求将义兵五千要峻破之。（叔孙）建不听”说：“兵人不宜水土，疫病过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尽，何须复战？今不损大军，安全而返，计之上也”（《魏书刁雍传》）。

（二）疟疾、瘴气

梁武帝时（502～549年），殷钧任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郡境无复疟疾”（《梁书·殷钩传》）。

和平元年（460年）八月，魏文成帝拓拔睿行幸河西，“西征诸军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行军还”（《魏书·高宗纪》）。

（三）虏疮（天花）

葛洪《肘后方》所载之“虏疮”，说明天花在我国之流行乃由部队传播。

四、创伤的诊断和治疗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践医学的发展，使金创折疡的临证经验得到积累和发展。

《肘后方》介绍了危重创伤的早期处理，描写了颅脑损伤和外伤可导致大出血致死的部位。《外台秘要》卷20“金疮禁忌序”中引葛洪“凡金疮出血，其人若渴，当忍之。常用乾食并肥脂之物以止渴，慎勿咸食，若多饮粥荤，则血溢出杀人，不可救也。又忌嗔怒大言笑，思想阴阳，行动作劳。勿多食酸咸，饮食酒、热羹臛辈，皆使疮肿痛发，甚者即死。现代对创伤休克及出血性休克的处理，仍然采取这些措施。葛洪认为：“凡金疮，伤天囟、眉角、脑户、臂里跳脉（肱动脉）、髀内阴股（股动脉）、两乳上下、心、鸠尾，小肠及五藏之腑输（位于胸背，去脊柱三横指）皆是死处，不可疗也”颅脑损伤、肱或股大动脉出血不止，或内脏破裂，肋骨骨折所致的气血胸等证候，对现代医学来说也是严重的战伤。

刘宋时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是中国在痈疽金疮方面论述较详的第一本方书。刘涓子曾随宋武帝刘裕北征，在军中以善治金疮痈疽闻名。全书共载方140余首，其中治金痈疽方有34首。他还提出：如被有射网的毒箭所伤，可用兰子散解毒。如箭在肉中不出，可用半夏和白蔹下筛，以酒服。并说：“浅者十日出，深者二十日，终不住肉中”。

隋唐五代药物学

隋唐时期，海陆交通发达。使用药经验广泛交流，外来药物大量传入，尤其是唐代，政府重视药初学的发展，设置药园、促进了药物学的进步，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应用方面都很大的发展。

一、药物学的发展

唐代药物学的重大成就，首先是《新修本草》的编撰和颁布。这一部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性质本草的问世，标志着本时期的药物学已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此以后唐代还有《本草拾遗》、《食疗本草》等重要本草著作出现，使本时期药物学的成就更锦上添花，在药物学的发展史上，许多医药学家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之中不仅有苏敬等《新修本草》的编撰者，孙思邈、孟诜、陈藏器等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时期药物学的进步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药物品种、数量的增加和产地的扩大

这一时期本草文献所载药物救量上远远超过前代。《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种。梁·阁弘景《本草经集注》共收载药物730种，而《新修本草》所载药物已达850种，其中新载入的药物就有115种。其后陈藏器《本草拾遗》又拾取《新修本草》所遗药物680余味。药物来源、收集的品种以及所涉及的分布区域扩大而更加广泛了。除内地所产药物之外，有不少品种是来自边远地区甚或外国进口的药物，如《新修本草》增加的药物，有不少为外来药物。另据学者研究，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海药本草》中所记药物的产地40余处，以我国南方(如岭南、广州等)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如波斯、大秦、新罗等)为多。

(二)对药物认识的修正和补充

隋唐医家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对前代本草文献中所记载的药物功效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进行了补充，并且纠正了前人对药物认识的许多错误。如甄权所著《药性论》，在叙述药物功效时，就有一些新的补充。如指出“藕节捣汁，主吐血不止，鼻并出血”；羌活可“治贼风失音不语，多痒，血癞，手足不遂，……”等。《新修本草》更纠正了《本草经集注》中的许多错误，如陶云：“铁落，是染皂铁浆”，《新修本草》纠正说：“铁落是锻家烧铁赤沸，砧上锻之，皮落者也”。

(三)药物分类方法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药物分类方法上也较前代有了很大的进步。孙思邈在七品分类的基础上，还按照药物的功用分为治风、湿痹腰脊等65类，每类之下提出了若干主治药物，共1415种次(因同一种药物可以在不同类疾病中出现，)如“阴下湿痒第十八”下列举了木兰、五加皮、蛇床子等8种药物。“目赤肿痛第二十六”下，列举了空青、车前子、决明子等15种药物，每类药物对该项病症都具有一定的疗效。陈藏器《本草拾遗》载有“十剂”的内容，(1)即宣可去壅：(生姜、橘皮之属；(2)通可去滞：木通、防己之属；(3)补可去弱：人参、羊肉之属。(4)泄可去闭：葶苈、大黄之属。(5)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6)重可去怯：磁百、铁粉之属。(7)滑可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8)涩可去脱：牡蛎、龙骨之属。(9)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10)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这项药物分类方法和现代药物学的分类方法颇为相似，（一说“十利”的分类方法是北齐徐之才所创)对临床上起了直接指导作用，故为后世医家所乐于采用。

(四)药物炮制制剂理论的发展

甄权所著《药性论》中，补充了许多有关药物炮制制剂的内容。如连翘去心、瞻蜍取眉脂以朱砂、麝香为丸等。《新修本草》在其各药项下有不少炮制规定，孙思邈有《千金》两方中对炮制又作了详细的记述，并将其中同类的炮制品种作了归纳，在“合和篇”中作了专章讨论，指出：“诸经方用药，所用熬炼节度皆脚注之，今方则不然，于此篇具条之，更不烦方下别注。”较详细地记述了170多种炮制品，如乌头附子炮制，他强调“此物大毒，难循旧制……凡用乌头，皆去皮熬令黑，乃堪用，不然至毒人。特宜慎之。”又如地黄的炮制，《千金要方》是以熟地黄为名并记述采用蒸制法工艺最早的文献。地黄分为生熟，实自孙思邈始。

(五)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

隋唐医家在有关药物的采集、栽培、炮制和保管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中药大多是生药，且大多是植物性生药，在生长发育的各个时期，由于采集季节之不同，不同部位有效成分的含量往往各异，药性的强弱也多有差别。因此，生药的采集，应该在其含有效成分最多的时候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本草学著作，在《隋书·经籍志》载有《入林采药法》二卷等4种，8卷。这些本草著作的出现，表明本草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孙思邈进一步强调和发展了重视采药时节的重要意义，指出：“不依时采取，与朽木无殊”。他还提倡医家要自采药物。为了便于学者掌握时节和进行辨别，他对233种药物的采集时节以及阴干、暴干、火干等，进行了集中的论述，并于每味药名之下，简述了各家的意见，并加以说明，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药物采集的专论，对后世颇多影响。

有关药物的栽培，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栽种药材的药园，但方法和经验却未能传世。孙思邈总结和描述了二十多种常用药物栽培方法，从择地、选土、翻土、作畦、开垄、施肥、灌溉、下种、插枝、移栽、松土、锄草、收采，到采集、炮制、造作、贮藏、保管等各个环节，均一一予以记录，孙氏在药用植物栽培等方面，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

在药物的贮存和保管方面，隋唐医家也十分重视，如孙思邈讲到贮药的具体措施。这些理论和方法及其所用器具对药物防潮湿、防鼠、防霉变质等，都有着科学的根据和可靠的效果，在《千金翼方》中，孙氏更阐述了贮药库房之建筑规格和贮药柜的制备要求等。

(六)道地药材的整理和研究

由于土壤、气候、阳光、水分等自然条件各地不尽相同，药物产地对于疗效有着一定的关系，中药材强调道地是颇具科学性的。隋唐时期，国家统一，内外交通贸易畅通，学术交流繁荣，这就为医家进行道地药材方面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作出突出贡献者，应首推孙思邈。他明确指出：“按本草所出郡县，皆是古名、今之学者，卒寻而难晓。自圣唐开辟，四海无外，州县名目，事事惟新，所以须甄明即因土地名号，后之学者，容易即知，其出药土地。凡一百三十三州，合五百一十九种，其余州土，皆不堪进御，故不繁录耳。”于《千金翼方》中列节专论。孙氏此项工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方剂学的成就

隋唐时期，无论在临床实践还是方剂理论的总结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尤其是《千金》两方及《外台秘要》等书的问世，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方剂学的内容。

(一)大型方书的编撰

隋唐时期，在经方的收集和编撰方面成就显著。《四海类聚方》计二千六百卷，于大业十年撰成。但因雕本未行，流传困难，后又从中提取单方，名为《四海关聚单方》三百卷。唐之后均佚，唐代尚有闻名于世的孙思邈《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王焘《外台秘要》四十卷。还有《理伤续断方》及其它多种方书。

(二)化裁古方，创新应用

隋唐时期方剂学的成就中对古医方的化裁和创新应用是其重要的方面。如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化裁和创新了许多经方，张仲景《金匮要略》的当归生姜羊肉汤是治疗寒疝腹痛的一个扶阳补血的良方。孙思邈在此基础上，灵活化裁，扩大了治疗范围，用羊肉汤治疗产后风寒证兼腹痛：羊肉当归汤治疗产后风往来寒热无力、不能食；羊肉杜仲汤治疗产后腰痛咳嗽；羊肉生地黄汤治产后三日腹痛等等。再如小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等病。孙思邈加入黄芪一味，成了“黄芪建中汤”，主治“虚老里急，诸不足”，加入当归一味，成了“内补当归建中汤”，主治“妇人产后虚羸不足”等病。孙思邈组方原则尊古而不泥，继承而又善于发展。因此，清代医家张璐曾说“不读金匮方无以知千金之法源，不谈千金方何以广金匮之变法。”

(三)结合临床，创制新方

隋唐医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创制了大量有效的新方，如孙思邈在其两《千金》方中，就记载了许多新方。如温脾汤，千金犀角汤，小续命汤，独活寄生汤，温胆汤，苇茎汤等等，这些方剂一直被广泛长期应用。并流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三、食疗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我国食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食疗学思想的发展

1、洞晓病源”食治为先：隋唐医家在临证实践中，重视食治食养，《千金要方·食冶》继承了《内经》的食疗思想，提倡临床诊疗应“洞晓病源”，食治为先。强调食治的优点在于“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而药疗的弊端则在于“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不平，易受外患。”所以在食治和药治的关系上，孙思邈明确指出：“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孙氏的食疗思想对隋唐时期，乃至以后整个中国古代食疗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老年食疗保健：有关老年人饮食的适宜量，《千金翼方·养老食疗》载有“人子养老之道，虽有水陆百品珍馐，每食必忌于杂，杂则五昧相挠，食之不己，为人作患。是以食啖鲜肴，务令减少，饮食当令节俭，若贪味伤多，老人肠胃皮薄，多则不消，彭亨短气，必致霍乱。”孙氏这里强调的老年人的饮食量一定要适当，一次进食的数量和种类不要太多，调节饮食使其多样化。上述食疗观点，即使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合理的。此外，针对老年人的生理特点，隋唐时期医家己注意到了食品种类的选择问题。如孙思邈主张应“常学淡食”。以清淡素食为主。认为老年人食品应以“大小麦面、粳米等为佳。”而“非其食者，所谓猪、鸡、鱼、蒜、鲋鲙、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咸也。”具体食用方法则强调“食当熟嚼”，“乳酪酥蜜，常宜温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

3、妇产科应注意的食疗问题：这一时期医家对妇产科方面的食疗问题也给予一定的重视，《食疗本草》在收集众多食疗食品中，许多食品考虑到了妇产科的临床特点，提出了不同的食疗要求。如在“藕”条指出：“凡产后诸忌生冷物不食。唯藕不同生类也，为能散血之故，但美即而已，可以代粮。”昝殷《食医心鉴》对妇女孕产食疗方面则有一些更为具体的论述，如对妊娠恶食一症，强调治疗主要应靠“饮食将息”，认为只有“既得食力”，才能“体强色盛，力足养胎，母便健矣”，主张妇女孕后的调养应食补重于药补。还从分析妇女产后的身体条件出发认为患产后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血气虚损，因此成疾”。强调“药饵不知更增诸疾，且以饮食调理庶为良工耳。”

(二)食疗食物数量的增加和品种的丰富

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发展特别是本草学的进步，使食疗食物在数量和品种上均有了很大扩展。据统计，《千金要方·食治》共列出了可供食疗的药食物154条，计236种。《新修本草》中记载的可供食疗的食物亦有85种之多，而《食疗本草》中所记载的食疗食物已达261种，这些均较隋唐以前有了较大的增加。

食疗食物的品种亦更为丰富。如始载于《食疗本草》鱼类中的就有鳜鱼(桂鱼)、鲈鱼、石首鱼(黄花鱼)、菜类有雍菜(空心菜)、菠蓤(菠菜)等，米谷类有绿豆等，以上均为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疗食品。乳类制品，在隋唐时期的食疗中已大量出现。孙思邈强调牛乳能“补血脉，益心长肌肉，令人身体康强润泽，面目光悦，志气不衰。”唐代茶的种植已遍及全国五十多个州郡，还出现了由政府经营的花园，饮茶已成了一种风气，这对古代医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医家注意到茶叶的药用价值，茶叶逐渐成了一种却病延年强身保健的重要食疗食品。《新修本草》首先记载了茶叶的药用功能，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无毒，主瘘疮，利小便，去淡热渴，令人少睡。”《食疗本草》认为除直接泡茶饮用外，还可以取汁煮粥，《本草拾遗》主张茶“食之宜热饮”，并强调“久食令人瘦，去人脂，便不睡。”

另外，这一时期食疗方法亦很丰富。《食疗本草》所载除一般传统的“煮食”(如芥之叶等)外，有制成“粉”而食者，如鸡头子(芡实)，有制成“油”而食者(如荏子)；有制成“餺飥”(一种煮食的面食)而食音(如薯蓣)；有“生揉，醋淹”而食者(如白篙)；有作“酱“而食者(如芥)等。

四、对偏食副作用动物实验等方法之观察

对营养性疾病的认识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搞清脚气病的发病原因，唐代医家还作了一些有益的动物实验。如《食疗本草》载有：黍米“不得与小儿食之，今儿不能行，若与小描、犬食之，其脚变踒曲。行不正，缓人药骨，绝血脉。”陈藏器《本草拾遗》亦载有类似内容，如“懦米”条下载有：“糯米，性微寒……久食之，令人身软。黍米及糯，饲小猫犬，令脚曲不能行，缓人筋故也”。

隋唐五代中外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国富民强，百业兴旺，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交流，长安成了中外文化与经济交流的中心。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据《隋书》新、旧《唐书》等记载，其时与我国有过交住的地区和国家有九十余个。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其他种种因素，疆域也不断发生变化，在此只能就当时国家之属于现代的国家或民族地区为依据来讨论中外医药交流的问题。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如公元693年，新罗置医学博士二人，以中国医书《本草经》、《甲乙经》、《素问》、《针经》、《脉经》、《明堂经》、《难经》等科目教授学生。后又增加《新修本草》课程，显然是仿照中国医学教育而施行的。

中医的医学典藉如《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和《外台秘要》等陆续传入新罗。

公元796年，唐政府颁行《广利方》，令各州府县抄写流传。新罗当局得知，即遣使向唐政府请求该书，《刘梦得文集》载有刘禹锡于贞元十九年(803年)九月十七日代淮南杜相公论新罗请《广利方》所写奏本，由此也可见朝鲜政府对中国医学之重视。

朝鲜医学也传入中国。如《外台秘要》记载了“高丽老师方”。《证类本草·威灵仙》下记有：“唐贞元中，高阳子周君巢作威灵仙传云：先时商州有人重病足不履地者数十年，……遇一新罗僧见之告曰：此疾一药可活，但不知此有否?因为之入山求索，果得，乃威灵仙也。使服之，数日能步履。可见朝鲜僧在公元八世纪时已在中国活动和进行医疗。公元723年，唐政府颁行的《广济方》中强调应用高丽昆布治膀胱结气者（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9，昆布P.137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反映了唐代医家对朝鲜药材的重视和信任。

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朝鲜药材也较多见载于本草著作，如《本草拾遗》载有新罗产药材蓝藤根、大叶藻和昆布；《海药本草》里载有的附子等。此外，《海东绎史》卷26中载有新罗产药材土瓜、海石榴、海红花、茄子、石发、海松子、桃、榛子、腽肭脐等。

由上可见，隋唐两代特别是唐代，中朝两国医药相互交流之盛况。

二、中日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如公元608年，日本政府派小野妹子等来我国，其中有药师难波惠日、倭汉直福音等前来学医，可谓是日本最早派来我国学医的留学生。小野妹子学成后得《四海类聚方》三百卷以归（松尾东洋《皇汉医学沿革之展望》P10，《皇汉医学从书》第十四册，世界书局，1936年），惠日等在我国居住有十余年之久，于公元623年回国，携带有《诸病源候论》等书。惠日回国后在日本传播中国医学7年，又于公元630年和654年第二次、三次来中国深造。

以后，来华学医的日本学者，较著名的还有管原清、管原捤成等。此外尚有传到日本的药物，从日本著名皇家文物仓库“正仓院”收藏的药物可见一斑。公元756年日本圣武天皇逝世后，光明皇后把宫庭所存药品送到“正仓院”。其中有中药约60种，包括麝香、犀角、人参、大黄、龙骨、肉桂、甘草等，至今仍保存于正仓院中。

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公元701年8月，日本文武天皇颁布“大宝令”，其中的医事制度、医学教育、医官等设置，完全采纳唐制。如疾医令规定于中务省设正、佑、令使、侍医、药生等官职，宫内省设医师、医博士、医生；针师、针博士、针生；按摩师、按摩博士、按摩生；咒禁博士、咒禁生；药园士、药园生等职务，规定医生、针生分科习业，医生必修《甲乙经》、《脉经》、《小品方》、《集验方》。针生则必修《素问》、《针经》、《明堂》、《脉诀》、《流注经》、《偃侧图》、《赤乌神针经》等。学习年限：体疗、产科、针科均为7年；创肿、少小为5年；五官科4年；按摩、咒禁3年，上述这些明显具有唐代中国医学的特点。

除派遣留学生如和使者前来中国学习和考察外，日本还邀请中国学者去日本讲学和教授。如公元754年，我国高僧鉴真应邀东渡日本。他在传律讲经同时，还传授中国医药知识、鉴别药材的方法等，对日本双方医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中国医药传入日本以后，得到日本朝野重视，在日本出现了许多以研究中国医学而著称的学者，他们撰写了不少研究中国医学的巨著。如公元808年日本平城天皇的侍医出云广真等编成《大同类聚方》100卷，就是参考传入日本的中国医籍《黄帝内经》、《针经》、《脉经》、《甲乙经》、《小品方》、《新修本草》等书而成的。据藤原佐世所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91)所载，当时日本官方所存中医药书籍已达163部，1309卷。其中包括不少后来在我国散佚的书，如《新修本草》、《小品方》、《集验方》等。这些书都是通过日本来我国的使节、僧人、留学生，以及赴日的唐人带去的，可见中医当时在日本之鼎盛。

三、中越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佺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玉堂闲话》记载，当时有中国人申光逊者，曾治愈一越南人之脑痛症，唐代名医孙思邈在越南被当作医神塑于先医庙中供奉。

在中越互相交住中，越南医药也通过贸易通商相互赠礼品，不断传入中国。如位于今越南中部之林邑国(至十五世纪时为越南黎王朝所并)，曾多次遣使来中国。带入沉番、琥珀、犀角等等药物。

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如白花藤、丁香、庵摩勒、毗黎勒、詹粮香、诃黎勒、苏方木、白茅芋香、榈木等。此外，越南的成药也有传入。如《太平广记》引《宣室志》称：“安南有玉龙膏，能化银液，唐韩约携以入中国”。因此，在中越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四、中印医学交流

隋唐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盛行，中印之间关系更为密切，不少僧人互相往返，促进了中印之间的医药交流。

公元629～645年间，唐朝僧人玄奘在印度取经，曾有《大唐西域记》，给我们提供了印度医学随着佛教而传入我国的线索。如该书记叙：“其婆罗门学四吠陀论：一曰寿，谓养生缮性；二曰祠，谓享祭祈祷；三曰平，谓礼仪、占卜、兵法、军阵；四曰术，谓异能、伎数、梵咒、医方。……”“病死：凡遭疾病，绝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痊愈；必未瘳差，方乃饵药，药之性类；各种不同；医之工伎，占候有异。”（玄奘：《大唐西域记》卷2）。

唐僧义净，于公元671年去印度，在印度渡过了二十五个春秋，已向印人介绍过中国的本草学、针灸学、脉学、延年益寿术等知识。他还对中印两国的药物作了比较，曰：“须知西方(指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玄奘取经称作西域的地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他和玄奘的活动足以说明中印、中尼、中巴之间的医药交流在唐代是很繁荣的。

隋唐时期也大量传入了印度医药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等。

在中印僧人翻译的不少佛经中，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的内容。如隋代天竺三藏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其中有用药物苏摩罗(栀子)、因陀罗波尼草(香附子)等多种药物、香科制成的药丸并加咒语治一切“鬼病”恐怖症；唐义净三藏译《佛说疗痔病经》、《曼殊宝利菩萨咒藏中一字咒王经》，前者介绍了痔的分类，后者介绍用咒语及配合药物治疗内、外、妇、五官等科疾病。医药内容随佛经传入，是中印医学交流的一个途径。而佛经是随佛教而来，译述佛经者亦是高僧。因此，佛教在中印医学教流中亦起了促进作用。

此外，尚直接译进了不少印度医籍。据《隋书》、《唐书》记载有十一种，七十八卷。王焘《外台秘要》中曾引用“天兰经论眼”，也说明印度眼科专著已引起当时中国医学家的重视。

隋唐时期，有不少印度产药物，作为贡品传入中国。如：郁金香、龙脑香等等。

隋唐时期，印度医也有来华者，以眼科医为多。刘禹锡曾有《赠眼医婆罗门诗》（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7，P51，四部丛刊缩编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就是印度限医一例。此外有印度来华的“方士”，如曾为唐太宗炼制丹药的那罗迩娑婆及总章元年（668）来华的婆罗门卢伽逸多等，（同（3）卷51，P887），这些方士皆是兼识医药者。

印度医药的大量传入，影响及当时中国的医学，因而在隋唐时期完成的医药著作中，印度医学理论的“四大”说，均有述及。如《千金要方》中曰：“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1，P3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外台秘要》则曰：“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风火，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上地大也……”（王焘《外台秘要》，卷21，P562，人民卫生出版社，1655），除理论外，医方、医法也有传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中记载有耆婆方十余个及天竺按摩法：《外台秘要》除载有“天竺经论眼”外，还有转引之“近效莲子草膏”（王焘《外台秘要》，卷31，P851，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千金翼方》中的咒禁内容及隋唐咒禁科的出现，显然也受到印度佛教医学之影响。

五、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学交流

公元七世纪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了伊斯兰教国家，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中国与大食的交往甚频繁，在公元615～789年间，大食正式遣使来唐者有37次之多。其使携带来献的方物中包括有药物，《宋史·大食传》也记曰：“唐朝永徽以后屡次入朝而献方物。”据《本草纲目》记载来自大食之药物有：马脑、无名异、阿芙蓉、薰陆香、麒麟竭、苏合香、无食子、诃黎勒、丁香等。大食是唐代对阿拉伯帝国之称呼。故宋、明记载之大食国产药物，当多系隋唐时传入的。

隋唐时期，中国的炼丹术、脉学、本草等内容也传入阿拉伯。如生活于相当宋兴之世的誉为医学名父的伊本·西拿，西欧人称阿维森纳(980～1037)的著作《医典》中就有受中医学影响的迹象，如《医典》记述的48种脉象中，有35种与中医脉象相同；关于糖尿病患者尿有甜味，高热病人有循衣摸床的征象以及药物来源等。因而，《医典》也是隋唐时期中阿医药交流的反映。

古比波斯，即今之伊朗，在整个唐代都有波斯商人来中国经商。公元647～762年间，波斯使节来中国有28次之多，不少使节携有香料、药物等。

如公元730年波斯王子继忽婆来朝献香药、犀牛等，中国本草中还记载有密陀僧、绿盐、阿月浑子、无石子、阿魏等波斯传入药物，可见皮斯药物也丰富了中国药学的内容。不少中国化了的波斯人及其后裔，也对中医学作了重要贡献，如唐末五代著名诗人兼药学家李珣，传为波斯商人李苏沙之后，其家以贩卖香药为业，有丰富的海药知识。他撰有《海药本草》，基本上是一部总结和记述波斯等海外传入中国药物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国也有许多药物向阿拉伯国家输出。如肉佳、芦荟、樟脑、生姜等。依宾库达特拔之《省道记》载中国。出口货有戈菜伯、吉纳胶、芦荟、樟脑……肉桂、生姜等”。

六、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医药交流

隋唐时期，在今之东南亚有诃陵、堕婆登、狮子国等古国，与我国的交往也很密切。诃陵，又名阇婆，即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元和八年，道使献……频加鸟并异香；”“十三年十一月，献……玳瑁盖、生犀等”。此外还有诃陵商人传入的医方。据苏颂《图经本草》记载：“破故纸，今人多以胡桃合服，此法出于郑相国。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有五，越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传此方并药”。讫今为临床常用之温补肾阳用方。堕婆登国在诃陵国之西（当亦在爪哇、苏门答腊一带)“贞观二十一年，其王献古贝、象牙、白擅等”。

地处丝绸之路中段的古国如吐火罗、罽宾、个失密、泥婆罗等国，在隋唐时期与中国的往来也密切，随着相互的贸易往来，医药上也得到交流。如：

吐火罗国（古之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曾多次遣使进贡。“开元八年。献……异药。至十二年。遣使献胡药乾陀罗等二百余品。……十八年。巡使献红颇梨、碧颇利、生马脑、金精及质汗等药”。

罽宾（为西域古国名）、指今阿富汗东北一带地方及克什米尔一带。唐代称个失密，或作迦湿迩罗，即克什米尔的古译，据史书记载罽宾与中国的交流有：“贞观十六年，遗使献耨特鼠，喙光而尾赤，能食蛇。有破蛇螫者，鼠辄嗅而尿之，其疮立愈”。“开元七年，遣使来朝，进《天文经》一夹，《秘要方》并蕃药等物”。个失密“开元初遣使来朝。八年……献胡药”。

泥婆罗国，指今尼泊尔，“（贞观)二十一年，遣使献波蓤菜、浑提葱”。此二者皆为药物。

在隋唐时期史书中所记载的与之有医药交流的国家尚有昆仑、拂懔等。

昆仑，我国唐代前后，泛指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同时，我国古代又称黑肤人为昆仑，故从广义讲，昆仑亦包括了今部分非洲国家。唐本草中记载来自昆仑的药物有木香、益智子，肉豆蔻、骨路支、滨榔、丁香、檀香、阿魏、苏方木、白檀香等。

拂懔，又作拂临、拂林、拂菻即汉之大秦。隋唐时所谓拂菻即东罗马帝国。

据《新唐书》记载，拂菻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欧阳修《新唐书》卷211下，P6260，中华书局，1975年），是穿颅术从国外传入中国之记录，《旧唐书》则载有“乾封二年(667年)迫使献底也伽”，说明七世纪中期，底也迦已从拂菻传入，而在显庆二至四年(657～659)编写的《新修本草》中已有“底野迦”的记载，曰“出西戎”，则也是一个旁证。底野迦是由许多种药物制成的，其中含有鸦片。提制鸦片的植物为罂粟，也是从唐代才为唐医家陈藏器以“罂子粟”为名收入他的本草著作《本草拾遗》中。

隋唐五代名医传记

一、许胤宗

许胤宗，一作引宗，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二年(536)，卒于唐武德九年(626)，享年九十余岁。许氏乃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曾事南朝陈，初为新蔡王外兵参军、义兴太守；陈亡后入仕隋，历尚药奉御，唐武德元年(618)授散骑侍郎。

许氏以医术著名，精通脉诊，用药灵活变通，不拘一法。公元六世纪中，他曾用药物薰蒸法为陈国柳太后治病，时太后病风不能言，口噤不能服药，他以黄芪防风汤置于床下，薰蒸令药气如烟雾，入病人腠理而奏效，当晚太后能言，胤宗因此授义兴太守。

许氏诊病问疾，重视切脉，以探求病原，主张病药相当，不宜杂药乱投，唯须单用一味，直攻病所。一生诊脉用药，独具特色。

二、甄权

甄权，约生于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卒于唐贞观十七年(643)许州扶沟(今河南扶沟）人，因母病，与弟甄立言，精究医术，专习方书，遂为名医。甄权于针灸术造诣尤深，兼通药治。一生行医，活人众多：隋开皇初(581)曾为秘书省正字，后称病辞职。甄权通颐养之术，提出吐故纳新可使肺气清肃，是健身延年的有效方法；并主张饮食不必甘美。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亲临其家，访以药性及养生之道。授其朝散大夫，并赐寿杖衣物。当年寿终。

甄氏一生著述颇多，绘有《明堂人形图》一卷；撰有《针经钞》三卷、《针方》、《脉诀赋》各一卷，《药性论》四卷。这些著作均已亡佚，其部分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著作，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三、甄立言

甄立言，甄权之弟，生于南朝梁大同十一年(545)，卒于唐贞观年间(627～649)。唐武德年间(618～626)升太常丞，与兄甄权同以医术享誉当时。立言医术娴熟，精通本草，善治寄生虫病。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本草集录》二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均己散佚，部分佚文尚可在《千金要方》和《外台秘要》中见到。他的《古今录验方》如《外台秘要》所引进“消渴小便至甜”是我国有类糖尿病的最早记载。

四、孙思邈

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唐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约生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卒于唐高宗水淳元年(682)，享年101岁（关于孙思邈的生年说法很多，主要有三种，一般较公认的是生于隋开皇元年（581）之说：另有生于是西魏帝太统七年月日（541）；还有生于染天得篮十四年（515）之说，这里取公认的说法）。

孙氏少时体弱多病，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以医为业，刻苦研习岐黄之术。成年以后，他曾隐居在太白山(今陕西境内)从事医学及炼丹活动。永徽三年(652)著成《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咸亨四年(673年)曾担任尚药局承务郎，上元元年(674)即称病辞归。永淳元年(682)，著成《千金翼方》三十卷。同年孙思邈去世，遗命薄葬。子名行，天授中(690～692)曾任风图侍郎，孙名溥，曾为萧县(今安徽萧县)县丞。

孙思邈历经隋唐两代，是一位知识渊博、医术精湛的医家。他诊病治疗，不拘古法，兼采众家之长，用药不受本草经书限制，根据临床需要，验方、单方通用，所用方剂，灵活多变，疗效显著。他对民间医疗经验极为重视，经常不辞辛劳地跋山涉水，不远千里访询，为得一方一法，不惜千金，以求真传。他不仅精于内科，而且兼擅外科、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眼科，并对摄生、食疗、针灸、预防、炼丹等都有研究，同时具有广博的药物学知识和精湛的针灸技术。

孙氏一生以济世活人为己任，对病人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他提出“大医稿诚”，要求医生对技术要精，对病人要诚。他认为医生在临症时应，认真负责，不得问其贵贱贫富，一样看待；治疗中要全心赴救、不得自炫其能，贪图名利（见《备急千金要方》·序例·太医精诚，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宋本）。这也正是他身体力行，躬身实践的写照。他曾亲自治疗护理麻风病人达六百余人，他的高尚医德足为百世师范。

孙思邈积八十余年医学经验，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较全面地总结了自上古至唐代的医疗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丰富了我国医学内容。他的医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发展了张仲景的伤寒论学说，并集唐以前医方之大成。诊断学上把对疾病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治疗学上创用了新的医疗技术；药物学上，重视地道药材以及药物的种植采集、炮制和贮藏；在妇幼保健方面，强调妇幼设立专科的意义，为小儿、妇产建立专科创立了条件；在针灸方面绘制彩色三人明堂图，创孔穴主对法，提倡阿是穴及同身寸法，对针灸发展有促进作用，并且，丰富了养生长寿理论，讲求卫生，反对服石。

孙氏的著作，除上述外，史志见载的颇多，大多已散佚无存。主要有：《千金养生方》一卷、《千金髓方》等18种，此外，现尚存世之眼科专著《银海稍微》乃托名孙氏之著。

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受到历代人民的热爱和拥戴。他死后，人民为他修庙立碑，直至今日他的家乡陕西耀县孙家塬还有孙氏祠堂，内有孙氏塑像。耀县药王山有药王庙、拜真台、洗药池、太玄洞等孙氏活动遗迹。

五、张宝藏

张宝藏，字澹，唐栎阳（今陕西临潼)人，约生活于公元六世纪。唐贞观年间(627～649)，宝藏年已七十，任金吾长，时太京李世民患气痢，诸医屡治无效，于是下诏征医方，宝藏曾患此疾，服乳煎毕拨方而愈，他具疏此方以。太宗服药后，痢即全愈。宝藏因此授三品文官为鸿胪卿，是我国医学史上官爵最高者。

六、崔知悌

崔知悌，许州鄢陵(今河南鄢陵)人，约生于隋，大业十一年（615），座于唐垂拱元年(685)，享年70岁，崔氏出身宦族，历任洛州(今河南)司马、度支郎中、户部员外郎，唐高宗时升殿中少监，后任中书侍郎，唐咸亨中(670～674)为尚书右丞。调露元年(679)官至户部尚书。

崔氏素好岐黄之术，于政事之暇，喜从事医疗活动。擅长针灸，临床诊治，审病制方颇多新意，其著述以《骨蒸病灸方》最为著名，被收入《外台秘要》名为“灸骨蒸法图”，即世传崔丞相灸法。他的著述、文献可考的主要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产图》一卷，均已亡佚，可于《外台秘要》中见其梗概。另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七、张文仲

张文仲，约生于唐·武德三年，(620)，卒于唐·圣历三年(700年)。唐御洛州洛阳（今河南洛阳)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为侍御医、后至尚药奉御。文仲通医理，尤功风与气之研究。他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若不能区分，会延误病机而致死亡；治疗气病与风疾，医药虽然大抵相同，然而人性各异。脚气、头风、上气，常须服药不断，其余则隋病情发动，临时治之。患风气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时节，要得通泄、即可不患重症，（《旧唐书·张文仲传第141，卷191，中华书局1975年月日第一版》，时武则天令其集当时名医共同编撰风气诸方，并诏麟台监王方庆监其修撰。文仲撰四时常服及轻重大小诸方十八首，以表奏上。另撰《随身备急方》三卷和《法象论》一卷，均佚。《外台秘要》中可见其部分内容。

八、韦讯

韦讯，道号慈藏，约生于唐贞观十八年(644)，卒于开元二十九年(741)。唐京兆府（今陕西关中）人，曾为道士，精医术，则天时(684～690)为侍御医，与当时名医张文仲、李虔纵齐名，曾奉诏与张文仲为苏良嗣诊疾。中宗景龙年间(707～710)任光禄卿，掌御膳食，时年已古稀，不久告老还乡。他施药济人，巡医于民间，常带一条黑犬随行。玄宗重其术，召其入官，擢官不受，回归故里，世仰为药王。玄宗赐号药王，死后配祀药王庙。

九、王焘

王焘，约生于唐总章三年(670)，卒于天宝十四年(755)，(今陕西县)人，其曾祖父王珪为太宗朝宰相。祖父祟基，父茂时，王焘为次子，其兄光大，司勋郎中。焘有二子，长子遂，曾为大理寺卿，次子遘，曾为苏州刺史。

王焘幼年多病，年长喜好医术，其母疾病弥年，有感于不明医者，不得为孝子，遂立志学医，八世纪初他曾任职于弘文馆(唐代国家藏书处)长达二十余载，在此期间，他博览古代医学文献数千卷。凡所览阅之书，均遂条采摘记录，积累了大量资料。天宝年间(742～755)他因故被贬至房陵(今属湖北)，后出守大宁。正值当地疾病流行，王氏取所录经方，亲施方药，疾者多获救治，遂立志编撰一部医方大全。于天宝十一年（752）著成《外台秘要》四十卷传世。他的另一部著作《名台要略》十卷，为《外台秘要》之简本，惜已亡佚无存。

十、鉴真

鉴真，俗姓淳于，唐代佛学大师，生于唐垂拱四年，（688），卒于广德二年（764）。

鉴真原籍广陵江阳（今江苏扬州），幼时家境清贫，长安元年（701）14岁时，随父在扬州大云寺（后改名去兴寺）出家，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他从道岸禅师受菩萨戒。景龙初年（708）随师到洛阳、长安，屡从名师受教。开元元年（713）回到扬州时，他已成为对佛学具有较深造诣的高僧，任扬州大明寺主持。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日本遣僧人荣睿、普照随遣唐使来我国留学，并邀请高僧赴日弘法授戒。天宝元年（742））鉴真接受日本接连人邀请。天宝二年（743）鉴真和他的弟子祥彦、道兴等开始东渡。十年之内五次泛海，历尽艰险，均未成功。第五次东渡失败后，62岁的鉴真大师双目失明，他的大弟子祥彦圆寂，邀请他的日本僧人也病故了，但他东渡宏愿始终不移。唐天宝十二年（753）十一月十五日，他率弟子40余人第六次启程渡海，同年在日本萨秋妻屋浦（今九州南部鹿儿岛大字秋月浦）登岸，经太宰府、大阪等地，于次年入日本首都平城京（今日本奈良），受到日本朝野僧俗的盛大欢迎。

鉴真是我国第一位到日本开创佛教律宗的大师。当时日本天气皇、皇后、皇太子和其它高级官员都接受了鉴真的三师七证授戒法，皈依佛门弟子，唐乾元二年（759年，即日本天平宝字三年，鉴真在奈良效区创建招提寺，并著有《戒律三部经》刻印流传，是日本印板之开端。

鉴真通晓医学，精通本草，他把我国中药鉴别、炮制、配方、收藏、应用等技术带到了日本，并传授医学，热忱为患者治病，至德元年（756，日本天平胜宝八年），鉴真及弟子法荣治愈圣武天皇病，当时鉴真虽已双目失明，但他以口尝、鼻嗅、手摸来鉴别药物真伪，辨之无误，因此他在日本医药界享有崇高的地威望，人称为汉方医药始祖，日本之神农。日本医史学家富士川游在《日本医学史》中指出：“日本古代名医虽多，得祀像者，仅鉴真与田代三喜二人而已”（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

鉴真于唐广德二年（764即日本天平宝字七年）五月六日圆寂。葬于日本下野药师寺，立塔立方形，正面题鉴真大和尚五字。《日本国见在书目》中，著录有“鉴上人秘方一卷”，又作《鉴真秘方》，其书久佚，佚文可以《医心方》中考见。

十一、秦鸣鹤

秦鸣鹤，里籍不详，生活于公元七世纪，曾与张文仲同为唐高宗侍医，医术精湛，针灸技术娴熟。时高宗苦风眩，头重目眩不能视，秦氏诊查后认为是风气上逆所致，砭刺头部微出血，即可愈之。则天皇后闻而大怒，说天子头上，岂可放血？此罪当斩，高宗李治认为医生诊病论疾，不可加罪，且头重目眩，不堪忍受，出血未必不佳。秦氏刺其百会及脑刻穴，微放血而愈。则天皇后于帘内拜谢，并赐物奖之见（旧唐书·高宗纪下第五，中华书局1955年第一版）。

十二、宇陀宁玛·元丹贡布

宇陀宁玛·元丹贡布（gYu-thog rNying-ma Yon-tan mGon-po)公元708年出生于拉萨西郊堆龙·吉纳的医学世家。他的曾祖父洛哲希宁是藏王松赞干布的御医，祖父斋杰加戓巴扎是藏王贡日贡赞和芒松芒赞的御医。相传宇陀三岁时，从父琼布多杰学习藏文写读、读经，五岁时随父受“日露化学”和“药师佛修习法”等佛教密宗之开许仪轨。宇陀宁玛·元丹贡布表现非凡的天赋，受到父亲的悉心教育培养。

宇陀在家庭教育和医药世家的熏陶下，勤奋好学，从青少年时代起，在医学方面就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宇陀与王室太医、内地医家东松冈瓦有着深厚的师徒情谊，东松冈瓦将自己的医著《医治痫症·生命轮》(gZa'-bCos，Srog-gi'Khor-1o)、《医治狂犬证·匕首轮》(Khyi bCos sPu-gri'i'Khor-lo)、《医治痉症·相轮》(Bya-bCos mTshon-gyi'Khor-lo)三部书相赠。

宇陀在青年时期，曾先后两次去天竺求学，第一次留学历经四年之久，第二次游学，往返共一年零八个月，返回吐蕃后，一面医治病人，一面向门徒传授医术。

三十八岁时，宇陀第三次到天竺各地游学四年，广投名医。特别在名医美旺(Me-dbyang)尊前，聆听了《医六十万》（gSo-dpyad'bum-pa)《医续晶鉴》(rGyud-gSel-gyi Me-long)《月王药诊补遗》（Somaratsa kha-skong)等等，在班钦·旃陀罗比尊前，受了《仙人耳传》（Drang-srong Xyan-brgyud)和《八支论》(Yan-lag brGyad-pa)等众多医学论著。返回吐蕃，行医授徒，成绩卓著。赞普赐予他塔、工、琼三处封地，并在工布曼隆沟修建寺院，培养医生，加工药材，炮制成药，行医治病，搜集民间药方。嗣后，他带领门徒往内地五台山朝佛，向僧医阿尔雅恳求医道，听受了《配方宝》(Sbyor-ba'iphreng-ba)和《内科藏义》（Byang-Khog Don-khrems)等很多的特殊的医训教言。

四十五岁时，宇陀以早期吐蕃医学为基础，吸收了汉地、天竺和各方的医学，历经二十多年的心血，撰成名传千古的医学巨著《四部医典》。

鉴于宇陀·元丹贡布在藏医学上的杰出成就,藏族人民尊称他为“医圣”和“药王”。

十三、王冰

王冰，号启玄子，又作启元子。约生于唐景云元年(710)，卒于贞元二十年(805)，里居籍贯不详，唐宝应中(762～763)为太仆令，故称为王太仆。

王氏少时笃好易老之学，讲求摄生，究心于医学，尤嗜《黄帝内经》，曾“于先生郭于斋堂，受得先师张公秘本”。自天宝九年(750)至宝应元年(762),历时十二年之久，注成《素问》24卷，合81篇，王氏对运气学说很有研究，其理论见解记述于补入的七篇大论的注释中，为后世运气学说之本。他对辨证论治理论也有所发挥，如治疗元阳之虚，主张“益火之源，以消阴翳。”而治疗真阴之竭，则提出“壮水之主，以制阳光”，这是迄今临床治则的名言。

王氏另有《玄珠》一书，宋代己佚。世传还有《玄珠密语》十卷，《昭明隐旨》三卷、《天元玉册》三十卷，《元和纪用经》一卷等，皆后人托名之作。

十四、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及医学家。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卒于会昌二年(842)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因担任过太子宾客，故称为刘宾客。

禹锡自幼体弱多病，经常廷医服药。对医药颇有研究。三十年持之以恒，遂成良医。治病用药，讲求实效，不固守古法，提出“弭病于将然之先，而以攻治为后”的预防思想，治病善用单方、验方，并重视收集整理民间医药经验。他曾奉诏参加编撰本草和经方，著有《传信方》二卷，此书包括他在连州时，薛景晦送他的十通方及民间经验效方共五十余首，因每方皆有所据，故以传从为名。其内容涉及临床各科，兼载急救内容，用药具有简、便、廉之特色。

十五、昝殷

昝殷，唐代蜀地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约主于唐贞元十三年(797)，卒于大中十三年（859)，昝氏精医理，擅长产科，通晓药物学，唐大中年间(847～852)，他将前人有关经、带、胎、产及产后诸症的经验效方及自己临症验方共378首，编成《经效产宝》一书，共三卷。

此外昝氏对摄生、食疗也颇有研究。他的食治医方多具取材容易、价廉效验之特点，著有《道养方》、《食医心监》各三卷，今亦存。

十六、甘伯宗

甘伯宗唐代人，生平里籍未详，曾编撰《名医传》七卷。此书集自三皇至唐代名医一百二十人传记，是我国最早之医学人物传记专著，后人称之为《名医大传》或《名医录》。宋代许慎斋将此书人物增至五代时，名为《历代名医探原报本之图》，是一部有传、有图、有赞的医家史传，惜原书早已亡佚，其部分内容散见于宋代《历代名医蒙求》之中。

十七、李珣

李珣，字德润，五代时前蜀梓州(今四川三台)人，生活于九、十世纪。李珣祖藉波斯，其先祖隋时来华，唐初隋国姓改姓李，安史之乱时入蜀定居梓州，人称蜀中土生波斯。李珣兄妹可考者三人，珣为长兄。其妹李舜絃为蜀主王衍昭仪。其弟李玹，字延仪，人称李四郎，喜游历，好摄生，尤以炼制丹药为趣，倾家之产不计，以鬻香药为业，曾为王衍的太子率官。

李珣对药学颇有研究，他曾游历岭南，饱览南国风光，认识了许多从海外传入的药物。著有《海药本草》六卷，以引述海药文献为特点，据现存佚文统计，全书收录药物124种，其中96种标注外国产地。如：安息香、诃梨勒出波斯，龙脑香出律因，金屑出大食国。此外书中记述了药物形态、真伪、优劣、性味、主治、附方、服法、制药法、禁忌、畏恶等。有些条文兼载药名解释。书中收载的海桐皮、天竺桂、没药等为当时其它本草著作所未载。惜原书至南宋已佚，其内容散见于《政类本草》和《本草纲目》等著作中。

十八、韩保升

韩保升五代后蜀(今四川）人，约生活于公元十世纪，生平籍贯史书无载。后蜀主孟昶在位时（934～965)，他任翰林学士，曾奉诏主修《本草》。他与诸医详察药品形态，精究药物功效，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考了多种本草文献，进行参校、增补、注释、修订工作，编成《蜀雹广英公本草》，简称《蜀本草》，共二十卷，附有《图经》，由孟昶作序，刊行于世。

《蜀本草》内容较苏敬的《新修本草》更为详尽。惜原书己亡佚，其文多为宋唐慎微的《证类本草》及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所采录，在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隋唐五代少数民族医学

隋唐五代医学著作

两宋时期医学

公元960年，赵匡胤废除了后周恭帝，自己登上皇位，建立宋朝，以汴粱(今开封)为都城。继而又结束了五代十国封建割据局面，中原暂告统一，但与当时的北方辽国，西方的西夏，仍然对峙。其后历经九帝，至1126年，被北方倔起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攻占汴粱，徽、钦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滋宗九子康王赵构渡江移都于临安(今杭州)，亦经九帝，至1279年为蒙古人所灭，史称南宋。两宋共计319年。

宋朝实行中央集权，赵匡胤即位初期，一方面用计谋令部下交出军权，由他统一掌握，另一方面着重文治，在国家职能上，增强文职官员对国家大事的筹划，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选贤任能。在经济方面，宋代徭役税收在不同地区较有减轻，加上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文化进步，宋代初期社会生活确曾出现了比较繁荣局面。但自中期以后，由于辽与西夏的侵扰，经济不振，国势日渐衰退。南宋偏安一隅，与金元对峙，政府奸佞当道，置民族矛盾、民族斗争于不顾，只集中注意力横征暴敛，宣扬封建的纲常伦理，以加强对人民精神束缚，致使爱国的文臣武将才华得不到发挥，国家从衰弱终于灭亡。

宋代是我国科技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和应用是它的重要标志。

由于中外交通日益发达和内陆漕运的需要，宋代造船业较前大有发展，海船航行中有“指南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航海事业。中国磁器、茶叶等大量出口，而南亚、中亚各地所产药物、香料等又大量输入我国，以至有宋一代，使用辛香药物逐渐增多。还应指出，宋代文化事业发达，是和造纸与雕板印刷术的飞跃发展分不开的。我国利用竹子造纸，原料无缺，加上技术进步，使造纸业发展很快。至于雕板和印刷，虽创始于唐代，但至北宋时，我国南北各地均拥有一批雕板高手，当时官修多种书籍规模很大，也促进了我国雕板事业的发展。北宋中期毕升发明活字板，更标志我国印刷事业的进步。

北宋中期，还有一些文人对宇宙起源，以及人的精神，(理)和物质(气)的依存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探索。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各自发挥了义理性命的论说。到了南宋，著名学者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对太极、理气作了全面总结，提倡欲存天理必须克服人欲，其理论很符合封建统治者需要，因此很受重视。后世更被推祟为儒家正统。

另外，从北宋开始，历朝皇帝都很祟信道教。如宋太沮赵医胤纂修《开宝本草》就吸收道士马志参加。宋太宗纂修《太平圣惠方》，主撰者王怀隐也曾当过道士。宋太宗还曾诏见华山道士陈博，并赐封号。至真宗时，他续修《道藏》，在各地大建道观。至徽宗赵佶时，对道教更加祟信，他曾封道士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赵佶主持编纂的医学书籍《圣济经》和《圣济总录》，其中的相当篇幅反映了他崇信道教思想的内容。

北宋历朝皇帝对医学之重视，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一些文臣武将也多关注，如掌禹锡、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富弼、韩琦、夏竦、宇文虚中也都参加古医书之整理，苏拭、沈括、陈尧叟、孙用和均有个人收集的医方著述，计北宋现存的医方与临床各科医书约近百种。至于由于北宋校正医书局刊印医书后，对于各科临床及伤寒学研究的专著增多，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代的背景和各自特点，宋代医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医学教育的发展，疾病诊断水平的提高，以及临床各科的进步。

两宋时期医政法令、医事制度和医学教育

一、医政法令

有宋一代，历朝皇帝都相当重视医药事业，屡次颁布关于医药卫生的诏令和制定律令，据《宋史》、《宋会要辑稿》稿《宋刑统》等记载，仅北宋时期颁布的医药卫生迢令就有200多条，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无法比拟的。在这些医事诏令中以派遣医师防治疾病者最多。此外，还颁有关于征集、校正、编撰医学书籍；举办社会慈善机构和医院；改革与普及医学教育；提高医学与医师社会地位；改革旧习俗和禁止巫觋，开办卖药所，实行进口药专卖；修订或颁布本草专书；重用道士医生和草泽医生等等医政法令。

宋代律令大都承袭《唐律》。《宋刑统》是宋代的一部法典，有关医德、医疗事故、民众医药、饮食卫生、卫生保健、囚犯医药卫生管理等医事管理都制定了惩处的法规，律令将医生的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区别对待，使医生不致遭误杀。也对工匠、奴婢、士兵等下层人的医药保障问题作了具体规定。饮食卫生方面，对造御膳或外膳凡犯食禁者分别处以绞罪和杖罪，实际上是宋代的食品卫生法。《宋刑统》对同姓结婚者约处罚沿袭《唐律》，以律令条文固定下来。关于病囚的医药也有规定，对病因应给衣食医药、有病未愈不准拷打。为保障婴儿生命，防止流产，怀孕犯妇产后再行拷决，违者视情节给予处罚。

宋代的医政法令总的说来，许多措施在当时有其进步意义，但是又有些法令是专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而订立，或者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连，且条文规定往往与具体执行并不一致，甚至徒具形式而已。

二、医事制度

宋代医事制度沿袭唐制而有所改革。医事行政与医学教育各设机构，分别管理。翰林医官院掌医政和医疗。太医局，则为管理医学教育造成医学人才的机构，使医事行政和医学教育分工明确，二者各有专责，有利于医药行政管理的实施和医学人才的培养。这是宋代医学比前代有较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中央医事机构

翰林医官院是中央较高品位的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掌供奉朝廷医药，对内廷、朝臣疾病以及军旅、学校、民间疾疫派遣医官治疗，元丰元年(1078)六月，翰林医官院改为翰林医官局，其职能仍旧。

翰林医官院初期，医官编制庞大，嘉祐二年(1057)医官院自直院发下定员142人，但后来却恣意叙迁、荫补、以致员额滥冗无度。宣和二年(1120)自和安大夫至祗候竟然达到1096人。后经过裁汰，宣和三年(1121)医官额减为350人，绍兴三年(1132)更减为43人。宋代职官十之八九官与职分离，本官不管本职，医官职位用武阶，徽宗鉴其弊端于政和二年(1112)，改医官职位武阶为文阶，共计22阶，和安大夫、成和大夫、成安大夫为从六品，是医宫中官品最高者，翰林医学为从九品，是最低者。

翰林医官的录用，选40岁以上，经过考试本科经义或方脉用药，以通六七分以上者为合格。为了补充医术精良的医官，淳熙十五年（1188)九月，诏命文武臣，从各州县民间医生中保举人才，经初试合格者，参加次年省试，合格者五人取一名，给帖补充习医生，二次省试，五人取一名，成绩八通补翰林医学，六通补抵候。

(二）地方州郡医官制

州郡也有医官。元丰六年(1083)规定医生数额：京府节镇10人，内小方脉3人，余州7人，小方脉2人，县每万户1至5人，3人以上，小方脉1人，遇有缺，差官于历习方书试义十道，以五通为合格，给帖补之。政和元年门（1111）规定：京府及上中州设医学博士(政和九年改作医博士)、助教各1人，下州设医学博士1人，诸州医学博士、助教阙，由本州医生中选医术精良者补充；如无合格人员时，选能医者通过考试录用，诸职医；助教、医生医术不精，治疗多失误者，经上级查验属实，另选合格者充任。

(三)国家药政机构

宋代药政较为进步，药物管理设有尚药局，专门负责御药、和剂、诊疗疾病。又设御药院，为皇帝御用药房，多由宦官主管。

1、尚药局 属殿中省，为六尚局，（尚食、尚药、尚酝、尚衣、尚舍、尚辇)之一，设有典御2人、奉御6或4人、监门2或1人及医师。此外，尚食局设有食医4人经管皇帝的膳食，似今之营养师。

2、御药院 至道三年(公元997)设置，属内侍省。起初御药院以入内内侍3人掌管，仁宗天圣四年(1026)又置上御药及上御药供奉多至9人。崇宁二年(1103)年御药院一切供御汤药的事改归尚药局管理，鉴于御用药品之重要，又增置内臣监官4人为奉御。

御药院职责是检验秘方，以时剂和药品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此外，保管加工炮制国内外进贡药物，采购药材，官员也常奉敕出使，如代表皇帝向驻边臣帅赐药，率太医给疫区送药。

(四)官办药厂与药店

宋代药物被列为专卖品，由市易务卖药所经营。熙宁九年(1076)神宗诏令撤消合并旧有的熟药库、合药所、卖药所，在京城开封设置太医局熟药所，又称修合卖药所，通称药局。委官监制和销售成药，为官药局的创始。熟药所出售的成药比生药使用方便，很受医生和病人欢迎。经营一年来，收息钱二万五千缗，效益显著。崇宁二年(1103)熟药所增加至5所，另设“修合药所”2处，为制药作坊。政和四年(1114)“修合药所”改称“医药合剂局”，“熟药所”改称“医药惠民局”。南宋绍兴六年(1136)于临安设熟药所4处，其一为和剂局，由翰林医官院选保医官辨验药材。绍兴十八年(1148)改熟药所为“太平惠民局”，熟药所除日常以优惠价格向民间出售药物，向地方批发，交换药材外，还制定有每逢夏季，冬季和疫病流时施医给药制度，轮流值班制度，药品检验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制定及实施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医药学史上有其积极意义。熟药所的设立，使《和剂局方》得以推广，成药使用有所普及，给民众医治疾病带来了便利，是宋代医学发展的特色之一。可惜原是嘉惠人民的官药局，随着宋政府的日益腐败，变得有名无实。

(五)与医有关的慈善机构

1、安济坊 政府设立病坊收容穷困无靠病人，给予医药照顾，滥觞于南北朝，唐代有悲田养病坊之设。宋代的病坊设置有较大发展。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另有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政府对安济坊的医生和管理人员订有奖惩条例，并委官经常检察。此外，当时地方官绅也有个人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收治贫困无靠病者。宋代病坊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令之病历记录表)，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藏今苏州市博物馆)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宋政和三年（1113）升苏州为平江会，该府即今苏州市）。

2、居养院 居养院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宋元符元年(1098)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崇宁四年微宗赐名“居养院”，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

3、福田院 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50间，所养各以300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5千贯。

4、漏泽园 元丰间(1078～1085)神宗曾诏令在开封府置，以官地收葬尸骸。崇宁三年(1104)徽宗再次下诏推广命各地择高扩不毛之地理漏泽园，掩埋贫无以葬者或客死暴圳者。漏泽园制定有应葬者登记，对葬穴面积、深度也有具体要求。漏泽园的建立，客观上改善了环境卫生，对防止疫病流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5、慈幼局 淳祐九年(1249)理宗给官田五百亩，于临安创建慈幼局，收养遗弃的新生儿，并置乳母喂养，无子女者可来领养。慈幼局的建立为育婴堂的嚆矢，

6、保寿粹和馆 创立于政和四年(1114)，是掖庭宫人养病之处，位于宫城西北隅建官设属。宣和七年(1125)，徽宗下诏撤消。

7、病囚院 此院亦称病牢，为监犯治病的医院。真宗咸平四年(1001)，今诸路置病囚院，医治持杖劫贼、徒、流以上病囚，其它病囚得保外就医。

三、医学教育

宋代医学教育虽不如唐代稳定，却有所改革和发展，医政与医学分立，太医局成为国家最高医学教育机构，地方也设有“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

(一)国家医学教育机构

太医局 医学教育设立机构，始自仁宗庆历四年(1044)，太常寺置太医同，于翰林院选拔医官讲授医经。王安石变法后，推行三舍升试法，改革医学教育。熙宁九年(1076)太医局不再隶于太常寺，成为医学教育专门机构，开医学教育独立发展的先河，置提举及局判、管勾官。局判以知医事者充任，掌医学教授学生。

通常每年春季招收学生，以300人为额，采取“三舍升试法”分级教学，外舍(低年级)200人，内舍(中年级)60人、上舍(高年级)40人。设方脉科、针科、疡科三个专业。本科学生必须兼通其他有关学科，所谓“三科通十三事”，即要求各科学生有广博的基本知识。

(1)方脉科：必修大小方脉及风科，兼习《脉经》、《伤寒论》。

(2)针科：必修针、灸、口齿、咽喉、眼、耳，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龙木论》。

(3)疡科：必修疮肿、折伤、金疮、书禁，兼习《黄帝三部针灸经》、《千金翼方》。

三科必修的公共课程则是《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千金要方》。

在针灸教学中采用王惟一发明铸造的针灸铜人，进行直观教学，也是历代医学教育的一大创举。

考试访大学之法，建立了严格的制度。每月一次私试，每年一次公试。成绩分为优、平、否三等。优良者升为内舍，每年一次会试，及格者升为上舍。还根据学生的品德和技术水平，将上舍分为上、中、下三等。学生在学期间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除课业学习外，还要参加临诊，轮流为太学、律学、武学的学生及各营将士治病，年终根据每个学生的临床记录考察其成绩，按疗效高低分为上、中、下三等，其失误多者，酌量轻重给予处罚，严重者勒令退学。

元丰改制后，太医局隶太常礼部，学生限额300人，设大方脉(120)人、风科(80)人、小方脉(20)人、眼科〔20)人、疮肿兼折伤(20人)、产科(10人)、口齿兼咽喉科(10人)、针灸科(10人)、金镞兼书禁科〔10人)，神宗死后，王安石新法天折，医学教育一度实行的“三舍升试法”也被废止。

崇宁二年(1103)微宗诏令另在国子监设立“医学”，吸收儒生学医，造就有文化素养的医学人才，以改变医学的社会地位，医学教育恢复“三舍升试法”。由于徽宗的倡导，当时五运六气之说盛行。运气也成为学习重点之一，列为各科必试科目。

公试合格后，选取医疗技术精良者充当药局医师以下职务，其余各以其等第补官，或派为本学博士、正录，或委为外州医学教授。

(二)地方医学教育

宋代地方医学教育也较发达和普及，嘉祐六年(1061)，各道、州、府仿照太医局的教学方式，设立地方医学，吸收本地学生习医，选官管勾，由医学博士教习医书，学满一年时，委官进行考试，合格者补充为地方医官。学生名额大郡以10人为限，小郡以7人为限，其中小方脉专业各为3人。

政和五年(1115)，州、县医学隶属于当地提举学事司，学生分斋教养，设科及课程均仿太医局。

两宋时期校正书局与医书大量刊行

一、政府编纂、校正、颁行的医书

宋王朝对医学事业较历代为重视，政府多次组织官员学者集体编纂医书，更建立专门机构校勘、刊行，医书得以广泛流传。

(一)政府组织编纂的医药学著作：

在药物学书籍方面宋政府曾7次组织人力、物力对大型药物学著作进行修订、校正。在方书和方剂学著作方面政府也曾4次组织医官集体编纂大型方书，并组织官铸针灸铜人，编纂针灸图经。最值得一提的是校正医书局的成立。

宋以前医籍多赖辗转手抄，流传，以致讹误、衍脱很多。宋政府在开国不久即诏令征集收购医书，进行整理、修订。嘉祐二年(1057)仁宗采纳了枢密使韩琦的建议，设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集中了一批著名医家，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校正工作，并命直集贤院掌禹锡、林亿校理、张洞校勘、苏颂等为校正，后又增命孙奇、高保衡、孙兆为校正。这是我国出版史上首次由政府设立的医书校正专门机构。校正医书局设立后，搜求佚书，征集众本，进行严肃认真地校正，“正其讹谬，补其遗佚，文之重复者削之，事之不伦者缉之”(见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几乎一言去取必有稽考。每完一书则作序陈述校正崖略并予以评价。随即奉请皇帝，亲览，然后交由国子监刻版刊行。经过校正的医书大部在熙宁间(1068～1077)陆续印行。宋代对医籍的校正和刊行对促进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使许多濒临亡佚的重要医籍得以保存；又得力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术的革新，改变了手工抄写的落后局面，使这些古代医籍能够刊行流传至今，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经校正医书局重修、刊行的医药书籍，现在可知的有：

1、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正后改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2、皇甫谧《针灸甲乙经》；3、张仲景《伤寒论》；4、张仲景《金匮要略方论》；5、王叔和《脉经》；6、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7、王焘《外台秘要》；8、掌禹锡等《补注神农本草》；9、苏颂《图经本草》宋代刻书，可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仿本三大系统，官刻本指的是政府机关刻书。官刻本又有中央和地方所刻的区别，中央所刻之书以秘书省国子监最为著名。当时国子监除镂刻经史外，也很注意校刻医药书籍，印行书籍还可公开售卖，并允许读者付款续印。中央官刻本以北宋时为多，地方官刻本则多见于南宋，南宋地方政府各司用公库钱刻印的书总称“公使库本”。此外，各州、军学、部学、府学、县学、宫以及书院也都有刻书。宋代印本书籍已大为普及，官刻的医书种类最多，数量最大。

北宋初中央官刻医书有；《开宝新详定本草》、《开宝重定本草》、《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简要济众方》。校正医书局所刻刊行的医书计有《补注神农本草》等10部，已如上文所述。

南宋偏安江南后，国势衰弱、财力日础，因而中央官刻医书种数极少，仅三、四种。

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很少，主要有：熙宁二(1069)两浙东路茶盐司本《外台秘要方》40卷。南宋时期地方官刻医书种类和数量都比北宋时为多，主要有：司库副本9种，郡斋本8种、书院刊本10种。

此外，地方官也有医书刊刻，如《魏氏家藏方》、《医说》和《小儿痘疹论》等多种。

二、书商与医家个人列刻的医书

(一)书商刊本

书商所刻之书统称为坊刻本。宋代书坊有很大发展，有的刻书馆历史悠久，刻书流传广泛。宋代坊刻较多，以浙江杭州印的浙本为上、四川刻印的蜀本次之，福建刻印的闽本又称建本或麻沙本最下。

闽刻本主要有：《新编类要图注本草》等4种，麻沙刻本主要有《本草衍义》等4种。浙刻本及其他坊刻本主要有《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4种。

(二)医家私人刊本

宋代医家多有私人出资命工刊刻自著或其他医书，以广流传。主要有史堪的《史载之方》；庞安时门生魏炳刊刻的《伤寒总病论)；朱肱曾校刊《金匮要略方》、又刊刻自著《伤寒百问》及《南阳活人书》、《重校正南阳活人书》；阎季忠刊刻《小儿药证直诀)；寇约刊刻《本草衍义》；严用和刊刻自著《严氏济生方》。

两宋时期卫生保健与养生

两宋时期，在清洁环境、灭蚊除害、推广火葬、开办商业性浴室、饮用开水、制定卫生法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宋儒养生流派的形成，使中国传统养生学内容更加丰富和充实。

一、卫生保健

古代都市街道多为土路，通风尘埃飞扬，极不卫生。宋代采用洒水或在地面上铺砖的办法来减少或防止尘土的污染。南宋时，临安(今抗州)还有专门处理粪便和治水等秽污物的职业。如吴自牧《梦梁录》，卷13载：每年春天政府令“淘渠人”疏浚河道阴沟。“遇新春，街道巷陌，官府差顾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顾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宋代人们采用更多的驱杀蚊虫方法，如北宋刘延世《孙公谈圃》卷上载有艾熏驱蚊法；储泳《祛疑》则载有香药驱蚊，南宋民间有从事制作和销售驱蚊药的行业。

此时火葬在民间较前代更多地采用，尤其是没有土地的贫民，因不能安葬在漏泽园内，只得用火葬。也有死于他乡逆旅者，火化后携骨灰而归的。当时已有专门火化的设备。如吴县城外通济寺内，设有“化人亭”。

宋代的一些城镇中，出现了商业性浴室，对普通人开放。宋·吴曾《能改斋漫笔》卷1记载这类浴室门上以挂壶为标志，这大大方便了普通民众的洗浴，于个人卫生大有益处。人们在沐浴的同时，还培养了剪指(趾)甲等卫生习惯。

饮食卫生方面较为突出的是宋人提倡饮用开水，庄绰《鸡肋编》说：“纵细民在道路，亦必饮煎水。”可见在家中饮开水就更为平常了，北宋欧阳修《憎苍蝇赋》说：“一有玷污，人皆不食”，较好地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卫生，不食被苍蝇玷污的食物。

二、养生

宋代政府比较重视医学和养生学，在《圣济总录》中，就有两卷专论导引，如卷199辑录了晋唐以来常用的导引、按摩方法，如鼓腹淘气、导引按跷、摩手熨目、下摩生门等14种。其中，运动水土”有“转手摩肾堂令热”，即是后世擦肾俞穴法。这些健身方法多为后世气功养生著作所引用。卷200“神仙服气”为介绍吐纳法的专篇。八段锦是由八节动作编成的一套有保健作用的动功锻炼方法，据载，至迟在北宋末年就已有八段锦之功法，如后世的“武八段、坐式八段锦、十二段锦、十六段锦均在八段锦(立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两宋时期，养生类著作时有问世。养生专著蒲虔贯《保生要录》，根据华佗“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尔”的原理创编了一套“小劳术”，包括挽弓、拓石、筑拳、摆臂、顾首、转腰、洗手、摩面等导引按摩法，简便易行，颇有特色。陈直《养考荤亲书》着重论述了老人的食治及四时养生。后经元代邹铉增益，改称《寿亲养老新书》。该书以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出发论述养生之道，十分强调保养元气，还强调精神心理卫生的意义。

两宋时期，出现了一批主张四时摄生与季节导引的养生家。他们多以《素问·四气调神论》等医经为依据，结合民间与作者的养生经验，阐述或推衍经旨。此类书中较引人注目的是《陈希夷二十四气坐功法》，书中载有按二十四节气制定相应的二十四种功法，并分治二十四类病症。这套功法常被明清之后的养生著作所引载，流传很广。

宋代，儒而知医成为一种时尚。不少文人如欧阳修、苏轼、黄庭坚、陆游等皆通医学及养生之道，其中尤以苏拭最为突出。在《东坡志林》、《仇池笔记》、《苏沈良方》、《道枢》、《类说》等著作中，都有苏氏养生之论，如认为“养生者必以胎息为本”，详尽生动地叙述了胎息的具体练法，即想象呼吸之气“如熏炉之烟，烹鼎之气”，而且“心不起于念”，强调入静与存想，不同于晋唐时期强闭呼吸之练法，已有较大的进步，《苏沈良方》载“上张安道养生诀”，介绍了他“闭息内观，纳心丹田，调息漱津”的锻炼方法，并说自己平生“颇留意养生”，“其初效不甚觉，但积累百余日，功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在养生史上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基础医学的进展

一、解剖学

北宋在中国古代解剖学史上有重要成就。此期间前后曾进行过两次人体解剖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两部人体解剖学图谱——《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广西地方官府处死欧希范等五十六名反叛者，并解剖死者的胸腹，宜州推官吴简(一作灵简)与医生和画工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尸体的内脏器官，并由画工宋景描绘成图，这便是《欧项范五脏图》。这一史实在当时及稍后的许多史志及笔记文集中部有记载（范缜《东斋纪事》卷一，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六，叶梦得《岩下放言》卷下、赵与时《宾退录》卷四、李攸《宋朝史实》卷十六、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十九、郑景壁的《剧谈录》等都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其始末），该图早已佚失，难以知其详情，从《史记标注》转引杨介《存真图》中所载吴简的一段话中可以窥其大略，《存真图》云：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凡二日剖欧希范等五十有六腹，皆详视之，喉中有窍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旁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育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右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

就已知中医文献来看，吴简对人体胸腹脏器间的位置及相互关系的描述，较之前人详明而准确得多，实际上他已注意到右肾比左肾的位置略低，这是了不起的发现，他明确指出脾在心之左(不言而喻，肝则在右侧)，从形态学上纠正了左肝右脾的错误认识。不过，吴简的论述中仍有一些错误。由于时代条件的同限性，我们不能求全责备。《欧希范五脏图》不仅在生理解剖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在病理解剖方面也有可贵发现。吴简所云：“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久病咳嗽而致肺颜色发黑的病理解剖现象是完全可能的。这一解剖发现不仅以事实说明中医学“有诸内必形诸外”，脏腑相关理论，而且首开了中国医学史上从人体内脏形态的改变寻找体表病症产生原因的先例。

《欧希范五脏图》是已知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图谱。不过，就其在历史上的影响而言，实不及其后问世的杨介《存真图》。《存真图》是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由医家杨介和画工根据他们所观察到的被宋廷处决剖刳的反叛者的胸腹内脏绘制而成的解剖图谱。《存真图》至清代初期尚存，《文渊阁书目》和《汲古阁毛氏藏书目录·医家类》均有著录。元、明时期的一些医书还转录了其解剖图谱及其说明性文字，《存真图》现在虽已佚失，但其部分内容却由这些医书而得以保存下来。从中可知，《存真图》的绘制十分简细具体，它不仅有人体胸腹内脏的正面、背面和侧面全图，而且还有分系统、分部位的分图，如：《肺侧图》、胸部内脏的右侧图形；《心气图》为有侧胸、胸腔的主要血管关系之图；《气海横膜图》，为横膈膜正在其上穿过的血管、食管等形态图；《脾目包系图》，为消化系统图；《分水阑图》，绘出了泌尿系统；《命门、大小肠膀胱之系图》，绘出了泌尿生殖系统。所绘诸图及其文字说明大致正确。

《存真图》比《欧希范五脏图》有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不仅是《存真图》更加详细具体，也更加精确。如《欧希范五脏图》认为喉中有三窍，而《存真图》则明显绘示出喉中只有两窍，纠正了前者的错误；《心气图》绘出了心脏与肺、脾、肝、肾等脏器的血管联系，这是中国古代生理解剖学史上的重要发现。不过，《存真图》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它认为肾脏有一管直通前阴(以泄精)，并漏绘了胰脏等等。尽管如此，《存真图》仍不失为中医史上一部最有价值、最有成就的解剖学图著。

《存真图》问世以后，很快便取代了《欧希范五脏图》在解剖学领域的位置，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范本。宋以后医籍中所描述的人体脏腑图形及其文字说明，基上都取之于《存真图》。

在十六世纪以前，人体实际解剖在欧洲极少见到，《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的出现及其影响，说明我国人体解剖学的水平，早在十一世纪曾处于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可惜囿于长时期封建社会诸种因素的束缚，没有进一步发展起来。

二、病因学和诊断学

(一)病因学由博返约

自唐代至北宋数百年间的医书，论述病因基本上都沿袭《诸病源候论》之说。南宋时期的医家陈无择另辟路径，他对历代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病因学内容进行高度概括，使病因学理论获得了由博返约的发展，打破了数百年来病因学停滞不前的局面，他强调：

“然六淫，天之常气，冒之则先自经络流入，内合于脏腑，为外所因。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其如饮食饥饱、叫呼伤气、尽神度量、疲极筋力、阴阳违递，乃至虎狼毒虫、金疮踒折、疰忤附著、畏压溺等，有背常理，为外因。”

在这里，陈无择按照病因的来源、致病过程等将所有病因归纳为三大类：外因，指气候因素，即六淫，也包括疫疠之气；内因，指情志因素，即七情；不内外因，指内因和外因之外的所有因素，包括不适当的饮食、劳累、房事、外伤、事故等等。这种归纳概括了各类病因的性质，对于病因学理论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成为后世医学进行病因分类的依据。

(二)诊断学上的创新

脉诊在宋代有重要进步，产生了几部脉学或以脉学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如崔嘉彦的《脉诀》、刘开的《脉诀》和施发的《察病指南》等，这些著作为普及和发展脉学发挥了积极作用。

南宋医家崔嘉彦所撰《脉诀》(又称《崔氏脉诀》、《崔真人脉决》、《紫虚脉诀》)是一部以四言歌诀形式写成的普及性脉学专著。它以通俗简捷的文笔阐述了脉诊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如寸口诊脉的生理学基础，寸口分部及其常脉，寸口各部之脉所主脏腑和躯体部位，迟、数、浮、沉四种基本脉象的标准，五脏常脉。“七表八里九道”脉的脉象，脉病互参之理，各种病证的脉象和各种脉象的主病以及脉应四时之理等等。尽管这部书在脉学理论和方法上没有多大突破，但却比较成功地将复杂深奥的脉学知识以简明晓畅的形式进行了概括和表述，便于初学者习诵和掌握，易于推广，以至成为后世学习和传授脉法的重要蓝本，反复为其它脉学著作所借鉴。

南宋另一位医学家，崔嘉彦的弟子刘开(字三点，号复真子)所著的《脉诀》(又称《复真子刘先生脉法》、《刘三点脉诀》撰于1241年，也是一部普及性的脉学专著，刘开并非照搬崔氏而别有新意。

刘氏是以浮、沉、迟、数为基本脉象，以风、气、冷、热分别为这四种基本脉象所主的基本病证。又根据脉之有力和无力区分病证的虚实；根据寸、关、尺三部与上、中、下三焦的配属关系。以三部脉象诊察三角病证，再按左右手各部脉与五脏六腑的配属关系，诊察五脏六腑之病证。从而大大简化了脉学的内容，抓住了脉学的纲领；其所提出的脉象主病的关系在脉学理论上也有一定的创新，对脉学诊断作出了贡献。

南宋施发的《察病指南》是一部以脉学内容为主的诊断学专著，其贡献在于他首次创造性地绘制了脉象图。在施氏《察病指南》的“卷中”将历代脉学文献中提到的三十三种脉象依其指下感觉一一描绘成图，该图依次是：“七表”——浮、芤、滑、实、弦、紧、洪；“八里”——微、沉、缓、涩、迟、伏、濡、弱；“九道”——长、促、短、虚、结、牢、动、细、代、数、大（实为十一种）：“七死脉”——弹石、解索、雀啄、屋漏、虾游、鱼翔、釜沸。

图中圆圈表示脉的搏动区间或诊脉的区域及其切按的深度范围。圆圈内的各种图形是对各种脉象指下感觉的形象描绘，例如肖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上，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表浅，轻按即得，而沉脉的脉线在圆圈中线以下，表示该脉搏动部位较深，重按才得；芤脉的脉形图象中空的软膏，按之则陷（“如按葱管”)；伏脉深伏不现，故脉象图的圆圈中没有脉线；滑脉的图形为一串小圆圈，表示该脉”如盘走珠”，往来流利……这些形象化的脉象图反映了各种脉象的基本特征，它比单纯文字描述也更加直观，对初学者在临床上体会对鉴别各仲脉象有一定的帮助。施发的脉象图，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应当肯定其历史价值。

三、《伤寒论》的整理研究

宋代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同刊刻《伤寒论》，并对其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熙宁九年(1076年)宋太医局将此书列入医学生的必修课程，这就使《伤寒论》的学术地位空前提高。《伤寒论》其书也大为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更为深入和普遍，较唐代有了很大进展，有许多著名医家致力于此，涌现出一大批以“伤寒”命题的研究著作。

宋代《伤寒论》研究的特点是注重临床实践中的实际应用，而并不注重原文的注释和真伪的考证及条文的编次顺序；宋代医家对《伤寒论》固然相当推崇，但并末将其视为“不可更动一字”，条文往往是选择录用，方药也经常选用其他著作及本人经验加以补充。医家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也比较丰富，六经分证，以方类证，以法类证，以病类证，以经络释六经，以八纲择六经等等，均为此期伤寒研究著作中的常用方法。此外，这些著作中所反映的对温热病的认识，也很值得注意。

(一)庞安常与《内容总病论》

庞安常曾以善治治伤寒而闻江淮一带。其现存的著作有《伤寒总病论》。书中包括了伤寒与温病两方面的内容，前三卷论述伤寒，卷一为六经分证，卷二以法类证，卷三以病名证。主要例举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条文加以论述，也收入部分非仲景方。庞氏对伤寒病的认识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强调人体正气在伤寒发病中的决定性作用。所谓“勇者气行则已，怯者则著而成病”（庞安常《伤寒总病论》卷一，578，四库全书7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其二是特别注重地理、气候对用药的影响，主张因时因地制宜。他认为江淮地偏暖处，唯冬春可用桂枝汤，春末至夏至间应在麻黄、桂枝、青龙方中加入黄芩，夏至之后又须加知母、大青、石膏等清热泻火解毒之品同用。

关于时行温病，庞氏将时行分为时行寒疫与天行温病论述：将温病分成伤寒之温病与四时自感之温病。庞氏论温病的重点在于冬温之毒及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脏腑阴阳温毒，具有流行性，剧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着一家，即天行温病。他根据四季五行属性配合脏腑经络，将温毒分成青筋牵、赤咏拂、黄肉随、白气理、黑骨温五大类，虽然这种分类有失牵强，很难与今天所认识的传染病进行联系，后世对此也鲜有发挥。但重要的是，庞氏所言之天行温病从病因、病机、证候分类、治法方药各方面都完全区别于伤寒病，使天行温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人们将庞安时视为早期温病学家，当源于此。

(二)韩祗和与《伤寒微旨论》

韩祗和的《伤寒微旨论》虽旨在广仲景之法，但已从《伤寒论》中脱胎出来，极少引用原文，而是阐述韩氏本人的临证心得，书中断载四十余首方亦均为韩氏本人的经验方，只在“可下”篇中强调了仲景的三个承气汤。

韩氏对伤寒的认识立足于阴阳二字，如伤寒病因病机，他虽然同意伤寒病热之说，但认为其原因是始于阳气内郁结而后方成热病。伤寒病的诊断分类，他尤其重视辨别阴阳虚盛，辨别的标准以诊脉为依据：先察脉之浮沉以别表里，再于沉浮中察寸尺虚盛。他指寸脉为阳，尺脉为阴，关脉为界，如关前寸小，关后尺大为阳虚阴盛，反之则为阳盛阴虚，采取不同的治法方药，其次他非常重视天时气候阴阳消长，并以此来调整自己的处方用药。如春夏二季阳气升发，韩氏于汗法、温法中均参酌药力轻清而立方，并将春夏分成三个阶段，逐步递成药物的温散而增加药物的清解力。

总之韩氏的主张是平衡阴阳，反对滥用温热药物，对原《伤寒论》方进行化裁变通。此外，关于阳黄的治法创用温阳退黄，对后世治黄影响很大。

(三)朱肱与《南阳活人书》

朱肱的代表作是《南阳活人书》，此书集朱氏隐居旨近二十年钻研《伤寒论》的心得，初名《无求子伤寒百问》。朱氏用分析综合的方法类聚伤寒条文，以问答体裁，设问答百题，对伤寒病机，辨证、治法、方药各个方面进行论叙，并采撷《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书中的有关方剂进行补充。

在病机方面，朱肱的观点是以经络理论释六经实质。可以认为他是最早具体阐发这一理论者，即以足三阴三阳经络的通行路线及其生理特点来分析解释仲景三阴三阳病证的临床表现及传变转归。如伤寒一二日，认为是足太阳膀胱经受病，以太阳为诸阳之会，寒束阳郁解释发热恶寒，以该经循行路线所经过解释头颈强痛、腰脊强等症。他经均作类似说明。此说对后世影响颇深，在辨证方面，提倡识经络以辨邪之所在，识脉以分表里阴阳虚实，层次分明，比较易于掌握。在治法方面，强调用药不能偏执凉热，主张根据四时气候调整饮食辅助治疗；春宜凉，夏宜寒，秋宜温，冬宜热。他赞同庞安常使用麻黄、桂枝、青龙各方当因时因地治宜的观点，春夏之季在上方中加入清热之品。关于伤寒方药的研究，朱肱采用以方类证的方法，以《伤寒论》方为条目。汇聚有关条文，一方多用时，则汇集一处。

此外，朱氏对温病的认识也颇有见地。除冬伤于寒之温热病外，还提出了中暑与湿温两种病因与伤寒无关的病证。指出中暑外证与热病相似，治宜白虎汤等，若作热病治之，复用温热药，必致发黄斑出。湿温为湿热相搏，治拟白虎加苍术清热化湿，不可发汗，汗出则至变证。

(四)许叔微与伤寒论著三种

许叔微现存伤寒研究著作有三种，即《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三书均脱离原《伤寒论》的体裁编次，博引群书，结合其本人的经验，旨在说明《伤寒论》的基本原理与临床应用。

许氏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伤寒百证歌》中。此书以七言歌诀体裁叙述仲景学术思想，《伤寒论》原文只在歌诀之间以注解形式出现。书中遇《伤寒论》中有论无方时，选《千金要方》、《活人书》等书补入。论之不详，则选用《诸病源候论》等书的病机学说加以补充。此书的独到之处，在于对八纲辩证的发挥。许氏认为人纲之中，应首辨阴阳，阴阳不辨，则表里寒热瞪实莫之能辩。他将六经分证与八纲辨证相互联系。指三田为阳，三阴为阴。而三阳之中，太阳属表，阳明属里，少阳属半表半里，三阴皆属里，故里证当有阴阳之别，阳热里证莫盛于阳明，白虎、承气汤证是其典型病证，阴寒里证莫盛于少阴、四逆，理中汤证是典型病证。寒热虚实的分证又各有表里之不同。至于阳证似阴，阴证阳阳、阴盛格阳则更需要脉证合参，详加审辨，这样使八纲辨证更为具体化、条理化，而且与伤寒六经辨证又达成较为合理的统一。因此他的理论在后世伤寒临床治疗中比较通行。

《伤寒发微论》大祗是许氏学习《伤寒论》的心得体会，此书聚集了二十二篇论文，对帮助后学者理解《伤寒论》颇有裨益。《伤寒九十论》是一册医案医话集。许氏选择了九十种不同的伤寒治验病案，记载详细而较为忠实，并包括了十一例死亡之病例，每例之后均予以分析讨论，反映了许氏较高的理论水平与治疗技艺。对于《伤寒论》理论的理解及中医临床工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郭雍与《伤寒补亡论》

郭雍的《伤寒补亡论》是宋代《伤寒论》研究著作中最接近原书面貌，引用原文数量最多，文字最忠实的一家，与《注解伤寒论》相比，其主体部分，即伤寒六经证治部分及“平脉”、“辫脉”篇均基本保留原编次面貌。全书排列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法仍以“汗吐下温灸刺水火可不可”来分类。

本书所言之“补亡”即采撷《素问》、《难经》、《金匮要略》、《诸病原候论》、《外台秘要》诸论及宋肱、庞安常、常器之诸家之说来补充仲景《伤寒论》中所阙处。从参考书的选择、证类排列、论证说理各方面，郭氏均力求细致全面。因而此书既反映了《伤寒论》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伤寒论》前后中医有关伤寒学术的流传情况。

郭雍对伤寒病机及辨证的认识，受朱肱的影响极深，对其六经经络病机说以及分经络、辨脉二步辨证法几乎完全接受，溶为已说。因此《伤寒补亡论》的地位恐怕不在于它对伤寒病的诊治有何独到的创见，而在于它在学术流传方面所起的作用。

四、运气学说的兴盛

以“运气七篇”（指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卷十九至二十二中的七篇论述运气学说的专著）为标志的五运六气学说，虽然形成的时代较早，但在唐代以前它却是罕为人知的，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直到唐·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王冰将“运气七篇”补入《素问》之中并加以注解阐发以后，运气学说才为世人所知，并逐渐受到重视。唐代后期又陆续出现了几部运气学说专著和专篇，如《素问六气玄珠密语》、《天元玉册》、《昭明隐旨》和《元和纪用经·六气用药增损法》等，其中除《昭明隐旨》已佚失外，其余三部书尚存，这几部书旧题为王冰撰，但据其内容考证可知，均为唐代后期人士伪托王冰之名而作。

宋仁宗嘉祐至宋英宗治平年间(1057～1067)，由“校正医书局”将王冰重新编次的含有“运气七篇”的二十四卷本《黄帝内经素问》选作范本，加以校正并颁行全国。“运气七篇”在王冰次注本《黄帝内经素问》中占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它被作为医学经典——《素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官方颁行全国，这无疑大大提高了它在医学领域中的地位，扩大了运气学说在医界的影响。因此，北宋的医学校——太医局以及地方医学校也将王冰次注本《素问》作为教科书，并将“运气”列为基本教试课程之一。北宋末年，运气学说由于受到宋徽宗赵佶的大力提倡和推广而进入鼎盛阶段，《圣齐经》与《圣济总录》将运气学说置于突出地位。这一措施不仅在全国医界、而且在全民范围内推广普及运气学说知识，运气学说的影响和应用至此也达到空前的兴盛时期。

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以下简称《运气论奥》)成书于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全书共三卷，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三十个专题，对运气学说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阐明和发挥，《运气论奥》立论比较醇正，不象《玄珠密语》和《天元玉册》那样偏僻驳杂，更无占卜灾祥的内容。它忠实于“运气七篇”的基本精神，着重摘取。“运气七篇”中原有的概念、原理和理论格局，加以阐释和发挥，该书以相当篇幅对五行生克休旺、十干、十二支、五行生成数、纳音、月建、四时气候、九宫分野等自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加以论述，也是为了阐发运气学说，使之便于理解。《运气论奥》是中医史上的一部较重要的运气学说专著。

南宋时期，陈言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针对年干和年支详细而具体地开出了治疗五运太过不及和六气司天所致病证的十六首方剂。这是将运气学说的治疗原则具体落实到方药上，继《元和纪用经》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运气治疗学说。

宋代运气学说的另一特点是强调运气有常有变。最先明确提出运气的常变之辨者为北宋科学家沈括。

所谓“常”是指经常性的、规律性的变化，“变”为异常的、特异性的变化。沈括认为气候及其病候的出现有常有变，运气所决定的是规律性的气候病候，而在其之外还有特异性的变化；因此在应用运气学说时就不能胶执于定法，不知变通。而应结合其时其地的具体气候病候来加以判断，《圣济总录·运气》也承认运气有常变之别，运气理论格局反映的是其常——“定期之纪”；由于种种原因，运气也有变异；对于变异的情况，就不可拘泥于常理。

提出运气有常有变是为了告诫人们要灵活应用运气学说，将运气理论格局与具体时间地域的气候情况相结合，知常达变。这种主张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两宋时期药物学方剂的发展

一、宋代药物学发展的成就与特点

宋代，特别是北宋，由于政府的关注与重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进步与推广，大批知医儒臣的参与，以及宋以前本草文献极待整理，药物的新发现和用药新经验亟需总结的客观要求等等内外因素，促使本草的研究和编纂工作空前繁荣，先后问世的多种本草学著作及药学事业的发达，是我国的药物学发展到新的高度鲜明标志。

1、药性理论的新发展：“药理”一词首见于《圣济经》。这一时期解释药效的主要方式和依据是“性味”和“法象”。《本草衍义》、《圣济经》对药物“气臭”进一步发挥，创立“气臭学说”，沈括、寇宗奭、钱乙等部认识到药物作用部位具有一定选择性，对归经理论已开始探索。

2、药品种数的增加及鉴别：现在可知宋人各种药物著作收药达1883种，较唐代《新修本草》增加了1033种，宋代新增加的药品299钟；大多为常用药，如秋石、樟脑、银杏、炉甘百、胡萝卜、曼陀罗等。药材的鉴别和药物基原的实际调查是宋代本草著作的重要内容，两宋留存下了1000余幅药物写生图；沈括、郑樵、初虞世、陈衍、范成大等都对药物名实问题进行了文献整理或实地考察。

3、采集和栽培技术提高：沈括指出采集不可限于时月，要根据药用部位、地区、气候、种植条件等不同区别对待，宋代常用药物栽培品种不下70种，种植面积大、产量高，这与将药物作为重要经济作物进行栽培有关。一些外来药物也开始引种。

4、炮制和制刑方法趋于定型：宋代药品的炮制加工和药物剂型，已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渐趋完善和初步定型，《和剂同方》中炮炙方法较雷敩的《炮炙论》要丰富优越得多。从《和剂局方》起，将中药饮片的炮灸方法列为法定制药规范。直至现在，很多都以局方为依据。

5、药市和药肆进一步繁荣：宋代商业、手工业的发达，医药进一步分工官办和剂局和民间药坊的增多，大大推进了制剂和成药的发展。除官办药局外，民间药商亦很活跃。宋代的大都市中多没有专门定期的大宗药物交易市场——药市。如梓州（今四川三台县)的药市从每年九月初九至九月十一日，名重阳药市。固定地点的药铺在大都市也非常之多，如北宋汴梁(今开封)著名的药铺就有“百种园药铺”、等等。

二、综合性大型本草著作

宋代的综合性本草著作中，既有由政府主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所编纂，也有民间医家个人不辞劳苦博览群书、观察实践修撰而成册，政府主持编纂者由国家颁布，具有类似于药典的性质；而个人著作不仅是对药典的补充，甚至成为再修药典的蓝本，在两宋300余年间，由政府主持修纂、国家颁布的本草著作就有5种之多，这是任何朝代不能与之相比的。

(一)《开宝本草》：

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修纂本草。由尚药奉御刘翰、道士马志、翰林医官翟煦、张素、王从蕴、吴复生、王光宪、陈昭遇、安自良等9人，取《新修本草》为蓝本进行修订，并采摭陈藏器《本草拾遗》等书相互参证，订正错讹，补充遗漏，再由马志统一作出注解。最后由左司员外郎知制浩扈蒙、翰林学士卢多逊等详加刊定成书20卷，命名为《开宝新详定本草》。宋太祖为之作序，由国子监镂板刊行，这是宋代第一部官修的药典性本草著作，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学书籍。

由于《开宝新详定本草》修纂仓促，质量不能尽如人意。次年，宋太祖再次诏命刘翰马志等人重新修订。这次修订对原书“颇有增损”。最后由园林学士李昉、知制诰王祐、扈蒙等重加校勘，成书后全书合目录共21卷，命名为《开宝重定之本草》又简称《开宝本草》（《开宝本草》实际上包括《开宝本草》和《开宝重定本草》二书，现多指后者）。全书共收载药物984种，其中新增药134种，它对时过300余年的唐《新修本草》在编纂和传抄中出现的谬误进行了修订。《开宝本草》还重视吸收其它本草著作的精华，在新增的134种药物中，近百种都是从前代诸本草著作中筛选而来，如蛤蚧出自《雷公炮灸论》，仙茅出自《海药本草》。

《开宝本草》编纂者成功地制定了严谨的体例，这一体例为宋代其它官修本草著作所继承。首先是首次采用黑白字来代替朱墨分书，《开宝本草》之前的本草著作为《神农本草经》内容用朱笔抄写。《名医别录》用墨笔抄写，年久多易混淆；《开宝本草》改《神农本草经》为白字(阴文)，其它为黑字(阳文)，清晰醒目。其次，用不同简称标明文字出处：如以“唐附”表示《新修本草》新增药，以“今附”表示《开宝本草》新增药，以“陶隐居”为《本草经集注》注文，以“唐本注”为《新修本草》注。而《开宝本草》编纂者，根据文献资料所作的注文，则冠以“今按”，根据当时药物知识作的注文冠以“今注”。这一体例规定，为保存古本草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严谨求实之风足堪称道。

(二)《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

时隔八十年之后，随着药物学的发展，《开宝本草》已落后于时代，“本草旧本经注中，载注药物功状，甚有蔬略不备处。”嘉祐二年(1057)校正医书局，成立伊始最早承担的任务就是校修《开宝本草》，主要参与者有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亟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亟馆阁校理苏颂、医官秦宗右、朱有章、太子今舍陈检等。最后由光禄寺丞高保衡负责审校。历时三年，于嘉祐五年(1060)八月书成，命名为《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简称《嘉祐本草》。在该书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又奏请仿唐故事，编纂《图经本草》得到诏准，二书同时编修而各有分工。《嘉祐本草》在《开宝本草)基础上拾遗补阙，仿《新修本草图经》辨别诸药。为了编绘《图经本革》宋仁宗敕令全国各郡县进献药物标本，举凡药物根、茎、苗、叶、花、实之形色大小，并虫、鸟、兽、玉石等等堪入药者，逐件画图，且一一注明开花、结实、收采时间，以及功效等等。

至于进口药物，即询问市舶药商，并取药物各一二两，或一二枚封角送至京城，以作编绘注解之凭据。这是继唐代之后又一次全国范围内所进行的规模浩大的药物普查。将搜集到的涉及150多个州郡所产药物和外来药物的标本、实物图形及文字说明，分类甄别编次整理，历时三年，于嘉祐六年(1061)撰成图文并茂的《图经本草》一书。因考虑到“出异手则其体不一”故《图经本草》实际上是由苏颂一人执笔完成的。《嘉祐本草》20卷，目录1卷，收载药物1082种，其中新补82种，新定17种。在编纂过程中，掌禹锡等参考了大量文献资科，引文涉及书籍达50余种，大大超过了《开宝本草》。除继承《开宝本草》旧有体例外，掌禹锡等把自家从历代文献中摘录补入该书者标为“新补”，把民间采集到的新药物标为“新定”，由掌禹锡等自家注说的内容则冠之以“臣禹锡等谨按”。《嘉祐本草》新增内容多为《开宝本草》的遗漏部分或历代本草编修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而缺少药性理论方面的阐发，这与校正医书局以校勘补遗为宗旨的原则是一致的。《图经本草》20卷，共载药物780，并在635种药名之下绘制了933幅药图，这是我国第一部板刻印刷的药物图谱，该书还详细介绍了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效等，并记载了大量临床经验，其中尤其注重当时异间及民族他帮的用药经验。《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把宋代本草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在《嘉祐本草》之后，宋代药学史上出现了两部重要的由民间医生编撰的综合性本草，一是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一是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把《嘉祐本草》与《图经本草》二书原有资料合并，增加自己收集的内容。

(四)《大观本草》与《政和本草》：

《证类本草》问世不久，北宋先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版本，一为《大观本草》，一为《政和本草》，唐慎微书成之后，或因为无资刊行，“其书不传，世罕百焉。”大观初年，集贤院学士孙觌见到《证类本草》一书，颇为喜爱，命所属官员校正，由通仕郎行仁和县尉管勾学事艾晟作序，然后出资募集刻工镂板刊行，以求“其利于世也。”因首刊于大观二年(1108)，被后世称为《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大观本草)中收录了陈承的《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有关内容，并冠以“别说”以为标记。《大现本草》问世不久宋徽宗十分赞赏，并敕命医官曹孝忠领衔校勘，曹孝忠等人刊正。于政和六年(1116)成书，命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这以北宋最后一部官修本草著作，它不同于开宝、嘉祐时的官修本草著作以前次官修本为基础，而是在纯由民间医家个人著作基础上校订而成。它虽源于唐慎微个人之作，但经政府校订颁行，就具有了药典性质。

(五)《绍兴本草》：

宋朝南迁，高宗绍兴年间，由王继先领衔、张孝直、柴源、高绍功等奉诏重修本草，以《大观本草》为底本，进行整理校勘。绍兴27年(1157)8月25日上于朝廷，由秘书省润色，国子监刊行，绍兴29年为该书刊行时间。书成，命名为《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是为南宋唯一的也是宋代最后一部药典性本草著作。该书为32卷，释言1卷，共载药物1748种，新添6种，如炉甘石、锡蔺脂、豌豆、胡萝卜、香菜、银杏等即为《绍兴本草》新增药物，该书虽不如《嘉祐本草》等以文献校正见长，但能根据临床实践和实际观察补充更正，亦颇有见地。此外，该书还明显具有了注重药性理论的趋向。

三、丰富多彩的民间本草著作

宋代本草著作的主流无疑是大型综合性本草著作，与此同时，在民间还流传有众多民间医药学家的各种本草著作。其中除有最著名，学术价值很高的《证类本草)以外，还有其他不少综合的专题本草著作，具有内容新颖，见解精辟，风格独特等不同特点，也是宋代本草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阐明新义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1、《日华子诸家本草》：简称《日华子本草》。为五代十国末时吴越国佚名医人所作。该书原已散佚，幸赖《嘉祐本草》中引证大量资料，尚可知其梗概。该书对药性理论颇为重视，将各种药物按临床实际疗效分为凉、冷、温、暖、热、平等六种，指出同一植物常因部位不同，而药性相异，如茅性平，茅汁却性凉；某些药物由于炮制不同，药性亦异，如干地黄，日干者平，火干者温，指出炮制在改变药性上的作用。此外在药物新品种介绍、药物形态基原、产地、采收时月、栽培、饱制等方面也有新记载。总之，该书是一部具有较高价值的综合性本草著作。

2、《本草衍义》：北宋末年，寇宗奭鉴于《嘉祐本草》和《图经本草》两书排列和释义等方面的疏误，在“从宦南北”十余年间，留意医药，广搜博采，亲自观察实践，将《嘉佑本草》中的470种释义未尽的药物，详加辩析论述。撰成《本草衍义》20卷，目录1卷。该书对药物的性味、效验、真伪、鉴别等有不少精辟论述和发明并补充以往本草著作的未备之言，遇有疑问总以实际调查为论断依据，一时无法解决个别疑点，也实事求是地承认自身的不足，如在：蠡实条下，“今不敢以蠡实为马蔺子，更俟博识者。”对后世影响颇大，题为南宋许洪、刘信甫校正的《新编类要图经本草》就是将该书与《大观本草)合编而成，金代张存惠重刻《政和本草》时也将该书逐条附入其后。元代朱丹溪在该书邀础上加以补充发挥，撰成《本草衍义补遗》一书。

3、《宝庆本草折衷》：为南宋医生陈衍所作。作者基于当时本草书籍“异同杂糅，泛切混淆”，于是“笃志诠评”。他参考了南宋诸家本草著作，芟繁纂要，在宝庆三年(1227)写成《本草精华》一书，此后又经20年的实际经验相反复修订，于淳祐八年(1248)定稿，易名为《宝庆本草折衷》，约于宝佑五年(1157)筹足资金雕饭印行。全书原20卷，载药789种。今残存14卷，药物523种。该书博采众长，被征引的南宋医药学家有缙云、艾原甫等十多家，还从一些笔记方志中摘引了有关资料，该书很注重药性理论，是南宋难得的一部综合性本草著作，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文献价值。

此外，南宋还有几部短小精悍的综合性本草著作，如张松的《本草节要》、艾原甫的《本草集要》、王梦龙的《本草备要》、黄伯沈的《本草之节》、缙云的《纂类本草》等，惜皆失传。从《宝庆本草折衷》书后，诸家著述年辰”的评价可知这些著作在药物分类的编排，新品种的介绍都有一定价值。

(二)节要摘抄性著作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从北宋时就已开始出现，嘉佑初年的宰相文彦博发现药肆全凭从采药人手中收购，不能尽识各种药材，而医生们也很少有人精通此道，一些贪利妄行之徒便借机制作的药，将《图经本草》中“常用要切”者，选择出若干种，汇编成书，名为《节要本草图》。又如南宋陈日行的《本草经注节文》。“取本草药物，删繁摭颖。”依《证类本草》编排顺序分类编次，或与教学有一定关系。

节要摘抄性本草著作反映了临床应用的需要，体现了在主流性本草著作基础上，个人撰著由博返约的趋势。

(三)专题发挥性本草著作

与处于巅峰的药典性本草著作和内容丰富的个人撰著的综合性本草著作相比，宋代专题发挥性的本草著作显得苍白贫乏。

1、《神农本草经》研究：南宋已经出现了现知最早的《神农本草经》辑本——《本草正经》，以《嘉祐本草》为底本，“摭旧辑为三卷”，并对《神农本草经》的内容进行了考证。此书至明代尚存，今已亡佚。南宋另一文人郑樵曾著《本草成书》24卷，着重对《神农本草经》条文进行了注解疏正。此书为明清以降注疏《神农本草经》之嚆矢。

2、单味药研究专论：北宋文人丁谓，《天香传》，详细记述了沉香一药的品种、形态、产地、采收等情况。杨天惠《彰明附子说》一书，详细记述了附子的载培方法、植物形态、药材鉴别等内容。此外宋代还有《菖蒲传》、《灵芝记》等论述单映药之书，皆佚。

3、良疗类本草著作：宋代有不少与食疗有关的著作，如黄庭坚的《食时五观)，郑樵的《食鉴》等，多已亡佚。其中《四时养颐录》为尚药奉御赵自化所撰，书成后献给宋真宗，真宗大悦，改名为《调膳饮食图》是一部简明食疗养生著作。南宋末年杭州人林洪以山林农村常见食物为内容，撰成《山家清供》2卷，其中有不少与食疗有关内容，如柳叶韭“能利小水，治淋闭。”土芝丹“冷则破血，用盐则泄精，取其温补”。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本草著作之未备。

4、本草图谱类：除前已提及的《图经本草》，《节要本草图》等外，现存南宋的彩绘本草图谱有明代嘉定十三年(1220)画家王介绘制的一抄绘本草图谱。该书是王介调查临安慈云岭附近的药用植物，逐药考订名休、品种及分布，就地取材写生，绘制了206种药物；药图比例匀称，形态逼真，其文字部分简要，记载药物性味、功能、单万及别名等，是一部杭州地区的地方性本草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彩绘药物图谱。

四、方剂学的成就

宋代方书空前之多，方剂理论也日益丰富。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转折点，方书定上由博返约的道路，理论也日益受到重视。使方剂向标准化、规范化前进一大步。

(一)国家组织整理编纂方书

1、《太平圣惠方》，宋太宗敕令王怀隐等人集体编纂，于淳化三年(992年)成书，100卷，是继《千金》、《外台秘要》之后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它载方16834首，以门统方，每门之前以《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冠其首，然后汇集方药，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对后世有不小影响。庆历六年(1046)何希彭为普及医学知识，破除巫术迷信，《太平圣惠方》进行认真筛选，辑为《圣惠选方》一书，该书被作为教本沿用数百年。皇祐三年(1051)官颁方书《简要济众方》5卷，是宋仁宗有感地方缺少良医而令医官周应从《太平圣惠方》中选摘切要方剂而成书。

2、《神医普救方》又称《雍熙神医普救方》，共1000卷，是北宋初继《太平圣惠方》后的又一次方剂大荟萃，该书由贯黄中领衔编纂。参与编写的人员还有宗讷、刘锡、吴淑、吕文仲、杜镐、舒雅等，历时五年，于雍熙三年(公元986)完成这部医学巨著。惜因本书卷帙过繁，不易流行，至南宋初年即已失传了。

3、《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为宋政府编成并颁行的我国第一部成药制剂手册。最初为“熟药所”的配方底册，因熟药所原因太医局下，故被称为《太医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简称《和剂局方》或《局方》。该书经多次修订补充直到淳祐年间（1241～1252)定型，现通行本为南宋许洪校订本，全书10卷，将各方分成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医方788首，每方之后除详列主治和药物外，尤其对药物的炮制印制剂作了详细说明。既有配方手册作用，也便于医生和病人选购合适成药，在历代方书中，《和剂局方》实为继《伤寒杂病论》之后校医家选用最多影响最大的方书之一，其中所载有效方剂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4、《圣济总录》，为北宋末年，宋徽宗诏令由政府组织医家历时七年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用药编成的又一部方书巨著，全书200卷，载方近2万首。《圣济总录》成书后即遭靖康之难，镂版虽成，未及颁布，终南宋一代江南不见流传。金大定(1161～1189)年间再刻，元大德(1297～1308)年间三刻，北方地区可以见到这部巨著，但终未引起足够重视。

〔二)个人方书著作不断涌现

受政府重视医学的影响，宋代文人编撰方书风气盛行，或整理家藏及个人秘方，或搜集民间验方，其中有的著作在宋代方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沈括撰集《良方》，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后人将此方与苏轼的经验方合刻，名《苏沈良方》，影响很大。王硕撰有《易简方》，因此医名大振，该书迎合了简便易行的客观需要，很快盛行于天下，甚至有取代《局方》之势。宋代著名的方书还有严用和的《济生方》许叔微著《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等等，不胜枚举，呈现出宋代方剂学蒸蒸日上蓬勃旺盛的景象。

两宋时期法医学

我国法医学在历史上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且对国内外有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其发展尤以两宋之成就最为卓著，其代表性人物与专著当首推宋慈《洗冤集录》。

一、死亡与尸体现象认识水平的提高

(一)尸斑及其成因：《洗冤集录》最早认识到尸斑(血脉坠下)的发生机制与分布特点：“凡死人，项后、背上、两肋后、腰腿内、……有微赤色，验是本人身死后，一向仰卧停泊，血脉坠下致有此激赤色，即不是别致他故身死。”

(二)腐败的性状：《洗冤集录》最先科学地描述了尸体腐败的性状，指出首先在两胁、瞻前肉色微青(尸绿)；其后口鼻内有恶汁流出，蛆出，通身胖胀，口唇翻，两眼突出(巨人颜貌)，疱疹起(水泡形成)；遍身皮肤青黑(血红蛋白浸润)，皮肉一概消化，骸骨显露(白骨化)，并明确指出腐败的迟速受季节、地区乃至年龄、尸体胖瘦等的影响。

(三)浸软儿：《洗冤集录》最先提出死胎与腹外死婴的鉴别法：“堕胎儿在母腹内被惊后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荫软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尸谈红赤，无紫黑色及胞衣白。”血萌软弱就是今日所说的浸软儿，早在七百年前我国已经发现浸软儿是腹内死胎的特征，

二、机械性损伤检验方法的进步

(一)刀伤的生前死后：《洗冤集录》最先以出血和组织收缩两个标志作为刀伤生前死后的鉴别点，指出生前刃伤有其痕肉阔、皮肉紧缩、皮缩骨露、血荫四畔、创口皮肉血多花鲜色等特点，而死后刃伤则肉痕齐截、被割处皮不紧缩、血不灌荫、肉色干白。

(二)骨折生前死后的鉴别：《洗冤集录》指出生前骨折的特征是“原被伤痕，血粘骨上，有干黑血为证”，“骨断处，其接续两头各有血晕色。再以有痕骨照日看，红活，乃是生前被打分明”，“若无血荫，纵有损折，乃死后痕，”在血荫不清时，提出在红油雨伞遮掩下验骨的方法，是现代红外线检查法的先声。

(三)致内伤的确定：《洗冤集录》提出了以损伤部位与损伤强度结合判定致命伤的方法，提出的致命部位有：“顶心、囱门、两额角、两太阳、喉下、胸前、两乳、两胁肋、心腹、脑后、乘枕、阴囊、谷道。”等，但并不是伤着这些部位就死，还要结合损伤程度来考虑。

三、机械性窒息鉴别方法的进步

(一)缢沟：《洗冤集录》对缢沟的特点作了科学的描述：一般长九寸至一尺左右，起于喉上或喉下直至左右耳后发际，并在“脑后分八字，索子不交，”“八字不交”是缢沟的重要特征，绳索的性质地影响深度：“用细紧麻绳、草案在高处自缢，悬头顿身致死则痕迹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练、项帕等物，又在低处，则痕迹浅。”索沟的颜色一般是紫赤色或黑郁色，有血荫；死后缢痕色白，无血荫，《洗冤集录》正确指出脚到地、膝跪地、病卧于床等各种体位均可缢死，在非典型位置自缢，其溢沟的经路即略有不同，

(二)舌的位置：《洗冤集录》正确地指出了索沟位置与舌是否伸出齿列的关系：“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

(三)缢死的其他指征《洗冤集录》指出的其他指征尚有：流涎、悬垂位的尸体“腿上有血荫如火炙斑痕。及肚下至小腹并堕下青黑色，”大、小便失禁。“头脑骨赤色”及“牙齿赤色”。

(四)勒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勒死与缢死的区别，勒死者绳索多缠绕数周，并“多是于项后当正，或偏左。右系定，须有系不尽垂头处，”若被人隔物勒死，“则绳不交，喉下痕多平过，却极深，黑暗色，亦不起于耳后发际。其他区别于缢死的特点为：“头发或角子散慢，或沿身有磕擦着痕”，“尸首四畔，有扎磨纵迹去处。”此外，对扼死后假作自缢也提出了鉴别：“项上肉有指爪痕”，指爪痕即扼痕。

(五)溺死：《洗冤集录》正确指出了溺死的重要所见：“腹肚胀，拍着响”(溺水进入胃肠)、“手脚爪缝有沙泥”、“口毋内有水沫”等。

四、活体检查技术的成就

(一)残废的分级 宋代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庆元条法事类·老疾犯罪》）：1、残疾：一目盲、两耳聋、手无二指、足无三指、手足无大拇指、秃疮无发、久漏下、重大瘿肿之类。2、废疾：痴哑、侏儒、腰脊折、一肢废之类。3、笃疾：恶疾、阗狂、二肢废、两目盲之类。

上述分类与今日大体相似，可以认为残废的分级乃是祖国医学，法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两性畸形：

周密《癸辛杂识》和张景《补疑狱集》各记载两例两性畸形案例，其中3例发生性犯罪，2例被处死，3例处以重刑。这些例子都是男性假两性畸形。

五、宋代的检验制度

(一)宋代的检验法令：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检验制度的发展完善时期。最早与检验有关的法令是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颁布的，（《宋会要·刑法六·检验》）对参与检验的官吏、初检、复检等做了明文规定，其后的历届朝廷对于检验人员、检验官的职责、检验的实施、检验的文件等都陆续做了许多补充规定，使宋代的检验制度日趋完善。

1、检验 明确规定：凡“杀伤公事”、“非理死者”、“死前无近亲在旁”以及“禁囚死”等均应差官检验，是为初检。对于杀伤、非理死、和禁囚死尚应复检，初检与复检结果一致方准定案。对于某些死亡，于初检后可不复检：“自缢、自割、投水、病患诸股致死事理分明者，检验后尸首主别无词说，即给讨埋殡，更不复捡。”（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检验·杂敕》手抄本，北京图书馆），同时又规定：因病死而应验尸者，若其至亲至死所请求免检的，可以免检。

2、检验人员规定，检验这官，州差司理，县差尉，以次差亟、薄监当，若皆缺，则须县令自行。”（宋慈《洗冤集录·条令》元刻本，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司理参军掌管一州之中讼狱勘之农。是法令规定的州检验官。县尉是主薄以下的官吏，掌管训练弓手、奸、禁暴之事，是县的检验官吏，县尉实质上就是县属刑敬负责人，与先秦的令史相似。如果县尉不在，就由县的各级行政官员——主簿、县丞乃至县令负责验尸。不论差派的是哪一级官员，都应当是与本案没有瓜葛的人。

与尸体检验有关的人员尚有仵作。仵作一词最早见于五代（郑克《折狱鉴》明万历年间刻本），当时的仵作是辅助丧家埋葬的人。宋代的仵作参与检验，其任务是处理尸体，并在检验官指挥下喝报伤痕。与仵作类似的还有坐婆，又称稳婆，是女收生员，其职责与先秦时期的吏妾相当，仅在检验妇女的下部时，方才参加检验。

3、检验官职责：(1)法律规定应当验尸的案件必须验尸；(2)受差验尸的官员，不得借故推托；(3)接到验尸公文后，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出发；（4)带领仵作人员等躬亲检验；(5)如实检验，如实定要害致死之因；(6)检验结果须于检验当日向上司申报；(7)初检官与复检官不得相见，不得泄露各自所验事状；(8)不得受财枉法等，对于上述职资如有违反，就要受到刑事处分。

4、验尸文件最早出现的是“验状”，早在五代周显德年间(954～959)已经有记载，（《宋史·高防传》），北宋时验尸，验状是正式的验尸文件，但迄今尚未发现官发的格式，其主要内容很可能就是《洗冤集录》中的“四缝尸首”。却将尸体分为四面，由头到脚记载各个部位有何伤损及其性质。最后指出致命伤与死因。验状既是审判杀人案件的根据，又有帮助尸亲认识无名尸体的作用，与今日的签定书性质相似。

宋代的第二个验尸文件是《验尸格目》，由南宋提刑郑兴裔所创。颁发于教宗淳熙元年（1174)，（《宋史·高宗本纪》），鉴于当时检验官多忽视检验法令，遇有检图片件不即差官前去，或不肯亲临检验，或诈休尸坏不堪图覆，手下人员尽情作弊，以致“冤任不明，狱论滋繁，”为了杜绝以上弊端，特制定验尸格目：分初、复验尸格目两种，由刑部镂板颁下诸路提刑司，发给所属州县，每次检验，均应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份申报所属州县，一份给付被被害之家，一份申报提刑司（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从其内容看，《验尸格目》相当于验尸官吏报告赴验情况又执行检验制度的保证书，是为了杜绝各种检验失职情况的强制性措施，它对于了解宋代如何组织初检、复检、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文件。

宋代的第三个验尸文件是“检验正背人形图”，颁发于嘉定四年(1211)，是我国最早的尸图。这个文件是江西提刑徐似道鉴于检验官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经，以故吏奸出人人罪。”而向胡廷推荐在验尸中使用的。此图最先刊行于湖南、江西，遇有检验，随格目结下，后经刑部详定，发下诸路提刑司。据《宋史刑法志》载，其用法是“检验官司于伤损之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于检验之时，喝唱伤痕，令罪人共同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后著押。则吏奸难行，遇民易晓。”（《宋史·刑法志》）

由上述三个验尸文件可见，北宋验尸单独使用验状；南宋时，首先与验尸格目并用，以后又与检验正背人形图形成三者联用。这些文件的联合应用说明宋代对于控验十分重视，对于当时检验质量的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

(二)唐宋检验制度的作用与本质

由唐至宋所形成的检验制度，其内容相当广泛，系统而严密。这个制度是保证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典贯彻实施的制度，其形成历经五百余年。它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先进，最完备的检验制度，是我国古代光辉灿烂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刑事技术的发展，诞生了闻名中外的宋代三大刑事技术书籍——《疑狱集》、《折狱龟鉴》和《棠阴比事》。《疑狱集》是五代和凝（897～955）及其子和（山蒙）（950～995)先后编辑的，约刊于公元989～990年。《折狱龟鉴》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郑克所撰。《棠阴比事》桂万荣侯，刊于嘉定辛未(1211)，主要内容都是讲究治狱之道、定案之法和破案之法。研究破案方法或刑事技术是这些书籍的重要任务。对于朝鲜、日本等邻邦古代刑事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唐宋检验制度的形成与实施促进了系统法医学著作的诞生。世界上现存最古的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为什么能在南宋诞生，其决定性因素有三：贯彻实施唐律和宋刑统等法典的需要；宋代特别是南宋检验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唐宋时期法医检验的盛行及其经验的积累。

由于历史的限制，唐宋检验制度本质上是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制度，它使法医检验严格地限制在尸体的外表检查范围内，致使我国古代法医学不能完成向现代法医学的飞跃。

两宋时期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

(一)杂病

两宋时期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是此期医学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一特点也相应地反映在此期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中。

病因病机的理论发挥

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著名的“三因论”还注意到致病因素相互间的密切联系，并以之论证杂病的发病原因。如咳嗽，“要之内因七情，外合六淫、饮食、起居、房劳、叫呼、皆能单复倚互而为病。”陈言强调多种因素复合性变化的思想，揭示了导致疾病产生的内涵所在，这不能不说是病因学的一个进步。

病机理论的发展至宋代有了新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对阴阳偏颇、生克等机制的强调上，杂病病机尤多体现，以体内阴阳的偏胜。说明了在病理上的变化和属性以及临床上的各种表现。

气机的升降乖逆也颇受重视，如《扁鹊心书》记载脾胃损伤，升降失调，可导致怔仲。

《济生方·吐衄》指出：“夫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热之所发。盖血得热淖溢，血气惧热，血随气上，乃吐衄也。”对胸痞的病理，也认为是“下虚，气上控膈”所致，与气机的升降不无关系。

两宋时代盛行一时的“运气”之说，亦波及到杂病病机理论之中。如《史载之方》叙述了“夫病之所起，其来有根源，其次有传受，其传有刑?”的发病规律，就是脏腑间五行生克乘侮的病理机转。

辨证理论的进一步系统化

宋以前，不少医家则重汇集方药的倾向较为明显，至北宋初叶，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在两宋时期，辨证理论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发展，除源于仲景《伤寒论》的六经辨证和八纲辨证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外，还提出并初步形成了主要运用于内科杂病的脏俯辨证理论。

北宋著名医家钱乙博学而有创意，他根据《内经》五行学说及脏腑分证的理论，总结了一套以五脏虚实为纲领的辨证方法。他认为，五脏有所主之证，同时又有虚实之别。如：心主惊，为神明之府，邪气忧心，或心脏内虚，则神失其守而发生惊悸不安。其因于邪实者，则兼有发热、口渴、心胸烦热等，其因于虚者，则于卧寐之中悸怯不安。钱乙虽在辨证中结合小儿生理病理特点进行论述，但仍不失为脏腑辨证纲领之雏形。

杂病的治疗与“局方”的流行

成书于北宋大观闰目的《和剂同方》(习称“同方”)，颇能体现此期内科杂病的治疗思想普遍存在注重扶助人体阳气的倾向。精炼了名目浩繁的汤方，纠正了当时漫无边际的方书流行倾向，且从广泛的实践经验中，发现了许多有效的验方和药物。例如流传至今的成药“藿香正气散”、“逍遥散”、“平胃散”、“苏合香丸”、“至宝丹”、“紫雪丹”等，都来源于此书，影响十分深远。同时，该书载有大量的的芳香行气药物，对促进气机顺畅有比较显著的效果，对后世行气药的应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书中多采取丸、散等剂型，所以应用方便，易于保存，它的流行对杂病的救治，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另一方面，局方有偏用温燥之弊，如治风诸门中的热药，几乎全由香燥之品组成，其次更多为参、桂、乌、附、等燥热之药，形成了社会上喜用“暖药”的不良风气。同时鉴于该书是官府颁定的方书，有些医生因循守旧，处方用药墨守成规，以致形成泥于“局方”的流弊。

具体病证认识与临证水平的进展

对杂病的认识水平也有所提高，表现在治疗方法上也更丰富而有效。

水肿

宋代对水肿的认识有较多的记载，张锐《鸡峰普济方》对该病的临床表现有比较详细的描述：“项胫脉动，睡起眼浮，下如蚕卧。足胫肿，眼间冷，身重倦行，行即喘急，”指出水肿全身症状及肺脾肾三焦气化失司，阴水泛滥的病理机制。并进一步阐述该病日久“积年不去”，水湿与溶血互结，“其病面目黧黑，手足逆冶，身体枯燥，肌肤甲错，身无润泽，渐渐赢瘦”的晚期并发症。该书记载治疗水肿方剂78首，对重症多用丸、散，丹剂共47首，其部分方剂组成中分别含有粉霜、轻粉、水银、雄黄、硇砂等金石药物，重剂缓投，临床疗效肯定。

脚气病

宋代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辨证施治经验，出现了治疗该病的专著《脚气治法总要》，作者董汲对本病的病因、发病、证治方剂及内外治法等都有新的见解。例如病因，隋唐时代均说是风毒所致，而董氏认为致病原因主要是由于湿，但兼有冷热之别。治疗方法按证候、季节、地域、老少等特点进行了总结，较以前更为全面和系统。全书载方46首，计分总治法、寻常法、治其偏阴、治其偏阳、治老人血枯，治虚、治实、治风、治湿，风湿相兼、风湿挟虚，风湿瘴疠，兼淋闭以及外治法等。

风证

宋代对诸风病证有较全面的认识，元丰(公元1078～1085年)中太医局学生的学习科目中，设有“风树”，对于中风病。仲景有中经中络中府中藏之分：许氏在《普济本事方》中进一步分析道：“风中脉则口眼喎斜，风中府则肢体废，风中藏则性命危。”其治法抓住标本缓急，见卒然扑倒，不省人，口眼喎斜，半身不遂等证，急则先用开关，以救急稀涎散或胜金丸催吐，“得吐即省。”醒后则依“次缓而调治”，或月千金续命汤、排风汤、风引汤等扶正达邪、怯风通络，或用地黄洒、防风汤、防己汤等益气养血、宣通经隧，或用针灸“中风十二穴”辅治之。而《圣济总录》则有18卷86个子目专论诸风的辨证施治。对中风病、区分闭、脱之说，始见于宋，风证作为一种大证，当时诸医家在认识相辨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传染病认识水平提高

宋代对传染病的认识较集中地反映在各种《伤寒论》研究著作中。与晋唐时期主要在篇目上区分伤寒温疫不同，宋代医家力图从病因、病机、证候、治疗等各方面，对二者的不同进行探索。致力最深的是春夏二季的温热病。事实上这正是大多数传染病的好发季节。此期医家们已不满足于有用伤寒伏气来概括所有的外感热性病，提出了一些独立于伤寒之外的概念，如冬温与温疫，并强调了它们的传染性或流行性。为温病学的独立发展打下了基础。

冬温：冬日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及时发病，至春乃发，称为冬温或温毒。临床表现已能指出：斑疹，如锦文，或溃烂为疮，兼有外感热病的一般症状。治疗以清热解毒透发为主，在病因和传染特点上强调：其为感冒非节之气为病，故人人皆感，每每成疫。

温疫(天行温病)：强调：四时自感乖戾之气而成。特点是热重于伏气温病，而且具有流行性，重则流行天下，次则一方、一乡，或偏著一家。庞安时将其归织成五种类型，治疗均以清热解毒为主。

由于以上三病强调了感受乖戾之气及具有流行性，并以此区别于伤寒，所以宋代有关温疫的理论虽然比较幼稚，且无温病学专著出现，却是寒温分家的重要时期。宋代关于冬温、温疫之认识。代表了当时医学家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水平。

二、外科与皮肤科

两宋时期外科学及其相关学科有发展，专科教学得到扩展，专著更多流传，外科与皮肤病类之疾病认识及理、法、方、药知识更加丰富，专业医师认伍不断壮大，并出现了以“外科”命名的专著，在这些方面多明显超越前人。然而，与前比较，在医疗技术上似无明显进步。

(一)外科之教育：公元1060年，太常寺言准，详定太医局学生限额为120名，其中属于外科专业的有疮肿4名，金镞兼书禁1名，金镞兼折伤1名。熙宁九年(1076)，宋神宗为了进一步改进医学教育，规定学生名额由120名增至300名，并强调：“设三科以教之”，此三科即方脉科、针科与疡科，外科在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上得到更多的重视，这或许与当时的内战需要有关。元丰(1078～1085)时，又对医学分科教授送行调整。在原九科的基础上、将外科的三个专业归并为“疮肿兼折疡科”，“金钱兼书禁科”，使分科更趋合理，学生人数也增加到30名，增加幅度明显高于其他学科。

(二)外科著作开始丰富：据《宋志》、《祟文总目》等所记，有外科类专著近30种，50多卷，其中由宋代外科学家所撰著有《卫济宝书》、(约1170年)2卷，《集验背疽方》(1176)1卷，《外科新书》(1207)1卷，5《外台秘要》(1263)3卷，《救急仙方》(1278)6卷，流传广而影响大，除《外科新书》已佚外，其他在明清甚至现代还是外科医生的常用参考书。由伍起予编撰的《外科新书》，是现知我国医学史上以“外科”命名书名的最早者。《卫济宝书)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外科专著，作者署名为东轩居士。据查证，东轩居士即北宋襄阳之魏泰。该书虽只上、下二卷，但从其系统论述外科疮疡痈疽等化脓性感染之病因、症状体征、诊断以及诸种医疗方药和技术等来看，不但内容丰富多采，且有较高的科学性，《卫济宝书》幸得《众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录而传世。《集验背疽方》的作者是李迅，字嗣立，泉州人，《集验背疽方》确系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治疗背部化脓性感染的专书，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用显影响。考李氏学术思想，由於他称一位主张以锡管吮脓的民间医生为庸医，可知其医疗是比较保守的。

(三)外科医疗技术与疾病认识：宋《卫济宝书》中首先记述了癌肿，这是在历代医学家描述体表诸种恶性肿瘤形状特点基础上的一次科学的总结和确切的命名。他说：“癌疾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是不破。”癌字是该书首创字，从疒从喦。喦者，通岩，取其盘纡隐深，磪嵬岑喦，岩崖连形，用以比喻癌肿凹凸坎穴之外观及硬如岩石之状貌。可见作者对癌肿病理症侯之认识十分确切，他为了帮助读者，更绘制了颇为形象的“癌原图”。化脓性感染之脓未成与脓已成的签别诊断在宋代有了更多的进步。在治疗指导思想上也进一步提高。《太平圣惠方》(992)关于脓已成的切开引流思想较前化更为积极。例如该书强调：“脓成，即当弃药从针烙也”，并说“生死之际，不可疑惧痛，项顿之间，以至内溃。古今同斃斯疾十有八、九矣”，又说，痈薄宜计，疽皮厚宜烙”。并谓针烙之法“有却痛之功也”；“烙法多差，殊稳妙于针法”，关于切开部位，指出“皆须近下面烙之，不透即再烙之令透”。对于较大痈疽还强调“即须散烙数处，并令透则气疏达，脓水易出”，“实者撚发为纴，虚者以纸为纴，涂引脓膏药纴之，为了彻底治疗，更明确要求警惕“脓根未尽，使令疮合后，必有再发之理”，上述所强调论述的诊断、治疗原则和方法等那是符合科学要求的，东轩居士所论乳痈之防治法也颇有科学价值，他在认识到乳痈之发病系因“乳汁不行而生痈”的基础上，创造了火罐吸乳法以防乳腺炎化脓而成乳痈。

枯痔手术之发展：《圣惠方》(992)是一部集宋以前方书大成的著作，在其论述肛门痔之治疗技术上，已多处强调了汞砷剂枯痔的方法。如用砒霜等研末路蜜和丸绵裹纳痔处；或用砒霜、白矾等为末炼黄蜡和丸“用绵裹一丸内下部……以痔头消为度”，公元1127年，《魏氏家液方》记载了枯痔散法，较《圣惠方》的方法提高了一步，从而进一步减少了对健康肠粘膜的伤害，效果得到提高。

外科医疗技术：剔除咽喉异物与治疗疣的技术，在综合性医书里已有了较确切的论述，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技术已为普通医学家所掌握。例如：小儿科专著《小儿卫生总徽论方》的有关部分，所记述的外科医疗技术就有上述特点。在《千金要方》多处记载运用有血清免疫法思想的治疗疖病的基础上，被发展改进而用以治疗疣症。其方法是“以针或小刀于决疣子四面微微血出，取患疮人疮中脓汁傅之，莫得近水，三日外脓溃，其根动自落”，又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改进孙思邈用磁石吸取咽部铁钉、针等异物的方法，改口含为钻磁石孔窍以线穿系，从而不但提高了成功率，而且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小儿科集大成的专著《幼幼新书》(1150)卷39，不但收录了孙思邈及《小儿卫生总微论方》的相似方法。该书所引用《圣惠方》(992)剔除误吞鱼钩不出的医疗技术。一法要求绳犹在手中者，莫引之。……，稍稍令推至钩处，小小引之则出。一法强调用琥珀珠贯钩绳上，推令前入至钩所，又复推以牵引出矣，如此医疗技术在综合性医书的广泛引用，说明该法已比较普遍为医家所掌握。

(四)麻醉技术的发展：两宋时期的外科手术，特别是较大手术已有逐渐衰退之势，保守疗法已日渐发展。但是由外科手术发展而兴起的麻醉技术却并没有因此而停滞，相反由于化脓性瘢痕灸法的兴起，整骨手术的进步，麻醉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例如：窦材《扁鹊心书》(1146)所记之睡圣散即其代表，方法是“人难忍艾火灸涌，服此则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即昏睡”。

此外，在《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一书中，还正确指出小儿脐风与成人之破伤风是同一种疾病，这就把人们对破伤风的认识提到新的高度。

(五)皮肤病的认识：随着医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经验愈益丰富，对许多皮肤病的认识更趋深入，对隋唐时期某些皮肤病名繁复混杂之状况提出了新的分类见解，进一步提高了诊断治疗水平。

1、皮肤结核：狼瘘、蚝瘘相当于结核性初疮或为寻常性狼疮；蛴螬瘘类似于疣状皮肤结核；鼠瘘、瘰疬相当于瘰疬性皮肤结核：《圣济总录》在分类论述上虽多沿袭前说，但其“瘰疬门”总论则强调了以下观点：“瘰疬者，其疬本多因患怒气道，忧思恐惧，或改良有虫鼠余毒；或风热邪气，客于肌肉，随虚停结；或在颈项，或在胸肌，累累相连者是也。”所论情感忧惧、饮食余毒、风热邪气等病因，是在前人基础上的提高。宋·陈无择之《三因极——病证方论》论及瘰疬证治，则对前人之分类和解说提出异议，他认为“此往往是三阳传诸阴经方有之，若本脏发，未必有是，学者知之。”（引号内医论均见：宋陈言《三因极·病证方论》卷15，P204，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陈无择对本病的理角和不同看法产生一定影响。而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则着重根据患者情感体质及具体病症进行辨证施治。

2、诸癣：两宋时期《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论述诸癣，基本上仍沿袭《诸病源候论》的论点，但分类已较简化。值得注意的是没有“白癣”。陈无择则提出：“见癣种类亦多，……虽以皮肤气血凝滞所为，或有风湿转成者；或为人传染得之者，种状不同，治之各有方，”是分为三种情况论其证治，宋代方书《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以及《和剂局方》等，均含有大量皮肤病的治疗方药。反映了治疗经验更趋丰富。

三、骨伤科

两宋时期，太医局始设疮肿兼折疡科，骨伤科正式与外科疮肿并列为医学一门分科。随着这一时期解剖学的发展，骨伤科理论和临床诊疗均有较大发展。

(一)创伤骨科解剖生理的进步

两宋时期由于对人体骨骼系统解剖、生理认识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对骨创伤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圣济总录》在“针灸门”记录了长干骨相扁状骨骨髓的多少，在“伤折门”中，更进一步明确提出四肢的运动功能，必须依靠筋肉和骨骼的“联结缠固”，如果丧失这种正常的“联续缠固”，就会丧失功能。公元1247年，宋慧在《洗冤集录》里，记录了人体骨骼系统的结构，并对人体的主要关节，上下骨的关系，脊椎骨、尺桡骨、胫腓骨、膝关节，包括半月板等构造，都有了较实际的描写。解剖学知识的进步，指导了骨折脱位的诊断和治疗。

(二)创伤骨科诊断学的进步

检查及危重创伤的诊断，此期也有较明显的进步，据《洗冤集录》论述，宋代对创伤的检查诊断，已注意致伤外力的大小、方向及致伤的部位、局部组织的变化、血肿情况和肢体功能等，以辨别伤情轻重。上述验伤经验源于临床医学和法医学检验经验的积累，对骨伤科创伤之检查诊断有着重要的价值。例如受伤局部血肿的颜色、范围、形状、出血与否，即可判断受伤暴力的大小及伤情的轻重。

(三)创伤骨科治疗学的进步

危重创伤的救治，《洗冤集录》除了介绍张仲景的人工呼吸法外，还推荐葱白炒热敷伤处的止痛法；用半夏末、皂角末吹鼻或生姜汁、韭汁灌服，灸肚脐、或酒调苏合香丸灌治“五绝及堕打卒死”、“若心下温”、“若肉未冷”者等急救技术，此外，在手法、手术治疗上也有很大进步，例如开放性创伤的治法。宋代的早期处理，仍沿用隋、唐清创方法，剔除异物等，强调：“要在血气未寒，急施治法”，用桑白皮尖茸为线，或用麻线缝合伤口(见《圣济总录》金疮门)，并皆主张用盐水洗净，或烧葱汁涂伤口然后涂贴药物。关于感染创口则注意到辨证论冶，如采取“淋渫”洗疮法以祛秽解毒，用刀剪清除坏死组织，用活血药物以生肌收口等等，并逐步发展了内外并治、辨证论治等理论指导，对于骨折、脱臼的复位、固定技术更有较大的进步。《圣济总录·伤折门》对骨折脱臼的治疗，已认识到首要目的是恢复原来的解剖关系，称为“接筋续骨”，当手法正骨不能恢复到解剖位置时，强调切开复位法，由于宋代麻醉技术的进步，外科手术水平与器械已有针、线、刀(柳叶刀、钩刀)、镊、剪、凿、钳，锥、锤等，均已取得进步，在复杂骨折的切开复位技术，也取得了发展，特别宋代随军医生，已运用了切开复位与凿除死骨治疗粉碎性骨折等。还必须指出，创伤方药疗法是我国骨伤治疗技术的一大特长。例如：淋、熨、帖熁膏摩的外治法在宋代也取得长足进步《太平圣惠方》记载11首淋、浴、帖熁(音协，火迫之意)、膏摩的方剂，选用药物除宋以前历代使用的桂、附、辛、椒、姜、芎、归、芷之外，还选用了白矾、接骨草、葱白、五加皮、桑白皮、松节、樟木节等，制成洗剂，称为淋洗方，治跌伤瘀血作痛；伤筋折骨，或久损腰膝，关节疼痛等症均有着肯定的作用。同时，治疗创伤的三大原则，即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或称健脾补肝肾)，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又经过广泛实践，在创伤治疗上得到确立。

四、妇产科

宋代，临床医学发达，妇产科的成就尤为显著。宋代太医局设有产科和产科教授，专门培养妇产科医学生，推动了宋代妇产科的发展。著名的妇产科学家和妇产科著作相继出现。中医妇产科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临床医学学科。

宋代对产科贡献较大的是杨子建，元符元年著有《十产论》，(1098)，对异常胎位作了详细的描述；继而有李师圣、郭稽中《产育宝庆集》1卷(约12世纪初)，后有朱端章《卫生家宝产科备要》8卷(1184)，总结了宋以前的产科临证经验和初生儿保育方法，是一部珍贵的产科文献。另外，有齐仲甫著《女科百问》2卷(1220)，这是一部综合性妇产科著作。宋代员著名的妇产科学家是陈自明，所著《妇人大全良方》，(1237)，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综合性妇产科专著。

(一)有关月经失调的新见解

对劳瘵骨蒸(结核病)引起的闭经，陈自明除了对闭经进行一般辨证，用通经或健脾益气方药治疗外，并在《妇人大全良方·众疾门》中明确指出：劳瘵、骨蒸可引起完全闭经。现在看来，这与妇女生殖器官结核引起的继发性闭经极其相似，而且治法也不同于一般闭经，即不用通经药，而采用滋阴清热药。体现了控制原发病，治病求本的原则，

(二)分娩处理

注重观察分娩产程

产妇临产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况往往影响分娩产程的进展，陈自明要求接生人员在产程开始时，不仅要注意消除产妇时分娩的恐惧心理，而且要照顾产妇的饮食营养，以维护产妇体力，等待分娩。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将护孕妇论》中指出：“欲产时不可多人，喧哄怆惶，但用二老妇人扶行及凭物站立”。又说：“苦心烦，用水调服白蜜一匙：觉饥，吃糜米少许。勿令饥渴，恐乏其力。不可强服催药，早于坐草，慎之。”陈氏还指出，当产程进展至胎膜破水，儿头面出时，始可正式接生。

全兔脑制剂的应用

《证类本草》17卷兽部中品兔条下所引用的《经验方》中，有关于兔脑催生丹的记载，其药物组成及制作用法是：“催生丹，兔头二个，腊月取头中髓，涂于净纸上，令风吹干，通明乳香二两。碎，入前干兔脑髓，同研。……以猪肉和丸如鸡头大，用纸袋盛储，透风悬。每服一九，醋汤下，良久未产，更用冷酒下一丸，即产，此神仙方，绝验”。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兔脑；现已实验证明脑下垂体后叶含有催产素，具有促进子宫节律性收缩的作用，注射催产素仍是现代产科处理宫缩乏力促进分娩常用的特效制剂。而中医产科早在公元11世纪末。就已使用了兔脑制剂催产，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对新生儿断脐后脐带断面的处理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提出了用烙脐饼子炷灸的方法，处理新生儿脐带断面，以预防发生脐带痈疮和风证。早在《太平圣惠方》(刊于公元992年)卷76中，也记有烙脐四方，其药物组成、用法均与之相同。可见我国宋代，对新生儿断脐后，进行脐带断面烧灼消毒，已有了相当的经验，而且提出了使用目的。

(三)妊娠用药禁忌仍产后常见疾病

妊娠用药禁忌

为了避免流产，保育胎儿，陈自明对妊娠用药进行了临床研究。首先指出孕妇用药应避毒药，并列举出60多种妊娠应禁忌的药物。其中有剧泻药、催吐药、活血破血药以及药性猛烈、毒性较强的药物等。还将其编成“孕妇药忌歌”，使医生容易背诵记忆，历代相传，沿用至今，成为产科用药戒规。

妊娠晚期阴道出血

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修胎门》更记载了妊娠晚期阴道出血。他说：“怀妊将满，胎神已具，坠扑伤胎，甚至下(血)而不醒”。

难产

杨子建《十产论》最早描述了因胎位异常引起的各种难产，如横产(肩先露)，倒产(足先露)，偏产(额先露)，坐产(臀先露)，碍产(脐带攀肩)，盘肠产(产时子宫脱垂)。并创用了矫正胎位转正的各种手法，（陈自明，《校正妇人大全良方》上海卫生出版社，1956年），兹引述横位、脐带攀肩转胎法如下：

“凡推儿之法，先推儿身令直上，渐渐通以中指，摩其肩，推其上而正，渐渐引指攀其耳而正之。须使产母仰卧，然后推儿直上，徐徐正之。候其身正，门路皆顺，煎催生药一盏，令产母吃了，方可使产母用力，令儿下生。此名横产。”

“碍产者，言儿身已极，门路已正，儿头已露。因而转身，脐带攀其肩，以致不能生。令产母仰卧，稳婆轻手推儿向上，以中指按儿肩，脱脐带。仍令儿身正顺，产母努力，儿即生。”

(四)妇女各期卫生

陈自明对妇女的生理特点有一定的认识，比较注重月经期、孕期、产褥期、哺乳期的妇女卫生。

月经期卫生

妇女月经期间，全身及局部抵抗力减低，易感外邪。陈自明一再强调经期卫生的重要性，指出：“行经之时，最宜谨于将理”。

孕期卫生

为了保护孕妇健康和胎儿正常发育，预防流产、难产，陈自明强调“产前先安胎。”并在“将护孕妇论”中规定了，时常步履，不可多睡，不可饱食，过饮酒醴，不可乱服汤药，亦不可妄行针灸，不得负重相登高涉险，要求作好产前准备。

产后卫生

陈自明认为“产后气血虚竭，脏腑劳伤。”强调“产后先补虚。”并规定了产后生活起居应注意的事项。还提出要注意乳汁通畅，防止“妒乳”。

五、儿科

两宋时期，以钱乙为代表的儿科医家在儿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1世纪北宋政府设立的太医局中有“小方脉”即儿科。针对当时社会情况，政府还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儿童健康成长的法令，乾德四年(962)，诏令“士庶敢有阉童考，不赦”(《宋史·太祖纪))；淳佑九年(1249)又创“慈幼局”，收养道路遗弃的初生婴儿。这些措施对保护儿童是有积极意义的。

(一)儿科著作空前丰富：这一时期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主要有董汲《小儿斑疹备急方论》（1093）；钱乙《小儿药证宜诀》(1119)；阎季忠《阎氏小儿方论》(1119)；张涣《小儿医方妙选》(1126)；《幼幼新书》(1150)；无名氏《小儿卫生总微论方》(13世纪初)；陈文中《小儿痘疹方论》(13世纪中期)及《小儿病源方论》(1254)场土瀛《婴儿指要》等，其中尤以钱乙和陈文中的学术影响为最大。此外，《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两部方书中也包含有丰富的儿科内容。

(二)儿科基础理论之发展：钱乙在《小儿药证直诀》卷上中明确指出：小儿有“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气血未实”的生理特点，和小儿得病后“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在治疗上强调以“柔润”为原则，顾护小儿正气，侧重小儿脾胃和肾脏的调养，反对“痛击”、“大下”和“蛮补”。钱氏提出的这些学说，对于小儿病的证治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并很快为广大医家所接受，产生很大的影响。

(三)儿科诊断技术进步：钱乙结合实际提出了简要的小儿脉诊和望诊。钱乙把小儿脉法归纳为六种：即脉乱下治、气不和弦急、伤食沉缓、虚惊促急、风浮、冷沉细等，化繁为简，方便临证运用，钱氏望诊包括“面上证”和“目内证”，所谓“面上证”是以面部不同部位分候五脏病变，所谓“目内证”是根据目内色泽、光采来诊断五脏的虚实寒热，钱乙还注意将面色与其他治法结合，以便更准确地对病症进行鉴别诊断，如同为头身发黄的病症，钱乙认为如果“一身尽黄，面目指爪皆黄，小便如屋尘色，看物皆黄”属黄疸；如果“面黄腹大，食土，渴者，脾疳也”；如果“自生而身黄者，胎疸也”，这里已将引起头身发黄的传染性肝炎，肠道寄生虫病、新生儿黄疸等区分得相当清楚。钱乙提出的上述诊断方法，至今对儿科临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继唐代王超小儿指纹法之后，宋代许叔微在《普济本事方》中记载了指纹法，记述小儿虎口的色泽变化与疾病的关系，如“紫风红伤寒，青惊白色疳，黑时因中恶，黄即困脾端”，至《幼幼新书》则进一步提出了虎口三关指纹法，这种诊法是将食指近辈端向指端的三节分别称为风关、气关、命关。指纹颜色主候疾病性质，指纹显现在“三关”预示疾病轻重，即风关病轻，气关病重，命关病危。

钱乙根据《内经》及前人关于脏腑辨证理论，提出儿科五脏辨证法，把五脏与一些儿科疾病直接联系起来，如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并用寒热虚实来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继以制定五脏补泻治疗法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如心热用导赤散，肝热用泻青丸，脾热用泻黄散，肾虚用六味地黄九，脾虚用益黄散等等。这种辨证法，执简驭繁，提纲挈领，大大提高了儿科辨证论治水平。

(四)疾病认识水平提高：对麻、痘、惊、疳等小儿病症有较为深刻的认识，钱乙细致描述了小儿麻疹初期的表现，并指出其即“天行之病”。《圣济总录》认为该病“或遇时疫”所致，《小儿痘疹方论》则指出是“因时气”而发，从而在病因学与发病学方面进一步明确了麻疹性质和特点。此外，开始注意发疹性疾病的鉴别，在小儿发疹性疾病专著《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中，将麻疹与天花分别称为疮疹与痘疮，在临床上已能较清楚地加以鉴别，在治疗上，一般初期常用解肌透表法，使麻疹由里外透，如麻疹陷落，则采用清热解毒和补气托毒的治法，反对轻率使用热药。具体用药上，选用胡荽、升麻、芥穗等透疹效果好的药物，并注意病儿的护理，这些都为后世所推崇。

宋代专论发疹性疾病的医书，如《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小儿痘疹方论)、《小儿痘疹论》等，对天花都有论述。并能较正确地与水痘相区别。相传十世纪宋神宗时我国已发明人痘接种术，成功地预防天花。

两宋时期，对惊风的认识有着明显的提高，宋以前，对小儿抽搐一类疾病统称为惊痫。至宋，《太平圣惠方》卷83首次提出了惊风的名称，并将惊风分为急惊风、慢惊风两大类，详细描述其病因病理、临床症状，关于惊风病因，钱乙认为除了大惊之外，发热是急惊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慢惊风则大多是吐泻之后由脾胃虚损引起。至于治疗，《太平圣惠方》对急惊风提出清热、豁痰、熄风等治则。钱乙等医家又有镇惊截风、止搐、解毒等治法。对慢惊风则以温补镇惊为总则。在用药方面，《幼幼新书》开始试用新的镇惊药蔓陀罗，为治疗小儿惊风增添了新的方法。

六、五官科

宋代元丰(1078～1085)年间，医学分为九科，眼科和口齿咽喉分别单独成科，这是五官科理论逐渐进步和治疗经验不断丰富的结果。其中，眼科的进步尤为突出，它以独特的五轮八廓学说和内外障与眼病七十二证理论的产生为标志，而且在针拨内障、钩割针镰等手术的具体操作手法较唐代有了更大的进步。宋代多种方书和《眼科龙木论》更总结记载了大量的五官科方剂，包括一些为后世医家广泛重视的五官科名方。

(一)五轮八廓学说的形成

五轮学说渊源于《灵枢》大惑论有关眼与脏腑的论述，宋代多种医著中均有记载。如《太平圣惠方·眼论》记载的肝病，应于风轮，病应于血(轮)。脾病，应于肉轮，肺病，应于气轮，肾病应于水轮。但此时五轮的眼部分属仅瞳神、自睛较为明确，其余各轮尚有缺失。《秘传眼科龙木论》是宋元医家辑前人眼科著述而成，其“龙木总论”据考当成书于北宋，该节“五轮歌”中，关于两睑病位的论述对《太平圣惠方》有所补充。南宋末，杨士瀛的《仁斋直指方》始将五轮的眼部分属明确为：“眼属五脏”首尾赤皆属心，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眼圆大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两中间黑瞳一点如漆者，肾实主之，此说得到后世眼科医家认同，将五轮学说的主要内容基本固定下来。

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一书中，首次提及八廓这一名称，《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中载有八廓歌，其中列有关泉、养化等八种廓名，并分别与小肠、三焦等脏腑相联系。杨士瀛的《亡斋直指方》亦载有同样的八廓内容，不过此时尚属有名无位的初期阶段。

五轮八廓学说在论述眼与内脏之关系，眼病定位辨证论治之运用等均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二)眼科疾病分类与认识水平明显提高

内外障和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出现的两种眼科病症概念。《秘传眼科龙木论·七十二证方论》中，将内障、外障作为归纳所有眼病的分类纲领。它根据病症发生的不同部位，将主要发生于瞳神的病症归为内障，发生于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的病症归为外障，形成了一种执简驭繁的眼病分类方法。内外障学说对后世眼科影响很大。

眼病七十二证是宋代产生的另一种眼科病症概念，它以七十二种常见眼痛确立了宋以后我国眼科病症的主线索。产生于《秘传眼科龙木沦》中的“七十二证方论”，列内障23证，将肉眼所能认识到的各种眼珠(晶状体)改变予以基本概括，影响深远，以至后世基本上都沿袭其说。所论外障49证中，黑睛疾病和胞睑疾病最多。花翳白障(角膜溃疡)、蟹睛(虹膜脱出)、混睛(角膜实质灸)和倒睫、暴风客热(急性脑膜炎)、睑生风粟(沙眼)等都是该书首先记载并沿用迄今的常见外眼疾病。

(三)五官科名方和外治法的深入研究

宋代多种方书所收集的大量五官科方剂，以及《眼科龙木论》等所记载的眼科专方，显示用药开始出现规律，已注意从调理脏腑功能着手组方、理论水平和临床效果都较前明显提高，产生了一批为后世所习用的五官科名方。如《济生方》的苍耳子散，数百年来一直用为治疗鼻渊的名方，此期，动物肝脏内服及用苍术治疗夜盲已受到高度重视，外治法的深入研究是宋代五官科的又一重要特点。《太平圣惠方》对针拨内嶂和钩刺针镰法有详细讨论，明确指出：“障翳内成，非草石疗之功，唯金针拨之乃效。”（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第一流3卷，P915，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对有关白内障的各种表现和针拨内障的进针部匝(外眦，鼻侧)、进针手法、针下感觉、入针后金汁进入瞳神的方向等操作过程及手术后护理等介绍，为早期医学文献记载最详尽者。该书对钩割治疗胬肉，述及以线剥离、术中勿伤及黑睛、务须割尽，以“火针熨令断其势”等手术要点及胬肉复发的认识亦极有见地。

七、口腔科

宋代随着分科的日趋精细，口齿病的认识与治疗也不断有所进步。《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反映了这方面的主要成就。《太平圣惠方》卷34、36专论口、齿、唇、舌，载医方500余首。《圣济总录》内更以五卷的篇幅专论口腔疾患。

(一)口齿疾患认识之深化

如口疮一证宋以前多注重清泻心脾实热。严用和用冷盐水送黑锡丹和养正丹以镇坠宁心，治疗虚热上攻之口疮，开后世治疗虚证口疮的先河。《苏沈内翰良方》还注意到失眠与口疮发病的关系，指出：“风口疮不可失睡一夜，失睡口疮顿增”，（宋·苏轼、沈括：《苏轼内翰良方》卷七，光绪仿知不足斋刊本），现代医学出认为复发性口腔溃疡的发病中，神经精神因素为诱因之一。

(二)口齿保健

宋著名学者苏东坡提出茶叶对预防龋齿的作用，现代医学实验证实茶叶中含有较多的氟，故有防龋、防口具、杀菌消炎之功。此外，《太平圣惠方》指出刷牙匠早晚行之。《太平圣惠方》还载有药膏药齿法：柳枝，槐枝，桑枝煎水熬膏，入姜汁，细辛，等每用擦牙，此可谓今之药物牙膏的雏型，在宋代已有植毛牙刷。宋·周守中《养生类纂》：“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在欧洲，约500年后所记述的植毛牙刷与周守中的记录相同。

(三)医疗技术进步

牙齿再植技术

《圣济总录》有治牙齿摇落，复安令著，坚齿散方：“齿才落时，热粘齿槽中，贴药齿上，五日即定，一月内，不得咬硬物。”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关于植牙处方及手术的记载。

义齿修复

陆游(1127～1209)诗《岁晚幽兴》中有：“卜冢治棺输我快，染须种齿笑人痴”之句。并自注云：“近闻有医以补堕齿为业者”。与陆游同时代的楼钥(1137～1213)在《功媿集》中有《赠种牙陈安上》文，其中有“陈生术妙天下，凡齿之有疾者，易之以新，才一举手，使人终身保编贝之美”之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义齿修复的记载。

骨移植术

宋·洪迈《夷坚志》载：晏肃之妻，因下颌患疽久不愈，致下颏与下腭脱落。医生为其做了移植手术，术后又活了20余年。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骨移植手术的记载。

八、针灸科

针灸学在两宋时期有很大发展，是我国针灸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在此时期出现了闻名中外的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两宋的针灸文献专著有影响者近10种，综合性医书之论针灸者更多，如《圣济总录》在统一经穴排列顺序，为经穴理论的条理化、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而针灸专家和一般医学家兼长针灸者更多，其中影响较大影响者有王惟一、许叔微、王执中、窦村、庄绰、闻人耆年等诸多医家，他们对针灸学之贡献，使两宋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王惟一在针灸临床和教学中，十分重视经穴的规范化，公元1206年他撰写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书，次年又主持铸造了针灸铜人两具。《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共记载腧穴657个，其中青灵、厥阴俞、膏盲俞、灵台、阳关等穴是新增加的穴区，穴位排列兼采《针灸甲乙经》和《千金方》之长，即有按十四经脉循行排列者如卷1、卷2亦有四肢按十二经次序排列，其余穴位则将人体分为偃、伏、侧、正四个面进行叙述，头部、面部、肩部、侧颈项、侧肢，侧肋等，则按部位论述。根据文献记载，铜人体同成年男性，青铜铸成，躯体外壳可以拆卸，胸腹腔能够打开，腔内五脏六腑可见；体表则刻14条经络循行路线，且经络上穴位悉备，穴位与体腔相通，教学时，是针灸学生等学习针灸经络穴位的依据；考试时，体表涂蜡，使穴位、经络被覆疬之后，孔穴亦即被蜡所堵，再向体内注入水银(一说注入水)，令被试者选穴针刺，若取穴有误，则针不能入，如果取穴正确，则水或水银从拨针后之针眼中射出。能使针灸得到普及推广，他还将《钢人腧穴针灸田经》刻于石碑，镶于仁济殿四壁，每壁一卷，剩余一壁则另刻《穴腑都数》一卷补入，立于大相国寺以广传播。

王执中撰有《针灸资生经》他很注重经穴考证，死孔穴的、部位、取法、针刺深度、刺灸禁忌以及少数经外奇穴等都运用古籍记载加以分析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王氏对经穴规范化也作出了贡献。

《圣济总录》虽非针灸专著，但作者对经穴排列顺序、经络与腧穴关系作了较大调整，不仅将354腧穴全部归属十四经脉，并根据《灵枢，经脉》的记述，依经脉行走方向作了重新编排，对奇经八脉除任督脉以外的六脉所属穴位逐一作了说明，尽管尚有部分经穴的排列次序与经脉循行分布不符，但总的来看，为经穴的系统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较大。

(二)临床针灸术之发展

王执中在《针灸资生径》中共收载各科疾病195种及其附属各症，并发扬了唐代孙思邈的针药并重思想，书中有关疾病治疗针药兼用者比比皆是。王执中对灸法叙述亦颇丰富，有四花穴法、灸痔法、灸肠风法等。

此外，宋代医家中有偏重灸法者和专精灸术者，因而扩展了灸法在临证治疗中的应用。如许叔微在其阴证用灸、灸补肾阳等理论指导下，对阴病转腹痛、阴毒渐深候、阴毒沉困候专用灸治取得良好疗效，南宋医家窦材是偏重于灸的医家。他临床注重温补脾肾，惯于灸命关、关元以补脾肾，目的是扶阳，将灸法灼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此外他也将灸法用到了预防保健，提出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以保健摄生。

两宋期间以灸法为主较著名的医家尚有庄绰和闻人耆年。闻人耆年著有《备急灸法》，记述了二十二种病证如痈疽、肠痈、疔疮、突发心痛、小便不通、溺水、自缢等的灸治法将灸法推广到急证治疗方面，因而很有特色，且各病灸法均附有插图，对推广灸法有积极作用，其中如难产灸至阴一法，现已扩大应用到治孕妇胎位不正，有较高的转胎率，说明其实用价值之可靠。

(三)推拿术在民间流传

宋代，由于受封建礼教之束缚，按摩术不如唐代兴盛，在宋太医局中还取消了按摩科，更影响其术之发展。但由于按摩术之验、便、廉，受到人们之信赖，因而在民间流传仍广，特别是自我按摩术受到重视，此期按摩术开始在儿科治疗中发展，这也反映到官方和私人著作中。

如宋代《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中均有关于按摩术之记载，前者记述了以膏摩法治疗小儿疾病，后者对按和摩二者之差异及适应证作了详述。民间流行之导引、按摩资料亦颇丰富，如名医庞安常用手法拊摩配合汤温腰腹间处理一难产七日之产妇，使产妇顺利产下一子，并母子平安；另一民间医生赵三翁以按摩为业，往往为人“……按摩，疾病立愈”等。在《医说》中记载了民卒借助一竹管自我按摩，每坐则置竹管于地举足搓滚，治愈了骨折至脚筋挛缩不能伸之后遗症，此外如按摩涌泉穴法，使身体健康不染瘴疫，以及摩擦两手掌，使热以摩面、拭目、摩发，“令人光泽，皱斑不生”，“发不白”等，亦为民间常用之自我按摩保健法。

两宋时期中外医药交流

一、中朝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中朝医药交往更加广泛，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和天禧五年(1021年)高丽使者郭元、韩祚各自回国时，宋真宗亲自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金斗锺《韩国医学史》118～119页码韩国探求堂1966年版）；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高丽使者任懿、白可信回国时，徽宗赠送《太平圣惠方》1000卷和《神医普救方》1100卷；同年，“王嘏、吴延宠还，自宋帝赐王《太平御览)壹千卷”。

两国之间医人来往更加频繁。据史书记载宋朝曾8次共116人赴朝从医或教医，其中绝大多数是朝庭遣派的医官如。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宋医江朗东随宋泉州商黄文景、萧宗明去高丽旅居在高丽从医；宋英宗治乎五年(1068年)，宋开封人慎修及陈潜古、储元宾等人赴高丽，慎修颇有学识，尤精于医，曾以参知政事致仕，其子慎安之也善医，从医教医。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宋遣医官王愉和徐光赴高丽，七年(1074)，宋又遣扬州医助教马世安等八人赴高丽，元丰三年七月(1080)，马世安再度赴高丽，受到神宗的嘉奖，神宗元丰元年(1078)。高丽文宗帝因患风痹症向神宗帝请求派医，翌年神宗帝遣翰林医官邢慥、朱道能、沈绅、邵伦及等八十八人，带百种药材赶高丽为文宗治病。两国医人的来往，直接促进了两国医学的发展。

医事制度方面，宋化之初，高丽仿照唐制设置机构，授与职衔，实施医学教育和医业科举制度；置大医监、尚药局等机构和大医监、监、小监、丞、博士、医正、御医、直长等职衔；三京十道设医学博士，教授医学；实施医业科举，考试科目为《素问)、《甲乙经》、《明堂经》、《脉经》、《针经》、《刘涓子方》、《痈疽论》、《本草经》等中国医书，后又增加《和剂局方》等；另外，为百姓医疗设立了“惠民局”。

宋代，中国向朝鲜赠送的药材品种很多，数量较大。南方热带产药材如天竺黄、安息香等亦经宋商人传入高丽，朝鲜药材输入到中国者也多宋代《证类本草》里收裁的高丽产药材有10余种。

宋代，朝鲜还积极发展了中国医书的刊行工作。公元1058年(宋仁宗嘉祐三年)，朝鲜忠州牧翻刻中国医书《黄帝八十一难经》等。公元1059年，安西都护府使都官及外郎异善贞也新雕《肘后方》等3种。这些医书的刊行，直接促进了朝鲜医学的进一步发展。高丽高宗十三年(1226)，朝鲜医学家崔宗峻以中国的《本草经》、《千金方》、《素问》、《太平圣惠方》相《圣济总录》为基础，撰写了《御医撮要方》，促进了朝鲜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宋代，由于中朝医药交流较广泛，朝鲜所收藏的中国医书善本较多。高丽宣宗帝于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遣黄宗慤来中国呈送《黄帝针经》善本9卷。当时，中国《针经》已亡佚，宋朝以此《黄帝针经》为底本重新颁行。这无疑是朝鲜对中国医学的一大贡献。

二、中日医药交流

与唐代中日交流频繁的状况不同，北宋中日医药的交流大为衰落，甚至趋于停顿，南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又有所发展。但这些交流终因局限于两浙等地，来往亦以贸易商人和僧人为多，故整个两宋时期，中日医药交流的成绩不是很大。

大抵日本输入中国的贷物中硫磺和珍珠，可为药用。从中国运送到日本的药物，主要为香药。包括麝香、丁香、沉香、熏陆香、珂黎勒、石金青、光明朱砂等药品。

医事的往来见载不多。康定二年（1041），宋惠清到日本镇西行医；同年奉藤原清贤命至宋求治眼方。此外，尚有数条零星记载，但无属于官方互派的记载。

宋代印行医籍甚众，日人来华携去医藉亦不少。据记载，淳佑元年(1241)，圆尔辩圆从宋带回典籍数干卷，书目著录于《三教典籍目录》中，惜此书已佚。据藏有这些典藉的普门院《藏书目录》记载，其中医学典籍有三十余部，内有《魏氏家藏方》十一册，即是宝应三年(1227)的刊本。

与医药相关而影响最大者，当推茶种引入日本。这是丹波家族荣西的功劳。早在奈良朝时，中国茶传入日本，并专供药用。嵯峨天皇时亦曾命种植茶树，每年用作税收，但此后喝茶风气似渐衰落，以至在《延喜式》中已不列税收。宋朝钢茶之风甚盛，荣西于仁安三年(1168)第一次入宋，即将茶籽带回日本种植。他赠送给高辨(明惠上人)，高辨将之种于山城拇尾。拇尾一度为日本第一产茶地。所产称“本茶”，最为珍贵。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在日本医界内部，在相当于中国五代末宋初之期。产生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医心方》。此书始撰于982年，984年成。作者丹波康赖(911～995)，其先祖传为汉灵帝五世孙阿留王。抵日后封为大和国桧隈郡使主。其子志努转居丹波国，赐姓丹波。《医心方》计本草及用药各1卷、俞穴及针灸疗法1卷、内科9卷、外科及皮肤病6卷、五官科1卷、妇产科4卷、小儿科1卷、服石2卷、养生3卷、食疗2卷，引用晋唐医书约150种。共7000余条，尤以《诸病源候论》、《千金方》、《葛氏方》等为大宗，体例亦仿之，其中所引如《范汪方》、《集验方》、《经心录》、《删繁方》、《崔泉饧食经》、《产经》、《如意方》等，皆今之所佚，全书显为唐代传日医学与日本医生本土经验综成之作，为中日医药交流一伟大结晶。

三、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医药交流

两宋时期，东南亚许多国家仍保持着与中国进行医药交流的传统。交趾国(越南北部)输入中国的药物有犀角、玳瑁、乳香、沉香、龙脑、檀香、胡椒等。占城(越南南部)也有豆蔻等多种香药输入中国。南宋时，安南国(越南一带)一方面献苏合香、朱砂、沉香、檀香等，另一方面选送医生来华学习，从中国引进制药技术。

1001年，丹眉流国(今泰国，丹眉流一说为马来半岛)遣使臣打吉马等入贡木香千斤、苏木万斤，还有紫草、象牙、胡黄连等。

地处今加里曼丹、爪哇岛、苏门答腊岛、马来西亚半岛等地的渤呢国于977年遣使施努等进页大片龙脑，二等龙脑，三等龙脑，苍龙脑、田香等（元·脱脱《宋史、勃泥国传》第248，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992年，婆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进贡槟榔、珍珠、檀香、玳瑁、龙脑、红花、苏木、硫磺、丁香藤等。980年三佛齐国(印尼苏门答腊岛巨港附近)商人李甫诲载香药、犀角等至海南，后至广州进行贸易。983年又遣使蒲押陀罗赠送犀角、象牙和香药，之后又多次送薰陆香、龙脑香等。当时，从中国泉州港出口的大宗川芎，运往盛产胡椒的东南亚国家，对防治那里采椒人的头痛病起到良好的作用。

四、中国与阿拉伯诸国的医药交流

随着宋代中国与阿拉伯之间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海外贸易及通使等活动的频繁，当时对阿拉伯的医药知识有了更多的了解。关于所产药物，宋·赵汝适记载较详：“大食……土地所出，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肉豆寇、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腽肭脐、……栀子花、蔷微水、”一些宋代书籍中还具体记载了某些阿拉伯所产药物的功用、采制方法等。

两宋时期中国与阿拉旧药物交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路。1973年8月，幅建泉州湾发掘了一艘宋代海船，船舱中有大量药物，其中多有阿拉伯地区出产者。由于宋时药物贸易在中国与阿拉伯的海运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中多数是香药)，所以有学者认为，“阿拉伯与宋代的商业交通路线，也可以说是‘香药之路’”。

宋代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药物不但品种繁多，进口的数量也相当巨大，如“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宋史·食货志下》），这些进口香药价格亦极昂贵，“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五、六十千，系番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

除了对外贸易，阿拉伯地区还通过贡的方式选来不少药物。据不完全统计，自宋太祖开宝四年(971)至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的238年间，大食进贡凡49次，其中明确记载有药物者10次，这在《宋史》卷490“外国列传·第六”中有较为集中的记载：大食国人花茶、李亚勿、蒲希密、婆罗钦三摩尼、陁罗离等先后进送的药物或可供药用的物品有拣香、白龙脑、蔷薇水、象牙、乳香、腽内脐、龙盐、眼药、舶上五味子、舶上褊桃、白沙糖、千年枣、真珠、缶香、琥珀、犀角及都爹、无名异等。进献的数量也很可观，如一次进献乳香达千八百斤，象牙五十味，蔷薇水百瓶，龙脑一百两等。

大食国所产蔷薇水在宋代时曾输入我国，除《宋史·外国列传》外，这在成书于南宋初年的《铁围山丛谈》中也有明确记载（见蔡文：《铁围山丛谈》卷5，知不足斋丛书，清乾隆道光长圹鲍氏刊）。在我国，先秦以来仙家道士进行的炼丹活动，在客观上就对蒸馏法的原理有所应用。在医药中有重要应用的烧酒亦系经蒸馏法制成；北宋时田锡的著作中已记载了烧酒及其制法。而南宋时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则有我国永嘉(今浙江温州)一带用柑花进行水汽蒸馏以制柑花香露的详细记载，大食蔷薇水等此类制剂的输入，促进了露剂药物在我国的迅速传播与普遍应用。直接导致了中药制剂中多种花露剂的出现，并提高了酒利在医药运用中的效用。

阿拉伯名医阿维族纳(Avicenna，980～1037)的名著《医典》一书(约成书于11世纪初)中有用金、银箔做药剂丸衣的记载，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医药技术，它不仅对药物能起到防腐等作用，对提高药剂疗效也有一定作用。这种技术在宋时传入我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应用，促进了我国丸衣剂型的多样化。由于这种丸剂当时在我国尚属新奇，故北宋时有中国药商经营朱砂丸而成巨富。

除药物外，一些阿拉伯方剂宋时也在我国流传。如《太平圣惠方》的眼科方中载有“大良历胡商灌顶油法”，另外，宋代《崇文总目》载有安文恢(一名安堰)所著《万全方》(一作《万金方》)3卷。有学者认为此方可能是阿拉伯人所撰的医方（范行准：中国与阿拉伯医学的交流史实《医史阿志》4，（2）110；1952）。

从阿拉伯等地输入的大量外来药物中，香药占有很大的比重。香药的输入，增加了当时对阿拉伯医药的了解，促进了临证中时香药的应用，甚至造成了一种偏好这类药物的风习。对当时的处方用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情况，在宋代医药著作对香药的收录及临证应用的记载中有明显的反映。

在阿拉伯医药学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医药学在宋代也外传阿拉伯地区。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经市舶司由大食商人外运的中国药材近60种，包括人参、茯苓、川芎、附子、肉桂等47种植物药及朱砂、雄黄等矿物药。这些药材除被转运至欧洲等地外，也有一部分输布至阿拉伯地区。在阿维森纳的《医典》中，载有大黄等中国药物及其运用的内容。波斯人阿布·曼苏尔·穆瓦法克(AbuMansur Muwaffaq)约于975年所著的《医药概要》一书中，也记述了肉桂、土茯苓、黄连、大黄、生姜等中国药物。一般认为，中国的炼丹术约于12世纪时经阿拉伯传到欧洲，对世界制药化学起有积极的影响。

在《医典》中，除药物外，还有一些诊断、治疗方法和经验与中国医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我国的脉学在10世纪时已传入阿拉伯，《医典》中载有48种脉象，主要是吸收我国医家王叔和所著《脉经》一书中对脉象的载述演化而成。其它如糖尿病患者的尿甜；根据麻疹病人的出疹来判断其预后，重病患者“循衣摸床”、“撮空理线”的死征；治疗上的水蛭吸毒法(我国医籍称为“蜞针”)，用烙铁烧灼狂犬病人的伤口，以及吸角法、灌肠术等，反映了对中国医学有关内容的吸收。

两宋时期医学著作

一、《太平圣惠方》

《太平圣惠方》简称《圣惠方》，100卷，北宋王怀隐等奉敕编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命翰林医官院诸太医各献家传经验方，共得方万余首，加上太宗即位前亲自搜集的经验效方千余首。命翰林医官使王怀隐，副使王佑、郑奇(一作郑彦)、医官陈昭遇等“参对编类”。王怀隐等对众多医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归类，根据疾病证候划分为1670门，每门之前都冠以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有关理论，次列方药，以证统方，以论系证。全书之首还详述诊脉及辨阴阳虚实诸法，次列处方，用药基本法则，理、法、方、药俱全，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北宋初期以前医学发展的水平。由于各门按类分叙各科病证的病因、病理、证候以及方剂的宜忌、药物的用量，方随证设，药随方施，临床应用颇为便利实用，全书收方16834首，内容涉及五脏病证、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这部大型方书，编纂经历了十四年时间，至淳化三年(992)才告完成。

本书最早刊本为淳化三年五月刊本，久已失传，1959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系很据四种抄本校勘而成。因本书卷帙过大，不易流传，北宋中期福建何希彭曾节取本书内容编成《圣惠选方》60卷，载方6096首，今已失传。

二、《养老奉亲书》

《养老奉亲书》，或称《奉亲养老书》、《寿亲养老书》、《养老全书》，宋·陈直(一作陈真)撰于11世纪中叶，该书原刊本久佚，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虎林氏文会堂刻本、经钮堂抄本、民国初年唐成之家藏抄本、198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订正评注本。

《养老奉亲书》1卷，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共16篇，160条，论述老年常见内科病及耳目病的食疗方法，所列方剂，多从《千金要方》、《食医心鉴》、《食疗本草》、《诠食要法》、《诸家法撰》及《太平圣惠方》中精选而来，简便易得，切于实用。下部共13篇，46条，主要论述老年医学理论及药治、护理要点。另外，卷末还附有“简妙老人备急方”及“养老奉亲书续添”，分述急用单方及老人起居用药宜忌，对前述内容有所补充。

三、《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宋·唐慎微撰。其初搞完成于1082年，最后定稿时间约在1098年。

《证类本草》是在掌禹锡《嘉祐本草》和苏颂《本草图经》基础上，收集民间验方，各家医药名著以及经史传记、佛书道藏中的有关本草学记载，整理编著而成的。全书共31卷，第1、2卷为序例，以后各卷，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米谷、菜(以上又各分为上、中、下三品)，有名未用、图经外草类、图经外木蔓类，凡13类，叙述药物别名、药性、主治、产地、采集、炮灸，辨析、附方等。本书内容丰富，收载药物1746种，其中增加药物660种，有药图294幅，分类较有系统，论述也较周详。书中引述了大量文献资料，据统计，共引经史方书240余家（《重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在曹孝忠序后，列“《证类本草》所出经史方书”凡247家，含《本草衍义》）。一些重要本草著作如《开宝本草》、《日华子本草》、《嘉祐本草》等早已散佚，其内容幸赖《证类本草》保存下来，这是唐慎微的一大功绩。本书增加方论1000余条，各药之后共附古今单方3000余首。总之，《证类本草》对宋以前的本草学成就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本草纲目》问世之前流行500余年，一直是本草学研究的范本，在本草上具有重要地位。

现存《政和本草》主要版本有：蒙古定宗四年(1249)平阳张存惠晦明轩刊本，明成化四年(1468)原杰氏刊本。明万历九年(1582)富春堂刊本。《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159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缩印本，1964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原大线装本。

现存《大观本草》主要版本有：元大德六年(1302)崇文书院刊本，明嘉靖间刊本，明万历五年(1577)陈瑛刊本，日安永四年(1775)望草玄刻本。

现存《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主要版本有：明万历五年(1577)宣郡王大献尚义堂刊本，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籍山书院重刊王大献本，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山西官刻本。

《绍兴本草》在国内早已失传，但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现有若干种手抄本尚存。

四、《月光》

藏医药著作，全名《集要广注·词义月光》，是对古印度医药著作《八支集要》的注疏本。

《八支集要》是印度寿命吠陀医学重要医家伐八他(Vagbhata)的著作，伐八他梵名帕郭，也称马鸣，是公元二世纪左右的印度哲学家，在医学上，他集古代吠陀医学的精要，著成《八支集要》等书，并著有自注书《医学八支论自注》。公元八世纪，迦湿弥罗(今译克什米尔)学者达瓦拉嘎瓦(Candran-andana)对《八支集要》进行了注疏，著成其注释本《集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这两部著作为十一世纪左右的藏族哲学家、医家洛钦·仁钦桑波介绍到西藏，并全文译为藏文医著，在译成藏文时，仁钦桑波作了一些注疏和发挥，使其成为藏医学作品，其藏医的八支即是全身病支、儿童病支、妇女病支、魔邪病支、创伤支、中毒支、返老支及壮阳支，这些译著在藏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部分内容被随后的宇陀萨玛在修定《四部医典》时所吸收。

五、《史载之方》

《史载之方》又名《指南方》，宋史堪撰，1068年成书，1085年列行，主要版本有《十万卷楼丛书》本，1955年商务印书馆《宋人医方三种》铅印本等。

全书上、下二卷，31门，每门下列医论若干篇。书末附治疗诸方数十首。上卷首论四时正脉及运气生病，次述大府泄、大府秘、身热；头痛、胀满、喘等病证，再论伤寒，诊失精、汗脉、室女、妇女诸脉、黄疸等，附有关方剂；下卷载述诊胃脉、治方、为医总论，治涎、痢，五运六气有关理论等。该书重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解释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临证诊治，强调诊脉的重要性，以大量篇幅阐发各类疾病的脉象特点及内在机理，常以脉辨证定性和施治。

六、《小儿药证直诀》

《小儿药证直诀》又名《钱氏小儿药证直诀》、《钱氏小儿药证》、《钱氏小儿方》，宋·钱乙撰，由阎季忠编辑而成。

阎季忠，一作孝忠，6岁时患“惊疳癖瘕”，蒙钱乙治愈，对钱氏颇为尊崇，珍藏家传钱乙方10余首。大观初年（1107）季忠初为官时，于亲友间得钱乙关于病证的论述10条；后6年又获钱氏晚年杂方若干首；至京师后又见到钱乙著作传本，但历次所得杂乱无章，各有得失，因而相互参校，重新编次，删其重复，正其讹谬，改其俚语，编成《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于宣和元年(1119)刊行。

本书原到本已佚，现存版本主要有：照宋重刻本4种。四库馆纂修本3种及薛己加注本。另外，还有1983年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点注本(《中医古籍小丛书》本)。

《小儿药证真诀》分上、中、下3卷。上卷记脉证治法，包括“小儿脉法”、“变蒸”、“五脏所主”、“五脏病”等81篇，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及各种常见疾病的辨证治疗。对疮疹、惊风、诸疳等儿科重要病证辨察尤为详尽，如把疮疹区分为水疱、脓疱、斑、疹、变黑5种，分属于肝、肺、心、脾、肾五脏，其中前4种实际分别指水痘、天花、斑疹、麻疹，早在12世纪即能对其进行鉴别，实属可贵，本书卷中记“尝所台病二十三证”，是钱乙治疗验案的汇集。下卷为“诸方”，列钱乙所制方剂110余首。既有化裁精当的古方，也有独创巧妙的新方，其中治疗小儿心热的“导赤散”，治疗肾虚的“地黄丸”等，都是佳效名方，至今仍为临床医生所常用。本书基本上反映了钱乙的学术思想，总结了他的儿科临床经验，是一部理论结合实际，突出脏腑辨证思想的儿科专著，对宋以后儿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七、《圣济总录》

《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剂总录》，200卷。北宋末年政府主持医家编纂，以宋徽宗名义颁行。政和年间(1111～1118)，徽宗赵佶诏令征集当时民间及医家所献大量医方，又将内府所藏的秘方合在一起，由圣济殿御医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养生、杂治等，共66门，而把运气内容列于全书之首，这与宋徽宗崇信五运六气学说有关。“运气”之下还有“叙例”、“治法”等篇，相当于全书的总论部分，自“诸风”起至“神仙服饵”各门，相当于全书的各论部分。每门之中部有论说，词简义赅，总括本门，其下又分若干病证。凡病因病机、方药、炮制、服法、禁忌等均有说明。全书共收载药方约2万首，既有理论，又有经验，内容极为丰富。在理论方面，除引据《内经》《伤寒论》等经典医籍，亦注意结合当时的各家论说，并加以进一步阐述，在方药方面，以选自民间经验良方及医家秘方为主，疗效比较可靠。本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北宋时期医学发展的水平、学术思想倾向和成就。

《圣济总录》是宋徽宗仿宋太宗诏编《太平圣惠方》之意的产物，但《圣济总录》在编排上已较《太平圣惠方》有明显进步。如疾病分为66门，每门之下再分若干病证，就较《太平圣惠方》分1000余门清晰明了，许多疾病的归类也比较合理。其所录方剂中，丸、散、膏、丹、酒剂等明显增加，充分反映了宋代重视成药的特点。

本书镂板后未及刊印即被金兵掠运北方，南宋反未见本书。较早的刊本有金大定年间(1161～1189)和元大德四年(1300)刊本，其后，日本有文化十年(1813)集珍本，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根据现存善本和元刻残本互校，删去个别章节，标点铅印出版。

八、《普济本事方》

《普济本事方》，又名《类证普济本事方》、《本事方》。宋·许叔微撰。约刊行于绍兴二年(1132)。该书成于许氏晚年，为其生平历验有效之方、医案和理论心得的汇集之作，取名“本事”，意其所记皆为亲身体验的事实。现存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10卷，分为23门。包括中风肝胆筋骨诸风，心小肠脾胃病，肺肾病等脏脏常见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诸证，伤寒时疫证等，每门分列数证，证下系方若干，每方均简述主证、病因、病机、用药、炮制及眼法，或载有关医论、病案、灸治、煨治法等内容。

该书文字简明，列证、辑方切于临床。如对各类积证，除用缠金丹等治疗外，又依病情分为：酒、肉、血、气、水、涎、食六类病候，分别治疗；对阴毒证，由浅入深分为始得、渐深、沉困三候，而以正元散、玉女散、灼艾脐中等方药分别治疗。该书许多方、论为后世医家吸取或借鉴，如治疗中风的豨莶丸被《寿世保元》、《兰台轨范》、《成方切用》等书收录；治疗肠风的槐花散流传至今，已成为治疗痔疾的名方。

九、《鸡峰普济方》

《鸡峰普济方》30卷，宋代医著，今传本不注撰人及初刊年代，只记“冯翊贾兼重校定”。

《鸡峰普济方》原刊本已佚，现存版本有清道光八年(1828)汪士锺复南宋刻本。1987年上海树学技术出版社将此本影印出版。

《鸡峰普济方》30卷中，第2、3、6、8卷在汪氏重刻时即已缺失(第6、8巷目录尚存)，另外尚有零星缺页。本书第1卷为“诸论”，总述多种病证的病因病机、药物炮炙、处方法则等；第4～27卷则按脚气，伤寒、补虚、脾胃、泄痢、妇人、消渴、小儿等分门胪列证治效方，第28～29卷列举丹药制法相功用；第30卷收录民间常用备急验方。

《鸡峰普济方》系综合择录宋以前医疗经验而成，涉及内、外、妇、儿各科，共载方3000余首，每列一方，均详述所治病证、药物组成、修制及用法，有方有论，内容翔实。除方药外，书中还载有某些病证的导引、针灸疗法，言简意赅，便于实用。该书言辞精炼，文风朴实，所载方剂，有许多用至今而仍有卓效，是一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医方著作。

十、《幼幼新书》

《幼幼新书》，宋·刘昉(万明)撰。

《幼幼新书》原刊本早佚。明·陈履端重到本书时，曾多方寻求，力得其全。《幼幼新书》现存主要版本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陈覆端副本、又明万历间刊本、又明万历间刻本(显微胶卷)、明抄本、日本据宋墨书真本抄本，中医古籍出出版社1981年影印陈履端副本。

《幼幼新书》凡40卷。第1～3卷为总论部分，包括求子及小儿调理、用药和诊察特点；第4～5卷论新生儿护理及新生儿常见病证的治疗；第6卷论先天禀赋不足所致的发育迟缓等病证；第7～12卷论忤、狂、惊、痫等精神神经方面的病证；第13～17卷论风寒时气、咳、疟诸病；第18卷论斑疹麻痘；第19～22卷论热、痰、汗、疸、寒逆诸病；第23～26卷论疳证；第27～30卷论霍乱、泄痢、血证、痔、淋等；第31～32卷论虫病、疝瘕、水饮；第33～34卷论五官病；第31～39卷论痈疽、疮疥、丹毒、外伤；第40卷为“论药叙方”，主要记述常用药物的别名(或突出特性)，所引书目及拾遗方，全书共分547门，每门先引《诸病源候论》等书论其病理病证，后列诸家方药详述治疗，曾参考宋以前160多家方书著作，取材广博，内容丰富，是一部总结宋以前经验的儿科全书。书中所引资料，基本都注明出处，不仅切于临床实用，且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书中保存了多种已佚唐宋儿科著作的部分佚文，对了解唐宋儿科发展文具有重要意义。

十一、《苏沈良方》

《苏沈良方》，又名《苏沈内翰良方》，原书15卷。是北宋末年(一说为南宋)佚名编者根据沈括的《良方》(又名《得效方》、《沈氏良方》、《沈存中良方》)10卷与苏拭的《苏学士方》(又名《医药杂说》)整理编撰而成的医学书籍。现流行本为10卷。本书近似医学随笔的体裁，广泛论述医学各方面问题，卷1为脉说、脏腑、本草及灸法；卷2～5介绍内科杂病及治疗方药；卷6为养生及炼丹；卷7～10论述五官科、外科、儿科、妇科疾病及治疗方药。各种疾病多附以验案，对本草性味、采集、配伍、剂型的论述也很精辟。治疗方药多经作者耳闻目睹后所辑，简便易行而较为可靠，有一定临床参考价值。卷6所载秋石一药的“阳炼法”、“阴炼法”，是人工提取较纯净的性激素的方法，是制药化学的一大成就参见《生理学年鉴》（1971）。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嘉靖刊本；清代有多种刊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六醴斋医书本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有影印本出版。

十二、《小儿卫生总微论方》

《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作者不详，刊行于1156年，书前有宋朝和安大夫特差判太医局何大任序，称其京藏该书六十年，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献出，由太医局刊行。明·弘治二年(1489)朱臣刊刻时，改名《保幼大全》，又称《保婴大全》，后经黄萧民重校，仍恢复原名，现主要版本有1958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等。

全书共二十卷，载证论一百条。卷一，首列“医工论”，对医生提出“正已”、“正物”的要求：次列“禀受论”、“初生论”等，论述小儿生理禀赋。新生儿不乳、脐风等病之证治。卷二，阐述婴儿调护，小儿色泽、指纹诊断及五色脏主病等问题。卷三，论述小儿变蒸、脉理、身热论等生理特性。卷四至卷十六，分别论述小儿内科各类亲病证治。卷十七至卷二十阐述外科、五官科等常见病的证治。

该书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小儿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护理等问题，总结了南宋以前儿科学发展的一些突出成就，不仅对于一些常见病如惊痫、诸痢、诸疳等证，论述详细、汇方丰富，而且汇集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经验。

十三、《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原题《三因极一病源论粹》，简称《三因方》，宋·陈言撰于淳熙元年(1174)。

本书现存主要版本有：南宋刻配补元麻沙复刻本，元刻本，日宽文二年刊本，日光禄六年(1693)越后刊本，《四库全书》本，清光绪二十三年青莲花馆刊本，1934年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三因方》全书18卷，180门。内容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载方1050余首。该书虽以载方为主而属方书一类，但基论内容也占很大比重。按因类证、因证列方、先论后方、方论结合，是该书编纂体例的重要特点。书中不仅病证之下设“叙论”，讨论病因病机问题，而且有不少专题医论，阐述生理、病理、病因、诊断、运气等内容，读来颇受启发。

陈言强调“凡治病，先须识因”，指出“其因有三：曰内，曰外，曰不内外。内而七情，外则六淫，不内不外，乃背经常。陈氏认为三因可以单独致病，也可相兼为病，在三因致病的过程中，还可产生瘀血、痰饮等新的致病因素；在这种病因理论指导下，陈氏按病因对疾病进行了分类：先列中风、中寒、中暑、中湿、四气兼中、痹证、疠节、脚气、伤风、伤寒、伤暑、伤湿、疫病、疟疾等病，为外所因；次列脏腑寒热虚实病证，为内所因；再次列饮食、劳倦、外伤等因素所致的出血、瘀血等病证，属于不内外因，这种按病因归类病证的方法，对加深病因病机认识，加强选方用药的针对性具有一定意义。

十四、《医说》

《医说》：南宋张杲(季明)撰。杲，新安(今安徽歙县附近)人。该书初稿撰于公元(1189年淳熙十六年)。至杲晚年定稿，初刊于(1224年嘉定十七年)，共10卷，分49门。首卷述宋以前著名医京120余人，继述古代医书、本草、针灸之由来，以及史书记载之神医、神方、诊法之事迹，采取边述边议形式，广开见闻。其次，论述各类病证，包括伤寒、诸风、劳瘵、吐血、头风、眼疾、口齿喉舌耳、骨哽、喘嗽等内外妇儿各类疾病治疗验案，富实际临床参考意义，其它尚包括论中毒、解毒、奇疾、食忌、服饵、药忌、养生、金石药戒等论述，保存了许多当时的文人或医家的见解，在医生应重视医德方面，本书有较多论述，但其中以“医功报应”等迷信之说加以渲染，是其不足。

十五、《集验背疽方》

《集验背疽方》1卷，宋·李迅撰于庆元二年(1196)。李氏家族有积方济人之风，所传背疽方凡百余首，李迅独择曾用而经验者录为《集验背疽方》刊行，该书原本久佚，今传本系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现主要版本有《四库全书》本、《十万卷楼丛书)》、《三三医书》本。1930年上海国医书局铅印国医小丛书本，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集验背疽方》篇幅短小，内容精炼，以论为纲，以方为目，方论结合，简要论述了痈疽的发病之原、内外证鉴别、用药原则、预后、戒忌，以及自初起至收口各个阶段的主要治法和方药，书中所收20余方，皆简便易得，且疗效显著，对居于穷乡僻壤缺医少药或家贫无力购药者尤为有益。

十六、《历代名医蒙求》

《历代名医蒙求》2卷，医史著作，南宋周守忠(榕庵)撰。该书自上古迄于宋，将历代文史和医籍中所载名医事迹，医锦典故，加以汇集，用韵语形式，上下各以四字为联，每联下加注材料出处。对于了解我国医学历史之发展，颇资参考。如该书首联为“神农百草，虑羲九针”，前者以《史记》记载炎帝神农氏“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为依据；后者则以《帝王世纪》记述之虑羲氏“制九针，以拯夭枉”为资料来源，使人读韵语便于记诵，读注文又颇便了解名医事迹，故名《历代名医蒙求》。

十七、《针灸资生经》

《针灸资生经》简称《资生经》，宋·王执中撰。该书撰成后，由王氏自己首刊于澧阳(今湖南澧县)，时间不详。继刻于海陵（今江苏泰州市)。至绍定四年，上述两版均不复存，朝散郎澧阳郡丞赵纶为广其传，再次重刊。

本书现在主要版本有：元广勤书堂刻本，明正统十二年（1447）叶氏广勤书堂副本，日宽文九年（1669）村上氏刻本，《四库全书》本，1959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点校本。

本书共7卷；第1卷论腧穴名称、位置、主治、刺灸法，腧穴排列方法与《铜人腧穴灸图经》略同。所记载的督俞、气海俞、风市等腧穴，以及眉冲、明堂、当阳、百劳等21个民间行之有效的别穴，均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未载，对魄户、大桧、巨骨、照海、申脉、肓门、鸠尾诸腧穴的辩误及对足三里取穴方法的考证，都有一定价值。第2卷论针灸注意事项和一般理论问题，如“针灸须药”、“针忌”、“忌食物”、“同身寸”、“论壮数多少”等等，强调针灸药并用的治疗原则。该书在前人经验基础上，明确提出“男左女右手中指第二节内庭两横纹相去为一寸”的同身寸法，一直沿用到现在，是公认的针灸取穴标准。第3～7卷论述各科疾病的辨证取穴及具体的刺灸方法，因证配穴，内容丰富，尤其体重各种灸法的运用，《资生经》对宋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对后世针灸学有重要影响。

十八、《妇人大全良方》

《妇人大全良方》，又名《妇人良方大全》、《妇人良方集要》、《妇人良方》，宋·陈自明撰于嘉熙元年（1237)。陈氏出身于世医家庭，精于归产科，采摭诸家之善，增以家传验方，编成《妇人大全良方》24卷，由“勤有书堂”刊行。

本书现存版本，有熊宗立补遗本《妇人良方补遗大全》2种和薛己校注本《校注妇人良方》5种。1958年科技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本书24卷，原分8门，见260余论。薛己《校注妇人良方》增删了部分内容，分为10门，每论之下，都加按语，并大多附以治验和新方。本书引述了多种医书，《内经》和《诸病源候论》是其基本的理论渊源。书中首列“调经”、“众疾”、“求嗣”三门论妇科，其中“调经”门论述月经正常生理及诸种月经病证和治疗；“众疾”门论述一妇科病及妇人意思的一些内科病和肛肠病；“求嗣”门论述求于方法及不孕、不育症的治疗，次列“胎教”、“候胎”、“妊娠”、“产难”、“产后”诸门论产科，分别对胎儿发育状态、妊娠诊断、孕期卫生、孕妇用药禁忌妊娠期特有疾病、各种难产、产褥期护理及产后病证，都作了详细的论述，该书是对前人成就及作者临床经验的总结，内容丰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很高，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完善的妇产科专著，它的流传为促进我国中医妇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十九、《洗冤集录》

《洗冤集录》系法医学著作，五卷，南宋·宋慧撰。刊于淳祐七年(1247)，宋刻本已失。明《水乐大典》曾收此书，清《四库全书》又据大典本辑为二卷。

现在最古的版本是元刻《宋提刑洗冤集录》，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室，清代孙星衍曾于嘉庆十二年(1807)依元刻本校刊。题为《洗冤集录》，刊入岱南阁丛书。后又为吴于嘉庆十七年(1812)收入袖珍本《宋元检验三录》。1937年商务印书馆将岱南阁仿元本重刊，编入丛书集成初编。解放后，有法律出版社重刊本，杨奉琨校译本，罗时润与田一民译释本和贾静涛的繁体字校注本。1981年，美国马克奈特(McKnight B.E.)据无椠重刊本译成《The Washing Away of Wrongs》。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第一部系统法医学著作《医生的报告》意大刊费德罗(Fortunato Fedele)著，刊于1598年要早三百五十余年。

本书的主要内容有：宋代关于验尸的法令；验尸的方法与注意事项；尸体现象，各种机械性窒息死，各种钝器损伤、锐器损伤，古代的交通事故，高温致死，中毒，病死与猝死，尸体发掘等，涉及列法医病理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其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条件；勒死的特征及与自强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俞死后伤及自、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

此书系统总结尸体外表检验经验，集宋慈以前法医学尸体检验经验之大成，是一部系统指导尸体外表检验的法医学。其内容流传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直到十九世纪末，也一直是这些国家尸体检验的依据。

二十、《外科精要》

《外科精要》又名《外科宝鉴》宋陈自明(良甫)撰，约刊于景定四年(1263)，是宋代有代表性的外科著作。陈氏三世业医，临床经验丰富，曾任建康府明道书院医学教授，他广辑古今医家之“得效方论”，并结合个人经验，撰成《外科精要》3卷，该书较早见于明《文渊阁书目》，传于世者有熊宗立校本与薛己注本，陈氏著书畅发心得，在论述治疗痈疽必须重视病因、病机、诊断、预后之同时，反对拘泥热毒内攻之说，以及选用寒凉药物治疗之法。强调重视分辨善恶形证之法、调补气血养护之理，以及灸法治疗痈疽之必要。全书共有五十五论，选方七十余首，均有参考价值。但该书流传较少，目前流传者多为薛己校注本，薛已在校注本书同时，又增补了个人治验并录一卷，厘为4卷。

二十一、《济生方》

《济生方》又名《严氏济生方》。宋·严用和撰。成书于宋宝祐元年(1253)。原书共十卷，有论治70篇，方的400首；咸淳三年（1267)又写成《续方》，收前书未备之医论24篇，方90首。二书后均散佚，现在版本为辑复本：一是清纪晓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八卷本《济生方》，有医论56篇，收方240余首，内容或缺论，或缺方，或少药，或论不对题，残缺较甚，1956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是根据《医方类聚》、《普济方》等多种医书，并参照日刊本《济生方》等重新整理，将《济生方》与《续方》合二为一的辑复本，有医论85篇，方520首，内容较前一版本充实完整，基本接近原貌。1980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名《重订严氏济生方》。

严氏撰著该书，据其多年心得，结台临床实际、广采古人可用之方，兼收已验之效方，以杂病各门为纲，下列总论，病源，病机，再附主方，每方详述主证，组方，炮制，服法等，条分缕析。纲目清晰，方论结合，议论丰正。书中收方广泛，汉、唐、宋以来诸家名方及民间验方均有采录，其中尤重《和剂局方》、《三因极一病证方》二书方论，对所摭常用古方善于化裁，如仲景治疗肾虚的肾气丸，经严氏加味牛膝、车前子后，扩大了原方适应范围，腔之成为治疗虚(肾虚)实(水湿)挟杂证的名方——济生肾气丸。严氏创制新方，讲究刚柔相济，佐使合宜，用药平正稳妥。如归脾汤、小蓟饮子等，由于制方既切实用，又不峻猛。柔中有刚，兼顾全面，故很受后世医家推重。

二十二、《仁斋直指方论》

《仁斋直指方论》，又名《仁斋直指》、《仁斋直指方》，宋·杨士瀛撰于景定五年(1264)。原刊本久佚，现存主要版本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朱崇正刊本、明刻本、两种日本抄本、《四库全书》本、1989年福建科学技术出版让校注本。

《仁斋直指方论》凡26卷，第1卷为“总论”，论述阴阳五行、荣卫气血等基础理论，第2卷为“证治提纲”，论述病因、治则及多种病证的诊断治疗，多属杂论之类，第3～19卷论内科病证治；第20～21卷论五官病证治；第22～24卷论外科病证治；第25卷论诸虫所伤；第26卷论妇人伤寒等，该书将诸科病证分为72门，每门之下，均先列“方论”，述生理病理、证候表现及治疗概要，次列“证治”、条陈效方、各明其主治、药物组成及修制服用方法，条理清晰，多灼见。对体表癌肿特征作了形象地正确描述。

二十三、《配方百篇》

这是一部传自印度古代配方的著作，全书是对临床常见杂病的简单治疗方书，著作者署名龙树。此书后来传入西藏地区，由塔巴地区的译师尼玛坚资全文译成藏文，并被收入藏文大藏经的《丹珠尔》(《注蔬部》)中，成为大藏经中最早的一部医学著作。根据全书内容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对原文作了一些小的调整相增删，加入藏区一些较常用的药物及常用配方，如用奶酪炒红花，藏医常用的三果(诃子、毛诃子、余甘子)、五灵脂等在方中已经常用，可见译者业已做了一些加工。此书对于后来藏医学的发展有一定影响。

两宋时期军事医学

宋代的军队由禁军、厢军(各州的镇兵)、乡兵和蕃兵组成。禁军是宋军的重要组成部份，由朝廷直接统领。

一、部队医生的派遣

宋代部队中的医生都由太医同派遣，当时担任京师部队医疗工作的有太医局的医学生和医官。

神宗(1068～1085)时规定太医局的上舍生和内舍生应轮流治疗三学(大学、律学及武学)学生和各营将士的疾病。绍兴元年(1131年)，因东京差到太医局学生九人，判太医局樊彦端奏请，按照祖宗旧法，专一医治殿前马步军、三司诸军班直，遇有缓急病患，依照太医局历来立定条法差拨，逐处医治。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军医教育与一般医学教育相通的史迹。后来全国各地驻泊医官，多由太医局选派。宋太医局分科与教学课程，有疮肿兼伤折、金疮书禁等，均与军医特别军阵外科医生的培养密切相关。

太医局医官也担任京师部队的军医工作，如1093年四月，因在京军民疾患，令太医局选派医生，按照班值军医坊巷，分认地段诊治，由开封府郡官提举合药待疾患稀少时停止此类史例尚有很多。

宋代驻屯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常驻）医官，也由太医局指派。大观三年（1109）尚书省会同太医令裴宗无上书，请派在京七百余名医官到各地担任驻泊医生，并提出派遣的具体措施。将医学分为大方脉、疮肿等科，并将州郡也分等(计分三京7人，帅府6人，上州4人，中下州各3人，次远州及远州各2人)，依照科别及考试成绩分配，以解决地方驻军医生的不足。

宋代内地与边防的驻泊军医，经过这次补充调整有一定的改进，但北宋全盛时代有23路326州七百余名翰林医官，加上原有驻泊医官，仍不过八百多名，每州还分配不到三名，何况还要为州府的吏民医疗。

二、“医药院”（地方军医院）的设立

地方军医的组织始于宋代，仁宗景祐三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赵将之向朝廷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频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宗、钦宗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并未见其它路府州郡实行。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三、预防中毒、饮水选择及军粮保管

战争中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择任何手段的。投毒及中毒的事时有发生，所以防毒与解毒也是古代军医的一项重要任务。除饮水外，也有在食物中置毒的。因此，历代兵书多记载：凡为行军指挥官，在驻扎敌人下游之地，或占领敌人城池之前，首先应发出的号令就是防毒。

《武经总要》提出：“凡敌人遗饮馔者，受之不得辄食；民间沽卖酒肉脯醢麸豆之类，亦须审试，方可食之”。《虎铃经》对水土美恶，水泉的来源，和四周环境都极注意：“领军之地，水流而清澈者，食之上也；水流而黄未有沙者，食之次也；五之黑者，食之下也(原注：水黄黑以胶投之，可以得清）。设或水停而不流者，勿食，食者病。水上有狗彘之尸者，勿食。如无水可良，当于其侧(凿井)以汲”。

对于军粮的保管，正史上很少记载。但在北宋时，因政府准备征伐契丹，将许多军队移驻北方边境，为了保证军食的充裕，每年命令藏有粮秣的军队负责人认真领导曝晒军粮，政府派大员监视。每年曝晒及除旧换新的保管政策，对军粮营养价值的保存及防止霉烂的确是一项重要措施。

四、部队疫病的防治及药物的供给

《虎铃经》在卷十中专门列有“疫气统论”，指出驻扎卑湿之地，水土不服及饮食不宜三者，是军队发生疫病的主要原因。

为了防治部队疫病的发生，宋代在夏秋或疾病流行季节，常由太医局定方，配置夏药、瘴药及腊药，或令惠民和剂局支付，发给各军常备药物，并在疫情严重时，由太医局派遣医官治疗，如庆历六年(1046)六月，因湖南徭族起事，兵卒久留该地，夏秋之交常苦瘴雾之疾，令医官院命方和药，遣使以给。又如绍兴三十二年(1162)二月二十八日诏：建康(南京)、镇江府、太平江，池州屯戊军兵，多有疾病之人。令逐路转运司支破系省钱物，委逐州守臣修合要用药饵，差拨职医，分头拯救，务在实惠，不得灭裂。荆、襄、四川准此。”这次军队传染病流行地区，包括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省，竟占南宋国土一半以上，疫情极为严重。

至于诸路将帅、统制、统领等，则常由皇帝派使臣宣谕赐药，如绍兴九年(1139)赐陕西六路帅臣银盒药，绍兴二十七年(1157)诏知全州王彦，与赐夏、腊药等等。

宋代对部队传染病及地方病的防治，除进行医疗外，在军事行政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军队成员的驻地作适当的调整，将不习惯炎瘴的北方部队，从南方调到北方；而将不能耐寒的南方部队，从北方调到南方；其次，将部队从传染病或地方病高发区移至低发区，或其他地区休息；其三，屯驻部队两年一代；其四，规定每年八月至二月出戊等办法，以减少屯戌部队疫病的流行。

五、伤病员的医疗与运送

《武经总要》已提出根据伤病员病势轻重，结合当时战争环境，决定随军留治或送地方医疗，并规定每日本队将校亲巡医药，专知官以所疾申(报)，大将间往临视(即随军医治)”。“如弃置病人，并养饲失所主者，皆量事决罚。气未绝而埋瘗者，斩”。此外，只要条件允许，对死亡战士的掩埋，死者家属的安抚，都应尽力作好，否则，“求士死力，不可得也。”

当时对诈病者也有惩罚条例。《武经总要》规定：“敢有诈病推避者，给以军法”其后《虎铃经》卷二在“军令第九”中，更严厉指出：“托伤诡病，以避艰难，扶伤舁死，因而之，此谓诈军，如此者，斩之。”

《虎铃经》还有专章讨论金疮、疫气及皲瘃的治疗，以及营地与水源的选择等医疗卫生问题。在“金疮统论”中总结了金疮八忌(嗔怒、喜笑、大言、劳力、妄想、热羹粥、饮酒、咸酸)，九不治(伤脑户、囟门、臂中跳脉、髀中阴投、心、乳、鸠尾、小肠、五脏)，和四绝症(脑髓出、脑破而咽喉中沸声哑及目直视、疼不在疮处、出血不止前赤后黑或肌肉腐臭寒冷)等经验；这说明两宋在处理金疮时，对其证候、治疗及预后有了一定的认识。该卷中还列举了不少治金疮的方药。如金疮方、金疮中风痉口不语方、中毒箭方、箭镞出后服食方、及万枪破腹肠胃突出方等。以上关于金疮的统论色及方药，代表了宋代军医和军阵外科的诊断与治疗水平。

两宋时期医学家传记

一、刘翰

刘翰(919～990)，宋初沧州临津(今河北沧县)人，世医出身。曾任护国军节度巡官，后周显德二年(955)，因进献《经用方书》30卷、《论候》10卷、《今古治世集》20卷等医学著作，被周世宗柴荣任命为翰林医官。其书交由交馆收藏。宋大祖北征时，刘翰曾奉命随军从行。建隆初年(960)，加升朝散大夫、鸿胪寺丞。建德初(963)，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医疗技术，绌除技术不精者20余名，而刘翰考核成绩最优。开宝五年(972)，未即位的宋太宗患病，刘翰、马志奉命诊视，痊愈后刘翰迁转尚药奉御，并赐钱物。开宝六年，奉诒与道士马志、医官翟照、张素、吴复圭、王光祐、陈昭遇等同编《开宝新详定本草》20卷。后又与马志修定、李昉、王祐、扈蒙等审校，完成《开宝重定本草》20卷。加官检校工部员外郎。太平兴国四年(979)，命为翰林医官使，再加检校户部郎中，雍熙二年(987)，因误断滑州刘遇疾病预后，坐责，降为和州团练副使。端拱初（988）起为尚药奉审御。淳化元年(990)复任翰林医官使，同年去世，年72岁，

二、孙用和 孙奇 孙兆

孙用和(生卒年不详)，原籍宋代卫州(今河南汲县)，后客居河阳(今河南孟县)。孙氏原为民间儒医，通晓经学，尤其精于医道，善于用张仲景法治伤寒，远近闻名。北宋仁宗的光献皇后入宫前，曾随其做官的叔父在河阳居住。有病时常请孙氏治疗而得愈，入宫后，一次有病，大医治疗无效，经她举荐，仁宗召孙用和治疗而获愈。孙用和被授以宣德郎尚药奉御、太医令充医师等职。仁宗在位期间(1023～1063)，孙氏曾为医师讲授医经达十数年。著有《传家秘宝方》3卷。另外见于书目载录的《孙尚药方》、《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各3卷等，疑均为《传家秘宝方》的异名。孙用和医著在宋代《证类本草》与金代场用道《广肘后方》等书中多有引用，国内现存日本影抄本《传家秘宝脉证口诀并方》残本3卷。

孙奇为孙用和长子，与其弟孙兆都是进士出身，孙奇官尚书部官员外郎，孙兆官将仁郎守殿中丞，尚药奉御丞等，均通晓医道，仁宗嘉祐二年(1057)，设“校正医书局”，孙奇与孙兆均为主要成员，参与校正的医书有《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千会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

三、洛钦·仁钦桑布

洛钦·仁钦桑布(958～1055)藏族著名翻译家，兼通医学，于藏历第一铙穷的土马年，即公元958年生于阿里古格地区恰娘汪拉纳，其父名耶协畏。仁钦桑布幼即聪颖，十七岁时到印度留学，达十年之久。他拜纳洛达巴等学者为师，学问大增，学到了各种佛学知识，包括讲述、辩论、著作及翻译的技巧，各种知识都十分纯熟。回藏后，他就从事翻译工作。开始时，主要是译各种佛经，成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屈指可数的大译师。

当时，他受到学者拉桑的鼓励，将印度的著名的论师马鸣(梵名阿湿傅窭沙)所著的《八支集要》一书和克汁米尔迦湿弥罗学者班钦达瓦文戛哇对该书的注本《八支要要广注》、《词义月光》(简称《月光》)两部医学书译成藏文，影响很大。

四、王惟一

王惟一，或名惟德，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里贯无可考。曾任翰林医官、殿中省尚药奉御等职，并在太医局教授医学，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仁宗以为“古经训庆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王氏新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作为官书问世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对宋代以前的针灸学成就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总结，对宋代及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针灸铜人的设计和制造，更是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两具铜人作为最早的人体模型和针灸直观教具，在医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惟一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五、许希

许希生卒年不详。宋·河南开封人，初以行医为业，擅长针灸，后来补入翰林医学，景祐元年(1034)，宋仁宗患病，侍医屡次进药无效。冀国大长公主听说许希的名声，就推荐他诊治。许氏认为应针别心下包络之间，经针刺三次而仁宗病愈。于是许希被任命为翰林医官，赐绯衣、银鱼及金币。许氏用所得赏赐，在开封城西隅修建“扁鹊庙”，并在庙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当时很多人纷纷随他学习医术。后来，朝廷就把太医局设在庙旁，许希后官至殿中省尚药奉御。著有《神应针灸要诀》1卷行于世，今佚。

六、掌禹锡

掌禹锡(992～1068)，字唐卿，北宋许州郾城(今河南郾城县)人，天禧进士，历官道州司理参军、尚书屯田员外郎、井州通判、集贤院校理、崇文院检讨、光禄卿、直秘阁学士。官至太子宾客，博学多闻，好储书，于《易经》、地域、医药诸学均有研究，著述颇多，曾参与编修《皇祐方域图志》、《地理新书》著有《郡国手鉴》等，嘉祐二年(1057)，奉敕与林亿、苏颂、张洞等共同修订《开宝本草》。掌禹锡等又会同医宫嘉宗古、朱有章等，以《开宝本草》为蓝本，参考诸家本草进行校正补充，编撰《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于嘉祐五年(1060)成书。

七、林亿

林亿，生卒年不详。里贯失考，官朝散大夫，光禄卿直秘阁，精于医术，嘉祐二年(1057)宋政府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为主要校正者之一，他先与掌禹锡，苏颂等校定《嘉祐补注神农本草》20卷，熙宁年间(1068～1077)又与高保衡、孙奇、孙兆等人共同校定和刊印《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冀方》、《外台秘要》等唐以前的重要医著。

八、郭雍

郭雍(1106～1187)，字子和。祖籍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出身儒门，其父师事程颐，对《周易》研究颇深，郭雍能传其父学，通于世务。隐居峡州(今湖北省宜昌)，游浪长杨山谷间，自号白云先生。乾道年间(1165～1173)，经湖北帅张孝详荐于朝，旌召不就，赐号冲晦处士。孝宗知其贤，常对辅臣称道他，并命所在州郡岁时致礼存问，后又封为颐正先生。郭氏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于是采《素问)、《难经》、《千金方》、《外台秘要》诸书所论，及朱肱、庞安时、常器之等诸家之说予以补充，于1181丰撰成《伤寒补亡论》20卷。

九、陈承

陈承，生卒年不祥，北宋元祐间（1086～1093）以医术闻世。祖籍阆中(今四川阆中)，为宋初名相陈尧佐曾孙。陈承幼年丧父，与母移居辽淮间，靠行医持家。临证多奇效，喜用凉药，远近闻名。陈承曾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合并，附以古今论说和个人闻见，于元祐七年(1092)编成《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23卷，陈承还参加了大观年间(1107～1110）《印剂局方》的校正增补工作，官至将仕郎措置药同检阅方书。

十、唐慎微

唐慎微，约生活于11～12世纪间，字审元。原籍蜀州晋阳(今四川崇庆)，出身于世医家庭，对经方深有研究，知名一时。元祐年间(1086～1094)应蜀帅李端伯之招，至成都行医，居于华阳(当时成都府东南郊)，遂为华阳人。唐氏虽语言朴讷，容貌不扬，但睿智明敏，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患者不分贵贱，有召必往，风雨无阻。为读书人治病从不收钱，只求以名方秘录为酬，因此学者喜与交游。每于经史诸书中得一方一药，必录而相咨。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药学资料。为唐氏编撰《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增广见识，提供了有利条件。1082～1083年间，尚书左亟蒲传正看过该书初稿后，要保荐唐氏做官，但唐氏拒而不受，继续修订增补自己的本草著作，约于1098年以后定稿。完成全书31卷，反映了宋代药物学的发展水平。唐慎微以个人之力完成如此宏伟精湛的药学巨著，刊行之后，产生了重大的国内外影响。

十一、庞安时

庞安时(约1042～1099)，字安常，自号蕲水道人，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聪明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取黄帝、扁鹊脉书研读，不久即通晓其说，并能阐发新义，时年不满20，后安时病耳聋，进一步钻研《灵枢》、《太素》、《甲乙经)等医籍，经传百家与医药有关者，亦无不涉猎，融会贯通。庞安时医术精湛，能急病人之急，行医不谋私利，常让来诊者在自己家里住下亲自照料，直至治愈送走，他晚年参考诸家学说，结合亲身经验。撰成《伤寒总病论》6卷，对仲景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其突出特点是着意阐发温热病，主张把温病和伤寒区分开来，这对外感病学是一大发展。

庞氏对《难经》非常推崇，著有《难经辨》数万言，惜未传世。另外，还著有《主对集》、《本草补遗》，均已散佚。

十二、韩祗和

韩祗和，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1030～1100年间。据《伤寒微旨论》病案记载，韩氏曾于“邢磁二郡”(今河北邢台磁县)，“怀卫二郡”(今河南泌县、汲县)及“滏阳”(在今河北境内)等地行医，或可推断韩氏原籍在今河北、河南两省交界地区。

韩氏对外感热病研究精深，他研习仲景《伤寒论》30余年，于1085年撰成《伤寒微旨论》2卷，两万余字，宏扬仲景思想又富有创新精神。韩氏倡用辛凉解表之法，所制方剂多用柴胡、簿荷、石膏、知母等辛凉清解之品。这不仅在医生习用温药普治外感病的当时具有补偏救弊之功，对于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十三、朱肱

朱肱（约11世纪至12世纪间），字翼中，号无求子，晚号大隐翁，因曾官奉议郎，人称朱奉议。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元祐三年（1088）进士，但无意为官，退而酿酒著书，其间对《伤寒论》深有研究，值朝廷重视医学，遍求精于医术之人，朱肱遂被征为医学博士，后因书苏东坡诗获罪，被贬于达州（今四川达县），次年还为朝奉郎提点洞霄宫。

朱肱研究伤寒最重经络，认为不识经络，则犹触途冥行，不知邪气所在。在用经络循行部位和生理特点解释伤寒传变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脉证合参以辨别病证的表里阴阳。他对外感热病分类命名，施以不同方药，在鉴别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独到见解。

朱肱先于大观二年（1108）著成《伤寒百问》一书，流传过程中渐有残缺。至大观五年（1112），张蒇据朱肱亲传缮本予以修订增补，终成20卷，改称《南阳活人书》。除此之外，还辑有《内外二景图》。

十四、苏颂

苏颂（1020～1101），字子容。原籍为泉州同安县（今属厦门市）。因同安旧属南安县，故有称其为南安人。苏颂之父苏绅是仁宗朝有名的文字侍臣。曾为官润州丹阳（今属江苏），死于任上，苏颂因随父徒居丹阳，故亦自称丹阳人。

苏颂幼承家教，勤于攻读，深通经史百家，学识渊博，举凡图纬、阴阳、五行、星历、山经、本草无不钻研。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苏颂作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其主要贡献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特别是医药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

苏颂在馆阁期间，曾与掌禹锡等人奉诏校注《开宝本草》，在编修过程中，苏颂等建议编撰绘有药图的本草书与《嘉祐本草》并行。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朝廷批准，仁宗敕命由苏颂主持其事。苏颂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考虑到“考证群书，资众见则其工易就；论著文字，出异手则其体不一”，对全书关于形态描述的均予著录，其中虽有与旧说相背的，但亦予保留。若与文献有联系者，即以形类相假而归附之。还搜集了许多民间习用药，附在功用相同的药物条件之下，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编成此书。

十五、钱乙

钱乙（约1032～1113），字仲阳，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曾祖时起定居郓州（今山东东平）。姑父吕氏亦晓医术，钱乙稍长即随吕氏习医。他先学《颅囱方》，专攻儿科，以此医名大振。元丰年间（1078～1086），因治愈长公主女儿之病，被授予翰林医官。次年，皇子仪国公患着瘛疭，国医治之不效，经长公主推荐，钱乙以“黄土汤”治愈。遂提升为太医丞并赐紫衣金鱼袋。此后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愿请钱乙诊病。钱乙诊务繁心，几无虚日，不久因病辞职。后，哲宗皇帝又诏钱乙入禁中，留之日久，而终以疾病告归乡里。晚年左手足挛痹不用，寿终家舍。享年82岁。

钱乙博学多识，虽以儿科最为知名，但治病各科皆通，遣方不泥古人，用药灵活善变而自有法度，著有《伤寒指微》5卷，《婴孩论》百扁，惜已散傀，他的临症经验由门人阎孝忠辑成《小儿药证直廖》三卷传世。成为指导中医儿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专著。

十六、杨介

杨介，字吉老，生卒年不详，泗州（今江苏盱眙)人。出身于世医家庭，曾为太医生。杨氏治病每多奇效。相传宋徽宗苦脾疾，即以理中汤冰煎获愈，当时运气学说盛行，杨氏却反对根据运气巡方用药。崇宁年间(1102～1063）泗州处决犯人，郡守李夷行遣医生及画工解剖胸腹，察验脏腑，并一一绘制成图。杨介取此图参校古书，又取烟萝子所画，整理订正益以十二经图，撰成《存真环中图》（又名《存真图》）一卷，可借已佚。

十七、董汲

董汲，字及之，生卒年不详；北宋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是著名儿科专家钱乙的同乡晚辈，幼年学儒，进士落第后急于养亲，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放弃功名而从事医学。他广泛读《素问》、《灵枢》及各种方书、本草著作，治疗多获奇效。董汲医术高明尤重医德，“凡人之疾苦，如己有之”。往来于病者之家，虽严寒酷暑亦不辞辛劳，遇有贫困患者还常出钱资助周济。编写《小儿斑疹备急方论》一卷。《脚气治法总要》2卷。此外还撰有《旅舍备要方》一卷。

十八、陈师文

陈师文，生卒年不详，宋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曾任朝奉郎、尚书库部朗中、提辖措置药局等职。精于医术，与斐宗元齐名，大观年间(1107～1110)，陈师文等建议朗廷修订方书。不久宋徽宗诏准这一请求，并施陈师文，陈承、裴宗元等对和剂局配方进行校订。陈师文等多方搜集资料，严格校订，“校正七百八字，增损七十余方”成《和剂局方》5卷，对后世影响极大。

十九、许叔微

许叔微(1079～1154)，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幼年家贫，11岁时其父母于百日内相继病逝，绍兴三年(1133)考中进士。以曾任集贤院学士，故又被称为许学士。

许氏对《伤寒论》研究颇深，著有《伤寒百证歇》、《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等书。许氏对杂病辨证亦有独到之处，所著《普济本事方》，载方390余首，对不少相似病证提出了较为可靠的鉴别方法，在理论上，许氏对脾与肾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他认为补脾须先补肾，若肾气不足，真气虚衰，自不能消化食物。对后世脏象学说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许氏除传世的《伤寒百证歌》、《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外，还撰有《仲景三十六脉法田》、《伤寒类论》、《治法》、《辩类》等，但均已散佚。

二十、宇陀萨玛·元丹贡布

宇陀萨玛，一译新宇陀、后宇陀或小宇陀(1126～1202)，藏族杰出医学家，生于藏历第二个绕穷的火马年，即公元1126年，家乡是年堆·阁希—热塘，是吐蕃时期宇陀宁玛(老宇陀)的第十三世后代。

据传，他从小聪敏，八岁即开始攻读医学典籍，不久就开始行医。十四岁时，他曾治好一学者绕顿·贡却金的象皮病，该学者后来也学了医学，并在前藏地区得到卫巴达札的进一步医治，且获得他授予的一部《四部医典》。为了报答宇陀萨玛苏病之恩，他将此经典著作转赠给宇陀，同时赠与的还有他自己对此经典的注疏。宇陀如获至宝，悉心钻研，十八岁起，他先后六次赴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地学习，拜当地许多贤达为师，学到古印度不少医学典籍，丰富了自己的知识。

宇陀萨玛的医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较重要的有《大小八支集要》、《马鸣医学集总注·观察宝鉴》、《切脉学五章》、《实用小卷》、叫《小续甘露精要》、《秘方三纸卷》、《验方小卷》。但其主要贡献在于对《四部医典》的厘定，在此之前，老宇陀著成《四部医典》后，并未曾流行，而是被王室秘藏，后被人发现而流入民间。经贡却觉献给小宇陀后，又回到手陀家族手中，他把自己的经验与原书相结合进行彻底的修定，不全的予以补充，把《月王药治》中有关脉诊、尿诊、五行生克、茶碗等内容补充进去，对原书的注文、正文都作了校正，把全书分成十八支。这才使《四部医典》定型而流传于后世。

二十一、施发

施发(1190～？)，字政卿，永嘉(今浙江省永嘉县)人，青年时代攻读医学并举子业，专心致力医学研究，对疾病诊断理论及技术用力尤勤，取《内经》、《族经》、《甲乙经》之说，与有关脉学、诊法论著相互参正，分门别类，撰成《察病指南》3卷。书中以脉诊内容为主，沿用“七表八里九道”24脉分类法，创造性地绘制了33幅脉象图，是现存较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并撰成《续易简方论》6卷，另外，还撰有《本草辨异》一书，今佚。

二十二、宋慈

宋慈(1186～1249)，南宋法医学家。字惠父，建阳(今属福建)人，自幼勤奋攻读，好学不倦。入太学之后，成了理学家真德秀的学生。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他曾任长汀县令、福建路邵武军，替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事。

嘉熙三年(1239)，宋慈升充提点广东刑狱。嘉熙四年，移任江西提点刑狱兼知赣州。淳祐元年(1241)，知常州军州事。淳祐五年（1245），开始收集编写《洗冤集录》资料，淳祐七年(1247)，除宋慈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兼大使行府参议官，协助处理军政要务。

宋慈在长期从事提点刑狱工作中，认为检验乃是关系整个案件“死生出入”、“幽枉曲坤”的大事（《洗冤集录·宋慈序》），因此自己对于狱案总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通过认真审慎的实践，宋慈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经验：错案、冤案与检验经验不足有密切关系。于是博采近世所传诸书，自《内恕录》以下凡数家，会而萃之，厘而正之，增以已见，总为一编，名曰《洗冤集录》。刊于湖南宪治，供省内检验官吏参考，籍经达到“洗冤泽物”的目的。这部法医名著一经问世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并成为后世众多检验书籍的祖本。宋慈死后，理宗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曾为其御书墓门。

二十三、陈文中

陈文中，字文秀，生卒年不详，宿州符篱(今安徽省宿县)入。家乡为金人攻占后逃归南宋。曾任和安郎判太医同兼翰林良医等职。精通内科、儿科。在江苏涟水一带行医15年，救治病人很多。集家传己验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儿痘疹方论》一卷，对痘疹进行了专门论述：除《小儿痘诊方论》之外，陈氏还撰有《小儿病证方论》四卷，论叙小儿的保养和发育，小儿指纹及面部形色望治，并论惊风及痘疹证治，附列方药。1958年商务印书馆将陈氏二书合刊，名为《小儿病源痘疹方论》。陈氏学术以重视脾胃、善用温补为重要特点。

二十四、杨士瀛

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生卒不详，三山(今福建省福州市)人，出身于世医家庭，自幼习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典医籍及历代医学名著研究颇深，在脉学、伤寒、儿科及内科杂病方面有一定成就，所撰《伤寒类书活人总括》7卷，乃总括张仲景《伤寒论》及朱肱《类证活人书》，并参附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成，每条都冠以歌诀，便于后学记诵，其《亡斋直指方论》26卷，融会前人效方及自家经验，据证释方，对内科杂病证治作了综合论述，示读者以规矩准绳。后世将以上三书合刊，名为《杨仁斋著作三种》。除此之外，杨氏还撰有《医学真经》、《察脉总括》等，今佚。

辽夏金元时期医学

辽、夏、金、元是我国历史上以少数民族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权，公元10～13世纪间，在元朝建立以前，辽、夏、金与两宋之间，互相对峙和战争。辽国前身称“契丹”，始由耶律阿保机统一纷争各部，于公元916年至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建立政权，国号契丹，有时称辽。契丹建国后采取“以国制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政策，一度国势兴盛。疆域东至日本海，西接阿尔泰山，北达胪朐河(今蒙古克鲁伦河)，南抵白沟(今河北省新城县东自北而南的白沟河)。

辽朝后期，内部斗争加剧，加之北方崛起的女真族完颜阿骨打统兵南下，1125年天祚帝被俘，辽亡。1124年，辽皇族耶律大石率一部分人西迁至天山南北及中亚一带，重建政权，称“哈刺契丹”，即西辽，定都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辽享国300余年。

夏是以党项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元昊为党项族首领。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国号大夏，史称西夏。疆域东据黄河，西界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经十世历190年始被元灭亡。西夏前期与北宋、辽，后期与南宋、金形成鼎足之势，视其强弱以为向背。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相互密切联系着、交融着，而又各有其特点。

金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民族政权。女真族分散聚居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契丹族兴起后受辽的统治。1115年女真人在阿骨打领导下的反辽战争中建立了金朝。他即位称帝，为太祖。金建国后继续抗辽斗争，1125年灭辽，再两年，灭北宋。自1115年太祖至1234年末帝哀帝，经十世，历时120年。

金初期推行女真文化，熙宗时(1136～1149)，政府建立译经所，用女真文字翻译汉文经史，儒学广泛发展和兴盛起来。金代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医学名家辈出，如成无己、张元素、刘完素、张子和等，他们的成就影响深远，在中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国，确立分封制度，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此后，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经过一系列征战，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汗国。

成吉思汗孙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的斗争中于1260年继承汗位(世祖)。即位后，仿效中原王朝建元中统，至元八年(1271)又将蒙古国号改为大元，翌年迁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结束了长达三四百年的藩镇割据和诸民族政权并存的分裂同面，全国统一。

忽必烈在政权方面由奴隶制转化为中央集权封建统治。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的设置，特别是行省制度的确立，使中央集权从政治制度上得到保证，巩固了国家统一。

从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复苏，使文化、科学技术有了新发展。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王桢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的专著，代表了元代农业发展的新水平，医学方面则有朱震亨的《格致余论》、《丹溪心法》等，发挥滋阴学说，与金代名医刘完素、张从正、李杲被誉为金元四大家。

辽、夏、金、元各朝，不但在政治制度上逐渐接受了汉族统治经验，汉化的趋向，在文化上也深受汉族的广泛影响。医学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或直接引用汉族医学，或在自己民族固有医学的基础上，借鉴、融汇汉族医学有所创新，成为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特点。

各民族医学的交融：契丹族在原始社会时期，人患疾病主要以巫术治疗，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后，契丹族医学在与汉族、回鹘等医学交流中得到了提高。辽灭石晋之后，由汴京掠去医官，方技图书、铜人等，对契丹医学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党项族建立夏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不发达，当人患疾病时，多不请医治疗，由巫师占筮、驱鬼，建立西夏后，在汉族文化影响下，逐渐改变了旧俗，吸取汉族先进的中医药学，开始建立西夏的医学。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辽夏金元医事制度与医学教育

一、医事制度

(一)宫廷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疗机构辽采取“官分南北”二元制度。北面官：设太医局，由局使，副局使及都林牙(林牙意为翰林学士)总领医政事务。南面官：设翰林院，有提举翰林医官、翰林医官，掌供奉医药及承诏治辽众疾。医官的编制及品佚空载不详。

金代设置太医院，属宣徽院。太医院的名称始于金代。置提点、院使、副使、判官，掌管医药，领导太医院工作。又设管勾、正奉上太医、副奉上太医、长行太医寺职，还设有太医教官。太医的品秩凡25阶。

王室的医官：太后两宫，设有医令、医丞，皇后位下设有掌馔、奉馔各1员，掌饮食汤药酒醴蔬果事宜。医官由尚药局、太医院太医兼任，东宫太子位下设有侍药、奉药，承奉医药。宫人女官设司药、典药、掌药、女史各2人，掌医药。

元代太医院为独立的最高医事机构，秩正二品，掌宫中医药事宜，领导所属医职，其职额，自中统元年(1260)以来，屡经变更，至治二年(1322)乃定置院使12员、同知2员、俭院2人、同俭2员、院判2员、经历2员、都事2员、照磨兼承发架阁库1员，又有令史8员，译史2员，知印2员，通事2员、宣使7员。至元二十年(1283)太医院改为尚医监(正四品)，二十二年(1285)复为太医院。

典医监，隶詹事院。领导东宫大医，配制供进太子的药物，至元十九年(1282)置典医署(正五品)。天历二丰(1329)，仍改为典医监(正三品)，设达鲁花赤2员，卿3员、太监2员、亟2员、经历、知事各1员、吏属凡18员。下属机关设有广济提举局、行典药局和典药局。

此外，在一些中央机关也设有医官，掌管本单位的医疗保健工作，如中书省设有省医3人，枢密院议院医2人，御史台置台医2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也置台医，大宗正府置医人1人。

2、药政机构，辽北面官。著账户司所隶属的承应小底局，设汤药小底，供奉皇室用药事宜。南面官，内侍省设汤药局，置都提点，勾当汤药等职。

金代药政机构置尚药局和御药院，均隶日于宣徽院。尚药局，掌宫中汤药茶果事宜，按其职能并非药事专门机构。设置提点、局使、副使、直长、都监、果子部监、同监等职。

御药院，掌进御汤药，明昌五年(1194)置，设提点、直长，以亲信内诗人充任，又有都监、同监等职。

元代药政机构置御药院，至元六年(1269)设立，掌管各路及藩国进贡药品、药物的制剂和煮药。医官置有达鲁花赤1员、大使2员、副使3员、直长1员、都监2员。

行典药局和典药同为詹事院典医监所属，两局都是管理东宫太子的药物机构，前者掌供奉，后者掌制剂。

此外，至大元年(1308)设立御香局，掌调制御用各种香药。

元代统治阶级所用的药物由各地乡贡，每年依照产地科收。

(二)地方的医事制度与医政设施

1、医政管理机构

辽金史籍缺乏地方医事组织的记载。元代在河南、江浙、江西、湖广、陕西五行省及一些路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医官提举司，五行省及路大者置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路小者置提举，副提举或提学，掌管医户差役诉讼等事务，其余各省置太医散官，凡15阶。

2、药政设施

元代至元十年(1274)设立御药局掌管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的行医药物。置达鲁花赤、局使、副使，大德九年(1305)御药局只掌管上都药仓事宜。行箧药物由御药局分设的行御药局掌管、置达鲁花赤、大使、副使等职。

(三)医疗机构与赈济设施

1、各类医疗机构

金代在一些路、州设有医疗机构，置医正、医工，显然是为地方官员所设。

广惠司和回回药物院是采用阿拉伯医学的医疗机构。至元七年(1270)设立广惠司，隶太医院，聘用阿拉伯医生，专管加工炮制御用回回药物和调剂治疗各宿卫士以及居住大都的贫孤。设提举工员等，其职官名额屡经变更，后定为11人。至元二十九年(1292)又在大都和上都各设立一回回药物院，掌回回药事。至治二年(1322)拨隶广惠司。定置达鲁花赤10员、大使2员，副使1员。

2、赈济组织

金代仿照宋制设惠民局，属礼部，掌制剂发卖汤药，施医药于平民。各地寺庙也设有药局，施医给药，救济贫病百姓。元代的贫民医疗机构，设有广济提举司和惠民局。广济提举司，隶詹事院典医监，掌药物制剂，施给贫病民众。置达鲁花赤1员，提举、同提举、副提举各1员。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设置惠民局于大都，中统四年(1268)在上都设立了惠民司。后来各路也设有惠民局，为贫民免费医病给药，经费依民户多寡分为等级拨结。以上措施，由于吏治腐败或多名存实亡。

二、医学教育

(一)中央的医学教育机构与制度

1、医学教育机构 金化太医院为医学教育机构。元代太医院不再具有医学教学职能，只具有医学管理及规章制度之颁发等，元代中央医学教育机构，史未见载，似无此设置。

2、医学分科 金代医学分10科，详细情况无可稽考。元代医学分为13科：大方脉、杂医科、小方脉科、风科、产科、眼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种科、针灸科、祝由科、禁科。

3、考核奖惩制度 金代医学生，每月考试一次，依成绩优劣给予奖惩，甚至于开除学籍。太医考试三年一次，医学生学习成绩优良者，经考查也可替补，民间良医听其试补。

元代对医学生及教学人员的考查、考核，则由医学提举司每年拟定13科疑难题目，呈报太医院转发各路医学教授，令医学生依式每月学习医义一通，年终时造册呈报医学提举司，以考查医学生学习成绩。此外，本医学的教授就所下发的题目解答3道，年终时另行造册，呈报太医院，以考核其是否称职。

(二)地方医学教育机构

1、行政管理机构，元至元九年(1272)设立医学提举司，专门负责管理医学教育，其职能是考查各路医学生的课业学习成绩、考核太医教官教学效果、校勘名医撰述文字、辨认药材、教导太医于弟、领导各处医学，设置提举1员、副提举1员，医学提举司的设立，显示了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教育，也反映了医学教育管理制度日臻完善。

2、地方医学校，金代在各州、府设有医学校，医学生员额较少，如大兴府30人，其余京府20人，散府节镇16人，防御州10人。

元世祖忽必烈嗣立不久，即在中统三年(1262)重建久已废弛的各路医学教育，各路医学设教授1员，由朝廷委任，学录、学正各1员。上、中、下州备设学正1员，由太医院委任。各县设学谕1员，由各路医学教授选聘，各科医学生公共课程有《素问》、《难经》、《神农本草经》。又按不同专业学习《圣济总录》中的不同卷数，并加习《伤寒论》及《千金翼方》，大德九年（1305)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凡不精熟本科经书者，不得行医，并将程试定为考试制度。

辽夏金元卫生保健

古人早已养成良好的洗浴习惯。至元代，人们不仅懂得温浴的卫生价值，而且懂得冷浴对健康的意义。《马可波罗游记》第76章则载杭州“一些街道有冷浴澡堂，由男女服务员为您服务，这些澡堂的男女顾客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一年四季洗冷水浴，认为这对身体健康大有裨益。”冷水浴对增加肌体抵抗力是有益的。

环境卫生方面，元代继承前代的优良传统，仍然重视河水的保护，曾定期疏浚河道，元代使用痰盂的范围较汉代专供皇帝有所扩大，这对于防止病菌传播是有意义的。

这一时期，统治者提倡佛教，尤其是信奉喇嘛教和禅宗。民间也有不少佛教信徒，他们死后都实行火葬。据考古发现，沈阳、山西大同、北京等地都有辽金元火葬墓。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北京、契丹省南部哈寒府、景州、西州、宝应州、襄阳、常州、太平府、泉州等地居民，死后多实行火葬。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在皇帝陛下左右伺候和办理饮食的许多人，都必须用美丽的面纱或绸巾，遮住鼻子和嘴，防止他们呼出的气息，触及食物，”这种用来遮住口鼻以防传染的面纱或绸巾，实际上起到现代口罩的作用，可视为口罩的滥觞。

金元时期，李东垣、宋丹溪、忽思慧等医学家对饮食卫生提出许多新的见解。忽思慧撰写的《饮膳正要》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营养学专著。本书以正常人的膳食为标准，制定了具有营养学价值的食谱，书中强调饮食在保健延寿中的价值，认为“饮食为养生之首务”，并列出饮膳的制作方法和滋补药的形态、性味、功效以及饮食禁忌等等。另一部营养学专著是元末贾铭的《饮食须知》。书中选取食物250余种，简述其性陈宜忌，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房室卫生，元代李鹏飞将前人关于性卫生的论述加以收集、整理，撰成《三元延寿参赞书》。提出一系列顿有见地的主张。李氏认为男女相需合乎自然之道，提出“欲不可绝”。同时，又总结出节欲三论：辨证地提出性生活的适度、节制，于人体有着重要的养生意义。

气功养生方面，金元时期出现了以王重阳为始祖的道教北宗炼养派。他们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这一道派，又称全真道或全真教，王重阳把断绝“酒色财气，攀缘爱念，忧愁思虑”作为修道的根本法则，这种“清修”思想，对后世道教养生者有一定影响。

辽夏金元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一、《内经》研究

金元诸医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研究《内经》。一是抽取其中部分理论作专题研究，二是依据《内经》某一基本观点，结合实际进行发挥，形成一种系统的创新理论。第一类著作主要有刘完素的《内经运气要旨论》(佚)，《素问玄机原病式》，佚名《运气图解》(佚)，邓炎《运气新书》(佚)，曹大本《运气考定》(佚)，吕复《运气图说》(佚)等，这一类著作主要吸取《素问》“七篇大论”中运气学说，结合疾病发生、发展机理予以阐发，惜多数亡佚。其中最有成就的为刘完素，他认为“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故他以《素问》“五运六气”理论及病机学说为基础，通过比物立象、推演归纳，建立了一套认识疾病证候特性的分类模式：五运主病，六气主病，并从“火热论”角度予以系统阐发，这一专题研究成就，不单使运气学说本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促使了中医各类理论问题的深化研究。

此后，诸医家多本着不拘泥一词一句的注释，而求古人意理所在，联系实际予以发挥的态度对待《内经》，建立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理论学产。重视临床实际研究，应用《内经》已在金元时期成为一种崇尚的医风。刘完素的《素问宣明论方》是这样，张元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也是如此。

除上述医家及有关著作外，金元时期还有不少《内经》研究专著。如刘完素的《图解素问要旨论》（八卷），《素问要注》(佚)，元代薛时平的《新刊注释素问玄机原病式》，李季安的《内经旨(指)要》(佚)等。现存比较有成就的注释整理《内经》的著作为滑寿《读素问钞》(九卷)及《补遗》(一卷)，受到后代医家的重视。

二、《难经》研究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取得了一定成就。金代医家纪天锡，精加访求十余年写成该书，其后不久，著名医家吕复时该书力辨前人之非，注解谨密的特色给予了较高评价，张元素也曾撰有《洁古注难经》一书(又称《药注难经》)。该书的特点是阐发《难经》奥理，复随其疾证附以禁忌方论述经解。惜流传至元末，便失传了。李駉(子野)《黄帝八十一难经纂图句解》七卷。李氏深感世人对《难经》理解不深，遂“随句笺解”，以宋时流传的前代吕广等十先生补注之说为宗，言言有训、字字有训，撰成该书。

这一时期《难经》研究成就最大的是滑寿的《难经本义》(1366)。他追本溯源，考之《灵枢》、《素问》，又及仲景、叔和，以绎其绪，凡诸说善者，均予吸收，并详细阐发前人未明之旨。该书首列诸图，后疏本义，辨疑正误，使全书辞达理明，条分缕解。所以该书诞生后，为后世众多医家所重视，成为元代以前《难经》研究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他《难经》研究著作还有陈瑞孙《难经辨疑》；王少卿《难经重玄》；袁坤厚《难经本旨》；谢绍孙《难经说》；李駉的《难经注解》(四卷)等，后均亡佚。

三、《伤寒》的研究

这一时期的《伤寒论》研究与两宋时期相比要薄弱一些，但也不乏有影响的著作，如在后世《伤寒论》研究中流行最广的成无已《注解伤寒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

金元时期，医学界的学术空气比较活跃，出现了不少新的学术见解，形成不同的学术流派，在《伤寒论》研究中也反应了这种倾向，例如宋云公的《伤寒类证》将仲景397法，分证50门，派生出484法，列表倍分述。吴恕的《伤寒图歌活人指掌》针对《伤寒论》，《南阳活人书》增辑若干图表编纂而成，都是着重于论述伤寒诸证的。王好古的《阴证略例》则提出伤寒阴证的新见解。而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以及旧题刘完素撰的《伤寒直格》均以“伤寒”题名，也言六经，也谈仲景方，实际上却是论述温热病为主。此外，杜本《敖氏伤寒金镜录》专论舌象，并附有简图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一)成无己首注《伤寒论》：

成无己的代表作是《注解伤寒论》，他是全面逐条注解《伤审论》第一家。此书一出，流传甚广，超过了《伤寒论》的任何一个其他版本，因而影响也很大。成氏的注解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以“经”释“经”，即引用《内经》、《难经》的原文来解释《伤寒论》的医理，追溯其学术源流。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崇古尊经的传统，因而以“经”释“经”的方法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成氏这一注释法很受后世注律《伤寒论》者仿效。

其二，成氏的注解着重于时病因病机及组方意义的发挥，它的注解中几乎为伤寒各证每一症状都注明病机，每一方剂都说明方义。成氏的这种注解方法条理比较清晰、说理比较明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使用者便于化裁。因此为后世医家广泛效用，已远不限于《伤寒论》的注解。

成无己的另一部著作是《伤寒明理论》。此乃成氏在注解之余发挥本人对《伤寒论》的理解。前三卷对《伤寒论》条文进行横向联系，提出发热、恶寒等五十个伤寒病中的常见症状，对每一症都进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分析，实际上是伤寒有关症状的鉴别诊断。卷四为“伤寒方论”，成氏从113方中精选出20首，阐发其配伍关系及方药效用，大多是他的经验之谈，颇值一读。

(二)王好古对伤寒阴证学说的发挥：

自宋以降，各家研究《伤寒论》往往详于三阳证而疏于三阴证。王好古曾与李东垣同学于张洁古门下，在张氏重视脏腑虚损的启示下，又受到李氏脾胃气虚理论的影响，尽十余年的心力钻研《内经》，《伤寒论》的阴阳脉例，并广泛参照王叔和、朱肱、许叔微、韩祗和等有关阴证阴脉的阐述，提出了一系列对于伤寒阴证的新见解。

他首先指出，伤寒是人之大疾，病情最急，而阴证尤为严重。因为阴证准辨而难治，鉴于阴证之难辨，王氏分析了阴证的各种变证和假象，阐明病机及鉴别要点。他指出如阴证表现为一身阳气内消、身表凉、四肢冷、脉沉细则易辨认，若表现为阳从外泄，身表热，四肢温、头重不欲举，脉浮弦，按之全无力，此类阴证则容易误诊，若用解表发汗之法，会使三焦气绝造成危证，辨证时，李氏非常强调以诊脉为鉴别标准，鉴于阴证之难治，王氏提出“三阴可补”之法，主张“药当从温”，尤其强调了温肾助阳的重要。

在众多《伤寒论》研究著作中，《阴证略例》从阴证入手，打破了治外感与治内伤的界限，用六经辨证的原则把伤寒与杂病的治疗联系起来，可谓是独树一帜。虽说其本身在温阳与养阴的问题上存在一定偏面性，但作为对《伤寒论》一个方面的探讨，显然不可能求全责备。王氏对伤寒阴证的发挥对后世更加全面地理解《伤寒论》很有补裨。

四、诊断学研究

金元时期诊断学研究成就突出地反映在脉学和舌诊上。有些见于有关专著中，有些散在于一些综合性著作里：

(一)脉学：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脉学专著为滑寿的《诊家枢要》(1341)，该书集元以前诸家脉学理论为一体，结合个人认识，详述脉诊体系及辨脉法，共论及浮、沉、迟、数等29种脉象及主病。并阐析了妇人、小儿脉法，内容丰富，尤其在小儿诊察指纹方面，认识较前人又更进了一步。

张元素的《洁古注脉诀》也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脉学专著。该书收有张元素、张壁父子的脉学认识。其特点是详论脉理，随脉辨证，随证附方，兼集诸家之善，适于临床依脉辨证施治。惜流传到元代，只存提名张壁的二部节本著作。其他脉学著作还有张壁《脉谈》，李杲的《脉理玄微》(疑托名李杲）、佚名《东垣脉诀》(1251年)，托名朱丹溪的《脉决指事病式图说(又有称为李杲作)，姚宜仲的《诊脉指要》(佚)，鼓起宗撰、明代汪机补订的《脉诀刊误集解》以及已佚的吕复《脉系图》等著作。

(二)舌诊：

这一时期舌诊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验舌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1341年)。该书原书名《金镜录》，内载辨别伤寒舌法十二首，附舌象图十二幅，惜后渐失传，1341年，杜本在上书基础上，增补24幅舌象图，共计36幅舌图，并载方治于图下。其中24幅专论舌苔，4幅专论舌质，8福兼论舌苔与舌质。舌色有淡红、红、青三种，苔色有白、黄、灰、黑四种，舌面有红刺裂纹等变化，舌质变化有平滑涩刺等，基本包括各种主要病理现象。各图下附文字说明，并结合脉象，分辨寒热虚实、内伤外感，论述证治方药及病证发展、预后。

另外，其他著作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记述，如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论》辟“舌上苔”篇，对有关伤寒病舌象作了专门论述，内容丰富。李杲的《脾胃论》分析了舌干的各种证候，丰富了察舌辨证的诊断理论。

辽夏金元医学争鸣与学术流派

一、刘完素的“火热”学说

刘完素生活时代，北宋微宗赵佶提倡的运气学说仍在流行，他结合北方地理和北方民族体质强劲的特点，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在治疗上一改北宋用药偏治温燥之习，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开拓金元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刘完素著作主要思想是：

(一)以“火热”病机立论：

刘完素主要著作首推《素问玄机原病式》，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内经》的总结，他详究了《内经》原文，并参合了隋·全元起、唐·王冰、宋·林亿各家注择，仲景伤寒学说而著成的。刘完索著书目的，并非是要解释《内经》的经文，而是要将《内经》主旨，结合运气学说和临床所见，演绎已说。所谓“谨率经之所言二百余字，兼以语辞二百七十七言”，实际即指《内经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病机十九条之一百七十六字，推演而成，其所以要将推演字数写得如此清楚，可能是唤起人们的重视。

刘完素对《内经·素问》病机十九条及“六气”为病的原文逐句分别解释。如他认为：“诸风掉眩，皆属肝木”，“掉”摇也。“眩”昏乱旋运也，是由于“风主动”的原故，风木旺，金衰不能制木，木复生火，两动相博，为之旋转。“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者，认为“人近火气者，微热则痒，热甚则痛……灼而为疮，皆火之用也”。“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脾土，地之体也”。“土热仍盛，则痞塞肿满，物湿亦然”。“诸湿膹郁，病痿，皆属肺金”。“膹，谓膹满也，郁，谓奔迫也”，“痿，谓手足痿弱无力以运动也”。大抵肺主气为阳，阳主经清而升，肺居上部，病刚气膹满，奔迫，不能上升，至于手足痿弱，肺金木燥，血液衰少，不能营养百骸，”诸气收引，皆属肾水，凡收敛、引急均于寒，寒可收缩。

至于六气，分为风、热、湿、火、燥、寒六类。

风类：凡诸暴强宜、支痛、里急、筋缩之病，皆属于风，属厥阴风木肝胆之气。

热类：凡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小便浊浑，腹胀，痈疽疮疹，吐下霍乱，鼻塞鼽衄，血溢淋闷，惊惑悲笑谵妄，皆属于热，属手少阴君火之热。

湿类：诸痉强直，积饮痞隔中满，体重胕肿，皆属于湿，属足太阳脾胃之气所致。

火类：诸热瞀瘛，暴暗冒昧，躁扰狂越。骂詈警骇，气逆冲上，疮疡喉痹，耳鸣及聋，目昧不明，暴注瞤瘛，皆属于火，为少阳相火之热，心包络三焦之气。

燥类：诸涩枯涸，乾劲皲揭，皆属于燥，枯不荣旺，涸无水液，皲揭者，指皮肤启裂，为阳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

寒类：诸病上下，所出水液，澄澈清冷，坚痞腹满，吐利腥秽，皆属于寒，为足太阳寒水肾与膀胱之气所致。

刘完素在书中无论论述五运主病，或六气为病，均着重于阳气、火气和热实相联系。如论“吐下”时，他指出：“泄白为寒，青黄红赤黑皆为热也”。

(二)“亢则害，承乃制”：

刘完素于本书中多处引《内经》“亢则害，承乃制”之语，阐述阴阳变化之理，其书称：“所谓木极似金，金极似火，火极以水，水极似土，土极似木者也，故经曰：亢则害，承乃制。谓已亢过极则反似胜己之化也，俗未知之，认似作是，以阳为阴，失其意也”，如其论“郁结”时称：“凡郁结甚者，转恶寒而喜暖，所谓亢则害，承乃制，而阳极反似阴者也，俗未明之，因而妄谓寒病……”。这表明刘完素所依据的“亢则喜，承乃制”的思想，乃是他认识疾病，诊断疾病，考虑疾病标本逆从、阴阳分辨的思维过程，有一定古代朴素的辨证法因素，所以受到后世医家的重视。

(三)运气学说的运用：

按运气学说原在《内经素问》中有所阐发，但因文辞古奥，后世解惑者不多。至北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三卷，以《素问》百运气最为治病之要，其书三十论，二十七图，发明运气之理，但仍难于使学者掌握，至北宋徽宗时，崇信道家学说，以六气司岁，五行统岁，刘完素生活在这一时代，因此他著书时也不能不受运气学说盛行的影响，并在他著作中有较突出的反映。刘完素在论述《内经》病机十九条时，即以“五运主病”、“六气为病”归类，并曾称：“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但是他所提倡的运气学说已与刘温舒和宋徽宗所倡者有很大不同，其体现也就是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一书中对“五运多病”、“六气为病“的分类和分析。

二、张元素脏腑辨证学说与易水学派

张元素受当时运气学说影响，认为古今运气不同，在不同运气影响下所发病种也有不同，故古方不能治今病。同时，他把运气与脏腑疾病认识作了联系，并深入研究药物的阴阳、升降、浮沉、补泻的各种性能，发明药理，注重创新方剂，在治疗思想上强调“扶护元气(胃气)”的意义，从而对后世医家，尤其对其传人李杲、王好古、罗天益及其子张壁的医学创新思想和“易水学派”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他所倡导的主要学术主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脏腑辨证学说。

张元素受《内经》、《中藏经》、《小儿药证直诀》等前人著作中有关脏腑辨证思想的启发，系统总结上述诸书中这方面的理论，他在《医学启源》一书中详述各脏腑天人相应关系、表里关系，并按“不及”、“太过”、“实”、“虚”、“寒”、“热”几大证候类型，描述各脏腑疾病的主要症状、脉象，提出五脏用药原则或寒热补泻方药例。张元素重视脏腑辨证治疗思想，为贯彻这一思想，临证杂病治疗中，他积极地运用脏腑辨证手段指导用药，尤其足以五脏为中心，治疗一些常见病。如虚损证按程度不同，分出脏腑虚损六类证侯进行治疗，他的这一思想，对后人尤其是其传人重视脏腑疾病辨证论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重视阐发药物理论和应用原则。

张元素通过深入研究《内经》中七篇大论气机升降浮沉、气的阴阳厚薄、四气五味等理论，把它广泛应用于药物功效原理及作用特异性等方面内容的阐发中，创立了一整套系统的药物学理论，使之与临床应用紧密地联系起来，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药有寒、热、温、凉之性，有酸、苦、辛、甘、淡之味，药物性味的不同组合，构成不同功效。此外它还与其性味的阴阳、厚薄属性有关。为进一步阐述各类药物在治疗脏腑、经络、某些部位的疾病的特异性，他结合性味理论和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临床常用药的归经、引经报使等理论，并在具体通方用药方面总结了大量临证用药经验，使其药物学思想，既有理论上的系统性，又具辨证上的实用性，受到后世医家的广泛重视。

(三)重视胃气。

张元素认为“四时以胃气为本”，故“安谷则昌，绝谷则亡，水去则荣散，谷消则卫亡，荣散卫亡，神无所居”，由此可见他重视扶养胃气的思想，故临证他曾告诫后世传人“养正积自除”。这些立论与刘河间学说比较，就会看出有很大不同，刘完素用药寒凉，而张元素则力辟之，并且在用药方面尽力讲求药物归经，形成独有特点。

张元素的这些医学思想，由于他有独到之处，故为其入室弟子所服膺，在他的医学思想影响下，张壁、李杲、王好古、罗天益等都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学说，形成明显的学术流派——易水学派，与当时兴起的河间学派并立争鸣于金元时期北方医学界，李杲之后所以发明“内伤”学说，更加强调脾胃的重要，是和张元素的医学思想分不开的。王好古在他的《汤液本草》中所发挥的理论，也都是以张元素医学理论为基础的。

由于张元素的医学著作流传到元代以后，存留不多，且残缺颇甚，一定程度影响了后世医学家对元素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的评价。如“金元四大家”未列入张元素，但客观地看张元素的学术思想及其创新理论，对后人及“易水学派”其他医家具有重要影响，其历史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三、张从正的“攻邪”学说

张从正的主要医学思想，首先主张“邪气”说，理由是：“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关于病邪，张从正认为邪可自外而入，也可由内而生。病邪轻者可以自行消失，病邪时间经久则很难抑制，甚至可招致暴死。如果有了病邪不想消除，反而先去设想巩固人体元气，如此很容易使人体真气未得到恢复时，病邪却有了发展。治疗疾病当以制止病邪发展和驱除病邪为首务，所谓“邪去而元气自复”。这是张从正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主要主张。

其次，倡汗、吐、下三法。张从正认为邪有上、中、下之别，所以治疗上也应采取针对性措施：认为凡上之邪，可以用汗法治疗；在中之邪，凡风痰宿食可用涌吐方法治疗；而在下之邪，可用泻下方法治疗，张从正所谓汗法，包括灸、蒸、熏、涤（洗涤局部)、洗、熨、烙、针刺、砭射(砭石)、导引、按摩诸法，用以达到解表发汗解除病痛之目的。吐法，包括引涎(以翎毛探喉，引涎自出)、流涎(以指探喉，使涎渗出不断)、嚏气、追泪，用以解除中膈痰食之积。所谓下法，不仅是通下，催生、下乳、磨积(消除积滞)、逐水、破经(通经)、泄气等均属之。

由上可见，张从正治疗重在三法，以攻邪为主。但他又申明在三法用药之时，每每伴随揃(包括熨、摩)；导(导引)、按(手按)、蹻(医者或病患者抬举足腿)之法以辅助治疗。在用药方面，也要根据年龄老、少、病之轻重，有增、有减，有续、有止，按证施用。

再次，张从正主张食补。他认为补法有六种，即平补、峻补、温补、寒补、筋力之补、房室之补，凡应用补法必须谨慎。他主张“医之道、损有余、乃所以补其不足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攻邪除病，也就同时扶正，具有“补”的意义了，张氏还认为真正用补法，要在邪去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也就是说，人体疾病之后，最有益的补药，就是平日的食品，肉、菜、谷、果，按五脏相宜用之就可以了，而不必去用药物。

由于张从正倡汗、吐、下三法，治疗比较峻猛，与太医院一贯用药和缓不符，故在当时即受到许多人的非议。

作为金代著名医家，张从正医学思想宗法刘完素，但是在治疗用药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发挥，他的治疗以“攻邪”为主。应用汗、吐、下三法，以及对补法的认识，应该说与他当时处于北地，人民体质强悍，疾病多属热实有关，所以才有促进张氏医学思想的发挥。后世人说他是“攻邪”(或“攻下”)派，“金元四家”之一。

四、李杲的脾胃内伤论

李杲师从张元素，深受元素医学思想的影响，结合自己多年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创立了以“脾胃论”、“内伤论”为主的理论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医家之一，对金元医学的繁荣和后世中医学的发展都产生重要影响。在学术上，他独称一时，归纳而言，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尊师重道，发扬张元素药物学说

张元素对药物学有所创见，发明药物气味、阴阳、厚薄、升降、浮沉之理，创药物归经之说。李杲继承考师学说，并加以发扬，他著《用药法象》一书，原书虽佚，但大部份内容都收录在王好古之《汤液本草》一书中。《汤液本草》共六卷，前二卷以“东垣先生药类法象”和“东垣先生用药心法”为题，收录李杲主要药学论述。在“药性要旨”一节中指出：苦药平升，微寒平亦升，甘辛药平降，甘寒泻火，苦寒泻湿热，苦甘寒泻血热。他还认为治病应知标本，必先治其本，后治其标，这样疾病便可除去。为此，李杲按病症详述了用药心得。这些用药心得除宗法张元素说外，李杲更为完善的学识，对后世医生用药很有启发。

(二)战争中建立内伤学说

李杲生活年代正值金元战争期间，金哀宗正大九年，改元开兴元年，又改天兴元年(1232)之际，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被元兵围困半个月，解围之后，人民无病者极少，既病而死者接踵不绝。

李杲目堵了实际情况，当时这些疾病患者，医生大都是按外感风寒治疗的，结果疾病不能痊愈，反而大量死亡，这不能不引起李杲的重视和思考。李杲回忆在金宣宗贞祐至兴定年间(1214～1221)也有类似情形，李杲考虑战争期间都城被围，人们惊恐之余，起居不时，劳役频仍，寒温失所，朝饥暮饱，以致胃气亏乏。解围之后，一旦饱食太过，因胃气亏乏太久，兼以营卫失养，反而不能承受，如果调治失宜，便可促成死亡。

李杲指出：“伤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因此内伤外感不容混同。

李杲内伤学说的建立是前人没有提出的，也是在战争时期他临床中独创的心得，为此他拟制了补中益气汤以及升阳益胃汤，均取甘温除热、温养脾胃、扶养元气为主，为治内伤病的主方，深得后世医家赞赏。

(三)发扬扶护元气和温养脾胃学说

李杲《脾胃论》，指出“人以水谷为本”，人的“元气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人不能断绝水谷，断绝水谷则胃气不生，五脏无由通利。李杲强调“夫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少，而生大热。”“胃既病，则脾无所禀受……故亦从而病焉。”反过来说，如“形体劳役则脾病，病脾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泄泻，脾既病，则其胃不能独行津液，故亦从而病焉。”因此脾胃之作用非常重要，脾胃虚弱，总会影响人体阳气不得生发，阳气不足，阴气则有余，人之百病，皆由脾胃虚弱所生，故治疗必须重在脾胃。

综上可见，李杲医学学说的形成，首先是在其师张元素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根据自己的临床体会而发挥的，并把“易水之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所以他的理论学说诞生以后，在金末元初医学界受到人们的重视。金末时，李杲已具国医之名，他的学说通过其著作的陆续出版及其弟子罗天益的继承发扬，在元初产生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人们不仅突出地强调李杲发展“洁古之学”扶养胃气的意义，而且逐渐把李杲“补土”理论的特色，作为与“河间学说”形成鲜明对比的“易水学说”主要特点。

这最终奠定了李杲在金元各医家中的突出地位，而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其术自元朝以来，继承者甚众，受到医学界的普遍重视。人们对于李杲因时创立“脾胃内伤”理论给予较高评价。

五、朱震亨“阳有余阴不足”论

金代的医学创新理论，元代流传到南方，经过朱震亨的发挥，又有了新的发展。

朱震亨早年从许谦学习理学，后转而习医，曾师从杭州名医罗知悌学习刘完素、张从正、李杲三家之说，深感三家各有短长，在前人创新理论启发下，他结合自己的体会及理学造诣，倡“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开拓了元代中期医学发展的新局面，成为后来形成的“滋阴派”的宗师。

(一)反对拘泥《同方》：

按北宋时官方成立的“大平惠民局”和“和剂局”，本是便民措施，但当时无论是民间还是医生，如遇疾病，常常以该书据证检方，这种对《局方》应用方法，早在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时就已有不同认识，为此，他特著《局方发挥》，指出：人之一身，血气有浅深，体段有上下，脏腑有内外，肌肤有厚薄，形志有苦乐，年纪有老小，病的时间有长短，接受药物能力各有不同。而在治疗上，医生还要考虑四时、地域、某经用某药、正治、反治，君臣佐使，药量轻重等，医生必须综合观察后始可用药。而《局方》则是各方之后条述证候、药物分两、修制方法外，就没有其它议论了，这样使一方通治多种疾病，应用时表面看立法简便，如果过于拘泥，其实就是“按图索骥”，不符合辨证施治原则。如治大肠便秘，秘有风热、风虚的区别，其他证候无不尽然，均需辨证施治，没有“一方可以通治”的道理。朱氏指出：“夫良医之治病也，必先求其得病之因。《局方发挥》一书，虽然篇章不大，但论述谨严，辨理精透，给后世医家很大启示，使中医辨证施治思想重新得到发扬，并对当时民间病家及医学界以《局方》对号求药偏向起了纠正作用。

(二)倡“阳有余、阴不足”论：

朱震亨在“格物致知”思想影响下，手著《格致余论》阐发医理，以“格致”命名，表明他秉承宋熹哲学思想馀绪立论。“阳有余，阴不足”这一观点最早源于北宋程灏、程颐，他们曾说：“天地阴阳之运，升降盈虚，未尝暂息，阳常盈，阴常亏。一盈一虚，参差不齐，而万变生焉。”受这一思想启发，结合人体生理病理特点，朱震亨创立了“阳有余，阴不足”论。他认为古人规定男女必须在近三十岁或二十岁时始议嫁娶，原因就是到这一年令时，人的“阴气”始成，才可与“阳气”相配。但这种阴阳相配时间，一个人只有三十年光景，女子四十九岁(阴)经断，男子六十四岁(阴)精绝。(故人体阴气难成易亏)加之人常因饮食不节，色欲过度，生活调理失常，引动相火、耗伤阴精，这样很难保持阴平阳秘。

上述观点认生理、病理、摄生调养等方面把人体“阳有余，阴不足”的特点，提高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形成突出的理论特色。

(三)相火论：

朱震亨的“相火”论，是在他“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上产生的。他认为，人身有君火、相火之分。“形气相生，配于五行，故谓之君，”生于虚无、守位禀命。因其动而可见，故谓之相”。人之生亦恒于动，这全是由于相火的关系。相火寄于肝肾二脏，肝主木，肾主水。胆者肝之腑，膀胱为肾之腑，肝肾之阴，悉具相火，可见相火在生理上有重要作用。而人之情志、饮食不节，常易引动相火，煎熬真阴阴虚则病，故这时相火便“为元气之贼”，在病理上为害较大。

(四)治疗杂病具有特色：

朱震亨不仅在医学理论上有自己的见解，同时，在杂病治疗方面也有特色。首先，他十分重视对火证(内火)的治疗，对实与虚的关系，他又有自己的独特认识，他认为阴虚与火旺密切相关，故临证宜以滋阴为本，即所谓“补阴即火自降”，以泻火为标，即“泻火为补阴之功“，从而创立了阴虚发热的治疗。对其他杂病治疗，他强调“气、血、痰、郁”之因，用药有自己的规律、即属于气之病，用四君子汤；血之病用四物汤；痰之病用二陈汤；久病属郁，治方有越鞠丸。

朱震亨成名后，陆续有王履、赵以德、戴元礼、刘淑渊等先后师从之，使其学说得以继续发展，在元末明初形成明显的学派流风，其中尤以戴元礼最得师传。曾著《证治要诀》十二卷，论述内外各科杂病，理趣深远。他还校补朱震亨《金匮钩玄》一卷，阐发各种杂病治疗，大体均以清热滋阴为宗，对朱震亨医学思想颇多发挥。

六、金元医学争鸣创新的评价

金元时期诸医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其突出的创新成就，对明、清乃至今日中医学的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一)金元医学争鸣兴盛的原因：

“金元医学”在短短一百多年间，从诞生、成长到发展，始终贯穿着“开拓”、“创新”、“争鸣”这样一种新的医学风尚，使以刘完素、张元素、张子和、李杲、朱震亨等为代表的金元医家，都能形成理论上各有建树，实践中互有补充的发展特色，究其原因有下面几个方面。

1、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这里有三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变迁、动荡的社会环境或统治者多未以正统思想干涉，故利于创新，如刘完素所处的时代，外界不安定因素时刻威胁着金朝生存。金世宗为图富强，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化政策，以推贤荐能，鼓励创新，形成较活跃的学术气氛。受此影响，刘完素敢于突破前人认识规范，开拓“思路”，独树一帜地创立和倡导“火热论”。二是某些多发疾病，对医家有所启发。李杲生活的年代，正值金元交战，他屡经战乱，目睹1232年京师被困，脾胃内伤病多发，死人无数的惨状，深感妄辨内伤为外感之害，进而创立了“脾胃内伤”理论，三是能够因时、因地、因人而宜，提出相应理论。

意识形态及学术领域某种理论研究风气的影响。宋代盛行的运气学说流传到金朝，引起了特殊的反应。金朝医家敢于提出运气古今有异，故疾病发生种类、性质也有不同等观点，摆脱了旧有常规来思考问题，他们充分运用五运六气理论有关方法对中医基本理论中六气、病机、治疗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从而为研究领域引入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富有新意的认识。正是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学术思想中活跃的创造精神，赋予金元医家一种全新的认识角度和思维方法，使之能够突破常规，在医学理论发展无法解决实际应用的矛盾时，创立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新的辨证施治理论，带来金元医学的繁荣。

金元医家善于继承、敢于创新的结果，自刘完素进行开拓性研究以后，后来很多医家与前代名医多有师承或私淑关系，但纵观各家医论，继承之中又极少局限于前人的认识，如张子和承袭河间注重寒凉攻邪的理论，但于汗、吐、下三法的应用及邪正关系有新的发挥；李杲、王好古遵循易水老人扶护元气、讲究药性的思想，又各自在脾胃病和阴证辨治等方面有突出创见，宋丹溪更是博采众家，另辟新径，在“火”与“阴阳”理论上对前人认识作了新的补充。这种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创见的学风，成为整个金元时期医学领域十分突出的风尚，这实际就是金元医学出现不断创新、争鸣激烈的繁荣景象的重要原因。

2、医学发展的客观需要。晋唐以来，方剂积累明显增加，但药物和方剂理论却发展不足，杂病及外感病诊治比较僵化，辨证与用药之间还缺乏有机的联系，加之《局方》盛行以来，喜温好补，临证处方十分机械，使得前朝医学发展只有量的增加，很少有质的突破。到金元，由于各类疾病多发，而旧有理论指导下的临证方法，难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这种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金元诸医家本着“改证世俗谬说”之旨，突破前人认识范围，创立了一个又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医学理论学说，使之在生理、病理、辨证、用药、及具体外感、内伤病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二）金元医学创新成就的影响和评价：

金元医学的创新，犹如一股清鲜空气，随着时代发展，吹进了明清两代，对明、清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明代医学家薛己、赵献可、张景岳等，继承易水学派温补之余绪，又受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等理论的启发，创立了双补阴阳的温补学说，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吴塘、王孟英等。受河间外感火热病治疗思想的影响，同时吸收易水学派护养脾胃的基本观点，发展成为辛凉解表、甘毒护阴的温病学说。此外，易水学派创立的药物学理论，在明代《本草发挥》、《本草纲目》等著作中得到较完整的继承，并成为现代中医药物学理论的重要内容。金元医家创制的大量新方，被后世重要方书收录，如《普济方》、《医方集解》、《成方切用》等，流传至今，仍然是临床医生常用的治疗方剂。至于其众多的治疗方法，如甘温除热法、滋阴降火法、行气祛痰解郁法等，更是受到人们的重视。

金元医学的成就不仅影响了中国医学的发展，而且在明代东传日本、朝鲜。16世纪日僧月湖久住杭州学医，弟子田代三喜留华12年，专攻李杲、丹溪之学，回国后成立了“丹溪学社”，奉丹溪翁为医中之圣，后传其学至弟子曲直濑道三，发扬光大，流传至今。朝鲜医家金礼蒙《医方类聚》、许浚《东医宝鉴》，也大量收录了东垣等医家的医论和方剂。

如何正确看待金元医家各自的特长，历代有种种见解。明代王纶在《明医杂著》中作了较客观地归纳：“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用河间，杂病用丹溪。”但是历代医家反复告诫，不应拘泥，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指出“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只有综合诸家之长，全面、客观地看待金元医家的创新成就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才能从中获取有助于中医现代化的实质性内容

辽夏金元药物学和方剂学

一、药物学

与宋代明显不同，辽夏金元时期药物学著作的撰著者大多不是医官儒臣，而是临床医生。他们根据临床实际和用药需要，进行药性理论的总结和探讨，试图找出一条以简驭繁、由博返约的途径。

(一)对药性理论的探讨总结

1、药物归经学说的初步确定：归经是指药物对机体某部位(脏腑、经络)的选择性作用。金元时期归经学说逐渐确立。成为药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认为取各药药性之长使其各归其经，则力专效宏，若不明归经，无的放矢则很难中病逐邪。他综合分析了气味对脏腑经络的作用，总结出归经规律，“凡药之五味，随五脏所入而为补泻，亦不过因其性而调之。”同一泻火药，黄连则泄心火，黄芩则泻肺火，白芍则泻肝火，知母则泻肾火，木通则泻小肠火，黄芩又泻大肠火，石膏则泻胃火。他还指出药物由于炮制方法不同，其归经亦会随之发生变化，主治的疾病亦相应不同。不仅如此，张元素还认为制方必须引经报使，才能更好地发挥效用，有些药物不仅本身作用于某经，且配入方中尚能引导全方其它药进入该经。这类药物就是引经报使药。

2、升降浮沉学说的形成：升降浮沉是指药物作用的趋向而言，也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元素秉承《内经》理论，以药物的气味阴阳薄厚来阐述升降浮沉，他认为药物之所以具有升降之性，乃是由其气味厚薄参合而成，他还举出茯苓、麻黄为例说明气薄者未必尽升，味薄者未必尽降。他还精心制定出了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的“药类法家”，他注意到药物的升降浮沉与其质地和种类有关，并可随炮制或配伍改变趋向以适应临床复杂的病证。

李杲进一步认为药物升降浮沉之性与四时节气的更迭是相对的。并总结出凡气味辛甘温热之药及味之薄者性主升浮，气味酸苦咸寒及淡味渗泄之品主沉降。他还提出用炮制方法改变药物的升降趋势。升降浮沉理论用以概括药物作用于人体的趋向。对发展药性理论，指导临床应用起到重要作用。

(二)本草著作概况

1、综合性本草著作：金元时期，综合性本草著作的编纂进入了历史上的一个低谷时期。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元世祖命撒里蛮、许国帧召集各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著作，撰成后命名为《至元增修本草》。已亡佚。

元代崇尚医学，设立医官，常以《内经》、《本草》、《伤寒》等书为题考核医官。御诊太医尚从善有鉴于此，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本草元命苞》9卷，以便于应付考核及临床实用。该书主要节自《证类本草》，分别对药物君臣佐使、性味、功效、主治、产地、采收、形态等加以记载，是现存唯一的元代综合性本草著作。

2、医疗本草著作：元代从开国初起，即已十分注重宫廷的饮食卫生措施，忽思慧约于天祐至天历(1314～1329)年间担任御膳太医之职，因而有机会接触从元世祖登位以来60多年积累的经验。他整理成书，名为《饮膳正要》，继承了我国古代食品、养生和医疗结合的传统，所载每一种食品基本上都是保健食品。该书还反映了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药物学的成就及中外医药交流的史实，如卷18“搠罗脱因”条注，“系畏兀儿茶饭”，“畏兀儿”为今新缰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旧称。同卷“儿不汤”条注，“系西天茶饭名”。“西天”指天竺，即今印度。大量诸如此奖的记载跳出了以往以汉民族为中心的传统食疗圈子的局限，为我国食疗养生学掀开了新的一页。该书还增加了一些前人本草著作所未载的内容、有西瓜、回回豆、海红(沙果)、天鹅、黄羊、麅子等10余种新增加的药物。对本草著作已载的药物，该书也在功能主治方面予以补充。特别是对药物的特殊疗效更有明确记载，尤其突出的是对羊品药物的应用。

元天历年间（1328～1330)，海宁(今浙江海宁县)医学教授吴瑞集50多种前人记载，将各种食物对人体的影响都一一作了说明。撰成《日用本草》8卷，分为米、壳、菜、果、禽、兽、鱼、虫八门，目的是想从日常食物中寻求防治疾病的方法。所收切于药用的食品共540种，也是食疗的一部重要著作。

元代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卷3为食疗专论“饮食有度”，专谈饮食宜忌。摘取历代有关资料，分成五味、食物两部分阐述食疗注意事项。《养生之要》为元代汪汝懋《山居四要》之卷2，汇集前人食疗等方面经验。对饮食宜忌、服药忌食、解饮食毒等内容作了论述。

3、其它本草著作：严格说来，《汤液本草》亦应属于综合性本草著作，但它不同于以住的类似著作，而是医药紧密结合，上阐经典奥旨，下集诸家之论及个人见解，偏重于药性理论阐扬和药物论述与临床实践相统一。在气味阴阳、五脏苦欲补泻、药类法家及归经理论等方面作了阐发和充实发挥。

朱丹溪有《本草衍义补遗》一书，是针对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的发挥，载药153种，皆根据个人临床心得体会进行的总结；该书还介绍了某些药物的使用要点与宜忌，尤其反对服食金石药。这些实践经验的直接总结是极其珍贵的。

元代瑞州(今江西省高安县)医学教授胡仕可选出若干常用药物按韵语编类歌括，元贞元年(1295)成《本草歌括》8卷，每药附七言歌括一首，简述药物功能主治。

二、方剂学

同药物学类似，辽夏金元时期的方剂学也明显萎缩了。

宋时已设立御药院，《政和本草》中已引用“《御药院方》”，元代承袭宋制，亦设立御药院，掌握由各地进贡和外藩馈送珍奇药品，修造汤药。现存《彻药院方)系宋金元三朝御药院所制之成方配本，大多是搜集金元及宋的宫廷秘方，多为配制丸、散、膏、丹之类成药的医方，不少方剂为一般方书未见者，是名符其实的宫廷秘方。

《瑞竹堂经验方》为元代萨得弥实（一作沙图穆苏）撰。原书15卷，按疾病分为15门。

元代李仲南汇集古人医书，于至顺二年(1331)撰成《永类钤方》22卷，该书以医经为本，详列外感内伤诸病，尤重骨伤科，在体例上以脉、病、因、证、治为“五事’，钤而为图，贯穿彼此，互为发明，使人一目了然。

与李仲南不同，危亦林是医学世家，他积祖传五世分科习业的经验，撰成《世医得效方》19卷。在该书中毫无保留地公开了大量秘方，是难能可贵的。除搜集古方和整理家传方外，危亦林还注意博采民间验方，在该书中记载了很多劳动人民发明的简便易行的单验方。全书共载各种方剂3000余首，可说是现存元代方书中的巨著了。

元末出现了一部特殊的医方集《回回药方》。该书是一部中外医学交流的产物，是一部回回医学传人后在蒙古和元代百余年同汉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逐渐汇合而有明显的阿拉伯医学特点的医学著作，因元代大都(北京)和上都(多伦)设有两边回回药物院，或许《回回药方》为该机构的处方集，尚须新的史料证明。《回回药方》中大量阿拉伯药物，也有象牡丹皮、巴豆、当归、细辛、知母等中国特产药物，还有一些由阿拉伯经中南亚、欧洲、非洲传入，早已被中医习用的中药，如无花果、石榴、安息香、乳香、没药等，书中残存医方涉及内、外、妇、儿等科，还有制药技术的记载，其中对骨科的记载尤为突出。金元时期的方书还有金代赵大中编辑的《风科集验方》共28卷，载方632首，后经赵素增订，增至1900余方，成为风科最完备的著作。此外有释继洪的《岭南卫生方》和《澹寮集验秘方》，分别为论述山岚瘴气治法及生平历效方剂。还有艾元英《如宜方》、王东野《集验方》、元好问《集验方》、孙允贤《类证南北经验医方十戒》等等。

辽夏金元军事医学

辽、西夏、金及蒙古诸族，都长于骑射，实行部族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度，建国后也征用汉族及其它民族为兵，实行征兵制为基础的世兵制，父死子继，世代为兵，称为军户。

一、正骨金镞科的独立

宋代医学中与军事医学有关者，为“疮肿兼伤折”、“金疮兼书禁”两科。金代继承了这一制度，至元代“正骨金镞”成为独立的学科，与“疮肿”及“祝由书禁”分开，三科并立。这一方面，因为这一段时期战争频繁激烈，宋、辽、西夏、金、元之间相互兼并，更有甚者，元朝曾以武力征服欧亚，战争中多伤亡，必将促进战伤外科临证医学的发展。少数民族以骑兵为主，在战争时经常发生骨折损伤及箭伤，元代正骨金镞科的独立，很明显地是为了服从战争的需要。

二、士兵的选择

契丹、西夏、女真与蒙古，均以北方少数民族而统治中国。他们都是游牧民族，生长鞍马，多为骑兵。人民每日逐猎，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可以尽著军籍。

金代对士兵的选择已有规定。据《金史·兵志》载：“凡选弩手之制，先以营造尺度杖，其长六尺，谓之等杖，取身与仗等，能踏弩至三石，铺弦解索，登踏娴习，射六箭皆上垛，内二箭中贴者”，“又选亲军，取身长五尺五寸，善骑射者。猛安、谋克以名上兵部（金代军制，每25人为一谋克，四谋克为“千户”猛安为千户长），移点检司、宣徽院试补之”；“又设护卫二百人，近侍之执兵仗者也，取五品至七品官子孙，及宗室并亲军诸局分承应之人，身长五尺六寸者，选补试之”。可见金代继承了宋代的选试办法，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技艺已很重视。

三、伤病员的医疗

元代军中有医工从征，他们可以亨受免除徭役或赋税的优待。如《元史·成宗本纪》载：“元贞元年(1295)三月，诏免医工门徭”，及“大德七年(1303)冬十月己丑，诏从军医工止复其妻子，户如故”，金元著名的医家如张从正及罗天益等都担任过军医。在罗天益《卫生宝签》一书中，曾记载他在宪宗余年（1258）从征扬州时，治疗被俘宋军中流行的传染时气。

大德元年(1297)诏诸行省谨视各翼病军。中书省议：诸翼屯戍军人，果有残病者，合于本名应请月粮内，减半支付新米粥养病。大德三年（1299)十二月，规定病军除月粮外，另支新米一斗，煮熬粥饮，将养病军。大德十一年(1307)十二月，诏和林、甘肃、云南、四川、两广、海北、海南、左右两江镇守新附军人，除常例外，今岁量赐衣装，远方交换军官、军人、往还行粮依例应付。患病者官给医药，死者官为埋瘗，各处正官亲临提调，毋致夫所。延祐七年(1320)十月，和林、甘肃、云南、四川、福建、广海镇守新附汉军，除常例外，每名除布一匹，病者官结医药，死者给烧埋(均见兵部卷之一典章34军役)。

元代对战伤的救护也有其独特的经验。如《元史》载布智儿、郭宝玉、李庭等中箭及炮伤重，均剖牛腹置热血中而苏醒；张禧身中十八矢，得血竭饮之而生。《蒙古秘史》等文献，还载有用烧红的铁烙止血术治流血伤口，用蒸汽热罨的活血方法治疗内伤，用牛羊瘤胃内反刍物作热罨疗法，及用热血浸疗治愈而伤等。

辽夏金元少数民族医学史

一、藏医学

藏医学在公元八世纪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从吐蕃王朝的统一，到赤松德赞藏王执政的二百多年间，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政治形势稳定，为藏医学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在后弘期里，佛法大兴。孟加拉高僧阿狄夏除从事讲经外，他也深谙印度古代医学，在西藏亲自传授印度的“医学八支”，对于藏医学的发展起十分明显的影响，他曾编译《头伤固定外科手术治疗》等著作，也是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这段期间里，西藏的医学有几个特点，值得特别提出。

首先，是较大量地翻译印度医学的著作。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藏族译师洛青·仁钦桑波(958～1055)，他将当时阿狄夏带来的书都译成藏文，这些书有古印度的医学著作《八支集要》及其注释专著《月光》，另外，重要的印度医学著作《八支集要自注》也由藏族译者宁保·益格仁钦、玛鲁·热巴须努、益古格隆·夏甲洛珠也与天竺学者达玛希瓦尔玛合作共同译出。通过这些活动，古印度医学的八支学派内容才开始在西藏流传，并与固有的藏医学结合起来，仁钦桑波还培养了许多弟子，成为藏区的名医，这些人包括娘德桑给扎、释连益西穷乃、吾曼阿纳、芒木曼尊。在这四人当中，芒木曼尊最为突出，整个卫藏地区的医生都前来拜他为师，在这些弟子之中，芒卡其吉比较有名，他又与自己的弟子响顿西布·土吉赤卫共同编写了一些医学著作，包括《知识总纲·幢顶闪光》、《领会章节内容钥匙》、《消除魔障疑难雷轮》、《八支词意详释珍珠串详本·略本》、《亲传实践·老妇直接讲授甘露滴》等等。由他们的弟子辈们又写出了不少医著，使藏医学得到一些发展，这里值得提出的有后面两人培养的弟子藏堆玛贡布编写的《纪要》、《精要》；其再传弟子象雄的巴西绕沃(又名考洛杰布)的《佛陀总纲·金库》等，传授给宇陀·加嘎多吉，其继承的范围是很广的。

其次，是关于新的出土医书不断出现，在藏区，把从隐藏的地方发掘出土的经籍或法器称为“伏藏”。有关“伏藏”的原因，说法不一，总之，多是在赤松德赞之后被埋藏的，这一时期有很多吐蕃王朝写成的医书，不断被发掘出来。其中如定日地区掘出的莲花生编的《精华甘露瓶》，在洛扎地方出土的《茅膏菜养生方》，在达旺地方出土的《医药甘露宝瓶》，在隆子地方出土的《救命甘露》等等，但最具重大意义的当推从桑耶寺宝瓶柱下取出了赤松德赞时期埋藏的《四部医典》。

宇陀萨玛凭他的医学功底，以及在印度、尼泊尔等国家游学时所积累的经验，对《四部医典》做了十分深入的调查研究。由于这部书著成以后，西藏的社会经历了变化，已过去了四个世纪。有许多新的著作、人物问世，积累的经验也很多。于是，他对老宇陀的原著进行了一些注释性的补充和修改，使其内容更加充实。为了弘扬《四部医典》的奥义，宇陀萨玛还自己撰写了一些著作，其中有《四续亲阅》、《十万拳头》等医著。他所增订的《四部医典》已经成为后代《四部医典》的定型。

最后，就是这一历史阶段的萨迦王朝的医学发展，以昌迪家族的医学成就为其突出特点。昌迪家族家传的密诀医籍为《甘露引渠》，后来整理成为文字材料，称成《昌迪·花卷》、《红卷》。经数代发展，到十三世纪，昌迪·加佩桑布继承父业，练习医学八支的正文及注释。他著有《后续五部实践小卷》、《治小儿妖魔》，并在萨迦传达室授《四部医典》医学八支等方面的教导。他的小儿子名昌迪·班登措吉是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藏族名医。他为这一时期藏医学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功德无量，他的医学著作大小共十八种，其中较著名的有《八支总纲》、《经义注疏医学大纲·知识明窗》、《释难玛拉呀》、《根本续注释·续义明窗》、《释难后续注择·三理明辉》、《脉经广注阳光》、《水经注词义明释如意宝》、《后续配药例图》、《体腔区位线分布明灯》等。还有《解剖明灯》、《药物蓝图》等。其中除对《四部医典》的创造性注释和发挥外，对人体的解剖和药物图谱的编绘，也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世藏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昌迪，巴登杰赞是斑登措吉的侄子。他从后者的教益中得到六种白色配方，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编著了《诀窍金升》和《银升》，也是萨迦时期的重要著作。

除昌迪家族之外，这一时期的医家还应当提到阿里芒隅的噶玛·让穷多吉(1284～1339)。他著有一部《药名海》，是经典性的药物学著作，全书共载药830多种，为后代医家所推崇，经常予以引用。另外，藏历第六绕迵木牛年生于后藏地区昂仁县沃边拉孜的唐东杰波(1361～1485年)，终身全心全意为藏医事业献身，珀东·斑智达吉美扎巴(1375～1451)，著有《婴儿疾病治疗法》、《儿病治疗莲花珍链》；1405年达仓译师协绕仁钦也著有包含医学史，医药学总义的《贤者意乐》和实用药物精选著作《手到病除》、《文汇总汇》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藏医学著作。

二、蒙医学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关于早期蒙医学的历史很难做出系统的研究，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记载，做为早期蒙医史的参考。

大约在秦汉时期，蒙古族的祖先就会制造极其简陋的茅庵，蒙古族称为“茅草安布拉”（《蒙古秘史》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4，蒙文版，第27条），这是人们为了躲避野兽侵袭在树杈上营造小屋。以后，逐渐过渡到适合游牧生活的毡包(即蒙古包)、篷车。

对环境卫生，当时已知道要保持水井、挤奶场附近的卫生，严禁在其附近随地大小便。

在个人卫生方面，蒙古族人也早就知道洗手洗脸，凡早起必先洗手洗脸，饮食前也要求洗手洗脸，外出时各人随带碗筷。在十三世纪左右，人们已经有戴纱布口罩的习惯（《马可波罗游记》中华书局，1955，34页），在挤马奶前，都要求先洗手，挤奶桶也要求用沸水洗涮。

随着医药卫生习惯的萌芽，医药知识也积累起来了。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蒙医学还缺少系统的理论知识，而只有初步的理论萌芽。

十四世纪时，古印度的寿命吠陀医学的某些内容随着佛经传入内蒙而输入，如印度的《金光明经》就是在此时由当时著名翻译家希日佈僧格参照畏兀儿和藏文而译出的。在这部流传甚广的佛经中，第二十四章为《养生八吠陀经》。其中有：“治疗赫依(气)症、希拉(胆)症、巴达干(痰)症和聚症”的内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古印理的医学内容传入。这部佛经中对这三种病症的发作时间、治疗这些病症的药物的性能、品味，六时(即印度的六个季节)病症，也都有所涉及，与此同时，古印度的四大元素学说，即土，水、火、风也随之而来。这些终于与蒙古医学朴素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蒙医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内容。

在这一时期，蒙医学的实际医疗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尽管萨满教巫师这时还掌握一定的医疗技术，做为他们谋生的手段，但广大民间以及专业人员还是在实践中与疾病进行斗争，使蒙医学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了。这些医疗实践经验大致有如下这几方面：

(一)饮食疗法：

蒙古族的祖先过的是游牧生活，他们的食物自古以来就以动物性的食物为主，最主要的是肉食和乳食，肉食与乳食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保存、制作乳食品的技术对于改善身体营养状态，提高体质的作用。据史书记载，蒙古族的祖先匈奴人早在汉代就已经知道酿制酸奶和制造奶酪，用奶酪救治急症的一例。这种方法在民间也是流行的。

蒙古族古代有“病之源，食不消；药之源，百煎水。”的谚语。百煎水是即经煮沸多遍的开水。这些都是简便的饮食疗法，与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但最能反映蒙古族饮食疗法的精华的，当推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

(二)急救治疗及脏疗、皮疗等：

由于蒙古族过的游牧生活，特别是在战乱期间，战争外伤、摔伤等等，是很常见的，这就促成蒙古医学中的外伤急救治疗，包括骨折、脱臼等骨伤科，以及因疼痛、失血、脑震荡等一类疾病在蒙医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有关文献的记载，就地挖掘坑穴，以急救失血或昏迷患者，从汉代匈奴开始即已应用，如苏武在匈奴地区自刎后用此法急救，武威汉代医简也有类以记载。

蒙医还有传统的瑟必素疗法、皮疗法及脏疗法。瑟必素指食草类反刍动物附胃中的食物，取出后，趁热把它敷在患处，以治疗寒冷症，皮疗法则是将动物杀死后，剥其皮并趁热将皮贴在患肢患处，也有驱寒散寒的作用，甚至妇女子宫寒症，也可蹲坐于动物附胃上以散寒。

蒙医脏疗法与上述两种治疗的原理相似，只是把瑟必素中的反刍胃中的食物或动物皮疗改为用动物的五脏。把新宰的绵羊等动物内脏趁热敷在患处，如把新宰羊的双肾敷在患者双耳、肝脾敷在肝脾部位。也还有利用动物的内脏内服治病的，这实际上属于脏器疗法的内容。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急救术，即将病患者纳入动物腹内。这种疗法可能是前述的掘地为坑烧热后放入病人急救的发展。如成吉思汗时期其大将军布智儿“从征回回、斡罗斯等国，每临敌必力战，尝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其拔其矢，流血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新元史·布智儿传》第26卷，中华书局）。

(三)针灸、按摩、放血等疗法：

针刺术在蒙医学中也占有一定的位置，在内蒙多伦地区发现的石器时代的石针，伊克照盟发现的匈奴时代的青钢针，都说明蒙医学早已有针术的应用。但由于文献的缺乏，难于断定当时针刺术的具体内容，不过用针刺放血治疗，则是是蒙医治疗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藏医著作《大宇陀传记》中就写有“来源于蒙古地区的放血疗法”的内容，说明蒙医的放血疗法起源是很早的。

火灸疗法起源较早，在广袤的草原上，尤其是严冬，牧民们十分需要火的温暖。蒙古族的祖先很早就学会用火，提高了身体的健康水平和保健。在实践中知道用火来温烤身体病痛的部位。后来，灸法就被称为“蒙古灸法”，如藏医的《由部医典》就有“蒙古灸法”的记载。据载，这种方法是将“小茴香拌油加热后用毛毡包扎”的一种热灸法，传统的蒙古火灸法用具是火镰、燧石、白山蓟绒三种，最早期用的并非用艾篙。

至于按摩术，蒙古族人民用得也很普遍。后来，用来按摩的还有黄油或其他油类。按摩时，有的用银碗，或直接把奶或油涂手掌上，进行按摩。银碗是一种没有底座，近乎半球形的碗，用圆滑的底面按摩。

(四)药物治疗：

早期的蒙古族人民用来治疗的药物，是取自广阔草原和大森林中的现成的自然赐予。直至十三世纪，还没有有关蒙药的专门著作，而只是在其他的一些著作中，提及一些有关蒙药的内容，如《饮膳正要》中提到的赤赤哈纳，就是沙棘，已经提到如何做成膏剂的方法。大黄也是常用的蒙药，如蒙哥可汗的胡图克皇后就曾接受大黄药浴的外治。再如蒙古地区的特产肉苁蓉应用也是极普遍的。《饮膳正要》、《瑞竹堂经验方》等书中均已提到。其他植物药还有八旦杏、人参、杏仁、甘草、山枣、百合等。

三、维医学

(一)西辽时期的回鹘医药

我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于916年建大契丹国，938年改国号大辽，其西境直达叶塞尼河上游，与高昌回鹘、喀喇汗国接邻，互相贸易十分活跃，其上京汉城因之设有“回鹊营”。回鹘文化甚至景教(基督教)亦于此时传入辽地。

这时期的回鹘医药文化有了更多成分和溶合。塔里木盆地南缘还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医学家艾拉·伊丁·穆罕默德·和田尼，他出生于和田伊里奇肩波孜热纳村，就学于和阗，后到喀汁、布哈拉深造，并拜师访友，成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医生。后来积多年亲身体会和经验，写出了《医学结晶》等许多医学著作，他还在当地开办的经学堂教授生徒，培养了许多医生和科学家。但至1211年，屈出律夺得岳父的西辽政权后，所有书籍被烧毁，医学典籍遭践踏。

(二)元蒙时期畏吾儿医药

1217年，蒙古军队进击屈出律，回鹘成为成吉恩汗西征欧亚大军的组成部分；元蒙帝国中亚、西亚、包括新缰西州移民和宿卫既多，阿拉伯医药更加快了传布，1263年爱薛掌管西城星历、医药二司，1270年设广惠司，皆与此有些关系。

这时期塔里木盆地基本倾向于稳定，医学也受到重视。喀什、莎车等地的学堂教育日益兴旺，还建立起专门的医疗机构，并鼓励医生们著书立说及从事翻译工作。阿拉伯、波斯文中的《提比·玉素夫》、《考黑日·哈日考才夏》等书被译成察合台语；由撒马尔罕人著成的《鲁则提沙怕》(《察合台医生历史》)是用察合台语写成的。还有许多医书手抄本印有国王印玺。根据当时著名诗人阿不都热衣木·纳扎里的诗著记载，汗国后期在塔里木盆地成长起来的著名医生努肉孜阿訇，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他擅长利用当地草药为患者治病。后半生行医于麦盖提，那儿的人民对他的墓地十分崇敬，称作“努肉孜阿訇寝陵”。

当时非常出名的用察合台语写成的长诗《古里与努诺孜》及后来的《赛卡克诗集》等中也都赞美了畏兀儿的医师和药物。

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是一位军事家、文学家，同时也是医学家，博学多才，熟悉医术方药。擅长外科手术。

四、傣医学

元代，我国傣族聚居的大部分地区，已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的社会形态。元世组忽必烈在云南开创土司制度后，傣族封建领主的世袭统治制度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法定认可，从而使傣族社会内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和稳定，这种社会状态一直保持到清代。上述这一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城，更加之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地理因素，这是傣医学作为一种独特的传统医学体系得以长期保存和发展的历史环境。

傣医学在经历了漫长经验医学积累的过程后，至元代已逐渐地向理论医学阶段过渡。出现了有文字记载于贝叶上的具有系统医学理论的典籍及临床医书，对于元代以后傣医学理论的形成，与这一时期中佛教文化在傣族社会内的传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傣医学理论形成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傣文的出现。傣族传统医学随着傣文的发明，已从对疾病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阶段过渡，其医学经典理论，多混于经书之中，如《巴利藏经》中的“三比达嗄”。《经藏》中的“苏典打”，《律藏》中的“惟乃”。《论藏》中的“阿毗倘玛”等都是有关傣医学理论的记载。其中尤以“阿毗倘玛”记载最多。而有关系统论述傣医学基本理论的第一部专著，则是《嗄牙桑卡雅》。

《嗄牙桑哈雅》是傣医学的理论基础。该书阐述了傣医学对人体生理解剖学、胚胎学的认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在论述组成人体的要素以及与自然的关系是，世界是由风、火、水、土(傣语为塔、都、档、西)组成的，人体内也是由这四种基本元素所组成。人体的健康，即是体内四种元素自身的平衡并与外界四种元素平衡的结果，而一旦四种元素的平衡失调，就会发生疾病。如火盛则发烧，水盛则浮肿，风盛则四肢震颤，而土盛会出现冰冷，在对待人与自然，疾病与环境的关系上，傣医学根据傣族所生活的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特点，结合傣历一年三系，每系四个月的季节划分(傣历的三月相当于公历的一月)，得出了当地冷季、热季、雨季三个不同季节的发病规律和疾病特点。

傣医学中另一部值得提及的临床经典专著为《档合雅龙》，该书产生于公元1323年，全书在总结傣医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嘎牙桑卡雅》的理论基础，论述了傣医关于人体肤色与血色，药性与肤色，年龄与药力药味的关系，运用相生相克的辨证法来指导疾病的诊断与合理用药。该书可为傣医学临床的经典专著。

傣族聚居地热带、亚热带的地理气候环境为傣医学提供了极为丰富天然药物来源，更有当地特有的野生动、植物药物。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傣医学，临床用药约有一千余种，可分为植物、动物及矿物三大类。按其药物的性质和作用可分为热性药(傣语称雅黄)；凉性药(傣语称嗄因)：平性药，按药性又可分为酸、甜、咸、苦、麻、辣、香等七味。在药物使用上按照傣医的理论，使用复方组成，一方少则二，三种，多则三十余种药物不等，有专方治病的，也有一病数方的。

关于傣医学临床实践的记录则是大量散播于民间的医学手稿，这种手稿称为《旦哈雅》、《丙利雅》，医学手稿记录和总结了傣医们长期以来积累的，对其傣医学理论实践的经验和认识；有趣的是，傣族社会内（解放前）并没有专职的傣医，傣族青少年进入佛寺当和尚。在佛寺生活的数年间，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不仅学习了傣文，而且获得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其中含有傣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还俗后，一些对医学感兴经的人，凭着从佛经中所获得的傣医理论，再运用流传于民间的医药手稿，而从事业余的医疗活动。这种医药手稿从而得到不断的相互传抄，在传抄中又不断地加以各自的补充、修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丰富其手稿的内容，这种医药手稿从不署传抄者的姓名，这是因为对信奉佛教的傣族社会来看，傣族医药既然是佛主所创造的，在手稿上署上自己的姓名，是对佛的极大亵渎，这是不能允许的。

从上述关于傣医学简要历史，可见傣医学理论的出现约在元代，可以认为，傣医学是印度医学、汉族医学与傣族本民族医学三者有机融合在一起的独特民族医学体系。

辽夏金元临床各科成就

一、内科杂病

(一)内科杂病治疗上的百花齐放

热证治验与辨证论治刘完素以火热立论，故在临证上重视辛凉解表、表里双解、急下存津、清热解毒等治则，在具体运用时，从表里两个方面，提出医疗火热病的一套方法，尤其对使用寒凉药有其独到的经验。这对当时南方和剂局方盛行，惯于习用辛燥温热的时弊，无疑起到纠偏和补其未及的作用，刘完素对内科杂病具有丰富的治验，并时有创见。如他对咳嗽的证治，角色在病机分类和治疗用药上都颇有见地，关于消渴，着重在治法上按其上、中、下三消分治，治上消用人参石羔汤，治中消用顺气散，治下消闲八味丸，在临床上有一定实用价值。

驱邪主张丰富了内科杂病的治则，金代医家张从正扩大了吐、下法在内科杂病中的运用范围，并颇有治验。例如凡风寒宿食停滞胸膈上部，可用吐法；凡寒湿府冷或湿热侵犯下焦，可用下法。所以驱除邪气是张氏学术主张的核心，也是其治疗的根本原则，在疾病产生的前期阶段，对补与泻的关系则强调泻，对扶正与攻邪的关系则强调攻，这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医界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产生了重要作用，并且为丰富和发展内科杂病的治疗法则做出了贡献。

调补脾胃，升阳益气治法的创用：李杲既强调脾胃机能在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在杂病治疗上也强调补脾胃，主张“升阳益气”、“甘温除热”等法，以增强人体本身的机能为主，开创了祖国医学脾胃枢机学说和治法研究的先河。在具体治法上主张采取一整套以升举中气为主的治疗原则，如治肺弱表虚证，用升阳益胃汤，治脾胃内伤，用补中益气汤；治肾阳虚损，用沉香温胃丸。其中，他在所创制的升阳补气法的指导下，针对脾胃病发展一套系统的方剂，运用极为广泛深入，临证上也有较好疗效，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并对宋元时期以及后世诸家形成内科杂病治疗上的温补学派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滋阴降火”治则及六郁证治，朱震亨吸取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三家学说之长，并博览群书，对滋养人身阴液有深刻的研究，阐述了抑制相火，保护阴精的实质。在内科杂病的治疗上，也就十分重视保养“阴分”的问题而善用“滋阴降火”之剂。他所创制的大补阴丸、琼玉膏等方，在临床上颇有价值，为后世医家所广泛应用。朱氏在论六郁证中指出，情志怫郁，会引起气机郁滞，从而创立“六郁”之说，即气郁、湿郁、热郁、痰郁、血郁、食郁。他所创制的越鞠丸统治六郁，其中以治气郁和火郁为重点，对后世治疗这一类证候有很大的启发。

(二)葛可久治疗虚劳症的成就

虚劳病亦属内科杂证之一，在金元时期获得治疗方面的突出进步，主要反映于葛可久的《十药神书》中，《十药神书》是一部治疗虚症的专书。虚劳所包含的证候很广泛，葛氏所言之虚劳大抵为肺痨，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肺结核。此书篇幅很小，却相当精练。反映出当时的中医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及治法方药都已有了比较成熟的认识。

葛氏认为气血津液内亏是虚劳发病的根本原因。临床可见咳嗽、咯血、吐痰、骨蒸烦热、盗汗，形体消瘦，面色苍白而两颊潮红，口干咽燥、饮食难进，气力全无，以及小便白浊，遗精等等症状，这些描述是比较准确的。葛氏还指出了此病的预后很差，治疗也比较困难。

葛氏书中在提出了代表肺痨基本治法的十首方药，大致可分为四类，而益气养阴则是贯穿十方的总原则。

1、止血剂，用于咯血为主要症状者，葛氏认为肺痨咯血“大抵血热则行，血冷则凝，见黑则止，此定理也。”（葛可久《十药神书》2，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因此首例十灰散以凉血止血。如若内有瘀血，则以花蕊石散活血止血。大出血，则以独参汤益气固摄。并提出咯血病人的护理当令其安睡，切忌惊动，这确是很有意义的经验之谈。

2、化痰镇咳剂，用于久咳不愈为主要症状者。其中保和汤具有润肺化痰止咳的作用，太平丸又兼能清热，沉香化气丸以清热下气，燥湿化痰为功，适用于虚中夹实之痰热望盛者。

3、清虚热剂，用于骨蒸潮热为主要症状者。书中只提出了保真汤一首方，旨在示人规矩。

4、补虚剂，葛氏的补虚剂凡三首，特点是以血肉滋补良品，如羊肺、白鸭、乌鸡、团鱼、指羊脊髓等等，加上滋补中药修治而成。其中润肺膏与白凤膏均为食疗方，为肺痨病人增加营养确是至关重要的治疗措施。

二、妇产科

金元时代，四大医家对病因各持不同主张，对妇产科疾病的辨证论治和诊疗方法各有发挥或创新。他们各以自己独特的见解和临证体验，丰富了妇产科学的内容，其中尤以李东垣、朱震亨贡献较大，富有实践经验，推动了中医妇产科学的进步。

(一)月经不调的辨证治疗

张从正善用吐下法治疗闭经，《儒门事亲》记有他曾用吐下法治愈闭经的验案，李杲和朱震亨对于调经，一偏重于补脾，一偏重于养阴，但都主张以调气为首要，则其所见相同。

李东垣说：“妇人病经，先柴胡以行经之表，次四物以行经之里，先气而后血也”，朱丹溪调经也是以四物汤为主，但较李杲有更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丹溪心法·妇人》中指出：月经先期而来是气血俱热，宜清气凉血，用柴胡、黄芩、当归、芍药、生地、香附；过期而来是气血虚，宜补气养血，用四物汤加黄芪、陈皮、升麻。经水将来或临行时腰腹疼痛是气滞血瘀，宜四物汤加桃仁、红花、莪术、玄胡、香附、本香。血枯经闭，四物汤加桃仁、红花；阴虚经闭，四物加苍术、牛膝、陈皮、甘草。另外，还提到肥胖妇女可有经闭不育现象。用导痰汤加黄连、川芎，成为后世辨证治疗月经不调的纲领。

(二)带下病证治

刘完素论带下，提出了湿热致病之说，纠正了过去概以白带属寒的偏见。张从正、李杲论带下，也都认为是湿热致病，但在治则上各有有同特点。纵观张从正《儒门事亲》中治疗带下的验案，擅长应用吐下、分利小溲的治法以导泄湿热。其治疗原则是从攻邪治实着手，而李杲《兰室秘藏·妇人门》则主张益脾胃、升阳泻火以清除湿热，是以扶脾治虚为本。因此，临床当辨虚实为其要领。

(三)产前调治和妊娠常见病

1、产前调治 朱震亨主张产前安胎以健脾清热为主，对《金匮要略》妊娠常因当归散极为推祟，并有新的发挥。对胎漏、胎堕的发生，朱氏认为，是由于脾虚血热的缘故，同样采取健脾清热的调治方法。善用白术、黄芩，临证甚为效验。白术、黄芩为安胎圣药之说，实为朱氏的实践经验。

2、转胞(妊娠尿闭)的诊疗方法 早在《金匮要略》中已有“转胞不得溺”的记载。朱震亨经过临证观察分析，进一步认识了妊娠尿闭的发生机理，并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朱氏用服药探吐激发升提减压的方法，处理妊娠小便不通，其设想巧妙，具有创新之意。如若尿闭病情危急，宋氏更采用了阴道内托胎减压的方法，与服补药配合使用，体现了标本兼顾、内外结合的治疗原则。

(四)产后调治和产后常见病

1、产后调治 《丹溪心法》列有“产后”专论，主张“产后有病，宜先顾正气”。产后水肿，必用大补气血为主，少佐苍术、茯苓，使水自利，产后大发热，此非有余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大剂服之，”又如对产后乳汁不行，则以通草、木通、猪蹄煎服”，采用了通络与补血并用之法，朱氏产后大补气血的调治原则对中医产科产生了较大影响。

2、阴道膀胱瘘验案报告 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专列有“难产胞损淋漓论”。其中记有验案一例：“曾见因收生者不谨，损破产妇尿脬(膀胱)，致病淋漓，遂成废疾。一日有徐妇，年壮得此，因思肌肉破损，在外者可补完，胞虽在腹，恐亦可治。遂诊其脉，虚甚。余曰难产之由，多是气虚，难产之后气血尤虚。试与峻补，因以参、芪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茯苓为佐，煎以猪、羊胞中汤，极饥时饮之，至一月而安。盖令气血骤长，其胞自完，恐稍迟缓，亦难成功。”这一精辟见解和宝贵经验，为后世治疗本病奠定了基础。

三、小儿科

金元时期，医学由九科增至十三科，以小方脉命名的儿科和其他学科一样，也有许多新的发挥。这一时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