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法选择是时势使然

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
2009-12-16

张英栋 山西晋中第三人民医院

我国著名已故中医学家刘渡舟教授在《论发汗解表法中的片面性》中提到“要确切地承认伤寒的‘寒’,就是寒冷之‘寒’”、“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伤寒在我国也曾有过大的流行”、“伤寒既然是‘寒’,而不是温,就应当用辛温之法。”以上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历史上的某些时期“伤寒”病有大的流行,既然病是“伤于寒”,所以产生了以“温”法为主的《伤寒论》。可以说在面对当时流行的疾病状况,温法的选择不仅是人为的选择,更是时势使然。

那么后来为什么还会出现其他的方法,出现其他的医学流派呢?在《中医各家学说》讲述吴有性对瘟疫论述的部分,我们可以了解到,“从公元1408年至1643年,发生温疫流行达19次之多……当时医家误以伤寒法治之,致使病人而死,比比皆是,不可胜计”,吴有性痛切感到:“守古法不合今病……不死于病,乃死于医。”如果伤寒法效果好的话,会出现其他的方法吗?那为什么在“彼一时”有效的伤寒法到“此一时”却没有效果了呢?是因为气候变化在其中一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中医界治疗思路的流行不是依靠医生的好恶,或者家传师授,而更多的是疗效使然,“适者生存”。某种治疗思路疗效好是因为正好暗合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某种治疗思路崛起于某个时代,而是某个时代自然界的变化规律选择了某种治疗思路。使用某种思路的人多了,便集合成医学流派。伤寒的方法不合于温病,是因为时势的变化。时势的变化中,气候的变化属于“天”的范畴,“人法地,地法天”,“天”的变化在所有的因素中应该是最重要的。

伤寒学派是中国医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医学流派,从东汉到现在2000多年,经历了由隐到显、起起落落的变化,用历史气候的变化决定医学流派兴衰的观点来考察,这样的变化有其规律在内。根据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祯先生对中国5000年气候的考察,从春秋到前汉时期,气候一直温暖,到了东汉末年,气候却急剧变冷,人类很难适应,天行寒疫,当时人口大量染病死亡。张仲景身逢其时,面对无法适应寒冷的疾病人群,勤求博采,总结治疗经验,写成《伤寒论》这部伤寒学派的奠基之作。从《伤寒论》写成到唐宋的1000多年时间里,它并不是很流行,这本书没有失传,有赖于王叔和的整理。王叔和生活在3世纪中期到4世纪初,此时我国“每年阴历四月(阳历五月)降雪。直到第四世纪达到了顶点,……那时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2℃~4℃”,我们可以理解为是这样的低温天气促使王叔和对于这本伤“寒”书的整理。《伤寒论》的复兴是在宋朝,从公元1042年到1156年,是伤寒学派重要医家庞安时、朱肱、许叔微、成无己生活的年代,气候寒冷的宋代,促使研究伤寒的著作大量出现。元朝之后到现在的500多年都属于第四次寒冷期,清代主要的伤寒学派医家喻昌、柯琴、张志聪等完成主要著作的时间都在1620年~1720年之间。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寒冷的气候给这些医家提供了伤寒法实践的基础。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了另外一些事实,如以寒凉为学术特点的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河间生活的年代是公元1110年~1200年,处于第三个寒冷期,却没有以温法为方向,他在《伤寒论》的基础上,总结经验,首先明确提出辛凉解表法以治当时的热性病,其谓:“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这提示我们气温的变化不是决定选择治疗方法的唯一要素,还有更多的规律在其中。不过以上讨论并不影响我们对于气温和医学方法相关性的判断,气温的变化与治疗方法的选取之间,有很大的关联。

进入新世纪,中医界崛起了一个新的医学流派“火神派”,这一派“重在阳气,善用辛热为长”、“善用大剂量姜、桂、附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火神派脱胎于伤寒学派,火神派方法的流行可以视为伤寒学派方法流行的一种延伸,从本质来讲都是研究“伤于寒”的。在临床上火神派的方法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笔者临床上对于久治不愈的银屑病(牛皮癣)患者,应用火神派的方法,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