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化阐释医学，从医学理解文化”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医学文化研究的主旨。南京中医药大学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国内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近几年来，中心承担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1项，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3项，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3项，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多项。出版了多部专着，发表了数十篇有关论文，在中医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笔者（张宗明）就国内中医文化研究的历史、现状、价值等问题，专访了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薛公忱教授。
笔者：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中医界及文化界出现了一股中医文化热，到90年代达到了高潮，并一直持续至今未衰。薛教授，您多年从事中医文化研究，想必有很多经验和体会。能否请您谈一谈这股中医文化热是缘何产生的？它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是否存在着直接的关联性？
薛：中医文化热的兴起，有其历史之必然，决不是某一个或几个人物心血来潮、呼风唤雨搞起来的。这股“热”是中国传统文化热的一部分。它之所以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高涨于90年代，此乃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演变的结果。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中国社会走上了激进的革命之路。与之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掀起了猛烈的破旧之风。鲁迅先生曾借“狂人”之口，把传统的“仁义道德”指斥为“吃人”文化，并明确判定它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不如此，就不能革命。1949年之后，批古破旧之风愈演愈烈。由于极左思潮的支配，人们尚不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前人的文化遗产。虽然毛泽东主席有“批判继承”的教导，实际上“批判”就是抛弃，“继承”几成空言。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传统文化更遭到空前的浩劫，被当作“历史垃圾”和“污泥浊水”，成为“横扫”、“荡涤”的对象。古人曾有“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之训，传统文化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命运，似乎就是对此有力的验证。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中华大地上涌起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浪潮。传统文化遂冲破禁锢，得以释放出来。它虽然不适应近现代以来的人民大革命，但并非一无是处。经过反思，当代的炎黄子孙深感其蕴涵十分丰富，内核多有合理，值得努力发掘，整理提高，并弘扬光大。事实也已经并将继续证明，离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是难以建设起来的。恰逢此时，西方的科学与文化思潮也正在发生两大转折，即科学思维方式由分析、还原论走向综合、系统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由分离走向合流。而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医药学的朴素系统思想和天人合一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此两大转折相暗合。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不少启发，发表许多赞美之词，这使当代中国学者既无比自豪，又十分汗颜。加之80年代以来的政治思想环境日益宽松，于是，包括中医文化热在内的传统文化热油然而兴，并逐渐扩展和深入，以至今日。
笔者：众所周知，中医属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医置入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契合点是当前中医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您认为这种研究对于中医现代化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什么意义？
薛：探寻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契合点，这本应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是这一研究在很长的时间内，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和重视，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缺憾。对“传统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广义”包括历史上形成的所有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狭义”乃单指人文文化。如果把中医药学看作科技文化，则它与古代其他门类的科学技术，诸如天文、历法、数学、生物、地理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各种科学技术的综合成果。实际上，中医药学不单纯是一种科学技术，它还随时汲取了历代人文文化成果，特别是哲学、宗教、伦理等。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医药学看作广义传统文化的结晶。通过探寻中医药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发现传统文化的其他方面在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什么作用和影响，中医药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其优势和局限是什么，当前应如何处理它与其他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关系？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可以填补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或不足，而且可对当前中医药学的现代化提供历史的、思想的借鉴。如果缺乏对中医文化的认真研究并取得应有的科学结论，所谓中医药学的现代化只能是没有内在根据的、盲目的，其结果也不可能符合中医药学的发展规律，充其量也只能是片面的、表面的，甚至是抛弃中医药学本质特征和优势的现代化，实为否定化、取代化。凡关注中医药学现代化的人们，应当从传统文化的进步、变革的层面上进行思考，否则就不是中医药学的现代化，而是别的什么化了。
笔者：有人认为中医文化研究是“发思古之幽情”，对现代中医发展没有什么价值。为此，您同国内有关专家在《江苏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医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谈，专题讨论了中医文化的现代价值。就此问题，您能否给我们具体地谈一谈？
薛：把中医文化研究看作毫无现实意义的“发思古之幽情”，显然是一种误解。人类社会及思想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不能割断的。中医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探讨中医药学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过程、发展趋势及其内在逻辑，即规律性。包括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总结过去。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医药学是如何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的，其本质特征是什么，有何优势和局限；二是认识现在。当代的中医药学仍然是一种文化现象，它与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已经和应该发生什么样的联系；三是预测未来。随着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发展，中医药学也要汲取营养，不断完善自身，才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如果将中医文化的研究，仅看作对过去的回顾，不涉及现在和未来，已经是很大的误解了；倘若再把回顾过去视为“发思古之幽情”，就更加片面了。殊不知，中医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统一的过程。只有认清过去，才能把握现在；只有把握现在，才能预测未来。就个人的研究而言，由于兴趣爱好、知识结构等自身条件的不同，往往各有侧重，如有的侧重于总结过去，有的侧重于探讨现在或未来。但决不能把中医文化的发展过程割裂为互不联系的、孤立的三段。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1]总结过去的目的，乃为把握现在和预测未来。为了把握现在和预测未来，就必须总结过去。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不完成总结过去的工作，把握现在和预测未来只能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若就历史上形成的中医文化本身而论，虽然它有明显的局限，但对现在和未来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此断言，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出于偏爱的一厢情愿，而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中医文化本身潜在价值的显现。“价值”这一概念，有经济学、伦理学、哲学等多层面的理解。姑且从哲学上看，“价值”乃关系范畴，就是客体对主体人、社会某种需求的满足，满足的程度越大，价值就越大。历史上形成的中医文化也是一种存在，作为价值客体，它不仅能够满足古代社会的一定需求，而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现在和未来社会的一定需要。这是由中医文化的特征和现在、未来社会的生活内容这两方面决定的，而不是任何人所能随意牵合和杜撰的。
众所周知，中医药学形成于农耕经济时代。此时人与自然比较和谐、融洽，人们尚未也无力战胜自然，还必须靠天吃饭，所以要顺应自然，强调“天人合一”，认为“物吾与也”[2]，即把自然物看作自己的同类和朋友。与此思想相一致，中医药学在防治疾病方面，主张“治未病”，即以养生防病为主。养生的原则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3]，即遵循自然规律。治病的手段也是尽量运用“天地所生之物”[4]即自然药物调动人体“阴阳自和”[5]的能力，促进自愈。实践证明，如此防治疾病，虽有不足，但毒副作用较小，甚至完全没有，机体功能恢复较好。
与中医药学不同，近代形成的西医药学是工业经济的产物。此时人们依恃工业和科技，热衷于征服自然，滥用自然资源，制造出数不胜数的工具、武器和物质消费品。对于疾病，务在找出致病因子，并发明和制造出许多非自然药物，意在战而胜之，消而灭之。无疑，这是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的巨大进步。但是正当人们高奏凯歌，踌躇满志的时候，却遭到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日趋恶化的生存环境，人工药物的毒副作用，时刻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以致许多有识之士不得不进行反思，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学，希望从中国传统自然观、生命观、诊治观、养生观中获得智慧与启发。特别有些未来学者，预言后工业社会必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即“天人合一”的社会。这样，人与自然由古代的统一和谐，到近代以来的对立斗争，再到未来的统一和谐，恰好完成了一个圆圈，即否定之否定过程。中医文化恰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这一历史复归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所以显现出相当珍贵的价值。
当然，历史的复归不是本质上的重复，中医文化也不能完全适应今后社会发展的需求，所以仍然要修正、充实和完善，这就是中医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艰巨任务。去年我们几位学者应约在《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上发表一组笔谈，也就是力图从社会历史和科学文化发展的层面上，揭示中医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其不足，目的是消除误解，引起关注，争取支持，以期把中医文化研究深入进行下去，并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笔者：系统的中医文化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已发表了大量有关论文，相继出版了多部专著，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您也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医文化溯源》、《论医中儒道佛》、《儒释道与中医药学》等专著。就目前国内中医文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能否请您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薛：上海中医药杂志的何其灵，对近十几年来的中医文化研究状况，曾有较详细的评论。我由于阅读范围有限，亦未深入思考，不敢妄说。如一定要说，仅有一些粗浅的感受和想法。
就成绩而言，十分喜人。一是论著众多。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已问世的论文数以百计，大部头的专著也有十几种。可谓硕果累累，亘古首见。二是队伍壮大。从参与研究人员的职业来看，有医护、教师、干部、职员、工人等；从学科专业来看，有中西医药、数理化、天地生、文史哲等；从地域分布看，遍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港奥台，亦有不少外籍人士参与。三是内容广泛。涉及古代、近现代中西文化的方方面面，如哲学、宗教、伦理、政治、历史、民俗、教育、军事、经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四是颇有深度。不少研究者并未停留于中医药学的文化表层，而是努力揭示其内在联系、本质特征、思维方式等。如此坚持下去，有望建立理论化、系统化的中医文化学。
若就不足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尚未形成公认的权威作品。已有论著均为一家之言，是齐放的百花。二是未有专职研究人员和机构。现有论著作者都是业余爱好者。有关的“学会”、“研究中心”多为民间组合，无编制，无经费。全国此项研究基本上是无领导、无组织，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战的自发、分散状态。三是阵地狭窄，论著难以问世。没有一个专业刊物，只有少数几家杂志、学报设有此项专栏，已属难得。绝大多数的中医药杂志拒斥此类文稿，即使偶尔发表一两篇，也只是补白或点缀。表明这项研究仍未被中医药界广泛认可。四是在研究人员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良学风。如门户之见，只看重、欣赏自己所运用的学科、手段和获得的成果，而轻视或排斥其他。再如急功近利，拼凑成篇，浅尝辄止等。这些均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有待克服和改进。
笔者：我校早在1994年就成立了全国首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随后国内又有多家中医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现。与其他中心相比较，我校在中医文化研究方面有何特点？
薛：我校中医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做了一些工作。比较而言，具有这样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以课题带动研究工作。从“七五”开始至今，我们一直努力争取立项课题。先后获得校、厅局、省、国家四级课题10多项。有了立项课题，不仅获得一定的资助，重要的是加重了责任感，易于动员和组织研究力量。二是研究队伍的构成相对合理。从年龄上看，有老中青；从专业上看，有医、药、文、史、哲、理；从分布上看，有校内外、省内外，开展校际、省市际合作。三是从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开始。如按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言，我校的中医文化研究，至今尚处于初始的感性具体即调查、探宝阶段。已有的论著大多是调查、考察、勘探、辨别之作，其中虽有对某一侧面的抽象，甚至是对全体的概括、综合，即理论具体，但远不能到位，因为还不具备进行抽象和理论具体的前提条件。从全国范围来看，有的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根据有限的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理论具体了，其中不乏创见。但在我看来，难免根基不实。所以至今没有一本中医文化学问世。我个人早已有志于此，但自感心虚体弱，营养不良，所以只好从最基本的感性具体开始。若能为他人铺路架梯，吾愿亦足矣。
笔者：像我们这样的医药类院校能够申请到部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就比较困难，而您主持申请的“中医药学中的儒道佛思想研究”不仅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而且被列为重点项目，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选题来看，您认为从儒道佛角度研究中医药学有何特殊的意义？
薛：我们申报的课题“中医药学中的儒道佛思想研究”，之所以能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的重点项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清理、弘扬，而儒道佛是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派别，如何评估它们的社会历史作用，相当重要。过去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评述，绝少涉及医药学。本课题的提出和完成，恰好弥补了传统文化研究的这一不足。二是发展中医药学的需要。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都把中医药学看作单纯的科学技术。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曾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如不能科学地处理这一关系，就难以提高、发展中医药学，实现其现代化。这一课题恰好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
我们这一课题能被立项，表明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是关注中医文化研究的。这对我们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但目前有些研究者只看到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学的影响，而看不到中医药学对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至认为研究后者没有意义。这表明，他们仍然未把中医药学当作文化现象。作为文化现象，中医药学与儒道佛等各种流派的影响是互动的，双向的。承认这种互动、双向，非但没有贬低中医药学，而是把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医药学，提升到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在已经出版的两部书中，对此双向、互动的影响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和评述，只是远未到位，希望起到引玉之砖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