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祖国医学经典的《内经》，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为中医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的医学理论不但为医经之首因此成为医家必须精通的基础理论形式，而且作为对人体的有形之存在的形式方面的研究，也作出了不同于西方医学形式的而成为独立的医学体系。其中所反映的对人的生命哲学的重要建构和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对人的形而下之存在的自为，补群经之首的《周易》形而上之论，使中国的生命哲学和在其中所表征的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昭然若揭。随着西方医学的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诊断技术的提高和治疗技术的滞后，已引起对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视。因为对于治疗而言，西方医学显得不如中医学在整体方面的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不具有气功医疗技术对疾病医治的根本性。西方医学的对人体不断分割而日趋精细，但是，人的存在的机能表明，人的身体不是机器，整体不是部分的总和，所以，从人对客体存在的认识和对主体存在的操作性而言，人在当代已经借助于科学技术虽然可以上天入地，夺自然界之物质为我所用，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对人自身的存在本质而言，却知之甚少，从基本的意义上而言，并没有超过我们的老祖宗的认识水平。在中医学的重要的成就中，尤其是以气功学、针灸学、导引术等一系列殊别于西方医学理论和方法伴随着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热被世界重新认识之后，使中医学的研究和应用重新得到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尤其是对一系列经典著作的研究，就更加引起学界的关注。可以预言，如果以这些经典中所反映的生命哲学及其哲学思维作为参照系，用以反思西方哲学的问题，将能解决哲学中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特别是解决其中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的生命哲学问题。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人类的理性将会在自在的升华中，使人类的存在形式返朴归根，以此发生的变革将使人类的文化和科学产生新的革命，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以代表中国哲学思维的《易经》、《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工作。本文讨论《内经》的生命哲学问题及其所自在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及在当代人类哲学的建设中，《内经》哲学思维的重要地位。一、《内经》中的人的存在形式和生命哲学
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在以包括《内经》的生命哲学在内的几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的哲学内涵中寻求当代哲学进程的一般原理和本质性，是因为西方哲学始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本体论带来的笛卡尔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离之后，虽最终使包括西方医学在内的自然科学进步，但是，二元世界观下的形式化分割所带来了化解整体而导致的非统一的失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作用下，人的生理器官不单不断的分割，而且人和自然界被分割开来，自然界的存在也被不断分割，最终造成了不断暴露出来西方医学模式的不足和以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价值论的盲目乐观带来的对自然界的掠夺所造成的破坏，问题表明，西方哲学带给人类的理性的失误之处越来越多，以至于使西方哲学在当代以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形式而终结。然而，人类的理性不可能在这种形势面前望而却步，不可能停止对自身存在的本质性等终极问题的思索，在克服西方文化中心论从而注意到人类的整体性之后，以中国文化和哲学为代表的理性形式就在当代成为人类理性进步之研究中的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中的理性不具西方文化理性中的哲学形式，中国哲学是自在于文化的母体之中的，因此，中国的哲学形式是不等同于西方的哲学形式的，所以，在当代的哲学研究中需要凸现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以发现中国哲学的形式，并在与西方哲学的溶通中，产生人类统一的哲学。
那么，《内经》中有那些内容可以作为生命哲学的形式和本体论内涵以反思人类存在的本质性并以此作为人类哲学及其社会进步的参照系呢?
《内经》以论述中医学的思想体系为主，作为思想体系基础的哲学必然性，《内经》在论述具体的医疗方法之前，集中在《内经》卷首的七篇中论述关于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关系和人的存在形式的诸种问题，并以此阐述了及其重要的生命哲学观，在这种生命哲学观的影响下，使中国的文化，科技，宗教等成为中国哲学的一元论形式。有关生命哲学的论述，在《内经》中主要包括在卷一的“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四气调神论篇第二”、“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的四篇中和卷二的“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离合大论篇第六”、“阴阳别论篇第七”、等三篇之中。由于这些论述的方式是以生命哲学的方式出现的，其中对人的终极关怀所反映出的本体论哲学问题因此是十分重要的，对我们当代的哲学研究有相当重要的借鉴作用。
《内经》中对人的存在形式和生命本质的认识最主要的是所提出的对生命形式的本体作用和主体的方式所能达到的境界。“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而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知御神。务快其心，逆於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奢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与物，故合于道。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对主体所能把握的操作形式，则是:“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於阴阳，调於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淡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内经》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劳者复壮，壮者益治。是以圣人为无为之事，乐恬淡之能，从欲快志於虚无之守，故寿命无穷，与天地终，此圣人之治身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内经》生气通天论篇第三）类似的论述和典型人物，从《庄子》、《山海经》和《道藏》的记载中已是履见不鲜。
我们在当代已经习惯了的和应用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是把人的本质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和以反映论为基本内容的哲学主体，因此，人的存在由其基本存在的物质性所决定，在对生命的解释中，主体自身并没有主动的能力，人和自然一样，只是自然生成的一部机器，人的生命活动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样的世界观中理解《内经》和其它经典中的上述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几种生存境界，显然不可思议。如果古代的确生存着“真人”、“圣人”和“贤人”，其生存的形式的确是一种自我把握的存在，那么，对于我们这些生存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技术之中的却难以突破“半百而衰”的人们而言，不得不作出深沉的哲学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从达到“真人”存在境界的修为的方法论形式中启悟出关于人类应该达到的存在境界，以此规范出人类应及的社会存在形式，以利于人类应该以修为的方式达到的存在境界和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即人和社会存在的应达到的自为的本质性自在。
以中国医药学为基础理论形式的歧皇之道，在其阴阳会通、五行运化、经气运卫，理法方药等经典理论形式中表现出的天人关系和对主体存在本体的把握形式的生命哲学，并以此表征出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尤其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对生命的存在层次通过气功修练等养生之术的自我操作，的确能达到相当高深的生存境界，这已为事实所证明。但是，这其中所反映出的与我们已经习惯的当代哲学的基本原理相悖的哲学问题，却是我们的哲学研究中应给以充分的注意，对于其中所凹潜的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必须进行相关的研究，以突破西方哲学的困境，以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二、生命哲学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体系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头，其提供的思维方式持久的作用于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这已被中国文化的内容所证明。如果说《易经》所提供的是哲学的思维方式，在对这种思维方式所能产生的医易相通的具体化中，《内经》提出了具体的生命哲学问题，那么，以道家的代表作《道德经》则是更加明确的提出和深化了主体应实现的生命哲学之路的具体修为的问题。限于篇幅，有关《道德经》中的具体修为之生命哲学问题，请参看笔者《医易相通和生命哲学论略》一文（载《亚州医药》1996年10月增刊──《周易》与传统生命科学，孙永章主编，1996年10月香港版第19页）和《道教哲学论稿》一文。在中国哲学中，阴阳的概念成为本体论的基础，《易传》曰:“一阴一阳之为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易传上.第五章），阴阳从此成为中国哲学理性分析中的运用最成熟的概念，从天文地理，到人的存在，无不如此。在应用于生命哲学中则更为普遍，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内经.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内经》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内经》金匮真言论篇第四），明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卷三.求正录.真阴论），清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卷上.阴阳互根论），清.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清.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清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 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生命哲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的，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这其中所论述的阴阳分析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形式是自律的，那么，这其中必然有一本体的支持，所以，生命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哲学应凸现的问题。
综合《内经》的阴阳之论和对《易经》的哲学研究，我认为阴阳之道的本体是时间和空间的作用下的认识论形式，因此，本体是时空阴阳及其表现的作用形式，是主体所能发现存在和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上.第十一章》），作了相当明确的论证。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作用在于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作用的主体性之正确的与本体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所达到的，因此，“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上.第十一章》），人是什么呢?人即不是形上之道，更不是形下之器，我认为，形而中者谓之人。所谓的形而中者，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意识时空能力的中介性，是通过主体时空的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的存在和客体存在的主体的在存在中的形式，以通过形而中实现对时空层次的超越。人是本体存在的形而中的形式，通过对时空的形式性的形而中的方式性的主体实现，人作为主体才能适应时空的层次，并通过化解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我操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我因此称这一哲学为形而中论。（具体分析请参见笔者“卦的形式及其本体论内涵”一文，载段长山主编，《易学优秀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版第599页）。三、形上之道的把握和对生命时空的超越
在对人的存在的本体性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找到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根据以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和所达到的高度的确令世人惊叹。《内经》中用“七损八益”的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发展的论证，以及怎样超越“七损八益”时空方式对人的生命的制约，《内经》的作者和历代哲人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尤其是专门在这一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奉献终生的历代道教学者更是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为人的生命之存在──这一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实现的进程中，《内经》提供了关于人体的结构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的理论形式，并在其一般性上指出了主体对生命的应该采取的把握形式。在《周易》和《道德经》的相互溶通的历史发展中，最后，由道教学者把重新实现《内经》生命哲学中的“真人”和“圣人”生存境界而付诸于修道实践，并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我们在当代的一些气功大师的医疗奇迹中看到古代道教学者所作出的对人的形而下存在之时空超越的伟大理论贡献和确凿的成功的实践之缩影。
在实现其对生命时空的超越的基本理论形式中，对形上之道的把握被贯穿于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上，即在把主体的操作性的形而中方式和形而上的统一中，实现所谓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生命哲学的不断发展中，随着《周易参同契》所代表的道教内丹术修练方法的成熟，更把这一目标的实践性推到了理想的程度。
但是，中国这些宝贵的生命哲学的理论模型和在实践中的成功的应用，对当代而言，却发生了所谓的哲学认识论问题。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是以当代所应用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对其作理论分析而产生的结果。在比较哲学的研究中，不难证明中西方文化是不同形式的两种类型，对两者之间的理论认识虽然还有不少争论，但是，已可以在其哲学的基本点上找到根据。我认为，形而中论对这一理论问题的分析表明:西方哲学的时空的二元分割（包括人与自然的分割）把存在形式化和中国哲学视时空为统一的整体是产生不同的两种文化的基本原因。所以，不能在其中某一种基本形式上对另一种作出判定，尤其在价值观上的判定，这样做的结果，将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因此，不能以西方哲学和科学模式来判定中国的生命哲学的本体论和所能实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尽管我们在现实中已屡见不鲜的看到把其视之为封建迷信之类的批判。表现为现实中的科学至上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能把我们带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任何有价值的探索，除非科学的模式在经过中国生命哲学的带动下而进行科学模式的转换以实现“内向性转移”（ 见辛立洲著《中国文化简论》天津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之后。所以，对中国生命哲学的研究必然发生的哲学和科学的革命从而发生人类存在形式的根本变革，已是不远的将来的人类文化的发展之必然。
以《内经》为代表的中国的生命哲学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其被人类重新重视和发现其对人类存在的更基本的重大意义之后，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象李约瑟那样的国外学者的注重和研究，这对中国文化重新走向世界，发挥其伟大的历史作用，不无重要。但是，在他们的研究中表露出来的以西方哲学思维禅解中国文化的做法尽管可以理解，但必然就会发生象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样带来对中国文化的表象化曲解，而不利于在其本质上真正的理解中国文化，这是由文化的自律性所决定的。
所以，中国学界在经过由本世纪初开始的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后，在其中的利弊已经不证自明的今天，我们中国学者更应在捡讨自己所造成的当代文化的浅薄中重新呼唤中国文化精神的回归，而这样作，绝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需要，而是人类精神和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在这一人类精神的新的发展进程中，贡献中国学者的学识，为全人类的进步，作出我们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