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赵继宗《儒医精要》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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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19

明·赵继宗《儒医精要》是一本医论性质的著作。书并不厚,但引起的争议却不小。问题出在赵继宗尖锐地批评了医圣张仲景及若干名医。这种“大逆不道”的举动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因此,该书刊行后不久,就招致俞弁等学者的严厉指责。也可能是由于此书观点过于“离谱”,故其传世甚少,终致在中国绝迹。但此书流传日本后,却在彼邦得到重印和诠释的礼遇。现在该书已经回归,可以让四百七十余年以后的读者见其全豹。

作者赵继宗(字敬斋,浙江慈溪人)并非专职医生。他是弘治三年(1490)的进士,后任知县及佥事等官。他曾因病学医,既为自疗,也为同僚治病。其人落落不羁,狷介自持,故而仕途坎坷。虽然自称政绩不错,还是遭人弹劾,丢了乌纱,归休林下。难容于官场的赵继宗,把过剩的精力和“狷介之志”发泄到医学研究之中,曾著书二十余本,目前存世的仅有《儒医精要》(1528年)一种。

《儒医精要》共录有医论33篇,连同续篇5篇,共38论。从内容看,脉理最多(13篇),药饵其次(10篇),此外依次为伤寒(4篇)、痰(3篇)、痘疮(2篇)、伤暑(2篇),其他(1篇)。由此可见,该书主要内容是临床诊断和治疗。其书表述方法有两类,图示法(用图示某些医学理论内容)和论辩体。后者锋芒毕露地批评了前人的某些学术观点。

赵继宗不论在官场还是撰写医书,都不改狷介本性。明·俞弁《续医说》(1537年)中历数该书攻击朱丹溪、王叔和、张仲景、张洁古的六大罪状,说他“妄立邪说以欺人。乖悖经旨,得罪于名教多矣!”然而过去中国很长时间见不到该书,到底赵氏说了些什么难听的话,谁也不知道。现在该书复制回归,才使人知道是非原由。

笔者看罢原书,觉得俞弁批评太过。既是学术探讨,当无禁区可限。更何况赵氏立论,也是引经据典,并非信口开河。赵氏对托名王叔和的《脉诀》提出批评,主要是针对三部脉与脏腑对应的问题,并无“乖悖经旨”之处,相反我认为他有过于拘执经旨之嫌。赵氏某些论说,本为纠偏而设,难免矫枉过正。在元、明痰病理论盛行的时期,确实出现了“人身浑身是痰”、“凡人身有病,不论有痰无痰,一切以痰治之”的偏颇倾向。甚至有“痰之为物,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之说。赵氏则认为:“有病方能有痰,岂有随气升降而先到遍身上下之处耶?”因此,赵氏对当时滥用二陈汤提出了批评。他对半夏副作用的论说,也得到了李时珍的首肯,被引录于《本草纲目》之中。李时珍还引用了他关于“补心丸”配伍用药的议论。该书对滥用金石药弊病的论述等,都不无可取之处。

当然,赵氏的某些立论确实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例如他认为伤寒汗吐下三法容易引起差误,造成后遗症,因此主张只用“和解伤寒之药”,自然消散。如果按照赵氏之说,伤寒众法,只消一“和解”可替代了。又如他对《丹溪纂要》“心痛者,胃脘也”之说,斥为“心、胃尚不能别,是杀人不持刃者也”。其实错的不是别人,正是赵氏自己。从临床所见来看,中医一般说的“心痛”,的确就是胃痛。

平心而论,赵继宗对名家某些理论的驳正,并没有新的思想和新的武器。虽然他敢于抨击名人,但并没有到伤筋动骨的程度。他最擅长的就是将天人相应之说生搬硬套到具体事物之中。例如他直指“补阴之误”,但其依据竟然有“天为阳而地为阴,天能包地,而地不能包天”,以隐喻补阴是不必要的。又如他认为“生血则在于气”,这本无可厚非,但他说理的方式是:“时雨将降,山川出云。雨者血也,云者气也。天地、人身,无二理也。”酸溜溜,迂腐得可以。有时他还用拆字的方法,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他认为“病”字含有“丙”,丙属火,故病多属火。“痰”字二火,当然就更是火热为因了。

在千百年来尊经崇古风气影响下,像《儒医精要》这样敢于直述己见者确如凤毛麟角。不论其说如何不完备,甚至错中错,都不能随意封杀。好在邻邦日本并没有受俞弁等人的影响,他们3次翻刻了《儒医精要》。久保政新还著有《儒医精要释义》(1713年刊)。现在该书在国内已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校点本(《海外回归中医善本古籍丛书》第12册)和影印本(《日本现存中国稀觏古医籍丛书》),其中的是是非非,读者可自作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