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家历来讲究用药引，这已成不争的实情。至于为什么讲究用药引，总可以说出各种理由来。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祖父为病人开方抓药，最后每每嘱咐病家，取某物做药引，或芦根三四枝，或鲜桑叶五六片，或陈经绿豆一把，或红枣数枚，总之都是乡村平常易得之物。偶有不需药引的，病家却不放心，总要问一声，先生，要不要用药引？回道，不用的。这才放心提了药去。祖父用药引，大致上因循旧说，并没有什么发明，他相信药引可以起一点前导作用，这样能够顺利发挥出药性，有事半功倍之效。有时候，祖父也会对我讲一些从前名医善用药引的故事，往往是在病者沉疴难起而下药又不见明显效果的关键时刻，医者别出心裁，一味药引投入，立见成功，病者起死回生，医者则名声大著。这样的故事，不但让我对名医充满钦佩，也对药引产生了一种特别美好的感受，我一直觉得，中国的中医药由于药引的妙用，更增加了它的神秘魅力。
但是，后来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那一篇《父亲的病》却打碎了我所有的美好感受。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他的父亲得了一种水肿病，延请本城绍兴两位名中医诊治，治了几年，吃过种种方药，毫无效验，最后他父亲死了。也许，丧父的痛楚给鲁迅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他笔下的中医，简直就成了一种不可原谅的欺骗和谋杀，而在这欺骗和谋杀的全部过程中，药引是罪魁，最让他感到被骗的痛恨。因为他也曾听说过有关药引的神妙传闻：“先前有一位病人，百药无效；待遇到了什么叶天士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梧桐叶。只一服，便霍然而愈”。当时他心里，一定希望药引的奇迹也出现在他父亲身上，于是便虔诚地按照医生的吩咐去掘芦根，去寻经霜三年的甘蔗，以至去挖“原配”的蟋蟀，但这只不过是“名医”们的故弄玄虚，不知用了多少种药引，用到末了，他的父亲却连药都服不进去了。就这样，挽救父亲生命的希望被断绝了，毁灭了。鲁迅在叙述他少年时代经历的这一切时，内心郁结了莫名的悲愤和绝望，而我在读这些文字时，越是想真切地理解鲁迅的这种心情，就越觉得惶惑不安。
鲁迅是我们崇敬的人，可他的《父亲的病》却与我小时候所感受到的，并且一直在我身上潜滋暗长的那份对中医药的情感和敬意，发生了这么大的矛盾，这可以说是我学会阅读文学后最先体味到的一种困境吧。我没有理由怀疑鲁迅的父亲死于中医这个沉痛的事实，但如果由此要我否认和放弃少年时代的美好感受，却也让我害怕。药引成了医者的谎言和骗术，已经对我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拷问，而我的祖父似乎也成了欺骗和谋杀者队伍里的一人，这对我的打击也太大，太难以接受了。我的祖父虽说只是一个普通的乡村中医，但在恪尽医道上一样遵循着先贤的准则，一点也不敢怠慢。他也讲究用药引，其间治好了许多人的病，也有不少束手无策感叹“医得了病医不了命”的时候，那只能说他的医术还不够高明。不管怎样，一念及祖父一生对治病救人惟谨惟慎，念及小时候在他身边看到病人从他手上接过药方的那种信任的目光，以及在这些目光之下祖父脸上那安详如常的神情，我却要用一种难堪的方式，重新去审视祖父和他的中医生涯，这使我既痛苦又无奈。我总是在想，这里一定有误解和差错，可谁能清楚地告诉我误解和差错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现在据说中医诊治已经越来越科学，中药分类也越来越西药化，药引怕是不会重用，或竟是淘汰了吧。但病仿佛也更难治了，治不好的病人死得也更直截了当，不至于让医者和病者都感到疑虑。鲁迅当年的意思就是希望治病要有新的医道和职责，那两位“名医”为他父亲治病实际上成了长时间的折磨，他一生感到愧疚的就是在为父亲治病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孝子的角色，与那两位“名医”一样，增加了他父亲死前的痛苦。这新的医道和职责，也就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但这先生自然是西医”。鲁迅对中医失望后，把它明确寄托给西医了。然而，这并不能解决我的惶惑不安。也许说句不知高低的话，我的惶惑不安已经文学化、文化化了，它不会得到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