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1993），潘澄濂，中医学家。毕生致力于中医科研和临床工作，坚持中医与西医结合，辨病与辨证结合，讲求务切实用。擅长急性传染?闹瘟疲??远愿窝?肝硬化的诊治最为着称。
潘澄濂１９１０年１１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７岁就读于温州十狮附小，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市南洋中学。其故乡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常有急性热病发生，当地名医于此多有经验，深受敬慕。受此影响，潘澄濂中学毕业后，便选择了中医这一高尚的职业，进入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习。在丁甘仁、谢利恒、曹颖甫等名师指导下，他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热经纬》及《神农本草经》等进行了系统的学习。其他如妇、儿、外、喉等科，以《医宗金鉴》为教材，自行修读。此外，还广泛阅读了《东垣十书》、《河间六书》、《丹溪心法》、《景岳全书》、《徐灵胎医书十六种》等医著，对中医知识有全面的积累。
他就读期间，西医在我国已有较快发展，对传统医学冲击很大。中西之界，划著鸿沟，中西论争，日趋激化。在此氛围中，他一面沉浸于中医海洋之中，撷取精华，以为根本，一面挤时间去西医学院旁听学习西医知识，进行解剖、生理、病理实验。嗣后又阅读了日本和田启十郎的《医界之铁锥》、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松园渡边熙的《和汉医学》等书。和田启十郎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汉医学遭受摧残的岁月里，披沥汉医之真髓，奋臂疾呼，力挽几倒之狂澜的精神，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于是他钻研中医之志弥坚，中西兼收，各取所长，为后来能取得突出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２９年毕业后，年仅２０岁的潘澄濂踌躇满志，回温州办起了诊所，同时还参加了某医务所的工作，所中设有病床４０多张，收有伤寒、疟疾、痢疾、肺炎、肺结核、肾炎、溃疡病、肝硬变等各种急慢性病例，除用西医药抢救外，其余大都采用中医治疗，使他能对多种疾病进行系统观察诊治，应诊能力很快提高。
１９３８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
１９３８年春，他到了上海，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同时为人治病。诊治中他善于总结，颇多真知。他常说，中医诊治，通过四诊的方法，识证辨性是提高疗效之关键。他曾治疗两例同因入浴而发生的腹痛，一例系气机阻滞，兼有宿食之实证，方用大柴胡汤加减，一剂即便解痛减；一例系劳顿过度，寒气入中，亡阳欲脱之虚证，投参附汤加味，一服后汗敛肢温，腹痛若失。两例同为腹痛，都发生在入浴之时，他从识证中辨其虚实，采用截然不同的两法，而收桴鼓之效。
１９５６年６月，浙江筹建中医研究所，他被邀到杭州，负责组建工作。在他和同道的努力下，浙江省中医药研究所于１９５８年７月正式成立。他十分重视科学实验研究，亲自制定了乙型脑炎、肝炎、铅中毒、白血病及晚期血吸虫病等项目的科研计划，从科研设计到观察病例、论文总结，均亲自参加。１９５８年，他带领科研人员以温病理论为指导，对全省７００余例乙型脑炎的疗效进行了总结，获得了卫生部的好评。他以运中分消法、化瘀软坚法治疗晚期血吸虫病腹水、巨脾症，疗效达８５％，为脾切除术提供了条件；以扶正祛邪法、配合化疗，治疗急性白血病，明显地提高了缓解率。他十分重视临床实践，在他的主持下，研究所于１９７６年成立了门诊部，配备了先进仪器，使研究人员得到了锻炼，提高了科研素质。
他勤于著述，早年就在《明日医药》、《国医新声》等刊物发表有关中医学如何现代化问题的论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先后在《中医杂志》、《浙江中医杂志》、《上海中医杂志》、《新中医》等刊物发表论著６０余篇；汇集他的学术特长和临床经验的《潘澄濂医论集》１９８１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他还曾参加评注《温疫论》、校注《医方类聚》、重订《严氏济生方》、《瑞竹堂方》等工作，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做了大量工作。他重视教育，注意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先后担任浙江中医学院特邀顾问，健康报中医刊授学院、光明日报中医刊授学院顾问，并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主办的前进医药学校校长等职。先后赴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及浙江各地作专题报告。
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１９８５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为人治病，不分贵贱，持和蔼可亲态度，抱认真负责精神。虽年事已高，仍坚持参加会诊及写作，他常说：参加医疗活动，不仅是医者的职责，而且可以向患者学习，可培养人才，一举数得，只要目尚明，耳尚聪，步履尚健，就要做到老，学到老，不敢稍怠。坚持中西医结合
潘澄濂在《伤寒论新解》中，突破了“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窠臼，对《伤寒论》“阳浮”和“阴弱”、“营弱”和“卫强”以阳和卫代表机体的散温机能，阴和营代表机体的产温机能作了解释，认为太阳中风就是散温机能的亢进，产温机能不能相应地随着旺盛，使机体调节中枢的相对平衡失调，所以虽自汗出而不解。又据《伤寒论》“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条看，结胸是因早下而致，但原书对结胸的治疗，恰恰是采用大陷胸汤的峻下。这样，前后似有矛盾，不易理解。他援引西医理论作剖析，指出从《伤寒论》对结胸的描述，先说“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鞭满而痛，不可近也”，又说“结胸无大热者，此水结在胸胁者也”，据此推测结胸的实质似指胸腔有大量渗出性或漏出性积液，病变的主要部位在胸腔。就胸腔积液而论，临床上以渗出性胸膜炎较为常见，其病开始阶段，往往先出现恶寒发热，或胸胁疼痛，咳嗽等表证。《伤寒论》对有表证者，一般先解表，表解乃可攻里，所以文中“病发于阳”的“阳”字，可能是指结胸的开始阶段有恶寒发热等表证而言，因此认为不宜过早攻下，过早攻下，损伤正气，于病不利。但是，渗出性胸膜炎由于炎症的进展，恶寒、脉浮之类的表证可以自罢，表证祛并非病已愈，相反，胸膜积液增多，则肺部压迫症状如胸闷、胸痛、气急或咳嗽等势必加重。由于古无Ｘ线检查，又无穿刺抽液，而能认识“此为水结在胸胁者也”，采用具有泻下作用的大陷胸汤（丸），诱导积液排泄，借以减轻胸部之压迫，殊属可贵。由此他认定结胸先谓不宜下之过早，后仍以攻下取效，实非因攻下过早而成结胸，也不是结胸不宜攻，而是因病变的发生和发展阶段有表里之不同，故治法也当有先表后攻之分寸，这正是仲景辨证论治精髓之所在。诸如此类，引用西说解释，析义明理，较之以经解经，是一个飞跃。
他在《卫气营血辨证在温热病学上的作用和意义》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卫气营血辨证与急性传染病的关系，指出叶天士所说的卫气营血并非指某些病毒损害的器官组织，而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４种不同的证候群，作为治疗的标志。谓急性热性传染病的发作，取决于病原体在机体内生存的适应力和机体对病原作用所产生的反应，不论是病原体的内毒素或外毒素，毒血症或菌血症，所引起的病变能影响整个机体的生理机能。如疟疾一般征候表现是：寒热往来，呕吐，消化不良，体疼，脾肿，苔白腻或黄腻，也有独热不寒，舌光绛，神识昏迷的。又如肠热病（肠伤寒），一般在第一病周时，有轻度的恶寒和发热，口渴，或渴不引饮，苔薄白或黄腻，皮肤间现蔷薇疹。到了第二病周，由于病热进展，体温稽留在中等度以上，舌焦燥，或光绛而干，甚者神昏谵语，大便秘结或下痢。就这两病的发展过程来说，疟疾的一般症候，和肠热症第一病周时的临床象征，按卫气营血辨证，系邪在卫分或气分，而当出现舌光绛而干，神昏谵语，即属邪入营分或血分了。这样的划分归类，以西医论来说是难理解的，但就中医学说而言，确实如此。他进而指出，卫分阶段，津液一般未受耗伤，故用发汗或渗湿；病热发展，进入气分阶段，就有劫津耗液的可能，治用清法，有湿的尚可化湿；到了营分阶段，津液耗灼，神经系统受到了威胁，表现为舌光绛而干，唇焦齿垢，神昏谵语，如再有心力衰竭征候出现，便是进入极期，治以滋润养阴，还要顾及心脑机能衰竭，适当采用至宝丹、安宫牛黄丸、紫雪丹等，以防痉厥；如进入血分阶段，血毒征象已很严重，有各种出血症，须以大剂凉血解毒。凡此，中西两套理论同用，指导临床实践，有利于明理识证，提高疗效。主张辨病与辨证结合
潘澄濂认为，疾病是由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一个综合复杂的过程，辨病就是根据患者的病史、病症，结合多方面的实验检查，对疾病作出确诊。这是现代医学的诊断方法。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虽有疟疾、痢疾、麻疹等病名，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外感病如伤寒、温病、湿温，杂病如痰饮、咳嗽、水气、积聚等，大都是以证为基础，与现代医学的辨病有所不同。中医对疾病的观察，很重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致病因素和抗病力的关系，外界环境和发病的关系，辨证上以这几种关系为前提，来辨别八纲的属性，为治疗提供依据，在同一证的普遍性中求其特殊性，故有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辨治方法。由于病是一个综合而复杂的过程，所以有许多疾病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可有先后或同时发生２种以上的证，而同一证可在某一种病的过程中出现，也可在另一种病的过程中存在，这就需要辨病与辨证结合，全力找出主要矛盾给以治疗。同时，目前已发现有些病的自觉症状不明显，而实验检查有异常，相反，也有自觉症状明显，实验检查无特殊者，这就要对前者从病着眼，对后者从证着手。因此，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有利于探索病机，提高疗效。
他常说，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就是要双重诊断，对中医临床研究，制订诊断指标及疗效标准，用以观察中医药对某种疾病的疗效确有帮助，应推广执行。但在中西医结合临床中，有的不是按中医辨治的特点，而是执一方一药以试病，有的学步西医，说是炎症，不辨寒热虚实，概用清热解毒。有鉴于此，他指出这只是中西两法的乱套，而不是有机结合，不是辨病与辨证的灵活应用。有感于目前一般中西医生知识的局限，辨病与辨证难以普遍应用，他主张对某些较危重或复杂的疾病，中西医尤其是西学中医师应讲求合作精神，共同分析研究病情，判断其疗效西优于中的以西为主，中胜于西的以中为主，中西结合，辨病用药与辨证施治结合，取长补短，紧密协作，反复实践，摸索规律，提高疗效。致力于熔经方时方为一炉
仲景创六经辨证，立１１３方，被称为经方；后世温热学派根据温热病的特点，又创立了许多方剂，人称时方。由于伤寒与温病性质两异，用药有偏寒偏热之殊，被不同的医者所乐用，故有经方派、时方派之分。潘澄濂指出，仲景六经辨证是对各种疾病从四诊所得的临床表现加以分析归纳，特别是选择比较突出的证候，抓住６个不同类型的基本症候，结合其他一般症状体征，借以辨别表里寒热虚实不同的属性，作为治疗依据的一种逻辑法。由于各种疾病对机体的影响，有因人、因时、因地等不同，故其所出现的症状体征，某些是共同的，某些则有特殊性。六经辨证就是从各殊的症候体征上来辨别其不同的属性。后世温病学派，所创的卫气营血辨证，是将各种急性传染病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证候，以综合和辨证的方法，划分为卫气营血４种不同类型的证候群，作为治疗标志，是在仲景六经辨证的基础上演变出来的同一体系的辨证治疗法则。
仲景六经与温热家的卫气营血辨证，前者重在诊脉，参之以其他的症候，来观察心机能之强弱，故太阳病之脉浮，少阴病之脉微细，分阴阳表里为大纲，后者主在望舌，参合脉证，以审津液之润涸，故曰“温病以救阴为主”。两种辨证方法，须相互并重，不能偏废。中医对各种传染病在各个不同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症候，除归纳在六经的范畴外，并可结合卫气营血的标志，以审辨津液的质和量的变化，借以探测病势的进展或消退，并决定治疗的方针，这就需要各种辨证方法相结合，熔经方时方于一炉，灵活应用。 因此，潘澄濂临证处方绝不拘泥于经方、时方之说，主张对证处方，灵活化裁。他曾治一湿温者，时值霉雨季节，因前医过用寒凉，身热不解，导致神识不清、不语、不欲食，安宫、至宝已遍服，未见奏效，面色暗晦，口唇色淡，身热不扬，体温３８．８℃，神识朦胧，苔淡黄而腻，舌尖边微红，脉象弦缓，辨证为湿邪阻遏，蒙闭清窍，拟桂枝汤合二陈汤化裁，药用桂枝、炒白芍、竹沥半夏、菖蒲、郁金、获苓、陈皮、赤豆、藿香、银花、炙甘草以通阳宣闭，芳香化湿。二剂体温降至３８℃，稍能认人，能作简单对答，苔转薄，脉弦缓，再以原方去赤豆，加豆卷、黑山栀。三剂后体温降为３７．３℃，夜寐不安，躁烦心慌，悲伤欲哭，苔薄净，脉弦数，辨证为湿热久稽，心气损伤，神伤不宁，改用百合地黄汤合栀子甘草豉汤加淮小麦、太子参、茯神出入，调理半月而愈。据证选方，随证变通，每收良效。临床经验丰富，肝病辨治尤有见地
潘澄濂主张将病毒性黄疸型肝炎分为阳明为主的热重于湿证和太阴为主的湿重于热证，用山栀、郁金、茵陈为基本方，热重于湿的，加黄柏、半枝莲或大黄清热利胆，湿重于热的，合胃苓汤燥湿健胃作为常规。他认为治疗该病初期以能迅速改善消化道症状为控制病情进展的重要一环，所以见苔黄腻或黄浊、脉弦滑的，常配合小陷胸汤，或加鸡金、麦芽以醒胃，明显地缩短了治疗周期。他特别重视对重型病症的救治，对消化道症状严重、黄疸迅速加深、精神疲乏、烦躁不宁、苔黄燥、脉滑数或细数的，虽起病仅三五日，就考虑到暴发型肝炎的可能，每能乘其未陷昏迷，急以基本方加黄连、黄柏、大黄以通涤胃肠热毒。对已出现狂躁，或伴出血倾向，苔黄燥，舌质红的，上方加神犀丹解毒凉血，以遏止病情恶化。
对病毒性无黄疸型肝炎，他主张抓住肝郁与脾困症征的主次而辨治。他说的肝郁主要是指表现为少阳证的一类病症，脾困，主要是指表现为太阴证的一类病症。他指出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病变的发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于肝郁易致瘀凝热化而伤阴，脾困易促使气阻湿滞而气虚，肝郁和脾困相互联系，互为影响。而由于个人体质、神经类型与机体反应性等差异，肝郁与脾困的程度亦各有其不同，所以辨别肝郁与脾困的主次是治疗该?墓丶??凇?
无黄疸型传染性肝炎患者肝功能的较长期异常，是临床常见而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改善肝功能的方法离不开辨证论治的法则。专凭化验报告是无从着手的，须从整体出发，与证同参。对谷氨酸转氨酶（即谷丙转氨酶）的增高，他常根据病情，辨别虚实寒热的属性，谓急性肝炎以属实属热居多，常规中加半枝莲、垂盆草、大青叶或板蓝根之类清热解毒药以降酶。迁延性或慢性肝炎谷氨酸转氨酶的增高水平虽较急性期为低，但反复长期波动，惹人顾虑。见以脾困为主的肝脾失调证，于常规中加苍术、山药、萸肉以调理肝脾，使酶逐渐下降；见以肝郁瘀凝为主的阴虚证，于常规中加麦冬、杞子、丹参以养阴活血而降酶。这是对《内经》“甘缓”、“酸收”法则的灵活应用。
潘澄濂丰富的肝病治疗经验已输入电脑，建立了仿照他辨治的肝病电脑诊治程序，曾在浙江各地为数千位患者治疗，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作者：施仁潮)简历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城西街。
１９２５年 毕业于上海南阳中学。
１９２９年 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
１９３０年 出版《伤寒论新解》。
１９３８?１９４７年 任上海中医学院、上海中国医学院教员
１９４７?１９５４年 任温州普安药局医务主任。
１９５８?１９８４年 任浙江省中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主要论著
１ 潘澄濂．伤寒论新解．上海：大众书局，１９３５．
２ 潘澄濂．研究“金匮要略”的体会．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５６，（试刊号）：８?１２．
３ 潘澄濂．卫气营血在温热病学上的作用和意义．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５７，（２）：５３?５４．
４ 潘澄濂．伤寒论的概述．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５７，（３）：１３７?１３９
５ 潘澄濂．中医治疗支气管扩张症９例的追踪观察．中医杂志，１９６４，（８）：１１．
６ 潘澄濂．传染性肝炎病程中谷丙转氨酶增高中医治疗问题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６５，８（２）：２２?２４．
７ 潘澄濂．对肝硬化辨证和治疗的临床体会．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７７，３（２）：１２?１７．
８ 潘澄濂．冠心病的中医辨证和治疗，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７７，３（６）：４?７．
９ 潘澄濂．传染性肝炎辨证和治疗的体会．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１）：１０?１３．
１０ 潘澄濂．中医对消化性溃疡分型辨证和治疗．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７８，（１）：１１?１７．
１１ 潘澄濂．六经辨证与脏腑、八纲、卫气营血辨证的关系．新医药学杂志，１９７８，（６）：２０２４．
１２ 潘澄濂．王孟英的医疗经验．浙江中医药，１９７９，５（１）：９１１．
１３ 潘澄濂．紫血丹、至宝丹、安宫牛黄丸三方的临床应用．浙江中医药，１９７９，５（７）：２５９２６０．
１４ 潘澄濂．中医治疗热病急症的经验．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１５（２）：６８７０．
１５ 潘澄濂．叶天士温病学说的探讨．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０，１５（增刊）：１１．
１６ 潘澄濂．对湿温证治的临床体会．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１，（２）：３６．
１７ 潘澄濂．《伤寒论》六经指要．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１，（５）：２?５．
１８ 潘澄濂．对金匮“痰饮”的认识及“慢支”的证治．上海中医药杂志，１９８１，（１１）：２?４．
１９ 潘澄濂．《伤寒论》的基本精神．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３，７（１）：４?６．
２０ 潘澄濂．开展急症的治疗和研究是当务之急．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３，１８（５）：１９３?１９４
２１ 潘澄濂．略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的关系．浙江中医学院报，１９８４，８（４）：１３?１６．
２２ 潘澄濂．祖国医学对肾炎的认识和辨证论治．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４，１９（９）：３８５?３８８．
２３ 潘澄濂．慢性胃炎的证治．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５，２０（１０）：４３６?４３８．
２４ 潘澄濂．《伤寒论》太阴病证治在胃肠道疾病临床中的应用．浙江
中医杂志，１９８６，２１（４）：１４５?１４７．
２５ 潘澄濂．桂枝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７，１１（１）：２５?２７．
２６ 潘澄濂．胸膜炎的证治．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７，（１２）：５２９．
２７ 潘澄濂．麻黄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８，１２（２）：５?７．
２８ 潘澄濂．柴胡在《伤寒杂病论》诸方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８８，１２（６）：９?１０．
２９ 潘澄濂．登革热的辨证治疗．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８８，２３（９）：３８５?３８６．
３０ 潘澄濂．从中医内科领域探索治疗艾滋?纳柘耄?憬?幸皆又荆?１９８９，２４（１０）：４３３?４３４．
３１． 潘澄濂．附子在《伤寒杂病论》诸方配伍中的作用探讨．浙江中医学院学报，１９９０，１４（６）：４６．
３２ 潘澄濂．震颤麻痹病的证治探讨．浙江中医杂志，１９９０，２５（１１）：４８３?４８４．参考文献
〔１〕潘澄濂医论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名老中医之路．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施仁潮．考究《伤寒》刻意求新：潘澄濂研究员谈《伤寒论》的整理研究．河南中医，１９８７，７（１）：２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