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当我获得香港浸会大学首届中药学博士学位后，便义无反顾踏上了回药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归程。是一种什么情怀让我做出如此抉择？我想这就是我心头的这份“药植情怀”！
这种情怀，来自对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药用植物研究所的眷念。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刚创建不久的药用植物研究所。那时的药用植物研究所，地处北京的西北角，远离市区，交通不便，被戏称为北京的“西伯利亚”。1983年建所时，所有的实验仪器设备加在一起总价值不足10万元，科研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以肖培根、于普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和管理干部，带领大家意气风发，迎难而上，使研究所成立不久，就发生巨大变化。到1997年我被选派到香港参与中医药合作研究时，我已在研究所工作了11年，11年的奋斗历程和青春年华，让我和药用植物研究所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
这种情怀，来自老一辈科学家对自己的厚望。药用植物研究所的老所长肖培根院士，是我国药用植物研究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他每次去香港时总要找我谈心，希望我学成后回所继续开展药用植物亲缘学的研究并开拓中药信息学研究的新领域。肖培根院士语重心长的话语和他对药用植物研究事业孜孜以求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老一辈科学家对自己的厚望，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时刻召唤着我学成回所。
这种情怀，来自组织的关怀。记得每逢新春佳节，我们在海外求学和进修学习的药植人总能收到所人事处寄来的精美贺卡和热情洋溢的贺信，使我们虽身在海外，却能深切感受到组织对我们的关心和厚爱，让我们对研究所有强烈的归属感。
这种情怀，来自近年来药用植物研究所对海外回所人员的重视。药用植物研究所新的领导班子深知，在各种资源当中，人才是最宝贵的第一资源。他们从人才战略高度出发，高度重视海外留学回所人员。如对每位回所工作的海外留学人员，均提供科研启动经费，并为留学回所人员提供良好的科研和生活条件，使他们能尽快成长，发挥作用。近年回所的刘新民博士、邹忠梅博士、常琪博士、廖永红博士、许旭东博士等均已成为学科带头人或是研究室的负责人。回所两年多来，我所负责的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室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团队，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973计划项目和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资助。我也负责建立了研究所的局域网，极大方便了全所科研人员获取科研文献和相关科技信息；2006年8月还成功组织召开了第九届国际传统药物学大会。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药用植物研究所将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的沃土。所有药植人都会为她的成长、发展贡献自己的才华，因为大家都有永恒的药植情怀！
彭勇博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助理、药用植物亲缘学研究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