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存废文化惰性问题

时间
2008-12-02

“一些人提出反对中医的观点,基本是处于无知状态,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五千年文化的历史”,“反对中医是毫无道理的”。在近日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哲学界著名学者再度把目光聚焦在“中医存废之争”这个热点话题上。

关于中医存废之争,我只针对方舟子的言论写过《苛责古人算哪门子英雄?》,对中医并无维护之意,只是认为中医是一种文化产物,是不必苛责古人的。

现在,当我看到一些学者说,“反对中医就意味着反对五千年文化的历史”,“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兴亡的问题,这是一个民族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问题。”把中医上纲上线到事关文化命运、民族前途,我就知道中医存废之争已不是简单的医学之争,技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民族之争。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试问那些支持中医的人,在生病时有多少人首选中医看病?又有多少人首选西医看病?如果心里笃信中医,且看病时非中医不看(至少首选中医),这种人就是真正的中医信仰者,或者说真正的民族文化信仰者,他认定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身体力行,当然也不容别人指摘。如果嘴巴上说中医如何的好,而且不容别人指摘,实际看病时又往西医那里跑,则不仅虚假,而且人格分裂得严重。这种人格分裂,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文化惰性的结果。

任何一种文化,特别是那种沉淀日久的文化(中国文化久到五千年),都会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能力,不容易打破,这种自护的能力就是文化的惰性。当一种外来文化冲击它时,这种惰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每一个生活在一种文化当中的人都是一个惰性的因子,揭力保护这种文化,就是这种惰性使然。套用到中医的支持者身上,就是把中医视为文化,虽然它缺点多多,但我也要誓死保卫他,因为他是“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母亲”。如此,一种具体的技术之争,就被一些概念、名词所代替,成为抽象的名词之争,不算偷换概念,也算作是转移目标。

中国医学遭到近一个世纪的长期争论,其实是中西文化一个世纪冲突与融合的真实写照。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是被动的,“先兵后礼”式的,是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方文化随之奔涌而入。对于国人来说,两种文化的接触一开始就伴随着血与泪,伤与痛,屈与辱、爱与恨。国人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心态,要较文化和平融合要复杂得多!有怀疑、有欢迎、有逆反、有崇拜……但基本上不出三种态度:坚决拒绝;折衷调和;全盘西化。其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折衷调和最为有市场,虽然这种折衷调和仍然被胡适认为是一种保守主义,但因它兼顾了保守与激进,而被时时拿出来作“劝架”之用。

现在的中医存废之争中,那些认为中医是假科学、伪科学,力主废除的人,是一帮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或者说是主张“充分世界化”的人。那些大讲中医好处,至死爱中医的人,则是一帮拒绝派,不过叫抵抗派或许更准确些,因为,在西风东渐如许多年的现代,拒绝西医显然不合时宜了,中医其实是在进行一场边打边退的抵抗战。而那些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们,不过是一帮折衷调和的家伙,他们把中医与“五千年文化”、“中华民族自信心”捆绑在一起,成为文化之本体,就是变相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医就站到了“为体”的精神文化高地,西医最终不过成了“为用”的细枝末节的技术尔尔。

但是,中医可以成为文化,西医如何就不可以成为文化呢?一种技术不可能只是孤立的技术问题,既凝聚人类的心智,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精神层面。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却带来了社会、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革命,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要忘了,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传教,播撒西方文化,之所以受到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传教士用西医给他们治病,十分见效,从而博得了他们的信任。

中医存废之争不是西方人与中国人在争论,而是中国人与中国人在骂仗,其实是国人对待自己文化矛盾复杂的心理表现。我的主张是,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少一些文化惰性,很多事情就可以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