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轼《东坡志林》《仇池笔记》医药学史料 探析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对医药养生学亦有研究，著有《苏学士方》，后人将其与宋代科学家沈括所著的《良方》合刊，称作《苏沈良方》，有十几种版本传世，为医苑杏林所称道。在其笔记杂著《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中，苏轼以短小精悍的笔触，记载了诸多的宋代中医药文化的史料。清代陆锡熊、纪昀、王嘉会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苏沈良方提要》中说：“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其所征引，于病证治验，皆详著其状，确凿可据。其中如苏合香丸、至宝丹、礞石丸、椒朴丸等类，已为世所常用，至今神效。”
医家小传
苏东坡一生热心于济世救人的医药学，与医药学家们交游甚厚。他与眼医王彦若、气功师李若之、精于医药和佛学的佛印和尚等皆为挚友。被贬谪居黄州时，苏轼结识了“善医而聩”的医家庞安时。《东坡志林·记游》中，有苏与庞结伴同游名胜古迹沙湖清泉寺，饮酒吟词的记载。留下“谁道人生再少时?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词句。庞安时是宋代中医伤寒学派的大家，在所著的《伤寒总病论》卷末，附有《上苏子瞻端明辨伤寒论书》一篇，论述了著此六卷书的要义概况：“所撰伤寒解，实用心三十年。广寻诸家，反复参合，决其可行者，实敢编次。”苏轼在《答安时帖》中盛赞说：“惠示伤寒论，真得古贤救人之意，岂独为传世不朽之资?盖已义贯幽明矣。”在《东坡志林》中，苏轼还叙述了自己于宋元丰五年三月(1082年)患左手肿，庞一针即愈的求医经历。并对庞氏开玩笑说：“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
宋代的针灸学很发达，以针灸铜人的铸造和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颁行为标志。《东坡志林》中也记载了一位通晓导引之术的道士徐问真。他“以指为针”，治病多效验，为病家所称道。大文学家欧阳修患足疾后，饵方药无效。徐问真便教欧阳修汲引气血“自踵至顶”的气功疗法，病果愈。“指针”是集穴位按摩、针灸、气功为一体的疗法，以指代针，简便易行，疗效确凿。苏轼的笔录，为研究宋代针灸学的发展和流派提供了索引。《东坡志林·技术·医生》一章里，苏轼还记录了医官仇鼎和张君宜皆以善于治疗痈肿疮毒之疾而名噪天下。但是仇氏“性行不甚纯淑”，张氏则以救人为职责，“用心平和”。指出为医者，要讲究医德品行的职业操守，才能被患者所尊崇的道理。《单骧孙兆》一节中，苏轼叙述了蜀人单骧，举进士不第，“顾以医闻”；孙兆则是及第为朝官而善医。宋仁宗患疾，召二人诊治制方而不效，被赐罪待诛。后皇太后出面干预，言其非罪而获赦免，这是文学家笔下的关于宋代宫廷医学中罪医案的珍贵史料。
医林箴语
苏轼以他深厚的医药学和养生学的素养，发皇古义，阐发医理，留下了诸多的言简意赅的论医箴言，是出自文学家手笔的中医随笔医话。《仇池笔记·论医》中，他指责士大夫们秘所患而求痊验的“困医”恶习。认为至虚有盛候，大实有羸状，疑似之间便有生死之异。作为患者应尽告所患疾病的症状，才能使医家“知患之所以然”，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医者才能辨证施治而愈疾。仅仅让医家凭脉象来推断症情，未免失之周察而致误诊误治。而今读来，这仍不失其规诫针贬的意义，对今人仍有教益。《东坡志林·延年术》中，苏轼以同时代的赵抱一、徐登、张元梦等人，虽年近百岁皆不免一死的事例，指出“黄白之术”即使能延年益寿，却不能使人长生不老。而好此道者常常缘饰妄夸，以欺世人。表达了苏轼对炼丹术的科学见解和实事求是的生死观。《东坡志林·修养》是论述中医养生学的专章，涉及到情志、德行、饮食、房中、丹药等诸多方面。“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坦荡心境，“已饥方食，未饱先止”的饮食摄生的经验；《赠张鹗》中开列的“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以当车，晚食以当肉”的保健处方；《七德八戒》中“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的养生要义的总结，都是宋代中医养生文化的真知灼见。《东坡志林》中还载有一则苏轼与太守杨君采、张公规等共游安国寺，坐中论调气养生事。“余云：‘皆不足道，难在去欲’。”通判张氏还以苏武被羁留匈奴，虽啮雪啖毡，执鞭牧羊却不免为胡妇生子，来说明性养生的不易。“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读来亦生动有趣。
医方药理
苏轼一生命运多舛，屡遭贬谪，甚至曾经因为“乌台诗案”入过狱。在游宦生涯中，每到一地，他都收集验方效剂，载于笔记杂著中。《四库全书总目》说：“轼杂著，时言医理，于是事亦颇究心。盖方药之事，术家能习其技，而不能知其所以然。儒者能明其理，而又往往未经实验。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故宜非他方所能及矣。”《东坡志林》中说：“故所至常蓄善药，有求之，则与之。”谪居黄州时，当地瘟疫流行，他将眉山巢谷所传授的一个秘方“圣散子”献出来，活人无算。苏轼曾专门为“圣散子方”作序，记述了该方在时疾流行时饮用，起到“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的预防保健作用。任杭州知府时，“杭州民病，得此药全活，不可胜数”。由于苏轼写了序，后人视为验方，不加辨证地滥用，也成了医药学史上的一桩褒贬不一的公案。如南宋医家陈言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说：“此药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瘟疫，被害者不可胜数。”明代医家俞弁在《续医说》中也说：“宣和间(宋徽宗年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弘治癸丑年(1493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率皆狂躁昏瞀而卒。”俞氏分析说，苏轼所居的黄州濒江而卑湿，故服此药者多效。圣散子方药味多为燥热，不辨阴阳而乱用，杀人利于刀剑。俞氏的分析甚为合理。后人不加辨证，不别时气滥用圣散子误药害人，这个账岂能算在写了序的苏轼身上?在黄州时，苏轼养的一头牛患病几死，而牛医不识症。老妻王闰之曰：“此牛发豆斑疮，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客居惠州时，看到当地村民燃烧苍术熏蚊子，他大表惋惜地说：“此长生药也，人以为易得，不复贵重。”《论菊》中苏轼把菊花称作延年药而推崇；《论茶》一节则倡导以茶漱口的口腔清洁方法；《论物理》中解析菱芡虽同出水泽，但菱性寒芡性暖的药理；《论雨井水》推荐用雨水煎茶煮药，可益人增寿等，都是令人信服的经验之谈。《仇池笔记》中记录了用白茯苓、松脂末揩齿吞服，可固齿驻颜乌发；以熟地黄、麦门冬、车前子治白内障；用蜂房、蛇蜕、人发烧成炭状，酒服后治疮疡不愈。《东坡志林》中所载录的茯苓粉和用人尿炼秋石的制法等，都是苏轼亲自炮制后的经验之谈。
在中国医学史上，出自文人名士之手的历代笔记杂著中，所载的医学史料大都确实可信，可补医学文献的缺憾。从苏轼的笔记杂著中，我们不难窥视到宋代科学文化史的一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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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中医医院(辽宁，116013)原所贤 暴连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