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培教授谈“小柴胡汤事件”后汉方医学的变化-日本重拾“辨证论治”

时间
2008-12-09

李永强

宁建武

中医在国际上首度遭遇“信任危机”一一日本发生的“小柴胡汤”事件,已经过去10余年。对于该事件,日、中间中西医学界都有着若干评论,仁智互见。李兴培教授认为,这绝不是一件孤立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有其时代背景和深层次原因,事件带给我们应有的思考、启迪与教益。对此,李教授谈了以下认识。

日本汉方医学的兴起

汉唐以降,中医学东渐,相继不断传入日、朝、越等国家和地区。日本汉方医学大师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丛书中言“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流传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用力既久,胜于今日之新法矣……信医圣张仲景遗训,为古方学派”;《类聚方广义》:“张仲景为千古用方之鼻祖……其文简明严正,条理井然,宽猛之治,和攻之法,无不周悉赅备。若能精究其意,推广其义,则万病之治,易如反掌矣”;日本医学博士和田正系为其师《伤寒论阶梯》序:“我们身为医师者,经常遇到疑难病证踌躇莫决,或虽诊断明确而无良好疗法,或治疗而越时重发,但此种情况下,往往易为汉方医学处方所奏效。此种事例,颇不鲜见”。“《伤寒论》不论古今中外均指为惟一之医道遵循……能作为治疗万病的原理”,他赞其师“毕生致于《伤寒论》之笃学者……别无旁求。其对《伤寒论》之解释,为现代医学之最高成就”。足见日本医界有识之士,初始学习中医之切入点乃是从经典着手,其态度之诚恳,起点之高,学习之深入,心得之丰富,俱足以令人叹服。经多代人对中医典籍之研究实践,诞生了后世派、古方派、折衷派和考证学派等,先后还有如《太素经集注》、《医心方》、《医籍考》和《汉方诊疗之实际》等大量汉方医学书籍问世。至二战以前,汉方医学在日本处于主导地位。

日本汉方医学的挫折及再起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作为二战和珍珠港事件发动者,无条件投降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盟军的惩罚性狂轰滥炸,日本列岛大部分城市几为一片焦土,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在美国绥靖政策的羽翼下,战败国日本百废待兴,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作为胜利者,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什么都管。在医疗卫生领域,麦氏公然信口雌黄地指责“中医不科学”、“针灸是野蛮术”,虽未直颁“取缔中医”之令,却是践行“取缔中医”之实。日本汉方医学自此开始一蹶不振,疾速掉入低谷,即从往昔主流医学,沉沦为不被政府承认的民间非正统医学。

新中国诞生后,我国中医事业得以复苏。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果断地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继承、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的中医政策,有真才实学的中医相继被聘入各级医院,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北京、成都、上海和广州四所中医学院成立,中医人士被遴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医界感动了,焕发出巨大潜能。在预防、医疗、教学和科研方面成就巨大,显示出无比的生命力。如中医在治疗梅毒、麻风、淋病、急腹症、急性传染病(暴发性流感、小儿麻疹肺炎、小儿腺病毒肺炎、乙脑、流脑、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出血热、伤寒、痢疾、急性黄疸型肝炎)以及许多常见病、多发病和危急疑难病症,都获得了良好疗效,这对东邻日本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震撼。

日本汉方医学界德高望重的大塚敬节、史数道明等,联合政界若干有影响人物,对我国中医药界取得若干重大成就,明显拉大与日本汉方医学差距的实情,多次向日本有关当局苦苦谏言,直陈利弊得失。日本政府遂逐渐放宽对汉方医学界的限制,汉方医学得以重生,步入新的发展时期。大塚在弥留之际,还谆嘱其弟子们: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叫中国向我们学习。

小柴胡汤事件“应运”而生

重生后的日本汉方医学界,“赶超”中国心切,决定首先主攻中药与方剂。他们购置最现代化的实验设备(迄今仍保持着领先中国的先进优势),对中药粗提或精提后进行药理毒理实验。中医方剂仅部分开展现代实验手段研究,但正式生产汉方制剂500余种之多,而其中仲景经方即达200种以上,且一般都是原方原量使用,不得更易。由此不难窥知,日本汉方医学界,对经方功效是何等肯定,对仲景学说是何等虔诚。

小柴胡汤在日本应用之广,可谓家喻户晓。为应付大量需要,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我国大连专门设厂生产该产品。然而好景不长,沸沸扬扬的“小柴胡汤事件”终于在十几年前的日本发生了。日本、中国先后不断有这类报道及浅评见诸报端或其他媒体,迄今人对之的“旧事重提”,“文外余波”似断非断。“小柴胡汤”怎么了?“中医”怎么了?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活的灵魂

“小柴胡汤”事件,矛头直指中医,使之遭遇信任危机。溯流穷源,其实这是日本二战后,汉方医学界率用简约对号入座的“汤证疗法”的必然结果。仲景在《伤寒论》中早已强调:中医治病必须“凭脉,辨证,施治”和“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设若有悖,轻则罔效,重则为祸惨烈。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小柴胡汤,药虽七味,其汤证病机涵义却相当深邃。众所周知,外感病邪来犯,一般皆是按照由表入里之传变规律进行。然而仲景从大量宗族和乡里疫病治疗中,悟出由太阳(表)→阳明(里)传变层次间,还横亘着一个“少阳”半表半里层次。少阳证之确立,乃是仲景洞察力之敏锐,独具隻眼处,实补八纲辨证之未逮,该方遂成为仲景最得意传世佳方之一。其适应证呈现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及口苦、咽干、目眩或作呕等症者。仲景于论中曾有“但见一证便是”之语,即指上述症状而言。

须知,仲景在该方之末,明白无误地设有七种加减法:如太少合病,本方合桂枝汤用之;和阳明并病,予大柴胡汤表里双解;误汗而致邪遏不停,柴胡桂姜汤温化宣达;误下热结阳明而少阳仍不解,柴胡芒硝汤和解通结;胸中有热,胃内邪踞,腹痛欲吐,黄连汤清上温下;误下邪陷,滞碍枢机,腹满烦惊,柴胡龙牡汤和解镇惊、扶正祛邪。是故纯恃小柴胡汤“打天下”,万病皆用,独缺加减,不偾事者,几稀矣。我国各地都有应用小柴胡汤化裁,治愈大量感染性疾患和急危难症的报道,也是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成果。

显然,发展中医和中医治病,丢弃了辨证论治精神,则“欲速则不达”。

日本汉方医学勃兴已崭露曙光

日本医师星野惠津夫氏等在《所谓汉方药的副作用》(日本东洋医学会志4:59,1982)文中谓,用某(未具名)汉方16个月,分别出现副作用如感冒样症状、皮疹、口腔炎、消化道症状、休克前期症状或原有症状加重,这些症状的出现,急性病在服药数十分钟后,慢性病则在一至数日后。经仔细观察,多属误治。因为往往“更方后”,这些症状皆消失。是为“小柴胡汤”事件根由之诠释。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起,中医、中西医结合又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日本也逐渐恢复与中国交流中医学术,如和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共探血瘀证,购买冠心二号方等。实践反复证明:死方焉能治活病?日本反省后顿悟:应重新向中国学习辨证论治。相继,日本《汉证》杂志第12卷6、7期合刊,特辑发表长篇研究蒲辅周先生临床经验文章;不断延请中国名老中医专家、教授讲学及会诊;派留学生赴中国中医院校学习,攻读学位;频繁来华参加学术会议;中日或多国合办学术研讨会等等。其举措实发人深省。

“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精髓即优势。日本正郑重再拾起它。我们,怎么办?D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