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研究应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

时间
2008-12-09

古代本草书中有记载的药物大约3000来种,而当代常用药不超过三四百种,还有几乎十之八九的药物被搁置,处于衰败状态。药物有各自的兴衰史,注意了解药物的兴衰是很有意义的。明代李时珍指出:“天地品物无穷、古今隐显亦异。用舍有时,名称或变。”常有“隐于古而显于今者。”例如香附子,虽见于《名医别录》记载,但南北朝时一度“方药不复用”,而无识者。数百年后,香附子大兴于世,成为妇科、气病的要药。李时珍综观“古今药物兴废不同”,意识到“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据此、他编写《本草纲目》时,取材“不厌详悉”,“虽冷僻不可遗也”,从而使《本草纲目》成为古代药物资料的渊薮。

现代中药研究同样应该注意了解药物兴衰史,是发展中药事业的需要。本文试析中医用药的类群、品种、药用部位、药效等方面的兴衰现象,以阐明它与现代中药研究的密切关系。

一、中医用药类群的兴衰

药物的兴衰,自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本身的疗效,但又不尽然。由于科学水平、社会风尚、文化背景,尤其是用药思想的不同,不同时代所使用的中药类群也有所不同。先秦医方(见《五十二病方》等)书中所用的死者裰、女子布、蔽褐、久溺中泥等,是一类原始用药思想的产物。随着时代的进步、它们很自然地被淘汰了。唐以前医方中,热性药(如蜀椒、乌喙、桂、吴茱萸等)使用较多,主要是人们对寒邪致病的认识比较深刻。宋代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和社会风向的影响,导致了香药和食药的畸形发展。此后金元火热派、滋阴派的兴起,使寒凉药的运用逐渐增多。逮至清代温病学派崛起,多数医家便视温热药为畏忌。他们不仅治热病用凉药,即便治内伤,也多选择平和轻淡柔润之品(如沙参、玉竹、玫瑰花、玳玳花等)。这种风气不单是学术观点影响,也和医生开业要加大保险系数有关。因此,某一时期被冷落的药物并不全是无用之品。一部分药性峻烈(甚至有毒)的药物很有发掘的必要(如雷公藤之类)。我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条件,寻求最佳剂量或炮制方法,使之安全有效。听任用药惟务平和之风蔓延,必将把中医药疗效的优势销蚀过半。中药实验研究大体是围绕着常用中药转,但从长远来看;还应该把研究“冷宫”里的中药摆进议事日程,以求获得新的发现。

在中医用药史上,早期金石药使用频卒比现在高得多。金石药(包括无机盐类)的消退原因是多样的,在旧时代这种消退甚至还具有某种进步意义,但是,当现代发现微量元素与人体健康的关系之后,许多矿物药也许会以新的用药方式再度兴起,与此相反的是,一度盛行的“血肉有情之品”却在现代遇到了新问题。动物药里有一些来源于在当今世界受保护的生灵,如犀角、虎骨、熊胆、羚羊角等,尽管它们是名贵药材,但现实决定了它们必将暂时隐退。药物类群的资源无情地决定了某些药物命运的浮沉。在人们超乎寻常地迷恋某一药物并不顾一切狂采滥用的同时,也就决定了该药总有一天会消失的命运。野山参就是最佳例证。

现在中医生习惯用什么药,和他所受教育有关。经典医著(《伤寒论》等)、中药普及读书(《本草备要》、《药性赋》等)以及现代中药教材中的药物一般为大家熟知。但是。这些书籍的编撰者选材时都要受其人用药实际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必须认识到,在这些书籍之外,还有一部分有效药物值得深入发掘。提高用药者的学术素质,增进其知识的深度广度,也是发展中药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中药品种的兴衰

历史上某一名称下的药物品种并不都是单一的、固定不变的。一般说来,疗效较好的。或产量大容易获得的品种会后来居上;但也有各种原困造成的以伪充真、同名异物现象。唐宋时酸橙(Citrus aurantium)、香圆(C.wilsonii)之类取代了同科植物枸橘(Poncirus trifoliata)充当枳实的局面,这是合乎一般药物发展规律的。我们无须因为枸橘是正宗而复古,但也可以考虑开发这冷落已久的老药药源,使之物尽其用。人参与党参则不然,以党参代人参充其量也只能算是权宜之计。研究和使用含人参的古方必须注意这一历史用药实际,不可将党参与人参等同。即便如此,含人参的古方在现代用起来也未必符合当时的要求,因为古方参用的是野山参,现已濒临绝迹了。这提示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古方时,注意用药品种的差别。

除了弄清一些名近实异的中药品种之外,还应该了解各品种出现的时代,否则将影响临床和实验用药品种的正确性。例如“十人反”研究应该知道该说法最初形成时所依据的品种。可是,现在许多人都误将党参、太子参、北沙参、西洋参作为反藜芦药。他们不了解“十八反”产生之后一千多年,上述诸“参”才陆续问世。大戟也是这样,它在“十八反”形成时用的是京大戟(Euphorbia pekinesis),毒性较大。现在多用的是不同科的红大戟(Knoxia valerinoides)。有人用红戟作原料去验证“十八反”,这等于无的放矢。

三、中药药用部位的兴衰

同种药物的不同药用部位也有兴衰变化。例如枸 杞子首先用的是果实,后来其根皮也发展成为一味新药(地骨皮)。有时后来者反而居上,例如大青,最早是用其叶,后来大青品种越来越复杂,有些品种的根(板蓝根)竟比大青叶为常用。当然,总的说来,药用部位扩大是一件好事,象罂粟那样的例子是极个别的:我国唐代就用罂子粟(种子)煮粥喝。北宋末学会了用罂粟壳治病,虽说也有损害,但并不为祸。明代知道了鸦片制法,但仅用于治病。至清代英、美商人向我国倾销鸦片之后,鸦片就成为毒品。现鸦片在我国禁绝了,连带罂子粟、罂粟壳也少有人问津—— 这是比较特殊的物极必反的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部分药由的药用部位萎缩了,而且是不合理的萎缩。例如五加皮、《名医别录》指明其茎皮、根皮同用,但后来渐渐变为全用根皮。笔者考得宋以前龟甲是上下甲同用的,元代以后龟板(下甲)才盛行(《中医杂志》,1982年第3期)。或以为下甲是阴中之阴,但是,与龟甲功效相近的鳖甲为什么又用上甲呢?须知后世附会的一些理论解释往往掩盖早期质朴的用药经验,由此造成了龟上甲大量地被废弃。针对这些予以研究,必将为扩大药源提供依据。最近,《龟上下甲化学成分及药理作用的比较研究》课题证实古代上下甲同用是正确的。该课题在药史研究整础上进行的现代实验研究,已获1987年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龟上甲已作为一昧新药收入药典。

四、中药药效的兴衰

中药药效的兴衰和药用部位一样,对于某些药物来说,新的药效兴起总是占多数,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例如忍冬。南北朝以前不过用来酿酒,有“补虚疗风”之效。宋以后,忍冬藤用于清热解毒获良效,它的花(金银花)在明清已成为清热解毒要药大行于世。象这样的例子甚多,但是,对于中药研究来说,更有意义的是注意那些莫名其炒、阴差阳错地衰落下去的药效,把它们发掘出来,丰富临床用药内容。这方面的出色例证是青蒿抗疟作用的再发掘,它使得一千多年前青篙绞汁治疟疾的经验得到证实和提高。五加皮也是如此,它在早期古典药学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补气益精作用,甚至有“宁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满车”的夸张之语。但到明清之时,五加皮的主要功效却成了散风胜湿。该药有无直接补益作用呢?现代药理研究者经实验证实了它确可补益,临床上现又开始发挥五加补益功效的作用。龟甲也是如此,宋以前它曾是知名的骨伤科用药、以至于有“昔有伤折,宜角生龟”的民谚。但元代以后它的滋阴作用兴盛,反而掩盖了它祛瘀止痛的良效。现代药理研究已初步证实龟甲可以止痛。

当然,不可否认,许多药物效果的衰落,不是人为的失误,而是长期用药实践经验症实其疗效不确的结果。早期药书若干药物的效果,有一部分是方士们的说法。例如朴消,方士用它炼饵服食,说是可“轻身神仙”,李时珍批评说:“盖方士窜入之言”。又如地榆,一度也是方士推崇的补脑药,甚至有“宁得一斤地榆,不用明月宝珠”之说。事实证明地榆并无此神效。翻开《神农本草经》,可知该书上品的许多药(云母、钟乳石、白石英,紫石英、防葵、耆实……),现已衰落,这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疗效不佳而被自然而然地淘汰。类似的药物数以百计,这也是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药物发展史上的许多例子还表明,某些药效时兴起来,并非都是经过医疗实践检验的。走红的药物,可以是因徇名,也可以是因以讹传讹而受人青睐。象追求长生者一度捧上了天的甘露、秋石、红铅等,最终还是衰败了。那么,当今走红运的药物中有无药效掺水分的宣传呢?象供不应求的冬虫夏草、天麻之类,其疗效和价值是否相配呢?值得我们用科学的态度予以研究。我们既要查验古代所载某些药效的失实处,也要防止继续产生新的传奇不实的药效。鸡血疗法的昙花一现,说明现代也可能出现“吹捧”起来的药效。

以上介绍了中医用药兴衰的几个方面。这几方面有时又互相影响。例如中药秦皮,汉代曾是眼科良药,随着品种混淆现象的出现,秦度洽眼的疗效也就跟着衰落了。只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再次发挥秦皮治眼的作用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了解药物兴衰史,对当今中药科研,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