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中医教育的模式
传承用现代的词语说就是教育，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现代的中医教育。什么是现代中医教育呢？这个“现代”的界限应该是中医高等院校建立以后的这么一个年限。中医高等院校是1956年开始筹办的，那么，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回顾中医所走过的这四十多年的教育，我们能够看到她的一些利和弊。
首先，从形式上来说，大家在这么一个高等学府里学习，我们所采用的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基本上与医科大学没有什么差别。大家现在同时学两套，既学中，又学西，从形式上大家想想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在中医传承问题上的科学主义的制约。所以，所谓的现代中医教育，实际上是模仿了现代医学的一种教育。那么，现代教育有些什么特色呢？教育这个问题是与学科相关的，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教育应该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前面第一部分，杨振宁教授曾谈到现代科学有别于传统文化的一个很特殊的方面，就是它的数理逻辑体系，它的推演体系。这个逻辑体系是很严密的，而且公理性很强，透明度很大，所以，在教育的时候就有很容易趋于接受的一面。另外一个有区别的方面，就是现代科学是一门中介性科学，这一点我们前面已经多次谈到，它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介具有储存的功用，具有复制的功用。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智慧都可以聚集在这样一些中介体上，如电脑这样一个中介体。然后再由中介来认识事物，改造事物，服务人类。所以，我们把现代科学叫做中介科学。有了这个中介，就有了复制的可能。我们的电脑从“板块”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批量生产。这就是复制的过程，而不再需要我们一台一台地重新设计，重新制造。所以，它的复制性很强，复制性就决定了它的规模性。现代教育之所以有这样大的规模，就是与现代科学这个特性相应的。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现代科学的分科非常精细，这也决定了现代教育的分科性极强的特性。
近现代科学的这些特征，也充分体现在西方文化的各方面，比如绘画艺术，我们看到西方的一幅油画，它给我们一种什么感受呢？它给我们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比如画人体，它是裸露的，整个人体充分暴露在你的面前，有时甚至每个毛孔也清晰可见，而反过来看中国画呢？中国画不画人体，展开一幅通常的国画山水画，总给人一种烟雨蒙蒙、飘飘渺渺的感觉，就像《老子》说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用行家的话说，西洋画重写实，中国画重写意。一个一目了然，一个朦胧可见。这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别，亦正是这样一个差别，促使我们去思考，中西文化的教育，中医西医的教育应不应该有所区别？
从现代中医的教育，我们看到她的分科愈趋精细，中医传承上的问题。有的甚至尝试将一本《中基》划分为数个学科，将针灸也分为经络学、俞穴学、灸刺学。这种学科的分化是否提高了原本这些学科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呢？从规模上讲，中医教育确实步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期，培养出了大批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特别是现在许多中医院校相继升级为大学，———规模上去了，教育的内涵上去了没有呢？这些年都有大四的学生在实习前请我作讲座，讲什么题目呢？还是讲前面的“如何学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中医还是觉得困惑，还是觉得不清楚，不知道用什么去对付实习？4年的时间应不算短，过去学医3年出师，像蒲辅周那样，15岁随祖父学习，3年后即独立开业行医。我们现在4年了，还困惑，还糊涂，问题出在什么上面呢？是不是出在教育的路子上？这是我们很自然就想到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学科的性质决定教育的模式，我们是否充分考虑了这个问题。
2、形而上与形而下
以下我们从内涵结构的角度继续上面的问题，现代文化明确地将世界划分为两个，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现代科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限于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东西涉及并不多，所以，唯物主义肯定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那么，这个物质世界又是属于一个什么范畴的东西呢？这一点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而先来看一看古人对这个世界的划分。在古代有这么一个“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注意：这里的“形而上”不是所谓的形而上学。所以，世界就分一个形而上，一个形而下，一个道，一个器。什么是器呢？器就是有形质的东西，有结构的东西，所以，叫做形而下。很显然，现代科学所探讨的物质世界，就是这个形而下的器世界。所以，现代科学所探讨的范畴就是这个“形而下”的范畴。那么，什么是形而上呢？有形之上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无形的东西了。这个无形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称之为道。道世界的东西是否就是精神世界呢？这个问题还有待三思。但，至少在范畴上有相近的地方。
上述的这个区别，关键在于“形”。《素问》里面对这个“形”有很具体的描述，那就是“气合而有形”，或者说“气聚而成形”。形是怎么构成的呢？气聚而成形，气合而有形。气聚合以后就可以构成有形质的东西，形而下的东西，器世界的东西。那么，气还没有聚合以前呢？这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显然这就是一个无形的，形而上的状态。所以，按照上述的这个划分，现代科学讨论的领域，实际上是气聚合以后的这个领域。比如物理学，她探讨物质的结构、物质的组成。因此，就有基本粒子这样一个概念。物质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分子，分子又由原子，原子又由原子核、电子，后面又有质子、中子、介子，介子后面又是什么呢？是夸克！夸克是现代科学目前所发现的物质最微细的结构，尽管它很微细，但，它仍属于形而下的这个层面。
夸克这个名字起得相当幽默，它反映了科学家们对寻找物质最终结构的一种心态。夸克原本是西方神话中的一种神鸟，这种鸟的叫声就像“夸克”、“夸克”，这个鸟平常不轻易叫，它一叫太阳就要落山，大地就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科学家们对现今发现的物质的最细微结构赋予了“夸克”的名字，看起来他们不愿再寻找下去了，再寻找下去又有什么结果呢？太阳落山了，天黑了，什么也看不见了。在这一点上，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去寻找物质的最终结构，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找到这个结构呢？看来遥遥无期！在这个遥遥无期，难有希望的问题上，古人没有驻足，他只讲“夫有形者生于无形”，而不去追究这个最有形的东西，最形而下的东西。所以，《老子》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前面我们谈到现代科学的研究领域大概属于“形而下”的范围，也就是“有”的范围。那么，中医呢？中医属于一个什么范围呢？很显然，她既有形而上的成分，又有形而下的成分。她是道器合一的学问。所以，《老子》也好，《内经》也好，都强调要形神合一，形气合一，要形与神俱。所以，中医所探讨的，既有夸克以前的东西，又有夸克以后的东西。
中医是不是一门道器合一的学问，这一点有太多太多的证明，就以五藏而言，在五藏的心、肝、脾、肺、肾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有一个很重大的区别，就是肝、肾、脾、肺都有一个月旁结构，而心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对肝肾脾肺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非形而下的东西。心的定位不但是对中医的定位，也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五藏的这个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不是一个轻松的定位，实在的，它是对整个中医的定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这个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五行的联系中去认识，像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一个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惟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惟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
现在我们知道了，中医光讲肝、肾、脾、肺行不行呢？不行！还要讲心。所以，中医肯定是一门既讲形而下，又讲形而上的学问。那么在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个轻重的区别呢？这个答案也是很明确的。我们看一看《素问·灵兰秘典论》就可以知道，《论》中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君主”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大家应该很清楚的。而《灵兰秘典论》的另外一段话，也很值得引出来供大家参考：“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从这个五藏的关系，从这个十二官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虽然的确是道器合一的统一体，虽然，它强调要形气相依，形神合一，但是，总的侧重却在道的一面，神的一面，气的一面。所以，她是一门以道御器，以神御形，以形而上御形而下的学问。
有关上述这个侧重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更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就是医生的等级。《内经》里将医生划分为两个等级，即上工与下工。上工指的是非常高明的医生；下工呢？当然就是非常普通，非常一般的医生了。上工、下工怎样从更内在的因素去加以区别呢？《灵枢》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指标，就是“上工守神，下工守形”。神是什么？神是无形的东西，属于道的范畴，属于形而上的范畴，上工守的就是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守持这样一个范畴的东西，能够从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就有可能成为上工。反之，如果守持已经成形的东西，从形而下的这样一个层面去理解疾病，治疗疾病，那只能成为一个下工。所以，《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守神就是治未病，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在未成形的时候你拿掉它，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等成形了，甚至等它牢不可破了，你再想拿掉它，那就不容易了，那就会吃力不讨好。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从未病到已病，从未成形到已成形。按照西医的说法，就是任何一个器质
性的病变都是从非器质性的阶段发展而来。在非器质性的阶段治疗是比较容易的，而一旦进入器质性的阶段，治疗就困难多了。因此，为医者不但要善于治病更要善于识病。疾病在未病的阶段，在未成形的阶段，你能否发现它，截获它，使它消于无形。像扁鹊望齐侯之色一样，病还在皮肤就发现了，在皮肤就进行治疗，应该不费吹灰之力。而张仲景为侍中大夫王仲宣诊病，提前20年作出诊断，并提出相应的治疗措施。这就是见微知著的功夫，这就是防微杜渐的功夫。等到晚期癌症了你才发现它，又有多少意义呢？
目前现代医学的诊断技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处于诊断已病的水平阶段，也就是说这个诊断技术再先进，也只是诊断出那些已成形的病，对于未病，对于尚未成形的病，现代的诊断还无能为力。但是，到了基因诊断，检查婴儿，甚至胎儿的基因，就能发现将来的疾病，到了这个阶段，就应该是知未病了。所以现代医学从总体上说，还是向传统中医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现在大多数人对中医的认识，都是从已病的这个层次上去认识，都是从形而下的这个层次去认识。从这个层次上去认识中医，当然觉得中医处处不如西医。我经常打一个比方，比如一个心梗的病人，心梗发生了，你会往哪个医院送呢？是往中医院送，还是往西医院送？我看100个人会有100个人要往西医院送，也许就是张仲景再世，他也会建议你送医科大附院，而不送中医学院附院。凭着这个，搞西医的人个个挺胸抬头，搞中医的人个个垂头丧气，以为中医确实糟糕，自己入错了行。如果这样比较，那中医确实不怎么样，要甘拜下风。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我治的这个病人，我治的这个冠心病，根本就不发生心梗，乃至根本就不发生冠心病，我是使它不发生，你是发生了以后去救治，这两个如何比较呢？对社会，对国家，对家庭，对患者个人，哪一个更有利益？我想100个人里，也会有100个人是赞成我的。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去比较，也许我们就会有信心。现在人们对中医的认识是从“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角度，这能够反映中医的真实吗？中医讲究治未病，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方论》的开首就指出“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我们这门医学的出发点，它的宗旨是治未病，是未渴而穿井，未斗而铸锥的，可现在许多人偏偏要在已病的行列跟西医较劲，搞什么中医急救医学，这就叫做不自量力，这就叫做以己之短击人之反映中医的长。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你怎么可能和现代的速度相比呢？
所以，上面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中医是这样的一门医学，它整个地是偏向于形而上的一面，是以形而上统形而下，是以治未病统治已病。而我们现在却在完完全全地用形而下的眼光去看待它，把它当作一门完完全全的形而下的学问，治已病的学问。我们提倡科研，提倡现代化，提倡现代中医教育，完全就是用现代科学这个“形而下”的筛孔去对中医进行过滤，滤过去的是“精华”，是可以继承的东西，滤不过去的东西，就是“糟粕”，就要扬弃掉。大家想一想，这个通不过筛孔的部分是中医的哪一部分呢？必定是形而上的这部分。对上述问题我们思考清楚了，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所采用的现代教育方式，我们所采用的现代中医教育路子，只是一条培养造就下工的路子！
大家也许不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这太偏激。但是，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用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对中医没有多少信心？为什么临床医生碰到一点困难不在中医里想办法，而急着上西药？中医里有许许多多的办法，不是开两剂药就了事。除了时代造成的客观因素外，我们怎么去解释当前中医的这个现状？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个就是教育上、传承上出了问题；一个就是中医自身的问题。可是，只要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这些有成就的医家，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出在中医身上。
3、师徒相授
既然传统中医是这样一种学问，它的确有许多有别于现代科学的地方。如果我们照搬现代科学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那势必就会在这个过程中丢失掉许多东西。而丢失掉的有可能恰恰是传统中医所注重的东西。这就使我们要思考，究竟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最适合于中医？
（1）访雨路老师
中医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在学问的传承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有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这个经验就是师徒相授。我想这样一种模式比较有利于中医这样一门特殊学问的传承。
这里我先讲个故事，1998年上半年我到北京开会，到京以后，就向朋友打听，有没有中医方面的“高手”？当然，我打听“高手”并不是要跟他“过招”，而是想找个地方讨教。因为自己感觉自己中医的火候还太欠缺，而我的恩师又在1991年去世了，所以，每到一个地方都很迫切地想找一位高人指点。这个心情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描述的那样。朋友给我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雨路老师，雨老是搞温病的，他是某位著名老中医的开门大弟子。某老是我国老中医里非常了不起的一位，他的父亲、祖父、曾祖三代皆为朝廷御医，所以，家学渊源很深。雨路老师是个悟性很高的人，而且勤于表达，随师三年，深得某老家学三昧。但，由于其他各方面的因素，以后的师生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甚至到了见面都不打招呼的地步。我在拜访雨路老师的时候，他给我谈到许多学问上的见解，我也请教了不少问题。在临送我出门的时候，雨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刘老师，中医这个东西要想真正学好来，只有两个字，就是要有‘师传’”。
这次造访，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临别时雨老师送我的这两个字。什么是“师传”呢？师传是个传统的字眼，就是要有师父的传授。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教育规模里，在我们这样一个教育模式里，有没有“师传”呢？可以说没有师传！这个模式里只存在工具式的老师，却不存在师父。雨老师与某老的关系有这样不愉快的经历，可是他还是要送这句话给我，这就说明了师父对他的影响之深。我想雨老师的这句话对中医的学习、中医的传承，应该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我有同感的。
（2）师者，人生之大宝
下面谈谈我的从师经历。现在，我之所以能在这里向大家谈出一些感受来，能够在中医这门学问里继续不断地钻研下去。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是廿个春秋了，在这么些春秋里，我能孜孜不倦的学下去，从未回过头、歇过气，不管什么浪潮，经济浪潮，做官的浪潮，还是西医浪潮，始终都没有打动过我。为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的师父。
我是1983年毕业后，于1984年元月8日拜于我师父门下的。师父名叫李阳波，现今已经去世十年余。我跟师父整整8年多的时间，前面的两年半是跟先师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床，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讨论学问。8年的从师生活，使我在中医这个领域里开了些窍，也就是师父把我领进门了。常言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的确是古今过来人的行话。门确实是需要师父领进的，没有领进门，你始终是在门外兜圈子，这一点非常重要。有的人为什么努力一辈子还是摸不到“火门”，有的人为什么在学问之道上坚持不下来，很可能就是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关键的环节。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跟师父的这个过程，感受是很深的。这个世间的人无不是厌苦求乐的，你说光是苦没有乐，谁都不想干。所以，光是讲“学海无涯苦作舟”这一句话，已然将很多人吓在学问门外了。实际上，学问一旦做进去了，一旦进了门，并非全都是苦，至少是苦乐参半，甚或乐多苦少。所以，《论语》的开首句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而不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古来都说“穷学富商”，做学问的必定是穷，做生意才可能富。但，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搞学问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不亦说乎”。搞学问是精神上的富有，搞生意是物质上的富有。能够给人真正带来安乐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上面这个“不亦说乎”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我想这个正体现了“师传”的意义，师父可以指引你找到这个“说”、这个“乐”。传统的学问为什么要讲究师徒相授？而在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师传”的这个意义就更为突出了。这是我在传统文化，在中医领域里，经历过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得到的上面这个感受，值得大家参考。
教育也好，传承也好，它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识的传授；一是知识的运用；再一个就是创新。我们说知识，实际上就是指的这一刹那前，已经知道的这些见识，这些常识。因此，知识实际上是已经过去的东西，我们学习这个已经过去的、旧的东西，总是会感到厌烦；所以，人总是有喜新厌旧的一面。但是，这个厌旧的一面是必须克服的，你不学习旧的知识，你怎么可能利用它去开创新知？因此，搞学问必须做到“喜新而不厌旧”。《论语》中提到做师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温故而知新”，“温故而知新，乃可以为师”。“故”是什么，“故”就是旧有的东西，就是知识；“新”呢？新就是创造。有创造就有新，有新就有乐。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老师，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你的学问做不做得下去，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学乐！有了学乐，学问之道就会（苟）日新，日日新，你的学问就能深入下去，就能坚持下去。没有它，学问总是枯燥的，你就会转而去求物质财富，这就转学为商，下海了……学乐从哪里来呢？从师处来！为师者能够“温故知新”，必能使你也因故知新，这也是一种克隆。学问传承应该是更值得研究的克隆。
（3）在泸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99年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泸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像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也在稳步上升。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但效果欠佳。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你会怎么思考呢？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痒，一定是要清热，要解毒，要祛风，要止痒吧，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脉浮取可见，但有涩象，不流利，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还是一个太阳病，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阳气怫郁所致。《伤寒论》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治疗的原则是“更发汗则愈”，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两剂药后平复如初。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的确，要是在过去，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红肿属热，应该用泻肝的方法。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这样一个思路，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为什么呢？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所以，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大家想一想，这样一种言传身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
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所以，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随着众多名老的谢世，中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师”还会有吗？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这批人少有师传的法脉，他们很难体会师传，亦不知道何以授徒。现在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还是博士这个层次，管导师叫什么呢？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这应该不是偶然，应该事出有因。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