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泸沽湖的意外收获

我的先师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曾使一些非常诋毁中医的西医人反过来信奉中医。他靠的什么呢?就靠的临床的功夫。但,在我从师以后,先师的工作重心已经转移,他试图完成爱因斯坦在现代科学领域未完成的任务,企图在传统文化这个领域建立一个“统一场论”,因此,工作的重心从临床转到了理论的建立。所以,我从师以后更多得到的是理论上的熏陶,而临床上则感到比较欠缺。先师去世后,我在理论上仍努力不断在深入,而临床上,总觉得思路打不开,心里没有底,效果不稳定。有些时候听人说,刘力红真神,那么顽固的病,到他手里,几剂药就好啦,有些时候却听人议论,刘的理论还可以,临床却不怎么样。对这些情况我内心很清楚,特别对有些远道而来的病人,人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可我又未能解决问题时,心里特别感到困惑和难过。心里明白,我又到了一个坎上了,也许还要有师父的提携才能迈过去。前面我提到,为什么每到一处就急着打听有没有“高手”呢?其实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999年8月,我应美国波特兰国立自然疗法学院中医系主任付海呐教授之邀,前往云川交界之泸沽湖为该系的部分研究生及本科生作《伤寒论》讲座。付海呐是一位汉学家,为复旦大学的文学博士。学成回美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他去做教授,可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因缘,他迷恋上了中医,于是他放弃了哈佛大学教授的这个职务。大家应该知道,在哈佛这样一所大学谋到教授这个职位将意味着什么?可是付博士放弃了这个职位,而转过来学中医,教授不做,反而来做学生。这个经历对我们这些本来就学中医的人应该有所触动。我们许多人是被迫学中医,是在痛苦中学中医,而不是有幸能学中医,这个对比太鲜明了。我在泸沽湖给他们做了十多天的讲座,听讲的这帮人有双博士、有硕士、有本科生,还有几位根本没接触过中医的诗人、画家。开始几天只安排上午讲,下午他们自己安排,可三天下来,他们觉得光讲上午不过瘾,要求下午连续讲。十多天讲座结束了,每个人都依依不舍,都竖起大拇指称我是greatman。这些人的称赞使我又一次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也使我感到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上,只要方法恰当,是可以超越语言文化这个障碍的。

在这次讲座中,付博士的感受也非常深。出于感谢,他将他的学医经历告诉了我,并特别介绍了他的师父曾荣修老中医。曾荣修老中医不是科班出生,开始是自学中医,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特殊的机缘得以亲近成都名医田八味。大家听到田八味这个名字一定会感到很刺激,真像有些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武林高手。不过,田老师的确是一位医林高手,田老师临证善经方,用药不过八味,故此得名。田老之临证尤精脉诊,因为应诊者极多,日看三四百,故常无暇问病,而多以脉断之。有是脉则定是证,而用是方,临床疗效极佳。曾老从师田八味后,也渐渐体悟到脉法的重要,加之自己的实践琢磨,对《伤寒论》中许多方证的脉象也有了很独到的体会,临证往往也是有是脉用是方,疗效亦多高出同道。付博士的这番介绍令我兴奋不已,我搞伤寒虽然多年,在理论上已有一定的感受,但在经方的临床运用上,总觉还不自如。搞伤寒,却不能用伤寒方,那叫什么搞伤寒?我感到曾老的这些正是我当时最最需要的,于是我请求付博士,一定要将我引见给他的师父。就这样我们从泸沽湖回到成都之后,付博士就带我去见了他的老师。见面后我表达了这个拜师的请求,曾老是个直爽的人,也觉得与我投缘,加上有付海呐的引荐,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2000年11月,我把曾老接到广西,跟他抄了一个礼拜方。这一个礼拜的学习对我的帮助太大了,前面所讲的那个坎,被曾老这一带,就轻轻地迈过来了。使我再一次切身感受到要学好中医,师父的这个意义太重要了。雨路老师送我的那两个字,真正是他的肺腑之言。

经过上面这个从师过程,现在应用起经方来虽不能说得心应手,但比以往要自如多了,治病的把握亦与以往不同,从临床的疗效上看,也在稳步上升。前些天为一位同行看病,病的是左颧部位红肿痒痛,已经用过西药抗菌治疗,但效果欠佳。这么一个病摆在大家面前,你会怎么思考呢?又是红,又是肿,又是痒,一定是要清热,要解毒,要祛风,要止痒吧,过去我可能会是这样一个思路。当时我为这位病人号脉,脉浮取可见,但有涩象,不流利,这是一个什么病呢?这还是一个太阳病,是由于表病汗出不彻,阳气怫郁所致。《伤寒论》48条就专门讨论到这个问题,治疗的原则是“更发汗则愈”,于是我开了一个麻黄桂枝各半汤的原方,一剂药后红肿痛痒消大半,两剂药后平复如初。麻黄汤桂枝汤本来是治疗感冒的方,你为什么用来治疗我的左颧红肿呢?这位同道感到惊惑不已。的确,要是在过去,我顶多想到左颧属肝,红肿属热,应该用泻肝的方法。我可能会用龙胆泻肝汤,而不会想到用这个麻黄桂枝各半汤。我想我今天有这样一个进步,这样一个思路,与受曾老的指点是分不开的。这一摆又把师传的重要性摆出来了。为什么呢?这确实是由它这样一门学问的性质所决定的。这样一门特有的学问确实没有现代科学那样的通透性,特别是在技术的应用上,它不是通过中介来实现的,而必须靠我们这个主体自身去用功。所以,这样一门学问的教育过程,有些时候确确实实需要言传身教。大家想一想,这样一种言传身教,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本质上一对一的师父行不行呢?

中医既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二合一的学问,它的教育,它的传承就应该围绕这两方面来进行。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我们现今所采用的这套教育模式只能适应形而下的部分,那么,形而上的部分呢?这就要依靠真正意义上的师传,就要依靠师徒授受这样一种古代的模式。所以,中医的教育应该包括这两种形式。本来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恢复应是一个可喜的苗头,导师就有点像是师父。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这个制度已经流于一种形式。随着众多名老的谢世,中医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师”还会有吗?加之具有师传经验的导师相继退位,而代之以完全科班出身的。这批人少有师传的法脉,他们很难体会师传,亦不知道何以授徒。现在的研究生,不管是硕士这个层次,还是博士这个层次,管导师叫什么呢?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这应该不是偶然,应该事出有因。老板与师父怎么样都想不到一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