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有不传之秘吗？
闲暇偶读，看到有的医书中谈到中医治病的奥秘所在，有人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药量”。不传之秘果真在药量吗？我认为这个说法值得商榷。
我们知道，中医治疗疾病的关键之一在于辨证施治，要根据人体疾病的不同的表现，人体疾病发作的不同时间，人体的不同体质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才能起到良好的疗效。在治疗时，除了用药合适以外，还需要根据疾病的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药量。药量的多少也对治疗的效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中药的量和种类的应用都得在疾病这个基本前提下才能进行应用。
如在伤寒论中，有些药物的量的多少甚至可以决定一个方剂的名称，这就是说如果方中的某一种药的量增多或者减少的话，这个方剂的治疗作用就会有所不同了。如在《伤寒论》中，以治疗表虚症为主的“桂枝汤”，如果将其中的芍药量加倍，再加一味饴糖之后，就变成补虚止痛的“小建中汤”了。其主治也由“桂枝汤”的“头痛，发汗，汗出，恶风”变成了“小建中汤”的“虚劳里急，悸，衄，梦失精，四肢酸痛手足烦热……”。可见量的变化，可以决定药方的主治情况。在这里的药量的变化应用，是根据疾病的不同的症状来辨证决定的。有什么样的证候才能用什么样的药量，药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需要随疾病的不同表现变化。
用量加大，一个大虚的人就得用足够量的药来补虚，一个大热的人也得用寒凉的药恰当才能祛除实热，一个虚实寒热错杂的人还得根据其药物性能的基本原则来应用。
药量的应用也取决于每一个医生的胆略。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机械模式来治病，也不能单靠书本上说的药的量来衡量一个病人该用的量，因为每一个患者的具体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凭病人的体质及疾病情况，需要多少量就用多少。如果该用多时用得少，那么将会杯水车薪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从而延误病情；该用轻量时反而滥用药物以示自己“医术奇特”，这样甚至会适得其反。因为药物是有副作用，而使病人的身体承受到不应有负作用或者毒性。因此古代医家说用药如用兵，要根据疾病的情势来应用，很多药物，不能机械地依据某一种固定量，这也是中医学辨证施治的一个具体体现。
用药量多少的关键，在于如何掌握用药的组方含义。如果对药物的配伍和用量上的精巧之处不掌握，那根本谈不上懂得方义。如完带汤是名医傅青主治疗妇女白带过多的一则经典方。在该方中，用量就特别讲究，白术、山药各用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陈皮、荆芥、柴胡则份量更轻，仅仅用到半钱左右。这种药量的上差别是极大的。为什么呢？因为方义主要是想通过健脾利湿等以收到止带之功效。而其方义中，以补为主，但是重补中有轻散，寄消于升。有动有静，相反相成。此处的用量悬殊，正是达到这种作用的关键因素。
自古及今，医林中有不少用药独特的实例，其药量之大，之奇，远远超出常规。但这些奇特的用法仍然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辨证后才使用的。如____宁波名医范文甫先生以擅长使用猛药峻剂著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医之运用古方，如将之使用重兵，用药得当其效立见。”他辨证准确，用药果断，如用越婢汤治风水，麻黄常用到18克，治小儿麻疹闭证竟一次用到了24克；用急救回阳汤时附子常用45克之多，让人听到都会感觉吃惊。热性药物的这种用量在寒冷的北方尚且让人感觉药量不轻，而范先生行医的地方是江南热带地区，如此大剂应用麻黄、附子等热性药更属非常少见之举。
张锡纯先生是民国时期的中西医结合大家，他以善用石膏著称，有“张石膏”之美誉。他认为石膏系阳明实热之“圣药”，遇实热炽盛者，常常重用至四五两或七八两。顽症亦往往因他用药而豁然而愈。张锡纯善用石膏是从小剂量开始的。他初次重用石膏是从7岁儿子开始的：第一次用30g热稍退，加至60g热又再退，再加至90g病遂全愈，一昼夜间共用石膏180g。
民国年间的名医陆仲安先生则因为擅用黄芪著称，并且用量很大，每至8～10两，有“陆黄芪”之称，曾为孙中山及汪精卫治过病。1920年11月，胡适患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久治不愈，判为“无法挽救，速备后事。”胡适在当时是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并且主张反对中医。病重无奈，胡适才请来陆仲安诊治。陆诊断完毕以后说：“此事易耳，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处方中黄芪用至300g，党参用至180g，普通药壶装不下，只好用砂锅来煎，由于剂量之大，“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胡适语）。但胡适的病竟由此治愈，协和医院的专家会诊确认无疑。
有医家善用黄芪则较陆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河南南阳张翰，字骏声，光绪甲午举人，精通医术，袁世凯的兄长袁清泉有病，听到张的声名急迎来诊。开药不过四五味，而有黄芪2斤。袁世凯之子袁寒云怀疑是写错了，持方询问张氏。张举笔改为32两（老式计量单位是一斤等于十六两），仍然是二斤，袁寒云私改为半斤。次日复诊，张指出他们不信任自已而私改药量，起身就要离开，寒云道歉之后请他重新开方。张说：“不用换方了，就按前方服三贴痊愈矣。”服药完毕后，疾病果然也痊愈了。
晚清福建寿宁名医郭彭年，在一次用药中使用大量柴胡出人意料。光绪年间悬壶台江，有一举子温冠春，因日夜苦读而成鼻衄，有时出血能流一碗的量，时间很长才能停止，多方求医治疗能显效。请郭先生诊病后，先生给开一处方：柴胡250g，水煎当茶频饮。有的医生看了该方后吃惊地说：“柴胡性升发而动肝阴，怎能一下用半斤呢？”病人想反正别的方法都已经试过了，权服一剂再说。但是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服了这个药方后鼻衄立刻止住了。
吴佩衡，原云南中医学院院长，著名经方大家，擅用附子，有“吴附子”之称。其用大剂附子治疗垂危重症多例，令人惊心动魄，他在治疗一例小儿危症时，根据病情，使用附子的量竟然达到400g，且昼夜连进2剂，加起来一昼夜的量居然到了800克之巨！但效果出人意料，使患者起到死回生。
当然，用药独特不是用来炫耀神奇，也不是一味蛮干，必须胆识兼备。分析上述医案，用药者都是学验俱丰的医学名家，他们在辨证准确的前提下，方能胸有成竹，有胆有识。范文甫先生说过：“临证处方胆欲其大，而辨证审因，务须细心。”吴佩衡先生擅用大剂附子总结了辨识阴证的16字诀：身重恶寒，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善用石膏的张锡纯先生说：“世之不敢重用石膏者，何妨若愚之试验加多，以尽石膏之能力乎。”善用峻药亦从亲身尝试得来，首先“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张翰先生善用黄芪，也是因为：“虚弱老病，非黄芪不能补，理甚易明，惟分量须有把握耳。”
所以认证准确，胸有定见，才能放胆投用峻药，这就是在用药过程中所说的“艺高才能胆大”。中医用药的所谓“不传之秘”，并不是药物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于如何根据疾病的特点及药物的特性合理地辨证施治，药量无论大小，都是以此为前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