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公忱
清人赵翼有诗曰：
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此诗脍炙人口，200多年来传诵不衰。诗人在此极力提倡和鼓吹革新精神。李白、杜甫的诗篇，确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高峰，“光焰万丈长”。但如果人们长久地吟诵，就会觉得“不新鲜”。因为每个时代都应出现新的李杜。
文学如此，医学亦然。《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确实是伟大的经典之作，但若永远奉之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会使医学停滞不前。可喜的是，金元时期中医药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兴起了革新、争鸣的热潮。相继形成了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两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刘氏是四大家中的长者，首建河间学派，其革新精神影响广泛而深远。至今仍然可贵。
刘完素，字守真，自号通元(一作玄)处士，别号宗真子。金代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人，后人尊称刘河间。逝世后，其乡人为之建墓立祠。至今尚有遗迹。
刘氏对《内经》及前人其他医学成果的态度是比较科学、辩证的。一方面，他十分推崇《内经》，肯定先贤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反对师古泥经，主张独立思考。他指出：
“今详《内经·素问》，虽已校正、改误、音释，往往尚有失古圣之意者。愚俗闻之，未必不曰尔何人也，敢言古昔圣贤之非？嗟夫!圣人之所为，自然合规矩，无不中理者也。虽有贤哲而不得自然之理，亦岂能尽善而无失乎？”，“若专执旧本，以谓(为)往古圣贤之书而不可改易者，信则信矣，终未免泥于一隅”。“虽今之《经》与注皆有舛讹，比之旧者，则亦易为学矣。若非全元起本及王冰次注，则林亿之辈，未必知若是焉。后之知者，多因之也。今非圣贤之说者，仆且无能知之，盖因诸旧说而方入其门，耽玩既久，而粗见得失。然诸旧失而今有得者，非谓仆之明也。因诸旧说之所得，以意类推而得其真理，自见其伪，亦皆古先圣贤之道也”。
由此可知，刘氏对于前人的医学遗产，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完全否定，而是一分为二，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这一态度不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当今也是正确的。特别是他在崇圣尊经的思想氛围中，敢于指摘圣经之有误，实为有胆有识之论。这是进行医学革新的思想基础。
刘氏不仅能够大致一分为二地对待前人的医学遗产，而且十分注重把已有的医学理论与当时的临床实际结合起来，敢于并善于从实际出发，提出新见解，总结出一套独具特色的理、法、方、药。此乃其获得成功的奥秘所在。中医药学原本就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品格，脱离临床实际的医学理论和脱离医学理论的盲目临证，都是不可取的。但自《黄帝内经》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被圣经化之后，很多医家奉此二书为教条，不敢有丝毫异议，以致扼杀了其生命力。与此相反，有的医家则盲目临证，不究医理，多赖祖名，各承家技，依凭旧方，墨守成规，但求其末，不求其本。特别是北宋以来《局方》一书盛行，一些医家受其影响，滥用温热之药，当时人们亦喜暖而恶寒(药)。刘氏好友程道济对此深有体验。他曾患腰脚疼痛，所服汤药皆姜、附、硫黄等燥热之药，并艾灸中脘脐下数十壮。“询之当代名医，众口一词，皆曰肾部虚寒，非热药不能疗”。可见当时医界思想僵化，积重难返。其直接恶果就是，许多流行病患者因得不到合理治疗而死亡。刘氏目睹这样情况，十分痛心。他认为，此医家不懂医学经典、不明玄机大道所致。为消除时弊，他一是研究《内经》的五运六气学说，力图揭示疾病与季节推移、气候变化、天气转换的内在联系；二是总结、扩充《内经》的病机学说，将病机十九条进行归类、阐释，并弥补其不足，提出著名的“诸气化火”的观点，强调“亢乃害，承乃制”；三是结合当时的流行病，深入探讨《伤寒论》，认为伤寒为热病，治疗上反对滥用辛热之剂，主张使用并应善用寒凉药物，故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的开山鼻祖，从而打破了《内经》倡导的“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的传统观念和用药原则。他指出：
“是以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其大概，此之谓也。《经》所谓‘发表不远热，攻里不远寒’。余自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尊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炫，理在其中矣。故此一时彼一时，奈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动则属阳，静则属阴，内外皆扰，故不可峻用辛温大热之剂，纵获一效，其祸数作。岂晓辛凉之剂，以葱白盐豉大能开发郁结，不惟中病，令汗而愈，免致辛热之药攻表不中，其病转甚，发惊狂、衄血、斑出，皆属热药所致。故善用药者，须知寒凉之味，况兼应三才造化通塞之理也”。
刘氏在此概述了以寒凉发表的理由、优越性及滥用热药的危害。这是外感疾病论治方面的突破性进展。
对于刘氏的这一主张，后世毁誉参半。但从中医药学的发展来看，他是对《内经》、《伤寒论》表示不同看法的第一人，并首创学派，引发医学争鸣，从而把祖国医药学的学理、学风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尽管其主张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与其贡献相比，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