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中医学术界，关于对“体质”的研究有“人体体质学”与“中医体质学”的两种提法，这里包含着许多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其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强调“体质”在发病与治疗中的重要意义。因此，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将两者的称谓暂且合称为“医学体质学”。
东西方文化由于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差异，使中西医学在体系结构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医学重微观、重分析、重本质，中医学重宏观、重综合、重表现。但是可以这样说，两者呈现出的优势是互补的。集合中西医学的优势，是当前医学体质学研究者们的普遍做法。在中西结合医学理论的建设中，中医体质学的出现是还不多见的成功范例中的佼佼者。
中医体质学的提出，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其代表人物是匡调元和王琦（按照年龄大小排序），从他们的学术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出研究的两种趋向：研究内容上的“体质病理学”趋向和“体质生理学”趋向；研究方法上的“分析”趋向和“综合”趋向。
这两种趋向首先反映在各自对“体质”的概念性认识上。前者认为：人类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的基础上，在环境的影响下，在其生长、发育和衰老过程中形成的功能、结构与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这种特殊状态，往往决定着他的生理反应的特异性，对某些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所产生病变类型的倾向性。后者认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质反映在生命过程中的某些形态特征和生理特性方面，对自然、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方面，以及发病过程中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罹性和病理过程中疾病发展的倾向性等方面。
学术上的争鸣是一个学科诞生、发展、成熟的正常现象，是必经的过程，是件好事。笔者认为两种“趋向”的研究，是从不同的切入点进入到“人体体质研究”这同一个领域，殊途同归。诸多学者的学术成就，一定会让医学体质学具有中国独特的优势。
中医学对人体体质的关注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对中医学来说，医学体质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把分散在中医理论中关于“体质”的论述集合起来，让原来缺乏结构特征的理论系统化，并使之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学科，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增添一个新的元素。毫无疑问，这是对中医理论的一个推动和发展，属于理论创新的范畴。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乎是中国人做学问的一种定式，医学体质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笔者介入这个学说才刚刚开始，基本上还是个门外汉，正好以“旁观者清”的优势发表一点对该学说研究中几个关键性问题的看法。
对于一个新的学科而言，确立其概念是首当其冲的历史任务。通过广泛的学术讨论，对医学体质学的系列概念进行统一认识是非常必要的。概念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对名词术语的解释，而这个解释却决定着研究的目标和方向，这是一个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
一个概念的提出应该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而不是“易变”。例如，无论是“辨质论治”还是“辨体论治”的提法，如果不能从“辨证论治”中完全剥离时，它就失去了“稳定”的意义，常常要做很多的解释和说明来强调“出发点”、“思路”、“方法”的不同，这就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复杂化，甚至是混乱，而“简洁”永远是学术的追求。当然就这个例子而言，无论是“辨质论治”还是“辨体论治”的提法，如果能从“辨证论治”中完全剥离时，那自然就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了。
其次，医学体质学研究范畴的界定也是很重要的，它是处理好医学体质学与其它学科关系的前提。从文献调研的分析来看，医学体质学的研究范畴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界限，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体先天因素（遗传因素）的认识；二是对机体个性特征（包括群体和个体）的研究；三是对疾病发生床（基础）的分析。围绕三方面的所有研究实践与学术见解都是值得珍视的，因为这是医学体质学发展活力的表现。
再次，医学体质学要深入发展，处理好与其它医学学科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这里主要是指医学体质学与西方医学体质学的关系及医学体质学与中医基础理论的关系、与中医诊断学的关系，与中医临床基础学（辨证论治）的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的意义在于：让学习者对各学科内容有清晰的思路；让各个学科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内容可以有交叉，但不能完全重复；相互协作，共同发展。医学体质学不同于诸多学科的明显特征应该是它特殊的认识角度和不同的研究方法。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界通史》中文版序言中说：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该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笔者很同意这样的分析，希望医学体质学能在充分的学术争鸣中发展和成熟起来，为实现医学的个体化诊疗，重大和疑难疾病的预防，以及提高人类对自身健康应负责任的认识等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