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科学与伪科学之辩

时间
2008-12-02

近日我去了一趟四川,被当地报纸称之为去“打假”,其实不过是去做几场讲座。第一场因为要顺便签售新出的《科学成就健康》一书,是在成都的一家民营书店举行的。组织者事先问我是否愿意在讲座之后、签售之前与本地学者进行一番学术讨论,这当然没有问题。到成都后,看了当地报纸,才知道要来和我讨论的“学者”其实是几名曾在要求取消“伪科学”一词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所谓“民间科学家”,我称之为“科学妄想家”是也。不由失去了兴趣。我不觉得和这些人有对话的基础和讨论的必要,向来主张让其自生自灭。让他们好不容易有一个满足表现欲的机会,其实是不人道的。不过既然讨论的消息已经见报,我也不好变卦,只是希望组织者能够维持好秩序,不要轻信他们“君子之辩”的承诺,因为根据我的经验和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会让讨论会变成控诉、批判大会。

结果场面比我设想的还要混乱。由于现场没有话筒,变成了嗓门比赛,主持人想要控制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科学妄想家”有组织地来了六个人,其中有的还是当地大学的教师,其最重大的成果是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所以就上了台面。不过最出彩的是台下的一位,拿着一叠材料,气乎乎地质问我:“你说我在搞伪科学,你现在就给我指出来,我的论文哪一点错了?”我好奇地问他是谁,他不回答,只是一再质问我凭什么说他在搞伪科学。事后才知道此人在当地也算是上过报纸的名人,比推翻了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那位大学教师还伟大,是一位据称推翻了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发现了“万有斥力”的天才。

相比之下,代表他们出场的另一位大学教师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理智冷静的了。这位文科教授在解释为何要求取消“伪科学”一词时称,在汉语“伪”字很伤人,一个人一旦被人说成“伪”,这个人就彻底完了。“伪科学”一词不仅是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更是否定他人的人格。对不符合现在的科学的观点,说它是非科学、不科学就可以了,不要用“伪科学”一词伤人云云。

看来这位教授做人很厚道,他关心的不是一个理论的真伪,而是理论提出者的名誉,关心的不是公众的利益是否被伪科学损害,而是伪科学倡导者是否被言论所伤。对浪费了大量资金的“水变油”、“永动机”之类的骗局,难道我们还要体贴地不好意思称之为“非科学”?

非科学与伪科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科学之外的其他东西都可以称之为非科学,例如文学、艺术、宗教、迷信……它们是非科学,但是并不等于就是伪科学。只有在有人拿非科学的东西来冒充科学时,它才变成了伪科学。例如对中医理论,我并不首先说它是伪科学,而说它不科学、非科学。做为一个在人类发明科学之前就已经定型的理论体系,当然不可能是科学,否则科学诞生的年代岂不要再上溯上千年。当时不存在真科学,当然也就无所谓伪科学。但是,如果现在有人非要说中医是科学,那就不要怪被视为是伪科学。所以,让中医变成了伪科学的,恰恰是那些捍卫中医的科学性的人。

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明白,却连大学教授都没搞通,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更不要说其他人了。不久前我在一份全国性报纸上读到一篇宣扬有宗教信仰如何如何好的文章,作者以过来人的语气忏悔,却莫名其妙地把我拉来陪绑:“我年少时,是一个狂热的科学主义者,有着今日方舟子先生的禀性,对所有非科学的事物都抱有愤恨之情。”其意不过是想要暗示我的层次之低,也就是他年少时的水平。但是我自年少至今,都对文学艺术这类非科学的事物很感兴趣,何曾愤恨过?天底下非科学的事物多了,我愤恨得过来吗?甚至对伪科学的东西,我也不是一概愤恨的。只有那些出来招摇撞骗的伪科学,才值得去愤恨。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得其乐,也就由它去了。

这次的成都之行有个小插曲。在我的讲座开始之前,成都电视台来采访我,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怀疑杜甫草堂?”原来我很喜欢杜诗这一非科学事物,连带着杜甫生平这一非科学事物也很感兴趣,看过一些考证,知道成都“杜甫草堂”的所在位置不一定是准确的,与杜诗所记并不吻合。接机的记者问我是否计划去参观杜甫草堂时,我就顺口把这作为不打算去的理由提了出来。没想到我闲谈时的一句话上了报,还有电视台要来问个究竟。我赶忙澄清说,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而是学术界一直有此一说,而且我认为杜甫草堂的真实地点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并没有想要抹煞成都杜甫草堂公园的历史和文化价值的意思,做为诗圣的纪念地,它还是值得敬仰的。据说,当天晚上成都电视台报道我的活动时,只报道了我对杜甫草堂的看法,而且暗示我伤害了成都人民的感情。

学术问题一旦扯上了“感情”,就变得极为吓人,让胆小者为之噤声。中医之争、“伪科学”之争,也经常有人要来算民族感情账,其用意也是一样。能否超出感情,理性地验证是非真伪,是衡量学术态度的科学与否的一个基本标准。我伤了“民族感情”?你还伤了我的“科学感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