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针灸铜人与铜人针灸图经碑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着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
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不知其所终。
公元一一二八年，宋朝为金所败，两件铜人和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后来蒙古灭金，又从金人手中夺走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这以后在封建朝代的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件宋代针灸铜人都下落不明了。
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曾复制针灸铜人，放置于太医院中（此铜人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因岁月的侵蚀已漫漶不全。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修筑北京城垣时，宋代的针经刻石竟然被劈毁，充作了修城的石料，埋在明代城墙之下。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北京明代城墙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五方，经专家确认为宋代汴梁（开封）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的遗物。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北京朝阳门南雅宝路东口附近又发现一方残碑和一件仿木结构碑檐转角石雕。此残碑为青石质，呈长方形，高二百厘米，宽五十二厘米，厚二十六点七厘米。上部和下部边刻缠枝牡丹花边栏。自上而下残存刻书五栏，每栏之间隔以卷草花栏格。碑面阴刻楷书，字体工整清晰。栏内自右向左竖行刻文十九行，满行十三字，现残存七百八十四字。此刻石内容属《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都数”卷。在该刻石的左侧面上部有阴刻“西四”二字，即西面第四块石刻。这些宋代铜人针灸图经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文化-中医特色发明-针灸铜人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特点是治病不靠吃药，只是在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前一种称作针法，后一种称作灸法，统称"针灸疗法"。根据古代医学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的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在全国颁布。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
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北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模型，铜人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开创了应用铜人进行教学的先河，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和考试的工具，在医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