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症针灸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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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急症，在我国已有2000余年历史。在漫长的临证实践中，历代医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通过现代针灸工作者以及其他学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又有了新的提高和发展。认真地回顾我国急症针灸发展的历史。系统地整理有关文献，总结古人和今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包括教训），对于提高针灸防治急症的水平，促进针灸学科的发展，都当有所裨益。
秦汉 肇始奠基
从秦汉直至晋初，是我国针灸防治急症历史上的奠基时期，其总的特征是：
1．应用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症已经遍及内、外、妇、儿及五官各科，但病种还不多，分类亦欠精确。
2．治疗方法从纯用灸治逐步发展到毫针刺为主，兼用刺血、灸治、火针等法。张仲景确立的三阳宜针、三阴宜灸的原则，在当时有其积极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某些消极的影响，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灸法应用于急性热症。
3．配穴组方，经历了从经病取经（脉）到循经取穴，从单方到复方的过程。但这一时期的处方，还是以单方为主，复方亦不够严谨，辨证组方尚处于初级阶段。
4．针刺手法，除了提出补泻法外，开始注意到激发温热针感循行对疗效的影响。从总体看，补泻手法还较粗略简单，对气至针感的描述及认识仅是初步的。
5．开始提出急症针灸应掌握时机、及早防治的思想，在某些地方还体现了针灸并用或针药结合的观点。
晋唐 偏重灸疗
晋唐时期在急症灸法防治上取得较大进展，无论在病症种类，灸治方法及防治经验等方面都胜过先秦两汉。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进展，主要还是临床上的总结，这显然是由于这个时期以临床医学为主的特点所决定的。
除了火针获得一定发展外，针法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晋唐时期，这种偏重灸疗的风气，特别是王焘等主灸派贬针褒灸的偏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急症针灸学的进程。
宋代 针灸并倡
宋代在针灸治疗急症上的成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进一步探求急症灸治理法
宋代，灸法仍占主导地位，出现了我国第一部急症灸治专著《备急灸法》。当时的一些医著和针灸著作如窦材之《扁鹊心书》、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等，多记载有灸治急症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较晋唐有所发展。
1．重视理论探讨
灸治急症，晋唐时偏重临床，缺乏理论上的研究。宋代一些医家开始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窦材提出灸可扶阳保本说，他认为“医之治病用灸，如做饭需薪”（《扁鹊心书•卷上》），人以阳气为本，“阳气尽必死人”，灸治可资生阳气。所以主张“于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关、中脘”（《扁鹊心书•卷上》），以预防疾病；一旦出现伤寒、疽疮、中风、喉痹、小儿惊风、痘疹黑陷等急重之症，“若能早灸，自然阳气不绝，性命坚牢”。这就从理论上初步说明了灸法防急症的机理。由于窦材偏重从温补脾肾阳气角度论述灸法防治机理，后世有人称其为温补派的创始人。较其更早的许叔微，也探讨过灸壮肾阳的机理。这些见解，尽管还不够完善，但对灸法在急症中的应用有某种指导意义。
2．筛选适应病种
晋唐时期，灸治所涉病症面极广，及至宋代，通过临床反复观察，对适应病症逐步进行筛选，采取了较为科学的态度。如“将已试之方，编述成集”的《备急灸法》一书中，仅收录了二十二种急性病症。《针灸资生经》虽然收载了大量前人或他人的灸治医方，但作者王执中重点突出的是他本人或亲属的治验。从而对灸治的适应范围作出较为恰当的评价。
3．补充灸治方法
《针灸资生经》首先记载了天灸法治疗疟疾。许叔微创用隔巴豆、黄连灸法治疗伤寒结胸证，办法是将巴豆、黄连捣细，“用津唾和成膏，填入脐心。以艾灸其上，腹中有声，其病去矣，不拘壮数，病去为度”（《普济本事方•卷九》）。针对当时士大夫惧灸畏痛，窦材发明了“睡圣散”：“惟是膏梁之人，不能忍耐痛楚，当服睡圣散，即昏不知痛”（《扁鹊心书•卷上》）。此方还适用于不配合施治的急症患者，如“风狂妄语……先服睡圣散，灸巨阙七十壮”（《扁鹊心书•卷上》）。关于艾灸的壮数，《针灸资生经•第二》明确指出“皆视其病之轻重而用之，不可泥一说，而又不知其有一说也”。艾炷的大小，则应视年龄或部位的不同而异，“凡灸大人，艾炷须如莲子”，“若灸四肢及小儿，艾炷和苍耳子大；灸头面，艾炷如麦粒子大”（《扁鹊心书•卷上》）。以上这些，在认识上或实践上都是一大进步。
4．重视灸感流注
宋以前典籍，如《备急千金要方》等亦曾提到过灸治时宜激发灸感向病所循行，但记述甚为简略。这一现象引起宋代一些医家的浓厚兴趣。《备急灸法》所载之痈肿治疗一节中，对骑竹马灸法（此法首载于已佚之《卫济宝书〉，约撰于十二世纪初）的灸感流注现象作了生动细致的描绘：“其艾火即随流注，先至尾闾，其热如蒸，又透两外肾，俱觉蒸热，移时复流足涌泉穴，目下而上，渐渐周遍一身”。还在临床中进一步观察到，这种现象与疗效关系密切：“觉火气游走，周遍一身，蒸蒸而热，再视正疮孤肿，已消灭五六分矣”，认为“奇功异效，盖原于此”（《备急灸法》）。王执中更有切身感受：“它日心疼甚，急灸中管数壮，觉小腹两边有冷气自下而上，至灸处即散，此灸之功也”（《针灸资生经•第四》）。通过较深入的体察，进一步证实激发灸感传注是提高急症疗效的一种手段，这不仅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金元时期“气至病所”手法的产生也可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二)急症针治有所丰富
用针刺治疗急症，在宋代仍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尚未出现明显的进展，但随着针刺在急症临床上日益广泛使用，已经孕育着突破。
1．注重针刺技术
急症救治对针刺操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宋代一些针灸医家已看到这一点。有些穴位操作不当，可造成事故，用治急症须特别注意，如承泣穴“目眦赤痛，禁不宜针，针之令人目乌色”（《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所以，在临证时应不断提高针刺技术，以适应救治需要。如鸠尾穴，《备急千金要方》认为不宜灸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记载该穴可治心风、惊痫、发癫、喉痹等急症，但指出“此穴大难针，大好手方可此穴下针”。说明在针刺技术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经验。其次，在针刺补泻上也进一步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手法。如针攒竹穴，“针入一分，留三呼，泻三吸，徐徐而出针”（《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卷三》）。其中就包括了留针、徐疾、呼吸等手法。正是宋代在针刺技术上的实践，才促成了金元时期这方面的突破。
2．补充火针刺法
宋代火针应用于急症，在方法上有所增加。主要有两种，一为火针刺血法，即以火针加热后刺络出血，治疗卒足肿等症；一为火针散刺法，用火针在体表较大范围内反复叩刺，对急性腰痛有效。上述两法均见于《针灸资生经》。
总的说来，宋代在急症治疗上，针灸并倡，但灸法仍为主导，并在理论和临床等方面都有发展。针治急症开始再次得到重视，虽进展不大，然而为金元时代的突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金元 创新突破
金元时期无论在急症针法还是急症灸疗上，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定突破。其中，复式补泻手法的出现，促进了明代各种补泻手法的产生。随着针法的深入研究，特别是手法的广泛采用，使得急症疗效日益提高，治病范围不断扩大，针刺开始逐渐地位于其他诸法，特别是灸法之上。
明清 日臻成熟
明代是我国针灸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作为整个针灸学科组成部份的急症针灸也进入了日趋完善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救治范围空前扩大
明代，应用针灸治疗的急症种类大为增加。《神应经》所载针灸治疗的460余条症候中，急症约占三分之二。明朝著名针灸家杨继洲在总结前人与本人丰富临证经验基础上，立针灸治证89种，其中内科疾患42种，即含中风、中暑、哮喘、咳嗽、肺痈、泄泻、痢疾、癃闭、黄疸、呃逆、狂证、痫证、霍乱、血证、疟疾、心痛、胃脘病、伤寒、头痛、胸胁痛、腰痛、腹痛、发痧等急性病症；外科疾患11种，亦包括丹毒、痄腮、疔疮、痈疽、乳痈、破伤风等急症；妇科疾患11种，内有崩漏、难产、产后血晕、胎衣不下等急症；儿科疾患4种，包括小儿赤游风等；五官科21种，有目赤肿痛、耳聋气闭、乳蛾、舌肿、牙痛、咽喉肿痛等急症。以上这些，基本上已经概括了祖国医学中针灸治疗的急性病种。
(二)探索总结辨证施治规律
为了扩大病种，提高疗效，明代医家重视探索和总结急症针灸中的辨证施治规律，杨继洲和高武等医家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他们通过反复的实践，已摸索出以下几条：
1．辨证须精细
急症，一般主证多较明显，具体辨治时要求作深入细致的分析。首先须详析病因病机。如心胸痛：“心痛有九种，有虫、食痛者，有心痹冷痛者，有阴阳不升降者，有怒气冲心者，此症非一，推详其症治之”（《针灸大成•卷九》）。另如头痛，亦有“风、风热、痰湿、寒、真头痛”等的不同（《针灸聚英•卷二》）。其次，要细辨各种证型，同属哮喘，有“水哮”、“气哮”、“咸哮”之异。另外，还须兼顾其他各种因素，杨继洲曾强调指出，中暑之预后，与得病发病时间有关，“至八、九月方发。乃难治也；六、七月受病浅，风疾未盛，气血未竭，体气未衰，此为易冶”（《针灸大成•卷九》）。
2．施治应据症
急症病重多变，对治疗要求较高。关键一条，必须对症。《针灸聚英•卷二》提及，同一急性病症其症候表现不同，取穴亦不同，如痢疾一证，“白痢，大肠俞；赤，小肠俞”；刺灸之法也不同，如腹痛，“实痛宜刺泻之，……邪客经络，药不能及者，宜灸”；刺灸目的亦不同，如发热，“热病汗不出……（针）以导气；热无度不止，……血以泄热”。
3．操作重针法
这也是施治关键之一。急症急治，针法的熟练运用甚为重要。杨继洲曾对中风不省人事，针人中等穴不效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是“针力不到，补泻不明，气血错乱，或去针速，故不效也”（《针灸大成•卷九》）。
以上这些认识不仅较前人更为深入系统，而且对今天的临床，也有一定指导意义。
(三)急症针法已近完备
1．补泻手法丰富多采
明代为针刺手法研究的全盛时期。《金针赋》是一篇专门总结当时盛行的各类单复式手法的针灸歌赋。急症应用的手法，多为泻法，或以泻法为主兼用补法。如透天凉适用于“风痰壅盛、中风、喉风、癫狂、疟疾、单热等一切热症”，龙虎交腾法能“治损逆赤眼，痈肿初起”等（《针灸大成•卷四》）。
“气至病所”手法，得到了明代医家极大的重视。杨继洲反复强调：“有病道远者，必先使气直到病所”（《针灸大成•卷四》）。在窦汉卿《针经指南》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气至病所”与补泻融为一体。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手法。正确运用这种手法，可以提高急症救治疗效，一如《梓岐风谷飞经走气撮要金针赋》所言：“驱运气血，顷刻周流，上下通接，可使寒者暧而热者凉，痛者止而胀者消，若开渠之决水，立时见功，何倾危之不起哉”（《针灸聚英•卷四下》）。
2．时间针法推广应用
时间针法到明代有很大的发展。贡献最杰出的是徐凤。他在何苦愚《子午流注针经》以及其他医家经验的基础上，撰成了《徐氏子午流注逐日按时定穴歌》。这一歌赋，是应用子午流注纳甲法的重要依据，并使之得以在针灸界普遍推广。另一种子午流注针法，即以十二经脉与一日内十二时辰相配的纳子法，虽亦始于宋，为丁德用注释《难经》时首次提出，实际上也是直到明代才由高武加以发挥完善的。运用子午流注针法可以提高急症针灸疗效，这在上节已述。而明代医家在临证过程中，又进一步指出，子午流往针法应用于急症时必须依据病情灵活掌握，切忌呆板。正如李梴所云：“燕避戊己，蝠伏庚申，物性且然，况人身一小天地乎？故缓病必俟开阖，犹瘟疫必依运气；急病不拘开阖，犹杂病舍天时而从人之病也”（《医学入门•卷一 针法》）。杨继洲则更为具体地指出；“遇有急疾奈何……妻闭则针其夫，夫闭则针其妻；子闭针其母，母闭针其子”（《针灸大成•卷五》）。
另有灵龟八法与飞腾八法，均系以人体奇经八脉配合八卦、干支而构成的时间针法。虽源于窦汉卿之流注八穴，且经同时代的王国瑞发挥，但真正开始广泛应用于临床，亦是经徐凤加工、整理并编写成《奇经八脉周身交会歌》等多首歌诀之后。
(四)灸治理法趋于完善
灸法，在明代已不及针法应用之广。急症治疗中亦然如此。但是也有一定进展，且出现如《类经图翼》这样设专篇论灸治的书籍。
1．灸疗机理系统总结
关于灸治急症的作用机理，在明以前，历代虽各有不同程度认识，但多是零散的，不完整的。首先对灸治机理作较全面概括的是明代医家李梴，他指出：“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也；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就燥之义也”（《医学入门•卷二 灸法》）。而急症灸治机理，张景岳说得更为明确：“凡用灸者，所以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火力若到，功非浅鲜”（《类经图翼•卷十一》），假如“痈疽为患，无非血气壅滞，留结不行之所致，凡大结大滞者，最不易散，必欲散之，非籍火力不能速也”（《景岳全书•外科钤》）。
2．灸疗作用观察深化
灸疗对急症的防治作用，至明代又有更多认识。晋唐时期记载有艾灸预防瘴毒之类外感邪毒，明代医家则认识到灸亦可预防脏腑内伤所致的急性病症，当出现中风之候时，“便宜急灸足三里、绝骨四处各三壮”（《针灸大成•卷九》），其于萌芽。
其次，发现可根据灸后反应未识别病治深浅，如痈毒，灸后“先不痛而后觉痛者，其毒轻浅；先痛而后反不痛者，其毒深重”（《类经图翼•十一卷》）。还可据此了解预后好坏，如疔疮一症，“以蒜膏遍涂四周，只露毒顶，用艾著肉灸之，以爆为度，如不爆者难愈”（《类经图翼•卷十一》。
3．灸疗方法有所革新
明以前，主要采用着肤灸（直接灸）和隔物灸二法施治。明代出现艾卷灸。艾卷灸使用方便，热力可随时调节，施灸时间亦能任意控制，所以一直沿用至今。明代的艾卷灸多为配入一定药物的药条灸，称之为太乙神针、雷火神针等，常用于急症治疗。张景岳还记载了一位称孙道人的所创制的神仙薰照方，对痈毒中”毒邪炽盛，其势猛急而垂垂危者，则宜用薰照方，更胜于灸也”（《景岳全书•外科钤》）。所谓神仙薰照方。实际上也是一种药条灸。张景岳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此方的具体操作：先将药条“以真麻油润透，点灼疮上，须离疮半寸许，自红晕外圈周围徐徐照之，以渐将捻收入疮口上，所谓自外而内也。更须将捻猛向外提，以引毒气，此是手法。此药气从火头上出内透疮中，则毒随气散，自不内侵脏腑”（《景岳全书•外科钤 古方》），这种灸治手法的应用，有助于疗效进一步提高。在急症灸治的壮数上，张景岳也提出了新看法：“灸者必令火气直达毒处，不可拘定壮数”，如能“前后相催，其效尤速”（《类经图翼•卷十一》）。这里，已将“气至病所”和灸治壮数作了有机结合，无疑是“气至病所”法在灸治上的一种创新。
(五)急症医案较详细完整
针灸急症医案，最早为《史记》所载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但属史料。后世的《备急千金要方》、《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也有部份记述，然而往往以他人或前人医案为主，多系只字片语的传说。《针灸资生经》记载不少作者本人及其亲属的医案，有一定价值，但亦失之于简略。我国古代针灸医案记录较详涉及面较广者，当推杨继洲医案。杨氏医案载述其行医46年中所治针灸验案共27则，其中急症医案近20则。病种包括：痢、嗽血、痫狂、狂证、伤寒、咽喉急症、便血、两腿风以及当时诊断不明的危异之疾等。医案内容详细，辨证确切，组方严谨，讲究手法。故疗效显著。如熊可山一案，病人患痢兼吐血不止，身热咳嗽。绕脐一块痛至死，脉气将危绝。症候复杂，病情险重，众医都认为不治。杨继洲按急则治其标之意，抓住急中之急的腹中气块剧痛一症，“急针气海，更灸至五十壮而苏，其块即散，病即止。后治痢，痢愈，治嗽血，以次调理得痊”（《针灸大成•卷九》）。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针灸避忌问题。唐•孙思邈最早提出急病不必拘此。至明代，避忌之风愈演愈烈；各种禁忌，诸如“尻神禁忌”、“人神禁忌”之类到处盛行。对针灸学的发展起了某种阻碍作用。特别是急症，最重不失时机抢救，矛盾更为突出。当时，一些具有丰富学识和临床实践的针灸医家已对此持怀疑态度。高武认为“以上诸禁忌，惟四季所忌，似合《素问》，其余不知何时何人所起…。卒急何暇选择，此时人神、尻神亦悯病危而不祸乎？”（《针灸聚英•卷三》）所以，他尖锐地指出：“夫急难之际，命在须臾，必待吉日后治，已沦于鬼箓”。杨继洲亦曰：“若急病，人尻神亦不必避也”（《针灸大成•卷四》）。他还针对《标幽赋》的二句歌赋：“望不补而晦不泻，弦不夺而朔不济”，特别加以注解：“如暴急之疾，则不拘矣”（《针灸大成。卷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杨氏医案中还记录了二则不避禁忌的验案。如王会泉亚夫人案，病人患危异之疾，半月不饮食，目闭不开，六脉似有如无，病情严重。他认为“此疾非针不苏。……但人神所忌，如之何？若待吉日良时，则沦于鬼箓矣”，于是“即针内关二穴，目即开，而即能食米饮，徐以乳汁调理而愈”（《针灸大成•卷九》）。以上这些体现了明代医家在急症救治实践中尊重科学的精神。
清代，产生了不少针灸著作，包括《神灸经纶》这样的灸治专书，另有一些收集民间治疗方法的书籍，如赵学敏编的《串雅外编》等，都包含有相当多的急症针灸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多数书籍重在汇集前人文献，加之清朝后期道光帝明令禁止太医院设针灸科，导致整个针灸学科的衰落，使得急症针灸未能取得更多的成就。清代大致有以下两方面发展：
1．治疗范围有所扩大
温病学说到清代已经成熟，一些急性温热病症候逐步采用针灸治疗，并获得较好的效果。如瘟疫：“热入血室，发黄，身如烟薰，目如金色，口燥而热结，砭刺曲池出恶血，或用锋针刺肘中曲泽之大络，使邪毒随恶血出，极效”（《针灸逢源•卷五 瘟疫》）。
一些凶险重症，历代记载多属不治的，至清代，随着治疗方法的改进，逐渐使之成为可治。诸如疔疮走黄一症，“毒气内攻，走黄不住，疮必塌陷，按经寻之，有一芒刺直竖，乃是疔苗，急用针刺出恶血。即在刺处，用艾灸三壮，以宣余毒”（《针灸逢源•卷五》）。
2．刺灸之法有所发挥
首先在操作方法上有一定增补。急症灸治，在隔物灸方面，清代又增加了黄蜡灸、豆豉饼灸、蛴螬灸等，《串雅外编》还收编了民间的鸡子灸（即用鸡蛋白乘热覆盖于肿毒上，上用艾灸之）、碗灸等法。多用于治疗急性痈毒。另外，救治疯犬咬伤，还主张在咬伤处”急用大嘴砂酒壶一个，内盛干烧酒，烫极热，去酒以酒壶嘴向咬处，如拔火罐样，吸尽恶血为度，击破自落，上用艾炷灸之，永不再发”（《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急症刺法，《串雅外编》也收集了这方面的民间防治经验。如刺血治急痧将死，方法是“将口撑开，看其舌处有黑筋三股，男左女右，刺出紫血一点即愈。刺血忌用针，须用竹箸嵌碎瓷碗尖为妙”（《串雅外编•起死门》）。另有针挑治闷疹子（指麻疹不能透发）、喉痹等。
关于急症治疗次数与疗程，历代未明确指出。鉴于急症势如奔马闪电，清朝一些医家提出某些急重之候，要求治疗不可间断，甚至日可2次。如痈肿疮毒，须“针无间日，如或针间日则无效矣，……或一日再刺，以泻其毒”（《针灸集成•卷二》）。现代治疗急症，亦主张连续追截，重者日针2至3次，这对于扭转病势颇有临床意义。
另外，清朝医家强调审证取穴，正如吴亦鼎所云：“灸法亦与针并重，而其要在审穴，审得其穴，立可起死回生”（《神灸经纶•引言》）。
综上所述，我国的急症针灸证治，奠基于秦汉，经过晋唐宋大量临床、特别是灸治方面实践的丰富充实，金元在理法上的创新突破，至明清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理论和技术，与中医学的其他疗法一起，在同急性疾病斗争，保护古代劳动人民健康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代发展概况
从清末至民国。随着针灸学科本身的凋蔽，急症针灸几无进展。就收集到的资料看，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仅有针灸治疗疟疾（1923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934年）、婴幼儿破伤风（1935年）等少数病种的零星报道。所以，现代针灸防治急症工作，实际上是建国以后的事。从上一世纪50年代初开始，急症针灸的报道日渐增多，内容尚停留在一般的临床观察上，病例数亦较少。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不断产生的各种针灸变革之法，如电针、水针（穴位注射）、耳针以及头针等逐步应用于急症临床。针灸治疗的急症病种渐渐扩展至各临床学科，不少病症已积累相当数量的病例，有的并运用较大样本进行对照观察，少数病种还通过实验研究，进一步探求急症救治机理。70年代末至今的20余年，针灸防治急症更是进展重大，多方面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针灸疗法正在成为临床各科急症救治工作中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下面将近年来的进展特点作一简要介绍：
(一)救治范围向纵深拓展
经统计，适于针灸治疗的现代急症病种已超过百种。为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确认，并于1980年向世界各国推荐的43种针灸适应症中，急症竟占一半以上。针灸治疗的急症病种遍及内、外、儿、妇、皮肤、眼、口腔及耳鼻喉各科，无论昏迷、休克，还是重症传染病；无论是急腹症，还是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都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在救治范围方面，现代急症针灸的趋势是：从以往不能用针灸治疗的到可用针灸救治；从原来针灸只能作辅助治疗的上升到可作为主要疗法；从本来需要配合其他疗法的到单纯用针灸治疗。如急腹症，古代典籍仅记载灸治肠痈1项，50年代，针刺也主要用于治疗急性阑尾炎。近30余年来，通过大量病例的实践，已逐步发展到治疗胆囊炎、胆石病、急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穿孔、肠梗阻、胰腺炎、急性腹膜炎等多种急性病症及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急腹痛。其中，再以胆石病为例，西医一般采用手术疗法。建国初期，开始用中药排石；70年代，针灸只是中西医结合“总攻”排石的一个辅助措施；从八十年代开始，已可单独应用针灸（包括各种变革法）或以针灸为主排石了。与此同时，一些主要用针灸治疗慢性状态时的疾病，现在已被用于急性状态的救治。如高血压病，以往针灸仅仅用于平时降压，现已参与急进性高血压的抢救。近年不断报道针灸治疗哮喘持续状态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针灸疗法还在一些急危病症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如流行性出血热，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流行，死亡率较高的急性传染病，以往均依靠西医药物抢救，近年采用针灸之法与西医支持疗法配合，不仅能有效防止其转变，而且明显缩短疗程，提高了本病的愈显率。莱姆病是一种以蜱为媒介的急性螺旋体感染疾病，1985年我国才首次发现，九十年代即有电针治疗的报道。另外，属于沉渣泛起的急性淋病，发病率有逐年增高之势，针灸的作用也已爱到期关注。这些都进一步启示，针灸疗法不仅具有难以估量的潜力，而且表明针灸治疗急性病症正在跟踪现代疾病谱的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
(二)针灸预防急症富有成效
预防急症的发生或发展有重要临床意义。建国以后的50多年，针灸预防急症已在临床和实验研究上取得较大的成绩。工作做得最多和最早的有二类，一是用针灸预防某些急性传染病。早在50年代，有人在流感流行区的人群中，对818例健康者针一侧足三里进行预防，结果无1人发病。用针刺预防小儿脊髓灰质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腮腺炎以及麻疹等都获得了明显效果。二是发明于1958年的针剌防手术痛，即为举世瞩目的针剌麻醉。手术痛虽不是疾病，但可归为急性疼痛。经200余万例的严格观察，证明针剌镇痛的效果是确切的，这种作用的产生是有物质基础的。
按照针灸医学自身的特点，在其他各临床科也积极地进行了防病工作的探索。如内科，在继承古代灸防中风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关元百日灸预防中风；外科，用耳针预防输血、输液反应，针刺预防外科感染、术后腹胀；妇产科，应用针灸预防人流综合反应、产后出血、先兆流产、先兆早产等；五官科，采用刺血或穴位注射法预防流行性急性结膜炎，效果显著，日本尚有以电针预防复发性扁桃体炎的报道。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针灸还被用于预防癌症放化疗时所出现的各种毒性反应。
为了客观评价针灸的预防作用，一种是通过长期积累大量病例来证明效果确切，如针刺预防炎症，观察例数达七千余例，发现只要被预防者身体反应尚可，即可达到防病作用。另一种则是设立不同对照组进行观察。一般采取将针灸与其他预防方法进行对照观察。如通过比较，发现针刺预防流感的作用优于阿的平溶液喷鼻组而低于孟德尔氏液涂咽组。另外，对同1种急症，哪种刺激效果更好？有人分别观察了耳针、体针、不针灸对预防产后出血的影响，发现耳针最佳。
针灸防病机理的研究，也引起有关学者的浓厚兴趣，并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除了众所周知的针剌镇（防）痛取得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果外，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应用动物研究，探索针灸预防急症的机理（如休克等）也取得了颇有价值的结论。
(三)剌灸技术不断发展
表现在二个方面。
首先是对传统的剌灸之法通过不断的探索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现代急症的救治特点，提高急症的治疗效果。包括打破传统的取穴和手法的模式，创建新的方法。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早期针灸参与，对降低死亡率、减少后遗症有着重要的价值，天津的针灸工作者，不囿于“治痿独取阳明”之说，总结出以取阴经穴为主、阳经穴为辅的醒脑开窍法，明显提高了急性中风的救治效果。
其次是针灸变革方法日益增多。鉴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现代医学对针灸学科的渗透和影响，各类变革方法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这些变革方法往往结合了2种或2种以上疗法的长处，对开拓救治领域。提高救治疗效，都有促进作用。如电针，这种应用最早的针刺变革方法，其镇痛效果已为极大多数人所公认；水针（穴位注射）综合了机械刺激与化学药物两方面作用，在抗急性感染上有特殊的疗效。有些变革方法还能简化针刺手续，避免针刺意外，减轻病人痛苦。如穴位激光照射，具有无痛、无感染之弊以及较安全等特点。70年代开始应用于针灸临床后，对多种急症都有效果，最易为儿童患者接受。目前已证实，穴位激光照射对小儿哮喘、小儿急性扁桃体炎、小儿腹泻等，效果确切。另外，50年代兴起的耳针疗法，与上述变革法有所不同，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对40余种急症有效。
(四)科学验证疗效
进行大样本对照观察，是现代急症针灸确定疗效的主要手段，也是重要特点之一。近些年来特别重视开展对严重危害人体或最为常见的急性病症的疗效验证工作，诸如；心脑血管疾病、急腹症、急性细菌性痢疾、急性黄疸性肝炎、流行性出血热等等。其中一些病症已进行了数千例乃至上万例的观察。为了解针灸疗法在诸种疗法中所占有的位置，不少病症还作了与中西药物治疗的对照观察。如急性细菌性痢疾，通过与药物组对照，发现针刺组无论在临床症状（如里急后重、腹痛腹泻等）的平均消失时间上，还是在大便7天以内转阴率等方面，均较单纯用药物治疗为优。选择较可靠的客观指标，进行更深入的观察，也是急症针灸治疗中正在广泛开展的一项工作。如采用心功能检测观察冠心病心绞痛病人，中风患者进行针刺前后的脑血流图与血液流变学变化的比较……。这样就能科学地、严格地肯定其疗效。
(五)救治方案逐步规范
在大量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的基础上，一套独特的、系统而又完整的针灸治疗急症的方案正在逐渐形成。这对于总结、推广急症针灸以及稳定疗效都是十分有意义的。就目前看，虽还不够普遍，但在一些较重要的急性病症上已初具雏形了。一套完整的急症针灸方案，一般认为应包括：统一的选择标准和诊断标准（包括辨证标准），基本固定的配方（含相对稳定的加减法）、刺灸法（包括补泻手法等）、护理及辅助疗法。其中以判断是否为针灸的适应症为前提，加急性传染性肝炎，就规定以临床上确诊为急性黄疸型肝炎、病程在2周以内者作为病例选择标准。急症取穴上主张有效穴（多经反复验证）与辨证取穴相结合；手法上，宜适当增强刺激量或多留针；针刺次数每日l～2次，危重期内或急性痛症可每日3～4次；护理上亦要求细致观察，重者需坚持守侯等。当然，这一方案还只是十分粗略的。可喜的是，近年来急症针灸标准化方案工作正在得到重视，如中风急性期针刺手法的量学研究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在总结整理古今医家这方面的丰富实际的基础上，对目前针灸治疗有效的急症尝试着作一治疗方案的初步规范，或许有助于这一工作的深入。
(六)深入探讨机理
关于针灸治疗急症的机理，古人虽然作过一些探讨，并提出“调气”、“治神”等重要见解，但终究比较笼统。建国后，尤其是近三十余年，对此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的途径是借助现代技术的手段，通过实验研究，从生理学、生物化学、免疫学、微生物学、生物物理学等各个角度，进行分析、综合、探索。实验研究包括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截至目前，虽未获得最后的突破。但已显露出一些令人振奋的苗头。以针刺抗休克为例，通过实验性休克动物的观察，初步表明针刺的升压和抗休克作用可能主要是经由神经系统实现的。针刺的刺激可能属于1种非特异性的传入刺激，当直接作用于穴位的神经末梢或神经干后，信息由相应的传入神经上达脑干，经整合后再经传出神经到达效应器，从而产生抗休克效应。另外，抗休克作用可能还与体内的体液因素有关。当然，上述只是粗线条推测，离探明确切机理尚有一段距离。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机理研究中可以说比较普遍。
虽然，建国以来50年，急症针灸的临床和研究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还需要进一步发展，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如作为发展急症针灸的突破口之一的机理研究，尚待积蓄力量，进行本身的突破；作为现代急症针灸成熟标志之一的治疗方案规范化，亦有大量艰苦的工作。应该一提的是针灸治疗急症病种的开拓问确，我们认为必须重视发掘和发扬祖国医学的宝贵遗产。一些古代用之有效记载颇多的以灸法治疗毒、痈肿等，现代报道已属鲜见。特别是狂犬病，早在《内经》就有“犬所啮之处灸之三壮，即以犬伤病法灸之”的记述。之后，历代医著如《小品方》、《外台秘要》、《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等都有记载和发挥。但现代除《光明日报》在1982年有一通讯外，很少有关临床报道。我们深信只要针灸工作者和各学科（特别是临床学科）工作者紧密合作，坚持实践，开阔思路，多寻途径，那么，可以相信，一门独特崭新的医学新学科——现代急症针灸防治学将会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熟，并耸立于世界现代医学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