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回家吗？”句话是春节前使用频率最高的问候语。俗话说：“父母在，不远游。”春节将至，不少人开始张罗着订票回家，归心似箭已令过节的气氛骤然升温。然而，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春节回家并非是每外乡人唯一的选择。现代人对于回家过年有着迥异的感受，有的热切期盼，有的却充满恐惧或烦恼。都市“恐归族”的形成让中国传统民俗多了些别样意味。
春节“恐归”为哪般
如今与人谈论过年回家的味道真有些不同，记者留心周围人群发现，“恐归族”真不少。经过一番深入探访，“恐归”心态有以下情形。
繁文缛节不胜其烦。“过年访亲探友比上班还累！”家在河北的刘颖一提起春节回家就双眉紧皱。“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探访的任务让我把时间排得满满的，有时光吃一顿饭都要分成上下场。结果每次春节过完才发现，本来是回家陪父母的，可跟老爸老妈话都没说上几句。”记者问：“何必搞得这么累？”刘颖说：“亲戚朋友去了一家不去另一家，别人就会认为你瞧不上他了，会得罪人的。要不一家都不去，要不家家必去。”
衣锦还乡情结难改。中国人异乡闯荡总会有能够衣锦还乡的情结，这种情结往往会成为其奋斗的动力，可在还乡途上也会成为负担。陈良程来广东奋斗10年了，在单位奔了个处级，一家三口也过得富足。可他已有十年没回老家了，藏在他心中的一种不能言说的理由就是——“嫌自己官当得不够大、钱挣得不够多，所以怕承受不了乡亲们那种眼神。今年索性不回了！”
人生未定无颜省亲。一到春节，28岁的小李又犯愁了，因为还是不能给爸妈带回一个准儿媳，家人在遭受多次失望“打击”后，随之而来的是喋喋不休地轮番说教，甚至还会被强迫去相亲。看到自己儿时的伙伴们大多都为人父母了，小李心里多少也会感到有些失落。“想起这些烦心事，就不想回家了！”
派发红包囊中羞涩。对于经济实力不强的年轻人来说，最不愿回家的原因，恐怕就是口袋不够鼓。中国不同地区派发红包的风俗不同，有的是工作了的要给没工作的，有的是结婚了要给没结婚的。数目可以不等，可总不能“拿不出手”。周洋洋的老家在贵阳，按照当地的风俗，今年她参加工作了就要派红包给其他小孩。可她掐指一算，她至少得准备5000元的红包，“这简直是大出血啊！”
终日奔忙难得偷闲。李江南小两口这个春节准备躲到广西柳州度假，为了求个清静，特意避开旅游热线。搞销售工作的小李平时工作压力较大，与客户打交道的各种应酬较多。小李说：一年365天，好不容易熬到春节长假，何必为了回趟老家在“千金难求一票”的春运中找累受呢！
生活惯性不愿打乱。习惯了在大都市里的快节奏，一旦回到远在农村的故里，猛然间失去熟悉环境的心理寄托，总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家在陕西的孙真彬就有着这种强烈的感受，他告诉记者：“在广东生活时间长了，平时像刹不住车的跑车，对老家农村慢节奏的生活真有些不习惯，家乡同龄人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方式多少会让我有些意志薄弱。
“恐归”会背上情债
回家过年是中国传统的习俗，它不仅是亲情团聚与人际沟通，是父母的期盼。“恐归族”虽说获得了过年的自由，却要当心背上情债。
杨先生十分感慨地告诉记者，2005年春节，他夫人带着孩子出国旅游，直至大年初一自己才从繁忙的公务中松口气。百无聊赖中突然想起还是回老家看看母亲。于是从广州驱车三小时赶到阳江。可是一推门，母亲的孤独伴着心酸扑面而来：房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母亲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发呆。“让母亲孤孤单单地过春节实在是做儿女的不孝！”
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不能轻易地把“恐归”算做不孝。很多归乡过年者，由于空间发生变化，心里都不同程度地产生震荡。“恐归族”属于敏感人群，对外界变化反应敏锐而其适应能力偏差，对他们应给予足够的理解。老家的人们应当给身在异乡的“恐归族”足够的理解，不要让其过于为难，毕竟，过年不仅仅是为了团圆。
“恐归”回归到“盼归”
从盼归到恐归，随着社会变迁，中国人对待传统民俗的心态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其间有人们对传统最原始心态的保留，也有新新人类对于现实压力的抛弃。中山大学中文系叶春生教授认为：“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些心态刷新着中国人传统节日的年味。”
叶春生指出，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中国人的春节演变出丰富多彩的形式，而这又是催生“恐归一族”的重要社会条件。“试想，如果过年的方式只能回家，那么‘恐归族’又何能成为‘留守族’‘远游族’‘狂欢族’呢？”
广州大学民俗学家马洁针表示，春节团聚的主要目的是探访家人、相互交流、增进感情，形式并不重要，关键是实质性的内涵。如果条件不允许团聚，也可以通过电话、信件、留言等方式来实现愿望。
“其实，倒不是回家真有多么不开心，只是春节牵连了太多的繁文缛节和既定程序，让简简单单的回家过年凭空多了许多负累，身心俱疲让团聚的欢乐大打折扣。”广州石化公司的闵强说出了“恐归族”的心里话。
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传统民俗能舍弃一些礼节，多一些真心的团聚，“恐归族”将会由“恐归”回归到“盼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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