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脾的五味补泻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高士宗云：“苦为火味，故能燥也。”[3]
但若单言苦为火味，便以水火相克简单看待苦能燥湿，笔者觉得仍属牵强，我们试以临床实际用药验证之。祛湿药不外乎几类：苦温燥湿、清热燥湿、淡渗利湿、解表化湿、行气化湿。经过分析，上述大致可分为三类：1、苦味类：苦温燥湿、清热燥湿；2、甘淡味类：淡渗利湿；3、辛味类：解表化湿、行气化湿。而其中辛味类实际是通过辛味的发散，达到解表行气之功，化湿实为附属之作用，即起直接祛湿功效只有两类药。但很可惜，淡、涩在内经时代尚不属五味之列，故也无法言明淡味的功效。另外，原文不言利湿而言燥湿，故当用苦药无疑，诸如苍术、白术之苦温，黄连、苦参之苦寒，俱为后世用药之典范。
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吴昆云：“脾以温厚冲和为德，故欲缓，病则失其缓矣，宜食甘以缓之。”[6]再查张元素之缓用炙甘草，补用人参，泻用黄连。缓与补均为补脾之药，因而可知脾气健运即为缓，反之脾虚产生诸如纳呆、精神不振、体削形槁等就谓之不缓，此时若更加以苦寒之药，必会损伤中阳，脾虚更甚。
2.4肺的五味补泻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张景岳云：“肺主气，行治节之令，气病则上逆于肺，故宜急食苦以泄之。”[1]全元起云：“肺气上逆，是其气有余。按肺本下降，今上逆，是本不足而标有余。苦能宣泄以治标。”[2]此两注将肺之生理解释得甚详，又因经云“酸苦涌泄为阴”、“阴味出下窍”，故苦能降泄，食苦以降上逆之肺气。张元素在此补充的药是诃子，固然有其个人经验方面的原因，但按当今的观点看，诃子毕竟是泻肺不足而敛肺有余。换另外一例解释更为恰当，《金匮》治肺痈喘不得卧，用葶苈大枣泻肺汤，方中葶苈为君，为苦辛大寒之物，即宗“苦以泄之”之旨。
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补之，辛泻之。张景岳云：“肺应秋，气主收敛，故宜食酸以收之。肺气宜聚不宜散，故酸收为补，辛散为泻。”[1]此处张氏收肺用的是白芍，再联系前文泻肝同样是用白芍。一物二用，颇考心思。以笔者愚见，是否当“木火刑金”即肝火犯肺证时，使用白芍尤为适宜？另外，张景岳注释所提“肺气宜聚不宜散”的理论给临床用药以莫大启示。因肺为娇脏，不忍峻攻，尤是体质素虚，肺气不足的患者，在治病同时应注重勿伤肺气，固护卫气，以使气顺流通为念。
但笔者注意到，临床上肺气不固者固然有，但肺气闭郁，聚过于散之病更多。譬如外感之闭肺证，出现喘而胸满，面赤怫郁，无汗发热而恶寒等症状，岂不都是皮毛外闭，肺气不得宣散之征吗？太阳伤寒首方——麻黄汤，方中主药麻黄，味辛麻，故能发汗解表，宣肺平喘，李时珍称之为：“肺经专药，治肺病多用之”。
然而同为肺之实证，何故一用苦泄，一用辛泻？苦之如葶苈之流，借其降泄之力，专泄肺中水饮及痰火等实邪，使其从小便而出；辛之如麻黄之属，则是凭其宣散之功，达驱散表邪，开通肺郁的目的，化之为汗而解，这便是两者的区别。
2.5肾的五味补泻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吴昆云：“肾者水藏，喜润而恶燥，若燥则失润泽之体，而苦之矣”[6]但辛为发散，何以能润？高士宗解释：“辛能开腠理，致在内之津液而通气于外，在下之津液而通气于上，故能润也。”[3]此注真令人耳目一新。因为果是水亏肾燥，后世多用甘润育阴之法，皆遵“辛能发散”而将辛药束之高阁，更不闻“辛以润之”之法。历代医家的诸多方论、药解故然也有以“辛以润肾”为论点的，但至今仍难以达成共识。以笔者之愚见，何必大费周章，仲景的肾气丸便是“辛以润肾”的明证。方中附桂二味，虽分量仅占全方的十分之一，但却在方中发挥着不可思议的重要作用。此二味为辛润之物，能引六味直入肾经，调补肾燥；又能驱除阴霾，生化肾气，使小便通利，气化正常。综合全方之力，实能阴阳并调，为补肾第一方。
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用苦补之，咸泻之。吴昆云：“肾以寒水为象，坚劲为德也。病则失其坚矣，宜食苦以坚之，盖苦物玄寒，以滋肾也。苦能坚之，故为补，咸能软坚，故谓泻。”[6]再查张元素原文，坚用地黄，补用黄柏。其大意便了解了，所谓“坚”，即泻火存阴，火退阴足，使阴阳平衡，则肾自坚。
但肾为人体元阴元阳之藏所，《内经》只言其水亏火炎的一面，尚有阳虚阴盛的一面，若亦循“苦以坚之”就未免过于生搬硬套了。
3小结
五脏五味理论是正确阐释中药归经理论的源头之一，对指导临床灵活遣药制方有着深远的意义。本文试图将张元素的一家之说加以扩展，转变为临床用药的普遍规律。但同时笔者必须承认，中医药学发展到今天,仅凭五味来准确定位药物作用及用于临床是不符合实际的。纵观古今中药文献，毕竟药味相同的药物，其功效应用并不一定相同，有的甚至差异极大。而功效一致的药物，又可能标不同的药味，变化莫测。因此，我们学习应以掌握理论的实质为目的，临床仍因坚持辨证论治为第一要务，而不囿于五脏苦欲而施补泻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