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新安医学在中国医学史、中医学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加以评述。新安医家将儒、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文化。新安儒医及其众多著作对中医学、徽州域外医学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安医学是祖国医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史料考证、统计，自宋代至新中国建立前，“徽州府”卓然成家者820人，其中421人撰集汇编医籍约730种。医家之众，医籍之多，“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1］大量的专家、学者通过近20年来对新安医学发掘、研究、整理、发表的文献资料，证明了她在中国医学史、中医学说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故有学者称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硅谷”，［2］这是对新安医学历史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新安医学又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学的繁荣有明显的地域特色，离不开徽州文化。新安医学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其发展、兴盛又拓展了徽州文化的内涵，弘扬了徽州文化。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是世所瞩目的，其影响是巨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安医学的历史地位
新安医学在中医药学领域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中医学术发展的理论及临床诸科方面都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大量的医家不仅被徽州地方志及所迁徙、客寓之处的地方志所载，而且有的医家被史书所载，如《明史·方技传》称：祁门汪机等四人，“皆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新安医籍多被重要的医籍文献工具书著录，如《中国医籍考》收辑医籍三千数百种，其中新安医家63人达到139种。［3］新安医家受徽州文化、学术影响。将儒学、《周易》等学说援入医学，既发展了医学，又丰富了徽州文化。
1．发展中医学。从已发掘、整理出的有关新安医学方面的资料与中医学史比照研究，不难看出，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发展史的诸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甚至有些是开创性或领先的。
在医学史价值方面：南宋歙县张杲将文献所记的历代名医生平、著述、医案汇为《医说》，对保存和传播古代医籍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张氏之前虽有唐代甘伯宗的《名医传》，但原书已佚，故《医说》可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专著。明代歙县江于1549年编成的《名医类案》，上采扁鹊、仓公、华佗，下迄元、明代诸名医经验，是我国第一部辑录历代医案之专著。明代歙县吴昆将古方700余首进行考订，而为《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注解医方之专著。祁门徐春甫于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在京联系名医46人，成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清初休宁程邦贤之妻蒋氏(歙县人)施行新生儿先天性肛门闭锁术，早于详细记载此种手术的《简明医彀》。清代歙县程文囿1826年著《医述》，采集诸书之众，分类之明，实用之切，出处之确，为医界所崇，可视为开节录诸医论先河之巨著。［4］
在中医学术发展的地位上，自汉代末年《内经》等中医经典著作相继问世，中医理论体系即基本建立。金元时期刘完素、李杲、张从正、朱震亨分别发挥《内经》等学说，被后世称为“四大家”，形成中医界重要的流派。清代新安迁徙至苏州的叶桂继承发展了刘完素的寒凉学说，总结发展而成为温病学派的中坚，又称“叶派”。清代歙县张节、婺源余国又发展了刘完素的“伤燥说”，补充了燥邪的临床辨治。明清时期祁门汪机、休宁孙一奎、歙县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继承李杲脾胃学说及朱震亨的滋阴特点，汇通为温补培元流派。明代祁门王继承发展了张从正攻下治疾的特色，于隆庆年间为御医时深受皇家好评。明清时汪机、歙县程充、方广曾对朱震亨著作作过整理、编纂，而为《推求师意》、《丹溪心法》、《丹溪心法附余》等，这些著作是研究朱震亨学说的重要参考书。明代歙县方有执晚年著成《伤寒论条辨》，倡“错简”，言“重订”，对《伤寒论》作了创新编次，伤寒学派始有流派之争。清代歙县吴澄于1739年著成《不居集》50卷，率先在虚损病中倡言外损，并首先提出治虚损宜“理脾阴”，属中医脾胃学说中《内经》强调脾胃的作用、李杲重视脾阳、吴氏补充脾阴的三个里程碑之一。汪机首倡温病不仅由伏邪引起，新感亦可致病；又倡外科病常本于内因而从内治。清代歙县程钟龄《医学心悟》首先提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为辨证之法，发展为后世中医规范辨证的“八纲”说。［5］清代歙县郑村“南园喉科”郑梅涧及其子郑枢扶发挥白喉病因病机属阴虚肺热，创“养阴清肺汤”治白喉，撰写了第一部喉科专著《重楼玉钥》，矫正了时医治白喉非辛温发散即苦寒降泻之弊，为医界所称道。
据黄山市“新安医学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资料，现行的中医院校统编的13门重点教材里，计引新安医家数34人次，占12．3%；引新安医籍6部，占19．3%；引用新安医家医籍中的医论543条次，占9%；引用新安医家所创方剂215首次，占14%。可见新安医学在中医史及中医学术中的重要地位。
2．弘扬徽文化。新安医家是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儒医群体，他们儒而兼医或亦儒亦医、医而好儒，有着浓厚的文化品味，新安医家既深受中国传统尤其是徽州文化的影响，又弘扬了徽文化。
新安医家喜好藏书几成习惯，不仅藏医书，经史子集都藏，明代歙县程云鹏家藏书有1790余卷，并昼诵夜思。清代歙县吴勉学、程文囿及绩溪胡澍等都是嗜书如命的藏书家。
为了传播医学著作，新安医家重视刻书，吴勉学家设木刻园，将47种重要医书刊印，以《古今医统正脉全书》行世。明末休宁程林将诊金收入作为刊书之资。仅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2200种左右的医籍中徽版医书达270种。［6］
新安医家擅长著书以总结经验，发展学术。清代歙县汪必昌以著述为最大乐趣。明代祁门徐春甫编著《古今医统大全》200卷，约250万字，无间寒暑凡30年。据统计：宋至清代，新安医家共撰辑医书约700种，医学文献成为徽州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家著述受新安理学影响很大，在学术上能援朱熹理学的“理在气中”及《周易》阴阳太极等说以发挥中医的理论，如孙一奎用太极之说阐发“命门”，倡“不读《易》不能为太医”说。新安朴学的治学方法对医家、医学的影响也很大，有些朴学家如江有诰、俞正燮等重视《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的考证，从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研究、发挥。不少医家在研究医籍、撰写医籍时都注意“小学”的运用，如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重视音训，运用汉学考据之法，摘录《素问》中难解的字词、文句30余条作了考训。经学家汪宗沂旁通医学，能为人治疾，撰《杂病论辑逸》，对历代伤寒之说作了考证，校正、注释《伤寒论》条文多处。据笔者统计：理学、经学、汉学、朴学家有医学著作问世，或医家在理学、朴学方面造诣较高并援理、朴入医者如：王炎、孙一奎、吴洋、何介、程汝惠、张遂辰、吴日慎、程履新、汪绂、王桂元、李承超、俞塞、詹承恩、吴澄、黄士迪、戴震、王廷桂、余显廷、胡大、汪南春、俞正燮、程南、胡澍、黄义昭、余殿英、江有诰、汪宗沂等。以上学者，受地域学术的影响，发展医学，并为弘扬徽州文化作出突出贡献，使新安医家在中医文化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由儒而研医、通医者，诗文书画著作自不待说，新安医家中很多专业医生毕生爱好书画诗文，其造诣亦非常人可及。程文囿有诗抄2卷；程充与族人组成诗社，著《管天诗稿》；清代歙县郑沛兼工篆书刻印，承黄山印派之风，得徽派正传，镌有《十琴轩黄山印册》。据笔者统计：工诗文的医家还有郑承洛、胡庆龙、黄文达、江庭镛、李敏、吴楚等百余人，善书画的有汪南春、程林、巴堂谊等近60人。清代歙县程芝田书法“米南宫”，又善指墨画。传世的医案著作如《生生子医案》、《杏轩医案》等，每一案都称得上佳文杰作。民国时期间悬壶上海的歙县王仲奇，不仅脉案精采、处方巧妙，而且处方本身就是一份书法艺术作品。新安医家深厚的儒学功底，令人叹为观止。
新安医家继承了儒家的好学之德，游历以求师，或交友结社以研讨，或办学集中以传授，为中医教育作出了贡献。
新安医家受儒学、理学的影响，乐善好施，重义轻利。清代歙县张思敬曾创药局以接济贫苦病人，并出资掘井。明代休宁汪副护捐资筑亭，余正宗变卖家产创办讲院。明代歙县张守仁常赠方送药于病人，并留饭馈金。清代婺源张明征路遇久痢衰弱病人，遂令仆背回家中，调治月余而愈，赠路费资助病人返家，且不留病者姓名，以绝图报，邑人赞曰：“视天下犹一家，救路人如骨肉”。清代歙县郑宏纲有一图章镌刻：“一腔浑是活人心”，每盖在处方笺起首处以自勉。［7］新安医家很好地发挥了取义轻利的美德。
新安医学的影响
明清时期庞大的、高水平的新安儒医群体及他们撰集的众多医籍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对中医学的影响及对新安域外医学的影响。
1．对中医学的影响。新安医家重视医学教育与普及。除师带徒、家族链传承外，还创办“一体堂宅仁医会”，或于“乌聊山馆”等学馆讨论医学，兴“槎溪会课”，集中教授医学，及文学结社时，好医研医者兼论医学等形式推广医学、发展医学，这在全国范围内是独特的，故《中国医学史》(中医高等院校统编教材)及地方志中均有记载。新安医家编著的普及读物对医学的推广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汪昂的《本草备要》、《汤头歌诀》等既是中医入门书又是必须记诵的专业书。程国彭的《医学心悟》对中医理论体系作了精选、精述，既突出重点又切合实用，故多次再版，影响很大。其书中所述八纲辨证、治病八法及所创方剂，已成为中医体系的规范内容及被选入中医专业的教科书内容。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吴谦受政府之令主纂《医宗金鉴》，于1742年告竣，1749年起清“太医院”便规定此书为医学生的教科书。［8］
新安医家注释的医学经典著作成为学习、教授、研究中医经典较好的注本，其中影响较大者如吴昆的《素问吴注》，汪机的《读素问钞》，汪昂的《素问灵枢类纂约注》，罗美的《内经博议》，程梁的《引经证医》，江之兰的《医津一筏》，程知的《医经理解》，胡澍的《黄帝内经素问校义》，方有执的《伤寒论条辨》等。
新安医家不仅力求继承，而且敢于创新，在中医学术上有所突破。孙一奎倡命门为“肾间动气，非水非火，犹人身之太极”说，影响很大，后世多宗之。孙氏所创温补下元治法、汤剂，给其他医生以影响，故孙氏称：“歙友每仿予用温补下元之法。”［9］方有执、程应旄、郑重光等主《伤寒论》“错简重订”说，开《伤寒论》流派争鸣之先河，后世唱和者、反对者不断，又形成新的流派。吴澄主“理脾阴”说，既补充了脾胃学说的内容，又对温病学派养阴保津学说产生影响。吴亦鼎撰《神灸经纶》，为我国第一部论灸专著，其重灸轻针，纠正了世俗轻灸重针的观点，又补充了灸法的内容，后世针灸家多服膺其说。汪宏的《望诊遵经》系统总结了历代望诊的文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容详实的望诊专著，使望诊逐渐走向规范化。歙县郑村的南园喉科郑梅涧、郑枢扶治白喉施以创新的“养阴清肺”汤、法，纠正时弊，提高了白喉的治愈率，成为喉科重要流派之一，郑氏所创方剂也被临床广泛选用。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桂创卫气营血辨治温病说等，后世不断补充，逐渐形成了羽翼《伤寒论》辨治外感病的温病学派。
新安医学对中医理论、临床的影响已如上述，其对中医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新安医家重视中医文献的研究，他们校注、汇辑、类编医籍的方法，给当今中医文献研究人员以启迪。在中医学术研究方面，如新安温补培元医家所创的方剂，《神灸经纶》所载的热病用灸法，汪宏《望诊遵经》中望诊的内容，郑氏喉科“养阴清肺汤”及经验方等，已被科研人员选择为科研课题进行研究或作市场开发。随着对新安医学的不断发掘和深入研究，其对医学的影响将进一步得到证实和显现出来。
2．对徽州域外医学的影响。新安医家为了生计，亦伴随着做官、经商的人流而客寓、迁徙外地。正如道光二十三年高学文为汪春溥所著《伤寒经晰疑正误》作序时称：“余游江、浙、闽、粤已二十余年，遂闻天下名医出新安”，外出的新安医家能很快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行医、传播学术，造成一定影响。有的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或再版，对国外的医学造成影响。现择其要者，简述之。
新安医家外出行医范围与徽人入仕地、徽商经营地有密切的关系，“无徽不成镇”，故新安医家的足迹所涉十分广泛，如扬州、北京、南京、杭州、苏州、湖州、武汉、芜湖、慈溪、景德镇、上海、宜兴、淳化等地均是新安医家迁徙、客寓较多之处。清代中叶迁徙到苏州的叶姓医学世家中叶桂倡卫气营血辨治温病学说，叶的弟子有吴县顾景文、华岫云等，顾、华氏再传叶氏学说，世称“叶派”，叶氏学说创新、规范了江南多发的温热病的辨治，不仅对苏州医学产生影响，而且带动了中医学体系的发展。明清时期扬州是徽商的集中地，扬州的经济、文化辉煌与徽州人的贡献分不开。在明末清初扬州徽商最富有的时候，程应旄、吴楚、程从周、郑重光等新安名医先后客寓扬州，他们为人治病，著书，刻书，结社研医，开药铺，乐善好施。程应旄“曾寓扬州行医。明末甲申(1644年)之变，扬州决战十日，居民濒于绝迹。战后，医界首返扬州，乃程应旄先生”。［10］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扬州医界习用寒凉药并成为时弊。程从周称“目击阴症似阳，误服寒凉而殁者不可屡指”，“余乃常用温中之法而活人多矣”。［11］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医家的温补学说及治法方药，纠正了扬州医界的时弊，故扬州某医“令子青选为予(郑重光)门人”。［12］另据吴楚《医验录·初集·下卷》载：“扬州人家，一医治病，又换一医调理，以病愈之后，只当轻轻调理，不当复用治病时之峻剂也”，故有的病就治不彻底。又载：“淮扬一带医人治伤寒，……只叫病人饿，其中饿死者不知若干。”于是吴楚即时施以治病之药或嘱病人进温粥以养胃［13］等，用实际疗效纠正了扬州民间的俗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新安医家在其他地域的医学活动及影响，尚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
新安医学在国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安医籍被国外医籍引用、再版及医家学说对当时当地研习医学风气的影响两方面。据龚维义［14］、项长生［15］考证并撰文介绍：计有30余种新安医籍东传日本、朝鲜。朝鲜于1586年刊行了《医方考》(国内1584年刊行)等，许浚等编《东医宝鉴》时引用了《丹溪心法附余》等，康命吉编《济众新编》时引用了新安医籍《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等，朝鲜的《乡药集成方》及《医方类聚》均引入了王国瑞《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的“玉龙歌”一篇。日本刊行的新安医籍有《医方考》(刊行2次)、《素问昊注》、《名医类案》(刊行2次)、《石山医案》、《本草备要》、《古今医统大全》、《赤水玄珠》、《丹溪心法附余》、《伤寒论后条辨》等。日本医生道三编撰《启迪集》时，引用了《丹溪心法》，玄医撰《医方问余》时引用了《古今医统大全》等。
不仅新安医籍东传被翻刻、引用，而且医籍的学术被当地医生接受，并不断推广，对日本、朝鲜医学产生了影响。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倡“错简重订”说，发展“三纲鼎立”说，此说被清初三大名医之一的江西喻昌所接受，喻昌在撰《尚论篇》时大量引用，完善了方氏著作的内容。《尚论篇》及继承方氏学术的程应旄的《伤寒论后条辨》先后东传日本，被江户时期的名古屋医生玄医接受，玄医便大力推广方、喻、程氏之说，冲击当时日本医界流行的“丹溪学社”等时方派，于是古方派(或称经方派)兴起，逐渐盛行，至今经方派在日本仍为“汉方”医的主流派，可见方氏“错简重订”说对日本“汉方”医的发展方向影响之大。据日本《皇国医事大年表》记载，日本之人痘术源于我国清代商贾李仁山传入，李曾著《种痘术》(日译名《李仁山种痘和解》)，但流传不广，未被广泛采用。《医宗金鉴》(1742年刊行)1752年传入日本，日本医生将《医宗金鉴》内《种痘心法要诀》精选，以《种痘心法》刊行，1795年日本藩医绪方春朔在认真研究《种痘心法》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曾用鼻干苗法预防天花的经验，撰成《种痘必顺辨》，日本藩候医多从其学，于是人痘法渐广行，［14］可以看出，日本人痘法的推广，还受到《医宗金鉴》的影响。
新安医籍流传广，影响大，《医方考》于1584年在国内首刊，1586年就在朝鲜刊行。人痘术在国内始于安徽太平府，太平府包括太平县、旌德县、泾县、宁国县一带，与新安接壤，而日本的人痘术由商贾李仁山传入，新安商业发达，李仁山何处人?与新安商人有无交往?最早的人痘术外传与新安商业、文化交流是否有关?这一系列问题，也同新安医学的若干问题一样，需要进一步发掘、研究后才能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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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中医学院(合肥，230038)张玉才 万四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