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朴学家《素问》校诂研究(一)
摘要：本文以皖派朴学家对《素问》的校诂为研究对象，重点介绍了《素问》校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胡澍、俞樾、孙诒让，于鬯及其生平著述，探讨了《素问》校诂派的学术渊源。
回顾宋代至明清时期研究《内经》的学者，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校勘训诂家类(简称“校诂派”)和医学注释家类(简称“注释派”)。前者以段玉裁、胡澍、俞樾、孙诒让、于鬯等皖派朴学家为核心力量，治学风格偏于文理的考证；后者以吴昆、张介宾、马莳、张志聪等医学大家为主要代表，治学风格偏于医理的解释。《内经》研究史上为什么会出现“校诂派”与“注释派”两种不同的治学风格倾向，这与中国古代的大学术背景是密切相关的。纵观中国古代学术发展轨迹，贯穿其中的是经学的演变历程。从汉代的“古、今文经学”派之争，到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清代朴学，再到清末的“理学经世”，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有人总结：“我国的经学，从它的历史发展而言，只具两大变化，这就是汉学与宋学。汉学长于训诂，宋学长于义理。长于训诂者，常常注重经典字义的正确解释，对经典施以客观的理解；长于义理者，却是在注意经典字义的同时，更多地注重从文章整体上把握圣贤的精神，将经典加以主观的(哲学化的)理解。”［1］医学“注释派”擅长医理阐释，医学“校诂派”擅长校勘训诂，正与汉宋两家之特色一脉相承，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
对医学校诂派的全面系统研究，这是一个语言文字学与医学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至今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以皖派小学家对《素问》的校诂内容为研究对象，对这一交叉学科领域作初步的探索。追溯《素问》校诂派的学术渊源，乾嘉朴学鼎盛时期，皖派朴学的考据对象已从儒家经书扩展到医学、农学、历算等科技典籍，向医学文献的渗透，很自然地形成了一条皖派朴学医学考证流派体系，内容涉及医学诸多方面，《素问》校诂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当小学家们涉足医学文献时，最积极的意义是将小学方法引进了医学领域，为进一步建立系统严谨的医学专业训诂方法奠定了良好基础。下面重点介绍皖派朴学《素问》校诂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生平著述。
胡澍与《素问校义》［2］
胡澍，字甫，又字甘伯，号石生，绩溪县城北人。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卒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官宦世家，为著名皖派朴学代表“绩溪胡氏祖孙”三人之一。其族祖父胡培，字竹村，嘉庆己卯进士，“为学渊源于先世，故于《礼经》独深。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一循家法。”［3］据胡培系《户部郎中胡君甫事状》中言：“先君授以段氏《说文注》、顾氏《音学五书》、江氏《四声切韵表》诸书，遂通声音训诂之学。后见高邮王氏书，益笃嗜之。”［4］说明胡澍学归江永、戴震，治学崇拜江苏高邮王念孙。在治《内经》过程中，尊崇朴学前辈之说，娴熟地运用朴学方法，如：《素问》“病之形能”，“乐恬之能”，“与其病能”等“能”字的考证，胡氏认为均通“态”。又如赞同俞正燮训《素问》之“素”为“索”，但不同意其进一步释“索”为“空”，尊前辈之说而又不泥于一家之说。
胡澍按：“俞氏以‘索’证‘素’是矣。而云‘素、索、丘，皆空也’。虽本刘熙、张衡为说，……正义实亦未安。今案：素者，法也。……黄帝问治病之法于岐伯，故其书曰《素问》。素问者，法问也。犹后世扬雄著书谓之《法问》矣。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典、索皆得训‘法’。夫曰：五法八法之问，义无乖牾。若如俞说，则是‘八索’为‘八空’，‘九丘’为‘九空’，‘素问’为‘空问’，不词孰甚焉，故特辨之。刘向《别录》云：‘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故曰《太素》，《素问》乃《太素》之问答’，义可证焉。而其言不曰《问素》而名《素问》者，犹屈原《天问》之类也，倒其语焉尔。”［2］
家学渊源加上胡澍本人的勤奋，使他对经书子书均极熟谙。少时所著《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俱毁于兵火。中年多病，因治医术，以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研治《内经》，“仿王念孙《读书杂志》例，作《内经校义》。”可惜胡氏《素问校义》只注了《素问》的前5篇，即从《上古天真论》到《阴阳应象大论》，共32条46则，从其校注所引《素问》原文篇目看，胡氏对《素问》已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校注时常言“辨见本条”，说明其校注已有全面系统的规划，却因病早逝，对《内经》的校注研究来说，实是巨大损失。皖派代表人物刘寿曾在《素问校义》序中感慨而言：“医家之有《内经》，博大精深，与儒家之五经同，而无义疏之学。”胡澍是以小学专门研究《内经》的第一人。《素问校义》在治《内经》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主要影响不仅仅在于32条具体注释，更重要的是树立了以小学治《内经》的严谨学风和成功范例，开辟了《内经》训诂新学境。胡氏之后，俞樾、孙诒让、于鬯等相继而起，对《素问》进行专门校诂，从而形成了江戴朴学影响下的《素问》校诂派。
俞樾与《内经辨言》［5］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清代浙江德清县人。生于道光元年(1821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一书将俞樾归为皖派朴学家，并言：“年甫三十八，乃壹意治经。始读高邮王氏书，善之，自是专依为宗。”［3］俞氏治经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宗，谓治经之道，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三者之中通假借尤为要。王氏父子所著《经义述闻》，发明故训，是正文字，至为精审。俞氏继之著《群经平义》，以附《述闻》之后。又《诸子平义》则仿王氏《读书杂志》而作，校误文，明古义，所得视《群经》为多。又取九经诸子，举例八十有八，每一条各举数事以见例，成《古书疑义举例》，使读者习知其例，有所依据，为读古书之一助。还著有《读书余录》，内有48条对《素问》的校释，后裘庆元于1924年刊《三三医书》丛书，将该48条收入，名为《内经辨言》，此书是继胡澍《素问校义》之后的又一部《内经》训诂校勘专著，其体例与方法一同胡氏，甚至校注的内容也有一致，如《上古天真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胡氏与俞氏皆训“耗”为“好”；《四气调神大论》“圣人行之，愚者佩之”，“佩”，二人皆训“倍”等。据俞樾《与胡甫农部》手札所言［6］，俞氏治《内经》时，胡澍正撰写《素问校义》，但俞氏未见《校义》，二者治《内经》的风格如此一致，并不是偶然的，说明他们共同继承了江戴朴学风格，曲径旁通，相得益彰。如：《生气通天论》“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王注曰：“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林校曰：“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俞氏根据上下文义训之：“‘足’疑‘是’字之误。上云‘乃生痤’，此云‘是生大丁’，语意一律，‘是’误为‘足’，于是语词而释以实义，遂滋曲说矣。”而胡氏则从旁经他校角度训之：“‘足’当作‘是’字之误也。《荀子·礼论》篇：‘不法礼、不是礼，谓之无方之民；法礼是礼，谓之有方之士’。今本‘是’并讹作‘足’。是，犹则也。《尔雅》：‘是，则也’。‘是’为‘法则’之‘则’，故又为语辞之‘则’。《大戴礼·王言》篇：‘教定是正矣’。《家语·王言解》作‘政教定则本正矣’。《郑语》：‘若更君而周训之，是易取也’。韦昭曰：‘更以君道，道之则易取’。言‘膏粱之变，则生大丁’也。”
孙诒让与《札·素问王冰注》［7］
孙诒让，字仲容，浙江瑞安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将孙诒让归为皖派朴学家。孙氏从十六七岁开始读江藩《汉学师承记》和阮元集刊之《皇清经解》，逐渐领悟乾嘉以来诸经学大师治学方法。孙氏极推崇王氏父子，其在《札》自序中言“乾嘉大师，唯王氏父子郅为精博，凡举一谊，皆确凿不刊。……我朝朴学超轶唐宋，斯其一端与!诒让学识疏谫，于乾、嘉诸先生无能为役，然深善王观察《读书杂志》及卢学士《群书拾补》，伏案研诵，恒用检核，间窃取其义法以治古书，亦略有所悟。”［8］孙氏著述极富，尤以《周礼正义》、《墨子间诂》、《札》等影响最大。《札》12卷，是孙诒让第一部问世之作，成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全书校勘订正了秦、汉至齐、梁间78种古书中的讹误衍脱千余条。俞樾曾给以高度评价，说他“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9］孙氏校勘训释《素问》共13条，收在《札》卷十一《素问王冰注》中。孙诒让是继胡澍、俞樾之后，又一位光大朴学精神，并将朴学方法引入医学经典考据的大家。民国胡朴安在《札》后跋中言：“清代朴学，始于吾皖戴氏东原，传之江苏，为高邮王氏念孙父子，流风所播，至于浙江德清俞氏曲园、瑞安孙氏仲容，皆为皖学之一脉。至余杭章氏太炎，遂结此派学术之终。”［10］“盖其学术，实兼包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几驾四家上。岿然为清三百年朴学之殿，洵不诬矣。”［3］可见孙诒让是朴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清儒《素问》校勘书中，孙氏《素问》校注较为后出，其方法理论体系与胡澍、俞樾等一脉相承，因借鉴的内容更为丰富，故其学术价值则更高，给人们的启迪更大。孙氏在治《素问》过程中多有创见，并能纠正前辈朴学大师之错，如：《阴阳应象大论》“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宋代林亿《新校正》云：“详‘天地者’至‘万物之能始’，与《天元纪大论》同，注颇异。彼无‘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终始’代‘阴阳者，万物之能始’。”孙诒让按：“‘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疑当作‘血气者，阴阳之男女也’。盖此章中三句通论阴阳，分血气、左右、水火，而总结之云‘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能’者，‘胎’之借字。俞氏(注：指俞樾)据《天元纪大论》改此篇，非也。”［7］
此外，孙诒让对医学经典考据的贡献并不仅仅限于《札》的《素问王冰注》篇，《札》全书涉及医学的内容很多，较为集中的如：《释名·释形体》、《释名·释疾病》、《文子·徐灵府注》、《淮南子·许慎高诱注·精神训》、《白虎通德论·惰性》等，都有孙诒让校注医学文献的大量内容。
于鬯与《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11］
于鬯，字醴尊，号香草，江苏南汇人。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宣统二年(1910年)。为清末有名的小学文字大师。据《香草续校书》中华书局1982年再版的点校说明：“曾师事张文虎、钟文蒸。王先谦是他补廪膳生时座师，与俞樾等有往还。”《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书中将钟文蒸、俞樾皆归为皖派朴学家，而王先谦则归为“提倡朴学诸显达列传”类，且“治经循乾、嘉遗轨，趋重考证。”说明于鬯为皖派朴学的承继者。于氏著述甚富，如《香草校书》是校勘经部的著作；《香草续校书》是校勘子史部的著作；《战国策注》、《周易读异》3卷；《尚书读异》、《礼仪读异》等20多种。于鬯著作问世较晚，其中仅《香草校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刊刻过，1954年其家人才将于氏的全部稿本和抄校副本捐出，其中《内经素问》辑录于《香草续校书》中，共2卷，1963年由中华书局首次据副本整理刊行。于氏在俞樾、孙诒让等前辈治《素问》的基础上，旁征博引，对《素问》102条原文进行了校诂，论述精审，义理详明，其中创见甚多，对学习和研究《素问》，正确理解经义，颇具参考价值。如《五藏生成论》“徇蒙招尤”，于鬯按：“鬯窃谓招尤即招摇也。摇、尤一声之转，此类连语字，本主声不主义。招尤、招摇，一也。……然则招摇即申之义，犹下文腹满胀，胀即申腹满之义也。”［11］
此外，于氏从校诂家的角度，常常针对注释家弊端而立言，在治《素问》过程中，频频强调两派的不同，他称注释派为“《素问》家”，而称小学家为“《说文》家”，如在训释《诊要经终论》的“刺胸腹者，必以布著之，乃从单布上刺”一文中强调：“《素问》家鲜通训诂。”在训释《藏气法时论》的“肝病者，平旦慧”一文中强调：“《素问》家鲜能援《方言》、《广雅》以释。”在训释《生气通天论》的“溃溃乎若坏都”一文中认为：《素问》家常常“望文生义，坐小学之疏”。在训释《宝命全形论》的“土得木而达”一文中强调：“《说文》家竟未有援及此文以证彼者，而《素问》家亦无引《说文》本义以释此达字。甚矣!读书之难于贯彻也。”
参考文献
［1］刘志刚.从《四书章句集注》看朱熹的训诂学与义理学［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1)：5～11.
［2］清·胡澍著.素问校义.见：新安医籍丛刊·医经类［M］.合肥：安徽科技出版社，1995.
［3］支伟成著，章太炎校订.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湖南：岳麓书社，1998：88，124，126.
［4］同［2］，序.
［5］清·俞樾.内经辨言.见：黄帝内经研究大成·近代校释珍本集录［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王洪图总编.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上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53.
［7］清·孙诒让.札［M］.北京：中华书局，1989.
［8］同［7］，自序.
［9］同［7］，俞序.
［10］同［7］，胡朴安跋.
［11］清·于鬯.香草续校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9.(未完待续)
安徽中医学院(合肥，230038)牛淑平 指导 黄德宽 杨应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