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文献中，“蛊”作为一个与疾病有关的词，含义模糊而多歧。本文通过整理、分析相关文献，归纳了“蛊”的不同含义并探讨其内在联系。指出“蛊”既是古人对病因的推测，又作为病名与证候名，概括了一系列复杂而严重的症状表现，体现了古人认知疾病的方式。
“蛊”作为一个与疾病有关的词，在古代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中常常出现，其含义却是模糊而多歧的，今人对“蛊”的理解也往往仁智各见。本文试通过整理、分析相关文献，探索古代对“蛊”的认识脉络，以期对古代文献中与疾病有关的“蛊”有一个较明晰的概念。
一、一种假想的致病之虫——甲骨卜辞中的“蛊”
早在甲骨卜辞中，“蛊”就与疾病联系在一起。卜辞中涉及蛊与疾病的有多条：
例1、有疾齿，唯蛊虐?(《乙》7310)
例2、贞：王骨唯蛊?贞：王骨不唯蛊?(《合》286)
例3、王疾蛊。(《乙》5393)
例4、贞：母丙亡蛊?(《乙》1926)
卜辞语句简短，并未明示“蛊”的确切含义，故今人的解释往往是各抒己见。胡厚宣认为“蛊”是指人聚养以害人的毒虫，“即造蓄蛊毒之法”［1］；温少峰则谓“卜辞中以蛊为病名”，“即腹中之虫”［2］；李良松阐释为：“(蛊)指‘蛊胀病’。古时皿与血近体通用，故‘蛊’之意当谓血中有虫，蛊病即我们现在所说的血吸虫病，中医称之为‘鼓胀’或‘虫鼓’”［3］；詹鄞鑫提出“蛊”有“虫的本质”和“神的传说”两重性质，“许慎说的‘腹中虫’便是‘蛊’的本质，而‘枭磔死之鬼亦为蛊’则是‘蛊’的传说”［4］，等等。
“蛊”在甲骨文中的字形皆为皿中有虫之象。卜辞中，“蛊”不论作为疾病名称(例3)，还是致病原因(例1、2)，都必然是与虫相关的。然而，该虫是人蓄养以害人的毒虫、腹中的寄生虫、血吸虫，还是其他什么虫，众说不一。从例3这样单纯卜问是否患蛊疾的卜辞，无法判断殷人所谓的“蛊”究竟是指怎样的疾病，把它说成是中毒虫、腹中寄生虫病和血吸虫病，皆不免有“以后人之说证前人”之嫌。从例1、2来看，殷人认为齿病、骨病都可能由“蛊”所致，可见“蛊”是一种致病因素，一种能引起多种疾病的虫。但“蛊”显然不是肉眼可见的虫，因为齿病与骨病是不可能凭肉眼见到虫的。所以，“蛊”是一种无形的假想之虫，是人们对不可直接认识的病因的一种猜想和概括。之所以会把致病因素假想为虫，这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关：剧烈腹痛后可能排出或吐出蛔虫，于是有了疼痛与虫相关的联想。齿病疼痛，且病齿残缺，与物品为虫所噬的形貌相似，这样就很容易把齿病与虫的蛀蚀联系在一起了。卜辞中另有“龋”字(《合》232)，像口齿间生虫，可证殷人确实把虫噬当作齿病的病因了。而骨病也有明显疼痛，同样被猜测与虫噬有关。人们把这种假想的致病之虫称为“蛊”，因“蛊”而致的疾病也称作“蛊”。
“蛊”作为古人假想的致病因素，虽然还与鬼神因素纠缠不清(例4即言母丙亡灵为蛊作害)，但相比单纯把疾病原因视为鬼神为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体现了人类对病因认识的一种物化趋势。
二、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先秦两汉有关防“蛊”、治“蛊”文献的分析
先秦两汉文献中有关防“蛊”、治“蛊”的记载颇多，足见当时人们对“蛊”是相当重视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成书当在秦汉之前。该书中“蛊”作为一个病种，共列有五条治疗方法。如：
例5、蛊者：燔扁(蝙)辐(蝠)以荆薪，即以食邪者。
例6、蛊而病者：燔北乡(向)并符，而(蒸)羊尼()，以下汤敦(淳)符灰，即病者，沐浴为蛊者。
例7、蛊：渍女子未尝丈夫者【布】(杯)。冶桂入中，令毋臭，而以□饮之。［5］
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有许多关于药物杀蛊毒作用的记载，据粗略统计，其所收录的365味药中，言明有杀蛊毒功用的有42味(据顾观光辑本统计)。如：
例8、赤箭：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
例9、蘼芜：主咳逆，辟邪恶，除蛊毒鬼疰，去三虫。
例10、卫矛：除邪，杀鬼毒蛊疰。［6］
《五十二病方》与《神农本草经》中载述了治疗“蛊”的方法与药物，但没有说明“蛊”的含义，我们只能从其中的语句来作一些推断。《神农本草经》中，“蛊”多与“鬼”、“毒”、“疰”、“恶气”等词并列，其性质必当与此类致病因素相似，是一种外来的、怪异的致病邪毒。《五十二病方》中有“以食邪者”(例5)之言，称患蛊疾为中邪，可资为证。从《神农本草经》中杀蛊毒药物所占比例之大，可知蛊毒为病的广泛性。
古人还十分重视对“蛊”的预防。据《周礼》记载，周王室设置了专职官员“庶氏”负责除毒蛊，《周礼·秋官·庶氏》云：“(庶氏)掌握毒蛊，以攻说之，嘉草攻之。”东汉郑玄注：“毒蛊，虫物而病害人者。”［7］对“蛊”这种能病害人的毒物，庶氏采用祭祀祈神(攻说)与药物(嘉草)双管齐下的方法进行祛除。《史记·秦本纪》中有国君亲自主持“御蛊”的记载：“(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史记正义》注：“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8］认为“蛊”为致病的热毒恶气，通过以狗祭神来防御蛊毒。
大约成书于春秋末至汉代初年的《山海经》，涉及了疾病防治的内容，其中有预防蛊疾的记载五处。如：
例11、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
例12、其中多鱼……食者无蛊疾，可以御兵。
例13、其中多三足鳖，枝尾，食之无蛊疫［9］。
书中所述预防蛊疾的药物虽多离奇而未足为信，而蛊疾在该书中出现频度之高(相对其他疾病)，无疑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蛊疾的重视程度。例13中还将“蛊”与“疫”并称，《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疫是指具有流行性、传染性的疾病，既称“蛊疫”，那么“蛊”也是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的。
综合上述文献，“蛊”既指致病的邪毒，也可称因蛊毒所致的疾病，二者是相关联的。然而，“蛊”这种邪毒究竟是何性质，蛊疾的证候表现如何，从以上资料中我们无法找到具体答案。只能说，“蛊”是一类泛义的致病邪毒，是揉合了虫毒、鬼神、邪气等各种因素而形成的一个抽象的病因概念。
三、没有明确界定的病名——《左传》、《黄帝内经》中的“蛊”
蛊疾究竟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只有《左传》和《黄帝内经》对蛊疾略有描述。
《左传·昭公元年》中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医和论晋平公之病的记载。谈到晋平公患病的原因，医和说：“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继以“六气”说分析其病机：“女，阳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最后又向赵孟解释“蛊”为“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从医和提出“疾如蛊”，又强调“非鬼非食”来看，真正意义上的蛊疾病因应是“鬼”或“食”(食入虫毒?)，亦即泛义性的蛊毒。晋平公之病起于女色所惑，不同于真正的蛊疾，故只言“疾如蛊”，而非“疾为蛊”。谓其“疾如蛊”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唐代孔颖达解释为：“蛊者，心志惑乱之疾，若今昏狂失性，……如彼惑蛊之疾也。蛊是惑疾，公心既惑，是蛊疾而云如蛊者，蛊是失志之疾，名志之所失，不独为女……病有鬼为之者，有食为之者，此病非鬼非食，淫于女色，情性惑乱以丧失志意也。”［10］孔氏认为“蛊”是“心志惑乱之疾”的总称，引起“心志惑乱之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惑于女色是其病因之一。果然如此的话，晋平公的病完全可以直称蛊疾，而不必说“疾如蛊”，孔氏的解释显然存在着矛盾。《左传》原文先说“疾如蛊”，后又称“惑蛊之疾”，对晋平公之病究竟是否确为蛊疾，表述得模棱两可。
《黄帝内经》中未专门论述蛊疾，但在《素问·玉机真藏论》中作为“疝瘕”的别名被提及：“今风寒客于人，使人毫毛毕直，皮肤闭而为热……弗治，病入舍于肺……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疝瘕，此指以小腹热痛并溺白浊为主要症候的疾病，为感受风寒，郁而化热，内传脏腑，相传至肾而成。为什么以“蛊”为别名，前代注家多认为本病邪热内结，损耗阴血，有如虫食，故以蛊名之。如张介宾《类经》注云：“热结不散，亏蚀真阴，如虫之吸血，故亦名曰蛊。”［11］而《灵枢·热病》有：“癃，取之阴及三毛上及血络出血，男子如蛊，女子如，身体腰脊如解，不欲饮食。”文中以“男子如蛊，女子如”的比喻来描述癃病的胀闷而痛之状，可见小腹胀闷而痛是蛊疾的典型症状。《素问·玉机真藏论》之“疝瘕”以“少腹冤热而痛”为主症，之所以“一名曰蛊”，也当以腹痛如蛊为主要依据。
《左传》与《黄帝内经》虽都以“蛊”为病名，但所言之“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蛊疾，只是因证候与蛊疾有某些相似之处，从而借用“蛊”之名。并且二者的命名依据是不同的：前者强调“惑以丧志”，取“蛊”之蛊惑、惑乱之义；后者强调“少腹胀痛”的证候表现，取痛甚如虫蚀之义。可见，从理论上来讲，蛊疾是由蛊毒所致，而实际上，只要有“丧志”或“腹胀痛”等典型症状，不究病因如何，都可称为“蛊”。换而言之，“蛊”作为病名是没有明确界定的。
四、病名与证候名相分离——魏晋以后医学文献中的“蛊”
魏晋以后的许多医学文献，从《肘后方》、《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到《圣济总录》、《本草纲目》、《证治准绳》等，都有关于“蛊”的记载。此时，人们对“蛊”的认识趋于一致，其症候、病机与诊治的阐述大同小异。然而，在这些文献中，“蛊”被赋予了两重意义，即分别用作病名和证候名。
“蛊”作为病名，一般是特指由人为畜养的毒虫侵蚀所致的疾病，即“蛊毒”。《诸病源候论》中详述了“蛊”的制法：“凡蛊毒有数种，皆是变惑之气。人有故造作之，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啖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患祸于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不羁之徒而畜事之。”［12］根据毒虫种类的不同，蛊毒可分为蛇蛊、蜥蜴蛊、虾蟆蛊、蜣螂蛊等数种。蛊毒的症候多复杂而严重，但总以身痛、腹胀、呕吐或下利脓血、神志异常等为主要表现。《千金要方》描述为：“蛊毒千品，种种不同。或下鲜血；或好卧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嗔乍喜；或四肢沉重，百节酸疼……凡中蛊毒，令人心腹绞切痛，如有物啮，或吐下血皆如烂肉。若不即治，蚀人五脏尽乃死矣。”［13］中蛊者死后，蛊毒又可流注传染他人，则称“蛊注”。
除指“蛊毒”外，“蛊”还作为证候名，用以概括多种疾病中出现的特殊证候。如《诸病源候论》中有蛊风、蛊注痢、肠蛊痢、水蛊，《圣济总录》中有蛊疝(即《素问》之疝瘕)、水蛊、蛊痢，这些证候的病因各不相同，不同于人畜毒虫所致的蛊毒，之所以以“蛊”为名，乃因症状表现与蛊毒有相似之处。如风病证候之一的蛊风，“由体虚受风，其风在于皮肤，淫淫跃跃，若画若刺，一身尽痛，侵伤气血，其动作状如蛊毒，故名蛊风也。”痢病证候之一的肠蛊痢，“冷热之气入在肠间，先下赤，后下白，连年不愈，侵伤于脏腑，下血杂白，如病蛊之状，名为肠蛊也。”水肿病证候之一的水蛊，“此由水毒气结聚于内，令腹渐大，动摇有声，常欲饮水，皮肤粗黑，如似肿状，名水蛊也。”［11］
由上可见，“蛊”作为病名强调其特异性的致病原因，而作为证候名则侧重于概括某些症状表现，二者的认识角度不同，意义是相分离的。
五、讨论
通过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与疾病相关的“蛊”，人们对它的认识由来已久。从文字结构来看，“蛊”与虫密切相关，最早是一种人们假想的似虫又非虫的致病因素，甲骨卜辞中的“蛊”即体现了这一意义。而这一致病因素又多与鬼神纠缠在一起，带有一种变幻莫测的色彩，所以人们常常把一些原因不明的疾病归究为“蛊”所致，“蛊”因此而被视作一种泛义的致病邪毒。
“蛊”这种邪毒究意从何而来?人们不能不去思索和解答这个问题，于是有了种种不同的答案。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对“蛊”就作了多种解释：“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枭磔死之鬼亦为蛊。”而后又有了畜养毒虫以害人的说法，此说最具影响力，依从者颇多，从而确定了“蛊毒”作为“蛊”的最基本意义。畜养蛊毒以害人的做法，不但古代文献中有记载，民间也多有传说，究竟是确有其实，还是以讹传讹，至今尚无资料可以证实。然而，即使存在着这种做法，也不可能具有普遍性，所以，古代文献中论及的蛊毒病因，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主观猜测。人们有时可以忽略这种特异性的病因，而根据症状表现进行辨证，于是出现了“蛊”之病名与证候名的分离，这也体现了古人认知疾病的方式。
“蛊”作为中医病名，其主要意义在于概括了一系列复杂而严重的症状表现，诸如身痛、腹痛、腹部肿胀、呕吐或下利脓血、甚至神志异常等。现代医学的恙虫病、急慢性血吸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重症菌痢、阿米巴痢疾等疾病的进程中，都可能见到这类症状，则可按蛊疾论治。但我们不能直接把“蛊”与现代医学的某一种疾病划上等号，因为二者的认识角度是完全不同的。
以“蛊毒”作为病因，并不意味着古人已发现了某种致病的微生物或寄生虫，它只不过是对病因的一
种推测和概括而已，我们无需把它等同于现代人对病因的认识。有人把甲骨卜辞中的“蛊”与《左传》中晋平公所患的“蛊”，都看作是古人对血吸虫病的认识和记载，就不免牵强附会了。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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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中医学院(长沙，410007)王建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