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王堆医帛书《灵枢·经脉》经络 起源
笔者在研读马王堆医帛书的过程中，注意到其与《灵枢·经脉》篇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发展的关系，在其中隐约可看到经络学说起源和发展的过程。
马王堆医帛书包括《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阴阳》）、《五十二病方》等。据考证，《足臂》应早于《阴阳》，可以上溯及春秋时期。二书均只描述了十一条经脉，无臂厥阴脉。而在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内经》中，已呈完备的十二经脉，并与经别、络脉等共同构成了联结人体内外表里的经络系统。这提示经络学说存在着一个完善发展的过程。
从内容上看，《足臂》、《阴阳》与《灵枢·经脉》篇有相似之处，其写作体例也大体一致。首先描述经脉的循行路线，其次讨论与之相关的病症，最后提出治疗原则。其中，《足臂》的论述较为简单，《阴阳》对病症的记载略为复杂，出现“是动”病与“所产病”的分类，《灵枢·经脉》的内容与《阴阳》相似，但显然要丰富得多，且又增加了人迎、寸口诊的内容，显然有了发展。然而如果具体分析，三书又有如下的几点不同引人瞩目。
首先三书对经络循行方向描述不一致。《足臂》中描述的十一经脉俱为向心走行，在《阴阳》中始出现肩脉、太阴脉的远心走行，而到了《灵枢》中则发展为各有六条经脉向心和远心走行，并内外相贯，如环无端。这种走向上的变化一方面再次证明经络学说是在不断演变发展的，另一方面则提示有可能当时存在不同的学说，如在《灵枢·邪客》中还有手太阴脉向心走行的记载，说明在当时这几种学说可能还是并存的，只不过后来《经脉》中的经络学说占了主导地位。
然而如对三书描述的经脉走行具体路线作一比较，显然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可从中一窥经络学说发展的痕迹。例如，《经脉》中足少阳经有直者、支者几条分支，内容较《足臂》为复杂，在循行路线上也有所改变，尤其“贯膈络肝属胆”的描述，出当时对经络沟通人体内外表里作用的认识，较之《足臂》单纯皮表走行的描述，有了实质性的进步。又如，《足臂》中只有足少阴脉“出肝”、臂太阴脉“之心”的记载，透露出经络与内脏的相互关连，而其他经络则主要行于体表四肢，均与内脏无关，联系到《经脉》中十二经脉名称前均冠以脏腑名称，十二经脉均有络属的脏器，揭示出：经络最初很可能只与肢体体表的疾病及其治疗有关，其作为联系人体内外的通道的功能不过是后世的发展。
此外，从足少阳经在《足臂》中的“出于踝间”到《经脉》中的“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间”，出现了经脉走行上的延伸，根据《足臂》中已有“小指次指不用”可灸足少阳脉治之的记载，则这种延伸更可能是对应于治疗的实践而作的补充。循着这一思路进一步猜测，经络的发现可能就来源于灸疗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不断的补充和纠正。
对病症的描述，三书在体例上发生了变化。《灵枢》将《足臂》中单一的“其病”，扩展为“是动”病与“是主（某）所生病”两大类。“其病”与经脉的循行路线相关，对某几条经脉，“所生病”似乎与《足臂》的论述较为相近，其学术关系应较为密切，而“是动”病虽也表现为经络循行路线上的症状，与《足臂》中的论述则相去较远。然而通观十一经脉，“其病”与“所生病”间的关联却又变得模糊了，如《足臂》中臂阳明脉病有“齿痛”一症，在《经脉》中却只出现于同一脉的“是动”病中。如果再对照《阴阳》的相应内容，就会发现，《灵枢·经脉》与《阴阳》在内容上一脉相承。如再将《阴阳》、《经脉》中的“是动”病与“是主（某）所生病”相比较，它们之间有重复，又各有其特征，二者关系实在复杂得无法理清，无怪乎后世医家对二者的解释众说纷纭，终无定论。
最后，《足臂》中对经脉病的治疗只提到了灸法，未及针刺治疗，《阴阳》中未提及治法，而在《灵枢》中灸法的应用只限于其脉“陷下”者，另外还增添了补泻疾留等治法，根据上下文，这些治法指的显然是针刺治疗。这种治法上的变化验证了灸疗的产生早于针刺治疗的观点。如果说灸疗是伴随着经络学说的形成而不断发展的，那么针刺治疗则可能是在经络学说及腧穴学渐渐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针刺治疗技术的产生和完善，灸疗作为一种比较原始的疗法，其应用范围就日渐局限，这或许就是从《足臂》到《灵枢》，在治法上会产生这么大变化的原因。
经过层层分析，经络学说的演进过程露出了一点蛛丝马迹，虽然现在还无法对其下一定论，但逐渐清楚的是，经络很可能是先人在对病候的观察中，在灸疗的过程中渐渐体悟发现的，并通过不断的医疗实践进行着补充和修正。现代研究也印证了灸法与经络之间的密切关系。在70年代初循经感传现象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许多学者认为它是经络发现的途径之一。而据报道，艾灸产生循经感传的几率可达到75%，远高于针刺治疗。当然经络学说的形成过程中离不开对人体的粗略解剖，其中还有阴阳学说等哲学思想的渗透，其形成过程应该是复杂的，摸索的时间可能是漫长的，那种把它说成是某些圣人在静坐内观中的发现的观点实在值得商榷。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0032)李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