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脉学应有的认识
祖国医学的宝库，无论是在哪一个部门，都值得我们去发掘。拿脉学来说；这里面也蕴有着无尽的丰富的宝藏。脉学的文献资料，有必要进行深入地学习，特别是应该而且需要向老年中医前辈们学习活的经验。
脉学的祖师除内经外，便是扁鹊。也就是太史公所讲的：“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后来仓公传黄帝扁鹊之脉书，脉学在世界医学中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仓公是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的。仓公在脉学上做了很多工夫，仓公说：淳于意诊齐王太后病，一看脉，便说是风瘅客于胞。因为他切脉发现太阴之口，现出湿然风气的脉形，于是他参照脉法所提示的：“沉之而大坚，浮之而大紧者，病主在肾。”而现在出现的这种近似的而实际有所不同的脉象，是脉大而躁。大是膀胱气，躁是里面热，因此患者尿赤，因此知道他的风热客于胞的病情，从而能够断定他的生死了。脉学在史上已有明文记载。而我国脉学流传到了张仲景，那已经更进一步。仲景的伤寒金匮，凡是论病，几乎要先讲脉。而伤寒论区别伤寒与中风的，主要还是根据脉象。晋人王叔和脉经，是论脉学的专书。宋人许叔微的本事方，完全依据脉象断定用药。古来许多大医生，没有不是曾经在脉诊上做过功夫的。脉书很多，不暇列举。同时脉学也不是一种“一蹴即就”的学问，所谓“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这是形容脉学并非只凭浅尝就可以成功，必须深入体会才能逐步掌握其精神与实质的。以仓公为例，仓公说：“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当然一个人所能知道和掌握的，究竟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发掘祖国医学的脉学遗产，通过集体研究，或把个人的点滴心得和经验，交流彙合起来，所谓集腋成裘，成效必然是可观的。
脉学的内容，虽然说是很深奥但如果掌握了学习的方法和虚心地去钻研，也可以说是易学易懂的。徐洄溪说得好：“夫证之不齐，莫可端倪而尽，欲以三指洞其机，则戞戞乎难之矣。语云：‘胸中了了，指下难明’，此深心体悉，不肯自欺之言。然脉虽变化无定，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应于指下者，又自有确乎不易之理。思之思之，鬼神将通之耳”。所谓“鬼神将通之”是指的深而且透的体会。所以徐氏在这篇脉论的尾端水“况有象可求，学者精勤，则熟能生巧，三指多回春之德矣”。随后又说：“夫脉理渊微，须心领神会，未可以言求”。这都是他在讲脉学之中的“审象论”里的说话。可见真的对脉学有造诣的，不但是胸中了了，指下也应该是了了的。
二、看脉知病
因此，由于指下能够了了，那么脉诊也就成为一种辨识病证的规尺了。许多病症，一经切脉，往往不必通过病人的自诉，而病人所有的苦楚，医者是不待烦言而解的；然而这必是“学者精勤，熟能生巧”，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域。现在先举一些看脉知病的例子：
我在江西看见三位老中医前辈，能够一看脉便知道是什么病证，他不用人家讲，便知道十九了。一位是九江的蒋以莊老先生，生平看病，很少需要人讲；群众的威信很高。在抗日战争期间，逃难到大后方，当地有位名医听见病家不断反映，说他看脉知病，觉得很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开业术”，曾两次叫自己的染病的亲戚去他那里就诊，试试他的脉诊本领。结果，病情症候都是未经自诉而被一一写在方笺的脉案上。这位名医于是备办了礼物亲自去拜候他，老先生也賫礼回看，成了学术上的朋友。另一位是南昌的姚国美先生，也常是不必要病人自己述说症候，而疗效却很高。有的老先生连起因和病的传变，都能给你全部说出，恍如他亲眼所见。我所见到的这几位老先生，都已经死了。十余年来，群众们还传说着他们的神奇的技术。我来到广东，也遇见过几位这样的老中医。记得在1955年的时候，我和蕉岭的一位徐老先生会诊，他也不待病人讲病，而能叙述患者的症候如数家珍。我和他往诊各种各样的病例，他所指述的，大致都很准确。某地有一位黄老先生，看脉的经验非常丰富。由于这样，他倒不喜欢别人说病。据说，他比上述的蒋老先生的脉理还要深奥。黄老先生遇有病人对他说：“医生，我头痛目花”等，他便不高兴。今天我不是提倡这种作风，而是想通过这些我所曾耳闻目见的生动的事例，来旁证祖国医学的脉诊学方面，它所存在的的精蕴是完全肯定的。西医张公让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有一次他和一位老中医同乘火车，途中隔邻车厢有乘客患病，找医生往诊，于是张先生和那位老中医同去看他。那位老中医把脉一摸，即说：“你这是喉咙痛”。张先生大为奇怪，因此在文章里说：“中医的脉学确实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张先生是五代祖传的中医，同时是协和医学院肄业，中山大学医科毕业的西医。从这许多事实证明，所谓把脉知病，绝不是什么臆测屡中，玄妙无稽的。凡是对脉诊有研究的人，他们的言之凿凿的脉法，极大可能是说得出，做得到，兑得现的。有关体现在脉诊的事例的一些奇迹，若非亲身历验，似亦难怪其不易置信。
三、凭脉用药
对脉学能够掌握它运用它的好处，不只是在于会把脉知病。其更大的作用乃在于凭脉用药。而依凭脉来用药的效果也比较照症候用药要快速和可靠的多。同时，那些顾虑偏寒偏热，太消太补的问题，也无非庸人自扰，是十分多余的。有是证用是药，这不过仅是关于临床诊疗规律的一般说法；很早的年代，仲景指出了平脉辨证的重要性。就因为外表见证，常不可凭。为什么呢？原来外证常常是似是而非，甚至有外表的见证，与内部实际的病变的情况，恰恰相反。惟有依靠平脉辨证，才易于抓住问题的实质。许裔宗说：“古之名手，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疗病，不亦疏乎”？所以凭脉治病的道理，主要是由是那一种病，在脉上见于那一部分，就可以知道它的“所苦”在于那一脏那一腑，那真是所谓洞垣一方，尽见五脏症结了。这样，再根据经络脏腑而选方用药，其取效也应该是会事半功倍的。已故精于脉理的王老先生曾说过：“前人给我们指示着：善调尺者，不待于寸，善调脉者，不待于色。能参合行之，可以为上工。可见四诊之中，切脉颇为重要。脉诊学如果搞得好的话，那任何疾病的真相和根由，都莫能逃于三个指头之下。如果这样，而治病不见效的，是不会有的事。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病有千变，脉终不变，或者病的外形虽然相同，而病的内情则往往全然不同。所以根据那一个脉位的虚实，用补用泻，则应无往不利。现以温病为例：比方说：学习了吴又可、王孟英的皮毛，一见温病发热，竟一股脑儿概用银花、菊花、连翘、豆卷、栀子、菖蒲等，这样的对症用药（其实这里所举的是对病用药），往往不做不生效力，而且有时是会愈治愈坏的。其实吴王治温病，何尝是这样简单的呢？喻嘉言曾经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冬不藏精，而感受寒邪所形成的温病，看见身热脉沉紧，身重嗜卧等症，应该知道它是风温。而照喻氏的主张，则必须处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以温经散邪。那么推寻喻氏的说法，如果不是以脉象占重要的诊断部分，那如何敢用这类辛温的药剂？从这里，也可知道赵养葵每每有用大剂六味地黄汤治温病的缘故了。去年台山用附桂八味丸方治疗乙型脑炎的变例，脉诊的根据也应该是重要的一环。中医学院的一位老师用干姜附子治疗一例流感高热，那人口干、舌苔干黄而厚服了一包药，第二天身热除尽，舌苔退了，口也润了这不是根据脉诊用药而取效的最显著的例子吗？
六、脉学座谈的形式
脉诊在临床应用上的经验交流，希望老前辈们根据多年的体会和心得，有多少谈多少，不拘形式，像谈家常那样，油盐酱醋，一点一滴都好。汕头老中医林维镛先生和我谈到脉学，他说：“我几谈几种”。像右关脉芤弱，表征胃实质的缺损，是消化性溃疡病。像脉气不规则，为腹瘤形成之征。像紫斑病而现浮芤之脉，其预后必然不良等。这些我都已写进岭南医话里面。这样，各人所谈的即使很少，大家汇合起来，便可以蔚为壮观。相信老前辈们的脉学经验是一时谈不尽说不完的。关于何种脉，一按即知为何种病，或者什么病，服了许多药都无效，后来根据其脉象所见，投药一两剂即获起死回生。或者有些病非常危险沉重，但因为脉象所标示的，而断定它无关紧要。或者病势虽轻，却出现了某种脉征，因而断定其不能度过冬至等，这些经验都是十分宝贵的。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诊病只要专讲脉便什么都可以不管，不是唯脉学论，而是说在讨论脉学的时候，则必须以脉诊在临床诊断上有其重要的意义为重点突出。因此这里并不等于是在排除脉诊以外的其它诊法，或破坏四诊合参的统一性。但是，说脉诊是诊法中的上乘功夫，也并非全然没有理由的。经验证明，脉诊和色诊，两者同样居于等量齐观的地位。内经不是有着“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的话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