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不良反应的报告基本上都是来自医院，尽管我国大部分药品都是从医院销售出去，但药店也销售出去不少药品。对药店销售出去的药品不良反应监测是如何进行的呢？我国有没有来自药店的不良反应报告？
杜文民博士：当然有，但很少。我国和国外的医疗保障体制、药物供应体系是不一样的。国外很多国家大部分是家庭医生开好药，患者就是到药店去买。而我国患者用药80％以上是来自医院，药品的消耗量基本是在医院，在药店不到20％。我国药店和医院是脱离的，属于社会上的零售药店。所以我国不良反应监测对生产经营领域都比较薄弱，尤其是经营，来自药店的不良反应的报告特别少。我国尽管在药店中推行了执业药师制度，执业药师的教育和再教育也在不断强化，在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很多药店也设立了不良反应的报告点，让人们产生药店也可以报告不良反应的意识。通过些措施，上海每年会收到二十来份来自药店的不良反应报告。但还是很少。
Brain教授：至少在美国，药师报告的不良反应数量还是很可观的，特别是医院的临床药师，报告的比例相对要高。因为医院都有规定发生不良反应要监测要报告，假如不报告，医院的执照可能会被吊销。相反，在社区药店的药师报告就相对要少。有些患者在社区药店拿了药以后就不回来了，患者发生什么事，药店的药师并不知道。
记者：药店不良反应监测的重要性如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
Sean Hennessy教授：和医院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相比，社区药店药师的报告未必是一很重要的环节，因为社区药师接触的社区患者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往往并没有那么严重。如果真正严重的话，患者会找医生去住院。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真正的有价值的东西是那些严重的不良反应。而这种反应经常是发生在医院，或者发生在外面但又住院了，所以医院和医生才是药品不良反应报告有意义的来源。但是社区药师在促进合理用药和发现一些罕见和新的不良反应中，也能起到积极作用，也有报告不良反应的义务。
Brain教授：在医院，药师的报告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医院药师的报告很多是有价值的，还有医生没有时间去报告，所以就靠这些药师来报告。文/本报记者 朱国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