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惊悉国医大师任继学教授因病逝世，心中十分悲痛。30位国医大师，不到一年时间,已有几位病逝，中医药事业也因此而遭受巨大损失。
国医大师的评选应该是一个常态的工作，或按30名的指标随时进行增补，或像两院院士那样每年评选若干名，不受指标限制。这样就可以使中医的高层次人才，源源不断地递补上来，带动中医药事业不断发展。
假如国医大师的评选是一项常设的工作，那就该在组织保证的同时，也就内涵建设提出要求，提出标准，即够什么条件才能评上国医大师？不久前，在一位70岁中医专家的学术研讨会上，一位领导不无玩笑地说，祝愿他在80岁的时候能够评上国医大师。“行医55年以上”，才能具备国医大师的资格，这的确是一个很过硬的指标。但是，大师更应具备大学问。国医大师的标准尽管很高，但也并非不可探索。以唐代韩愈对于儒学的《师说》为参照，国医大师起码应该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首先，关于传道。当今中医事业传道的困难，远远超过了儒学。中医遵循的大道，如阴阳、五行、脏腑经络、辨证论治，能听懂、信服的人群在“老龄化”。更有许多“下士闻道”，嘲笑、诋毁、歪曲的杂音不绝于耳。因此，尽管有国家的大力扶持，有不少“铁杆病友”支持中医，中医大道的传承，仍有不少阻力和困难。“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孔夫子的儒学传向了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正在全球不断扩张，而中医学向世界的传播，很多是单打独斗的“个人行为”，世界各地的中医诊所，也大多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个道，需要更多的大师来传。
其次，关于授业。中医的院校教育正面临着培养不出合格中医人才的困惑。教材规范方面下的力气不小，本来“标准化”的结果是为行业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可教材却变成了教条。比如一个腹泻患者，标准化教材规定脾虚型的一定要使用参苓白术散，你如果回答可以使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或者健脾丸，或者补中益气汤加减，即使临床上如此照做，考试时这样回答还是错误。必须按照单选题的要求，一个型对应一个方，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中医“活法巧治”，随症加减，都被当作“偏倚”的不规范行为，而且让治疗方药“一贯到底”，统一制定的标准。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病情？如何发扬中医学术？这个业，需要更好的大师来授。
再次关于解惑。中医是什么学科？它如何认识人体？如何认识疾病？它与西医是什么关系？它的有效性、安全性如何评价？中医面临医疗纠纷的时候有发言权吗？它用的语言有法律效力吗？中医为什么有效？靠什么有效？中医的现实地位如何？未来价值如何？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如何？中医与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的关系如何？当学子们从不同侧面提出问题的时候，大师们应该如何回答呢？这个惑，需要更高明的中医大师来解。
毫无疑问，目前正是需要中医大师的时代。
我们应该创造怎样的机制，让这个时代不缺乏中医大师呢？
这不应该是一个轻松的话题，也不应该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