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任何一门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传承，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有效的传承。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中医药已经走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时代”，一个与中医学诞生时代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传承中医，首先必须解决对于中医的认识问题。我在《回归中医》一书里认为“如何认识中医，事关战略”，不仅如此，“传承中医”更是关乎战略的大问题。刘世峰把自己的学术著作，定位于《传承中医》，可谓有胆有识，立论高远。
其实，传承中医的问题，绝不是某个人的困惑，也不是某个人的责任，而是一代中医的历史使命。国医大师邓铁涛主张“回归中医，做铁杆中医”，是破解中医传承现实难题的战略号召。培养中医优秀临床人才要“读经典，做临床”，也是为了传承中医而采取的基本策略。第一届名师与高徒的传承大会，把“名师高徒聚首南通，传承中医为我中华”作为大会主旨，更是把中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做出的倡导。可见“传承中医”绝非等闲小事，更不是可有可无的生活点缀。
传承中医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向未来的青年学子介绍中医，让他们从什么路径“登堂入室”，成为合格的中医人才。刘世峰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很好的引路之作。其中，有很多内容是介绍他自己如何认识中医、如何学习中医的心得，也有许多以过来人身份介绍的好方法。比如，他认为四诊之中，最重要的就是问诊，辨证是否准确，关键是问诊是否全面，“要而不烦”、“善于抓主证”。当然，中医问诊的时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是把过去经验与现实具体病症互相印证，医生与患者即时交流、浮想联翩、思维创新的过程，绝不是单向被动接受患者信息的过程，因此，中医问诊是某些化验单、检查报告无法替代的过程，不能靠一大堆理化检查来回答。
经验积累是一个中医成长的必由之路，没有经验积累，即使念书念到博士毕业，职称到了教授，名誉成为院士，也不是合格的中医，老百姓也不买你的账。因为这样的“空头理论家”解决不了群众的疾苦。中医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寿亲养老”的实用技术，也是一门“化毒为药，变废为宝”的智慧学，是一种“道术并重”的大学问。
中医是一个“易学而难精”的学问，学习几个穴位，扎针很容易见效；学几个方剂，一用也容易“效如桴鼓相应”。但是，要想精通中医学，把其中的道理说清楚，能够融通古今，符合科学的要求，能与西医的理论相互沟通，那就困难了。尽管“医有疗效气自豪”，但是要想取得行医资格，就必须达到有关要求，“一考而中”获得执照，否则就不准进入医学的行列。许多民间医生曾经遭遇过很尴尬的境遇，治好了一些疾病，也不敢声张，怕一旦宣扬，“非法行医”的传闻也就“做实了”，有关部门处罚他也就有了证据。在崇尚科学的大环境里，不仅“非科学则不足以言”，不足以学，甚至到了“非科学就该取消”的境地，看不懂西医的报告单，要想行医也就不太可能了。
我与刘世峰尽管相隔千里，但是都生于半个世纪之前，都有过几次学习中医的经历，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靠中医治病救人，并且一起“自觉地”站在了承接中医历史、传递岐黄薪火的关节点上。在反击取消中医思潮沉渣泛起的时候，在全国政协举办的“中医高峰论坛”上，我们相识，交流学术，并肩战斗。
我对于中医的认识和学习，也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成了主任医师、硕士导师之后，受一种历史责任感的驱使，重新拜师学艺，走上师徒传承中医之路。因为“传承中医”不仅是国医大师的事情，也是每一位中医工作者的历史责任。邓铁涛告诉我，做学问一定要“根基牢固，然后千年不倒”。中医学之所以万古长青，就是因为根基深厚。解决现实医学难题，则需要充分吸收当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医学术。国医大师朱良春告诉我：“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只有理论翻新而没有临床疗效的提高，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医复兴。
《传承中医》的出版，就承载着中医学术传承与复兴的历史使命。其中有他的临床经验，也有他的创新见解，还有许多针砭时弊的医论医话，可以说是他行医30年的“集大成之作”。然而，“有论必争”，他的某些见解不一定成为大家的共识，也不一定被当作真知灼见，但是只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引起大家关注，互相交流，就有可能“一鸟引来百鹤鸣”，就像报春的鲜花那样迎来中医学百花盛开的春天。
我读到他的大作，受益良多，为有这样的好著作出版而欢欣鼓舞。当然，对于他提出来的取消营卫之说的见解，我还要同他争鸣；对于症状与病灶的临床意义，也需要和他再行论证。对于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整体时空观等与中医学的关系，也需要向他请教。我为结识这样一位道友而高兴，也为有这样一位“铁杆中医”而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