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 陆金国 广州中医药大学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早在清末，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中国应建立起医生注册管理和考试制度。但由于政局不定或纷争不断，在1936年《中医条例》颁布之前，始终没有全国性的中医管理规则正式推行。不过，部分城市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较早对中医实行执业管理。
教育权利缺失下的中医考试
抗战前，国民政府并未组织全国性的中医考试，在一些省市如上海、北平、浙江等都有各自的中医注册和考试章程出台。
广州是较早实施中医考试的城市之一。1921年广州市政厅卫生局颁布了《广州市中医生注册章程》载：“凡中医生须在卫生局注册，领有证书始准设馆行医”；“凡中医生须经卫生局试验及格，方准注册”；“凡在政府认可立案之中医学校修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并经卫生局复核认为合格者，准免试验”。这个章程在以后有多次修改，但主要内容未变。
这些条文，表面看似属合理，但结合中医的实际，不难发觉其中包含着陷阱。
首先，“政府认可立案之中医学校”何在？自民国成立以来，教育部从未批准过中医学校立案。早期各地还勉强承认内政部或地方立案的学校，到193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中医学校一律禁称“学校”，改称“学社”之后，这一条件已是名存实亡。中医学校毕业不能获得教育部认可的毕业文凭，是对近代中医教育最大的伤害。
其次，卫生当局何时进行中医考试？法规对此并无明文规定。上世纪20年代，上海、广州等城市曾不定期进行过几次考试，规模不大，像广州每次录取不过一二百人。南京政府成立后，受到余云岫废止中医的思想影响，广州卫生局在1932年再次举行中医考试时甚至称这是最后一次，明确说：“此中医生试验……系临时救济，以后不再举行。”大有仿效日本逐步废止中医做法之意。在中医界强烈抗议下，幸而当时主政广东的军阀陈济棠颇为看重中医，施加影响，1933年广州市再度公布《修正中医生试验规则》，规定每年均进行考试，这才使中医有继续注册的可能。
考试注册、规范行医，当然是有必要的。传统社会中似乎人人都可当医生，难免会出现卖药敛财的江湖游医及水平不高的庸医，病人难以甄别。执业注册意味着医生资格经过政府认可，为普通民众择医提供了依据。问题是，在中医教育权利缺失的前提下实行的对中医执业和考试管理，能成为提高中医水准的途径吗？
当时人们最大的疑问是，没有系统的中医教育，中医考试准则何在？当时各地的中医考试，分科设置各不相同，或仅分内科外科，或分内外妇儿，而大多数地方的科目都没有明确的考试大纲和参考书。中医学说众多，流派纷繁，没有准则如何命题与应考？像广州1933年的中医考试题目，是要求就明代医家吴又可温病禁用黄连的观点发表看法，许多不熟悉该书的考生大呼意外！
可见，由于民国教育部拒绝制定中医课程体系，各地中医学校课程设置各不相同，而面向社会的中医考试就更没有准则可言了。这种考试执业之路完全是跛足令人无所依傍的。当时有中医学校的学生发表议论说，政府不承认中医学校教育，使“中医学在中国社会上显露着畸形的发展：第一，地方行政机关推行试验法例限制中医生执业，在这一方面，直接助长中医以传授方法养成中医学人才；第二，中医学者虽设校发展中医教育事业，但由中医学校毕业出来的中医人才，仍然不能得到卫生行政机关承认他们有医生的资格。在这一方面，卫生行政当局间接破坏了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医学校课程，所固有也，政府以此尤不能认为当意，且举而废之……虽走卒贩夫，亦一时国手，造成国医一般化，医运晦而民命殆矣！”
中医执业不得应用针灸、
西药与注射
民国时期有关中医管理的条例中，除了注册问题外，还有诸多关于行医权利的限制。例如广州的注册章程就有奇怪的一条：“凡中医生不得与人以针灸治病。”针灸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就已经应用的治疗手段，禁止中医使用不知有何依据？实际上这一规定来自民国政府卫生部的规定，要求针灸术士应另行考试并领取证书，仅持中医证书不能进行针灸。按其要求，针灸施术者必须学习过卫生与消毒知识，以防传染疾病。这种规定的本意是好的，但显然割裂了中医与针灸的关系，而且，它说明主政者对中医仍然持着落后和封闭的看法。这在另一条规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广州《中医生注册条例》另一条规定：“凡中医生不得与人针射及不得兼用西药。”所谓“针射”，指应用西医注射器治疗。中医不能应用西医，是否合理？卫生局的理由是：“中医生不得与人针射及不得兼用西药一节，似应有严厉取缔之必要。查针射手术，须经过相当学习及经验期间，且明了人身全部生理构造，方可施术。相信中医生对于针射或间有明了施用之法，惟中医生实际上与人针射向非素习，经验一层决其必少，若任其妄将人身试验，不加以取缔，其害无穷。至于兼用西药，亦同一理由。”
卫生局的意见，确实代表着不少人的看法。甚至今天在海外、港台等地区，仍执行中医不得应用西药和注射的规定。但其实问题仍在于教育。中医界普遍反对此条，一方面是平等问题，“以中西医界同处党国治下，应受平等待遇，似不宜抑中尊西，摧残汉族学术，使中医感受待遇不平”；另一方面是进步问题，中医界认为中西并研才促进中医学术进步与更好适应社会，当时中医学校都普遍设立有西医课，学生也掌握了常规的西医技能。但是由于没有教育部门认定的中医课程大纲，卫生部门难以确定哪些中医接受过相应的西医常规教育，只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加以禁止。
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医可否应用西药或器械，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1936年国民政府《中医条例》出台，其中规定：“中医如诊断传染病人，及检验传染病之死体时，应指示消毒方法。”中医界就认为，这应视为准许中医应用西法。因为既然中医要诊断和检验传染病并且实施消毒，就必然要用到西医的手段与药物，中医团体指出：“中西药械，不妨互用，总视其应用者之知识与技能如何耳，固无限于中西医也。”
说到底，这是中医如何参与卫生行政的问题。在经过一系列抗争之后，政府在政治层面上已经不能把中医排斥在卫生行政之外了。但中西医又确实存在诸多观念差异，在技术层面上，两者能否在卫生行政中“汇通”？这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趣向，而是涉及到卫生法规制定的重要问题。公共卫生的基础乃是近代医学的微生物学，中医既有权参与公共卫生，当然不能限制其应用这些知识。
不允许中医应用西药，对中医的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一种受限制的学问，必然不是完整的科学；而受限制的医生，也不可能是真正负责任的医生。对社会来说，画地为牢制造一个“纯中医”圈子也没有意义。明鉴乎此，近代中医拒绝在业务上再度“跛足”，一直在力争全面的行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