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藏在民间的中医文化遗存——武当庙、三皇庙考察

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
2010-08-05

张瑞贤 梁飞 中国中医科学院

山东省东阿县姜楼镇邓庙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村庄。当地有座武当庙,是一座小庙,如果不注意真会将其当成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庭院给错过了。

当年邓庙村有以围绕武当庙的祭祀“社会”。古时为了便于祭祀,产生了以祭祀为中心的组织形式——社。到了举行祭祀的日子,全社的人都参与活动。无论男女老少都停下农活,来到庙堂举行隆重而庄严的仪式。活动结束后,社友们一起庆祝狂欢。后来这种集会的形式被称为“社会”。1949年后把庙会视为封建迷信,将之取缔,这种“社会”早已不存在了。

1995年,在有关文化管理部门的支持与帮助下,武当庙会逐渐恢复,庙会每年的农历三月初六至十一日举办。庙会期间,四乡民众云集,除捐款、进香外,还有演村戏、说快书、吹唢呐、捏面人、炸麻花等民间艺术表演,民风依旧,热闹非常。

现存的武当庙面积不大,为庭院式建筑,很像农家院落,由山门、三皇殿和武当殿组成。1980年夏天,文物工作者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这座庙。据当时的老人回忆,过去该村曾有两个相邻的庙——三皇庙和武当庙。后来,逐渐破落,合成一个庙,变成前后相邻的三皇殿和武当殿。原共有石造像和石心泥塑像29尊,分别供奉在两大殿中。其中三皇殿有天皇、地皇、人皇以及十大名医塑像等;武当殿有武当、伏羲、神农、少昊、女娲、王灵官塑像等,另有重修武当庙的碑记石刻五通以及记事大铁钟一座。三皇殿在1949年前已毁弃,1947年黄河洪水泛滥,记事碑刻和部分石造像被拉去垒了堤坝,大铁钟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毁。关于武当庙的建筑时代,地方文献记载阙如。因此武当庙已无任何可资参考的史料。现存的建筑应为清末民初重建,但内部覆莲式柱础、梁架建筑有宋元时期遗风。1980年文物部门征集到当年村民埋藏地下的石刻造像,经石刻专家研究,认为石刻年代应是宋元时期。

武当殿

武当殿主尊是“武当爷”。左右配享供奉的是伏羲与神农。与伏羲、神农并列的本应是三皇之一的黄帝,而“武当”却来历不名,或许是与祖先崇拜有关吧。当地百姓说是“先有武当后有玉皇”或“先有武当后有天”,似乎又是一尊开天辟地的神祗。

有学者考查后推断,“武当”之名可能是《封神演义》中“吾党”的误传。该书四十七回有“混沌从来不纪年,各将妙道辅真全;当时未有星河斗,先有吾党后有天。”但书中“吾党”并非人名,这段话是赵公明的自我吹嘘。

当地还有一个说法,武当就是张三丰。据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下令江南各地塑造功臣像,其中也包括张三丰,因为张三丰是武当派的创始人,又是朱元璋的谋士,还是普渡众生的名医。但搬运石像时正赶上酷暑,工人们无法忍受煎熬纷纷逃走了,石像也就遗落在了邓庙村。当时的村民“邓妈妈”,发愿捐盖一座庙宇,把石像保护起来。邓妈妈出门乞讨捐资,三个儿子在家轮流种地、看护石像。经年累月,邓家母子用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盖起了一座武当庙。此说虽然感人,但与神像形象不太符合。

武当造像为高浮雕盘腿坐像,背部为浅浮雕云纹背光,总高1.92米,宽0.94米,免冠赤足,乌发童颜,头有两髻,身穿袍衣,有六只手,一手持念珠,两手持书本,三手持太极八卦图,为标准的三教合一形象,道家的玄妙、佛家的深邃、儒家的厚重都得到充分的体现。石造像经山东省石刻文物专家初步考证为宋元时期遗物。

从造像形式上看,倒与道教先天斗姆元君有几分相似,但也多有不同。想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待高人了。

三皇殿

三皇殿里面有天皇、地皇、人皇造像,即伏羲、神农、黄帝。与其他三皇庙十大名医像列于两廊不一样的是,他们被摆放在三皇的间隙中。这显然已经不是原貌了。三皇庙在元代中国很普遍,虽然唐宋时也有个别以祭祀伏羲、神农、黄帝为主的庙宇,但多不是官办,也不是定制,所以并不普遍。而在元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三皇庙成为元代中央及地方医学教育的必要形式之一。邓庙村有三皇庙从某一侧面可以证明,元代邓庙村应该有官办医学,同时可以推定,邓庙应该距离县城不远。

中国历来视伏羲、神农、黄帝为圣贤先哲和汉族等民族的始祖神,尊称“三皇”,历代崇祀。但在元代,“三皇”成为医学祖神,供奉于三皇庙,由医家专司祭祀。这显然与中国古代传统祖神意识相悖逆,十分离奇。上世纪初顾颉刚先生已经发现了其中的蹊跷。上世纪末,兰州大学高伟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忽必烈时期的另一项建树,是三皇庙制度。”忽必烈时代,要求路府州县都建立医学,并且规定,凡天下医学,必须建有祭祀伏羲、神农和黄帝的三皇庙,将医学和三皇庙结合在一起,其性质有如儒学和孔庙,时人称“医学三皇庙”或“三皇庙学”。这是元朝独有的制度,它尊三皇为“医家之祖”,定为医家专祀的神祗,纳入国家祀典。据他考证,三皇庙制度建立在至元初年,即1264年左右。他指出:“三皇庙制度的实质,是将汉民族的共同祖先‘三皇’降到了‘医家之祖’的行业神地位,抹去了三皇祭祀的民族意义,从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起到弱化民族斗争的作用,这可能是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后极力推行并始终贯彻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三皇庙制度也是医界人士借蒙古统治者对医药的重视而鼓动起来的,这一制度将医学抬高到了与儒学同等的地位。无论如何,这种制度必然激起广大汉族人士,尤其是抱有传统观念的儒者的极大不满。”所以,朱元璋建立明朝不久,立即终止了这个制度。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的张世清还从医祀三皇庙的出现、财源、礼仪,及其与医学、惠民局的关系,论证了三皇庙在元代的重要地位及官方性质,同时分析了其衰落及影响。

现在全国还有个别地区有三皇庙遗迹残存,多数人已经不了解当时的背景,有些人甚至将此混同于具有民间信仰性质的药王庙,这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