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京城四大名医

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
2010-09-17

北京是一座古城,元朝以后医学得到较快发展,名医辈出。晚清至民国,北京曾出现被群众称誉的“四大名医”。

萧龙友(公元1864-1962年)为前清拔贡。精通文史,以文为医,医文并茂;善读书,多批校。曾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人才。

在临床方面,主张老少治法应有不同。他调理虚证,多采“育阴培本”之法。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他的临证方案及遗稿很丰富,按语用辞犀利,读之成诵,理法方药无不悉备。

1924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受人称赞。

孔伯华(公元1884-1955年),是我国近代一位具民族气节的医学家,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1918年曾赴农村开展防疫工作,成绩卓著,开我国防疫工作之先河,编有《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明令废止中医。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孔伯华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解放后,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曾在给主席写的信中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1955年孔伯华逝世,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公元1887-1948年),精究医术,博览群书。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其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汇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

施今墨(公元1884-1968年),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后以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结合,素主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独创一格,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联络各省医家,数次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力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才,不许成立中医学校,限制开业登记,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培养出六七百位优秀中医人才。(王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