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中医贯穿历史几千年，直接服务于人民生活，也和传说时代的英雄人物女娲、伏羲、神农、黄帝有着说不尽的联系。然而，时代走到清朝末年，西方医学、西方文化来到了华夏大地，伴随着列强侵入，中国的传统学术几乎溃不成军。
中医伴随封建社会消失而衰落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医药的衰落凸显出来。这些衰落，从形式上看，首先是从中医教育的失落开始；而从思想根源上说，则是从学术标准的异化开始。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朝廷内有识之士“已微窥旧学之不足独恃”，儒学在新学堂里没有了地位。
选派幼童留学美国，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图弥补“旧学”之不足，但是，学子们在海外如饥似渴地学习的是西方的技术与文化，四书五经便不放在眼里。至甲午战争，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康有为等把板子打在“八股”的屁股上，建议“特发明诏，立废八股”，改试策论。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袁世凯、张之洞提出了“废科举”的建议，因此在光绪三十一（1905）年清政府断然“立停科举”。停科举兴新学，实际上是“用科学代替科举，用实用技术取代儒学”，孔家店被冷落到一边，其历史地位也就被边缘化了。
当时，矫枉过正的人们，把中国落后的原因怪罪到汉字与中医的头上，因此，在废科举的同时，1908年旅欧留法的“新世纪派”留学生首先提出来要消灭汉字，还有某些留日的学生主张要效法日本明治维新的政治措施，取消中医，大力引进和推广西医。
北洋政府于1912年开始建立现代教育系列，把高等教育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工科、农科、医科七门，建立了现代教育的学术体系，却拒绝开设中医的学历教育，把中医学术传承置于教育法令之外，迫使中医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漏列中医教育案”惊醒了中医界，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带头提出抗议，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9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他们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争取办学立案，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之内，但是遭到教育总长汪大燮的拒绝。但是，中医界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时隔不久，在丁甘仁等中医学者的努力下，办起了私立的中医学历教育。
国民党对待中医的态度很矛盾
中医被排斥在新型的学历教育之外，也有深刻的自身原因，这是中医主动放弃学术评价标准而引起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按照《内经》的标准，不承认气、阴阳、五行对中医的理论指导作用，而按解剖、细菌、化学分析等“实证的方法”评价中医，中医就不可能具有科学性，而必须走王清任《医林改错》的道路。
在这样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下，余云岫开始批判中医理论，直指中医经典对于脏腑解剖认识的不足，但是尚未动摇中医作为国家医疗卫生支柱的地位。国民党作为一个转型时期的执政党，它对于中医的政策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它必须面对人民大众缺医少药的卫生落后局面，离不开中医药的现实作用；另一方面必须做长远打算，把各种行政资源用在“有发展前途的西医”身上。这就决定了它必然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支持余云岫等人消灭中医的主张。
1929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卫生部第一次卫生会议”，参加会议的“卫生工作者”竟然没有一个中医人员。当时，全国的中医从业人员在50万人以上，遍布于全国各地，而西医工作者只有不足万人，并且大多集中在大城市里。在这样的会议上，竟然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议案”。这样的议案必然会触犯众怒，中医界纷纷奋起，为求生存而达到了空前的大团结，曾经举行过多次声势浩大的斗争，包括请愿、罢市、示威等活动，类似青年学生们搞的“新式群众运动”。中医界的举动既震惊了朝野，也影响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绝大多数人不赞成取消中医，但是，也有极少数学者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医，由傅斯年引发的关于“国医”的论争，是颇有代表性的一幕。
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医界的参政能力、政治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因此，可以鼓动很多国民党元老提出一些议案，建立了国医馆，通过了《中医条例》，使中医在主体上得到了“基本保存”。但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大陆上始终没有建立一所国办的中医学院，对于中医私立的学历教育，也是能限制就限制，可取消就取消，中医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