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凯因生物技术公司等生物制药企业相继在相关媒体上刊登广告，进行自我营销——寻求国内外合作者。凯因称此举为“把公司的所有优势都面向市场进行‘共享’，与国内外医药企业在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作”。事实上，企业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开工不足的问题已严重阻碍本土生物制药产业的顺利发展。而近期，坊间热传，在发改委即将实行的新一轮药品降价中，生物制品“在劫难逃”，而干扰素的降价幅度更是可能达到80%，这让人再次聚焦本土生物制药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研发薄弱创新不足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技术产品申报看似“活跃”，实际上完全属于自我创新的技术却很少。业内专家指出，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9月～2004年9月，我国共有108个批准文号的生物制品进行了补充申请，但涉及的主要品种只有重组人干扰素、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重组人白细胞介素、重组人生长激素等数种。申报新药临床研究的有175个，涉及的主要品种只有流行性感冒病毒裂解疫苗、注射用重组瑞替普酶（TPA）、重组人干扰素β-1b等几个。拿到申请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的有230个，但包含的主要品种只有人神经生长因子、重组人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重组人白介素－11、重组人白细胞介素－2和重组人肿瘤坏死因子－NC等几种。生物制品新药研发尚未走出仿制的阴影。
据中国医药技术联盟秘书长芮国忠介绍，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受技术条件等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生物技术市场交易不活跃。而生物技术新药研发的技术要求和资金投入均较高，所以单项生物技术新药的技术转让价格相对较高。国内一个生物新药临床批件的技术转让价格约为1200万～2000万元人民币，新药证书的转让价格约为2500万～5000万元人民币。而欧美一个生物制品在我国的专利许可价格一般为500万～600万美元。
业内专家对我国生物制药的总体印象是，研发力量薄弱，项目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缺产品，特别缺乏自主创新的拳头产品。据北京凯因生物技术公司总经理周德胜介绍，国内生物制药产业中的“甲级队”也面临产品结构单一困局：三元基因只有重组α-1b干扰素1个品种，北京远策有重组α-2b干扰素等2个品种，深圳科兴有干扰素、白介素等4个品种，安徽安科有干扰素等2个品种，沈阳三生有干扰素、EPO等4个品种，浙江汉生有干扰素1个品种，北京凯因目前只有重组α-2b干扰素1个品种，哈药生物有干扰素等2个品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物技术实验室技术水平差距不大，但在产业化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渐加大：当世界有20多种畅销生物药时，我国能生产10种；现在世界上已有140多种生物药，我国却只能生产十几种。
产能过剩竞争过度
经过GMP认证的强制“瘦身”，我国制药企业从过去的60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4000家左右，企业的整体水平得到了较大提高。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制药企业数量多、“个头小”、产品重复生产、经济效益差的现状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观，而生物制药领域也是如此。
重组α-2b干扰素由正常人体白细胞所产生。北京凯因生物技术公司市场总监胡兵说，以该产品为例，自从1996年哈药集团生物工程公司开发的冻干针剂获准上市销售后，重组α-2b干扰素国产化进程加快。目前国内北京凯因生物技术、哈药集团生物工程、天津华立达生物工程、安徽安科生物工程、沈阳三生、北京远策药业、深圳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上海华新生物高科技、上海万兴生物制药等20家企业拥有40多个批文，能生产约10种重组a-2b干扰素制品，其中注射液和冻干粉针剂占80%以上的份额。主要品牌有凯因益生、利分能、安福隆、安达芬、英特龙、万复因和辛化诺，它们在干扰素市场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此外，该市场中还有一些进口品牌，如先灵葆雅的甘乐能、罗氏的派罗欣等品种。
胡兵告诉记者：“目前国内重组α-1b干扰素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北京凯因拥有的全自动模块化生产线，年产药物制剂可达1亿支。如果该生产线连续开工生产3个月，其产量可供全国使用1年。”
据胡兵分析，干扰素治疗肝炎已得到医生的认可。我国现有肝炎病毒携带者约1.2亿人（被诊断为肝炎患者2000多万人左右），农村患者占绝大多数，如果按1名肝炎患者至少使用半年、每月注射15支干扰素计算，500万单位1支的干扰素90元左右，300万单位1支的60元左右，患者一年的花费大约为1万~1.7万元。业内专家表示，根据市场反馈，我国干扰素的市场需求量非常大，但目前临床用药量尚未达到需求量的1%，价格因素严重阻碍其推广使用。因此，降低干扰素的价格门槛，可有效提升其使用量，这样既有利于患者治疗，又能为生产企业扩充产品“出路”，可谓一举两得。企业如能把握机遇，主动占领即将扩大的市场，就能变被动为主动。
其实，重复生产导致企业集中在同一市场恶性竞争，这不仅仅是本土生物制药领域面临的问题，而是我国制药工业的软肋。北京医药集团副总经理骆燮龙表示，造成产品重复生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制药企业在整体上缺乏新药创新的能力，现阶段必须以生产仿制药为主才能维持企业生存。生物技术制药领域出现的“高水平”重复是中药、化学制药领域低水平重复的“翻版”，其后果都是一样的——企业为了生存而争夺市场，大打价格战，弄得谁都吃不饱，谁都活不好。
“出租”优势趋利避害
产能过剩成为我国制药工业发展的难题，有人形容不少企业面临的生存形势是“过去是卖产品，现在是‘卖’企业”。中国的制药企业正在面临着成长的‘烦恼’。
针对这一说法，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朱长浩表示，外部生存环境差使企业生存压力过大，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迫使企业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出租”自己的优势,只要有活干有钱赚就行，以趋利避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谋生存。朱长浩认为，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充分利用资源，使其产生最佳效果，可为企业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经济效益。试想，一个连生存都没有保障的企业，怎能会想到日后的发展问题。企业为了生存进行“全方位营销”，将企业的优势资源，包括研发能力、生产技术和能力以及营销能力全部拿出来“共享”，寻求适宜的合作，迎合了当前医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骆燮龙认为，制药企业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由来已久，我国制药工业整体生产能力过剩大约在60%以上。全国制药企业GMP改造的资金投入约为1700亿元。以每年10%的设备折旧率计算，全国一年的设备折旧费就达170亿元，直接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此外，还存在着药品招标采购、降价等其他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影响，企业负担沉重。面对生存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像北京凯因一样，开始选择对外委托加工（OEM）、联合进行新药开发、利用完善的销售网络为他人服务。应该说，在严格遵守《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规的前提下，资本要素、产品要素、市场要素等社会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在医药行业实现并不充分，“卖”企业的做法只要不违反现行法规，不伤及行业整体利益，也不失为企业的生存之道，有利于推动我国制药企业间的兼并、联合与重组。
不过，生物制药领域存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生物制药企业老总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这样一件事：该企业与邻省一家生物制药企业达成联合重组协议，并预交了定金，可这个省有关部门却不同意，联合重组之事只好搁浅。这位老总为此呼吁，一是政府部门要积极支持引导企业运用市场手段做强做大。二是生物制药企业要着眼于长远发展目标，摈弃传统观念，不求所有，但求所得，加快走兼并联合重组、自主创新之路，增强企业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相关链接：全球生物制药产业发展迅猛
全球权威医药市场咨询调研公司IMS最新的统计表明，2004年基因重组生物技术药物的年销售额已经突破400亿美元。从1998年至2003年，全球生物技术药物年销售额的增长率在15%～33%，远高于年增长率为7%～10%的传统制药业。
近年来，生物制药产业之所以能够如此高速增长，主要归功于四大因素：首先，生物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次，批准上市的生物技术药物越来越多，其增长速率远高于传统的化学药物；第三，生物技术药物具有较小的毒副作用和确切的疗效；第四，生物技术药物的高附加值。
尽管发展迅猛，但生物制药产业在全球发展却极不平衡。1993年，北美（主要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的生物制药产业几乎是三足鼎立，在共84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中各占20亿～30亿美元。但经过10年的发展，美国远远把其他国家和地区甩在后面。截至2002年底，美国生物技术药物销售额占全球市场的58%，并且这个比例还有扩大的趋势。而欧盟经过最近5年的发展，其市场份额达到22%。日本的生物制药发展相对滞后乃至停滞，近10年来，生物技术药物的销售额一直徘徊在20亿～30亿美元，其生物制品的种类和生产规模远不及美国。尤其是发展迅猛的抗体类药物，日本的研发能力也非常有限，到2001年只有一种治疗性抗体（OK-T3）上市。不过最近两年日本已意识到在生物制药领域的差距，政府和公司都在加强生物制药领域的投入，仅2001年～2003年就批准了5种治疗性单克隆抗体，它们分别是Herceptin、Rituxan、Simulect、Remicade和Synagis。其他国家和地区生物制药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