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缺乏”，这两个词如果经常地被并列使用，则暗示系统在资源调控方面出现问题。近年来，药物临床试验管理发展虽然态势良好，但也同样受到此类问题的困扰——我们藉人力资源优势吸引大批跨国药企进入，并成功转化为中国GCP发展的原动力。然而，这种动力的稳定性，正因目前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状态，受到巨大威胁。
2003年3月，美国食品医药品管理局在对乙型肝炎治疗药进行审批的过程中，正式承认了在中国进行的临床试验结果，从此，中国作为临床试验的巨大市场开始受到全世界的关注。现在，数项以申请FDA审批为目的的临床试验正在中国展开。世界著名的临床试验合同研究机构美国Quintiles Transnational公司受制药厂商委托，在中国进行风湿等关节性疾病治疗药物Ⅲ期临床试验，“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招募到600名受试者。如果不是在中国做，试验肯定要大幅度推迟”。而日本CMIC株式会社的中村和男社长则称，“要想做符合国际标准的临床试验，为了保证足够的受试者数目，日本离不开中国”。
诸如此类的评价令我们喜忧参半。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大，疾病种类较多，同时一些贫困地区从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参加试验，使试验数据更具有价值。此外，在一些偏远、闭塞地区，人口流动较少，试验采样相对集中，对于某一类疾病而言也更具典型性，并且还可以缩短采样时间。在“临床试验效率决定药品研发利润率”已成全球制药产业规则的今天，这种资源是我们绝对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源”，主要集中在受试群体，是一种处于低技术含量的原生状态。与之相对，产业发展急需的技术人才极其匮乏。不可否认，跨国公司在培养本土专业人员方面做得很好，但同时他们抢夺人才更加不遗余力，越来越多的本土人才开始在合资企业中担当重要职位。礼来公司就曾直言不讳地宣称：“人才是第一位的。我们需要人才，需要各方面最好的人才，在人才竞争中我们不会客气。”
高端资源培育艰难，又难为己用。低端资源则面临跨国公司“掠夺性使用”的危险。全球制药业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传统运作模式正在面临市场的巨大压力。临床试验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药物的开发速度，如何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是世界制药业竞争的关键问题，而药物受试者不足，正令制药厂家大伤脑筋。他们在拥有大量患者样本，且采集数据非常便捷的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以付给受试者比本国低数百上千倍的试验报酬为代价，实现了利润增值。这是否属于非等价交换，有没有资源掠夺的嫌疑？GCP实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对受试者权益的保护。但在人道原则之外，我们很少从市场战略的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
“GCP比GLP发展更快，和跨国公司带来的经验、技术和资金不无关系”，话虽不错，但这是以资源付出为代价换来的。谁是这种交换的最大受益者，目前结论为时尚早。但对于利益至上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研发中心，培训本土专业人才，在本土人群中做临床试验……努力的指向只有一个——逐步占领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合作只是手段，双赢只是策略。因此，我们在制度层面上与之协调同步，只是实现与国际接轨的手段，建立包括有效的人力资源培育保护在内的先进产业发展模式，获得与跨国公司平等对话的实力，才是“接轨”的目的所在，也是检验GCP以及相关一系列管理规范施行业绩的基本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