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出名门逞家技 誉满京华两代情——记孔伯华与孔嗣伯

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
2009-12-30

马小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今年6月,我与北京电视台的记者们一起前去探望中医专家孔嗣伯。虽然作为孔老的医疗助理近年来我经常能与他见面,但工作之余,孔老基本已处于半隐居状态,所以这次能跟随电视台前去采访,我很兴奋。顶着父亲孔伯华“四大名医”的光环,孔嗣伯为人却一直低调,这么多年来极少接受采访。这次的破例,我想,与时下国学复兴的背景不无关系,也许老看到了希望,认为时逢盛世,传统振兴,愿意将他父子两代京城行医的经历与有识之士分享,所以才同意接受采访吧。

挤进狭小的电梯,同行的主持人忍不住发问:“孔老怎么会住这儿?”疑问不言而喻:一位这么有名的医生,一位名医世家之后,怎么会住在这么拥挤的住宅楼里?“他毕竟是一个中医大夫而不是商人,所以没有住在别墅群里,而是住在居民楼里。”我的回答打破了沉默。走进孔嗣伯家里,他已经精神矍铄地在客厅等候我们。随着主持人开始提问,我们的思路也跟着孔老回到过去。

追忆父亲往事

关于孔伯华,官方的记载是这样的:字繁棣,号伯华,别号不龟手庐主人。生于1884年,卒于1955年,享年71岁,精于文史,尤善歧黃,乃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因善用石膏著称,时人誉之“石膏孔”……在我看来,这些客观的记载简单而冰冷,难以表述后面承载的丰富历史和那个精彩绝伦的人物;而在孔嗣伯的叙述中,那段历史和真实的孔伯华慢慢出现在我们面前。孔伯华的一生至少与中国近代史上3个重要事件有关,这3件事都与中医关系密切:一是廊坊防疫。1918年廊坊一带流行瘟疫,病情凶险,逼近京城,孔伯华与杨浩如等率医疗队前往防治,控制了疫情,成绩卓著。事后诸位同仁总结防疫工作疗效,分别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一书十卷,刊行于世,成为中医防治传染病的重要著作。二是与“费止中医论者”的斗争。1929年汪精卫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时,国民党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的决议,引起全社会的公愤,全国中医药代表齐聚上海,孔伯华作为当时华北中医界的代表,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请愿,据理力争,最终要求政府取消这次决议。三是自费办学。1930年孔伯华返回北京后,深感中医兴亡当务之急是人才教育,于是联合中医界同仁成立北平国医学院,萧龙友为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培养了大批中医药人才。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中医学院的建立,吸取了大量北平国医学院办学的经验。

正是因为在医术上精益求精,又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伯华才得到京城百姓的认可,名列“四大名医”,孔嗣伯认为这项荣誉是京城百姓对父亲的最高褒奖。作为孔子第74代子孙,孔伯华饱读诗书、家学渊源,不仅在学术上有真知灼见,而且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他从临床疗效出发,为“石膏”鸣不平,将石膏这味“虎狼药”广泛用在内外妇儿诸科,甚至妇女妊娠期间,均收到较好疗效,以事实确立了石膏的新用法;在面对废止中医论者的挑衅时,他没有置身事外,敢于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培养后学,作为名医,他没有独善其身、狭隘保守,而是积极开展民间办学,努力培养后继人才,体现出大家风范……正是这样的为人,折服了患者和医界同道。在孔嗣伯的记忆中,父亲性格慷慨好施,怀有一副“医者父母心”的悲悯心肠,他同情怜悯病人,虽然是京城名医,但却经常无偿给穷人看病,垫钱给穷人买药,孔家门诊甚至常年给早起挂号的病人无偿提供早点……现在有些北京的老患者还记得当年孔家乐善好施的故事。自费办学后,学校开支很大,孔伯华常以个人诊费挪补办学开支,并对跟随侍诊的学生无偿提供食宿,虽然他常年门诊,门庭若市,却常常入不敷出,每到逢年过节,家里甚至要四处借贷,孔伯华守着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信条,先向自家人借贷,所以孔家经常出现老先生向仆人、车夫、厨娘借钱的戏剧性场面。就这样,在那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乱世,孔伯华靠自己的医术独立支撑起一大家子和一大摊事,实践着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者梦想,最终疾劳成疾,一次出诊归来后,一病不起,卒于北京,享年71周岁。先生遗嘱:“儿孙弟子,凡从我学业者,以后要各尽全力,为人民很好服务,以承我未尽之志……”

就这样,自学成才、悬壶济世、民间办学,孔伯华一生“两袖清风,家无恒产”,真正地把医术和财富献给了京城人民。

子承父业从医

回忆起父亲,孔嗣伯尊崇备至,父亲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论是自小的国学教育,还是走入临床后的耳提面命,很多教导让他终生受益。譬如他提到孔伯华教导学生要“兼收并蓄、博采众方”,提出如果落于狭隘的门户之见,则不能吸收别家所长。孔嗣伯说,父亲自己就读过大量的医书,很善于学习,石膏的使用就是在《伤寒论》、《医学衷中参西录》和日本《黄汉医学》的使用基础上,不断学习摸索出来的。这种包容的态度,使得孔嗣伯对中医界历来不断的学派纷争,很少介入,始终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对所谓“经方派”和“时方派”,“伤寒”和“温病”的区分,也是强调学术发展,不强调学科分割。他认为时代是发展的,中药的品种范围在扩大,在用药上有很大余地,那么就不应该在辨证上再做人为限制。

孔嗣伯的人生道路是父亲替他选定的,少年即随父侍诊,让他走上了从医的道路。此后,不管世事如何风云流转,他始终遵照父亲的安排,恪守为医的本份,默默地工作在临床一线,北京老百姓也如当年接受他的父亲一样,接受了他。初见孔嗣伯,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很受患者拥戴,却很低调;看上去很平凡,却又与众不同。是言谈中显露的渊博谈吐,或是举手投足间与众不同的气度,或是临证举重若轻却绝不张扬的从容……此刻,面对主持人反复追问的“当年是否叛逆”,“如今是否后悔”,孔嗣伯无从回答,在传统家庭中,子女对长辈的服从是第一位的。而现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孔老认为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想,以孔嗣伯聪颖的天资和良好的家学背景,从医无疑是得天独厚的,否则孔伯华的仁心仁术,岂不缺了一位传人,北京城不又少了一位好大夫吗?孔嗣伯在经历大半生坎坷磨砺后,深感“医者仁术”的职业魅力。最后,我们追问他对中医的展望,他认为:“中医好,西医好,合起来更好,合起来也最难……”

采访结束了,走出孔老的家门,已是傍晚,卒然间涨满心头的,是孔氏家传的仁心仁术,是他们父子两代对京华百姓的绵绵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