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裕民 上海中医药大学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位这样的伟人，他曾经是一位西医，在身患肝癌、药石无灵之际，有人劝他尝试一下中医。他不愿意，这不奇怪。他愿意放弃治疗也是他的权利，奇怪的是他的理由，他说：“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他就是孙中山。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另一位文化名人在这方面却表现得要更为理智些。他就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
胡适是20世纪初期反对中医的重量级人物。他青年时代曾赴美留学多年，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在政治上主张全盘西化。他充满激情地提倡新文化，态度强硬地认为中医是不科学的。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胡适改变了对中医的一些偏见。1920年11月，胡适罹患肾炎，在北京协和医院采用西医疗法久治不愈，被宣判死刑。朋友建议他去采用中医方法治疗，胡适勉强应允，不料反而治疗痊愈。结果胡适又活了40多年，这把胡适推入到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他一方面反对中医，一方面却是中医治好了他的重病。在事实面前任何解释的语言都显得苍白。后来，胡适只好退而认为“中医不科学，很糊涂，但是能治病”，在他的颂文中还是希望“许多医学者在化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做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书”，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它的成分究竟是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
胡适的病被中医治好了，但他并没有认为中医是科学的，仍然希望用西医的那套检验方法来证明中医治病的道理，结果当然会使他失望。原因何在？因为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治疗方法，必须用不同的检测方法。事实上，如果简单把西方重分析、重实证的思维方式，看作是唯一科学的思维方法，并以它来检验东方的系统性思维、阴阳平衡理论，结论当然是中医不科学。可以这样说，是检验中医的标尺用错了，而不是中医错了。中医并没有什么都得小白鼠、小白兔说了才算数。当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都有知识的盲区。科学的目的是求取真理。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能治好病的医学，就应该是科学的医学。客观存在的真理，是不以人们是否承认为标准的，而是以实践为标准的。
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有一位40多岁的张姓患者在眼眶后生了一个肿瘤。当时的主治医生提出局部手术治疗和放化疗方法。放化疗方法虽然使肿块缩小了，但病情反反复复。后来她考虑手术治疗。但由于肿瘤的特殊位置，必须开颅取出，风险较大。怎么办？她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辗转找到了我们。我们为她进行了辨证论治治疗，但调理的方向并不是针对眼睛，而是从肝开始调起。因为“肝开窍于目”，肝经上连目系，所以眼的生理病理莫不与肝有着密切关系。经过了半年的中药调理，患者的肿块开始逐渐变小了，最后不用增强CT，很难发现，而且至今没有不适症状。经历了这次疾病，从此他对中医深信不疑。像这样的病例，在我们的实践中还可以找到许多。
中医将人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五脏六腑的盛衰和病变都会通过精血津液等介质表现于体表，高明的中医常常能从脉象、舌苔、眉毛、头发、皮肤、手掌纹路、指甲颜色等身体表面的细微变化诊断出体内的疾病，这就是中医的神奇之处。中医的这一理论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自然万象的规律。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蝴蝶效应”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世界万象的联系是如此神奇微妙，它们相互影响，互为表里。人体也是这样，头发、指甲、耳朵……身体外部的一切都在反映着体内的情况。
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瑰宝，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总结、理论升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她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医疗保健、繁衍生息、繁荣昌盛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只有真正了解中医，才能知道中医的伟大之处。
希望现代的“胡适”们，都是那些有了健康难题时既会找中医看，又不固守成见，能宽容对待中医的人。
（作者系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