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医学术特点

来源
中国中医药报
时间
2010-03-19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目前,还原论的研究方法还处于“主流地位”,“研究中医”还没有变成“中医研究”,中医界在科研领域的主体缺失,不利于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决心,无法得到应有的成果回报。

为了使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必要重新审视影响中医药科研的思路与方法。只有破解理论难题,才可能有效突破中医药发展的瓶颈,迎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繁荣。

《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继承与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与实践”,具体做法是“既要保持特色优势又要积极利用现代科技”。

在中国,中医不是补充与替代医学,而是与西医一样属于“主流医学”。目前中医处于薄弱地位,不利于我国在医学领域里的原始创新,所以国务院才有《若干意见》的出台。如果用“中医是主流医学”的目光,审视目前的状况,分析中医界的处境,可以看出,落实国务院的战略部署,不仅需要政策倾斜、资金扶持,还需要用科学发展观作指导,解决一系列困扰中医药发展的问题。

中医学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的中医发展道路,展示的临床成就硕果累累,而理论成就相对较少。尽管目前有关探索正逐渐展开,尚有向纵深发展的必要。目前,还原论的研究方法还处于“主流地位”,“研究中医”还没有变成“中医研究”,中医界在科研领域的主体缺失,不利于中医学术的继承与创新,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决心,无法得到应有的成果回报。为了使国家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有必要重新审视影响中医药科研的思路与方法。只有破解理论难题,才可能有效突破中医药发展的瓶颈,迎来中医药事业的复兴和繁荣。

历史上,“学”与“术”的发展,经常是不平衡的,但二者可以互相促进。理论探索可以引领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也可促使理论延伸。中医、中西医结合理论研究的滞后,不仅影响临床探索,还影响到人们对于中医科学性的正确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医学的发展。

中医学的“时空整体观”

在西医发展的历史上,解剖分析的还原论方法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派生了“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并且把结构看成是“物质第一性”的决定作用。近代中医曾得出结论:“西医长于解剖,中医重在气化”。但是,在“解剖为实,气化为虚”的观念里,中医的学术就难以找到“脚踏实地”的基础,也成了屡屡被当作“不科学”的依据。

时过境迁,“结构决定功能”的研究方法,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因为它“只看到了鸡生蛋,看不到蛋生鸡”。尽管细胞分化是人体不同功能的基础,但是所有不同的组织细胞,其细胞核都含有相同的DNA。因此,细胞功能的差异性不能用结构决定功能来解释。而且,克隆技术也证明了不同的体细胞,都可以成功地克隆出同样完整的生命。结构与功能是一系列的因果链条关系,不是简单的“结构决定功能”线性关系。人体的五脏六腑,都是从单细胞孕卵分化之后形成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人体结构来源于功能的积累,另一方面形体结构的维持还需要功能的维护。离开功能支持,生命结构就会消失,变为一堆“泥土”。人体结构的修复,也需要功能的作用,否则再无菌的手术也不会成功,再好的药物也不会发挥作用。因此,不能把“结构决定功能”当成绝对的信条,结构与功能在生命领域有其特殊性,不能机械地一概而论。

既然结构与功能是一系列因果相连的链条,我们研究生命规律时,必须具有“时空整体观”。根据宋安群《新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任何整体的功能只能用这个整体来解释,而不能用其组成部分来解释。如水的特性不能用其组成成分氢原子和氧原子来解释,因为两者不具备水的特性,简单相加就会爆炸,水的柔顺与滋润特性无法从它们身上推测出来。

中医学的“状态疾病观”

中西医对于疾病的认识各有特色,也各有优缺点。比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与“胸痹”,大约是中西医对于同一个疾病的不同称谓,其命名方法各有侧重。西医看重的是疾病的病理结构,强调具有纳入标准、排除标准的硬指标。中医则从生成论出发,强调患者原来气血畅通的胸部,因为各种原因发生了痹阻。无论是由于气虚、血瘀,还是因为痰阻造成的闭塞,只要通过辨证治疗,开瘀通闭,就可以转危为安。也就是说,西医冠心病的诊断,强调的是疾病在形态方面的排他性、永久性,而中医胸痹的病名,强调的是疾病在状态方面的可转化性、暂时性。西医的诊断很过硬,但在没有确诊之前,就不能做针对性治疗,距离“治未病”比较远;中医的诊断依靠证候,虽然不一定得到仪器检查的认可,但却是“防患于未然”更高层次的医学追求,有深刻的临床意义,正是“治疗关口前移”的需要。

必须看到,随着形态研究的逐步深入,“状态疾病观”正在超越、包容“形态疾病观”。“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病理诊断,只是一个“宏观的病灶”,它在指导临床治疗过程之中的引领价值,也在逐渐衰减。当代西医在临床上,已经不再用冠心病这个宏观病灶作为药物治疗的靶点了,而必须把药物的作用以“分子水平”进行解释才算“合格”。因此,西药的说明书,一定要阐明所使用的药物,是否属于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β-受体阻滞剂等分子靶点的药物,这才达到还原论观点的基本要求。而这些针对靶点的分子药物,都是通过改变生理状态而起作用的药物,而不是直接针对具体病灶形态的药物。也就是说,在西医不断向微观领域发展的时候,状态的疾病观逐渐超越、包容了形态的疾病观。

一个病人在疾病过程里呈现的症状,不是病灶直接决定的。如冠心病患者,有时症状十分突出,有时则无痛苦,并不能认为其病灶忽有忽无,忽大忽小。证候反映了机体的整个状态,它包容了散在于身体里的“各种病灶”。在很多情况下,按照西医精密仪器的检查结果,按照各种“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一个人从头到脚可能同时存在很多病灶、病变、病理综合征,每个人都很难成为仅仅是“单个疾病载体”的理想模型。由此可见,反映整体状态的证候,比病灶更能反映疾病本质。因为任何局部的疾病,都是全身状态的干扰因素,也往往是全身变化的局部表现,而不是单独出现的孤立现象。

在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过程之中,必须重新审视中西医各自的学术特色,提炼其中的科学问题,如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关系、生成论与构成论、结构与功能、形态与状态、局部与整体、病灶与症候、单一分子药物与多组分复方药物、毒与药、健康与疾病、精神与肉体等未来医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重新审视中西医各自的优缺点。只有正确回答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才能更正确地认识中医的学术体系,告别中医从业人员之中存在着的“没落意识”,促进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促进中医药更顺畅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