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医眼科学发展简史

中医眼科,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临床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以及整个中医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的。虽然它的发展历史是连贯的,但从发展状况与学术特点来看,大体又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即萌芽时期、奠基时期、独立发展时期、兴盛时期、衰落与复兴时期等。

一、萌芽时期(上古一南北朝)

中医眼科的萌芽时期远在上古,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商、周、秦、汉诸代。这一时期,我们的祖先通过一段漫长而原始的、一症一药、对症治疗眼疾的年代之后,开始向着探索眼的解剖结构、生理病理,乃至辨证论治的方向进步。自从有文字出现以后,有关眼病的医药知识逐渐有了记载。不过,最初多散见于各种书籍文献之中。以后,随着《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医药专书的出现,有关眼与眼病的知识,在医药书籍中开始有了比较集中的记载和论述。

如早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目”、“疾目”等记载。至春秋时期,《诗经》和《书经》等又有目盲的记载,并根据其症状不同,分别采用“瞽”、“蒙”、“瞍”等词加以区分。先秦时代的《山海经》中,汜载了100余种药物,其中已有7种可以防治眼病。又据《史记·扁鹊列传》所载,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到周都洛阳时,就曾大量医治老年人的耳、眼疾病,因而扁鹊可算是我国最早从事五官科的医生了。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对眼的解剖生理,眼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证候、针刺疗法等已有初步的论述。所载眼部病名有目赤,目痛、目眦疡、目下肿、目不明、目盲、视歧等30余种。后世中医眼科学中关于眼与脏腑经络的关系、五轮八廓学说、眼病的脏腑辨证等许多基本理论,就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大约编著于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收载药物365味,其中眼科用药已达70余种,可用于治疗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以及一些全身病的眼部证候。而且不少药物至今仍为眼科所常用。

东汉末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该书在阐述全身性疾病时,涉及到目赤、目黯、目不识人等20佘种眼部病症。但是仲景从整体观念出发,参合全身脉症,辨证沦治,为后世治疗眼病结合全身证候辨证论治的方法奠定了基础。

综上所述,从商周至秦汉的漫长年代里,我们的祖先对防治眼病的医药知识不断增加和积累,并开始从实践上升为理论,载人医药书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不过,中医眼科尚无比较系统的理论,也无收载和论述眼病的专书。所以说,当时的眼科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奠基时期(隋朝一唐朝)

隋唐时期,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空前繁荣,中医学发展很快,成绩显著,眼科学也迅速成长。这一时期,在许多全书,方书中已有集中记载眼科病因证治的文献,主要的如《诸病源候沦》、《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而且有了比较著名的眼科专书,如《龙树眼论》、《刘皓眼论准的歌》等。

隋代,巢元方等著《诸病源候论》,该书在目病诸候一卷内,集中收载三十八候,包括胞睑、两眦、白睛、黑睛、瞳神等部疾病。此外,对于突眼、近视以及一些与全身性疾病相关的眼病也有了记载,而且对症状描述和病源探讨都比前人前进了一步,唐代,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在七窍病一卷首列目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生食五辛、夜读细书等容易引起眼病的19种因素,以及预防眼病的若干注意事项,还首次记述了老人目昏。在眼病的治疗方面,记载了神曲丸等81首内服及外用的药方,并第一次提出了食用牛、羊等动物肝脏的明目作用。此外,还介绍了熏洗、外敷、钩,割等眼病外治法和针灸、按摩疗法。所以,该书对后世眼科发展颇具影响。

王焘著《外台秘要》,在眼疾一卷中引印度《天竺经论眼》。在眼的解剖方面指出:眼乃轻膜裹水,外膜白睛重数有三,黑睛水膜止有一重,不可轻触:眼之黑白分明,肝管无滞,外托三光,内因神识,故有所见。在论述病源方面提出:绿翳青旨(相当于青光眼)之类眼病“皆从内肝管缺,眼孔不通所致”的独到见解。而且指出,该病初发即须速治,病成则不复可疗。在眼病论治方面,谓治脑流青盲眼(相当于白内障)“宜用金篦决,一针之后豁若开云而见白日”。这是中医古籍有关金针拨内障的最早记载。该书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龙树眼论》是我国第一部有影响的眼科专书。可惜原书早巳失传,仅有日本人辑录于朝鲜《医方类聚》的辑本。该书大体可分为总论与各论两部分。总论所述病因病机与《诸病源候论》相似,多主风热;各论所述眼病有30节。书中的眼部解剖名词比以前的文献丰富,如眼睑、眼皮等皆属首见;所涉及的眼部病,已增至60余种。治疗方面,不仅重视药物,还记载有多种手术疗法,如首次提出对胬肉攀睛使用割烙法和对“睑皮里有核(即胞生痰核)”施行手术治疗,而且对“开内障用针法”的叙述也较前人详细。

《刘皓眼论准的歌》是晚唐时期著成的另一部眼科专书,又称《刘皓眼论审的歌》(《宋史》)。全书为诗歌体裁,便于记颂。现存《秘传眼科龙木论》中《龙木总论》之“审的歌”,即来自该书。书中所载的“五轮歌”及将72种眼部病证按内、外障分类的方法,对以后的中医眼科影响深远。

此外,唐武宗时(公元九世纪中叶)已能配制假眼。据《太平御览》记载:“唐崔嘏失一目,以珠代之。”《吴越备史》又载:“唐立武选,以击球较其能否。置铁钩于球杖以相击。周宝尝与此选,为铁钩摘一目,睛失,……敕赐木睛以代之。”由此可知,世界上装置假眼实以我国为早。

唐代从事医疗保健和医学教育的太医署,分科较细。五官病从此正式从内、外科划分出来,自立为“耳目口齿科”,也就是我国早期的五官科。这为下一步眼科分化为专科打下了基础。

综上所述,隋唐时期,由于眼科理论与临床治疗的发展,尤其是晚唐出现《龙树眼论》之后,对眼的解剖、生理等基础理论的认识较前深入、系统,对相当多的眼病在诊断与内治,外治及手术等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水平,这些都为中医眼科进一步发展为独立的专科奠定了基础,故称奠基时期。

三、独立发展时期(宋朝一元朝)

由宋至金元时代,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当时大规模地编辑整理医书,大部分眼科文献都保存于方书与全书之中。如《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世医得效方》等皆有专论眼科的篇章,眼科专著《秘传眼科龙木论》、《银海精微》等也成书于这一时期。

宋初编成的《太平圣惠方》100卷中,眼科两卷总结了宋以前的眼科成就,并有所发展。将所收载的500多首处方按主治证候分类,而且对每类证候的病因病机都作了扼要的阐述。眼科五轮学说在该书首次见到运用,并以“眼通五脏,气贯五轮”强调了眼与整体的密切关系。书中除对内治和外治的大量记载外,对金针拨障等手术的介绍也比较详细。

此后一百多年,又有《圣济总录》,全书200多卷,有论有方。眼科部分在《太平圣惠方》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写成12卷,包括眼病58门,手术2门,记载眼病用方750多首,内容较为丰富。至于眼科用药,见于宋代著名官方药书《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者,就有180多种,其中还吸收了一些外来药物,如没药、龙脑香等。

元代危亦林编《世医得效方》,其中眼科一卷,首先重点阐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其次分别叙述眼科72证的证治,内容简明扼要而实用。

由宋元医家辑成的《秘传眼科龙木论》,是一本著名的眼科专书。全书分10卷,卷1—6主要载列眼科“七十二证方论”,每证方论以下附有“审的歌”;卷7为诸家秘要名方;卷8为针灸经;卷9—10为诸方辨论药性。书中主要内容是按内、外障分类记叙72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介绍了古代金针拨内障以及钩、割、镰、洗等手术方法,对后世很有影响。正文10卷之后,另附有《葆光道人眼科龙木集》,其主要部分是“眼科七十二问”,具体内容与前面“七十二证方论”并不相同。此外,它在“五轮”之后,首次较详细地述及眼科“八廓”,虽然八廓不如五轮学说有影响,但是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银海精微》为宋以后的人托名孙思邈撰成的眼科专书。该书首先叙述了五轮八廓学说和中医眼科辨证的一些基本理论,接着列叙了80余种眼病的病因、症状和治疗,并附有眼病简图。此外,还初步介绍了按五轮检查眼病的顺序和方法。此书辨析证情比较明白,内治的不少方药也比较精简实用,外治还采用了点、洗、剧、烙、夹等法,对金针拨障(开金针)的手术方法描述尤详。

金元时代,医学流派主要以刘完素、张从正、李呆、朱震亨四大家为代表。刘完素强调火热为病的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目赤肿翳膜皆属于热,主张降心火,滋肾水,用药偏重寒凉。张从正继承刘氏主火之说,并有所发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目不因火则不病,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治病主张以祛邪为主,善用攻下法。李呆提倡内伤学说。在眼科方面,他认为脾虚影响五脏六腑的精气不能上贯于目,则目不明,因而治眼病要理脾胃,养气血才是正理。朱震亨认为相火为元气之贼,阴虚则火动,治病重用滋阴降火之法。在眼科方面,他认为眼病不外虚实二因,眼目昏花属肾水亏虚,眼目肿痛属肝经风热,内治虚者宜滋肾阴,实者当散风热,虚实相兼者则散热滋阴。以上四家学说虽各有所长,但也离不开辨证论治的原则,后人合理运用,进一步丰富了眼科的理论和实践。

宋代开设太医局从事医疗及医学教育。下分九科,其中开设了眼科。从此,历代眼科皆独立成科。

综上所述,由于宋元时期的发展,中医眼科已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理论体系与诊疗特点,所以有了分化为专科的条件。眼科独立之后,学有专攻,又大大地促进了中医眼科学术和技术的发展。

四、兴盛时期(明朝一清朝·鸦片战争以前)

明、清两代,是中医学发展的兴盛时期,眼科也不例外。有关眼科的医药著述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各代。影响较大的如《原机启微》、《本草纲目》、《普济方》、《证治准绳》、《审视瑶函》、《目经大成》等。

跨元、明两代的眼科名医倪维德著《原机启微》一书。其上卷按病因将眼病分为18类,理论联系实际,详细分析病机,辨证论治;下卷论方剂配伍,后附治疗眼病40余方,并有方义说明。这是阐述理论比较系统的一本眼科专书。

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收载眼科用药已有400多种。朱棣等所编《普济方》,是医方中集大成之作。眼目门16卷,收方2300多首,集病名300余种,内容极其丰富。

王肯堂编撰《证治准绳》,在七窍门中,记载眼部病证170多种,病因、症状记述详尽,对临床诊断很有帮助。

四十多年后,傅仁宇在前人眼科著述的基础上,撰成《审视瑶函》。卷首,介绍名医医案、五轮八廓、运气学说等;1—2卷,总论眼的生理及证治概要;3—6卷,作者在《证治准绳》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经验,将眼病综合为108证,详述各种眼病的症状、诊断和治疗,其中对金针拨障及其他外治法还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该书内容丰富,一般认为是中医眼科的重要参考书。

清代,眼科著作较多。黄庭镜著《目经大成》一书,卷一立论,包括眼的解剖、生理、病因、辨证、内外治法等方面的杂论;考症,包括12类病因、81症及似因非症8条;卷三列方200多个,并有方义说明。因黄氏本人精于眼科手术,所以,记载手术方法尤其详尽。如将金针拨内障手术方法,在《审视瑶函》所归纳的八个步骤的基础之上,分别以审机、点睛、射覆、探骊、扰海、卷帘、圆镜、完壁命名,称为金针开内障八法。现代眼科的针拨白内障术,也是沿此改进而来。

清代还有顾锡著《银海指南》,黄岩著〈眼艮科纂要》,张璐著《张氏医通·七窍门》,吴谦等撰《医宗金鉴·眼科心法要诀》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眼科医著。清政府组织编撰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在“目门”中搜集历代主要眼科著述,分别作内容简介,并附眼科处方和各种疗法,资料丰富,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此外,眼镜在我国使用较早,早期称为“空空格”。在明初由艺衡《留青日札摘抄》及屠隆的《文房器具笺》都有记载,主要用于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细书”。张自烈《正字通》则明确指出:“空空格,眼镜也”。此后,渐称眼镜。

总之,由于明清时期的中医眼科,在基础理论与临床治疗方面都有很大发展,眼科文献的数量与质量大大超过以前各代,所以说是中医眼科最兴盛的时期。

五、衰落与复兴时期(清朝·鸦片战争以后至今)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的百余年间,由于国家政治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中医事业随之凋零,中医眼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也由兴盛转向衰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中医眼科才枯木逢春,得到迅速发展。

衰落时期刊行的一些眼科著作,大多内容简单,无明显特色,或者沿袭前人《银海精微》、《原机启微》、《审视瑶函》等作。有一定创见者为数甚少,如黄岩的《秘传眼科纂要》、马化龙的《眼科阐微》、撰人不详的《眼科奇书》、康维恂的〈眼科菁华录》等。

此外,由于西医眼科的传人和影响,为以后眼科的中西医结合创造了条件。当时这一类的专著有徐庶遥著《中国眼科学》、陈滋著《中西医眼科汇通》等。唐容川所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中也包含有眼科方面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党的中医政策振兴了中医,中医眼科随之迅速发展。1955年起,北京等地先后成立中医研究院所,设立中医眼科研究室和临床科室。1956年起,全国各省市相继成立高等中医院校,设立眼科教研室和附属医院眼科的门诊及病房。

这些在推动中医眼科医疗、教学、科研的发展及现代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理论和临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眼科人才,其中包括中医眼科的医学硕土、博士等高级人才。通过临床教学实践,高等中医院校统编教材《中医眼科学》,先后5次修订,不断充实完善,而且北京中医药大学等还组织编写了协编教材。近50年来,路际平著《眼科临症笔记》、陆南山著《眼科临症录》、姚和清著《眼科证治经验》、陈达夫著《中医眼科六经法要》、庞赞襄著《中医眼科临床实践》、张望之著《眼科探骊》以及《韦文贵眼科经验选》、《陈溪南眼科经验》、《张皆春眼科证治》等,使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得到总结与推广。

此外,还有中国中医研究院等主编《中医大辞典·眼科部分》、陆绵绵编《中西医结合治疗眼病》和主编《世界传统医学·眼科学》、杨维周著《中医眼科历代方剂汇编》、唐由之主编《医学百科全书,中医眼科分卷》、成都中医药大学编《中医眼科学》、廖品正主编《中医眼科学》、唐由之等主编《中医眼科全书》、李传课宅编《中医眼科临床手册》和《新编中医眼科学》等,一大批中医眼科专著如雨后春笋般陆续出版。1985年成立全国中医眼科学会,至今已举办9次全国性学术交流会,还创办了《中国中医眼科杂志》等。这一切都充分地显示了建国50年来中医眼科事业的蓬勃发展,成果丰硕,形势喜人。目前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的眼科工作者,正面向新世纪,携手并进,继续为实现中医眼科现代化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