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未之年的任继学先生

任继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他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发怀念,我与先生接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越发清晰,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从1979年到长春中医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前身)读书,就听说他是学校知名教授。但我学习中药学专业,并没有机会听先生的课程。后来,我留校从事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又到学校办公室和人事处工作。尽管我和先生在同一所学校,但和先生接触并不多。

2001年,我到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这倒是比在同一单位多了和先生接触的机会。先生不但在中医药学术方面有突出的业绩,在医德医风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在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吉林省中医药界,乃至全国中医药同行中具有崇高威望。人们习惯一提到吉林中医,就会联想到任继学,他成为吉林中医的一面旗帜。

记忆尤其深刻的是在2003年癸未之春,面对“非典”,先生勇敢地站在了抗“非典”的最前沿,表现了一个医者的责任和担当,展示了其精深的中医药学术功底、面对压力的学术精神和为中医药争得空间的大医情怀。

2002年年底,“非典”的病例开始在广东出现,这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和在广东的学生多次进行电话探讨,研究治疗方案。2003年初,“非典”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先生决定到广东,亲自到“非典”疫情的最前沿。当时,学校的领导、学生们、家人都劝先生不要去。因为那时先生已经年近八旬,大家为先生的身体着想。先生说:“你们害怕你们不去,我不怕传染,我要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病。再说,还有我的老朋友和学生在那里,我要和他们一起研究研究。”后来,先生亲赴广州。在那里,他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先生,和他的学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先生看来,这当属中医所说的“时行瘟疫”,古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同时,他预测,夏季后,“非典”疫情将得到有效控制。

进入4月,吉林省开始出现“非典”病例。当时,省里成立了抗击“非典”的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我担任中医药救治组组长,负责中医药机构和人员协调工作。在抗击“非典”的安排上,开始并没有中医药的参与,这时,先生很着急,希望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先生直接找到我,希望通过我们直接和省领导见面,希望能让中医药参与“非典”的治疗。后来,经过卫生厅和政府办公厅的安排,先生直接向时任吉林省副省长李斌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的同意,中医药开始介入“非典”的治疗。他亲自担任中医药专家组组长,24小时在家值班,随时接听来自一线的病例报告电话,指导治疗用药。

为准确辨证论治,由年轻的中医医生进入“非典”患者病房,采集病历,再由先生提出治疗方案,将中药送入病房。不久,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症状得到有效的控制。有一个危重病人,病危通知已经下了5次,先生用“梅花点舌丹”和“六神丸”,将患者生命挽救回来。

其实,任继学先生从广州回来就一直在思考应对“非典”的办法。以先生出方研制的“扶正除疫颗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践证明,9万多人份的“扶正除疫颗粒”很好地发挥了预防疾病的作用。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正是有像先生这样的中医大师的积极努力,让公众重新认识了中医,让西医同行重新认识了中医,也让中医药从业人员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业的中医。这一认识来自于先生的学术底蕴、学术自信和学术勇气,更来自于他对中医药的责任。

其实,不单单是在癸未之年“非典”来袭,这些年,我每一次陪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吉林省政府领导看望先生,他每一次说的都是关于中医发展的问题,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个人的事情。即便是在他得病之后,大家到家中看望,他的话题仍然是中医。

对先生而言,中医是他的全部,他对中医的信念不动摇,他把中医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体现在自己毕生的言行之中,并在癸未之年的特殊时期,以巨大的勇气实现了人格的升华。作为国医大师,他自身具有的崇高学术品格,使他的医者生涯、学者经历、师者之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正是像先生这样的“真中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医,不断推动中医的学术进步,弘扬中医文化精神,让中医药为人类健康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先生是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确立了标尺,指引我们前进。

任继学是一位医德高尚的长者,也是一位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为中医药学术进步鞠躬尽瘁,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号。先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