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考古发现与中医学

时间
2004-05-20

中医学的博大,不仅见诸于特色理论和临床的卓著疗效,而且也以其寥远先识的医学发现和原创性的医学发明,展示其辉煌成就,近百年有关医学的考古发现,极为富赡地再现了它的历史积慧,同时也促进了中医文献学的创立。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文的发现原已和中医药有密切关系。1899年的一天,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王懿荣得了疟疾,在开出的中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他在煎药前发现龙骨上竟然隐隐约约地刻有字迹,由此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即甲骨文。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殉国,他辛勤搜集的上千片龙骨翌年转到后来写《老残游记》的刘鹗手中,刘鹗于1903年出版《铁云藏黾》,为甲骨文最早的著录。此后由甲骨文又引发了殷墟的开掘。甲骨文的研究,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开端,也造就了一批如刘鹗、孙治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胡厚宣等考古学大师。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仅《甲骨文合集》就收录了有关疾病的甲骨320片,计约1000条左右。甲骨文中有人体器官的记载,还记有内、外、妇、儿、眼、口腔、耳鼻喉等科40余种疾病,有疟、蛊等病名,有疾年、雨疾、降疾等流行病的记载。胡厚宣先生曾据此写有专著《殷人疾病考》。

1900年,道士王圆箓发现敦煌藏经卷等文物,其中有一批卷子医书,这是历代以来出土医籍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目前统计有62种,其中《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等皆为未见传世或传甚少的珍品。由此蕴发出敦煌医书研究的中医文献学研究专题。马继兴、丛春雨等皆有专著出版。

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我国近百年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侧面。“简帛”即是古人所云的“著之竹帛”,是以笔墨书写在竹木简牍和绢帛之上。1907年和1916年在敦煌出土的简牍《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编》等都有医学内容。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92枚简牍,被学者编为《武威汉代医简》,后定名《治百病方》,其成书早于《伤寒论》,有些方药治法可堪为辨证论治的滥觞。其中有“瘀方”9首,是最早的活血化瘀治方。简帛中最为咸灿冠绝的,要算1973~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图》和竹木简《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很多书编著年代早于《内经》,从此结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著作是《内经》”的说法。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正是因于有连盈充栋的古文献和新发见,合之乾嘉以降的古今研究方法,马继兴先生的《中医文献学》于1990年应时而出版,这是奠鼎中医文献学科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中医学成就之一。

文献的发掘,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实物。1963年在内蒙多伦道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针,经鉴定即是砭石,此后在河南郑州、新郑,徐州高皇庙,山东日照等地皆有出土,这是《内经》作者也未曾见过的。此外又有骨针、竹针、陶针等出土。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九针,其中4根金针、5根银针,系《灵枢》所论之九针。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在出土简牍同时,还出土了六壬拭盘及太乙九宫占盘,前者与《灵枢·卫气行》篇相符,后者与《灵枢·九宫八风》篇契合。1993年四川绵阳出土一具长约半米木质涂漆的针灸人模型,为西汉早期葬品,此模型比北宋王惟一的铜人早1000余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1999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对青海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进行研究发现,早在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人已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实施了开颅手术。这些新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医学史上的空白,也反映了古代医学科学的光辉成就,证明了中国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