蛊,亦称蛊毒、蛊病,甲骨文作 " * ",像多虫同畜于器皿形。《说文·蛊部》曰:" 蛊,腹中虫也。"《赤水玄珠·虫蛊》云:" 蛊以三虫为首。......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已久,湿热生虫。"《诸病源候论·蛊毒候》则载:" 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峻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周易正义〉卷三引诸氏云:" 蛊者,惑也 "。故蛊病应有三类:一为感受自然虫毒病邪而发,二为中畜蛊之毒而发病,三则是指流传于古代 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极为神秘的蛊道巫术。前者是指感受蛊毒病 邪而致虫毒结聚脏腑、阻滞经络而出现面目青黄、心腹切痛、吐血下 血、头痛腹泻等一系列症状的病证。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认识的血吸 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等病证。二者则是指中了人为毒药所引发 的一系列诸如腹痛腹泻、昏迷甚或死亡的病证。而后者则是由于社 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蛊充满神秘感和恐惧感,导致心理或生理不 正常而患病。历史上,蛊病在壮族地区甚为流行,历代史志、文人笔 记、医学典籍及民间传说多有散在记述。由于历史上壮族只有自 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统一的文字,而相关的壮族文献资料中也缺乏 有关蛊毒的文字记载,直到隋唐后,文献中才出现有记载壮族蓄蛊 的材料。本文试图通过对诸多相关的医史资料、汉文史料及民间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壮医蛊毒的认识源流及医疗实践的发展情况 进行梳理,以期能让人们对壮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 和认识,为今后的临床运用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并以此就教于各专家、同道。
一、壮族医药的历史源流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中分布在广西的有一千四百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四个地区。
考古资料业已证实,广西曾经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广西地区。1956年在来宾县麟 麟山盖头洞发现的 " 麟麟山人 " 化石,1958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 现的 " 柳江人 " 化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人类 化石。以 " 柳江人 " 化石的体质特征来说,正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 征相似。而近年来发现的 " *皮岩人 "、" 灵山人 "、" 荔浦人 " 等新 石器时代原始人化石也皆是壮族人的远祖代表。这表明今天的 广西壮族是由 " 柳江人 " 和居住广西同 " 柳江人 " 一个时期的人类擎 繁而逐渐形成。
民族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有文学记载的壮族先民,可 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激族和 " 百越 "。楼人有文身、凿齿、楼居、悬棺 葬、使用铜鼓、善用舟梅、迷信鸡卡等风俗习惯。而 " 百越 " 的各个支 系,包括活动在广西北部地区的 " 西阪越 " 及活动于广西西南部的" 骆越 ",也大都有这些风俗习惯。" 壮为旧越人 "," 就事实而论,两粤初的土著确系壮族 "[14],在不同的时期,壮族古代分别有西固、骆越、乌浒、但、僚、憧(f 良)、土等不同称谓。" 到一万几千年 前,壮族先民的足迹已遍及岭西 ",这是近、现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正是这些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生产实 践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 化。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在蔓草荒烟痒 房丛中所走过的足迹。
通过考察柳州一带旧石器时代的 " 柳江人 " 遗址、" 膜麟山人 " 遗 址,南宁新石器时代的贝石遗址以及桂林的航皮岩遗址等各个文化 层次,我们发现壮族先民在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先后 有砍砸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与当今壮医所运用的各种医疗用具显然有嬉递之迹。[19]壮族先民由能取 火进而烧制陶器,开始熟食,由采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药,服食外敷并 煎煮熏洗,都是后来壮医惯用生草药食、敷、熏、洗的开端 ; 遗址中的 尖状器、眨(片)石、陶片、兽骨、兽角、骨针,又都是后世壮医常用的 针泛、角治、骨刮的起源。
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整理发掘的古医籍 和植物标本,都有壮族地区药物。〈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医方 吊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较浓厚的南方色彩,如青蓄、厚朴等,还载 入壮族地区的一些常见的病症,如蛊、漆疮、蛙蚀等。这是最早记载 蛊病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权威资料。罗泊湾汉基中的植 物标本,如铁冬青、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人面果、罗浮树、金银花、花椒、姜等[20],有不少是 药物。反映了汉代壮族地区药物的开发利用情况。
1161年,郑樵在〈通志〉中将医书分为26类,分类中设岭南方 一项,标志着壮族医药在祖国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宋〈图经本草〉共21卷,载入近百种壮族地区出产的药材,大量介绍了岭南但人、土 人、山人、僚、蛮的用药经验[21],充分说明壮族医药的发展对中原医 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传世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间,广 西 " 杀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即宜山)推官吴 简皆视详为之图,以传于世 "。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要算是唯一最早 的人体解剖图[22],不但对壮族医药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原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壮医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 结,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壮医对好发在壮族地区蛊 病的认识也较早,在防治方面亦有较为独特的方法。
二、蛊病的源流
蛊病曾是古代壮族地区流行较广的疾病,曾严重危害壮族人民 的健康和严重威胁壮族人民的繁衍。由于壮族聚居地处亚热带,气 候炎热,多雨潮湿,高山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虫类滋生,是一 个多毒的环境,人极易感染患病,故过去被视为痒病之地。唐代诗 人沈俭期写的一首诗道:" 昔传痒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元人老,流移几客还。"[23]有的还说:" 十去九不还。" 故壮乡素有 " 蛊毒之乡 " 的称号。早在晋代的时候,岭南壮族的先民一一但人从高毒植物及 动物、矿物中提取毒素而制成的毒药如菌药(以毒菌制成之毒药)、蓝药(以蓝蛇头制成之毒药)、焦铜药(以焦铜制成之毒药)、金药(以 生金制成之毒药)等,就曾令周边的民族闻之胆裂[24]。由于壮族人 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故很难考证蛊病在壮族地区的起发年代。但中原对蛊病的认识,应在商末殷代前。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字中证实。〈甲骨文合集〉等17185、17186片蛊作 "v 川毡 ",象 多虫同畜于器皿之中[25]。由于甲骨文作名以声立,字随名制,故蛊 病应在殷商时代即有出现。但对蛊病流行的地域,汉前之书大多没 有记载,只在晋代以后,才见有散在记载,如〈文选·苦热行〉李善注 引梁·顾野王〈舆地志〉云:" 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 食饮中,人不觉也......中之则憋 "。这是较早对蛊病发病地域的记 载一一为江南数郡,但不够具体,只能据之知蛊病早发于长江流域 以南的南方之地。而到了唐代以后,历代文献皆有较多记载,其发 病地域,亦渐为明了。如唐·刘饲〈岭表录异·卷下〉云:" 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瘁,人感之多病,腹萨胀成蛊。俗 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人家性 惨害也。"[26]刘饲这一记载不但指出了蛊病的发病区域一一岭表山川一一即今之两广地区,且对蛊病的形成原因一一即病因亦作了 详述:认为由于两广所居之地为高山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盘 郁结聚,不易疏泄,导致山岚雾气缭绕作痒 ; 复因寒热无常,多雨潮 湿,湿热蕴积,毒虫繁殖,侵害人体而发蛊毒之病。刘悔的这些观 点,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环 境气候所引发的特殊病证一一蛊病。此外,古籍对壮族地区人为畜 蛊施蛊毒的记载亦较为详尽,如宋代周去非在其所著的〈岭外代答〉 中,就载有 " 广中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倾刻 死,慢者半年死。剖 " 说明了人为的蛊毒,毒力峻猛,能直接致人于死。明·焦 jA 〈辨证奇闻·卷十〉载有:" 两粤有下蛊毒于饮食,吃之,面色渐黄,饮食倦怠,二三年元药解必暴亡。世传土人将各毒虫与 蛇揭等技缸中,使彼此相食,食完,取一不死者为蛊母,此谁也。" 而考古学家业已证实:" 两粤初的土著确系壮族 ",亦即说明,对壮族地区蛊病的流行和发病,已引起了诸多中原学者注意和重视,并开始探索其发病的原因。到了清代,人们已较为清楚蛊病的发病 地点,如清·王士祯在〈香祖笔记·卷三〉记载有:" 两广云贵,多有蛊 毒。"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壮族聚居地确为蛊病的多发地区。
由此可见,蛊病的发生与壮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气 候环境有关,与当时壮族地区的生产力低下和文化科学不发达有 关。
三、蛊病的病因病机
从上述蛊病源流的一些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流行于壮族地区 的蛊病,与壮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环境及生产力低下和 文化科学不发达等因素有关。壮族祖先聚居岭南亚热带地区,高山 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阳盛之处,雾露所聚 ; 毒虫猛兽出没无常,既是乍寒乍热,又多雨潮湿 ; 且濒海,故湿热并重,气候环境恶 劣。各种动植物腐败所产生的痒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及其他毒 虫,山岚毒气缭绕,郁结难以疏泄,发为虫蛊之毒,侵害人体而发蛊 病。正如唐·刘饲在〈岭表录异·卷下〉所说:" 岭表山川,盘郁结雾,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瘁,人感之多病,腹萨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 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人家性惨害也 "。壮医对人体发病机理的认识,首先重视元气的决定作用,认为致病 因素是一种毒气,在人体元气不固时,毒气就侵害人而发病。
壮医认为,导致和发生疾病的病因多为毒,而毒之所以致病,一 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法邪毒,邪毒也可 以损伤正气,两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 ; 二是某 些毒邪在人体内阻滞 " 三道 "" 两路 " 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关于'三气同步 " 学说,是广西柳州地区名老壮医罩保霖在〈壮医学术体 系综论〉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著名壮医学专家黄汉儒在〈壮医理 论体系概论〉中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这是根据壮语:" 人不得逆 天地 " 或 " 人必须顺天地 " 意译过来的。其主要内涵为:①人禀天地 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 ; 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 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 ; 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 存和健康的一定 " 常度 ",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日夜交 替,四季循环是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等则是异常变 化。而人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以维持生存和 健康的常度。如不能适应,就会发生疾病 ; ④人体也是个小天地,可 分为三部:上部天,包括外延 ; 下部地,包涵内景 ; 中部其象人(壮语 分别称为:" 巧 "、" 脯 "、" 廊勺,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 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 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天地之变化 ; ⑤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 的健康境界。这与中医理论之整体观念相一致,而更强调了自然界 对人体的影响。
壮医认为," 谷道 " 为消化吸收之通道,主要指食道和胃肠,其化 生的枢纽在肝胆膜 ;" 水道 " 为生命之源一一水出入之通道,与大自 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水道与谷道同源、分流,在吸取水谷 精微营养物质后,谷道排出粪便,水道排出汗、尿。水道的调节枢纽 在肾和膀脱。" 气道 " 是人体与自然之气相互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 鼻,其交换枢纽为肺。三道通畅,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 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 不能同步而发生疾病。
龙路与火路是壮医对人体内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通路的命名,其通路未直接与大自然相通,但却能维持人体生机和反映疾病 动态。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称之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 养。龙路有干线,有网络,遍布全身、循环往来,其中枢在心脏。壮 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其中枢在 " 巧坞 ",也有干线和网 络,遍布全身,使正常人体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 和剌激,并经中枢 " 巧坞 " 的处理迅速作出反应,以此来适应外界的 各种变化,实现 " 三气同步 " 的生理平衡。火路阻断,则人体失去对 外界信息的反应、适应能力,从而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蛊毒致病,其发病机制亦正是这样。蛊毒为致病因,有的毒性 猛烈,有的则毒性缓慢,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轻者损 伤皮肉,重者则伤害脏腑及体内通道。其一是因为蛊毒之毒性本身 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法邪毒,反之毒邪可以损伤正气,两 者争斗,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 ; 其二则因蛊毒在人体内 阻滞 " 三道 "、" 两路 ",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由于蛊毒的性质不同,所侵犯的部位有别,作用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各种蛊毒病困的 抗争不同,故在临床所表现的症状及体征亦各异。
而蛊道巫术致病,则是由于当时的壮族先民处于生产力极为低 下,人的认识水平极为有限,对大自然的一切现象感到不理解,于是 产生 " 万物有灵 " 的观念。由于人们对蛊毒过于迷信和恐惧,大 有 " 谈蛊色变 ",在心理上受到刺激,影响气血调和,致形体与功能不 一致,不能适应天地之变化导致三气不能同步而发病。
四、蛊病的临床症状及诊断方法
(一)中蛊的临床症状
蛊毒致病,由于病因不一,病机多变,故症状复杂,病情一般较 重,概括起来,其临床主要症状有:面目青黄、心腹切痛、如有物齿、吐血下血、头痛咳嗽、腹胀腹泻、四肢沉重、关节酸疼、咽喉肿痛、肢 体麻木、身体瘦弱、恶寒发热、吐逆元时,甚者口吐秽血而死。
〈外台秘要〉卷二十八载有:" 蛊毒千品,种种不同,或吐下鲜血,或好卧阴室,不欲见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填乍喜,或四肢沉重,百节 酸疼,如此种种状貌,说不可尽。亦有得之三年乃死。急者一月或 百日即死。"
蛊毒毒力较强," 急者倾刻死,慢者半年死。" 如广西的那坡、大新、宁明及越南边地一带的地方,有一种红蛊,中者不到二个钟头 即昏倒且无法可治,最后口吐秽血而死,武鸣、上林、马山一带地方,有一种黑色的蛊毒,该蛊中人才发作。
(二)中蛊的临床诊断
在壮族民间,壮医对中蛊的诊断,常用如下的简单方法来诊断是否中了蛊毒:
1、用金或银制成的针刺进病人的皮肤黑肿处,若金(或银)针变 色,则可诊为蛊毒,如果没有变化,则表明没有中蛊。金银遇蛊变 色,有可能蛊中含有碑元素或者其他化学元素,它们与金银接触后 便起化学反应,在金银的表面生成黑色薄膜。
2、嘴角内放一块熟的鸡蛋白,如果鸡蛋白变成黑色,则是中了 蛊毒所致,必须采取治疗措施,如果没有变色,则说明没有中蛊。如 明代的张介宾〈景岳全书〉中说的:" 煮鸡蛋一去皮,加入银钗一双,含纳口内,一饮之顷,取视之,若黑即为中蛊。"[38]此种方法同前述 一样,也是根据鸡蛋中的蛋白质与蛊毒中的某些化学反应来判断,一般情况下,蛋白质跟硫接触,是会起化学反应而变黑的。故桂西 的壮族农家,人们平时也喜欢把一些鸡蛋壳塞进墙壁空隙中,据说这样做可以防止蛊毒侵入家中。这种风俗在壮族地区一直沿习至今。
3、让患者口含几粒生黄豆,数分钟后,如果口中豆胀皮脱则表明中了蛊毒,要赶快医治,如果豆不胀皮不脱,则表明没有中蛊。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亦记载 " 验蛊之法,含一大豆,其豆胀皮脱者蛊 也 ; 豆不胀皮不脱者,非也。"
4、验患者的唾液而断定是否中蛊,唐代孙思边〈千金方〉载有 " 欲验之法,当令病人唾水,沉者是蛊,不沉者非蛊也。巾0]明代的张 介宾在〈景岳全书〉中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记载,说:" 一验蛊之法唾津 在净水中,沉则是,浮则非"。
5、让患者舔巳蕉心,而断定是否中蛊,广西龙州县壮族人彭贵 城先生述说他父亲1951年在龙州县金龙乡完全小学教书,当时金 龙乡处于民主改革时期,该地方群众还有较为严重的排外思想意 识,他不慎误食当地群众放的蛊毒,事后又吐又泻,脸元血色,幸亏 当地一好心壮医告诉他说:" 老师,你也许是误吃了别人放的蛊毒,你晚上八点左右用刀将一小芭蕉树拦腰砍断,然后用舌头舔蕉心,第二天早晨去看,如果被砍断的芭蕉树又吐新苗,就说明不是蛊毒,否则,说明你是中蛊毒了。" 他父亲用这种方法验证,结果,第二天芭蕉树未吐新芽是真中了蛊毒。于是赶快服用当地壮医的解药即化 险为夷。
五、蛊病的壮医药治疗及预防
(一)蛊病的壮医药治疗
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同蛊病作斗争的实践中,不断 探索、寻求、总结防蛊治蛊的方法和药物,积累了大量丰富的治疗蛊 毒的经验,创造发明了大量用之有效的验方秘方及诊疗技术,在调 气解毒的治疗原则指导下通过针刺放血、挑刮挟捏、药物熏洗、角 吸、壮药内服及鼻饮等壮医药治疗,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文化发展落后,很多精华只能借助于言传身教,在民间中单线流传,而使这些壮族宝贵的医学文化散在民间,并融 汇于民族风俗中。除了壮族民间壮医还流传有大量的特效秘方外,很多的古籍医著医论和汉文史料对蛊病的治疗方法及用药均有散 在记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南方草木状〉载有:" 吉利草,其茎 如金钗股......,交广但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 夏李侯以罪才步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吉利即循去,不知所之,侯因此济人,不知其数 "。这是吉利草解蛊毒的最早病例记载。但为古代壮族先民的称谓之一,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上载有:" 吉利草......解蛊毒极验气 " 广中多 蛊毒,彼人以草药金钗股治之,十救八九,其状如石倒也 "。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亦有上林出产吉利草的记载。
孙思递〈千金方〉载有:" 凡人中蛊......以败鼓皮烧作末以饮,服 方寸匕,须央,......。" 鼓是被槌打的,破烂后取皮烧成末服,以此 人药治蛊。〈千金方〉在中蛊门中对蛊毒的治疗,亦有较多的记载,计有大金牙散,太上五蛊圆,太乙追命圆,北地太守酒等,十一首治 疗 " 一切蛊毒百病不详医所不治者 " 的方药,对各种蛊毒的证治均作 了较详细的阐述。兹录一首太上五蛊圆,可窥其中:" 太上五蛊圆......治百蛊吐血、伤中、心腹结气坚塞,咽喉语声不出,短气欲死,饮 食不下。吐逆上气,去来无常、状如鬼祟,身体浮肿,心闷烦疼、寒战、梦与鬼交,狐狸作魅,卒得心痛,上叉胸胁,痛如刀刺,经年累岁,著妆不记悉主之。
雄黄、椒目、巴豆、莽草、芫花、木香、真珠、矶石、黎芦各四分,附 子五分,獗肝一分,娱蛤2条,斑蛮30枚。
右十三味为末,蜜和,更捣二千样丸如小豆先食,饮服一丸,余 密封勿泄药气。十丸为一剂,如不中病,后日增一丸,以下利为度。当下蛊种种,状貌不可俱述。下后七日,将息服一剂。三十年百病 尽除,忌五辛。"[47]此方可谓用治蛊毒的良方。孙思避不但在中蛊 用药上见解深刻,且在中蛊症状及诸多的临床表现上也有详尽的记 载。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亦倍加欣赏,收录入书。在治风药及治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荒、干姜、葛根、徐长卿、钩吻、斑猫等广西多产药物,并谓 " 钩吻 " 能 " 杀鬼注蛊 毒 "。说明了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止痒 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所造成的病证,为后人防蛊治蛊提 供了较有益的内容。
唐密宗采搬了唐代民间的治蛊偏方辑成〈出蛊毒方〉:" 豆鼓七 粒,黄龙(汤)一分,伏龙肝一分。右件药细研为未,都为一服,空腹 下......" 〈本草纲目〉谷部第二十五卷 " 大豆鼓 " 云:" 治中毒药蛊气 "、人部第五十二卷," 人尿 " 条云:附方黄龙汤有疗 " 蛊毒百毒 " 之效。这些民间偏方由于得到了整理记载,具有较高的医学价值,为后人 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根据和参考。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宋元时期广西壮族地区蛊病广为流行,但 由于壮医对治蛊的壮药的运用较为重视并有较多的认识,故积累了 较丰富的治疗蛊毒经验。〈广志绎〉卷五 " 西南诸省 " 云:"......治蛊:饮白水牛血立效。王氏〈博济方〉'归魂散 ',〈必用方〉'雄珠丸 ' 皆 可。以上广西 "。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曰:" 治金蚕蛊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矶末令尝,不涩觉昧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浓煎石 榴根皮汁饮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无不愈者。" 石榴根皮有涩肠止 泻,杀虫止痒的功能,姚氏所载用之于金蚕蛊毒,取其杀虫之功而奏 治蛊之效。
在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中,就专门记载有壮人以壮 药治蛊:" 广之属郡及乡里之间多蓄蛊。彼之人悉能验之。以草药 治之,十得其七八。药则金钗,服形如石剧,古漏子,人肝藤,陈家白 药子。本梧州陈氏有此药,善解蛊毒,有中者即求之,前后救人多 矣。遂以为名,今封、廉州有得其种者,广府每岁常为土贡焉。" 明李 时珍在〈本草纲目〉还将陈家白药誉为古代壮族地区著名的解蛊毒 药,唐代时曾作为上贡药品。此外,该书还辑纳了诸多治疗蛊毒的 草药如卷九五载黎芦:引〈本草经〉云:" 黎芦......至治蛊毒......" 卷 九九 O 载升麻:正〈本草经〉云 " 升麻......生山谷,治辟百毒,杀百老 殃鬼,辟温疾,痒稚,毒蛊......" 卷九九一载徐长卿:行〈本草经〉云 " 徐长卿*...··治鬼物、百精、蛊毒疾疫邪气温鬼 "、卢精 " 治蛊毒 " 等。而〈广西通志〉则载有:" 蛊药,土司摇号童育 ",[48]" 凡中蛊者*...··必须 叩头乞药,出一丸峻之立吐......。予久客其中习知其方用三七末李 荠为丸,又用自矶及细茶各等分为末,每服五钱,泉水调下,得吐则 止 "。[49]这些草药都是广西盛产的药物,且皆用治蛊毒病证,由此可 知当时所用壮族地区盛产的药物治疗蛊毒病证已较为普及壮族民间。
明·楼英在〈医学纲目〉里对广西的蛊毒记载亦较为详尽," 凡诸 蛊*...··宜货大豆甘革事荠汁饮之,通除诸毒药。川山豆根不拘多少,如中药蛊毒,密遣人和水研以禁声服,少许,不止再服一方,用酒调 下二钱。" 明代还有采用胞衣来治疗蛊毒的,〈本草纲目〉人部第 五十二卷载:" 解诸蛊毒,不拘草蛊、蛇蛊、蜕蜘蛊,其状人咽刺痛欲 死。取胞衣一具洗切,暴干为末,熟水调服一钱匕。〈梅师方〉。" 这是李时珍在民间搜集整理的偏方,反映了当时民间在治疗蛊病上 已有较大的突破。
清代和民国年间,壮族少数民族地区蛊病仍有流行,但在论治 上皆恪守唐宋元明时所盛传的药方药物,并无大的发明创造。唯有 一些偏方验方在壮乡各地散在流传,我在壮族地区的调查了解中,收集了近二十首治疗蛊病的单方验方,由于目前无法验证其效果,故仅择其中几首供研究时参考。
处方一:大蒜头半斤捣碎,称陀一个(使用一年以上,越陈久越 好)煎水内服,日服数次,每次一碗,便可见效。此方流行于武鸣,马 山、上林一带。
处方二:钩吻、郁金香、甘草、白花藤、锦地罗,上五味煎水冲黄酒内服。日三次,每次一碗,连服数天即愈。
处方三:黄花地丁一两、红糖五钱煎水内服,每日三次,喝完一药罐为止,据说效果甚佳。
处方四:南蛇藤苗(或南蛇藤果仁)一两,山蓝能二两,乌柏一两,红糖五钱,以上五味药煎水内服,每日三次,每次一碗,连服三 日,病可得痊愈。
处方五:大蒜、七校莲、陈皮、甘草、吉利草、黄连、甘蕉根、山豆 根、以上八味药共煎水,冲空心菜汁内服,一日三次,每次一碗,连服 三天即可愈。
处方六:羊桃、白兔霍、白萝卡、七校莲、黄药子、天冬、金银花,以上七味药共煎水,冲蕃薯叶汁内服,一日三次,每次一碗,连服三 天,便见功效。
靖西的壮族中蛊后,民间壮医常用甘草煎水饮之[52],亦可治愈。
壮族民间防蛊治蛊的医方药物众多,在此就不一一赘举了。
(二)蛊病的预防
岭南雨水充裕,较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药物资源极为丰富。壮族先民在实践中,还学会用药物来预防蛊。每逢端午节,壮民常 用雄黄酒喷洒潮湿的地方及居室周围,同时还焚烧苍术、白芷、艾 叶、袖子皮等药物防病。唐代孙思递〈千金方〉记载有:" 所以出门常 须雄黄、康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 著 "。这些壮乡民俗一直沿用至今。
在民间,人们一般认为,金银是纯正之物,它可以避邪,对蛊毒 也不例外。因此,外出游玩远行,或穿戴有各种各样银珠和银花的 裙裤,或佩戴一些金银饰物于身上的显眼处,蛊毒往往是放在饮食 中入人腹以致疾,因此,要试探有元蛊毒,可以随身备带银筷(〈粤西 丛载〉卷十八转引〈永福县志〉则说用铜筷[540,饮食时,把筷插入食 物中 O 筷变色,便是有蛊。靖西那坡及越南边地的群众则用当地说 的一种避蛊木来作筷子,每餐用之可避免蛊患[55]。
耳垢遇蛊也起反应,如刘介〈岭表纪蛮〉说:" 藏耳垢于指甲,饮前密弹于杯,如蛊酒即沸而溢,可免中毒。"
中国史志记载及民间的传说,有不少草药如甘草大蒜等等,若带在身边,可防患蛊:" 身带甘草,也是免蛊最灵的东西,若能在食前 嚼少许能免去蛊毒,或将蛊物吐出 "[56],而〈粤东笔记〉上也持同样 的看法,云:" 饮食先嚼甘草 毒中则吐,是以甘草姜煎水饮之乃无患,人蛮村不可不常携甘草也。川蛮村 " 是古汉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
大蒜和大事荠也是一种很有效的防蛊植物,研究表明,大蒜中 的某些成分能降低血压,胆固醇,甘油酸酶等,可预防有害物质在血 管内壁积聚,阻止有害物质与脱氧核糖核酸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正 常细胞异化的关键。桂西的壮族老人常对外出者告诫说:" 如果外 出须在外边吃饭,可先吃些蒜,蒜也能防蛊。在农家吃饭,若发现主 人用指甲或筷子敲杯沿或碗边,然后敬酒、盛饭,客人须要万分小 心,慎防中蛊 "。由于上述的原因,在壮族地区,形成了不少饮食的 习俗。如主客人同桌吃饭,客人一般先把自己的杯里的酒敬给主 人,主、客人都可以站着敬酒,也可以坐着敬酒,敬酒时,可以用杯子 互灌,也可以用羹匙互喂,主人不能推辞,要一口喝下去,然后用自己杯里的酒以同样的方法回敬给客人,这样,宾主才会放心开怀畅 饮,这一习惯叫 " 交杯酒 ",原本是用于防蛊的一种习惯。对壮族饮 食文化以及习俗造成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被认为有放蛊习俗的地 区中,许多习俗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六、结语
综观上述所列蛊病种种,顾及蛊病所流行的壮族聚居地域和发 病的特点,我们可粗略得出一些判断,即古人之所谓蛊病,一则应为 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些危急病症,如急、慢性血吸虫病、重症肝炎、肝 硬化、重症菌病等,二则是人为技毒而出现的一系列中枢中毒症,三 是由于心理因素而致的一些神经精神异常的病症。现代医学已证明,血吸虫病为血吸虫尾拗侵入人体所致的病症,其发病症状有心 腹切痛、吐血下血等,是由于血吸虫及其虫卵寄生沉积在肝脏、门静 脉、结肠、直肠所致之组织坏死,及血吸虫幼虫通过肺组织时产生之充血、出血等临床表现与蛊病之证不谋而合。重症肝炎、肝硬化、肺 结核、重症菌瘸等病证的诸多临床症状也与蛊病的某些临床症状相 合。而人为投毒致病的中毒反应所出现的一系列中枢症状,亦与 蛊病的某些临床症状相吻合。
壮医对蛊病的认识,是在长期的医疗实践的基础上,经过无数 壮医历尽艰辛同蛊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升华,是对大自然和人体 生理病理进行长期宏观观察的结果,具有壮族地区的民族特色,并 能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蛊毒致病是壮族医药重要的病因病症理 论之一,是壮医药理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蛊病这一曾经严重危害壮族人民健康及严重威胁壮族人民繁 衍的疾病,在历史上影响较大,但由于其充满神秘的色彩,故直至今 仍未有人对发生在壮族地区的蛊病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一一尽 管大家都知道广西解放前曾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 ; 由于该病已基本 消灭,故渐为人们所淡忘。为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壮族历史,更好 地了解壮族人民的历史文化,更好地了解和认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 下壮族人民在长期与 " 虫蛇草木之毒 "[57]作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 壮族医药,更好地让人们了解到壮族医药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且 治疗方法及用药方面也表现了独特的民族特点,曾对维护壮族人民 的健康和繁衍作出过较大的贡献。故今天有必要挖掘,整理其中的 精华,这样不但可以填补壮医药内容中关于蛊病的这一空白,进一 步丰富壮族医学文化的内容,而且可望对传统医学的研究有启发或 互补作用,对推动祖国医学的发展有所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