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社会历史及其与壮医药的关系

第一节 壮族的来源

壮族是我国南方历史悠久的土著民族。早在远古时代，今壮族地区已有人类居住、繁衍。迄今发现的柳江人、麒麟山人、西畴人等近20处人类化石地点，100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西津、邕宁长塘、南宁豹子头、扶绥敢造、隆安大龙潭等300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还有田东、宾阳、武鸣、恭城、平乐等地的大批春秋战国墓葬，以及左江流域和云南麻栗坡发现的一批具有地方民族风格的原始崖画等，都说明了壮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通过对广西史前人类骨骼和现代壮族活体的调查和研究，也支持壮族是我国南方土著民族的科学论断，研究我国南方发现的大量的史前古人类化石的体质特征表明，壮族与历史上岭南的古代居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壮族在人种上属蒙古利亚人种华南人类型，其祖先最早应追溯到柳江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己具有鼻孔宽阔等热带人类的一些特征，体骨与股骨显示出其身材矮小，与现代东南亚人比较接近。专家认为，柳江人与北京山顶洞人比较接近，都是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但其体质特征已出现南北异形的现象，到了新时器时代进一步发展为不同的地方变异类型。桂林甑皮岩人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居民，其体质特征与柳江人有着继承和发展关系，而且与蒙古人种南亚型接近。这一类居民广泛分布于广西、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很可能是古越人的祖先。通过颅骨测量项目的比较，罗泊湾人与甑皮岩人和现代壮族比较接近。其他体质特征与华南人类型最接近，应属华南人类型，而且可能是长期生活在本地的土著民族。总之，柳江人、甑瓦皮岩人等，与现代壮族人都有着较多、较明显的相似体质特征，说明他们都有可能是壮族的直系祖先。

据研究，壮族系古百越族群支系西瓯、骆越的后裔。据史书记载，其族称又多有变化。周秦时期称骆越、西瓯、南越、濮人等，汉代以后称乌浒、俚人、僚人、蛮夷、百越等，唐宋后有僮人、侬人、侬蛮、侬徭、俍人、沙人等称呼。各地壮族自称也不同，在布越、布土、布侬、布傣、布曼、布僚等20多种，新中国成立后，经民族识别后，统一称为壮族。

第二节 壮族概况

壮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共有1600多万人口(1991年统计，下同)。壮族人口主要分布在祖国的南疆，东起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南至北部湾，西至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达贵州省从江县，西南与越南接壤。这一辽阔的地区，聚居着全国壮族人口的99.73%。其中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有1500多万人口占全自治区总人口的33.6%，占全国壮族人口总数的93.75%，主要聚居在百色、河池、南宁、柳州4个地区和南宁、柳州两个地级市，有相当一部分与汉、瑶、苗、伺、低佬、毛南、水等族杂居。

壮族人民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壮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伺语族，壮傣语支，分为南壮、北壮两大方言，12个土语区。它有自己的语言系统、构词规律和语法体系。1000多年前，壮族人民就利用汉字及其偏旁、部首创造了"方块壮字"，50年代初，国家及时帮助壮族人民创造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新壮文，并经国务院批准推行，从而使壮族人民真正有了自己统一的合法文字。

壮族的文化艺术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特点突出。如神秘壮观的花山崖壁画、制作考究的铜鼓己有2000多年历史；名目繁多的壮戏，相传唐代就有了；那古代、近代和现代壮族文人数以万计的文艺作品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还有壮族民间的神话、童话、故事、传说、歌谣等，以及壮族民间乐器，如琐呐、蜂鼓、铜鼓、铜锣、笙、策、笛、马骨胡等，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给壮民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壮族的舞蹈有"春堂舞"、"绣球舞"、"捞虾舞"、"采茶舞"、"扁担舞"、"铜鼓舞"等等，主题鲜明，舞步雄捷，诙谐活泼，感情逼真，充分体现了壮族劳动人民倔强和爱憎分明的性格。壮族还以能歌著称，壮乡常被称为"歌海"，壮族地区歌多歌美，到处可听到晾亮悦耳的歌声，其特点是善于触景生情，托物取喻，以猜谜、盘问、对话等形式，唱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随口即出的歌词。每到好日(各地好日不一)，远近几十千米内的青年男女，都盛装汇集于"歌吁"(即集体唱壮歌的特定场所)，对唱山歌，以表达爱情，进行社交活动。农历三月三日是壮族的传统歌节。198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三月三"定为文化艺术节，后演化为国际民歌节，吸引了众多中外民歌艺术爱好者，使壮族民间艺术得以传播和发展。

壮族人民具有许多独特的爱好和风俗。如传统体育项目繁多，赛龙舟、抛绣球、踩风车、板凳龙、赛高跷、抢花炮、打陀螺、跳花灯、打毛毽、高台舞狮、扳腰、跳活棋子、跳三六九棋等，无不使人感到民族精神的振奋。又如传统的住房建筑"干栏"依山傍水，50多种民族服饰有鲜明的特点，图案美丽的"壮锦"、手工精细的"壮绣"遐迩闻名。壮族以大米、玉米为主食，嚼槟榔是传统习俗，有些地方槟榔是招待客人的必需品。"三月三"、"牛魂节"等传统节日有吃五色饭(即有五种颜色的糯米饭，多为紫、黄、黑、白、蓝五色)的习惯。壮族的节日除与汉族相同的外，还有许多本民族的节日，如蚂蜘节、天耕节、牛魂节、三月三歌节、鬼节、糍粑节等。壮族信仰多神，崇拜巨石、老树、高山、土地、龙蛇、鸟类、祖先等。唐代以后，道教影响较深，近年来，一些外国传教士到壮族城镇建立了基督教、天主教教堂，但影响不大；佛教传入壮族地区至少可追溯至东晋，壮族对佛教有抗衡心理，因此影响也不甚大。壮族居民的婚姻习俗千奇百怪、意味深长，如背新娘、拦嫁、以歌接亲、洞房抢蛋、抢亲等，一些风俗沿袭至今。

壮族是一个富于革命斗争传统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壮族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在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如西颐部族抵抗秦始皇进军岭南，重创秦军，东汉时期反抗王莽统治，唐明期间农民多次起义，宋时打退交趾的入侵及近代的金田起义、黑旗军抗法、镇南关战役、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等，沉重打击了封建王朝，为维护祖国统一及抵抗外国侵略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壮族的历史闪耀着灿烂的光辉。

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壮族地区的矿产资源、水力资源、海洋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药物资源等自然资源极为丰富，具有开发潜力。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柳州、桂林、南宁、百色等处发掘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眨石、陶针、骨针。原始时代穴居野外，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旧石器时代砍砸器(广西百色盆地出土)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组织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用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总结出朴素的理论，大量行之有效的验方、秘方、单方及独特的、丰富多彰的诊疗方法和治疗手段，并在继承发展中发扬光大。

第三节 壮族社会历史概述

一、氏族部落时代(夏以前)

壮族与祖国人类远祖一样，是由古猿演化而来的。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就是原始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最早在瓯骆故地上生活，而且证据比较确切的原始人类是距今约五六万年的"柳江人"。就是说，目前瓯骆故地尚未发现属于原始群时期的古人类遗迹。但从壮族民间流传的"布伯"等兄妹互婚的神话传说中，却又反映出壮族历史上曾经历过血缘婚制(即血缘家庭公社)，相当于原始群的晚期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在这时期，人类是以血缘为纽带组成群体共同劳动的，主要以采集为生，但其群体结构比较松弛，彼此的关系也比较松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只有依靠集体的联合力量才能获取食物，战胜猛兽，获得生存，这是原始人类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必然规律。壮族先民也与各民族一样，经过了一个数万年的氏族公社时期，即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关于壮族历史上的氏族公社制，不仅考古学资料已有所反映，而且在民族学资料中也有其遗迹。如壮族民间流行的舅表婚或姑表婚习俗，就是远古的对偶婚(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称的"普那路亚婚"或级别婚)的遗俗。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是母系氏族公社的鼎盛时期。壮族地区的贝丘遗址及其文化，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最能说明其社会性质的是这类遗址中的墓葬及其所反映的埋葬制度。在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横县西津及秋江、邕宁长塘和扶绥敢造等贝丘遗址中，都发现有集体丛葬的墓地，而且多数是屈肢蹲葬，少数是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在桂林甑皮岩和西津遗址还各发现一处母子合葬墓。二次葬与母子合葬是母系氏族社会最好的证明。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壮族先民以公社为基本单位，一切生产资料及产品归公社集体所有，由氏族长统一分配，一切成员都在公社范围内进行集体劳动，男子主要从事狩猎和捕捞，妇女抚养子女，并从事采集、制衣、制陶等手工制作业。由于妇女对子女拥有所有权及对产品的保管、加工、分配权利，在公社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妇女自然在社会上享有最崇高的地位。每个氏族都推选一名氏族长作为本氏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壮族称为"都老"。都老由本氏族中一位年长、能干、有威望的妇女充当，她不仅是本氏族生产、生活的组织者，而且也是产品的分配者，对外代表本氏族。每个氏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作为氏族赖以联系的纽带和氏族的象征。因而人们把最值得崇敬、怀念、有功的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作为与女始祖有特殊关系的象征物，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继而又常常以这种图腾的名称作为本氏族的名称。以后又演变为本氏族及其后代的姓氏。例如壮族有的氏族因崇拜水牛(壮语称"韦")，便有了韦氏族。

到了距今约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壮族地区的母系氏族制度开始瓦解，"父权制"在"母权制"的胚胎中孕育成长起来，并逐步取代母权制，其社会开始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从而改变了男子在社会与家庭中的地位。这时，水稻生产日益发展，并日益显示出它在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逐步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它的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因而体力较强的男子便自然地转移到农业生产上来，从事制造、革新生产工具，干各种农事劳动，并逐步取代妇女而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使妇女退居到日益繁杂的社会服务和家务劳动中去。因此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这时期壮族先民最显著的进步是在稻田中使用大石铲、石斧、石锄、石镰、石刀等。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标志着瓯骆先民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耕作方式的改进，即由前期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铲耕农业阶段，而耕作方式的改进，又促使耕种面积得以扩大和粮食产量得以提高，从而使瓯骆地区的原始农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与此同时，瓯骆地区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比前期进一步扩大，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不仅分布于江河两岸，而且还延伸扩大到远离江河的丘陵谷地中，说明当地的耕作面积已有了进一步扩大，农业已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传统的"攫取"型经济正向"生产"型经济过渡，先民们开始过上了定居生活。

二、私有制产生时代(商周～先秦)

商周时期，壮族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和军事民主制发展阶段，石器和木器仍是人们日常主要生产工具，社会组织松散，各地部落林立，各治其业，互不统属，兼并战争频繁，一些小部落逐渐被势力较强大的部落所兼并。也有一些弱小部落相互联合起来，以对抗强大部落的兼并，由此而逐步形成以西瓯、骆越为核心的强大部落群体，这种部落战争，不断分化、兼并和组合，此起彼伏，从商周到春秋战国，甚至延续到秦汉。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壮族社会进入了奴隶社会和青铜时代，这期间生产工具有了较大改进，生产力有了较大提高，生产有了较大发展，从而导致生产关系变更，父系氏族公社逐步演化为农村公社，私有制逐渐产生，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因此说，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是壮族古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主要标志是青铜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这一时期，其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社会剩余产品日益增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和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社会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创造了物质条件，最终导致原始社会制度的瓦解和阶级社会的产生。

壮族地区氏族公社的解体，是从它内部财产继承方式的变更和私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壮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在氏族时代，土地是公有的，大家集体劳动，产品平均分配。由于生产工具改进，公有的土地已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来耕种，甚至家族或个人都可以担当，于是氏族公社暂把土地分给各家经营，天长日久，土地便归家庭所有。壮族称"财产"为daemnaz(tam31no31)，意为田地(直译是塘田)，可见田地是最早的个人财产。关于财产分配不公平，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有，在墓葬中相当分明。以武鸣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的墓葬为例，这些墓葬虽然形式上属于族墓性质，但它已有四个变化：第一，墓葬明器较多的墓穴处于墓地的坡顶中心，而较少的则分布在其四周，表明墓主生前已有了地位高低和贵贱之分；第二，随葬品多少不均；第三，墓坑规格大小不一，差别很大；第四，随葬品的规模、价值、质料不同，显示出财富的多寡及地位之尊卑。其他地点的明器，也说明了私有财产的产生和氏族公社的解体。

青铜器和铁器的出现以及在农业生产中的运用，标志着瓯骆地区社会生产力有了飞跃性的发展，促进了壮族地区农业、手工业、医药卫生、语言文字、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的飞速发展，壮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另外，在这一时期，岭南瓯骆族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在前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地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岭南的土特产品不断运到中原，中原文化及较先进的生产工艺以更新更快的态势传人岭南地区，且岭南越人与楚人文化也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故而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更。部落或氏族首领凭借着他们的威望和掌握生产及生活资料分配权、产品交换支配权，逐步把人们创造的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进而占为已有，从而使部落或氏族内部出现贫富分化的现象，部落或氏族首领逐渐蜕变成奴隶主。社会内部分化为"君"、"侯"、"将"、"民"等阶层，这些君、侯、将便是奴隶主，他们不仅把土地山林据为己有，而且把氏族成员变为奴隶，变成他们"会说话的工具"，剥削奴隶的剩余劳动，攫取日益增多的社会财富。这样，原始的氏族公社便解体，为私有制所代替。

到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摸索出一种成功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使自己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一些与自然环境相和谐，与其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相适应的、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生活习俗。如人体装饰文化已相当丰富，主要有文身、文面、拔牙、凿齿、服饰、头饰、佩饰等；绘画艺术到了承前启后和富有成就的一个时代，左江流域崖壁画群就是最好的例证；雕塑艺术也得到了发展，主要体现在青铜铸造的模与范的雕塑制作方面，因此又促进了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与繁荣；民间的教育、舞蹈、民歌等文化生活及生活方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这一时期，壮族先民盛行巫术，笃信鬼神。同时，壮族医药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针刺治病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山海经》(战国作品，作者不详，我国最早有医药记载的书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对医药的认识水平。

三、郡县划一时代(秦～隋)

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岭南越人的社会发展比较缓慢，在商周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地处岭南的越族地区还属蛮荒之地，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封建社会，岭南越人才开始进入奴隶社会，虽然这时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地属僻壤，交通闭塞，故仍然是"山高皇帝远"。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岭南地区才开始处于中央封建王朝的直接统辖之下，成为伟大祖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地的越族社会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从而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中原地区早已进入了封建制社会，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国家的统一，按照中原地区所推行的郡县制度，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历代虽有所变迁与发展，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状况，汉代至隋代壮族先民分布地区所设郡县，以"初郡"的方式来统治，其特点是：政治上"且以其故俗治"，经济上"无赋税"。结果起到了缓和、消除民族间的隔阂和矛盾，促进民族团结与合作以及促进岭南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岭南地区开始形成了奴隶制，东部地区由于交通便利，与中原关系较密切等原因，生产力发展较快，封建化的进程也较快。而西部地区远离中原，其间山重水复，交通不便，与秦朝中央的联系较困难，则生产力发展及封建化进程较慢，因而岭南地区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呈不平衡状态。

这一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农业方面，此时已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兴修水利。如著名的水利工程--灵渠，把长江与珠江两条水系联起来，促进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岭南地区农业的发展。并且在施肥、选种引种、栽培方法等方面得到了改进。手工业方面，随着青铜冶铸业的兴盛，出现了铸造工艺精致、文化内涵丰富、闻名中外的铜鼓。说明壮族先民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冶铜的提纯技术，冶炼技术水平也很高。同时熟练地掌握了合金技术，以至于至今未能仿制成功。铁器制造工艺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贵港市郊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两把长剑，在地下的泥水里淹埋了2000年，出土时仍乌黑发亮，无丝毫锈蚀，锋利如新。其他如陶瓷、漆器、玉石、纺织、竹木器等手工业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比较发达。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通过和汉族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一方面在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基础上，壮族先民有关巫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至今仍可见其遗风。人们笃信鬼神，凡事问卜。另一方面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深入壮族的人心，壮族先民开始重视教育。这一时期的壮族文学主要是歌谣、传说和民间故事等口头文学，从这些传说和故事中，我们可以窥见壮族先民有关的历史、民俗、思想观念等，为我们研究壮族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四、羁縻制度时代(唐～五代)

自秦汉以来，中原封建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这种政策到了唐代逐渐完备并形成制度，在壮族地区出现羁縻州县与一般州县并存的局面。羁縻州县制与一般州县制的区别在于，建制上以部落为基础，行政长官均由原部落酋长充任，其居民不必直接向国家缴纳赋税，羁縻州县可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法律上有相对的独立性，享有相当的自治权和法制权。这种制度有其优越性，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由于羁縻制度是以部落的大小设置的，"大者为州，小者为县，更小为垌"，而且是"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这种分而治之的制度，最终限制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所以直到唐朝和五代，桂东地区才逐步封建化，而桂西山区仍属奴隶制。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繁荣的时期，壮族地区的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桂东地区，唐朝至五代壮族先民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和牛耕，农作物的品种和耕地面积都有所增多，出现稻麦两熟制，粮食产量增加。手工业也得到了发展，唐代壮族先民纺织的各种布和开采的各种矿产及其加工制品，已被唐王朝指定为贡品。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业和交通也繁荣起来。但桂西地区仍处在比较落后的奴隶制，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都相对落后。

秦至五代，汉文化对壮族地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州、县学的设立，儒家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唐代壮族地区已推行科举制度，因此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思想和生活习俗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巫文化仍继续存在，歌圩形成并流传至今。随着壮族地区和中原汉族交流的不断增加，壮族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习俗以及医药等情况，通过汉人的著述，得以传播和保留下来，壮族医药见之于文献记载的，自《山海经》、《神农本草经》之后，越来越多。

五、土司制度时代(宋～清初)

宋、元、明、清封建王朝在我国南部和西南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施行土司制度，即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划其疆界，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土司制度由羁縻制度发展而来，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的统治与控制，但是这一制度加剧了土官和民众以及土官和中央王朝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壮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最后不得不改土归流。

两宋时期，北方、中原地区战争频繁，严重影响了生产，中央王朝被迫把经济重心南移，采取鼓励垦荒和轻赋措施，加上思想文化的发展，汉族移民的不断增加，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有政治制度方面的改土归流，解放社会生产力，提高了壮族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方面通过大力兴修水利，改善灌溉工具，同时提高种植技术和增加作物品种，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纺织、陶瓷等手工业及采矿、冶炼、铸造等工业也比较兴旺发达，如著名的壮锦即是明清时期的纺织品。商贸和交通也较前代有较大的发展。

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受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影响的早晚和深浅不同，使东部壮族地区和西部壮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在受汉文化影响早而且深的东部地区，社会发展较快，易于治理，而西部地区则社会发展较落后。到了宋代，东部大多已处在封建化和壮、汉民族交往的进程之中，而西部仍可见到奴隶制的残余。

宋代以来，壮族地区的州、县学已普遍兴建，并出现了书院。广泛推行科举，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古壮字(方块壮字)在唐代出现之后，这时在民间已广泛使用，对壮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儒家学说的普遍传播，对壮族的文化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佛教思想已深人民间，但巫文化思想仍占有一定的地位。壮族的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也有所发展。

六、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清朝中叶～民国)

清朝中叶，以鸦片战争为起点，闭关自守的中国封建社会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西壮族地区与广东、越南交界，有海上通道北部湾，帝国主义的魔爪便伸过来，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壮族地区进行侵略，使之逐渐发生变化。政治上由于列强侵略，广东等东南沿海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大量拥人壮族地区，使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复杂；中法战争后，法、英直接干涉广西内政，广西壮族地区已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经济上，鸦片输入，白银外流，农民破产，进而开放口岸，洋货充斥，土产矿产被掠夺，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文化上，列强取得传教的特权，使西方文化、宗教信仰等得以传人壮族地区。在此种情况下，壮族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也逐渐萌芽并缓慢发展，壮族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转化。

在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壮族人民积极参加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后在旧、新桂系的统治下，壮族地区战争频繁，社会混乱，经济停滞不前。

新民主主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壮族人民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为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壮族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壮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七、民族区域自治时期(建国～自治区成立)

1949年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壮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获得了新生，壮族的历史也从此开始了新的纪元。接着，在壮族地区建立了各级人民政府，壮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遗留下来的任务，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而奋斗。第一，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反革命残余武装，巩固人民政权，为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扫清了道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在边疆民族地区建立所谓的"根据地"的梦想。值得一提的是，壮族儿女在剿匪斗争中英勇作战，与其他兄弟民族一道，配合人民解放军全歼壮族地区境内土匪，取得剿匪斗争的胜利，在壮族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第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废除了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的封建特权被打垮了，广大壮民获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挣脱了几千年来束缚在他们身上的锁链，推翻了压在他们身上的三座大山，在政治上、经济上真正翻了身，实现了壮族人民长期以来经过无数次英勇斗争所追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壮乡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第三，进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从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它是壮族社会历史上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此壮族人民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结成了社会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踏步地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由于壮族居住的地域广阔，而且多是山区，交通很不便利，加上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长期采取"分而治之"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民族内部的关系，制造民族内部纠纷，破坏民族团结，因而壮族人民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有过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统一的机遇。基于这一原因，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壮族地区在开展民主建政的同时，开展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工作。1952年12月10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6年3月5日改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1958年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1958年4月1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1958年5月29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另外还在一些散居有壮族居民的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人民尽可能地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体现了党对壮乡儿女的关怀，标志着党和国家确认了壮族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开创了壮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新纪元；标志着壮族人民与各民族兄弟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丁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对发挥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速壮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壮乡人民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1952年12月10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6年3月5日改名为桂西壮族自治州);1958年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1958年4月1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1958年5月29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另外还在一些散居有壮族居民的地区建立了壮族乡,使散居的壮族人民尽可能地享受到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体现了党对壮乡儿女的关怀,标志着党和国家确认了壮族 在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应有的地位,开创了壮族享受民族平等权利的新纪 元 ; 标志着壮族人民与各民族兄弟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对发挥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积极性,加速壮乡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壮乡人民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向繁荣。

第四节 壮族社会历史的一些特点

壮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历史发展基本上与中原汉族一致,但是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等因素,壮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具有一些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对壮族医药的存在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一、壮族自古就是祖国大家庭的一员

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说明，壮族是岭南的土著民族,在原始社会,壮族度 过了漫长的独立发展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壮族先民就成为了祖国民 族大家庭的一员2000多年来从来没有脱离过。

秦始皇时期,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3郡,壮族正式纳入伟大祖国的版图。

汉武帝时期,岭南分设檐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9郡,壮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4郡。

三国时期,壮族先民大部分分布在吴国统治下的交州、荆州(吴后期为广州、荆州)二州范围之内分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高凉、朱崖、高兴、桂林、临贺、始安、始兴11郡。

晋代,壮族先民分布于广州、交州、宁州3州之内 O 西晋初年分设诸郡 同三国时期(但废朱崖郡,合浦郡改为宁浦郡)。其后又有些变化,如废高兴郡,所属县并入高凉郡。

南北朝时期,壮族先民分布地区分属广州、越州、潮州与宁州 O 广州领

18郡,越州领9郡,潮州及宁州涉及壮族先民分布地区的分别有3郡和2郡。

隋朝,在壮族先民分布的地区设有南海、龙川、义安、高凉、信安、永熙、熙平、苍梧、始安、永平、郁林、合浦、宁越13郡。

唐初,分天下为10道,壮族先民主要分布在岭南道(包括今广东、广西两省区)。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岭南道为东、西两道,设置桂、容、邑3管，下设的州县在唐朝不同年间多次调整、更名,据《新唐书·地理志》载,分为江南道黔州都督府11州,岭南道桂州都督府7州,邑州都督府25州,安南都护府8州,剑南道戎州都督府4州,共计55州。有些州下设领县,共48个县。如江南道黔州都督府的珠州(今广西宜州市怀远镇一带)领多梅、古阳、多奉三县。

五代时期,壮族先民所处地区,先是北部属楚国,南部属南汉 O 后来南汉吞并了北部,于是全属南汉。

宋朝初时,仍沿袭羁廉州县,后逐渐过渡到土司制度。这些羁康州县主要分布在广南西路的西部地区,隶属于笆州都督府、庆远府等。

元朝时,土司制度确立,广西设西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帅府,隶属于湖广两省,下设路、州、县,土司地方为土州土县。

明代,壮族地区土司府、州、县甚多,计有土府4个,士州41个,土县8个。

清代,壮族地区土司制度逐渐衰亡,实行改土归流,但仍残存小土司,直到1928年,才最后改流完毕。又由于广西东部和北部的壮族大量同化于汉族,形成汉族占多数的局面,从而逐渐形成现代壮族的分布格局。

二、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

壮族早期处于蛮荒的边地,所属地区非常广阔,交通闭塞,虽自秦始皇时期纳入祖国的版图,但历代中央王朝对壮族地区实行"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政策,使壮族互不统属,以致壮族从来没有形成共同的中心,即没有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唐宋之间僚人、壮人起义曾企图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也终归失败。唐至德元年(756年),西原州首领黄乾耀联合诸桐起兵,武装反对唐王朝,经过3年时间控制了18个州,建立起僚人地方民族统一政权。宋代皇裕四年(1052年),壮族著名民族英雄侬智高发动了反对北宋王朝的起义,先后建立大历国、南天国、大南国,但这两次起义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由于壮族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统一的政治体制,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壮族地区的发展。

三、壮族从来没有入主中原

中原是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是历代中央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兵家必争之地,所谓逐鹿中原,就是为了统治全国,就必须占有这个地方。历史上中央王朝的统治者大多是汉族,但也有例外的,如元朝时的蒙古族,清朝时的满族都曾入主中原,这些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够一度坐镇中原,当然 与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达到相当的水平有关,壮族是除汉族外的第二大民族,但如前所述,由于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政治体制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较落后,所以元缘进入中原 O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后,均被汉族同化,对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起到促进的作用,而壮族没有这个机会,对其自身的发展是有影响的。

四、壮族有很强的向心力

壮族人民在历史上表现出很强的向心力,自觉保护和维持祖国民族大家庭的统一。唐代"西原州"僚人起义,宋代侬智高起义他们虽曾"称王置官吏",或建国号,但只是建立地方性的民族统一政权而己,并非分裂国家。尤其是侬智高起义的原因,是请求内附不允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更能说明问题。宋代壮族人民坚决反击交趾的侵略,交趾侵占南宁仅一周便被壮族英雄儿女打败,驱赶回河内,谱写了壮族人民保卫国土的赞歌。明嘉靖年间,倭寇疯狂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壮族女英雄瓦氏夫人应召率士兵赴抗倭前线,屡建奇功,为保卫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19世纪中晚期,壮族人民在援越抗法、保家卫国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本世纪中期,壮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取得了援越抗美斗争的彻底胜利。解放初期,壮族儿女主动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反革命残余力量,主动投入剿匪斗争中,并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自治区以后,更是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经历了多次运动也没能动摇壮族儿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些事实都说明,壮族具有很强的向心力。

五、壮汉文化与医学互相渗透、并存

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壮族有着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以在长期和中原汉族交往过程中,壮汉文化交流呈双向性,而不是单向性,壮族地区自古至今,呈现壮汉文化互相渗透和并存的局面。汉代刘向著的《说苑·善谏篇》记载春秋时代的一首《越人歌》,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是古代壮汉文化交流的结果。广西上林县壮族首领韦敬办篡的《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及《智城洞碑》碑文(现仍保存在广西上林县),说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作为部落大首领同时又接受王朝任命封号的州官韦敬办已具备有一定的汉文水平,这也是壮汉文化交流发展初期的一种反映。在壮族地区,儒家学说普遍传播,道教经过改造,亦为壮族所接受。在生产技术方面,很早就从中原输入铁器在文化教育方面,壮族地区兴办学校,推行科举,习汉文写汉字等,都是受中原先进文化传播的结果。同时壮族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亦绵延不断,并结出丰硕的成果,壮人虽习汉文写汉字,但本民族的语言依然存在和发展,并产生了方块壮字,巫文化、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盛行,独特的民风民俗代代相传。特别是花山崖壁画、铜鼓、壮锦等,更是壮族灿烂文化的代表。

壮族在秦以前基本上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系统,作为壮族文化体系一部分的壮医,这一时期是经验积累的阶段。随着秦始皇统一岭南,壮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壮汉文化交流才有发展,一方面先进的中原文化在统治阶级的推行下深入壮族地区 ; 另 一方面壮族地区的文化也得以进入中原。来自中原的儒家思想和道教等,通过兴办学校广为传播,先进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随着汉人的南迁而进入壮族地区,这无疑有效地促进了壮族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在这壮汉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中,壮族医药受到汉文化,尤其是中医学的重大影响,在原有的壮族医药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等理论,充实了壮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使壮医对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及疾病的发生、发展和传变有了更充分的认识,从而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此同时,中医也从壮医中吸取了痒气、感症等病证观念,壮族地区的针刺等诊疗技法和药物,尤其是毒药和解毒药也丰富了祖国医学的内容。

有关中医在诊断技术及治疗方法等方面对壮医的深远影响,具体内容见第六章。

六、各个社会形态发育均欠完善

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历史阶段,但是每个国家(民族)所经历的这些社会有先有后,时间有长有短,社会形态发育有的完善,有的则欠完善,考察这些情况(除原始社会外),有助于了解每个国家(民族)的历史状况。壮族和汉族一样经历 了上述的社会形态,但各个社会形态发育均欠完善,如中原地区在夏商就进入了奴隶制社会,而壮族地区在秦汉时代才形成奴隶制,而且停留在家长奴 隶制阶段(至今关于壮族古代社会是否经过奴隶制仍有不同意见)。壮族地 区直到宋朝才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但受羁廉、土司制度的束缚,发展缓慢。至于资本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原地区才萌芽,壮族地区的情况就可 想而知了。这些说明,壮族地区的社会、经济都比较落后,从而影响了文化思想以及医学的发展。

第五节 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影响

壮族地区的土司制度,渊源于秦汉的士官土吏,开始于唐宋的羁麽制度，形成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

土司制度从开始到消亡经历了1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而这一时期正 是壮族医药初步形成和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认为土司制度对壮族医药的 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和深远的影响。

一、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晌

土司制度对壮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中央王朝册封当地少数民族中有威望、有势力的首领为职官,划分其疆界,使之"世领其土,世有其民",维持他们内部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风俗习惯等,使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保持民族地区的社会安定,从而促进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同时壮族地区和汉族之间的文化双向交 流,亦对壮族地区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光大主编的《壮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一书,把壮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独特性、共华性、包容性和二重性四个方面。其包容性主要体现在:①不少土司头人汉文化水平较高,吸收了很多汉文化知识。②壮族地区的某些士官和土民原本系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后被强大的壮文化所融化。③土司制度本是封建王朝压迫人民的工具,却民情易服,故能较长期存在。结合史实,可以肯定土司制度时期的壮汉文化交流比以前有更大的发展,医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在壮汉文化双向交流中,壮族医药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二、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

如前所述,土司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了壮族地区政治的安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也有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如下:

1.土司制度下的医药机构

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多个州府县土司均设有医学署,如庆远府、思恩县、天河县、武缘县、永淳县、南宁府等(均为壮族聚居地)。这些医学署的医官"本为土人",在土司家属中,亦有专门从事医药工作的人(具体内容见第五章第五节),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这是土司制度对壮医药促进作用的一个方面。

2.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

土官对壮医药的重视表现在对名医、神医、药王的崇拜和纪念以及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

清代《宁明州志·上卷·祠庙》记载:"医灵庙在东门外附近城脚。"《邑宁县志·卷四十三·祠祀志》谓:"药王庙,在北门大街,东岳庙左侧。"《柳州县志·卷三》称:"药王庙,在西门内。"等等。清代以前,壮族地区基本上没有西医,中医也为数不多。这些被立庙纪念的神医、药王,尽管没有标出姓名,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间名医,在壮族地区即是壮医,因为他们的医术高明,能为患者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他们的高尚医德而受到群众的敬仰。忻城土司衙门附近,现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 " 三界庙 ",三界是一位内科、外 科、五官科都精通的神医,而且名气很大,得以立庙享受百姓香火。三界庙能修到土司衙门旁边,亦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位神医在土官土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土司对民族医药采取的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应当说也是有一定促进作用。广西庆远协左营三司把总(土官名)李某赠给名医谭靖修一块牌匾,大书"妙手婆心"四字 ; 一些民间壮医因医术高明,德高望重而被作为地方名人入选地方志,如《融县志》:" 路顺德,古鼎村人,赠精医学,著 有《治蛊新方》一册。"《象县志》:" 罩德本,同庚村人......善治跌打损伤。"《三 江县志》:" 侯第福,寨壮乡佳林村......善脉理,用草药。" 等等。正是由于壮医药在土司制度下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一些特殊的诊疗方法和验方、秘方得以初步总结和逐步提高,如壮医浅刺疗法、斑麻救法、青蒿绞汁内服治瘴等,早在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南宋医书分类中,还出现了《岭南方》一类(专门列岭南少数民族医方)。清代《柳城县志》指出:" 病者服药,不尽限于仲景叔和,间有用一二味草药奇验者。其他针灸之术,以妇人尤为擅长。" 著名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其主要传人就是清末民初的柳江女壮医楷覃氏。

三、土司制度对壮医药的消极影晌

在政治上,土司制度是 " 以夷制夷 " 的民族压迫政策的产物。土宫是封建王朝封赐而独霸一方的统治者。在士司统治地区,土官既掌握着政治特权,又完全控制着经济领域,这种封建领土专制比起其前的奴隶制来说,虽然是社会的进步,但它并不是什么理想的天堂,而是有其反动、罪恶、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土司制度发展到明朝晚期,这种腐朽没落性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土官自恃雄长,独断专行,权力欲膨胀,土司间经常发生武装侵扰。在土司家族内部,也常因争夺官位而相互残杀。由于长年干戈不止,战乱频繁,严重地阻碍了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这就从经济基础上影响了壮族医药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是专业壮医队伍受到限制,特别是能进入到官办医药机构中的壮医,为数更少,绝大多数壮医,只能流散在民间行医。在清末民间编篡的一些地方志中,虽然还有医学署的记载,实际上这些机构早已荡然无存,也未能重修。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壮医药的学术发展。其次,由于分科不细,多数壮医的治疗方法只能停留在经验阶段,未能进一步提高,有的甚至由于后继乏人而淹没失传。土司连年征战,对于毒药、毒箭之类的东西,作为重要武器之一,是比较重视的,而对于民间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防治,则没有足够的重视,因而阻滞了对这些疾病防治的发展。

土司制度下的狭隘、保守、封闭思想意识,对于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据文献记载,晋代的葛洪等医药学家,唐代的柳宗元等文人流官,都曾把中医药传播到壮族地区；宋代威平初年,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集验方刻石桂州驿"，邕州知府范旻"下令禁淫祀","市药以施治","并刻疗病方书,置诸厅壁"。前述诸人对于中医药的推广做了一定的工作,但由于土司制度的落后、保守和封闭,壮族地区的中医药是不发达的。如壮族聚居的靖西县直至解放前夕也只是在县城有一二家中药铺。一些读过几本中医书的民间医生,"一经临证拟方,病人服之有验者殊少。此殆于精微变通之处犹有欠欤"。说明医术并不怎么高明。由此可知,有比较完整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术,在土司制度下,未能较多地影响和渗透到壮医药之中,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是不利的。另外,在土司制度下,壮族医药还常常被披上迷信的外衣,这就束缚了它的发展。

客观地评价土司制度对于壮族医药的影响,应该说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不可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土司制度对于壮医壮药的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保留,是有其历史功绩的,并使壮医药在漫长的岁月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另外,在壮族尚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的情况下,壮医药居然能通过口授心传和部分汉文资料得以流传下来,这不能不 认为是与土司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的,其积极作用的一面是不可抹煞的。

第六节 关于壮医药无系统文字记载的问题

和藏医、蒙医、维医、傣医、朝鲜医等少数民族医学一样,壮医是客观存在的。但有些人以壮医无系统的文献史料为由,否认壮医的存在,这是必须 澄清的问题。诚然,壮医没有中医的《黄帝内经》、藏医的《四部医典》那样的经典著作,但是历代古籍不乏关于壮医药的记载,而且文献不应单纯理解为 文字记载,正如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野外工作方面所强调的："有关人种特点的记叙、说明、典型的话语、民俗项目以及巫术仪式的惯用语句,都应当作为描述土著居民精神状态的文献内容,作为文献整体而记载下来。"据此,壮医药的民间口耳相传,亦应属文献范围,通过代代相传,壮医药 得以传播。曾见有一位善治乳痛的民间壮医,患者求治时先问清是左乳还是右乳,嘱送药上门时不能与医者说话,采好鲜草药后,径往病家,病在左乳者,鲜药放在右边门石缝齐胸高处,病在右乳者,鲜药则放在左边门石缝齐胸高处,放药时屏气默想,嘱任何人不能与医者说话,医者不能索要病家的任何钱物,放好药后即离去。这张秘方带有神秘的色彩,或许这就是壮医的特色。该壮医于1985年去世前将秘方传给儿子,儿子又传给孙子,至今仍在使用。又如广西民族学院一位壮族教师祖传下一条治疗糖尿病伴发皮肤感染溃烂的验方,由朝天椒、假烟叶、红薯叶各适量组成,捣烂外敷,确有奇效。如病情严重,上药加入由未开眼的仔鼠、童便、石灰混合浸泡的药液同捣,外敷,则去腐生肌的作用更强。诸如此类的验方在群众中流传得很广泛,如现已闻名中外的药线点灸疗法,就是根据壮族群众的流传而发掘整理成功的典型。这就提示我们,民间调查是发掘、整理壮医的重要形式。壮医药虽然元系统的文字记载,但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这才是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第七节 壮族医药存在的原因初探

应该承认,壮族医药在总体水平上较中医原始而落后,而在长期的壮汉 文化交流中,中医早已成为壮族地区人民防病治病的重要手段,壮医仍能存 在发展至今,这是为什么?这个问题当然与壮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有关,我们在本章第四节第五点已初步论及,这里拟结合其他少数民族医学的情况作进一步的探讨。

医学属科技范畴,科技在其发展之初,都具有民族性,随着科学的发展 和完善,就逐渐成为全人类的财富,这就是 " 科学无国籍 " 之说。医学也不例外,除了通行世界的现代医学外,至今仍存在为数不少的民族医学,当然,民 族医学在其成熟之时,也能走向世界,世界各地正在掀起 " 中医热 ",就是证明。我们这里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有较之先进的医学存在以及现代医学如此普及的情况下,壮医药等少数民族医学仍有活力,其原因何在?我们认为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但是在历史发展 的某些时期,或同一历史发展时期的某些民族、地区,科学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而实践倒是必不可少的,现代社会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而 医学实践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实践,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本能。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成为科学,走向全球,如现代医学:有的仍属于本民族的,但只要是适用的就能延续下来。

第二,民族医药在历史上存在,而且延续至今,除了前述第一点之外,还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有关。壮医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因为壮族地区历代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都较中原地区落后,中医虽早就传入壮族地区,但并不普及,对有的疾病疗效也不满意,而壮医的一些验方、秘方和诊疗技法,却往往显示出独特的疗效,且壮医主要是口耳相传,缺乏文字知识同样可以掌握验方、秘方和技法,故较易普及应用,这就出现了壮医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第三,民族医药之所以能存在,还在于其包含有相当的科学性,有丰富的 " 含金量 ",能补现代医学之不足。医学研究的对象最为复杂,人以外的事物,不管多么复杂,大抵都能通过分解的、还原的实验研究,揭开奥秘,而活生生的人不能分解,尸体的解剖又不完全等于活生生的人,所以人要认识自身,真是困难重重。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科学永元止境,医学领域尤其如此。对于癌症或现代瘟疫艾滋病等,现代医学至今仍无良法,就是对于某些常见病、多发病,有时也会束手无策。面对此种情况,只能 " 礼贤下士 ",纷纷要求回归自然,把目光转向传统的民族医药,中医正是借着这个机遇走向世界的,壮医和其他少数民族医学也奋起直追。自80年代以来,壮医药的发展有了新的突破,1983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一批壮医药科研、医疗、教学等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因此我们说,壮族医药不仅存在,而且正在迅猛发展!

第二章 壮族地区地理、经济、文化、民俗与壮医药的关系

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壮族医药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区域性,其形成及 发展除了与壮族地区特定的社会历史有密切关系外,还与其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经济、文化、民俗等有密切的关系。

第一节 壮族地区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与壮医药的关系

古人早已认识到自然地理环境及气候特点对医药的产生有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黄帝内经》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论述。

壮族聚居地区位于东经99°57'到112°,北纬21°31' 到26°45' 之间,地貌基本特点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四周高,中间低,四周多山,中部和南部多平地；山地广阔,平原狭小,岩溶广布。气候特点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20℃左右,夏季日照时间长,冬天霜雪较少,雨量充沛,夏湿冬干,故暑、湿、火、热等致病因素易侵犯人体而发病,特别是痧、瘴、毒等地方病,发病率很高。岭南地区自夏至秋,暑气炎蒸,燥热燔灼,淫雨连绵,致使草木腐败,虫蛇死亡,沟渠污垢等酿成秽浊之痴气,在这种环境下,易使人气血阻滞而发为移症,可见哪病的发生与气候环境所致的空气秽浊有关。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瘴气是由 " 杂毒因暖而生 "," 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 "。《岭外代答》则指出,瘴气是由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壮族先民常结合壮族地区特殊地理环境给痒气定名,如毒水瘴、蛇瘴、蜓蚓瘴等。壮族地区古代草密林茂,素有 " 岭南多毒 " 之说。所谓岭南多毒,一指岭南气候条件适合生长的毒草、毒虫、毒蛇多 ; 二指气候炎热,草木、动物腐烂后污染水源造成、水毒、蛊毒多 ; 三指岭南先民在狞猎、战争中利用草毒、蛇毒制成的毒箭多。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壮族先民总结出了许多治疗痧、瘴、毒等病症的方法,发现了大量有效的药物,尤其是动物药、毒药和解毒药。由于气候炎热、草木旺盛,毒药及解毒药的品种很多。《本草拾遗》曰:" 岭南多 毒物,亦多解物......"《海药本草》载:" 岭南多毒,家家贮之。"《诸病源候论· 蛊毒病诸》记载了岭南但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壮族先民使用的解毒药范围很广,主要有解虫毒、解蛇毒、解食毒、解药毒、解金石之毒、解箭毒、解蛊毒等 O 还有一些解毒范围很广的解毒药,如《本草拾遗》载:" 陈家自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 由于壮族聚居地区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很适合各种动物生长繁殖,因而动物繁多,而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则形成了喜食蛇鼠及各种山禽的习惯,天长日久,对这些动物的药用价值有了独到的认识和体会,如《桂海虞衡志》载:" 石鼠......治咽喉疾效如神......凤猩......其溺及乳汁主大风疾,奇效。" 〈本 草拾遗》载:" 珉瑭......但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梦溪笔谈》指出:" 邑州所贡蓝药,即蓝蛇之首,能杀人,蓝蛇之尾,能解药。" 直至现在,壮医对使用 牛黄、庸香、鹿茸、猪胆、熊胆、五灵脂、毛鸡、鸡内金、蛇胆、蛤蛤、白花蛇、瞻酥、海马、蜂房、蝉蜕、桑螺蜻、乌贼骨、牡蜘、龟板、鳖甲、珍珠、蜓蚓、娱蛤等动物药有独到的经验,用之于临床每获良效。壮民们生活在野生动物繁多 的环境中,被动物咬伤、撞伤是在所难免的,因而对动物伤害的防治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对毒蛇咬伤的防治更有特色,壮乡的 " 蛇药 "、" 蛇医 " 早已遐逐闻名。据《广西药用动物》统计,广西常用的动物药有125种,是壮族人民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至今壮族民间尚有 " 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 " 的用药习惯,壮医擅长使用动物药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除药物治 疗外,壮族先民还总结了许多其他疗府、治瘴、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刮痧、针刺、针挑、烧针等。例如,由于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故易生痈疡,山高林密易于受伤,且伤口极易成脓,由此而开创了浅刺、浅割排脓疗疮治伤的外治法。壮族先民在山多石多的生长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明了砭石治病的方法。树林、动物繁多,提供了原始的针具材料,且随处可得,如植物刺针、骨针、箭猪毛针等为木刺、骨刺、竹筒罐等疗法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壮族先民发明运用的许多治疗方法,至今仍在壮乡各地流传,是壮医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二节 巫文化与壮医药的关系

巫文化即巫术文化,巫文化的核心是信仰鬼神,以往概斥之为封建迷信,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巫术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影响道教文化、文学艺术,而且影响到民族、民俗、宗教、医药、饮食、器用、经济生活、天文历法、教育、法律、哲学、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艺、工艺、功法、戏曲、文字以及物质生产的各个方面,尤其对医药的影响甚大。

壮族先民越人重巫,文献不乏记载,汉代越巫风曾在中原地区广为传播,可见壮族巫文化影响之深广。清代,南方壮族地区仍盛行巫风。直到现代,壮族地区仍见巫之遗风。

医巫同源、医巫并存的壮族地区文化发展特点,对壮医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由于年代久远,且缺乏文字记载和实物见证,只能够根据民俗民风述其大略。

巫术和宗教的起源密切相关,在时间顺序上巫术先于宗教,而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法术(巫术)的行为常与最庄严的宗教礼仪相混杂。壮族有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但这种宗教信仰意识停留在比较原始的阶段上,可划归巫教的范畴,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在探讨巫文化与壮医药关系的时候,就必然牵涉到壮族宗教的有关内容。

生活在生产力十分低下时代的壮族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诸如地震、洪水暴发、火山爆发等,甚至日常生活中的日出、日落、刮风、下雨、雷鸣、闪电等等元穷变化的大自然奥秘元法解释,特别是对人在夜间做梦和生老病死更感到神秘莫测。因此他们便开始无边无际的幻想,最终臆断世界之外一定存在着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神秘的境界主宰自然和社会。在他们看来,风调雨顺能使万物顺利生长等这一类有利于他们采集、生活的事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对人类及大自然发善的表现 ; 而洪水、地震等给人类造

成的灾难,是主宰自然的神秘力量凶狠、愤怒的发泄。于是他们便幻想着去寻找一种超自然的神力,并通过它来消灾除祸,驱瘟防病,排除饥饿,并能偿其所愿地让气候、动物、庄稼、健康、寿命等遵从他们的意愿,使他们在心灵上得到安慰,精神上有所寄托,这样就产生了巫文化。

宁明花山崖壁画的人物形象,除了舞蹈动作以外,还有些可能是诊疗图,既有施术者和持器(具)者,又有受术者,结合崖壁画的祭祀场面,联系壮族先民的巫文化特点,应当说崖壁画有巫医治病的内容。

壮族宗教观念认为,灵魂能支配人的精神,并对生物体的生命起着庇佑作用,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如果一个人或牛马等牲畜之类丧失了灵魂,其躯体便丧失活动和生长能力,呼吸也就随之停止而死亡,所以魂能保命和保身体健康。" 丢了魂 " 就会生病,而举行招魂仪式就能治病,如果幼儿在室外突然摔倒而惊哭,招魂仪式就比较简单,在德保、靖西一带,成人闻声迅速将小孩抱起并就地圈摇3周,连喊 "mahoenz"(即回魂或还魂之意)3声,才带小孩回屋里 ; 在上林县一带,则在小孩的跌倒处,拾3块小石头放入锅里煮,然后用其水给小孩洗澡,据说这样做使丢失的灵魂可以通过石头溶于水而还其身 ; 另外有的地方是在小孩的跌倒处泼水后,再用脚使劲地连续踏地数次,于摇头巾喊小孩的名字:" ××回来了 !" 这些做法是为已经失魂但尚未生病而采取的预防性的简便仪式。如果生病,就被认为是 " 丢了魂 ",招魂仪式便需在夜间举行。当夜深人静,家人(一般是母亲)手提竹篮,内装鸡蛋、一大块熟猪肉、小棕子(单数)、米酒、神香、纸钱等供品和病人的1件外衣,悄悄地到村头路口去招魂。做法是先燃香、摆供品、斟酒3遍,再烧纸钱,接着将病人的衣服在火烟上摇晃片刻收回篮子即返回。家人将火灰和水酒置门槛等候,待招魂的人进门,双方齐声呼叫病人的名字道:" ××回来了 !" 随即把门关上,然后把带回的招魂衣服给病人穿上。如果此法不灵,病情加

重,又只得破费聘请道公或巫婆举行招魂仪式。其法也是在夜间举行,同样把病人的衣服放在竹篮里,家里一人带着供品跟随道公或巫婆到村头路口行祭,由道公或巫婆放 " 法 " 念咒、喃吆,念毕,在祭点定桩,拿出1捆事先准备好的棉线拴上一头,然后往病人家走,一路扯棉线,一路喊病人的名字:" ××回来了 !" 直到棉线扯到病人家,才停止叫喊。据说这样可以使灵魂顺着棉线回来还身而康复。此外还有为家畜家禽招魂的做法,其中为耕牛招魂较为普遍,并形成节日风俗。

至今广西城乡还可见到一种治小儿夜啼的符咒法,把写有 "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小哭王,路人行过念一念,一觉睡到大天光 " 的符咒丢在路口或贴在路边的树杆、电杆、墙壁上,路人走过念一念,小孩的夜暗病就好了。这是巫医治病的一个范例。

张紫晨先生指出,我国最早的饮食和医药知识,从它产生时起就带有某些非科学性和神秘性,并举先秦古籍《山海经》关于草木鳞介和各种奇异动 物的浓厚巫术色彩和禁忌意义为例,这种文化氛围,对中医影响深远,历代中医文献不乏巫术和禁忌的描述。壮医在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些,表现在医巫结合和服食药物的诸多禁忌方面。

壮族先民由信仰鬼神而产生了巫文化,据研究,左江崖壁画表现了日、月、星辰崇拜,对此古籍不乏记载,直到近代、现代,壮族地区的巫风仍有所遗存。巫文化对壮族医药的影响,先是巫医合一,后是医巫并存,最后医盛于巫。古时壮巫分巫婆和魔公,主家有病痛或灾难,请巫婆和神对话,问明病灾的原由,再择吉日请魔公举行法事,杀畜禽敬祭,劝离神仙,穰解厄难,舞刀剑,烧油锅,镇妖赶鬼。壮族民间传说三界公能驱邪除魔,保境安民,奉为医神,而立庙祭祀,旧时壮族地区各较大村寨都立有药王庙,每年定期祭祀,都是巫文化的反映。壮族医药中医巫并存的情况长期存在,壮医对某些疾病确有较好的疗效,却往往以巫医的形式出现,这在解放前,特别是边远山区的壮族民间更是如此。刘锡蕃《岭表纪蛮·杂述》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蛮人以草药医治跌打损伤及痛瘟疮毒外科一切杂疾,每有奇效,然亦以迷信出之。" 并有亲眼目睹为证:" 予尝见一患痛者,延憧老治疾,其人至,病家以雄鸡、毫银、水、米、诸事陈于堂。术者先取银纳袋中,脱草履于地,取水念咒,喷患处,操刀割之,服血迸流,而病者毫无痛苦。版尽,敷以药即愈。" 这确是对历史上壮医治病的比较客观的记载,直到现代,壮医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着这种独特的治疗形式,不同的是,念咒的角色由患者的亲属来担任。如果把这种治疗形式视为纯粹的迷信加以摒弃,无疑会连同其中合理的医学内容一起丢掉。念咒语喷符水并不妨碍壮医的施术和用药,也不能否定壮医的确切疗效,有些记载说壮族 " 病不服药,惟事祭鬼 " 是片面的,至少是夸大了巫的作用。很难设想,壮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是靠医药的保障,而是靠鬼神的庇佑来繁衍生息的。同属于南方,与壮族毗邻的楚人,举国上下均沉溺于迷信鬼神之中,屈原的《楚辞》,尤其是其中的《九歌》,描绘的是一种神秘而浓郁的宗教气氛。祖籍楚地的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以其亲身见闻来解释巫医的治疗效果,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壮医医巫并存的状况有帮助。周先生在《古巫医与六诗考》一书中说:" 我在小时候就常见湖南乡下巫公(男巫)治病,有时即手持有长柄的大油锅,燃着烈火在病人床前一再熏,口中念着咒语,煞可惊人,并时时喷洒使火炽烈,说是驱邪驱鬼。"......至于巫医自己可能用酒,这可与希腊古代的巫师和女祭司对比,他们也常喝了药物饮料,在半癫狂状态下,认为已被神灵所依附,代替神说话。" 周先生的知识广博,视野宽阔,在巫医问题上不但联系到我国古代的《诗经》和《黄帝内经》等经典,而且联系到古希腊,可见巫医在历史的某一时期是普遍存在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巫逐渐消失,医则发展并逐步成熟,而壮医则表现为医巫长期并存的局面。

壮族先民对于自然界的种种现象无法理解,于是他们就想象在这些自然现象的背后,一定有某种威力元比的神秘的神灵在起作用,从这种 " 万物有灵 " 的认识,推想人自身及行为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各种神秘的关系,形成了 " 天人一体观念 "。这种观念是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以及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等理论体系的基础。

壮族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重大影响,根据古籍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壮汉文化的交流开始于先秦时期,随着汉字的传人,学校的建立,儒家和道家等思想的传播,壮族的巫文化吸收了汉文化的适用部分,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成了壮族文化在表面上与汉文化无异,而在心理、思想观念等深层结构方面仍保持壮族文化的特点,表现在壮医学上,一方面引进中医的阴阳、气血、脏腑等学说 ; 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从而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药学。

第三节 壮族经济、文化发展特点与壮医药的关系

壮族是岭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经过漫长的独立发展的时期,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前期,直到中原地区进入封建地主制社会,才由秦始皇统一,所以其经济与文化具有极强的个性,后来虽受汉族文化的强大影响,但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其个性,这与壮医的产生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目前在壮族聚居地区己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有100多处,仅在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4个县境内的右江两岸的河流阶地上就发现了75处,并采集到各种类型的打制石器1100多件。这就说明早在旧石器时代,瓯骆先民们己会选择大小适中的砾石,直接用砾石进行捶击，制造出粗糙的、适用的刃部和尖端,以便在生产和生活中用于砍砸、挖掘。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些砾石碰撞了人体某些部位可以使某些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以及在先民们劳动和与野兽搏斗中常被石块、碎石击伤,但在碰撞或流血之后,也可使某些原有的病痛减轻或消失,这种出于偶然的生活经验,经过若干年、若干人次类似经历不断重现时,引起人们重视,进而反复实践并总结流传下来,而成为现在的针刺疗法。另外,在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烧骨、烧石、烧炭的遗迹,说明壮族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使用了火。火的使用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非常重要。一、火可以御寒、防兽；二、瓯骆地区雨水多而潮湿,由于居住条件恶劣,人易患与之有关的病症,如痹证,火的使用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些疾病；三、火的使用改变了壮族先民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从生食过渡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火对食物起到灭菌杀虫的作用,减少胃肠疾病及寄生虫病的发生 ; 四、火的使用,为壮医热熨法、灸治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五、火的使用使食物范围扩大,促进了大脑的发育和身体健康。

到了新石器时代,生产力的提高,使先民增强了与大自然、野兽斗争的本领,生活来源有了保障,经济生活相应地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文化亦更丰富多彩,更重要的是,由于亚热带地理气候的特殊性,使这一切变化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新石器时代文化比前期旧石器时代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大大地促进了医药卫生的发展。第一,原始居民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有利于治疗经验的总结、传播及新药物的发现。第二,出现了原始村落,发明了干栏式居住建筑。这是壮族先民在恶劣环境下求得生存的重要卫生保健手段。同时,人畜隔离也体现了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意识。第三,发明了石器的磨光技术及陶器。在桂林曾瓦皮岩、柳州鲤鱼嘴、南宁豹子头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丰富多彩的磨光石器,特别是大石铲,不仅个体硕大,造型美观,规整对称,而且通体光滑如镜,其石器的磨光技术和制作工艺已发展到了十分精巧的程度,为国内外罕见。在这些遗址还出士了陶器(片),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为古老的陶器,有了陶器,人们就可以用它来炊煮食物和烹饪菜肴,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增进人体的健康,同时伴随着颐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崛起,壮医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因疗效确切,简便易行，至今仍在壮乡民间流传不衰。第四,发明并发展了原始农业。新石器的出现,劳动工具的改进,使壮族地区的原始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刀耕火种发展为锄耕农业,使人们在栽培农作物的过程中有条件对更多的植物作长期细致的观察和进一步的尝试,从而认识了更多植物的药用价值。第五,出现了家畜的饲养。家畜的饲养及狞猎、渔业的发展,为壮族先民提供了较多的肉类食物,久而久之渐渐认识了某些动物的药用价值及治疗作用。第六,随着采矿业的兴起,壮族先民逐渐认识了一些矿物药。除了卫生保健和药物知识日益丰富提高外一些医疗方法也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新时器时代的文化进步对壮医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周末至春秋之际,因骆地区的社会发展开始步人金属时代,金属的冶炼,不仅使壮民的文化生活向前迈进了一步,而且使针刺治疗工具有了改进。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两枚精致的青铜针,据考证是壮族先民的针刺工具,反映了古代壮族先民医药的成就与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先秦时期,壮族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代,壮民的思想信念主要是巫文化。因此,当时的政权、法规、人生习俗、文学艺术及医药等都受巫文化所制约,元怪乎巫医在这一历史时期是普遍存在的(在本章第二节已详细论述)。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文化及中医等的传人,使医逐渐积累发展,趋向成熟,并成为主流,因而壮医由医巫长期并存的局面逐渐趋向于医盛于巫。尽管如此,巫仍然长期存在。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代表壮族奴隶主文化的铜鼓文化逐渐衰落了。羁縻制度下的奴隶主已缺乏足够的人力、财力来铸造大型铜鼓,因而人神同体的奴隶主巫文化也在衰落。这种原有酬神活动的歌舞场面便向世俗化发展,形成歌吁文化,成为这个时代壮族先民文化的突出特色。歌士于起源于祭神活动,祭神在岭南是巫职业所为。-巫带头唱歌,歌声才起,以后,从祭神活动蜕化为男女追逐歌唱的歌好,奴隶们生活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只有歌好才能抒发胸中的闷气,有利于身心健康。另外,这一时期美术、舞蹈的盛行也给先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为先民们强身健体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为导引等物理疗法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古壮字得到发展,使用范围逐渐扩大,与中原汉族的交往增多,先民的经济生活明显改善,壮医药迅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佛教、道教传人壮族地区,对壮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影响,儒家思想也逐步为壮族接受,加速了壮族社会封建化的进程。而道教的仙人世界,长生不老,仙丹妙药,在群众中亦甚有影响,但是巫文化思想在壮族地区仍占有一定的地位。许多史书均载:壮族先民不祀先祖,病不服药,惟祈鬼神,秋毕则跳鬼酬神等等,当然这有它的片面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巫文化思想在壮族地区这一时期仍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许多民间流行的传说、故事、诗歌等,其中夹杂着感人的诊疗疾病的故事,可见医事已是家喻户晓的事情。

明清时期,随着学校的普遍建立,科举日益受到重视,壮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壮医药理论及治疗经验的总结、提高和推广。这一时期,虽有中医药及西方医疗技术的传人,但在壮族地区还是壮医药占主导地位,为壮族儿女的健康和繁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优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指导下,在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在壮族儿女的努力下,壮族医药得到了空前的飞速发展。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下设壮医药线点灸研究会,召开了全区性的学术交流会。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医研究所,对壮医药线点灸等疗法进行了全面的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并取得重大进展。1985年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该所设立了壮医研究室和医史文献室,对壮医历史和基础理论及临床诊疗方法进行全面发掘整理研究,编撰并出版发行了《壮医药线点灸疗 法》、《发掘整理中的壮医》等专著,结束了壮医无系统文字记载、无专著出版的历史。研究所所长先后于1991年及1992年赴泰国和越南进行学术交流,并接待了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来访专家,为壮医药走向世界做 出了贡献。1994年成立了壮医目诊研究会,为壮医目诊的发掘整理和学术 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广西,一批民族医院及崇左县壮医医院、靖西县壮医学 校相继成立 O 广西中医学院1985年开始招收壮医硕士研究生,把壮族医药 推向更高一个层次。1993年3月中国中医研究院决定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该院的民族医药研究基地,从而为壮医药的国内学术交流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办的《民族医药报》,把宣传壮 医药作为重要内容,每年都发表大量的壮医药学术论文和壮医验方、秘方,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 O 壮族医药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在不断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中逐渐趋于完善。

第四节 壮族民俗特色与壮医药的关系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群体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较为稳定的文化事象(即事物和现象),包括生 产、生活、礼仪、岁时、社会、信仰、游艺和文艺等方面的民俗。民俗对于学术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据此可以追根溯源,探讨其与各种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壮族医药与壮族地区的民俗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 信鬼神,重淫祀 " 是壮医巫医合一或医巫并存的根源。此外断发、文身、服色尚青、鼻饮、喜食生猛、居干栏、捡骨重葬等民俗,亦与壮医药有关。

现代人理发洗头是一种卫生习惯,壮族先民断发可能与天气湿热有关，断发可以使体温易于散发,同时不易于被钩挂以致刮破皮肤和挫伤,因此断发习俗符合卫生的要求。

壮族先民盛行文身,目的是为了求得图腾神的保佑,同时又便于彼此间在进行交际和通婚过程中认同或区别。文身则对壮医浅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壮族先民的服饰特点是服色尚青、衣葛,这也和岭南地区的气候环境和卫生要求有关,青色、葛衣既能使人体凉爽,又可防避蚊虫,青色为蓝靛所染,还具有解毒的作用。

鼻饮在古越族中流传,文献多有记载。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十》对鼻饮的方法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邕州溪峒及钦州村落,俗多鼻饮。鼻饮之法,以瓢盛少水,置盐及山姜汁数滴于水中。瓢则有窍,施小管如瓶嘴插诸鼻中,导水升脑，循脑而下，人喉......饮时必口噍鱼酢一片,然后水安流入鼻,不与气相激。既饮必噫气,以为凉脑快膈，莫若此也。"壮族地区炎热多雨,湿热地气和动植物腐臭之气混合而成瘴毒。壮族先民为能够生存和繁衍,势必要从实践中总结出一些抵御瘴毒和防暑降温的方法,从鼻饮液中加入山姜汁药物来看,这种奇特的卫生民俗,应是壮族先民所创造,并为民间壮医所总结的一种主要针对瘴疾和中暑的防治方法,它包含着物理降温和粘膜给药等科学因素。如今壮医使用的洗鼻及雾化法,对鼻病、喉病、呼吸系统病症,都有一定的疗效,究其源流,与古代的鼻饮不无关系。

越人居住干栏,壮族地区至今仍保持这种居住习俗,《桂海虞衡志》载："民居苫茅为两重棚,谓之麻栏,以上自处,下蓄牛豕，棚上编竹为栈，但有一牛皮为姻席。牛豕之秽,升闻栈罅，习惯之；亦以其地多虎狼,不尔则人畜俱不安。"这种干栏居住建筑的选择,是适应南方自然气候条件而形成的,除了避虎狼之外,当与气候炎热潮湿有关,人居干栏之上,可以通风采光和防潮,从而起到保健卫生的作用。

捡骨重葬体现了壮族人民尊祖和讲究坟山风水的民俗,这一习惯客观上促进了壮医对人体骨骼的正确认识。

当然,民俗与壮医药的关系,既有积极、促进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消极、阻碍的一面,如"信鬼神,重淫祀"，就是一例。

第三章 壮族医药的起源(远古-先秦)

医药卫生的起源，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疾病、创伤、饥饿作斗争的结果。瓯骆先民在野兽横行、瘴气弥漫、山重水复的艰苦环境中生活疾病创伤是难以避免的。例如，1980年在柳江县土博甘前洞出土的9枚人牙化石(属晚期智人)即发现有龋齿洞，其他如各种感染性疾病、皮肤病、胃肠病乃至营养不良症等，想必在当时也是极常见的。为此，人们要生存，除了不断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外，还必须不断地同各种疾病作斗争，千方百计地寻找一些防病治病的有效药方，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需要，决定了医药卫生的产生和发展。

第-节 壮医药的萌芽

在氏族部落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渔猎是瓯骆先民的主要谋生手段，在采集野果、捕获猎物的活动中，被尖利的植物刺伤、岩石擦伤、戳伤、被物撞伤、咬伤等是常有的，在这些受伤的过程中有时偶然竟会使一些原有的病痛得到缓解，甚至痊愈，经过反复实践、总结，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某一工具在身体上刺、戳以治疗某种病痛，于是人们便认识到用石骨刺针可以治病，从而逐渐产生了壮医针刺疗法。

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往往饥不择食，常会因误食某些野果、野菜发生呕吐、中毒，而有些吃了则能使病痛减轻。经反复验证，瓯骆先民便逐渐意识到，有些植物对人体有毒，而有些则能治病，从而促成了原始医药的萌芽。我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这不仅是中药(汉药)起源的论述，壮族古代医药的起源自然也是遵循这一规律发展起来的。到了先秦时期，壮医除了针刺疗疾、舞蹈导引、按矫治病方法外，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如知道用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等等。当时，壮族还未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而壮医的用药经验仍能通过口耳相传及部分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说明这一时期壮医医疗卫生活动是活跃的。壮医药物疗法在这一时期处于萌芽阶段。

由于年代久远，后代的人们在不了解药物起源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根据传说把它归因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神，如"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史记纲鉴》)壮族亦有类似的传说，如药王是传说中的壮医药神，他发现药草，为人治病，普救民众，还向众人传授种药采药知识，使之得以健康繁衍。并立有药工庙，每年定期祭祀药王。壮族还有关于医神三界公的传说，三界公乃仙童转世，曾于山中遇仙，授以五彩带、仙棒、仙桃及金字书法宝，三界公服下仙桃变成神医，专为贫苦乡人治病。治病时在病人患处缠上五彩带，以仙棒轻轻敲三下，则骨折脚跛的人就能奔走，浮肿病人恢复健康，多年瞎子能重见光明。在瘟疫盛行期间，三界公广发"驱瘟灵"，使患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且分文不取，深受群众的爱戴。壮族地区多处修建有"三界庙"，现忻城县土司衙门旧址附近仍保存有一座清代修建的"三界庙"，常年香火不断。这类关于医药起源的传说，是在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医药来源的看法，说明壮族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源远流长。

火的使用，为壮医灸法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促成了壮医灸法的萌芽。人们在烤火取暖时，有时会发现某些疾病减轻甚至消失，经过无数次的经验积累，壮族先民便逐渐认识到火灸的治疗作用，故壮医灸法应是伴随着壮族先民对火的使用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据考古发现及史料记载，得知先秦时期，瓯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中原相比虽然存在较大差距，但医药却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这一时期是壮族医药的萌芽阶段，这与瓯骆先民居于领先地位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稍后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分不开的。

第二节 从考古发现来探讨壮医针刺疗法的起源

在壮族地区原始时代的文化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很多尖利的石器和石片，在桂林甑皮岩遗址、南宁地区贝丘遗址、柳州白莲洞遗址、宁明花山和珠山附近的岩洞里，还发现有骨针实物。这些尖利的石器、石片、骨针等，是否为壮族先民的专用医疗工具，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从一器多用的角度看，它们完全可以作为早期的针刺用具。

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表明，其针形与《灵枢·九针十：二原》列于九针之首的镵针极为相似，陶针和镵针与原始社会的砭石最为接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用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在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的体质特点，地方病、多发病防治的需要，以及秦汉时期，南方用铁未能普遍的情况下，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以便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由于疗效显著，简便易行，壮医陶针在民间流传不衰，至今还在使用。考古发现，几何印纹陶是我国南方百越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共同流行的、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种陶器，在广西东北部、广东、江西、福建、浙江、江苏、湖北、徽等省(区)的部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其陶质有泥质陶(即黏土烧制而成)和瓷质陶(即用高岭土烧制而成)两种，其中以后者最具代表性。其特点是陶胎细腻坚硬，火候高(烧成温度达1100~C左右)，装饰纹饰采用印模拍印方法，故名。其中瓷质陶完可以作为陶针的原料来源，这就为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使用陶针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了2枚青铜浅刺针(其中1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厘米，直径仅0.1厘米，锋锐利，吴圆锥状，经考证认为是2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的描述是一致的。1976年7月，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随葬品中发现了3枚银针，其外部造型相似，针柄均为绞索状，针身均为直径0.2厘米的圆锥状，锋锐利，3枚银针的针柄顶端均有一圆形小孔，长分别为9.3厘米、9.0厘米、8.6厘米。从外形观察，3枚银针的造型与现代针灸用针极为相似，可以确认为医疗用针。这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具有深远的影响，并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壮族地区先后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而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献却未记载，它与《内经》提及的"九针"也不完全相同，其他地方也未发现相同或相似的针具，很可能该种针具仅在壮族地区使用，可见壮族先民很早就积累了自己独特的针刺治疗经验，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所说的："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府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从地理位置及历史文献南方包括广西在内的情况来看，应当包括壮族地区在内。这些都可以佐证，壮医针刺疗法起源于原始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已较盛行，并传到中原地区。

第三节 花山崖壁画与早期的壮族医药

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乘船逆江而上，进入左江流域的扶绥、崇左、龙州、宁明，就会看到沿河两岸悬崖峭壁上笔触粗犷、风格浑朴的巨型崖壁画，经考证属于先秦时期瓯骆先民所作。目前已发现的崖壁画共81个地点，180处，尚可辨认的各种画像4500多个。从左江上游的龙州县岩洞山到下游的扶绥县青龙山崖壁画地点，其画绵延200多千米，形成一条规模宏大的崖壁画长廊。特别是宁明县花山崖壁画，在宽200米，高约40米的临江一面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地布满各种用赭红色颜料绘成的、色彩鲜艳的画画像高达1.41米。规模如此宏大，画像如此众多，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指，国外亦属罕见。至今对于花山崖壁画的文化内涵，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意见不一。目前较一致的观点认为，花山崖壁画乃壮医为防病强身创制的功夫动作图。从两手上举，肘部弯曲90°～110°，半蹲式，两膝关节弯成90°～110°，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等舞蹈动作，显然有舒筋活络、强壮筋骨等保健作用。利用舞蹈导引气功等方法防治疾病，是古代传统壮医的一大特色。有学者将之与春秋战国时期带气功铭文的玉佩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导引图帛画并列为中国三大气功文物，并认为花山气功是壮医乾坤掌子午功。也有学者把花山崖壁画作为医源于巫说的证据。认为它起初反映丁原始人的巫师祭水神与祈求生殖的生动场面，它是壮民祖先--骆越人的文化遗产。画面除人物外，还有狗、鸟、船、刀、剑、鼓等。其中心人物形象高大，占据画面中心地位，双手曲肘上举，两腿叉开，做蛙形，围绕着中心人物有数量众多的小人，半蹲式侧面，头形发式富有变化，场面宏大，画法朴实，蔚为壮观。画面中心人物--蛙形人便是当时的巫师。他们举行这样庞大的祭祀是为了求水神保佑丰收和保佑繁衍旺盛。有学者根据壮族古史传说、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民族心理素质、行为特征及图腾象征等方面研究，结合崖壁画群的画面造形，认为崖壁画中特大巨人应是壮族占史传说中擒雷屠龙、治理洪水创世纪的英雄人物布伯。波兰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在面临危机的时候，巫术也可以通过使一个人或几个人成为权威或领导者的办法帮助把一个部落的人组织起来。"所以崖壁画中的中心人物(特大巨人)，既是布伯，也是巫师，是医巫同源的最好说明。

第四节 壮医早期医疗卫生活动及文献记载

从前两章所述我们得知，壮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在早期与汉医几乎是同步发展的，甚至在部分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古墓中出土的2枚青铜浅刺针，表明了壮医针刺疗法在这时期业已使用，而且是最早使用的，无怪乎《素问》曰："九针者，亦从南方来。"可见早期壮医卫生活动是客观存在且较为活跃的。

从壮族地区考古的情况显示，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疗活动。医药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这是保证人类繁衍的最基本的需要，甚至动物亦会采药以自救，这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因此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个民族都应当有自己本民族的医药，在人类活动早期，壮汉还没开始交流，汉医不可能传入壮族地区，因而可知，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均是依靠本民族的医药来进行的，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生活环境相当恶劣的年代，壮医早期的医药卫生活动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瓯骆地属僻壤，交通闭塞，社会发展缓慢。当壮族文字尚处在萌芽时秦始皇就用武力统一了岭南，随之设置郡县，并且用行政力量来推行统一规范的汉文字，瓯骆民族的原始文字便在萌芽状态中消失了。故在秦至汉魏六朝时期，壮族没有自己统一规范的文字，缺乏文字知识，因而其医疗活动情况，诊疗经验等没能用文字记载下来，只能靠口耳相传，如在壮族地区发现了年代最早的青铜针及银针，未见有文字记载，却是在考古中发现的。这就给我们了解早期壮医活动情况增加了困难，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它的客观存在。

古籍中有关壮医药的记载也印证了壮医药的存在及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壮医药早期没有专著或经典著作，有关记载散见于各种典籍和地方志、博物志中。

商周时期.壮族先民地区尚未加入中国版图，但其中有小部分地区同中原发生联系，据古文献记载，壮族先民瓯骆与商王朝已有交往，壮族地区的珍贵药材，这时已部分输入中原如《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壮族通史》曰："正南诸古国，均为越人地名，或分支族名......"据专家考证，"瓯"，又作"区"、"呕"、"西瓯"，是岭南百越中一个古老而强大的部落。瓯之地望，北接"桂国"，东与苍梧为邻，西迄桂西、桂西北，南到郁江、邕江、右江一线而与骆越交错。红水河、柳江沿岸为其聚居之地。"桂国"，因地多产桂树而得名。其地位于桂北，北到湖南，南迫桂江，西至融江一带，东接苍梧部。"损子"，分布于郁江中游一带，夹在瓯骆之间，居地当在今横县、港市、容县、玉林，即今南宁地区东北部、玉林地区及钦州地区部分。"产里"，亦称为产国。《泰族僮族粤族考》："产里，国都于临尘，今广西邕宁县西......""百濮"，亦称"百越"、"濮人"。为南方古族名，为壮侗语族诸民族先民，分布在江汉云南，或楚国西南。由此可知，"瓯骆"、"越族"早在商周之际已著名于南方。向商朝进贡的珠玑(即珍珠)、玳瑁等物，据考证相当部分具有药用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医药早期的活动情况。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是我国最早记录有医药的古籍，《山海经·南山经》载："祝馀，其状如韭而青华，食之不饥。""白蕃，其状如谷而赤理，其汗如漆。其味如饴，食之不怨，可以释劳""迷谷，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佩之不迷。"壮族医药专家覃保霖从壮语音义对上述药物进行考释，指出"祝馀"壮语读为"桂茶"；"白蕃"即今之紫苏；"迷谷"，壮语训读为草木之母根。壮族民俗，幼儿年弱多病或成人慢性病，常佩治病用之草木根一截，能防病治病。故《山海经》所载药物，亦有壮族地区原产者。

第五节 卫生保健意识的萌芽

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壮族先民很早就萌发了卫生保健意识。如远古时期对火的使用及稍后发明的人工取火，不仅能御寒防兽，更重要的是它促使壮族先民知道熟食更有利于消化，并可减少疾病的发生，正如《礼记》所曰："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另外"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就能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可见火的使用和发明，对壮民的健康繁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久居潮湿、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之恶劣环境，聪明的壮族先民在原始社会晚期创建了适应南方多雨潮湿气候的"干栏"建筑，不仅通风、采光、照明良好，而且对预防风湿病及瘴、毒等证，减少虫兽伤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起远古时期为保护自己免遭风雨和野兽的侵袭而穴居岩洞、土窖、地窖，构木为巢或栖身树上，乃至后来的土屋、木屋、石屋等，均有了一大进步，充分体现了壮族先民的卫生保健意识。正如《周易·系辞》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黑子·辞过》曰："......为宫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油湿，边足以圉风寒，足以待雪霜雨露。"壮族先民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裸身生活以后，从以兽皮、树皮覆盖身体以御寒，逐渐发展到用羽毛、树叶、茅草等编制成"衣物"以遮身，最终学会了织布缝衣，这从壮族地区出土的纺织原始工具，如骨针、石纺车、木纺车等可以佐证。这是人类卫生保健的又一大进步，它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大大增强了人们适应自然界变化的能力。火的应用使人们从生食过渡到熟食，并能改进药物的加工、服用，提高疗效，因而对增进体质有着重大的作用。另外，壮族先民服饰以青蓝色为主，是用蓝靛所染，有"避邪"、解毒的作用。花山崖壁画及铜鼓上的舞蹈造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壮族先民很早就知道通过体育锻炼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为人类的卫生保健增添丁新的更为积极的内容。诸如这些卫生保健意识的萌芽，在人类卫生保健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六节 壮医外治疗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兽杂处，碰撞搏斗在所难免，而部落间的械斗也是经常发生的，再加上生产工具的原始，劳动中的意外伤害必然较多。因此，外伤是常见的，并且也是当时重要的致死原因。原始人遇有外伤如何处理，现已难查证。但从近代一些交通极其闭塞、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地区，人们往往以泥土、香灰、树叶等敷裹创口的做法来推断，原始人对外伤也可能用泥土、野草和树叶等敷裹伤口，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地发现了一些适合于敷治外伤的外用药，这便是外治疗法的起源。

瓯骆先民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有时被树枝、石块等硬物撞到或刮到某些部位，由此而能缓解某些病痛，经过长期反复实践而产生了药锤疗法、刮疗法(如药物刮疗、骨弓刮疗等)等外治法。

第七节 药食同源

原始社会，人类祖先还未学会耕种和养牧方法时，为了生存，就要从自然界中获取现成的食物。"人们最早用作充饥的重要食物大都是属于植物性的......人们素来就生食，这是原始的，也是会用火以前惟一的营养方式。"壮族地区自古至今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物茂盛，动物水产繁多，给壮族先民在这一时期采集野果、植物块根以及捕食某些动物(所谓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随着火的使用，由生食到熟食，古人的食物结构发生了变化。广西各地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百多处，与距今5万年的柳江人同时期的柳江土博遗址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就有：剑齿象、大熊猫、猪獾、爪哇豺、虎、华南豪猪、竹鼠、猕猴、野猪、鹿、麂、羊、牛等。广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近千处，在一些遗址的文化层中发现有烧过的兽骨、植物果核、灰烬、灰坑以及陶、釜、三足陶罐等炊具，说明壮族先民在这一时期已过渡到半定居的生活，不仅知道熟食，而且由用火烤烟熏的自然烧烤法发展到了使用陶制器皿的蒸煮法，是壮族先民饮食文化的一大进步。进入渔猎时代，食用的品种进一步扩大，在广西原始人类居住遗址文化层中，出土了渔猎工具和许多鱼类骨骼及牙齿，各种软体动物化石等。由于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家禽和人工栽种五谷，壮族先民的饮食文化也进一步发展，由过去采集野果，烧烤兽肉的单一型结构向食肉和食谷物相结合的复合型结构发展。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有些食物不仅能充饥，还有很好的保健治疗作用，这些食物包括水果、谷物、蔬菜、禽兽、水产等。古人在寻找食物充饥果腹的同时，也发现了保健疗疾的药物。

第四章 壮医药知识的积累(秦～隋)

壮族医药起源于原始社会,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壮族民众防病治病的长期实践,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初步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壮族医药。

第一节 早期农业对壮医药的促进作用

壮族地区早期农业的特点是稻作为本。近年来,国内外学者根据考古资料和史籍有关野生稻分布的记载以及考察研究,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从中国杭州湾到印度阿萨姆邦这一广阔的半月形地带。壮族所居的岭南地区,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源条件好,适宜稻谷生长,壮族先民早在4000年前就会稻作耕种，防城亚荒山、马兰嘴山、杯就较山的贝丘遗址发现的磨盘、石菩就是壮族先民种植水稻的证据。壮族地区早期农业的发展，农作物的耕种,对壮医药的发展和壮医药知识的积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谷物类

古代壮族地区粮食作物的构成,最早是块根、块茎作物的种植,其次是水稻主食地位的形成，最后是水稻、玉米、番薯、麦等类主粮构成的新组合。稻、芋、大豆、粟在广西汉墓中均有出土。稻、麦、玉米、番薯、粟、山薯、木薯、芋、大豆、饭豆、绿豆、豌豆、蚕豆、扁豆、荷兰豆、刀鞘豆等,不仅是古代壮族人民充饥之食,而且作为健脾胃、益肾气、延年益寿的食疗壮药,加工成药粥、药酒、药饭、药糕等药膳食用。如贺县的黑糯米酿酒"沽于市有名色",桂平的黑糯米酿成的甜酒,具有"补中益气而及肾"之功效，刀鞘豆脂酸具有清暑热的功效。壮族的绿豆棕、昭平豆豉、全州魔芋豆腐、甘薯粉条等历来是备受人们喜爱的药菜。

二、果类

壮族地区高温多雨，土壤大部分属酸性和中性,适宜热带、亚热带果树的生长。广西贵港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炭化果实有桃、李、楠、橄榄、梅、人面子等。广西合浦县堂排二号汉墓出土的一个铜锅内,盛满了稻谷和荔枝,荔校皮和果核都保持完整,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荔枝标本。梧州大塘鹤头山东汉基,挖掘时在一个铜碗内见存有28粒板栗坚果,与今桂北的板栗基本相同。东汉杨孚《异物志》记述当时岭南果树的品种有荔枝、龙眼、柑楠、甘蔗、橄榄等,并描述了多种果品的性状和食用价值。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记述果名17种,其中荔枝、龙眼、柑楠、杨梅、橄榄、五棱子等,至今仍是广西栽培的重要果树,且具有药用价值。如记载有"甘蔗疗饥"、"五棱子以蜜渍制，甘酢而美"。唐代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岭南果树有11种，在内容上比《南方草木状》有不少发展，如记载橄榄"生吃及煮饮解酒毒",倒捻子"其子外紫内赤，无核，食之甜软，其暖腹，并益肌肉"。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有"志果"一章,列举了广南西路可食之果57种，应是当地栽培和采食的时果,并经他亲自辨识的。计有：荔枝、龙眼、馒头柑、金楠、绵李、石粟、龙荔、木竹子、冬桃、罗望子、人面子、乌榄、方榄、椰子、蕉子、鸡蕉子、芽蕉子、红盐草果、鹦哥舌、八角菌香、余甘子、五棱子、黎朦子、菠萝蜜、柚子、槽吾子、搓擦子、地蚕、赤柚子、火炭子、山韶子、山龙眼、部谛子、木赖子、粘子、罗晃子、千岁子、赤枣子、藤韶子、古米子、壳子、藤核子、木连子、罗蒙子、毛栗、特乃子、不纳子、羊矢子、日头子、秋风子、黄皮子、朱圆子、扁桃、粉骨子、塔骨子、布衲子、黄肚子。稍后,周去非所撰的《岭外代答》又增补若干果名:槟榔、构粟、水瓜子、水翁子、牛奶子、天麻子、石胡桃、婆婆果、术馒头。可见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水果之乡，古代壮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这些水果的食用和药用价值，而广泛用作药膳,有直接吃、榨汁饮、腌制吃或配合其他壮药服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如橙"能解鱼蟹毒，核炒研冲酒服，可治闪挫腰痛"；黎朦"味极酸，其子榨水和糖饮之，能解暑"；人面子"仁可供茶，佳品也"；枳桔"解酒最验"；槟榔"辟瘴、下气、消食"等等。

三、蔬菜类

壮族地区优越的地理条件,自然导致农业生产中蔬菜栽培的早发性。古代壮族地区早就认识到膳食必须包括蔬菜在内了。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植物种实，蔬菜有葫芦、广东含笑等。西晋稽含《南方草木状》记 载的蔬菜有雍菜、茄、芫要等,这些蔬菜都是自古以来就在壮族地区栽培的原生种。据统计常吃的蔬菜有：大白菜、小白菜、芥菜、油菜、蕹菜、萝卜、莴苣、菠菜、苦荬菜、紫苏、芥蓝菜、茼蒿、苋菜、苦苣、枸杞菜、金针菜、豆芽菜、落葵、千里香、厚皮菜、竹笋、茭白、黄瓜、苦瓜、冬瓜、南瓜、虹豆、葫芦、茄子、木瓜、凉薯、茨菰、莲藕、马蹄、菱角、芹菜、紫苏、韭菜、薤(晶头)、芫荽、木耳、香菇等。蔬菜被古代壮族人民广泛用作食疗壮药,如蕹菜汁"能解冶葛毒",菠菜"能解酒毒",苦荬菜"味苦性寒，可解暑毒，并可治蛊",紫苏"食之不饥，可以释劳",枸杞菜"味甘平，食之能清心明目"；"以之煮,配以猪肝可平肝火"等。

四、动物类

壮族地区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林吕何《广西药用动物》一书就收有动物药125种。壮族先民长期以来依山傍水而居,养成了喜食动物的习惯,甚至生饮某些动物的血液。如《岭外代答》曰:"深广及溪峒人，不问鸟兽蛇虫，无不食之。"壮族民间习惯用动物药来配制扶正补虚的药膳，形成了"扶正补虚,必配用血肉之品"的用药特点。据文献记载统计,古代壮族地区食用和药用的动物有:猪、牛、马、鸭、黄羊、嘉鱼、乳虫、竹鱼、珍珠、鲳鱼、盐龙、鹦鹉、鳖、石羊、山羊、金蛇、银蛇、蓝蛇尾、蜈蚣、鸤喙、犀角、鹧鸪、蜂、两头蛇、白花蛇、十二时虫、鸮鸟、蜚蠊、蚂蚁、翡翠、知了虫、香鼠、玳瑁、蛤蚧、山獭、狸、大鲵、麻雀等。壮医认为,凡是虫类的药都能祛风止痛;鱼鳞之品可化淤通络,软坚消块;介甲之属能滋阴潜阳,安心神而定魂魄;飞禽和走兽虽然有柔刚不同的性能,但都能温养或滋养气血,调理阴阳,为扶正平和之品。例如蛤蚧，岭南俚人的使用经验为"主肺痿上气，咯血、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山瑞,"煮食羹味极浓厚，性温补"；大鲵"质粘甚厚，滋阴降火"，山羊,"其心血可治扑跌损伤及诸血症，以一分许酒调，饮之神效"，山獭,"中箭者，研其骨少许转立消",山獭阴茎主治"阴虚阳痿，精寒而清者，磨酒少许服。獠人以为补助要药"；玳瑁,"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利其血饮，以解诸药毒"。此外，壮族民间历来流传有生饮蛇血治风湿；老鼠滋补之功"一鼠当三鸡"；蚂蚁治风湿；蛤蚧、麻雀、公鸡蛋(公鸡睾丸)滋补壮阳等经验。

五、调料类

壮医用作药膳的调料主要有姜、酒、盐、醋、葱、蒜、肉桂、芫荽、糖、辣椒、花椒、沙姜、油、酱油等。烹调药膳时加调料，可除去鱼肉的腥味，增加药膳的香味，使之更加美味可口，而且这些调料品还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例如酒具有通血脉、御寒气、醒脾温中、行药势的功效。服法有日常佐餐、与药同煎或浸药服,外用淋洗、漱口或摩擦。壮族村寨几乎人人会喝酒，家家会酿酒，出街入市必定喝酒，这些酒大多度数不高，少量常饮可延年益寿。壮族地区姜的种类很多，有红姜、紫姜、沙姜、姜黄、蓝姜等。姜可发汗解表治感冒,可解鱼蟹中毒及温胃止呕等,为壮医常用药,而蓝姜乃壮医妇科良药。肉桂，从《山海经》开始有记载，前人记述颇多,广西素有"桂海"、"八桂 "之称。《南方草木状》、《岭外代答》等书都对广西肉桂的药用做了记载。肉桂入药,壮医分为牡桂、菌桂、官桂、桂枝、桂心、板桂、桂油、桂茶、桂酒,颇为讲究，常被用来配制药膳，病者服之多有奇效。

第二节 壮药知识的积累

秦至隋代瓯骆地区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农业的发展,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水利灌溉、耕作方法的改进、耕种面积的扩大、田间施肥及优良的稻谷品种的培育与引进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壮族地区的水稻种植技术处于领先地位。晋人郭义恭《广志》一书记载西晋时期水稻的品种已有13个。从考古发现来看,岭南越人在汉代已掌握了移栽技术，提高了产量。秦汉以来，瓯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经形成以水稻种植为主,兼种粟、豆、薏、芋以及各种蔬菜瓜果等旱地作物的格局。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各行各业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品种的增加,自然使药源有所增加,如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收载的薏苡仁等诸多药物,壮族地区均有出产，当时壮医对许多植物药的应用,由此可见一斑。另外,从出土文物考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这一时期壮药已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如贵港罗湾二号汉墓出士的药用铁冬青叶(盛于陶盒内)及一号墓出土的广东含笑、花椒,平乐银山岭汉墓出士的薏米(盛于陶室中)等。

由此我们知道壮族先民对药物的认识起源于生活、生产实践中,随着农业及狩猎的发展,先民们逐渐认识了植物药及动物药,随着采矿业的兴起,逐渐认识了矿物药,并逐渐总结积累,渐而发展成为壮医的药物治疗方法。

1976年,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植物种子和果实,经广西农学院(今广西大学)及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计有: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橘子、李、梅、青杨梅、橄榄核、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纤维状物品。这些植物中,有不少是药用植物,说明当时在壮族地区已普遍使用植物药治病防病,药物疗法已有一定的根基。

第三节 古代科技与壮医药

《壮族通史》指出:"瓯骆地区铜、锡等矿藏丰富，燃料充足，具有发展青铜冶铸业的有利条件。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回骆人开始学会冶铸青铜器以后，逐步积累了经验，冶铸技术亦不断提高。秦汉时期乃至隋代,随着中原人民的不断南迁以及先进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上瓯骆工匠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以及生产组织的日趋严密，进一步促进了瓯骆地区矿产的开发和冶铸业的发展,生产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工艺也更为复杂精致，并且多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风格。"据专家考证，"壮族的自然科学发端甚早，远在两千多年前，己能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壮族祖先掌握铜鼓割圆的技术和汉族及古希腊差不多"。最能反映古骆越科技成就的是铜鼓的铸造和使用。"铜鼓既是骆越青铜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器物，也是骆越青铜冶铸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表明自先秦以后,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日趋精湛,且具有相当水平。最主要是反映在铜鼓的制作上，而由骆越铜鼓所反映出来的壮族地区高度的科技水平和冶铸水平与针刺疗法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例如,从考古发现的广西武鸣县马头乡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墓葬群出土的青铜针来看,壮族先民的针刺用具在先秦时期处于领先地位。另外,从已报道的出土针具的比较来看,武鸣马头乡青铜针、贵港银针、内蒙古达拉特旗树林召青铜砭针、洛阳西高崖针、河北满城金银针等,尽管在形制上有区域性差异,但质地上都差不多,而武鸣马头乡青铜针年代最早,贵港银针的形制与现代针具更加接近,足以表明其在当时的先进性。可见壮医药与古代科技密切相关,并随着古代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着,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积累经验向前迈进。

第四节 卫生保健和环保意识

从考古挖掘的文物来看，壮族先民早已有了良好的卫生保健和环保意识。如从广西合浦望牛岭西汉晚期墓出士的铜凤灯，烟尘通过口含的喇叭形口罩，经颈部进入腹腔(腹腔内盛水)消入水里，有消烟作用，防止烟进入大气，污染空气，这充分说明了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己有了防止大气污染，保护环境的意识;在广东钟山东汉墓出土的陶厕所模型表明至少从东汉开始，壮民已知道建造厕所使大小便有固定场所,这是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同时也保护了环境的卫生；广西贵港汉墓出士的陶井模型，井上有篷盖,可见当时的壮民已注意保护饮用水的卫生。另外，一些卫生用具的出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壮族先民早在2000年前就养成了一些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如广西贵港新村11号东汉墓出土的陶虎子(溺器,即现在使用的尿壶),广西贵港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婆金铜挖耳勺，广西荔浦县兴坪汉墓出土的陶痰孟,广西贵港罗泊湾M1、M2号西汉墓出土的陶盒(其中一陶盒内盛有铁冬青)以及广西合浦县堂排二号汉墓(西汉晚期)出土的内盛铁冬青的铜碗等。这些对卫生保健的认识在当时社会发展缓慢、生产力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五节 有关文献记载

自秦代以来，壮医药知识有了新的积累，新的药物品种不断增加，对一些原有的药物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用途，诊疗经验也进一步得到积累总结，有关壮医药知识的记载也有所增加。例如，成书于东汉年间的我国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所载的365味药中，壮医盛产的菌桂、牡桂、意苡仁、钟乳石等被收人。该书中"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 "、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等作用的下品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

晋代稽含著的《南方草木状》，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专著，其中记载了许多壮族用药，如"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惟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涉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雍，叶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方之奇疏也。冶葛有大毒，以雍汁滴其苗，当时萎死。世传魏武能但啖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壮族民间至今仍流传这一治疗经验。"豆寇花......旧说此花食之破气消痰，进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贡一篚，上试之有验，以赐近臣"。交州在当时包括广西部分地区。

晋代葛洪在所著《肘后方》中有关岭南壮医壮药的记载不少。如书中记载了岭南土俚(壮族先辈)人治疗脚气病、防治沙虱毒(恙虫病)的经验,而对用毒、解毒方法尤为重视,多次提及。在论述毒箭时指出:"凡箭毒有三种,交广夷里焦铜作镞......才伤皮便红肿溃烂而死......若有中之，即使餐粪，或绞滤取汁饮之，并以涂疮上，须臾即定。"并指出，广西盛产的蓝青、藕、生葛根、干姜、雄黄、竹沥等皆可解之。广西盛产的鬼针草、生蓼、干姜、荆叶等，内服或外敷，可治毒蛇咬伤。对岭南地区的毒药记载更详:"岭南俚人毒药，皆因食得之，多不即觉，渐不能食，或心中渐胀，并背急闷，先寒似痒。"说明当时的岭南毒药中，缓发者危害亦不小。"若中毒微觉,即急取一片白银含一宿，银变色，即是药也。银色青是蓝药，银色黄赤是菌药，久久毒入眼，眼或青或黄赤。若青是蓝药，若黄赤是菌药。俚人有解治法,畏人得法,在外言合,或言三百头牛药,或言三百两银药。余住久，与首领亲狎，知其药并是常用 "。并说所用的方药如生姜、常山、土常山、黄藤、都淋藤、蓝实、白花藤、甘草、甘蕉、芭蕉等"岭南皆有"。书中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如卷七所记"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人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并指出此病见于岭南。按此描述，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符合，而且葛洪提到的一些预防方法，也都是有效的。

另外,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等著作对于岭南的壮医壮药也有所记载。

第五章 壮族医药的初步形成与发展(唐宋～民国)

唐宋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明清时期中医与壮医的互相渗透，使壮医迅速发展，壮医理论开始萌芽，壮药使用的品种范围更加扩大，用药经验日趋丰富，诊疗技术进一步提高，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十余种治疗方法，创造了大量的验方、秘方，发明了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术，医学著作及名医随之产生，为壮医的初步形成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壮医理论的萌芽

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对壮族医药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陶针、金针等治疗方法的广泛使用，壮医药知识也由零星积累逐渐系统化，大约在唐宋之际，壮医理论已处于萌芽状态，其标志是壮医对岭南及壮族地区常见和多发的瘴、毒、蛊、痧、风、湿等病证的防治达到丁相当的水平。

一、对瘴病、痧病的认识

在这一时期，由于壮医理论的萌芽和医疗经验的积累、发展，使壮医对壮族地区多发病、常见病有了较明确、较深刻的认识，尤其是对瘴病、痧病的认识从临床表现、病因病机、分类到治疗预防等都达到了-定的水平。

壮族地区地处亚热带丘陵山区，山峦叠嶂，丘陵延绵，江河纵横，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植被茂密，动物繁多。这种自然气候环境为壮族先民的生存，提供了便利，同时乜利于疾病的滋长，尤其是炎热多雨的气候，使动物的尸体及败草落叶易于腐烂而产生瘴毒，严重地威胁着壮族先民的生命。从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可了解当时对"瘴"的认识水平。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可见岭南瘴气为害之烈。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认为瘴气是由"杂毒因暖而生"及"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指出："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又说："两江(按：指左江、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以及"瘴者，山岚水毒与草莽、疹气、郁勃蒸薰之所为也，其中人如疟状。"明确指出瘴气症状如疟疾。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瘴疾的壮医治疗方法，而且指出了瘴的病因病机："盖天气郁蒸，阳气宣泄，冬不闭藏，草木水泉皆禀恶气，人生其间，日受其毒，元气不固，发为瘴疾。"这些记载虽然不是直接出自壮医之手，但作者是在壮族地区为官多年，对当地风土人情有所了解的人物，因而是具有参考价值的，反映了当时壮医对瘴病的认识水平。

痧病亦是壮医认识较早的-·种我国南方夏秋季节多发的病证。虽直到元代危亦林所撰的《世医得效方》才有痧病的记述，但在这之前，壮医对痧病应当早有认识，痧病指热性疫病，或暑热病证。其病因病机是：机体内虚，正气不足，暑热湿秽所生之痧毒、疠气乘虚而人，使人体气血阻滞，气机升降运行失常而发病。壮族刘痧病的临床表现及类型可以说妇孺皆知，治疗方法丰富多彩。痧病按其临床表现分为痧气、红毛痧(又称羊毛痧)、标蛇痧、绞肠痧、夹色痧、黑利(舌)痧、喉痧等。治疗方法根据病情轻重而定，病情较轻的，可选徒手捏痧法；病情较重的，可选用捏刺法、刮痧疗法、割痧法、挑痧法、点痧法、绞痧法或捏痧器疗法、熏蒸疗法、温浴疗法、擦治疗法，并可配合祛风解毒的草药内服，疗效更佳。

二、对解剖及生理病理的初步认识

壮医对人体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一方面，来源于社会生产实践；另一方面，中医的影响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壮族民间有拾骨迁葬的习俗，如《宁明县志》汜载，该壮族，"于殡葬三五载后，挖开坟墓，仔细拾出枯骨，俗称'拾金'，把拾出的枯骨抹拭干净，再用香火熏干，然后按一定规则纳于一瓦坛中......"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战国时期的《墨子·节葬篇》说："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壮族的拾骨迁葬习俗，在仔细拾出枯骨，然后按一定规则纳于一瓦坛这一过程中，使先民对人体骨骼系统有了较客观的认识，故壮医 '般都能用壮语说出人体许多骨骼的名称。

北宋庆历年间，壮族聚居的广西宜州曾发生了一次农民起义。统治阶级用蔓陀罗花酒诱捕欧希范等起义首领56人，并全部杀害，随后命宜州推官吴简及绘工宋景等，对全部尸体进行解剖，绘图成册，名曰《欧希范五脏图》，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第-张实绘人体解剖图。所绘内容主要为人体内脏图谱，对肝、肾、心、大网膜等解剖位置和形态的记载基本正确。如肺之下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再下有大肠，大肠之旁有膀胱......肾有二：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等等。并从病理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的观察和记录，如"蒙干多病嗽，肺胆俱黑；欧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这次解剖事件，虽然以镇压农民起义为背景，说明北宋王朝的极端残忍，但在我国医学史，特别是解剖学史上，其历史意义是肯定的，对中医和壮医在人体解剖以及生理、病理方面的认识，有促进的作用。

由于对尸体进行解剖及《欧希范五脏图》的绘制，加上壮族民间的拾骨迁葬的习俗，使壮医们对人体解剖有了一定的认识，从而对人体脏腑组织器官有了较明确的概念，尤其对骨骼、气血、五脏六腑都有相应的叫法(内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并认识了这些脏腑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从而使壮医对人体的生理病理及病因病机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大约在唐宋时期，壮医引进了汉医的阴阳、脏腑等概念，并结合自身的认识水平，用来作为说理工具，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及疾病的病因病机，从而使壮医的理论水平及临床诊疗水平得以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古代壮医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最初只是影影绰绰，总的来说，躯肢脏腑，靠血濡养，生机活泼，由气推动，知道人体结构与脏腑功能的协调一致。天气、地气、人气瓦相交感，同步推移，营血充沛，气机畅达，则机体生理趋于常态。反之，天气异变，地气溷秽，人气失调，天地人三气交感戾气，以致三气不同步，致使邪正纷争，气机阻塞，血质淤滞，则变生诸症。壮医虽然吸收中医的脏腑概念，但对脏腑功能的认识，较之中医为简，如壮医一般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上部像天，称为"巧坞"，为精气折聚之处；下部像地，称为"胴"，是津气所聚，能滋养全身；中部像人，称为"廊"，为谷气所聚，融化精微，条达上下，沟通内外，降浊升清，荣养全身。对于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胆、胃、膀胱等脏腑，只知道其大致的功能区别，并不追究每一脏腑的具体生理机能或病理变化。

第二节 壮药学的发展

唐宋以后，壮药学有了较大的发展。

《新修本草》是唐显庆二年(687年)由苏敬等22人编纂，历时两年完成，由唐政府颁发的药典。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共载药850种(一说844种)。当时唐政府曾下诏全国，征询各地药物标本，根据形象加以图绘，其中也收载了部分岭南地区药物。如：

1.蚺蛇胆。《名医别录》："蚺蛇胆，味甘、苦、寒，有小毒。主心匿痛，下腹匿疮，目肿痛。"《谨案》："......今出桂，广已南，高贺等州。"《名医别录》只记载了蚺蛇胆的功用，《新修本草》则进-步点出其产自岭南地区。

2.滑石。"岭南始安出者，白如凝脂，极软滑。其出掖县者，理粗质青白黑点，惟可为器，不堪人药。"始安郡，三国(吴)置，治所为今广西临桂县。

3.钓樟根皮。"钓樟，生柳州山谷......八月、九月采根皮，日干之。"柳州属壮族地区，当时之人已知该药能止血，治金疮。

4.茯苓。"茯苓......今出郁州，彼土人及斫松作之。"说明壮族先民早已会种植茯苓。

5.桂、牡桂、菌桂。"牡桂......一名肉桂，一名桂枝，一名桂心，出融州、柳州、交州甚良。""菌桂，味辛温，无毒，主目疾，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生交趾、桂林山谷岩崖间......立秋采。"从《山海经》开始，历代本草书均有桂的记载，均言以广西出产者为佳，故广西有"桂海"、"八桂"之称。《新修本草》还介绍了壮族先民采集、加工、使用桂的经验。

6.蒜。"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哉。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山人、俚獠是对壮族人的先称。壮族先民这一经验，被收入了国家药典。

此外，黄芩、瓜馥木、赤石、黄石、白石、黑石脂、钩吻、白花藤、郁金、蓝实、药酱、莎草科、苏方木、槟榔、犀角、狼跋子等产自岭南地区的药，也被收入了《新修本草》。

唐代陈藏器看到《新修本草》多有遗漏和纷乱，于是广搜文献，并采集民间用药经验，把遗漏的药物收集起来，著《本草拾遗》一书。其中也记载了不少壮族地区的药物。如：

1、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陈家白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水研服之，入腹与毒相攻必吐，疑毒未止，更服，亦去心胸烦热，天行温瘴。出苍梧，陈家解药用之，故有陈家之号。蔓及根，并似土瓜，紧小者良。""甘家白药，味苦，大寒，有小毒，主解诸药毒，与陈家白药功用相似。人吐毒物，疑不稳，水研服之，未尽又服。此二药性冷，与霍乱下痢相反。出龚州以南甘家，亦因人为号，叶似车前，生阴处，根形如半夏。"苍梧县，隋置，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市；龚州，唐置，治所在今广西平南县。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是性味甘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两者均有解毒特效，服之能使毒物吐出而愈，两药为当时著名的解毒药。

2.玳瑁。"玳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大如扇，似龟甲，中有文，生岭南海畔，山水间。"这是玳瑁入药的最早记载，也是壮医对祖国医学的贡献。壮医除了使用玳瑁血生饮解毒外，据《岭表录异》介绍，粤西人畜养玳瑁，佩带玳瑁以避蛊，还用活玳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等。

3.土落草。"土落草，味甘，温，无毒。主腹冷疼气痃癖，作煎酒，亦捣绞汁温服。叶细长，生岭南山谷，土人服之，以辟瘴气。"

4.石药。"石药，味苦寒，无毒，主折伤内损淤血，止烦闷欲死者，酒消服之。南人毒箭中人，及深山大蝮伤人，速将病者当项上十字厘之，出血水，药末敷之，并敷伤处。当上下出黄汁数升，则闷解。但人重之，以竹筒盛，带于腰，以防毒箭。亦主恶疮，热毒痈肿，赤白游风，痿蚀等疮，并和水敷之。出贺州山内石上。"

此外，《本草拾遗》还收入了许多产自岭南地区的药物，如鸡肠菜、含春藤、赤翅蜂、独脚蜂、枸橼、无风自动草、草鞋根、黄龙须、骨碎补、麂目、牛白 藤、芍药、金钗股等。

五代李殉的《海药本草》记录有壮族地区药物lO0多种，如荔枝、零陵香、钗子股、君迁子、蛤蚧、人肝藤等。特别是其中对壮药蛤蚧的记载尤详："蛤蚧，俚人采之，割剖以竹开张，曝干鬻于市。力在尾，尾不全者无效，使人用疗折伤。近日西路亦出，其状虽小，滋力一般，无毒，主咳嗽，并宜丸散中使。凡用，炙令黄熟后，捣，口含少许，奔走令人不喘者，是其真也。"记录了壮族先民加工蛤蚧及辨别真假的经验。

《岭表录异》又名《岭南录异》、《岭表记》，唐代刘恂著。书中记载唐代岭南地区的珍奇草木、鱼虫鸟兽和风土人情，还收载/。不少壮药以及使用这些

药物的经验。如山姜以盐藏曝干，煎汤饮治冷气；圣齑(牛的肠胃中已化草欲结为粪者)调以盐姜酒内服，治过食水牛肉腹胀；鹧鸪解冶葛并菌毒；山橘子破气、蛤蚧治肺疾、金蛇解毒、槟榔祛瘴疠、倒稔子益肌肉、羊血解野葛毒等。该书虽不是本草学专著，但其收录的部分壮药临床应用经验，确实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明代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800余种文献书籍，著成《本草纲目》，所载1892种药物中，有相当部分是岭南地区出产、使用的，如动物药有蚁、蜈蚣、蛤蚧等，植物药有甘草、沙参、紫草、三七等，矿物药有赤铜、滑石等。这标志着岭南地区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药中的重要作用和明确地位，不但进一步说明了壮医药的客观存在，而且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地方志虽然不是专门记录医药学知识的，但其中对地方上出产的药物，乃至有关药物用法的记载，也可以从侧面一窥壮医药发展的情况。

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记载了100余味广西盛产的药物。所收药物种类繁多，既有芳香温散的香附、泽兰、蓝香、干姜、高良姜、山椒、艾叶之属，又有收敛固涩的白芨、五倍子、乌梅、覆盆广、金樱子之属；既有开通肺气、驱散表邪的桔梗、荆芥、苍耳、香薷、柴胡、半夏、薄荷、贯众之类，又有通利水道、引邪外出的滑石、木通、萆薢、车前、瞿麦之属；既有清热解毒的苦参、地榆、金银花、黄芩、黄柏、山栀子、地骨皮、槐花、青黛、白头翁及峻猛外用的巴豆、商陆、炉甘石之类，又有补中固脏、益寿延年的地黄、首乌、龟甲、沙参、天冬、麦冬、山药、菟丝子、仙灵脾、骨碎补等药。谢君惠修、黄尚贤编纂的《梧州府志》亦收载了50多味药物，所收药物在林富、黄佐所编的《广西通志》中大部分有记载，惟其后所列的羊角扭、断肠草等药，皆有大毒，并言以羊血、熊胆可解断肠草之毒，这有待今后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其他如《南宁府志》、《柳州府志》、《宾州志》等大量的州府县志亦收载了不少药物，反映了当时的壮族人民对壮医壮药的重视。如《南宁府志》[乾隆七年(1742年))载："断肠草......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或以伏卵未生雏者细研和香油灌之，或以粪水及蚺蛇胆灌之，或以狗屎调水灌下，令草吐出亦愈。"以各种物品，使中毒者吐出毒物，或服用蛋白及油类物，使之与毒物结合，减少毒素的吸收，并且油类的导泻作用能使毒物更快排出，这是有科学道理的。《广西通志·平乐府》[同治四年(1865年)]称："蓝蛇出陈家洞，言有大毒，尾能解毒"，"九里明，作饮可解热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载："木棉......能解鸦片、铅粉、砒霜、虫螫、野菌诸毒。"《当州府志》[同治十二年(1874年)]亦说："蔓陀罗，人含之则颠闷、软弱，急用水喷面乃解。"可见壮族人民使用解毒药的水平进一步提高。

民国时编修的广西地方志和有关文献，收载了以前未记载或较少记载的广西特产、多产药物，如桑螵蛸、虎骨、斑蝥、老虎耳、血见飞、大小罗伞、宽筋藤、土人参、土归身、土牛膝、土白术、土黄连、绵姜、单藤、吊兰、独脚莲、芙蓉花、走马胎、刀伤草、蓝姜、石兰、牛尾草、五爪龙、三爪龙等。

此时期的地方志内，对于果菜类入药论述尤多。如《临桂县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记载："罗汉果，人如柿，椭圆，中空味甜，性寒治劳嗽。"《镇安府志》[光绪十八年(1892年)]曰："羊桃，一名三敛子，一名五敛子......味甘酸，内有小核能解肉食之，须臾皆起，有人食猪肉咽喉肿，病欲死，仆饮肉汗亦然，人叫取羊桃食滞，须臾皆起，又能解蛊毒岚瘴，土人蜜渍盐腌以致远。"《北流县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记载："西瓜......味甘淡，止渴消暑，疗喉痹症，解酒毒。"《镇边县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曰："山楂......制糕能消食。"《玉林州志》[光绪二十年(1894年)]言黑糯"用浸酒，补血"。《容县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言安石榴"皮可入药"，橄榄"可解鱼毒"。《新宁县志》指出："生菜，食之却暑"，"苦荬，可涂虫毒疮疥"，"辣椒，味辛辣，消水气，解瘴毒"，"苦瓜，味苦，性冷，解水瘴"。可见壮族人民对于食物的温凉补泻已有了较多的认识。由于瓜菜乃日常生活所用，来源充足，对养生保健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壮医"药食同源"特色的体现。

第三节 方剂学的萌芽

药物知识及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壮族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故壮医的医疗经验、单方、验方大多只能通过口授、耳听、心传的形式流传下来，遗失的固然很多，其中部分由于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从唐宋时期的方书中，可见到收入厂部分岭南地区的解毒、治瘴气的方药，其中包括壮医方药，说明壮医方剂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

1.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著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医方亦欣赏，并收录入书。如《干金翼方》载："白花藤，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某肉中毒，酒浸服之，主虚劳风热，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钩吻为广西多产之物，《千金翼方》谓其能"杀鬼疰蛊毒"。在治风药及治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蜕、野葛、班蝥等广西多产药物，说明当时广西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治瘴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造成的病证。懂得"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2.宋代医家合编的《圣济总录》

北宋年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编成《圣济总录》，载方近20000首，其中有岭南方药。如："治草蛊。......岭南人多行此毒，从咽判痛，方(用)甘草(炙)、蓝汁二味，捣甘草为末，每服1.7钱，以蓝汁调服。"

3.柳宗元的《柳州救三死方》

柳宗元(773-819年)，山西永济人。顺宗时被贬到广西柳州，任柳州刺史。他被贬南方后，情绪难免忧郁，加上水土不服，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医者学习，亲自品尝，并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宋代的一些本草提到该书病案如下：

疔疮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二年，患疔疮，病情日益加剧，曾敷用多种药物，仍不见效。经一友人提示，用屎壳郎(蜣螂)调制敷贴，收到了"一夕而百苦皆已"的奇效。次年柳宗元吃羊肉后引发疗疮，"再用，亦如神验"。

脚气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三年患脚气病，"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询美传杉术汤，服半食倾大下三下，气通块散"。此方的配方及服法为：杉术节若干、桔叶(皮亦可)若干、槟榔若干，捣碎，加童尿若干，共煮至一半份量，分两次服用，若"一服快利"，药到病除，则勿需再服。

霍乱案：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患霍乱，症见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天半许，气即绝。服用霍乱盐汤方，即以盐一大匙，熬成黄色后与童尿一升煎服，服后"入口即吐，绝气复通"而病愈。

三案均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萌芽及医疗技术的进步。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将医书细分为16类，其中岭南方类5部9卷，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项，标志着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臬的《南行方》、郑椎《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西摄生方》等。

第四节 丰富多彩的壮医诊疗技法

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壮医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且丰富多彩的诊疗技法，大大地丰富了壮医的内容。

壮族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诊、脉诊、甲诊、口诊等方面。详细内容见第六章第四节。

壮族的治疗方法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到了这一时期，已形成了内治法、外治法等治疗方法数十种，大多技法沿用至今。详细内容见第六章第六节。

第五节 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建立

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建立都较晚，据文献记载，大约在宋以后才建立。

11世纪中叶，广西爆发了壮人侬智高领导的有壮汉等民族人民参加的反宋起义。根据新出土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考释，白居易的后代白和原，在广西参加了这次起义，当过"医长"，成为医药世家。说明在起义部队中，有不少壮、汉医生，并已设立了医疗制度。这方面有关文献缺乏记载，尚待进一步考证。据有关史料记载，起义首领侬智高的母亲阿侬是一位医术颇精的女壮医，擅长骨伤科，阿侬随起义军把壮医医术传播到云南。

明清时代，有关文献才开始明确记载壮族地区医疗制度和医疗机构的情况。

明代，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地方志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广西通志》载："庆远府......医学在税课后，成化元年(1465年)知府周一清重建"，"天河县......医学在县治南"，"思恩县......医学在县治左"，"武缘县......医学在县治南"，"永淳县......医学在县治西"，"南宁府......医学在府治西"，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有40多个州、府、县土司设有医学署。这些医学署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医药卫生行政机构，还是医疗服务机构，或者是医学教育机构?由于记载欠详，尚难以定论，但其为医药卫生机构则是肯定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医学署的医官"本为上人"，即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这对于发展民族医药特别是壮医壮药，当然是一个促进的因素。这也说明土司对本民族的传统医药还是比较重视的。事实上，在土司家属中就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专职医生。如清代道光年间，在忻城土司衙门西侧曾建起一栋"大夫第"。莫氏土司第十九代孙莫述经(号钦明)就是"大夫第"里的专职医师，主管土司衙门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病患。莫述经的诊室、药房设在"大夫第"的"头堂"，诊室在左，药房在右，专用中药及本地产的民族药防病治病。土司的亲属从事医疗工作，说明在土司制度下民族医是有-定的社会地位的。

清代，壮族地区建立的卫生机构负责管理地方医药和救济、诊疗贫穷患者。《北海杂录》云："太和医局，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亦广西商人协力敛赀，藉行善举。与广仁社相通一气者，专为赠医施药舍馆事，局有永远管理四人，另每年公举总理四人......聘请医师驻局，七点至十-点，以便贫病人到诊。"《龙津县志》亦曰："医药局于宣统初年成立，延请中医生，主任医药杂务。民间贫寒之家有疾病者，就局诊治，不收诊金，间或有赠药剂者。局址初附设于道尹公署，嗣移于旧都司府，再移于龙州学社内。"有些地方的医药机构成立之后又取消，如《博白县志》(乾隆年间修)称"阴阳学，医学俱废"。

此期间，有外国人在壮族地区兴建了一些医院，如"法医院，每以赠医施药为事，归法医土办理，由法政府派来，向僦民房以为医所。《北海杂录》，光绪二十一年(1905年)]"普仁医院，创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英耶稣教士所设，驻隆英医一名，赠医施药不受分文，每日本埠及附近村落就诊者颇众。"[《北海杂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特有的现象，这些医院数量少，且集中于市镇，对壮医药发展的影响不是很大。

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祖国医学极尽摧残之能事，企图废除中医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国粹的中医药都得不到保护和扶持，包括壮医药在内的少数民族医学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如此，民族医药自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民国期间壮族地区的中医药还是有所发展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以后，广西先后成立了省立南宁医药研究所、省立梧州医药研究所、省立桂林医药研究所。这三个研究所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合并于南宁，称广西省立医药研究所。研究所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招收学员，培养中医药后备力量。民国二十四年九月(1945年9月)，改称为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该校设有药科专业班和药物种植场，教授有关药物方面的知识，并对部分中药、壮药进行剂型改革的尝试，提炼成为流膏、干膏、水液、粉末、植物结晶等。尽管如此，对壮医药的研究、应用还是有局限性的，壮医药仍以其千百年来的方式在民间流传，等待后人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第六节 壮医分科的出现

壮医分科的出现较晚，而且分科只是相对而言，并不彻底，这和中医的情况有些相似。据文献记载(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医在战国时期已出现分科，扁鹊入乡随俗，或为带下医(妇科)，或为耳目痹医(五官科)，或为小儿医(儿科)，早于扁鹊四五百年的《周礼》更明确记载当时有食医、疾医、疡医等之分，但在其后漫长的发展岁月中，中医并不形成严格的分科制度，这大概和医学及科技发展水平有关。

由于壮医缺乏文献资料，故其分科的出现始于何时，不可能十分明确，只能根据有关线索，进行初步的探讨。

药线点灸疗法长期在壮族民间流传，是壮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疗法由龙玉乾的祖母传给她的儿子龙见宏，再由龙见宏传给他的儿子龙玉乾，该疗法起源年代尚待考查，据其在龙氏家族已流传3代以上的事实推算，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现已成为独具特色的壮医治疗方法。

广西德保县著名壮医罗家安，擅长壮医针挑疗法，绘制和编写了《痧症针方图解》一书。罗家安生于1901年，幼年即向当地民间医生学习有关壮医药知识，说明针挑疗法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考诸文献，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七"疗沙虱毒方''载："已深者，针挑取虫子"。葛洪到过岭南，曾在广东的罗浮山及广西北流县勾漏洞炼丹多年，有的说曾做过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其记载的以针挑疗法治疗的"沙虱毒"，与恙虫病生活形态、发病情况、临床特征等较符合，而恙虫病主要流行于气温与湿度较高的热带与亚热带，本病在我国主要流行于福建、浙江、广东、广西、云南和台湾等省区，葛洪曾到过恙虫病流行地区，故所记治"沙虱毒"的针挑疗法，似与壮族先民有关。宋代的范成大于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二年(1175年)任静江府(今广西桂林地区)知府兼广南西路(今广西)安抚使，所撰《桂海虞衡志》对广西的壮、瑶、苗等少数民族社会的历史及生活习俗，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关于针挑疗法，《桂海虞衡志》曰："草子，即寒热时疫，南中吏卒小民，不问病源，但有头痛不佳，便谓之草子，不服药，使人以小锥刺唇及舌尖出血，谓之挑草子。"这是针挑疗法与壮族先民有关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据此壮族民间的针挑疗法至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这种疗法能够成为专科，是有深厚的基础的。

壮族地区古时山高林密，毒蛇猛兽出没其间，壮族先民在这种环境中生活，外伤和毒蛇咬伤是常有之事，壮医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治疗外伤和毒蛇咬伤的丰富经验，所以壮医在外伤和蛇伤方面，早就出现了分科。如广西天等县民族医院张国宁老壮医，家传蛇伤药"双龙胶囊"(现名)，据说已有4代，药由龙衣、地龙各等量，分别研末，分装瓶内备用。凡被毒蛇咬伤者，先用上两药各等量开水送服，继用土半夏根捣烂外敷伤口周围，效果很好。

第七节 壮医理论的初步形成及壮医著作的出现

壮族医药经过漫长的发展历史，到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已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出现了有关壮医药方面的著作。

这一时期壮医药在药物、病证、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总结。

药物方面，如前所述，明代林富、黄佐编纂的《广西通志》记载广西盛产的药物100多种，在清代的广西地方志中，关于壮医壮药的记载空前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有些地方志不仅记载药物的出产、应用等方面的知识.甚至有加工炮制和典型病例的记载，标志着壮医壮药逐步趋向成熟。肉桂、田七、蛤蚧等是壮药的重要代表。

病证方面，一方面，壮医对地方多发病痧、瘴、蛊、毒、风、湿已有所认识；另一方面，壮医还有着不少独特的病名，壮医病名有的是以壮语表述的病证名称，有的按主要症状命名，有的按预后良、恶来命名.有的以取类比象来命名，等等。据广西德保县已故老壮医罗家安所著《痧症针方图解》(手稿)所载的82种病证，其中有20多种是中医、西医所没有的，即是壮医病名。如"天寒"、"地冷"、"蛇龙吊"、"七星"、"电光"、"肚带"、"胫喉"、"蛇惊"、"猫惊"、"红毛"、"耳羊"、"红头痧"等，这是已经译成汉字的壮医病证名称。此外还有大量尚未译出的壮语病证名称，如生疖子，壮医根据其不同的临床表现，就分为5～6种病名之多。有些病证名，只有用壮语才能比较准确地加以表述。已知的壮语病证名称，不下百种。但是壮语病证名称由于南北方言的差异，更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而欠规范化，有待于今后的发掘、整理和提高。

诊断方面，壮医有望诊、目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这些诊法均具有壮医特色(具体内容见第六章第四节)。

治疗方面，壮医有内治法和外治法两大类，内治法既有对症治疗，亦有对因治疗。其特点是，以辨病为主，用药简便，专病专方。壮医在治疗方面的特点是外治法丰富多彩，几乎所有的病证都可采用外治法，或外治法与内治法配合运用。一般病证，单用外治法即可奏效。有些病证虽用内治法，但亦是配合外治法来治疗，很少单独使用内治法，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随着壮医理论的逐步成熟，这一时期，壮医著作开始出现，如《童人仔灸疗图》(宁明县忍乡壮医邓显楷收藏，手抄本)、《痧症针方图解》(德保县马隘乡罗家安著，手抄本)等。据近年的调查，民国时期，曾出现了不少有关壮医壮药的手抄本，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搜集到民间壮医药手抄本100多本，内容以临床实用为主，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医药知识。这些手抄本的编写，对壮医药理论及临床实践进行了总结，说明壮医药已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诊疗经验，其流传，对普及医药知识和提高壮族人民的健康水平，是有积极作用的。

第八节 壮医预防方法

壮族地居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潮湿，且多高山丘陵，树木茂密，故岚岳瘴疟、瘟痧疫疠均多发生。壮医对这些疾病所具有的传染性早已有所认识，如《镇安府志》载："天保县，山深箐密，气候多戾......居此者，多中虚，四时均易感冒，或晴雨偶行，即疾疫流染。"因此壮民十分注重未病先防，并在长期的医疗实践及生活经验中，根据居住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风俗习性等，总结出-'些颇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预防疾病的方法。

一、对瘴气的预防

(一)佩挂药驱瘴法

每年炎热的雨季来临之际(多在端午节)，壮民各家各户均将自采的草药或上年采集的草根香药扎成药把挂于门旁，或置放房中，以避秽驱瘴。常用的药有：菖蒲叶、佩兰叶、艾叶、青蒿叶等。家中若有未成年的孩童，则令其佩挂各种香药制成的药囊，意在扶正驱瘴。常用的药有：檀香、苍术、木香等。在瘴疠流行季节，村寨无论男女老幼，都佩带药囊，以避邪防瘴，预防或减少瘴疫的发生。这些防瘴习俗一直沿用至今。

(二)服药防瘴法

常吃黄瓜、辣椒、蚺蛇、盐麸子、山柰、姜黄、蒟酱叶等，可以预防瘴气的发生。嚼槟榔也可预防瘴气。如《三江县志》载："瘴气，遭之急伏地，或嚼槟

榔，或含土，庶几可免，否则立病如咳疟......"

(三)隔离更衣防瘴法

为了防止瘴气的传染、扩散，自古以来壮族就有隔离更衣的传统。壮族聚居点于瘴疫流行时，邻村之间暂不交往，各户谢绝串门，寓群体隔离之意。若有人从远处归来，常止于村舍外，待家人提篮装衣迎之，嘱其换下衣物，并将换下的衣物蒸煮，以祛疫疠恶气，防止瘴气流染。

二、瘟痧疫疠的预防

正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曰："南方生热。"以"发热"为主症的瘟痧之证在壮族地区是常见之病，有时"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之者。"(《温疫汇编》)因此，预防瘟痧，除了服药、隔离更衣外，壮民还意识到要大力灭蚊蝇，并疏通沟渠，毋使污积，杜绝蚊蝇滋生之源，防止瘟疫发生。

三、赶药市预防法

壮族地区境内山多林密，百草丛生，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壮乡各村寨的乡民都去赶药市，将自采的各种药材运到圩镇药市出售，或去买药、看药、、闻药。壮乡民俗认为，五月初五的草药根肥叶茂，药力宏大，疗效最好，这天去药市，饱吸百药之气，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一年之中能少生病或不生病。久而久之，赶药市成了壮乡民俗，每到五月初五这天，即使无药出售的壮民，都扶老携幼地赶往药市去吸百药之气，这种群防群治的良好风俗，至今仍被壮乡保留。

四、健身防病

根据宁明花山崖壁画及壮乡铜鼓上的舞蹈造型、气功图谱及沿袭至今的在农闲、节日开展的一些传统健身活动，如抛绣球、龙舟竞赛、赛高跷、板凳龙、舞狮、拾天灯等，可以得知壮乡人民喜爱体育运动，喜欢歌舞，这与壮民十分强调"未病先防"的预防保健观念是分不开的。同时也说明壮民早已意识到锻炼身体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五、"干栏"建筑的防病意识

壮族聚居区地处潮湿，易患风湿之证；山林密茂，气温较高，易得痧瘴；野兽出没，易受袭击饬害。为了预防疾病，避免野兽伤害，原始社会晚期壮民们就发明"干栏"建筑，这种房屋分上、下两层，上层住人，下层贮放农具等器物及圈养牛、猪等，居住面距地面若干米。这种建筑不仅通风、采光、照明功能良好，而且还可有效地防避瘴气，抵御野兽蛇虫袭击，减少风湿病的发生，在岭南地区极具适用性，因此这种建筑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壮族先民预防疾病的创举。

第九节 壮乡药市的形成及作用

在桂西壮族聚居的靖西县，流传着-种很有特色的药市习俗。壮族聚居的广西忻城县、贵港市等地，据说也有药市，但其规模则未能与靖西药市相比。

壮乡药市到底起源于何时，现尚未发现比较明确的文献记载。考之《四民月令》、《风俗通》、《荆楚岁时记》等民俗书，亦仅有端午节折艾、挂蒲、饮雄黄酒之兴起，而未述及药市。笔者十多年前曾访问了靖西县城郊区奎光村76岁的老壮医农国学以及该县史志办公室的有关人员，均一致认为，药市的历史至少在百年以上，证据是：农国学的师傅，已故名老壮医陆瑞卿等老一辈人，儿时已亲眼见到药市的盛况，从药市形成之初到出现盛况，其间应经过较长的时间，所以说靖西的壮乡药市，其历史当在百年以上。1899年归顺(即今靖西县)知州颜嗣徽撰修的《归顺直隶州志》虽无药市的记载，但并不是当时药市尚未形成，而是作者对这种壮医药风俗不以为然，未予收录。曾学连曾在1983年6月5日的《南宁晚报》上，以"端午药市"为题，指出靖西药市始于明末清初。当地民间传说，药市是古时候这里一位被人称为"爷奇"的医术高明的老壮医，带领壮族民群，大量采集各种民间草药，跟一个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喷射毒气，散布瘟疾，危害人间的妖怪"都宜"(壮语，即千年蛇精)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后逐渐形成的。传说当然不能作为确证，但它至少能说明药市形成的年代相当久远，说明壮族群众有利用草药同疾病作斗争的传统和习惯。壮乡男女老少通过逛药市，使壮医药知识得以交流和传播，这不但是一种有关医药的良好民俗，也是壮族医药史上的重要篇章。至于靖西药市为什么比其他壮乡药市更具规模，更丰富多彩，是与该县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盛产田七、蛤蚧等名贵药材以及县城新靖镇作为边陲重镇，是各种土特产品的集散地等因素有关。

笔者随广西中医学院医史文献室《壮医研究》课题组，于1983年11月及1984年6月，两次对靖西县的壮族民间医药情况进行了实地考察，其中关于靖西壮乡药市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是固定在端午节举行。《靖西县志》载："五月五日，家家悬艾虎，持蒲剑，饮雄黄酒，以避疠疫。"当地的习俗认为，端午节的草药，根叶肥壮茂盛，药力特别大，疗效特别好。而这一天去逛药市，饱吸百药之气，就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一年之中少生病或不生病。

二是上市的药材品种多。药市这一天，新靖镇街头巷尾，圩亭屋檐下，都摆满了中草药，不下五六百摊，药物品种亦在数百种以上，其中有比较贵重的中草药材(田七、蛤蚧等)，也有大量的常用药物(金银花、薏苡仁)以及采自深山河谷的钻地风、九节风、大风藤、岩黄连、独脚莲、八脚莲、黄花、倒水莲以及透骨香、马蹄香、过江龙、千斤拔、川芎苗、黄精苗等等。售不完的中草药，晚上或挑回家，或互相馈送，常见易找的品种有些丢弃路旁，总之都在当天加以处理。

三是赶药市的人极多，远远超过一般的圩日。端午节大清早，就有人挑药上市。有些家离圩镇较远的壮医药农，在端午节前的两三天，就预先把药材运到县城(或附近圩镇)，以便端午节时集中摆摊。靠近中越边境的化峒、湖润等乡镇的群众，也大量挑运药材到新靖镇来。八九点钟后，成百上千赶药市的群众，成群结队，着节日盛装，陆续提篮拎筐地来了。不仅有城里的男女老少、郊区的农民群众，还有从数百千米外特地赶来逛药市和采购药材的外地草医、商业人员等。中午时分，药市达到了高潮，不下万人，热闹非凡。赶药市的群众中，有专程来买药的、卖药的、看药的，有来向壮医药农请教医药知识的，有前来找壮医诊病的，也有专为"吸药气"而来的。一直到下午太阳落山，药市才逐渐散场。县医药公司也在药市大量收购有关药材，每逢端午药市，药价一般是比较便宜的，故而人们尽兴争相选购。可以说端午药市既是壮乡中草药的大展销，也是壮族民间医药经验自发性质的大交流，这对壮医药的发展大有益处，对壮药的发掘、使用、交流、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十节 名医的涌现

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药事业逐渐兴旺，壮医药专业人员队伍不断壮大。宋代苏颂主编的《本草图经》提到"二广俚医"，"俚医"是对壮族民间医师的最早称呼，说明至少在宋代，壮族已出现专职医师，并得到社会承认。明清以后也涌现出许多壮族名医。现据文献记载，简介如下：

董奉，字君异，三国时吴国(今福建省福州市西)人，任侯官，后移居广西梧州市。医术高明，擅治内科病。年老时迁居庐山，给人治病不收诊费，嘱家人在后山栽杏树五棵，董奉用杏仁换置药物以施救患者，其高尚医德为后人传颂。(《苍梧县志》)

俞仲昌，宋代广西贵县东部人。精通医术，好施乐善，给人治病不图回报.被人颂扬。[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通志》]

梁大用，宋代苍梧县人。为针灸名医。(《苍梧县志》)

傅林，明代广西临桂人。医术高明，救死扶伤，活人无数，为众人敬仰。[明代嘉靖十年(1531年)《广西通志》]

章润，字良玉，明代广西永福人。宏治甲子年考中举人，擅长做诗，但也精通医术，历任德庆、海阳、四会教谕，官至进士，后辞官回乡，著有《荆石吟稿》。(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

梁雍，明代广西柳城人。万历壬午年考中举人，历任广通、宜城、来阳知县，皆有政绩。戊年遇饥荒，疠疫流行，梁雍即制作药物，分给各家各户，救活无数民众。(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

舒谧，字继安，明代广西宣城人。其曾祖父逻洪武为太医院名医，后随军队到宾州。舒谧得到医术秘传，救活病危者无数，且不收分毫，不避穷秽，得众人称颂。[明代万历十三年(1585年)《宾州志》]

邓*(金广)，字克柔，明代广西南宁人。因居半村，故家乡人称之为半村先生。因其母亲多病，故而潜心学习医术并精通之，治愈其母亲后，名声四扬，被督府赐以"医官"，后又称"病辞官"，为众人治病，著有《半村诗集》。[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宁府志》]

于湘，字华峰，清代广西鹿寨人。喜好读书，潜心学医数十年，很有心德，医名颇著，享年八十二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榴江县志》]

邓晴山，清代榴江古班村人。为清朝九品官，善火脉医，享年八十一岁。[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榴江县志》]

于继唐，字授虞，清代榴江人。自幼丧母，生性聪慧，屡试高第，为人端方正直，精通医术及卜卦之术，老年无疾而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榴江县志》]

覃德本，清代象县同庚村人。生性倜傥，少年时遇异人授以技击秘诀，兼以钻研医术，故善治跌打刀伤，带徒甚多，其后嗣仍从事其术。[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象县志》]

侯第福，广西三江县寨准乡佳林村人。因家境贫寒，本人跛足而流落到湖南，得异人授以医术，精通脉理，善用草药，后回乡行医，手到病除，远近闻名，且不索取诊金，受人敬重。[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江县志》]

龙云翘，清代广西三江县泗里乡泗福村人。精通医术，擅长内科、外科，县会自制药丸，均亲自尝试过才用于患者。性慈善，好施舍，数十年如一日，活人无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江县志》]

李朝连，清代邑人。康熙年间，游京都双塔寺得异术，能诊出人体五脏症结，擅长针刺，因常推车卖药，故人称"车子李"，亦曰"双塔李"。[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苍梧县志》]

黄基奏，清代邑人。精通疮疡金创术，擅长接骨术。[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苍梧县志》]

王维相，字介臣，另一字循齐。喜好读书，尤其喜欢岐黄之籍，凡内经素问、仲景、河间、丹溪、东垣等诸医家之书，无不精渎研究，并领会其中奥妙，因而医术甚精，能起死回生，且生性慷慨，遇到穷人患病，施予药，分文不取。[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白山司志》]

邓崇，清代广西宁明人。精于医术，人称长耳邓公，传颂其诸多诊病奇异事迹，以为扁鹊复生。[清代光绪九年(1883年)《宁明周志》]

扬四，清代广西邕宁县人。精通岐黄之术，擅治奇难重症，因四处游走，故人称为"扬四先生"，真名不得而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邕宁县志》]

张学敏，字士升，清代武缘县人。为贺县训寻之官，且善长医术，有人求治，不管刮风下雨，黑夜严寒，必立刻前往诊治，手到病除，享有仲景之誉。(清代光绪年间《武缘县周经》)

黎鲸，清代广西藤县人。精通切脉之术及养生之术。(清代光绪年间《藤县志》)

袁鼎玉，清代常和药济人。精通医术，九十一岁寿终。其子孙世其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贺县志》]

龙光荣，清代来宾人。性情敦厚，家境贫寒，行医以敬父母，后家境稍为宽裕，对患者则施予药。[清代乾隆二十九年(1864年)《柳州府志》]

周棣华，清代建乡萃英村人。精通医术，光绪二十八年疠疫流行，周救活多人，八十四岁寿终。[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阎铭校，清代全县西边人。精通医术，八十一岁而终。[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黄庆业(1870～1945年)，清代广西龙州县金龙敢村百沙屯人。17岁拜赵方兰为师学医习举，8年后辞师回乡，以医为业，善长跌打正骨。行医两年即被县府抓丁，任随军医官，一去15年。后再度从师赵方兰，医技日精，用当地草药治病，深受欢迎。子孙继承祖师医技，擅治跌打骨伤，喜用壮药，远近闻名。(龙州县卫生局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办公室提供)

文运昭，字济盛，清代广西兴安县人。父亲早逝，母亲管教严厉，学习勤奋，后遵母命弃学业医，每遇穷人便资助予药，不图回报。[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年)《兴安县志》]

李欢光，清代广西桂平人。为当地名医。[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浔州府志》]

周景焕，清代乐昌桥甘村人。医术精湛，擅长针刺疗法，有起死回生之术，被当地誉为"活菩萨"。[民国四年(1915年)《武鸣县志》]

黄周，字达成，清代高田乡人。天性聪明敏锐，精通医学，著有《灵素内经体用精蕴》、《新法要义》、《剩稿汇编》、《医学撮要》，刊行于世。[民国二十

五年(1936年)《阳朔县志》]

谢济东，清代万乡桥渡村人。精通医理，善于著书做诗，著有《适园诗抄》、《脉理素精》。[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谭祚延，号寿丞，清代象县人。自幼习医，中年迁居广州，后到澳门镜湖医院研究西法治疗，意欲沟通中外医术，著有《四诊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象县志》]

甘庸德，字元夫，另一字玉山，人称"一剂先生"，清代广西平南县人。从小读书，记性特好，过日不忘，甚得塾师器重。在暇余之时偷看岐黄之书，故善太素脉经，深得刘河间、朱丹溪医中之意，然不执古方。自炼药丸，以朱砂为衣，如绿豆形，常能起九死而俱生。著有《药性赋》、《锡葫芦赋》、《药王游猎赋》。然而其辟正群医之作及各种秘方，只传亲生子孙，外人不得而知。[清代光绪九年(1883年)《平南县志》]

程士超，号上达，清代军陵里竹山塘村人。禀性灵敏，自幼诵读经书无数，并能领会。因家境贫寒不能进考举人，便潜心学习艺术，四处云游，后遇名医星洲，即从之学医，并参考张介宾、薛立斋之言，善治外淫内伤之疾。曾随清军及洪秀全起义之军从医。著有《星洲实录》，将其平日经验诸方收录其中。[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

蒋励常，字岳麓，清代广西全州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举人，任融县训导，喜好修心养性之术，著有《蒙养编》、《十室遗语》、《医学纂要》等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屈遵德，字明古，清代辣刘村人。乾隆丙午年中举人，任宜山县教谕。精通经术，旁通诸子百家，尤精岐黄之术，著有《医门心镜》。[民国十三年(1924年)《永淳县志》]

梁廉夫，字子材，清代城厢人。博学品端，乐行善事，招收门徒中多有知名之士。历任灵川县教谕、百色厅学正、南宁府教授。后解组归里，苦读史书，尤精岐黄，老而不倦，著有《不知医必要》、《潜斋吟》、《见闻录》，享年八十四岁。[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贵县志》]

程尹扬，清代军陵里官河村人。精通医术，古今方术无所不窥，医技甚精，著《验方》、《朱批人身脏腑脉络全图》，享年七十一岁。[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

周庆扬，清代北乡人。精通岐黄之术，远近闻名，不收诊金。当地曾疫症盛行，周救活患者无数。著有《急症良方》(已失传)。[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恭城县志》]

龚振家，字香山，清代郭西里桐岭村人。精通岐黄之术。著《医书撮要》，梁廉夫为之作序。[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贵县志》]

赵廷桢，号松涛，清代永宁州人。凡星象堪舆诸学，靡不通晓，尤其精通岐黄之术。凡遇病者家贫无力，便为之免费医治。著有《至善剂》。[清代光绪十一年(1885年)《永宁州志》]

唐征濂，字慕周，清代灌阳县人。自幼精通岐黄之术，每遇逆症手到病除，人称"唐半仙"。曾在当地驻军疠疫流行之时，依方制药，煮以巨釜，军中遍饮，活人无数。对于贫穷患者，不收诊金，还赠之以药。著有《各仲奇方》。[民国三年(1914年)《灌阳县志》]

黄道章，字东初，清代广西桂平县人。自幼攻读医书，脉学效法李濒湖，治法崇尚张介宾，每切脉辄能细数病源，确定治法。于内伤、虚痨、外伤、金疮各症尤见专长，平生治案颇多，有《家传验方集》。[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

周启烈，清代广西六都江头洲人。精通医术，著有《选择慎用》、《行文口诀》、《续方书撮要》、《方脉秘传》。[民国十八年(1929年)《灵川县志》]

龚彭寿(1820～1926年)，字介眉，清代贵县桐岭村人。为清代学生，旁通岐黄、卜巫之术。晚年著五万余字之《医学粗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贵县志》]

路顺德，清代融县古鼎村人。为清朝举人，精晓医学，著有《治蛊新编》。[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融县志》]

唐式谷，清代全县长乡新鲁村人。为当地名医，擅长外科，著有《医学初步》、《外科手法》、《心法》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唐锡祀，清代全县建乡人。精通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疠疫流行，救活数百人，资助贫穷者，不图回报。著有《医科备要》、《养元居诗草》等。[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蒋励惺，清代全县万乡龙水村人。因自幼多病而成良医，著有《惺斋医案》。[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全县志》]

王振秩，宇慎五，号叙斋，清代灌阳县江口人。秉性正直，乐于施舍，擅长医术，著有《医案秘要》。[清代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灌阳县志》]

陆兰溪，清代桂平县上秀里南乔村人。博学精医，专长温补，属李东垣派，著有《兰溪医案》。[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

王少卿，清代隆山县人。承其祖传医术，行医二十余年，将其临症用药经验汇集著成《临症经验医案选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隆山县志》]

区景荣，字心安，清代龙津县人。性格善良敦厚，从名师学习中医，学成悬壶粤巾，后回乡里行医，无论深夜风雨贫富，均随时赴治，诊资多少不计，遇贫穷者不收诊费，且赠予药，受人敬重。著有《心安医话》。[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龙津县志》]

黄德仁，字北溪，清代浔州府人。擅长拳术和医术，患者有请必至，甚至送药，救活患者无数。[清代同治十三年(1874年)《浔州府志》]

黄朴初，字弥厚，清代广西桂平县上秀里南乔村人。用药平稳缓和，疗效甚佳。[民国九年(1920年)《桂平县志》]

赵振准，清代广西兴安县箭楼人。精通医术，活人无数，乐善好施。[清代道光十三年(1833年)《兴安县志》]

韦本初(1865-1943年)，广西桂平县金田乡李村人。自幼爱好医药，二十一岁任三等军医佐，随军至广东罗浮山寺临时救伤医院工作。擅长伤科，尤其精通草药制剂，创制伤科药供部队使用。先后在陆荣廷、李宗仁部下任一等军医兼总司令部军医医院院长等职，曾任李宗仁私人医生，颇为李宗仁、白祟禧所器重。(《广西医疗卫生志史料通讯》)

陈绍良，民国时广西武宣县禄仁村人。平生精通医术，四十岁那年得到江西道人传授的脉诀，能够预知三年后的病情，治好不少本地人的疾病。他的医术传授给多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武宣县志》]

欧阳绍庭，民国时龙津县黎匠村人。书生出身、用上等的药物在乡里行医，他的医德高尚，医术精湛，凡是有人向他求取药材的，他一定亲临病人家，详细诊察，然后给予药物治疗，确实是一位良医。[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龙津县志》]

颜德荣，民国时龙津县白沙街人。出身农家。掌握民间医药知识，尤其精通外科。他虽然医术高明，但是不以自己的医术来获取个人的私利。颜德荣除懂医外，还掌握拳术。本地喜欢习练拳术、健身却病的人，大多是他的学生。[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龙津县志》]

黎东旭，字旦庭，号史堂，民国时思东县板祥村人。书生出身。他的父亲聪明，懂得医药，掌握清代名医陈修园的诊疗方法，医术高明。黎东旭先生博通经史，并从父习医。他的医术在当地也甚闻名，常常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有人问他："您的医术能治好重病，是通过什么途径而达到这个水平的?"他就回答："我的医术是从四书五经里得来的，以此可以给人治病，也可以提高学识。"由于家道贫穷，未能捞取功名，先生只好以医为业。[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思东县志》]

第六章 壮医药理论和治疗方法概述

壮医药经过较长时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较为系统的、具有民族及区域特色的理论体系的雏形。在学术上具有与中医及其他民族医药(如藏医、蒙医、维医、傣医等)不同的特点，即地方民族特色。它不是某个壮医个人创造的，而是无数壮医及人民群众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和升华，同时是在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影响下逐渐发展形成的，其理论体系属于朴素的、宏观的理论，是对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进行长期宏观观察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实验研究的结果，因此它的形成不受现代实验条件和环境所制约和影响，因而具有一定的地方民族特色，并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随着壮医临床的继续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理论将在实践的检验中不断补充、修正和完善，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不断提高。古老的壮医，必将从理论到临床，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祖国医学和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第一节 天人自然观--阴阳为本，三气同步

壮族聚居和分布地区处于亚热带，虽然平均气温较高，但四季仍较分明。日月穿梭，昼夜更替，寒暑消长，冬去春来，使壮族先民很早就产生了阴阳的概念。加上与中原汉族文化的交流和影响，阴阳概念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就更为广泛，自然也被壮医作为解释大自然和人体生理病理之间种种复杂关系的说理工具。《广西通志·卷十七》(明)称：壮族民间"笃信阴阳"。著名壮医罗家安在所著《痧症针方图解》一书中，就明确以阴盛阳衰、阳盛阴衰、阴盛阳盛对各种痧症进行分类，作为辨证的总纲。总之，壮医认为大自然的各种变化，都是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阴阳平衡、阴阳转化的反映和结果。阴盛阳盛的说法较为特殊，其形成是否与壮医地区气温既偏高，同时雨量也充沛的自然现象以及某些痧症的特殊症状表现有关，有待深入探讨。壮医有时也引进中医五行学说作为说明工具，但大抵停留在事物属性上，很少涉及到五行生克乘侮。因此总的来说，五行学说毕竟没有成为壮医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

壮医关于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学说，是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著名老壮医覃保霖先生在"壮医学术体系综论"(《内蒙古中医药》，1985年第3期)一文中首先提出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科研人员在对河池、柳州、南宁、百色地区(均为壮族聚居地区)民间壮医的实地调查中，电证实确有此说。天地人三气同步，是根据壮语"人不得逆天地"或"人必须顺天地"意译过来的。其主要内涵为：①人禀天地之气而生，为万物之灵。②人的生、长、壮、老、死生命周期，受天地之气涵养和制约，人气与天地之气息息相通。③天地之气为人体造就了生存和健康的一定"常度"，但天地之气又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日夜小变化，四季大变化，是为正常变化，而地震、火山、台风、洪水、陨石雨等则是异常变化，是为灾变。人作为万物之灵，对天地之气的变化有一定的主动适应能力，如天黑了会引火照明，天热了会出汗，天冷了会加衣被，洪水来临会登高躲避等。甚至妇女月事也与月亮的盈亏周期有关。对于天地之气的这些变化，人如能主动适应，就可维持生存和健康的"常

度"；如不能适应，就会受到伤害并导致疾病的发生。④人体是一个小天地，也是一个有限的小宇宙单元。壮医认为，整个人体可分为三部：上部天(壮语称为"巧")，包括外延；下部地(壮语称为"胴")，包含内景；中部人(壮语称为"廊")。人体内三部之气也是同步运行，制约化生，才能生生不息。形体与功能相一致，大体上天气主降，地气主升，人气主和。升降适宜，中和涵养，则气血调和，阴阳平衡，脏腑自安，并能适应大自然的变化。⑤人体的结构与功能，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共同形成了人体的适应与防卫能力，从而达到天地人三气同步的健康境界。

第二节 生理病理观--脏腑气血骨肉、谷道水道气道、龙路火路

壮医认为脏腑气血骨肉是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位于颅内和胸腔、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没有很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颅内容物壮语称为"坞"，含有统筹、思考和主宰精神活动的意思。如精神病出现精神症状，壮医统称为"坞乱"或"巧坞乱"，即总指挥部功能紊乱的意思。壮语称心脏为"咪心头"，有脏腑之首的意思。称肺为"咪钵"，肝为"咪叠"，胆为"咪背"，肾为"咪腰"，胰为"咪曼"，脾为"咪隆"，胃为"咪胴"，肠为"咪虽"，膀胱为"咪小肚"，妇女胞宫为"咪花肠"。这些内脏各有自己的功能，共同维持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没有什么表里之分。当内脏实体受损伤或者其他原因引起功能失调时，就会引起疾病。由于壮医没有五行配五脏的理论，因此认为脏腑疾病也没有什么必然的生克传变模式。

骨(壮语称为"夺")和肉(壮语称为"诺")构成人体的框架和形态，并保护人体内的脏器在一般情况下不受伤害。骨肉还是人体的运动器官，而且人体内的谷道、水道、气道以及龙路、火路，都往返运行于骨肉之中。骨肉损伤，可导致上述通道受阻而引发其他的疾病。

壮医认为，血液(壮语称为"勒")是营养全身骨肉脏腑、四肢百骸的极为重要的物质，得天地之气而化生，赖天地之气以运行。血液的颜色、质量和数量有一定的常度，血液的变化可以反映出人体的许多生理和病理变化。刺血、放血、补血是壮医治疗多种疾病的常用方法。查验血液颜色变化及粘稠度变化，是壮医判断疾病预后的重要依据之一。

壮医对气(壮语称为"嘘")极为重视。这里主要指人体之气。气为阳，血为阴。气是动力，是功能，是人体生命活力的表现。气虽然肉眼看不见，但可以感觉得到：活人气息，一呼一吸，进出的都是气。壮医判断一个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主要依据三条：①"巧坞"(即头脑)是否还清醒。人死了，"巧坞"就停止活动，再不会清醒和思考了。②"咪心头"(即心脏)是否还在跳动。人死了，"咪心头"就会停止跳动。③"馕"(即鼻孔)还有否呼吸，即有无进出气。人死了，呼吸就会停止，自然不会有气进出了。可见有气无气，是生与死的界限和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体生命以气为原，以气为要，以气为用，有了疾病则以气为治。气是壮医临床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壮医三气同步理论主要是通过人体内的谷道、水道和气道及其相关的枢纽脏腑的制化协调作用来实现的。壮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知道五谷禀天地之气以生长，赖天地之气以收藏，得天地之气以滋养人体。其进人人体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称为"谷道"，主要是指食道和胃肠道，其主要功能是摄纳和消化吸收饮食水谷，排出粪便，其化生的枢纽脏腑在肝、胆、胰。水为生命之源，人体有水道进水出水，因此，人体水液进出的通道称为"水道"，水道的主要功能是排出汗、尿，其调节枢纽为肾和膀胱。谷道、水道同源而分流，在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后，谷道排出粪便，水道排出汗、尿，而与大自然发生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气道"是人体之气与大自然之气相瓦交换的通道，进出于口鼻，其交换枢纽的脏腑为肺。三道畅通，调节有度，人体之气就能与天地之气保持同步协调平衡，即健康状态。三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则三气不能同步而疾病丛生。

龙路与火路是壮医对人体内虽未直接与大自然相通，但却是维持人体生机和反映疾病动态的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通路的命名。科研人员从对广西大新县著名女壮医陆爱莲等人的调查访问中，了解到这一带的壮族民间医生大都推崇这一传统理论。壮族传统认为龙是制水的，龙路在人体内即是血液的通道(故有些壮医又称之为血脉、龙脉)，其功能主要是为内脏骨肉输送营养。龙路有干线，有网络，遍布全身，循环往来，其中枢在心脏。龙路通畅，则阴阳平衡，身体健康；若龙路阻滞不畅，则脏腑骨肉缺乏营养而百病丛生；若龙路闭塞不通，则致机体枯竭而死亡。火为触发之物，其性迅速("火速"之谓)，感之灼热。壮医认为火路在人体内为传感之道，用现代语言来说也可称为"信息通道"，其中枢在"巧坞"。火路同龙路一样，有干线及网络，遍布全身，使正常人体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和刺激，并经中枢"巧坞"的处理，迅速做出反应，以此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实现"三气同步"的生理平衡。火路阻滞甚至阻断，则人体降低或丧失对外界信

息的反应能力和适应能力而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壮医对脾脏的生理功能认识较晚。因长期弄不清楚其功能作用，好像是多余的被遗忘的器官，故壮语称之为"咪隆"(意为"被遗忘的器官")或"咪蒙隆"(意为"不知其作用的器官")。后来大约在屠宰禽畜及解剖中，一再发现脾脏内藏血较多，加之人生气时叫"发脾气"，慢慢领悟到，脾脏可能是一个人体气血的贮藏调节器官。

壮医认为人体的生殖繁殖机能，也是由天地阴阳之气交感而形成的。男精为阳精，女精为阴精。男精产生于"咪麻"(睾丸)，女精产生于"花肠"(子宫)。人体顺应着生、长、壮、老、死的自然规律，到一定年龄就会具有产生繁衍后代的"精"的能力。两精相搏，形成胚胎，然后在胞宫内发育成人。人生易老天难老，但天地授予人以繁衍后代的能力，故人类能与天地并存并保持"三气同步"。

壮医将人的精神活动、语言及思考能力，归结为"巧坞"的功能。故凡是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治疗上都要着眼于调整"巧坞"的机能。"巧坞"为上部天，位高权重，全身骨肉气血、脏腑器官都要接受"巧坞"的指挥，是名符其实的人体总指挥部。"巧坞乱"或"巧坞坏"就会指挥失灵、失误而导致其他脏腑功能失调，使三气不能同步而引发全身性的疾病，甚至死亡。

第三节 病因病机论--毒虚致百病

壮族地区位于亚热带，山林茂盛，气候湿热，动植物腐败产生瘴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和其他毒物尤多，举凡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等等。无怪乎唐代陈藏器在《本草拾遗》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无数中毒致病甚至死亡的实例和教训，使壮族先民们对毒有着特别直接和深刻的感受，并总结了丰富多彩的解救治疗方法。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壮医认识和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有近百种之多。邪毒、毒物进人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刘'毒的抵抗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于人体内正气的强弱。中毒后邪毒阻滞三道两路或损耗正气至虚极衰竭，都会导致死亡。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沦》记载了岭南俚人(壮族先民)使用的五种毒药：不强药、蓝药、焦铜药、金药、菌药；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岭南俚人防治沙虱毒、瘴毒、箭毒、蛇毒的经验方；《本草纲目》载有岭南人用的毒药，如断肠草，解毒药，如解蛊毒的马兜铃、解饮食毒的黄藤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代苏敬等《新修本草》收载了壮族地区著名的两种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壮医的病因论--毒虚论。

壮医认为，所谓毒，是以对人体是否构成伤害以及伤害致病的程度为依据的。有的毒性猛烈，有的则是缓慢起毒性作用；有的为有形之毒，有的为无形之毒；有的损伤皮肉，有的则伤害脏腑和体内重要通道。毒之所以致病，一是因为毒性本身与人体正气势不两立，正气可以祛邪毒，邪毒也可损伤正气，两者争斗，若正不胜邪，则影响三气同步而致病；二是某些邪毒在人体内阻滞"三道"、"两路"，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以及人体对毒的抵抗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重要依据。虚即正气虚，或气血虚，虚既是致病的原因，同时也是病态的反映。作为致病的两大因素之一，虚本身叮以表现出软弱无力，神色疲劳，形体消瘦，声低息微等临床症状，甚至衰竭死亡。而且因为虚，体内的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特别容易招致外界邪毒的侵袭，出现毒虚并存的复杂临床症状。虚的原因，壮医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二是后天过度劳作，或与邪毒抗争气血消耗过度而得不到应有的补充，或人体本身运化失常，摄入不足而致虚。总之，毒或虚可使人体失去常度而表现为病态。如果这种病态得到适当的治疗，或人体的自我防卫、自我修复能力能够战胜邪毒，则人体常度逐步恢复而疾病趋于好转痊愈。否则终因三气不能同步，导致人体气脱、气竭而死亡。

第四节 诊断方法--重视目诊，多种诊法合参

壮医在汉魏以后诊断方法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且许多方法独具特色，现常用的有：目诊、问诊、望诊、脉诊、腹诊、甲诊、指诊、耳诊。

一、目诊

壮语称眼睛为"勒答"。壮医对眼睛极为重视，认为这是天地赋予人体的窗口，是光明的使者，是天地人三气的精华所在。人体脏腑之精上注于目，所以眼睛能包含一切、洞察一切，也能反映百病。眼睛长在"巧坞"上，直接受"巧坞"指挥，因此壮医在疾病诊断上，把目诊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目诊可以确诊疾病，可以推测顶后，可以判断死亡。人体内的脏腑气血，"三道"、"两路"、"巧坞"等功能状况，都可以通过目诊而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壮医目诊的要义是：医者的眼睛可以洞察百病，患者的眼睛可以反映百病。两者配合，就可以诊断疾病。老一辈壮医主要是通过肉眼观察患者眼睛的神采、色泽、灵活度、干涩、视力、脉络等诊断疾病。至后来有总结、发展和提高，并受牛、马等兽医目诊的启发，形成了现在的一套比较规范的壮医目诊法。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目诊专家黄老五副主任医师，在继承前辈目诊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多年临床实践，并借助现代放大镜技术，把壮医目诊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四倍放大镜下，通过观察眼睛巩膜的色泽、形态以及眼睛上脉络的细微变化，来判断疾病的病位，辨别疾病的病因病性，并做出预后判断。初步的整理研究观察表明：人体不同器官、不同组织、不同部位的病变，都可以在眼白膜(巩膜)上有特定的信号反映区；同一器官、组织的不同疾病，在反映区上可有不同的异变信号。还可据以判断疾病的新旧轻重。具体方法和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异变信号出现在巩膜上的位置和形象，测知病变的器官、部位及性质。然后根据患者巩膜上的脉络形态、颜色及有无斑点等情况进行分型。一般来说，脉络着色深(绛红色、深红色)提示为久病；脉络着色浅(鲜红色、粉红色)提示为新病；脉络弯曲频率密集提示为重病、急病；脉络弯曲频率缓提示病情较轻缓。此外，还要分辨不同的兼证，临证常见的有：

挟湿型：脉络边缘浸润混浊，界线不清为挟有湿气。

挟风型：脉络散乱多为有风。

挟火型：脉络多且集中靠近瞳孔者为多火。

挟寒型：脉络散靠眼球边缘为有寒。

挟淤型：巩膜上有黑斑为挟有淤血，有蓝斑为虫积。

壮医目诊法可概括为：着色深浅判新久，弯曲频率别轻重，脉络混浊有湿气，脉络散乱多为风，脉络近瞳属于火，脉络靠边属于寒，黑斑淤来蓝斑虫，临床目诊辨分明。

二、问诊

问诊，壮医又称询诊。医者询问病人或陪诊者，了解病人的病史及发病情况，以分析病情，判断病位，掌握病灶，确定治疗方案。一般先问自然(壮浯指自体感觉)，即让病人陈述自体感觉，身体各部位何处不自然，全身状况是否良好。次问近症，即直接引起的现在症。再问远事，即回顾既往的状况(既往史)。最后问家事，即家族史。询诊范围，凡寒热、饮食、二便、睡眠、三部、内外、痛舒、汗液、视听、行止等均须诊询。

三、望诊

望诊是医生通过眼睛对病人的全身情况和局部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观察，以推测病变，找出诊断依据的一种诊法。壮医望诊包括全身望诊和局部望诊两个方面。全身望诊主要望发育、营养、面容、体位、步态、姿势、意识等全身情况。局部望诊主要望各部位的改变，如皮肤颜色，皮疹情况，舌质、舌苔变化，肿块大小、部位，饬口长宽部位以及头、颈、胸、腹、四肢和分泌物、排泄物等情况。望诊中，尤其重视面部望诊，壮医通过观察患者面部的颜色、光泽来判断患者气血阴阳的盛衰、病情的轻重及预后的转归。如患者额部及印堂部位出现暗黑色或灰色无华者，多提示体内有"阴疮"；暗黑灰色自上而下延伸，提示病情由轻转重；暗黑色延伸至两颧后多不可治等。望诊时还要注意在亢足的自然光下进行为佳。

四、脉诊

壮医的脉诊法，是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而逐步发展形成的，它独具特色，且具有实用价值，广泛被壮医所应用，从而成为壮医临床上重要的诊断方法之一。

壮医脉诊法多种多样，各述其说，常用的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三指四肢脉诊法。在手臂、胭窝等部位的支脉候脏腑的病变，上肢上节中部候头、心、心包，上肢上节内侧候咽喉上、中、下端，上肢上节外侧候病人腰上、中、下节与背部；上肢中节外侧候病人经期、赤白带、闭经，上肢中节中部候肝、胆、小叶肝，上肢中节内侧候女病人月经来潮；上肢下节外侧候肾、肩、上肢，上肢下节内侧候肋、大腿、膝，上肢下节中部候脾、肺、胃，手掌心候气血盛衰；下肢胭窝外侧候腰、肾、腿，下肢胭窝内侧候男病人睾丸、小肠、膀胱，或女病人子宫、小肠，下肢腘窝中部候胃、大肠。布指法：食指、中指、无名指摆成三角形(如品字)，相距约一寸(即指患者食指第二节宽度)，三指用同样力量，正常脉象和缓、均匀、不急、不慢、不上、不下、不大、不小，急慢、上下、大小脉均属病脉，这种诊法使壮医在临床上对腰痛、肝炎、胆囊炎、胸痛、胃脘痛、尿路感染、妇女痛经和子宫疾患等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第二种叫做单指脉诊法。脉诊部位：上臂中段内侧候胃，上臂中段外侧候肾等，其布指一般只用右手中指诊脉。这种脉诊比较注意脉诊部位的皮肤温度，并以此为依据断定是冷脉或热脉，以脉象的缓急定疾病之寒热及疾病进退情况，尤其是注意脉诊与面部望诊相结合，如脉急、面黑提示肺部疾病正在发展。这种脉诊法可对某些危急重症进行预后诊断，还可以诊察患者是否犯了食忌。

第三种叫做六指同步按诊法。双手布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同时按切天、地、人三部，以诊察病人六部经脉，从经脉之升降、节律、动态、神韵，以候三道两路、脏腑、气血的生理病理，根据三部六脉、同步异步、升降出入、节度消息等，作为诊断疾病的参考依据。

五、腹诊

腹诊是通过观察胸腹部形状动态，按压腹部质地等手段获取临床资料，协助诊断疾病的一种方法。壮医腹诊法颇多，尤以马山县老壮医农秀香的腹诊最具特色。该腹诊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此法主要是通过检查脐部和腹部的血脉跳动情况来诊断疾病。农氏认为人最初形成是通过花肠(指子宫，位于腹部)、脐带吸取营养的，因此，腹部是气血的汇集点，其正常与否影响到人体生理功能，全身的病理变化可在脐及脐周血脉上反映出来。故检查脐及脐周血脉变化可知病情的轻重、病位的深浅、疾病的性质和病程的长短。具体诊察方法是：①病人取仰卧位，双手垂直平放床上，暴露腹部，放松身体，医者立于病人右侧，面对病人。②医者以右手中指按压脐部，分别走脐中、上、下、左、右各部位以候血脉跳动情况。上部主心胸、肺、头面等上方的疾病，下部主花肠(子宫)、咪麻(睾丸)等下方病症；左侧为血路，右侧为黄水通道。然后左手中指先候下腹中点(子宫点)，接着中指、无名指定两侧膀胱线(膀胱及附件)，再依次走上方两条火线、心窝(心点)、两侧肾点及肝部、锁骨上窝、肺点等部位。具体定位法是以脐为中点，作8条均匀相等的辐射线如"米"字样，每条线距脐三寸(即指患者食指、中指、无名指三指并拢后第二指节总宽度)处为按诊点。脐上为正管，脐下为子宫，脐旁两侧为肾点，斜向上方的两点为火线，斜向下方的两点为膀胱点。正常腹脉：不浮，不沉，节律一致，和缓有力，往来流利。病理脉象：脉紧，过于强大，提示该脏腑"过实"，有邪气滞留。脉象过于弱小，无力，为该脏腑虚弱，气血不足。脉不跳动，为黄水怪。脐部脉浮乱，为月经失常。脐上子宫点脉不通，为无生育。两侧膀胱线均停止跳动，有受孕可能，等等。农氏腹诊，尤为适用于妇科的经、带、胎、产等方面的病证诊断。

六、甲诊

壮医认为人体气血网络以指甲部位最为密集，按中医经络理论指甲周缘也是井穴经络交错之区，因此，手部网络是与躯肢百节、脏腑气血密切联系的。凡人体脏腑虚实，气血盛衰，邪正进退等均能引起甲象变化，所以壮医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病证，都要症状与甲象合参，遇到疑难杂症在甲症合参时，有的要舍症从甲；在甲脉合参时，必要时还要舍脉从甲。足见诊甲辨证在壮医中的重要地位。

甲诊是根据爪甲的形状、质地、色泽、动态等来辨别疾病所在的脏腑区域、寒热虚实和正邪盛衰等情况的一种诊断方法。其方法是：在自然光下，充分暴露爪甲，各指自然伸直，医者于相距约33厘米处以日直接观察。诊察时逐一检查各指指甲体、甲床、月痕、皱襞、脉络，分辨其形状、质地、颜色、泽度、动态等。一般诊视两手指甲并互相对比，必要时亦可诊察两足趾甲。壮医的甲象辨证要点有27种，即本色甲、葱管甲、蒜头甲、鱼鳞甲、瘪螺甲、鹰爪甲、匙形甲、扭曲甲、嵴棱甲、横沟甲、软薄甲、粗厚甲、竹笋甲、脆裂甲、胬肉甲、萎缩甲、暴脱甲、白色甲、红紫甲、紫绀甲、青紫甲、蓝色甲、黑色甲、斑点甲、疰蚀甲、啃缺甲、症瘕甲。除本色甲为正常甲象外，其他每一种甲象都各有所主，提示一种或多种病症的存在及轻重缓急情况，在临床上有一定的诊断参考价值。

七、指诊

壮医认为，人体脏腑气血生理病机的变化，都能从手指反映出来。当脏腑发生病变时，就会在手指相应的部位出现异常征象，故可通过指诊探知脏腑的有关病证。

壮医根据各指部位分配脏腑的不同色泽、形态等，作为脏腑气血生理病理变化的诊断依据，从而可探知人体脏腑不同的病理反映和寒热虚实。指诊部位与脏腑的分配关系是：拇指第一节为胃，第二节为脾；食指第一节为大肠，第二节、第三节为肺；中指第一节为小肠，第二节、第三节为心；无名指第一节为胆，第二节、第三节为肝；小指第一节为膀胱，第二节、第三节为肾。检查时，在自然光线下，让病人仰掌，手指向前平伸。医者逐一检查各指的颜色及形态。正常颜色以各指平均色度为底色，异常颜色为白、黄、红、紫、青、黑六色，并分辨是否有染指。正常形态为各指大小相称，肌肉丰满，屈伸自如。望指形，须分辨其肥瘦、燥湿、弯曲、萎缩以及各指是否规整，关节有尤畸形、僵直、肿大等情况。

临床常见的手指颜色主病：白色，主虚寒、脱血、夺气，主津液亏耗。苍白无华，主气血亏虚；白色兼青，主寒证。黄色，主湿，主黄疸，主久淤。微黄而润，主湿热盛；晦黄色，主湿寒盛；萎黄无泽，主虚证；黄浊无华，主湿热；微黄枯槁，主胃气已败。红色，主热，主淤热。鲜红色，主出血；微红色，主虚热；深红色，主实热。紫色，主淤血，主风，主痛。紫红色，主淤阻；青紫色，主痛，主风，主危证。青色，主寒，主惊，主风，主痛，主淤阻。青黑色，主肝虚寒，主寒痛；青赤色，主肝火。黑色，主寒，主痛，主水，主热，主肾病。黑色微肿，主水气证；黑色如炭，主痰饮；黑色而润，主虚寒；黑色浅淡，主肾寒，主水寒证；黑色干焦，主肾热；黑色浮肿，主肾极虚寒；黑色枯槁无泽，主危证。手指的形状可以帮助诊断疾病，手指骨骼关节对称均匀，肌肉丰满，为气血充盈。如手指干燥为津液不足，手指湿润为湿盛，手指肿胀为湿热。指头痛为肝虚。指头肿为火毒。指红肿为邪毒。指全部肿大为肺虚咳嗽或痰饮。指螺干瘪陷下为霍乱或上吐下泻，或水液暴脱。指粗糙为气虚血燥。指干裂为血虚内燥。指麻木为风，为血虚，为痹证。指弯曲为痹证或气滞血淤。指强直为阴液亏损。手指脱皮为脾肾亏虚。手指肌肉萎缩为阴血虚，干枯为热盛伤阴，枯晦为气阴耗伤，握指为闭证，撒指为脱证。指瘦为血虚，萎缩如柴为肾气竭绝。

指诊被壮医广泛运用于临床，为诊断疾病提供了可参依据。如拇指淡白色为脾胃虚寒证，拇指青色为胃寒痛，食指白色为胃肠炎，食指、中指第一节白色斑点为十二指肠炎，食指、中指肿大呈杵状为慢性心、肺病变，中指第一节白色为阑尾炎，左右中指血液青紫为心血管疾病，中指呈红条纹不散为心肌炎，中指第二节、第三节紫色纹为心肌梗塞先兆，无名指黄色为肝脏湿热或寒湿病证，小指发肿为肾炎征兆，小指第二节、第三节黑色为肾病或恶性病，指颤为甲状腺机能亢进，手指如梭形为类风湿性关节炎，指关节红肿为热痹，指关节肿大肤色不变为风寒痹证。

八、耳诊

壮医认为，耳郭与人体各部存在一种生理的内在联系，在病理上表现出一定的反应规律。当人体有病时，耳郭相应部位就会出现变色、突起、凹陷、水肿、充血、敏感点、缺损等征象，因此，诊病时诊察耳郭对于疾病的诊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耳诊分为耳尖诊断法和耳郭诊断法。耳尖诊断法是医者用一手的拇指置于患者耳尖下部，食指与中指贴在耳尖顶部，若触之有微冷至冷冻感，即可断定将于三天内患外感病；若触之有热感，则为热气上承之征；耳尖色赤，触之弦紧，是风重筋急征兆等。耳郭诊断法主要通过观察耳郭(耳轮)形色的变化来诊断疾病。如耳郭颜色淡白，症候多为虚寒，青黑则为痛证；耳郭肉薄而于枯，为先天肾气不足；耳郭红肿热痛，为邪毒壅盛等。

总之，壮医在诊病过程中，重视目诊、多种诊法合参以求尽可能准确地判断疾病，从而提高疗效。一般造诣深的壮医，往往掌握多种诊断手段和方法，在临床上合参运用，得心应手。壮医基于天地人三气同步和人体也是小天地的认识，对人体与外界相通的一些器官，如眼、耳、鼻、口、舌等，认为可作为人体各部分的缩影或反映，在疾病的诊断上具有特殊的定性定位和预后价值。验之临床，往往也颇为准确，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壮医对"三道"排泄物(尿、粪、泪、涕、痰、呕吐物等)的观察也比较重视和认真，以其颜色、形态、气味、数量等的异常变化，作为临床诊断的重要参考。

第五节 治疗原则--调气解毒补虚

调气，即通过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调节、激发和通畅人体之气，使之正常运行。气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疼痛以及其他一些功能障碍性疾病，一般通过针灸、刺血、拔罐或药物调畅气机即可恢复正常。毒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红肿、痛热、溃烂、肿瘤、疮疖、黄疸、出血等急性热症及脏腑器官组织的功能改变。解毒主要通过药物的解毒和外治的排毒来达到治疗目的。有些毒在人体内可以化解，有些则需要通过"三道"来清除，毒去则正安，气复而痊愈。以虚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多见于慢性病、老年病或邪毒祛除之后的恢复期内，治疗上以补虚为首务。壮医重视食疗和动物药，认为这在补虚方面尤其适用。因人为灵物，同气相求，以血肉有情之动物药来补虚最为有效。人应顺其自然，通过食疗来补虚最为常用。食疗在壮族地区不仅壮医谙熟其法，而且几乎老幼皆知，山珍野味因生长于大自然和深山老林，得天地日月纯正之气最多，壮医认为其补力更胜一筹。对动物药的长期应用，壮医形成了一些颇带规律性的经验，如虫类药祛风止痛镇惊；鱼鳞之品化淤通络，软坚散结；介甲之属滋阴潜阳，安神定魄；飞禽走兽滋养气血，燮理阴阳等。血肉有情之品气血双补，且多味美，虚人常服自然有益，盛者宜少食，更不可过量，过量或食用腐臭变质之品则成毒之害。

第六节 治疗方法--独特丰富，简便易行

壮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具有民族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并积累丁大量的单方、复方、秘方、验方。这些壮医方药，一部分是专病专方，一部分是根据壮医的基础理论指导而灵活组方选用。壮医的治法内容丰富，分为外治法、内治法和其他疗法。强调及时治疗，并十分重视预防。

壮医认为人体的大多数疾病，主要是因正气虚而受到痧、瘴、蛊、毒、风、湿等有形无形之毒的侵犯，致使天地人三气同步失凋，或人体"三道"、"两路"运行不畅，功能失调而致。故在治疗上十分强调祛毒或解毒，既重视内治，更重视外治。用药比较简便，贵在精专，组方一般不超过五味。补虚则多配以血肉有情之品。

一、内治法

壮医内治法是根据壮医基础理论，配药组方，煎汤内服以达治疗目的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首先审察病因，确定治法，然后按壮医用药原则选择药物，组成方剂。组方不过数味，甚则单味，而用力较专，取精而用宏。传统方剂有运气、行血、解毒、通结、导滞、摄纳、制约、化生八大类。其中运气、行血、解毒之方最多。运转气机、行血养血，则气血调和，根本自固；解毒，则邪去正安、机体康复；通其郁结，导其淤滞，摄其精华，制约三部，化生精血，皆针对病机适宜施用，以获全功。

壮医认为，药物自口直接进入谷道，通过龙路、火路网络输送而达病所，从而起治疗作用。在遣方用药上，以辨病论治和对因治疗为主，也讲究辨证论治，作一般治疗和对症治疗。如对瘴疾，针对瘴毒，选用青蒿、槟榔、薏苡仁等药物；对痧病，选用救必应、金银花、板蓝根、三叉苦、山芝麻、黄皮果等方药；对淤病，选用田七、桃仁、赤芍、苏木等药物；对疮肿，选用大青叶、蒲公英、地丁、七叶莲、两面针等药物。是为对因治疗。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兼症，结合对症治疗的药物，如外感热毒痧症，咽痛甚者可加毛冬青、鱼腥草、穿心莲、玉叶金花之类；咳甚加瓜蒌根、十大功劳、百部、穿破石之类。

由于壮医强调辨病为主，因此在治疗上大量使用专病专方。现已收集的数千条壮医药专病专方，广泛应用于壮医临床各科，有的确实具有十分显著的疗效。从历史上著名的陈家白药、甘家白药，至现代广泛应用的百年乐、大力神、三金片、鸡骨草丸等成药，都是在验方、秘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其他如胃病用山白虎胆、一枝箭、过江龙、金不换；痨病用不出林、铁包金、石油茶、穿破石、黑骨风；红白痢用凤尾草、地桃花、金银花藤；骨折用天青地红、小叶榕、七叶莲、泽兰、鸡骨草、两面针等，不胜枚举。

对于以虚为主要表现的疾病，壮医治疗以补虚为主，并主张多用动物药。如妇女花肠虚冷无子者，以山羊肉、麻雀肉、鲜嫩益母草、黑豆配合作饮食治疗；气血虚弱，兼有风湿，颈、腰、肢节疼痛，历年不愈，每遇气交之变而加剧者，主张多进食各种蛇肉汤，或穿山甲汤，或乌猿酒；对阴伤干咳者，喜用猪肉、老母鸭、水鸭或鹧鸪煲莲藕。壮族地区动物药十分丰富，因而运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虚，成为壮医用药的特点之一。

二、外治法

壮医外治法是通过外部刺激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治疗方法。壮医认为，各种外治方法的治疗作用，归纳起来一是调气，二是祛毒。在内容上包括外病外治和内病外治两个方面。如疮痈疔毒、水火烫伤用壮药外敷，属外病外治；疴呕肚痛、遗尿泄泻用药线点灸，属内病外治。在具体施治上，又分药物外治和非药物外治两大类，或者两者结合使用(如药线点灸、药刮疗法)。壮医外治法内涵十分广泛，方法丰富多彩，疗效奇特显著，在我国传统治疗方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已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列为重点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科研课题。

壮医外治方法已知的就有数十种之多，兹简介已经进行发掘整理并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且行之有效的疗法如下：

(一)壮医针法

1.火针疗法

常用的火针疗法有三种：①用自行车钢线或布伞钢线一截，长lO～15厘米，一端磨尖，一端安装木柄，即成火针。使用时，以棉花加少许硫磺粉卷于针尖上，蘸上茶油或花生油，点燃烧热，待火熄后，迅速点刺在治疗的部位上。此法常用于治疗淋巴结核、胃痛、腰腿痛等病。②用l0号或12号注射针头装上木柄即成火针。此法多用于治疗淋巴结核。方法是先用笔在结核部位划出结核大小，然后常规消毒，用1%普鲁卡因局部麻醉，约过3分钟后，将火针置于酒精灯上烧红，然后迅速刺人结核部位，先刺周围1圈，再在中间刺若干针，每次可连刺20～25针，刺后涂以少许消炎膏。③用3根8号缝衣针分成三等份呈品字形固定在直径约o.8厘米的小圆木或铁质圆管上，露出针尖约o.5厘米即成。使用时，先将针尖蘸上花生油或茶油，然后置于酒精灯上烧红，迅速刺人患者病位上，每病位刺1针，5～6天刺1次，1个月为1个疗程。此法多用于治疗淋巴结核、子宫癌、鼻咽癌、脑血管瘤、骨髓瘤、甲亢等病。

2.针挑疗法

针挑疗法是用大号缝衣针等针具，根据病症选择体表上某些部位或穴位，运用不同手法挑破其浅层皮肤或挑出皮下纤维而达到治疗效果的一种外治方法。操作方法：先选好针挑点，即根据病症选择穴位或体表上的病理阳性反应点。常规消毒后，用针对准针挑点下针。其手法有：浅挑、深挑、急挑、慢挑、轻挑、重挑、跃挑和摇挑8种。针挑方式有：点挑、行挑、丛挑、环挑、散挑和排挑6种。一般一个针挑点可反复挑几次，挑后用碘酒和酒精消毒创口。此法常用于治疗痧病、疳积、痔疮、痈症、腰痛等病证。

3.挑痔疗法

挑痔疗法是针挑疗法之一，常用于治疗炎性外痔、肛门瘙痒、轻度脱肛等病证。方法是，首先在腰骶部寻找痔点：形似丘疹，稍突起或不突起皮肤，如针头大小，圆形，略带光泽，颜色为灰白色、棕褐色或淡红色不等，压之不褪色，有的痔点上还长有一根毛。其次常规消毒，以缝衣针将挑治部位的表皮纵行挑破o.1～o.2厘米。然后深入表皮下挑，将皮下白色纤维样物均挑断。病人稍疼痛，一般不出血。挑尽后，用碘酒消毒，贴上1平方厘米胶布即可，1次不愈者，隔1～2周再行挑治。

4.挑痧疗法

挑痧疗法是针挑疗法之一。方法是用左手食指和拇指，将治疗部位皮肤捏起，右手持缝衣钊刺入提起部位皮肤深层，然后将针尖向皮肤外挑出细丝样组织，用刀月将细丝切断，每次挑切5～7条即可，挑毕在挑切部位敷上少许火柴头(研粉)。本法常用于治疗红毛痧、老年性白内障等。

5.挑疳疗法

挑疳疗法是针挑疗法之一，专治小儿疳积。操作方法是用消毒过的缝衣针挑刺四缝穴、长强穴、大椎穴、足三里等穴位，挑刺四缝穴以能挤出黄色粘液为宜。每7天1次，2次为1个疗程。

6.陶针疗法

陶针疗法是用陶瓷片或磨制成针状的医疗用具在病人体表相应的穴位按压，刺割至皮下出血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此法是古代壮医传统医疗技术之一。该法按刺激方式方法，分点刺、排刺、行刺、环刺、丛刺、散刺、集中刺及扩散刺等。按刺激的强弱，则分有重刺、轻刺、中刺、放血刺、挑疳刺等类别。凡热证、表证、阳证及上部或气分病，用补虚泻实，重上轻下手法；寒证、里证、阴证及下部或血分病，用泻实补虚，重下轻上手法；寒热交错、虚实相兼、半表半里及偏于中部之病，则用中部平刺、两胁轻刺手法。刺后用碘酒、酒精或生姜片消毒即可。此法常用于治疗小儿夜啼、中风、中暑、急慢性惊风等病证。

7.麝香针法

麝香针又称麝针，是取麝香、菊艾、菖蒲、辣蓼、草果、独瓣大蒜各适量，阴干或微火烘干后，用一块20厘米见方的棉布将上药包裹扎紧如鸡蛋大，包裹时插上缝衣针作针头，用竹筷或竹竿作针柄，扎紧即成。使用时将麝香针针头置桐油灯或茶油灯上烧，待针头发热微红后，迅速频频扎刺患者疼痛部位皮肤，针头冷却后又继续烧热刺扎，如此反复操作，针刺深度以穿透真皮为度，一般每平方厘米刺5～10针，针好后，用角筒在针刺部位角疗，一般针刺部位需角1～2遍，角的时间以lo分钟左右为宜。此法多用于治疗风湿性疼痛、陈旧性跌打损伤等疾病。

8.颅针疗法

颅针疗法是根据壮医"巧坞"网络系统分布，以发旋穴为中心，采取颅外定穴，以治脏腑气血躯肢百节之病的一种特殊疗法。

9.跖针疗法

跖剖疗法是根据壮医脉络分布及跖面网络点与脏腑相关理论，针刺足跖66个穴位点而达到治疗效果的一种治疗方法。此法主治五脏六腑、头面、躯干、肢体各种疾病，如针刺跖心的症根、瘕根、积根、块根等穴，对一些奇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之处。

10.旋乾转坤针法

旋乾转坤针法是壮医的一利，传统金针疗法。该法遵循壮医针砭石法"轻刺阳证、重刺阴证、平刺和中"的实践经验，以轻飏、凝重两种基本手法交互运用，组成三度运针节度。基本手法：先审证、选经、取穴。然后用直式或横式执针法进针，得气后再按下述法度运针：①旋乾：旋针用力要轻，旋动较速，运针浑圆。以针柄悬穴无所阻，柄端必能在小幅度内摆动，术者可导之划成虚圆，进退少许，出入矫捷，多用轻旋，功力轻飓而温和。以回旋9次为一度，一个旋乾度用一长画"-"(即乾爻)表示。②转坤：转针用力较重，转动要缓，运针直方，以针柄有一复压支点，柄端抵实不致摇动，但针尖在穴位内反复小幅度摆动，术者可导之指间四隅而划正方，进退少许，升降顿挫，多用重转。以回转6次为一度，一个转坤度用两短画"--"(即坤爻)表示。同时还将这两种手法与八卦爻象配合，组成三度八法。该法主治怔忡、痼痹等疾病。

11.神针疗法(微型刀针疗法)

神针疗法是采用微型刀针，选择压痛最明显点入针，然后行小剥离给予强刺激而达到治病效果的治疗方法。微型刀针选用不锈钢材料制成。刀针分为柄、体、尖三部分。刀柄呈扁方形，直径约10毫米；刀体粗1毫米，长度有80毫米和65毫米两种规格。一般颈、胸背、关节选用短刀针，臀、腰等处用长刀针。使用方法：常规消毒压痛区，选择压痛点最明显处入针，针与皮肤呈45度刺入，经皮肤、皮下组织、筋膜、肌肉或骨膜，当刀针刺入病变区时针感最强(酸胀感)，并放射至相应部位，此时即停止进针，将针向上下左右方向摇动作小剥离后即可拔针，拔针后在入针处加压片刻以防渗血。每次l～3处，每处2～5分钟，每4～5天1次。常用于治疗腰腿痛、臀肌筋膜炎、关节痛等病证。

12.耳针疗法

耳针疗法是通过刺激耳郭或某耳穴而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耳针疗法共有18种，常用的有毫针法、压丸法、放血法、药物注射法等4种。临床上常用于治疗麦粒肿、牙痛、神经衰弱、痛经、胃痛等疾病。

13.温刮缚扎刺法

该法为壮族民间治疗痧病的一种常用疗法。其操作方法是：患者正坐或侧卧，暴露胸背部及上肢，术者站在患者的左侧或右侧，两手分别在胸背部由轻而重、山下至上均匀地刮，至皮肤微红润为宜，继而刮至肩肘部，然后以浸过油烘热(适度)的纱布自肩部环绕缚扎至距指端1～3厘米处，用生姜或老蒜消毒指端皮肤，以三棱剖针刺放血少许，松开纱布按摩缚扎处3分钟，接着用烘热的桐油擦胸口(膻中穴)和足心(涌泉穴)，最后用艾条温和灸此两穴，令全身微微出汗为宜。每天1次，2次为1个疗程。

14.刺血疗法

刺血疗法是用针刺人体表的某些穴位，运用挤压或拔罐等方法使针眼出血而达到治病效果的一种简便疗法。方法是根据不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刺血穴位，如跌打损伤可在淤斑块的中心及其边缘或上下左右取放血点。常规消毒后进针，深度o.3～o.5毫米，快进快出，然后在每个针眼挤血或用

拔罐法吸血，一般每个针眼出血0.1～o.5毫升为度。该法常用于治疗各种痧病、闭合性跌打损伤、外感发热、腰腿痛等。

(二)壮医灸法

1.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本疗法原流传于壮族聚居的柳州地区，其主要传人为著名女壮医龙覃氏及其嫡孙龙玉乾壮医副主任医师。1986年经黄瑾明、黄汉儒、黄鼎坚加以发掘整理和规范，撰成《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一书。该疗法现已在全国300多家医疗单位推广使用，并传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及港澳台地区。1992年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并荣获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治疗机理是：通过以壮医秘方浸泡过的苎麻线，点燃后直接灼灸在患者体表的一定穴位或部位，疏调龙路、火路气机，而达到预期的治疗目的。临床实践证明，本法具有通痹、止痛、止痒、祛风、消炎、活血化淤、消肿散结等作用。其应用范围广泛，适用于内、外、妇、儿等各科临床病证。如感冒发热、痔疮发炎、急性结膜炎、麦粒肿、荨麻疹及其他皮肤瘙痒、痛经、软组织损伤、乳腺小叶增生、小儿厌食、遗尿、泄泻、风寒湿痹、多发性脂肪瘤等等，对于畏寒、发热、肿块、疼痛、瘙痒、麻木不仁、身痒诸证，疗效尤佳。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所需设备仅一根线、一盏灯。点灸时略有蚁咬样灼热感，迅即消失，病人无痛苦，不留疤痕，安全可靠；药线点燃后无烟雾形成，无环境污染；疗效确切，费用低廉，容易学习及掌握使用，因而特别适合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山区推广使用。

药线的制备：用苎麻搓成线，经特定壮药水(已获国家专利)浸泡加工而成，每条长约30厘米。分①、②、③号线，①号线直径l毫米，适用于灸治皮肤较厚处的穴位和癣疾以及冬天用；②号线直径o.7毫米，适用一般病症，使用范围广；③号线直径o.25毫米，适用于治疗皮肤较薄处(如面部)的穴位及小儿灸治用。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常用的穴位有几种：一是壮医特有的经验穴位；二是龙路、火路的某些浅表反应点；三是引用部分中医针灸穴位。这里简要介绍一些较有特色的点穴位。

梅花穴：按照局部皮肤肿块的形状和大小，沿其周边和中部选取一组穴位，组成梅花形。适用于壮医外科病证及内科肿块。

莲花穴：按照局部皮肤病损的形状和大小，沿其部位选取一组穴位，组成莲花形。适用于治疗一般癣病和皮疹类疾病。

葵花穴：按照局部皮肤病损的形状和大小，沿其周边和病损部位取穴，组成葵花形状。适用于治疗比较顽固的癣类及皮疹类疾病。

结顶穴：淋巴结核(壮语为"勒努")附近或周围发生炎症，引起局部淋巴结肿大，取肿大的淋巴结顶部为穴。

痔顶穴：取外痔顶部为穴。

长子穴：皮疹类疾病，取首先出现的疹子或最大的疹子为穴。

脐周穴：以肚脐为中心，旁开1.5寸(即食指第二指节一指半的宽度)，上下左右各取一穴，配合使用，主治谷道即肠胃病变。

下关元穴：于脐下3.5寸(即食指、中指、无名指中部宽度再加半指宽度)处取穴，主治腹痛、阴痒、遗精、妇人带下及胞宫疾患。

关常穴：以各关节周围作为常用穴位，主治痹证、关节肿痛。

下迎香穴：位于迎香与巨茆连线中点，用于治疗感冒、鼻炎等病。

启闭穴：于鼻孔外缘直下与唇边的连线，鼻孔外缘与口角的连线及唇连线组成的三角形中处取穴，适用于治疗单纯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等病。

鼻通穴：于鼻梁两侧突出的高骨处取穴，适用于感冒鼻塞、鼻炎等病。

牙痛穴：位于手掌侧面，当手第三掌、第四掌指关节之中点处，主治牙痛、颞颌关节痛。

耳尖穴：位于耳尖上，用于目赤肿痛、偏正头痛、鼻炎等。

素茆穴：位于鼻尖正中，用于昏迷、低血压、过敏性鼻炎。

止呕穴：于鸠尾和膻中连线的中点取穴，用于恶心呕吐。

膀胱穴：位于水道尿闭而隆起的膀胱(壮语为"咪小肚")上缘左、中、右三点，主治尿潴留症。

壮医药线点灸的取穴有一定规律性。根据龙玉乾壮医副主任医师及其祖母龙覃氏的经验，可概括为"寒手热背肿在梅，痿肌痛沿麻络央，唯有痒疾抓长子，各疾施治不离乡"。即："寒手"，指畏寒发冷症状重者，取手部穴位为主；"热背"，指全身发热，体温升高者，以背部穴位为主；"肿在梅"，即对肿块或皮损类疾病，沿肿块、皮损边缘及中心取一组穴位，五穴组成梅花形；"痿肌"，指凡是肌肉萎缩者，在萎缩肌肉上选取主要穴位；"麻络央"，指凡是麻木不仁者，选取该部位龙路、火路网络的中央点为主要穴位；"抓长子"，指凡是皮疹类疾病引起瘙痒者，选取最先出现的疹子或最大的疹子作为主要穴位。仅此数条还不够，每一种疾病还需根据实际需要，循龙路、火路取穴，以提高治疗效果。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操作规范如下：

持线：以右拇指、食指挟持药线的一端，并露出线头l～2厘米。

点火：将露出的线端在煤油灯或其他灯火上点燃，然后吹灭明火，只留线头珠火即可。

施灸：将线端珠火对准穴位，顺应手腕和拇指屈曲动作，拇指指腹稳健而敏捷地将带有珠火的线头直接点按在预先选好的穴位上，一按火灭即起为一壮。一般一个穴位只灸一壮(梅花、莲花、葵花穴等除外)。

操作时必须掌握火候，以线头呈"珠火"时效果最佳，切忌明火点灸。手法一般是"以快对轻"、"以慢对重"。灸时有蚁咬感或灼热感，不要用手挠，以防感染。施灸时点1次火灸1壮，再点再灸。一般每天点灸1次，依据病情确定疗程长短。

1.火功疗法

是采用经过加工炮制的药枝，点燃熄灭明火后，用两层牛皮纸包裹熨灸患者身体一定部位或穴位，以达到治疗疾病目的的一种疗法。火功药用材料取追骨风、牛耳风、过山风、五风藤、吹风散等药枝条各一截，长15-20厘米，晒干后，用生姜、大葱、两面针、黄柏、防己等加人白酒浸泡，7天后取出晒干备用。常用于治疗风寒湿痹、腹痛、久泄、胃下垂、瘰疬等证，每天施灸1次。

3.四方木灸法

是火灸疗法之一。其法是取四方木皮(为豆科植物无忧花的干燥树皮)500克(锯成长20～30厘米，宽3～4厘米若干段)，占固500克，红花100克，加入60%～75%乙醇300毫升中，浸泡15天，取出四方木皮晒干备用。过滤去渣的药液即为"治骨酊"。使用时，根据不同的发病部位，选用大小适中的纱布2-3层，以治骨酊浸湿后，平敷于病位，外加能盖过纱布的厚皮纸一张，然后将备好的四方木皮在酒精灯上燃成炭状，仅烧木皮的外层，每次烧长1～3厘米，烧至木皮全层二分之一着火，要求着火深度足而叩打时不溅炭块为好，将着火端在厚皮纸上叩打，打至局部发热，要注意叩打有节奏而用力均匀，并不断移动叩打部位，防止局部烫伤起泡，叩打至纱布药液干为合适。每天1次，每10天为1个疗程。此法常用于治疗骨质增生。

4.水火吹灸疗法

是流传于壮族民间的专治疖肿的一种疗法。方法是，先用清水喷淋于疖肿面上，然后用艾条对着疖肿熏灸，距离以患者能忍受为度。一边灸一边用嘴对着肿面吹风，待肿面水分将干时再行喷淋吹灸，如此反复施行，每个疖肿吹灸15分钟，每天2次。

5.灯花灸疗法

又名灯火灸、灯草灸。是用灯芯草蘸植物油，点燃后直接或间接灸灼病变部位或穴位，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其法分明灯灸、阴灯灸、余热灸三种。明灯灸方法：将点燃的灯芯草慢慢地向穴位移动，并稍停瞬间，待火焰略变大，则立即垂直点触于穴位上，随之发出清脆的"啪"声，火亦随之熄灭，一般1次1～15壮。此法多用于治疗急性病和急救用。阴灯灸方法：施术者左手持点燃的灯芯草，左手拇指压一下点燃的灯芯草，利用拇指温度压在病人的穴位上，每穴施灸2～3次。此法多用于治疗小儿科疾病和慢性疾病。余热灸方法：用灯芯草1～3根浸油后点燃，待灯芯草烧燃后即把火吹灭，利用灯芯草的余热点在病人穴位上。此法常用于治疗腹泻等疾病。

6.鲜花叶透穴疗法

是将鲜花或叶子置于所治病症穴位上，用燃线香或药根枝点燃，隔花叶灸灼，通过鲜花芳香之气，绿叶浓厚之味而达到调节脏腑，祛秽辟邪，通窍宁神，除病康复的一种疗法。该法根据病症选择治疗用穴，结合壮医天地人与花木生机同步运行的认识，按岁气物候季节采用鲜艳春花、绮丽夏花、金碧秋花、献瑞冬花。凡当节令鲜花如含苞、初展、开放、盛开、敛容等花瓣及嫩叶、玉叶、绿叶、碧叶、红叶、金叶等叶片，均可选用。该法材料丰富，易学易用，施治安全，广泛应用于临床各科的疾病救治。

7.麻黄花穗灸疗法

是将浸泡过药水的麻黄花穗点燃后以拇指直接按压在某些穴位上而达到治疗效果的一种治疗方法。制作方法：取硫磺15克、乳香6克、没药6克、丁香3克、松香3克、桂枝6克、雄黄15克、白芷6克、川芎6克、杜仲12克、枳壳6克、独活6克、细辛3克、炮甲6克、两面针6克、通城虎6克、金不换6克，加95%酒精500毫升浸泡3周，取过滤液加入冰片3克、麝香1克，再加入适量的3厘米长的麻黄花穗浸泡，密封备用。此法常用于治疗风湿性关节炎、头痛、头晕、体癣、手脚麻木、痧病等。

8.竹筒灸疗法

竹筒制法：取一根长约8厘米，直径4厘米左右之竹筒，一端留住竹节，另一端锯掉竹节，然后在距开口端2埂米处分别开两条长方形气槽，宽约2厘米，长达另一端之竹节。施灸时，先用野芋头切成厚度约2毫米之薄片，粘贴于竹筒的开口端，然后植入艾绒，平气槽(2厘米处)为度，点燃艾绒，以粘贴野芋片的一端轻压在痛处或选取的穴位上，待到局部感觉热甚(能忍受为度)，再重压竹筒，使热感消失，约过10分钟即可。此法常用于治疗各种痹证、腹痛、腰痛等病证。

9.艾灸疗法

是壮医常用的治疗方法之-。分艾炷灸、艾卷灸两种。艾炷灸是用艾绒制成大小不同的艾炷备用。使用时将艾炷直接放在皮肤上灸或隔药(姜、蒜、盐、蛤蟆皮等)灸。艾卷灸又称艾条灸。其法可分4种：①温和灸：将艾条点燃·端，靠近穴位熏烤，至病人感觉温热舒适，就固定不动。灸至皮肤稍起红晕即可，一般灸10～30分钟。②回旋灸：将点燃的艾接近灸的部位平行往复回旋熏灸(距皮肤约3厘米)，每次灸10～30分钟。③雀啄灸：将艾条点燃一端后对准穴位，如小雀啄米一样的一起一落、忽近忽远的施灸，每次灸5分钟。④实按灸：将药艾条点燃后裹上10层油纱纸或3～5层棉布，乘热按到穴位上，使热气透达深部而发挥治疗作用。艾灸具有通经活络，理气祛寒，回阳救逆等作用。常用于治疗虚寒性疾病，如腹痛、风湿骨痛、泄泻等。

(三)外治其他疗法

1.壮医刮疗法

使用器具(如瓷碗、骨弓等)或药物在病人身上进行刮治的一种方法。方法是取茶油或醋，涂在刮具上，然后由头颈部向下，先躯干，后四肢，由近端向远端顺向刮(禁止逆向或横向刮)。刮的动作要求轻柔有力，以病人有酸、胀、麻、轻度疼痛的轻快感为度。刮的程度以皮肤出现微微红晕为宜。此法具有宣通透泄，发散解表，舒筋活络，调整脾胃等功效。常用于治疗痧病、中暑、外感及肠胃疾病等病证。

2.药刮疗法

用药物作为刮具在病人身上直接刮擦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常用的药刮法有：①卜芥或野芋头刮法：将鲜卜芥或野芋头煨热，切去一小片，以切面趁热刮治。②水兰青刮法：将鲜水兰青洗净捣烂，用薄布包好刮全身。③鸡蛋、香葱加银器刮法：先把鸡蛋煮熟取出蛋白，加葱数根捣烂，银器一枚以薄布包裹擦全身。主治小儿高热。④柚子叶刮法：将鲜柚子叶l00克，紫苏100克，香茅50克，黄皮叶100克叨碎捣烂，大米50克泡水1分钟取出和上述药用布包后擦全身。多用于治疗痧病。

3.药物熏蒸疗法

通过燃烧药物的烟火气或煮药的蒸汽熏患处，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疗法。烟火熏法常用青蒿、五月艾、五指风、干黄牛粪、硫磺晒干后，混合捣成粗粉，置于空桶或地穴中燃烧，使之冒浓烟及热气熏烘患处。此法多用于治疗风寒湿邪引起的足跟痛。蒸汽法所用的药物可根据病情选用。如风寒感冒，用生姜、葱白、柳树枝、桂枝、荆芥各等量，共煎汤熏蒸头面部或全身，得汗而解。

4.药物熏洗疗法

用药物煎汤，趁热熏蒸皮肤或患处，待药液温度适宜时再行沐洗的一种方法。此法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腰腿痛、风湿关节痛、皮肤病等。选用的药物可根据病情而定，如治风湿关节痛、腰腿痛、陈旧性外伤等可选用透骨

草、海桐皮、香樟木、两面针、柚子叶、柑果叶、大罗伞、小罗伞、宽筋藤等药。

5.佩药疗法

选用药物佩挂于人体一定部位，利用药物的特殊气味，以达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外治法。起源于古代的"卉服"。主治急性乳腺炎、腹股沟淋巴结炎、急性结膜炎、小儿疳积、小儿口疮、慢性病以及避孕、防病保健等。如佩挂勾办、红蓼、桐花、琼楠、婆罗门皂荚、古柯，有散寒、祛湿或清热、镇痛之效。以鲜白花丹叶捣烂，装入小布袋，佩在鬓际，可治急性结膜炎。对于慢性病、小儿体弱多病，选用馥郁透串性药，以丝线串系，佩挂于颈项或戴于手腕，有保健防病作用。最近还发掘研制出了以壮药为主的"香囊"、"药物文胸"。

6.药锤疗法

是壮医外治法之一。药锤制法：用杉树或苦楝树枝一截，锯成直径3～4厘米、长8～9厘米，并在中间打一直径为12毫米的小孔，孔内装一条长42～45厘米的竹柄，然后用适量棉花放入药锤粉5-10克，用布包在锤子的一端扎紧即成一个药锤。药锤粉用水泽兰、九里香、大风艾、七叶莲、九爪龙、两面针研粉后和少量冰片、樟脑配制而成。使用时用药锤直接捶打于病变部位或穴位上，其强度以病人能忍受为宜，主治风湿性腰腿痛、肩周炎等。

7.敷贴疗法

是用中草药贴于人体某部位或穴位上，通过药物的刺激，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外治法。常用的敷贴疗法有草药外敷法、穴位贴药法、药膏药散外敷法等。选用的药物和部位(穴位)可根据病情而定。

8，点穴疗法

是医者用手指在患者体表的穴位和刺激线上施行点、压、掐、拍和扣等手法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施法时可配合药酒，边擦边点穴或与木针、竹针点压相结合。点压的穴位依病情而定，点压的强度以穴位出现酸、麻、胀、重感为宜。该法具有调整阴阳、疏通道路经络、调和气血、松解粘连、缓解肌肉痉挛、扶正祛邪等作用。主治陈旧性损伤、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落枕等。

9。骨弓刮法

是用马、鹿等兽骨制成骨弓在患者的头颈部、肩背部等部位进行刮治的一种内病外治的治疗方法。亦可选用不同药物的根茎作为刮治工具，如对壮热实证，常用芭蕉根蘸石灰水刮治，邪毒深入则用野芋根刮治。具有通调气血、解毒祛邪的功效。

10.药物竹罐疗法

本疗法流传于壮族聚居的百色地区，其主要传人为来自该地区乐业县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老壮医岑利族主治医师。本疗法经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发掘整理和临床研究规范，1993年通过专家技术鉴定，并荣获广西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其治疗机理是：通过用煮沸的壮药液加热特

制之竹罐，吸拔于治疗部位上，疏调龙路、火路之气机，达到祛风除湿，活血舒筋，散寒止痛，拔毒消肿等治疗效果。适用于风湿痹痛，各种原因引起的腰腿痛、肩背酸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跌打损伤、头痛、骨折愈后淤积等。

药罐选取壮族地区特有的金竹制作，以近根郎正直者为佳，口径一般为1.5～4厘米，去掉外皮，口边磨光使之平滑，长为10厘米左右。浸泡药罐的常用药物有杜仲藤、三钱三、五爪风、三角枫、八角枫、抽筋草、臭牡丹、五加皮、鸡屎藤、石菖蒲等，上药各适量加水煎熬成药液，趁热浸竹筒备用。

拔罐操作方法：将适量的壮药加水煮沸，投入已制好的竹罐，同煮约5分钟后取出，甩净药水珠，趁热迅速扣于选定的皮肤上，边拔边捞，每次拔5～10分钟，第一次拔的时间可短些，拔出后即用锋利的三棱针在罐印部位重刺3～4针，又迅速取热罐在针刺部位继续拔罐，如此反复2～3次。每次均须用消毒棉球将拔取出来的血液拭擦干净。最后用消毒毛巾轻敷十所吸拔的部位，凉了再换热毛巾，亦反复1～3次。

11.角疗

又叫拔罐疗法。是用罐状器具，采取燃火、湿热、抽取罐口空气等办法，使之吸附在患处或穴位上，造成淤血现象而起到治疗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角疗是古代壮医常用疗法之一。最初多用黄牛角、山羊角、黄猄角等制成角具，故而得名。唐代以后改用工具拔罐，如竹筒罐、陶制罐、玻璃罐等，故又称为拔罐疗法。其法分火罐法、水罐法、油罐法、药罐法等。该法具有活血、止痛、祛风、除湿、拔毒等功效。主治痧病、感冒、气管炎、风湿腰腿痛、肩周炎、银屑病等多种疾病。

12.药垫法

是用药物晒干打粉制成坐垫放在凳子或椅子上垫坐或将药物置于席下垫睡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常用药物：小毛琦、黑骨风、麻风草、五里香、藤黄连、九节风、桑寄生、四方草、半枫荷、槟榔、鸡屎藤、老虎耳等。此法具有活血化淤、消肿止痛、舒筋活络、理气健脾等功效。主治坐骨神经痛、风湿腰痛、前列腺炎等。壮医还将药物垫睡用来避孕节育。

13.药枕疗法

药枕疗法是将治疗某种疾病的药物装入枕芯内枕睡，通过病人头部温度使枕芯药物有效成份缓慢地散发出来，刺激脑后的风府、风池、哑门等穴位而发挥药物疗效的一种方法。该法常用于治疗神经衰弱、近视眼、高血压、哮喘、颈椎病等。所用药物根据病证选用。如治神经衰弱，选用等量的干苹果皮、梨皮、西瓜皮、柿子皮、橘子皮制成药枕；防治支气管哮喘，选用30%黄芪、20%款冬花、20%枇杷叶、20%甘草、5%麻黄和5%细辛制成药枕等。

14.热熨疗法

是用中草药或其他传热物体，加热后用布包好，在人体一定部位或穴位上，来回往返熨烫以达到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常用的热熨疗法有：①药熨疗法：选用芳香止痛、散淤消肿的中草药，如大风艾、五色花、土荆芥、土藿香、七叶莲、柚子叶、柑果叶、大罗伞、小罗伞、两面针、泽兰、香茅、蔓陀罗，等2～5味，切碎捣烂，加酒炒热，用布包好熨患处。②犁头熨法：用报废的犁头铁一大块，放在火灶上烧热后取出，洒上一些硫磺粉，待其温度降到40℃左右时熨患部。③生盐熨法：生盐o.5千克，炒热，以布袋装熨患处。④沙熨法：细沙1千克，炒热，袋装熨患处。⑤铁砂熨法：细铁砂炒热，加适量酸醋或酒，袋装热熨患处。热熨疗法主治腰腿痛、风湿、陈旧性外伤疼痛等慢性病。

15.滚蛋疗法

是用鸡蛋在患者身上来回滚动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其法分热滚法和冷滚法两种，其中以热滚法较常用。方法是：用新鲜鸡蛋2只，加入捣烂的生姜、葱、艾叶各30克，水煎煮至蛋壳变成褐色时，即取出鸡蛋1只，趁热在患者头、额、颈、胸、背及四肢、手足心等部位，依次反复滚动热熨，2只蛋交换使用，至患者微出汗止，并令覆被静卧。主治伤风感冒、小儿高热、消化不良、腹痛、风湿痹痛等疾患。

16.浴足疗法

是以壮药水煎30分钟，待温度降至40～50℃时，用来洗足或泡足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治疗方法。其药物可根据病情辨证选用，如内感发热，可选用桃叶、青蒿各适量；高血压病，用桑枝、桑叶、草决明各60克等。该法具有行气活血、祛风活络、消炎止痛、杀虫止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感冒、高血压、跌打损伤、皮肤病等。

三、壮医其他疗法

由于壮族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以及壮民易于适应环境的本性，使壮民们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习于就地取材，善于发明创造，勤于应用总结，因而产生出了许多除上述内外治疗疾病的方法外，还有许多独特的现仍流行于民间且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收集到并已被发掘应用的简介如下：

1.药酒疗法

是根据不同的疾病，选择适当的药物制成药酒，经内服或外用而起到防病疗疾、健身延年作用的一种疗法。药酒的制法有浸渍法、酿造法、煮法、淬法、淋法等5种，其中浸渍法较常用。该法又分冷浸法和热浸法。冷浸法是将药物切碎或研为粗末用纱布装，加适量白酒密封共浸5～7天即可。热浸法是将药物碎块或粗末放入罐中，加入适量白酒，隔水或蒸汽加热至沸，密封7天左右即可使用。壮族民间药酒配方十分丰富，特别是擅长炮制颇具特色的动物药酒，如蛇酒，取活毒蛇几条，以针线缝合蛇口，加入白酒密封浸泡至酒色变黄即可使用。常用药酒还有蛤蚧酒、麻雀酒、乌鸡酒、狗鞭酒、公鸡蛋酒、乌猿酒等。

2.壮医接骨术

壮医接骨术的原则是：整复、固定、敷药、功能锻炼、预防合并症等。在整复前，先询问患者如何受伤，检查确定受伤属骨折或脱臼，然后以壮药水(大榕树叶、小榕树叶、苦丁茶、金银花、爬山虎、路边青叶煎煮液)外洗患处(尤适宜于开放性骨折)，再进行正骨手术。其法是先以金银花、闹洋花、小榕树煎水外洗，或天南星、雷公藤捣烂加童便外擦，达到局部麻醉作用后，用按、摸、接、端、提、按摩、推、拿正骨八法进行整复、固定并外敷草药。常用草药有大罗伞、小罗伞、小接骨、常山、鬼画符、铺地稔、苦楝叶、姜黄、救必应、骨碎补、两面针、土鳖虫，加小鸡捣烂外敷，15天为1个疗程。待肿消后，改用接筋续骨、补益肝肾药内服以加强疗效，同时可结合病情进行功能锻炼。

3.食物疗法

是根据季节与病情选择药物、食物、调料配制成食品服食，以达到防病治病、滋补强身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壮医传统的食疗有直接吃水果、蔬菜、禽兽、水产类食物或以壮药加工为药粥、药汤、药茶、药糕、药饼、菜肴食用。其进补原则为春升、夏清淡、秋平、冬滋阴。辨病用药，多方交替，变换口味，寓医于食。该法广泛用于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各科疾病的治疗及各种虚证的滋补。

4.鼻饮法

用一水瓢(以葫芦制成者为佳)盛少许水，加入少许粗盐(生盐)及几滴山姜汁。将一小管插于患者鼻中，再将水瓢中的水缓慢倒人鼻中，以"导水升脑，循脑而下，入喉......既饮必噫气，凉脑快膈，莫若此也"。此为壮医用于抵御瘴毒和防暑降温的一种治疗方法。

5.蛊毒的治疗

蛊是壮族民间承传下来的一种巫术(或称邪术)，它以有毒的动植物或其他媒介物来作祟，妄称用超自然力直接施放于人，能迷惑人的灵魂，使之引起心理或者生理上的变化，轻则患病，危害健康，但可治愈，重者会导致死亡。治疗蛊毒的方法很多，许多还带有迷信的色彩，如桂西的壮族群众，有人中了蛊毒，就由事主在厅堂上升起大火，架上铁锅，放入桐油煮沸，由事主家人一手拿秤砣，一手拿尖刀，作相互击刺状并念咒语，则事主在旁边设法呕吐出夹杂有益之食物到沸腾的桐油中，如此病可立愈。

常用的治疗蛊毒方法有：

①把大蒜头捣烂和秤砣(已使用多年的)一起煎水内服，连服数次，每次l碗。

②用野芋根炒枯煎水内服，每天2次，每次1碗，连服数天。

③把1只鸡蛋煮熟后，放在患者身上滚动(蛋黄会变黑色)，如此，每天3次，连续滚数天，至蛋黄不变色时，即为蛊已去净病愈。

④把黄花地丁30克和红糖15克煎水内服，每天3次，喝完1药罐为止，效果甚佳。

⑤南蛇藤苗30克，果仁30克，山蓝靛60克，乌桕30克，红糖15克，以上5味药煎水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3天，病可痊愈。

⑥把续随子、甘蔗根、雄黄、菖蒲、大蒜等5味药煎水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3天。

⑦若中蛊身上皮肉红肿，有脓疮，可用红蕨草的嫩苗或老苗剥出嫩心，加少许生盐，捣烂敷患处，同时用大叶桉树叶煎水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数天。

⑧钩吻、郁金香、甘草、白花藤、锦地罗共煎水冲黄酒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数天。(钩吻有大毒!)

⑨大蒜、七枝莲、陈皮、甘草、吉利草、黄连、甘蔗根、山豆根，以上8味药共煎水，冲空心菜汁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3天。

⑩杨桃、白兔藿、白罗卜、七枝莲、黄药子、天冬、金银花共煎水，冲番薯叶汁内服，每天3次，每次1碗，连服3天。

⑩把蓝蛇尾和硫磺晒干，研成粉末，冲水搅成浆糊，捏成丸状，每丸约9克重，服1～2丸病立愈。

⑩大狼毒6克，山乌龟15克，山萝卜12克，小霸王12克，硫磺15克，研成粉末，以黄酒冲服，连服2～3次。

第七章 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

由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风情民俗等原因，使壮民们对毒药和解毒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对使用之也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一些医学、历史、地方志等文献中，如《诸病源候论》、《南方草术状》、《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赤雅》、《广西通志》等，均有关于壮族先民(岭南俚人、獠、土人、山人、蛮人等)使用毒药及解毒药的记载，这充分说明了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和使用历史悠久，显示了其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性。

从晋代开始出现了岭南俚人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文献记载，到了唐宋时期，品种大量增加，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出现了诸多著名的解毒药，如陈家白药、玳瑁血、甘蔗根、蔓陀罗花等标志着壮族先民使用毒药和解毒药进入了飞跃时期。明清时期，不仅本草书继续收载壮族地区的毒药和解毒药，而且一些地方志，尤其广西地方志亦大量介绍了壮族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这一时期是发展时期。到了现代，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善用毒药和解毒药成了壮族医药的优势和特点之一，不仅充实了祖国医学中毒学的内容，而且为保障壮族人民的健康和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

根据文献记载得知，早在晋代，岭南俚人就会从有毒植物、动物、矿物中提取毒素制作毒药，如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了壮族先民制造的5种毒药:不强药(尚待考证)、蓝药(用蓝蛇头制成)、焦铜药(用焦铜制成)、金药(用生金制成)、菌药(用毒菌制成)。与此同时对中毒的诊断也有所认识，其方法为:"初得便以灰磨洗好熟银令净，复以水杨枝洗口齿，含此银一宿卧，明旦吐出看之，银黑者是不强药，银青黑者是蓝药，银紫斑者是焦铜药。""若定知毒药，而四大未赢者，取大戟长三寸许含之，必大吐利，若色青者是焦铜药，色赤者是金药，吐菌子者是菌药。"晋代稽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亦有关于岭南人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记载。晋代葛洪《肘后方》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毒箭的方药。到了唐宋时代，壮民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毒药与解毒药的认识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载:"陈家白药......主解诸药毒。"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龙荔......不可生峻，令人发痛，或见鬼物。"宋代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载到:"广西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顷刻死，慢者半年死。"说明在这一时期，壮民对毒有急性、慢性之分已有所认识。《岭外代答》又曰:"广西妖淫之地，多产恶草。"说明在宋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广西盛产毒药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明清时期，壮民对毒药和解毒药的认识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载:"岭南人取毒蛇杀之，以草覆之，以水洒之，数日菌生，取菌为末，酒调以毒人。"又载:"两广山谷间有草曰旷胡蔓草，又名断肠草，或人以急水吞之则急死，以缓水吞之则缓死，今见荆楚之地有曰鼠莽昌者，人食之则毒死，意即有蔓草也"。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日马兜铃:"岭南人用治蛊......"曰黄藤:"俚人常服此藤，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在壮族聚居区的一些地方县志还专门列出毒物、毒草篇，如清代刘以贵《苍梧县志》曰:"羊角扭，其叶茎寸而厚，结子如羊角相对，高不过二尺，多生路旁，人食之则死，中有絮，食少头晕，多则杀人。"清代吴九龄《梧州府志·毒物》曰:"苦刎、羊角扭、断肠草，食之立死。""容县又有毒草二种，日苦蒲药，曰熊胆汁，亦能杀人，比断肠草稍迟。岑溪又有篱根草，土名钱凿，草状，似车前而叶稍尖，根有毒。虫青色，长二寸许，六足无头尾，人误食之立死。"谢启昆《广西通志》曰:"野芋，州县俱出，芋种至三年者，人误食之，烦闷而死。""墨荔，出平乐、修仁、荔浦、贺县，皮肉俱黑如墨，味臭如苦辣，有毒不可食。误食之令人心腐肠烂而死。""天虎，大倍蜘蛛，遍体生毛，人物被咬立死。"王锦《柳州府志·毒物篇》曰:"蛇其类甚多毒性。"共记载有两头蛇、蟆蛇、娱蛤、斑蛮、毒蜂、四脚蛇、鸡冠蛇、报冤蛇、斑坞、短尾狐、山猫、天蛇等有毒的动物。可见在这一时期壮民对一些植物、动物的毒性已有所认识。

第二节 促使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的因素

一、地理生态环境的影晌

壮族聚居于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山高林密，草木茂盛，盛产毒药、毒虫、毒蛇、毒矿等。

从大量的文献记载及实地考察得知，壮族聚居区的自然条件适宜有毒的植物生长及有毒的动物繁殖，矿藏也非常富，在《南方主要有毒植物》一书中收载的有毒植物，大部分在壮族地区均有分布，仅壮族地区用于治病毒药就有99种之多。壮族先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多毒的环境中，"一日遇七十毒"不足为奇，经常接触这些毒物，极易发生误服中毒或被毒蛇、毒咬伤中毒等紧急情况，这就自然而然地促使人们积极地去探索、去思考3总结、去实践，找出哪些动物、植物、矿物是有毒的，哪些是无毒的，哪些可解毒，解什么毒，中毒后如何抢救，有些毒药、解毒药如何配制等等。在长的生活医疗实践中，逐渐对毒药和解毒药有所认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验。因此，壮族地区多毒的地理生态环境是促使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客观因素。正如《本草拾遗》所曰:"岭南多毒物，亦多解物，岂天资乎"。

二、中毒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

由于上述原因，壮族聚居区内，"中毒"是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有以几个方面:

1、金属毒

古医书称为金石药或金石毒，其中的水银及其制剂(如丹砂，即硫化汞)与雄黄、雌黄(砷的硫化物)等在古代炼丹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长期用长生不老之药。历代的统治者及达官显宦为求长生不老，误服汞、呻之剂死者，难以计数。古代壮族地区出产的金石药质量较好。《岭外代答》记的金缠砂及真汞(天然汞)是国内稀有的矿物药。传说汉代张道陵曾来钟县炼丹，葛洪"为丹砂求为勾漏令"(现广西北流县)。这些记载说明古代壮族地区曾是炼丹地之一，因此必定有金石药中毒的发生，如宋代壮医用甘蔗治疗金石中毒就是一个例子。在宋代，壮族地区的人们也已认识到纯金及纯银无毒，含有杂质者有毒，称为"生金"、"生银"以示区别，而金银中毒亦时有发生。目前这类中毒常见于工业生产中的职业中毒。

2、植物毒

药物中毒的发生与毒药出产地有关。在壮乡有毒的植物很多，日常活中稍有不慎极易发生中毒。常见的植物中毒有钩吻中毒、乌头中毒、曼佗罗中毒、野芋中毒、附子中毒、杏仁中毒、巴豆中毒、商陆中毒、马钱子中毒等。

3、食物中毒

河豚中毒、毒草中毒、木薯中毒在壮乡较常见，特别是木薯中毒的发生率较高，因为木薯是广西的主要农作物之一。在壮乡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发生，大多因为误食腐败变质的食物而致。此外，"并食毒"的发生也常见到。所谓并食毒是指有些食物不能合食，合食则会中毒。

4、酒精中毒

壮族有饮酒的嗜好，特别是在高寒山区，有些村寨几乎人人会喝酒，家家会酿酒，出街入市，红白喜事必定喝酒，有歌曰:"相逢不酒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因此在壮乡怒饮过度以致中毒时有发生。

5、毒蛇、毒虫咬伤

由于地理环境的特点，壮族地区毒蛇、毒虫特别多，因此，毒虫、毒蛇咬伤是对壮族人民危害较大的外伤病。目前常见的毒虫有娱蛤、毒蜂，常见的毒蛇有银环蛇、眼镜蛇、金环蛇、竹叶青、眼镜王蛇、白唇竹叶青等。

6、毒箭

毒箭是古代壮族常用的狞猎和作战武器，当村寨间发生争斗或与外族作战时，常以毒箭为武器，因此，毒箭中毒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之一。

7、瘴毒

瘴毒又称瘴气，是古代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壮族地区素有"瘴乡"之称，正如《桂海虞衡志》所说:"瘴，二广惟桂林元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壮族地区气候炎热，多雨潮湿，是导致瘴气的主要原因。如《诸病源候论》指出，岭南瘴气的发病是由于"杂毒因暖而生"和"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岭表录异》记载的"瘴母"发病的原因是因岭南雷雨时节所特有的球形雷爆破后，形成的大气污染所致；《岭外代答》指出，昭州(今平乐县)的瘴是由于地产毒药，污染水源所致；《桂海虞衡志》也指出，邕州之瘴是水土恶所致。这些记载说明，壮族地区的水土环境与瘴气的发病有密切的关系。壮族先民认为人触及秽浊之气，突然起病，出现腹痛、呕吐、神志昏厥等症状，称为"瘴气"。

8、蛊毒

蛊，是一个古代法律和医书中记载的最使人迷惑的"毒物"。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这个"蛊"字，其后《左传》、《周礼》、汉唐法律、《洗冤集录》以至历代医书中都有关于蛊毒的记载。古代壮族地区有"蛊毒之乡"的称号。说明蛊为多发病。壮族认为蛊是将许多虫蛇之类置于一个器皿中，任其互相峻食，直到只剩下一虫或蛇，这虫或蛇就叫做蛊。人为地将蛊置于食物或其他器物里，使人发生中毒，就叫做"中蛊"。其症状为"归或数日，或经年，心腹绞痛而死"，"或腹中搅痛，或吐逆不定，面目青黄，甚者指甲紫黑"。现在蛊毒已基本绝迹，因而难以考究蛊毒为何物，但从发病症状看是属于中毒的一种，广西地方志、《岭外代答》、《桂海虞衡志》、《赤雅》等对壮族地区的蛊毒均有记载，相对其他民族来说要多得多，可以说蛊毒是当时壮族地区的一种地方病。

三、壮族先民的勇于探索和实践精神

毒药的发现和解毒药的应用，是壮族先民在劳动生产和医疗实践中与中毒作斗争而形成的，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凭借人类的"本能"而选择必要的物质来医治各种中毒而产生的。中毒是壮乡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人们为了生存，必定积极寻找和这些中毒作斗争的方法。壮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于实践精神的民族，有着聪明的才智，人们绝不会在毒药、毒蛇和其他中毒威胁的面前坐以待毙，而是在探索和实践中与"毒"作斗争以求生存。壮医善用毒药与解毒药的宝贵经验，正是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而且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认识到防重于治，积极寻找预防中毒的方法，如用甘草、黄藤来预防食物中毒，用芸香、囊荷预防蛊毒，用钗子股预防各种中毒。如今在壮乡除了专职的壮医外，大部分的群众都掌握一些常用的毒药和解毒药，充分显示了壮族民间在防治中毒方面的普遍性，这与壮族医药的口耳相传形式以及壮族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四、社会因素

1、阶级压迫

过去，壮族受封建王朝和土宫的双重压迫，历史上壮族人民被无辜杀害的，被驱赶、排挤到深山老林和偏远荒漠地带居住的不计其数。由于交通不方便，生活困苦，生了病，发生了中毒，只能求助于土生土长的壮医，使壮医有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客观上也促使了壮医积极地去寻找解毒的药物和方法，日积月累，使壮医在应用毒药和解毒药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势。

2、与当时的法律有关

在古代，壮族地区盛产毒药，壮医善于制造毒药和使用毒药，除了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有关外，尚与当时的法律未能在壮族地区全面实施有关。早在唐代和元代，对于买卖毒药，国家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以毒药害人的都要给予严厉的制裁，甚或处以极刑。因此，在中原一带买卖毒药是非法的。但在偏僻的壮乡，由于交通不便，统治阶级鞭长莫及，土司各自为政，这些法令难以生效，《景岳全书》记载的岭南人制作的毒药以及《太平圣惠方》提及的"俚人药毒"等，都充分说明了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在当时已通过买卖进入了中原。由此可见，不受法律管束，也是壮族地区毒药得以流通的一个原因，因而也就促使了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

五、其他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考察，促使壮医善用毒药和解毒药的原因还与壮族的风俗和饮食习惯有一定的关系。如有毒的动物以及具有解毒作用的动物药的发现就与壮族喜食动物这一饮食习惯有关。广西的石山面积占全区面积的1/4，这些石山区是各种动物生存的良好自然环境，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林吕何《广西药用动物》一书就收有动物药125种。壮族长期以来依山傍水而居，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正如《桂海虞衡志》曰:"僚，在江溪恫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元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物为活，虫若能蠕者，皆取食"。这种射生的生活必须依靠毒箭，因此促进壮族寻找毒药来制作毒箭。同时，年长日久，壮族民间也形成了喜吃蛇鼠等各种山禽野兽的习俗，因此，很容易在生活中发现哪些动物是有毒的，不能吃；哪些是无毒的，可以吃；哪些可以做药。生饮玳瑁血、龟血、猪羊鹅鸭血以解毒的经验就是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至今在壮族民间尚有生饮蛇血、鸡血、猪血等动物血液的习俗。此外，酒精中毒的发生与壮族的饮酒嗜好有关；槟榔、圣商的解毒作用的发现，与壮族喜吃槟榔、圣齑有关。

如第五章第九节所述，在壮乡，每年端午节有举办药市的风俗，这实际上是一次自发的民族医药经验交流会。因此，壮医善用毒药与解毒药的经验也通过药市得以相互交流，并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促进壮医对中毒学的深入研究。

第三节 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一般规律

一、根据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指导用药

毒物何以为毒?汉代王充在《论衡·言毒篇》作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说明:"夫毒，太阳之热气也，天下万物含太阳气而生者皆有毒......在虫则为搜蛇、蜂蛮，在草则为巴豆、冶葛。"这可能是毒物的最古朴的含义。毒药在古代的医药书中常指药性的偏颇，认为药物各有偏性，这种偏性就是毒。壮医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毒物的概念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没有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导致中毒的毒物。同一物质在某些条件下可以引起中毒，而在另一条件下却是无毒的。例如食盐少量服食是有益无毒的但如果大量吃则会引起中毒；箭毒直接进入血液才引起中毒；钩吻和野芋少量内服可以治病，但大量服用则引起中毒死亡。由于壮医在实践中正确认识了毒药，所以敢于应用壮族地区出产的毒药来治病，并逐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按毒药与解毒药的分类用药

壮医根据毒药的不同毒性分为大毒和小毒两大类。临床应用时，区别是大毒和小毒而分别用于不同的疾病以及采用不同的服法和用量。如仙茅、白薇、杜仲藤、上莲下柳、山芝麻等属于小毒类，使用时可以内服，用量也可以大些，而红匮麻、羊角扭、斑蛮虫等有大毒，使用时以外用为主，用量宜小，谨防发生中毒。

对于解毒药，壮医大部分是按其功效进行分类的，即根据其解救中毒的功效分为解箭毒、解药毒、解蛇虫毒、解蛊毒、解食物中毒、解酒毒、解金属毒、解瘴毒以及解毒范围较大的解诸毒9类，临床中根据不同原因的中毒使用相应的解毒药。

三、辨病为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用药

壮医在使用毒药和解毒药时是讲究辨病与辨证的。如在使用解毒药前，首先根据患者的中毒症状来诊断属于什么中毒，然后再辨别这一中毒属于什么性质，依此指导用药。如被蛇咬伤，出现头晕头痛、寒战发热、四股元力、恶心呕吐、全身肌肉酸痛、瞌孔缩小、肝大、黄症、脉迟或数，甚至心功能衰竭、呼吸停止等症状，就是蛇毒中毒。如果时间不长、症状较轻，则属初期；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是中期；若病情深入血分、脏腑，导致阴阳离决则属晚期。据《壮族民间用药选编》介绍，壮医在治疗吹风蛇咬伤时，初期用无患子12克，加田基黄9克，乌柏叶9克，水煎服。如病情进一步发展，出现伤口溃烂时，用元患子叶加扛板归全草、红乌柏适量水煎外洗。总之，壮医在抢救中毒病例时，大抵也是使用催吐、导泻、解毒、扶正、对症治疗等，以辨病为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用药。

第四节 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法则

一、单味鲜品外用为多

壮医在使用毒药治病时以单味鲜品外用占的比例较大，这适应了壮族民间的要求，具有简、便、廉、验、安全的优点，因而使用毒药时大多采用此法。有捣烂外敷、绞汁外擦、煎水外洗、佩药带药等方法。主要治疗疮痛肿毒、风湿痹痛、毒蛇咬伤、皮肤病、跌打损伤、骨折、烧伤、牙痛等疾病。例如，用飞机草捣烂调酒擦患处治烧烫伤；用搏叶花椒煎水外洗治乳腺炎初起；白花丹捣烂用布包好，吊挂额上治疗结膜炎等。

二、严格掌握用量

由于毒药有大毒和小毒之分，病情有深浅、缓急之别，患者体质有强弱、年纪有老少不同等情况，使壮医在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用量上，根据这些不同情况加以分析和全面考虑。因为药物的用量适当与否，直接影响疗效。药量过轻，则药力不足，往往贻误病情；药量过大，则易发生中毒。所以壮医应用毒药治病时是严格掌握用量的，特别是大毒之药更是谨慎小心。例如，用麻风树树皮捣烂冲开水服治尿路感染，每次用量仅3～6克；用疵柄魔芋水煎服治小儿惊风，每次用量9克；乌头、水田七、犁头尖的常用量分别是1克、6克、3克。而且壮医使用内服毒药时大多从小量开始，把握病情，递增药量，一旦病势减轻就减量或停药，这是十分科学的给药方法。

三、讲究炮制

有毒药物的炮制主要是减少其毒性，消除其副作用。壮医在使用毒药时是讲究炮制的，如痴柄魔芋、狗爪半夏、天南星、乌头用姜汁制过才使用；通城虎治疗创伤性昏迷，与生姜同煎服，以减少毒性；野芋头的炮制是去外皮切片，加食盐共炒焦；乐业县壮医用假洋芋治夹色伤寒时，加糯米30克，生铁钉2～3颗，共炒至米黑为度，然后水煎服。

四、注意剂型

不同的药性，宜人不同剂型，不然就会发生不良反应。壮医在使用毒药时是注意剂型的，有汤剂、酒剂、膏剂等。如乌头、八角枫、野芋、山芝麻、白果、乌柏、天明精入药以汤剂为主；治疗骨折及风湿骨痛的毒药人药以酒剂为主；某些治疗胃院痛的毒药以散剂冲服为主；治疗鸡眼等皮肤病的毒药以膏剂外敷为好。

五、合理配伍

壮医在用毒药治病时也注意药物的合理配伍，以发挥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及制约药性之偏，以适应复杂的病情，监制药物的毒性，消除副作用，确保用药安全。例如，扶绥县壮医用万年青治疗偏头痛时，加瘦猪肉共炖服；来宾县壮医治疗支气管哮喘时，用三十六荡加豆腐共煎服；武鸣壮医使用天南星治疗破伤风时，加半夏Jell|尊、白芷、自茅根、白糖共煎服。

第五节 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及对中毒防治的特色

一、壮医对毒药和解毒药的使用

据文献记载，将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概况归纳总结如下:

(一)毒药

壮族先民很早以前就懂得利用本地出产的毒药制作毒箭，用于狞猎和战争。其所使用的毒药有:(1)焦铜。晋代张华《博物志》曰:"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以焦铜为镝，涂毒药于镝锋，中人即死。" "交州俚子"是壮族的先称。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也说:"毒箭有三种，岭南夷俚用焦铜作箭嫉。"(2)毒蛇草。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药箭，化外诸蛮所用，弩虽小弱，而以毒药濡箭锋，中者立死，药以毒蛇草为之。""化外诸蛮"是旧时统治者贬称政令教化所不及的地方的少数民族，在这里主要是指壮族。(3)毒虺。"虺"是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溪峒弩箭皆有药，唯南丹为最酷，南丹地方毒虺，其种不一，人乃合集酝酿以成药，以之傅矢，藏之竹筒，矢镞皆重缩，是矢也，度必中而后发，苟中血缕必死。"《桂海虞衡志》曰:"庆远、南丹溪峒之民呼为僮。""僮"就是今天所说的"壮"，即壮族。"苟中血缕必死"说明壮族已认识到毒箭致死的原因是毒药必须进入血液，因为箭毒口服是不发生中毒的，就像人们吃被毒箭射死的动物而不中毒一样。(4)鸠。鸠是一种毒鸟。明代邝露《赤雅》曰:"射鸠捕蛇以合百草，练时曰，作毒矢，仰射飞走，透肌及骨，百不失一。" 邝露曾在广西生活过。(5)鸡母。明代方喻《南宁府志·物产》曰:"鸡母，涂箭射禽兽立死。"广西南宁地区素来是壮族聚居区，壮族在制作毒箭的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并寻找新的毒药，如晋代用来制作毒箭的毒药以焦铜为主，宋代增加了毒蛇草和毒虺，明代又增加了鸠和鸡母，这些都是剧毒药物，中人即死。从其善于制作毒箭的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充分说明古代壮族是一个善于使用毒药的民族。壮族的毒箭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引起了医家的高度重视。晋代葛洪《肘后方》和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均专门列出解岭南俚人毒箭之毒的方药，历代本草书更是收载了许多壮族民间解箭毒的方法，到过壮族地区的一些官吏在其游记中也记述了壮族的毒箭。壮族优秀文化遗产--花山崖壁画也有腰间佩箭的人物画像。至今，壮族民间还流传着黑旗军带领群众使用泡过毒药的"飞箭"抗击法军的故事。清代编撰的广西地方志书中也提到壮族的毒箭。这些都是从侧面说明了壮族使用毒药具有悠久的历史。

壮族先民不仅善于使用毒药，而且善于制造毒药。《诸病源候论》记载有岭南俚人制造的5种毒药:(1)不强药(不详何物)。(2)蓝药。是用蓝蛇头制成的毒药，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曾提到邕州进贡蓝药。说明蓝药确实产自壮族地区。(3)焦铜药。是用焦铜制成的毒药。(4)金药。是用生金制成的毒药。生金产自壮族地区。"生金有大毒，药人至死，生岭南夷獠洞穴山中"。(5)菌药。是用毒菌制成的毒药。其制作过程为"取毒蛇杀之，以草覆蛇，汲水洒草，数日菌生，采取为末，人酒毒人"，或"南夷以胡蔓草毒人至死，悬尸于树，汁滴地上，生菌子收之，名菌药，毒人至烈"。由于当时岭南俚人制造的5种毒药传入中原，并对人们产生了危害，因此《肘后方》和《太平圣惠方》专门列出了解岭南俚人毒药的诸方。

《岭外代答》详细记载壮族民间烧炼水银的方法。"邑人炼丹砂为水银，以铁为上釜、下釜，上釜盛砂，隔以细眼铁板，下釜盛水埋诸地，合二釜之口于地面封固之，灼以炽火，丹砂得水化为霏雾，得水配合，转而下坠，遂成水银"。这种符合科学原理的密封蒸馏法，在自然科学史上也是较早的记载。

我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毒药用于医疗的明确记载。"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鑱石碱艾治其外也"。《神农本草经》中己记载了许多毒药。到了唐代，用于医疗的毒药已达120多种，这些毒药在壮族地区大多有分布，如水银、雄黄、钩吻、乌头、巴豆、杏仁、斑蝥等。壮族早就知道使用本地生长的某些毒药来治疗疾病，如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记载了壮族先民在当时用菌药烧灰治疮济、用坞嗦解蛇毒、用蟆蛤治风毒和热毒等经验。宋代，壮族民间使用有毒的蔓陀罗花治疗小儿积疾，这一经验被周去非收入了《岭外代答》中。广西桂林的铅粉，临贺(今贺州)的锡矿、水银、丹砂、钟乳石、土硫磺在唐宋时期属国内的优质矿物药。此外，本地人用黄药子治瘦疾、用丁公藤治风疾、用罗裙带治跌打损伤和骨折等经验以及毒药蔑麻、巴豆、羊掷踢、半夏、山豆根、皂角、薯EE等被当地明清时代的县志或府志收入地方物产中。还有制造独特的蛇酒也用于治病，如明代景泰元年(1450年)陈班《桂林郡志》记载:"蛇酒，出滕县，土人尝以蛇置酒内同烧，味极香自严，能去风湿。"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壮族地区的毒药较多，在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中,壮医积累了不少使用毒药的宝贵经验,从上述记载可以窥见其丰富经验之一斑。

(二)解毒药

壮族人民不仅善于制作毒药,而且对于中毒的治疗,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所使用的药物主要有:

1、解箭毒

(1)甘庶

壮族早在宋代就知道"甘能和毒"。据《岭外代答》记载,在打仗时,南丹土人总是随身携带一节甘藤,一旦被毒箭射中,立即吃甘庶能缓毒箭的毒性发作,这一独特的经验,周去非赞扬说:"唯其土人自有解药"。"土人"正是指包括壮族在内的广西土著民族。现在壮族民间还经常使用大量饮煎糖水的方法来解救各种中毒。这说明了宋代壮医用甘煎解箭毒的经验对后世的影响。

(2)石药

据《本草拾遗》记载,石药味苦,性寒,无毒,南方俚人很宠爱石药,经常带在身上预防毒箭。当人中毒箭时,迅速在患者头顶上作十字切口,令血出,然后将石药敷于切口,当渗出黄汁时中毒为之缓解。并且指出石药主要产于贺县(今贺州)一带山中,形似碎石国砂,当地土人采集后用竹筒来贮藏。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将石药附于确砂条后,但确砂的功效主要是消积软坚、破淤散结,没有解箭毒的功效,《本草纲目》以后的本草书再也没有出现石药,《中药大辞典》也没有说明确砂的异名为石药,笔者认为石药并非躏砂,此药可能于明代以后失传了。

(3)猪腰子

据《本草纲目》记载,猪腰子产于柳州,当人被毒箭射伤时,以猪腰子3~6克研末,用酒送服,同时将药粉涂于伤口即愈。猪腰子是《本草纲目》的新增药物。清代程可则《桂林府志》也将猪腰子收入药属条下,说明在明清时代,壮族地区曾出产猪腰子。《中药大辞典》称猪腰子为豆科植物苦檀子的异名，此异名首见于《贵州民间药物》，可见《本草纲目》收载的猪腰子解毒是明清时期壮族民间的独特经验。

(4)鹅抱

据宋代苏颂《本草图经》记载，鹅抱产于宜州一带的山洞中，味苦，性寒，具有"解蛮箭药毒"的功效，中毒箭时用鹅抱研末调酒服即愈，并附有宜州鹅抱图。宜州历来是壮族聚居地。"蛮箭"主要是指壮族制作的毒箭。《本草纲目》还收有此药，但查《中药大辞典》元鹅抱，可能因为明代以后中毒箭的人减少，使用鹅抱的机会也少，慢慢此药就失传了。

(5)蠵龟血

蠵龟，又名赤蠵龟，属海龟科动物。早在《山海经》就有关于蠵龟的记载。陶弘景说:"广州有蠵龟，其血上佳人毒箭，人被毒箭伤，烦闷欲死者，剖取血，傅伤处，此是焦铜及整汁毒，南人多养用之，似龟，生海边。"蠵龟一般生于海边，但清代谢启昆《广西通志》记载贺县(今贺州)的山中亦有分布，当地夷人用蠵龟血来解毒。"广州俚人"和"贺县夷人"都是对包括壮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称呼。《本草拾遗》、《曰华子本草》和《本草纲目》也都指出蠵龟血有解毒功能。

(6)狗獾骨

狗獾又名山獭，为鼬科动物。据《岭外代答》记载，壮族先民认为山獭性淫毒，如果山中有山獭，凡是牝兽皆远避，并说山獭骨具有解箭毒的特殊功能。"峒獠尤贵重，云能解药箭毒，研骨少许敷立消，一枚值金一两"。说明山獭骨在当地是贵重的解毒药。《本草纲目》记载山獭主要分布于宜山、南丹一带，当地土人称之为"插翅"。《中药大辞典》和《广西药用动物》仅记载有狗獾肉和狗獾油的药用，均无解箭毒的功效。可见，用狗獾骨解箭毒是壮族民间的独特经验。

2、解药毒

(1)解钩吻中毒

钩吻在壮族地区普遍有分布，日常生活中稍不注意极易误服，而且有的人还用钩吻来毒人或自杀。如《岭外代答》云:"愚民私怨，茹以自毙。"因此，壮族地区时有钩吻中毒的发生。解救钩吻中毒，壮族有自己的独特经验，流传于民间的方法很多，用雍菜汁解救是最早的记载。据晋代稽含《南方草木状》和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介绍，雍菜是岭南的一种常吃蔬菜，当地人用来解钩吻中毒。从唐代开始，壮族先民就使用催吐法及猪、羊、鹅、鸭血解救钩吻中毒，如唐代刘悯《岭表录异》曰:"野葛，毒草也，俗呼胡蔓草，误食之，则用羊血浆解之。"《岭外代答》曰:"急取抱卵不生鸡儿，和以麻油，挟口灌之，乃吐出恶物而苏，小迟不可救矣。"《西阳杂组》前集卷十九云:"胡蔓草，生笆容间......误食之，数日卒，饮白鹅、自鸭血则解。"此外，广西一些清代县志还记载有解救钩吻中毒的许多方法，如用松毛煮汁，粪水、红薯叶加黄糖，猪油、蛇胆、熊胆、垂鞭草捣烂取汁，糯米水等灌服催吐，这些方法至今壮族民间仍在应用。

(2)陈家白药、甘家白药

据《本草拾遗》记载，陈家白药出自苍梧，甘家白药出自龚州己南(即今平南县)，因陈姓和甘姓家族常用，故冠以"陈家"和"甘家"之号。壮族姓氏包括陈、甘二姓，故陈家白药、甘家自药极有可能为壮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均性味苦寒，但前者无毒，后者有小毒，两者均具有主解诸药毒的功效。《本草拾遗》在介绍金蛇和伏鸡子根时指出，这两种药的解毒之功与陈家自药同，可见陈家白药在当时是著名的解毒药。《岭表录异》云:"陈家白药善解毒，诸药皆不及之，救人甚多......文府每岁土贡，按此药当时充贡，今无复有或有之，古今名谓不同耳。"说明唐代以后陈家白药的药名已发生变化了。《本草纲目》将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附于白药子条后，臼药子属防己科植物，叶近似圆形，根呈椭圆形，而据《本草拾遗》记载，陈家自药叶如钱，根如防己，甘家白药叶似车前，根似半夏，而且宋代马志《开宝本草》亦说白药子具有"解野葛、生金、巴豆药毒"的功效。因此，笔者认为陈家自药和甘家自药在形态和功效方面都与白药子有相似之处，可能就是白药子，只是产地不同罢了。

(3)山豆根

据《本草图经》记载，山豆根主要分布于宜州、果州(今平果县)一带，并附有宜州山豆根图。《开宝本草》云:"山豆根，主解诸药毒。"现在壮族民间仍经常使用山豆根治病。

(4)玳瑁血

壮族地区出产珩瑭。早在《逸周书·王会篇》曾提到华南各族向商王朝进贡过哦瑭等地方特产。在唐代，壮族先民已知生饮哦瑭血解救药物中毒。《本草拾遗》云:"玳瑁，寒，无毒，主解岭南百药毒，俚人刺其血饮，以解诸药毒。"除了解药物中毒外，据《岭表录异》介绍，粤西人养珉理，因为当地人认为佩带珉理可以避蛊还可以用活玳瑁来测试食物中是否有毒，壮族使用珉谓的经验在祖国医学中是独特的。

3、解蛇虫毒

(1)蓝蛇尾

据《本草拾遗》记载，蓝蛇出产于苍梧县。《梦溪笔谈》曰蓝蛇在邕州有分布。这两本书记载有当地人认识到蓝蛇头有毒，用来制造蓝药，但蓝蛇的尾却可用来解蓝蛇头毒。查《中药大辞典》无蓝蛇，可能此药已失传。

(2)鬼臼

鬼臼又名独脚莲。据清代张祥蕃《粤西偶记》记载，独脚莲能治疗一切毒蛇咬伤，并指出:"草如黄连，根极大，持入药肆，则诸香气尽消，为真，三脚五脚次之。"谢启《广西通志》也收入了独脚莲治蛇伤的经验。目前壮族民间仍广泛使用鬼臼治疗各种 毒蛇咬伤。

(3)续随子

据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南方盛产续随子，当地土人称之为"半枝莲"，用来治疗蛇虺蝎螫咬伤"立有奇验"。现在壮族民间仍广泛使用续随子治疗毒蛇咬伤。

(4)苦荬菜

据方喻《南宁府志》记载，苦荬菜是当地出产的药物，"可除蛇虫之毒"。《中药大辞典》也指出苦荬菜有解毒的功效。

(5)冷石

据吴保《地理志》及《大康地记》记载,布山县(今广西贵港市一带)毒虺很多,若被毒虺咬伤,当地人用冷石研未敷患处即愈。《中药大辞典》认为冷石是滑石(备考),广西历来盛产滑石,南朝齐梁陶弘景《名医别录》已有始安郡(今广西桂林市一带)产滑石的记载。据此可知,壮族地区产滑石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滑石的主要作用是清热利湿,无解蛇毒的功效,因此,对于冷石是否就是滑石,尚待考证。

4.解蛊毒

(1)吉利草

晋代稽含《南方草木状》云:"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剧,根类苟药,交广俚俗多畜蛊毒,唯此草能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侯以罪徒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侯服,遂解,吉利即循去,不知所之,侯因此济人,不知其数。"这是用吉利草解蛊毒的最早病例记载,实际上这正是广西合浦县土著民族治疗蛊毒的经验,而且是以壮族为主,因为《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有"合浦蛮俚皆应之"的记载,说明合浦曾是假人活动的地方。到了清代谢启昆的《广西通志》中尚有吉利草产于上林县的记载。但历代本草著作中没有吉利草的记载。《岭外代答》和《桂海虞衡志》也没有谈到吉利草。可见,从晋代到清代吉利草一直是在壮族民间使用,没有经文人之手而登上"大雅之堂"。可惜,目前实地调查仍未发现此药。

(2)菱香草

根据道光元年(1821年)谢云修《义宁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菱香草晒干后香气经年不散,"能辟蛊"。现在壮族民间仍有人用菱香草来预防蚊虫、蛙虫等,现又称为"灵香草"。

(3)囊荷

据清代舒启《柳州府马平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囊荷"能治蛊"。唐代王焘《外台秘要》曾介绍用囊荷置席下来诊断蛊毒,是蛊毒则不肯卧。说明岳、'襄荷确实有防治蛊毒的功效。

(4)芸香

据清代杨家珍《天河县乡土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芸香"可辟蛊毒"。

(5)陈家白药

唐代刘恂《岭表异录》曰:"陈家白药......善解蛊毒。"

(6)其他

《太平御览》记载有治蛊毒之草药:"广之属郡及乡里之间多蓄蛊。彼主人悉能验之。以草药治之,十得其七八。药则金钗,服形如石剧,古漏子,人肝藤,陈家自药子。"

5.解食物中毒

(1)圣齑

据《岭表录异》记载,圣齑"乃牛肠胃中未化草也"。广西人爱吃水牛肉,若食后腹胀或发生中毒,用圣齑调人姜、桂、盐、醋内服解之。如今在广西部分山区的壮族和苗族还有人吃圣齑,称为"不乃羹"或"青羹"。

(2)橄榄

《本草纲目》指出,橄榄"出广西两江山同中",当地土人采取为药。据《本草图经》记载,邑州有一种橄榄,其汁可解河豚鱼肝中毒。此外,据清代苏士俊《南宁府志》记载,橄榄尚可以解酒毒。

(3)金荆

据清代刘斯誉《融县志》记载,当地出产一种金荆,人们用来做筷子吃饭,能解饮食毒。

(4)黄藤

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俚人常服此藤,纵饮食有毒,亦自然不发。

6.解酒毒

(1)白萝卜

据刘斯誉《融县志》记载,当地出产的白萝卡味甘,能解酒毒。这种方法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

(2)白豆寇

据《本草图经》记载,宜州出产的白豆寇"能解酒毒",因为白豆寇具有行气宽中、消食的作用。

(3)檐喜子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槽雷子产自广西,可"解酒毒"。

7.解金属毒

(1)金蛇

金蛇为蛇蝴科动物。壮族向来有食蛇的嗜好,如清代吴震方《岭南杂记》云:"岭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鳝。"他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了不少蛇类药,金蛇就是其中之一。在唐宋时期,金蛇是壮族地区出产的著名的解毒药,如《本草拾遗》云:"岭南多毒,可解毒之药,金蛇、白药是矣。"《开宝本草》进一步指出,金蛇主产于宾州、澄州(宾州即今广西宾阳县一带,澄州

即今广西上林县一带),并说金蛇"解生金毒,人中金药者,取金蛇四寸,炙令黄,煮汁饮,频服之,以庭为度,银蛇解银药毒"。目前壮族民间主要用于治疗跌伤、骨折。

(2)甘蕉根

壮区的甘蕉早在《南方草术状》就有介绍。据《桂海虞衡志》记载,广西的芭蕉有牛蕉子、芭蕉子、鸡蕉子、芽蕉子,说明广西历来是芭蕉产地。特别是《本草图经》明确指出:"二广俚医"用甘蕉根汁内服治疗金石药中毒。

8.解瘴毒

据清代温之诚《全州志》记载,乾隆年间,全州"痴疫大作,药肆皆虚,居人掘士药售者,无不大获,而实者愈疾"。又曰:"其实市中所货,其阴购于土人者十七八。"说明过去人们大多依靠当地的土药土方治疗瘴气,见于文献记载的壮药有:

(1)马槟榔

据陈瑾《桂林郡志》记载,马槟榔产于广西河池地区一带,当地人常吃马槟榔以解渴。清代李文琐《庆远府志》曰:"马槟榔能驱瘴。"说明在壮族地区人们己认识到马槟榔可用于防治瘴气。

(2)红花茶

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红花茶产于广西,土人常以此茶赠客。宋代邹道乡有诗曰:红花茶能"消脯滞宿食,辟烟岚瘴气"。查《中药大辞典》无此药,红花茶是壮族地区特有的一种茶。

(3)槟榔

早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中就有关于岭南人嚼槟榔的记载。壮族对槟榔有着特殊的喜好,不仅在婚姻喜庆和日常交往中作为礼仪的信物,而且广泛地用作防病却患的药物。《岭外代答》曰:"询之于人,何以酷嗜如此?"答曰:"辟瘴,下气,消食,食之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说明壮族人民己认识到槟榔主治诸气,可辟瘴气,助消化,防虫齿而大量嚼吃,因为其俗云:"南方地湿,不食此元以法瘴疠"。

(4)蒟酱

据《本草纲目》记载,蒟酱产于广西一带,当地人食槟榔时往往与蒟酱叶同时嚼食,因为蒟酱叶也能够辟瘴疠。

(5)杜茎山

据《本草图经》记载,杜茎山产自宜州,味苦,性寒,主治温瘴寒热发歇不定,并附有宜州杜茎山图。服法是用杜茎山叶捣烂浸酒取汁服。

(6)高良姜

高良姜在古代是壮族地区的上贡品。据《本草图经》和《本草纲目》记载,高良姜在壮族地区到处都有生长,具有"除瘴"的功效。

(7)山柰

据《本草纲目》记载,山柰主产于广西,广中土人吃山柰像吃姜一样,用来辟瘴痴恶气。

(8)姜黄

据《本草图经》记载,姜黄产于广西桂林、宜州一带,当地土人生吃姜黄以桂邪辟恶,并附有宜州姜黄图。说明苏颂在记载姜黄时主要参考壮族地区的姜黄。

(9)楮叶

据《岭外代答》记载,壮族先民用浅刺疗法治疗瘴气时,必配用楮叶擦舌,因为楮叶能除瘴。

(10)王瓜

据清代谢钟龄《横州志》记载,当地出产的王瓜二月果熟,性凉,具有消瘴止渴的作用。今查《中药大辞典》的"王瓜"是七八月间果熟。壮族地区出产的"王瓜"与《中药大辞典》的"王瓜"是否为同一药物,有待考证。

(11)苦瓜

据谢钟龄《横州志》记载,当地出产的苦瓜,昧苦,性冷,能治疗水瘴。

(12)辣椒

壮族民间日常生活中经常吃辣椒。据清代王锦修《柳州府志》记载,当地人生吃辣椒,可以消水气,解瘴毒。

(13)薏苡仁

《后汉书》云:"马援在交趾,尝饵薏苡实,云能轻身省欲,以利瘴气也"。现在壮医仍用薏苡仁防治瘴气。

(14)蟒蛇

蟒蛇又称蚺蛇。《本草图经》指出蚺蛇在岭南各个州郡都有分布,尤其是桂广以南,高、贺等州,并说:"彼土人多食其肉,取其胆及膏为药。"《岭外代答》有广西人捕食蚺蛇过程的详细记载。壮族吃蚺蛇的目的之一是预防瘴气,如《本草纲目》指出:"横州山中多蚺蛇.........度岭南,食蝻蛇,瘴毒不发"。

9.解诸毒

具有解两种以上毒物中毒的药物称为解诸毒药。见于记载的有:

(1)甘草

据《肘后方》记载,壮族先民早就知道甘草能解各种中毒,是壮族地区常用的解毒药。书中曰:"岭南俚人,解毒药,并是常用药"。又如《外台秘要》记载:"岭南俚人毒药,多因饮食得之......俚人有解疗者......余住久,与首领亲押,知其药且是常用......其方如后,生姜四两,甘草三两炙"。说明王焘曾在壮族地区居住过,并收集了当地居民用甘草解毒的经验。目前壮医还在使用甘草治疗各种中毒。

(2)天仙藤

天仙藤又名都淋藤、兜铃苗。据《太平圣惠方》记载,都淋藤遍生岭南,当地土人都认识这个药,并指出此药可解草蛊毒。而《肘后方》指出,壮族先民有用天仙藤解救药物中毒的经验。"席辨刺史言:岭南俚人,多于食中毒,人渐不能吃,胸背渐胀,先寒似瘴,用都淋藤十两,水一斗,酒二升,煮三升,分三服,毒逐小便出,十日慎毒物,不瘥更服"。

(3)锦地罗

锦地罗是《本草纲目》的新增药物,据该书记载,锦地罗产于广西的河池地区和靖西、德保、柳州一带,当地群众十分宠爱此物,用来治疗山岚瘴毒、疮毒及解诸毒。服法是:"以根研末酒服一钱"。锦地罗是一种解毒范围较广的解毒药,比《本草纲目》早的陈瑾编撰的《桂林郡志》亦记载有思明府出产锦地罗,当地人用来治疗蛊毒；明代方喻编撰的《南宁府志》和清代甘汝来编撰的《太平府志》也将锦地罗收入土产条下。由此可知,锦地罗是明清时期广大壮族地区常用的解毒药。

(4)钗子股

钗子股又名金钗股。壮族先民早在唐代就广泛用于解救各种中毒,如《岭表录异》云:"广中多蛊毒,彼人以草药金钗股治之,十救八九"。五代李询《海药本草》也指出:"岭南多毒,家家贮之"。说明当时人们已使用金钗股来预防各种中毒。《本草图经》记载了岭南人用金钗股催吐解救药物中毒的经验。

(5)黄藤

《太平圣惠方》记载有岭南土人用黄藤防治药物中毒的经验。《本草纲目》亦指出：黄藤主产于岭南，俚人用来防治食物中毒。可知黄藤既能防治药物中毒，又能防治食物中毒。

(6)蒜

蒜在今天是常用的配料菜，但在古代壮族先民常用它来解毒。《新修本草》云:"此蒜与胡葱相得，主恶哉毒，山溪中沙虱水毒大效，山人，俚，獠时用之"。现在壮族民间仍有吃蒜解毒辟瘴的习惯。

(7)杨桃

据《本草纲目拾遗》及《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土人用杨桃作蔬菜或"蜜渍盐脂以致远"，主要用来解肉食之毒、蛊毒及辟岚瘴之毒。

(8)白花藤

据《新修本草》记载，岭南出产的白花藤"主解诸药、菜、肉中毒"。《肘后方》指出:岭南俚人往往在饮食时发生中毒，如因食物中放有毒药，误服后出现"不能食，心中渐胀，先寒似瘴"等症状时，立即用白花藤加蓝寥煎服解救，甚效。(《中药大辞典》中的白花藤的正异名有四个，但都与本文所述白花藤不是同一药物。)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壮医壮药得到不断发展，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随之不断提高和演化，达到了相当水平。据黄攫才等编的《广西民族药简编》和方鼎等编的《壮族民间用药选编》(上册)统计，目前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就有99种，占常用壮药的14%，用于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疾病，疗效显著。按功能分类，具有清热解毒作用，主要用于治疗疮痛肿毒的药有古钩藤、莺尾、狗爪半夏、爬树龙、庇柄魔芋、麻风树、南酱、娱蛤、白薯震、木薯、一校黄花等，如用古钩藤叶捣烂敷患处可治无名肿毒、疮师、乳腺炎；具有补益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里虚证的毒药有仙茅、薄叶山橙、穿山甲、土常山、闭鞠姜、上莲下柳等，如仙茅治疗肾虚阳凄、肾虚腰痛很有效；具有法风除湿作用，主要用于治疗风湿痹证的毒药有自薇、地枫皮、过江龙、红杜仲藤、商陆、毛杜仲藤、丁公藤等，如白薇捣烂，调酒炒热敷患处治风湿性关节炎很有效；兼有散淤、消肿止痛、止血等作用，主要用于治疗跌打损伤、骨折、外伤出血等的毒药有罗裙带、铁海棠、钩吻、疏刺花椒、蚂蝶、蔓陀罗、六角莲、开口箭、通城虎、两面针等，如铁海棠捣烂调酒，取汁灌服治跌打损伤、脑震荡。用于外治皮肤病的毒药也很有特色，如鸡尾木、驳骨丹、苦楝根、大风艾、百部可治疗湿彦；斑蛮虫、白薯霞、蛇床子、钩吻可治疗皮癖；半夏研粉与米醋调成糊状涂患处治皮肤黑痞；蛇床子、大风子、苍耳子、白鲜皮、硫磺、密信僧、花椒各适量，研末调油外擦患处可治湿掺和癖。此外，白花丹、野芋头、万年青、火殃筋、含羞草、威灵仙、络石藤、倒吊笔、羊角扭、水田七、大飞扬、紫莱莉等也是壮医经常使用的毒药。壮医善用毒药治病这一宝贵经验与其他民族医药相比已达相当水平，而且独具特色。例如有剧毒的斑萤虫，壮医用75%的酒精浸泡，取药液擦患处治疗皮癖，效果尚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药理实验证实，斑蛮对墓色毛癖菌等皮肤真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乌头，昧辛、性温、有大毒，中医多用来治疗痹证及胸痹，壮医则用来治疗黄瘟型肝炎，很有效。蔓陀罗花，据《中药大辞典》记载有定喘、法风、麻醉、止痛的功效，主要用来治哮喘、惊痛、风湿痹痛、脚气、疮殇疼痛，并作外科手术麻醉剂。但在壮族民间对蔓陀罗花叶却另有独特的用法:将其鲜叶晒干，置锅内，加水，在其上放连皮蛋或瘦猪肉煮熟内服，治疗小儿府积，疗效甚佳。红蘑麻有毒，壮医用来治疗多种疾病:根水煎服治病疾，叶水煎洗身后盖被出汗治小儿感冒高烧，或将整片涂上茶油烤软，用于治疗脱脏，或捣烂敷患处治异物人肉不出、子宫脱垂等，疗效显著。

以上举例说明，壮医用于治病的毒药不仅品种繁多、方法多样，而且治病范围广泛、疗效显著，是壮族医药的优势和特点之一。

二、壮医对中毒防治的特色

现代壮医对中毒防治也很有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药物中毒

前面提到壮医使用毒药治病源远流长，有自己的独特经验，一旦在使用这些毒药不慎发生中毒或误服中毒，也有一套解救中毒的办法。如钩吻中毒的解救除了古代的方法外，还有用雷公根捣烂拌菜油灌服、金银花连叶捣烂榨汁拌黄糖灌服、细叶黄栀子加茅根煎水灌服、肉桂煎汤灌服等办法。解救蔓陀罗中毒的方法有:①多食黄糖、含服米醋；②用湿布冷敷额头或用冷水洗浴；③用绿豆皮150克、连翘30克、甘草15克、清水1000毫升，煎至200毫升，每小时服1次；④黄泥水60~100毫升内服。解野芋中毒的方法有:①醋加生姜汁共煮，内服或含漱；②白点秤根煎服。巴豆中毒的解救方法有:①大豆约500克煮汁饮服；②芭蕉叶捣烂取汁饮服；③土炒白术9克、番石榴9克加水煎服。驳骨丹中毒的解救方法有:①防风6克、甘草6克煎服；②细叶凤尾草煎服。乌头中毒，靖西壮医用细叶十大功劳30克、水牛角15克水煎服。此外，壮族民间尚有解救飞机草、大飞扬、了哥王、七叶一枝花、闭鞘姜、白花丹、疣柄魔芋、半夏、白薯莨、丁公藤等中毒的有效方法。壮医常用的解救药物中毒的药物是姜、醋、绿豆、防风、白点秤、金银花、甘草、糖等，特别是甘草、绿豆和糖，在壮族民间有"通用解毒剂"之称。此外，对于某些急性药物中毒，在壮族民间立即给服鸡蛋、牛奶、羊奶或大量的豆浆、粘稠的米汤或面糊往往也起到解毒的作用，因为这些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能与某些未吸收的毒物结合成沉淀物(如与柔化物结合成汞蛋白而沉淀)，然后再用催吐的办法排空胃而达到解毒的目的。

2、食物中毒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中毒的发生也在减少。在壮族地区目前以木薯中毒为多见，壮医在解救木薯中毒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南宁市壮医将1~2个煮熟的鸡蛋加入葱60~90克、生油30~60克、盐少许，顿服；扶绥县壮医则用鲜雷公根250克加蓬莱根250克捣烂取汁开水冲服治疗。壮医常用的解救木薯中毒的药物为生萝卡汁、地态、鸭脚艾、雷公根、油菜、雍菜、白花草、黄皮、建菜、香附、糖、自点秤等。此外，壮医治疗食物中毒的经验还有:南宁市壮医常用白点秤60克加鲜雷公根60克煎服。河池地区壮医用黑豆15克、甘草6克、雷公根30克煎服，治中毒性消化不良。武鸣壮医用绿豆60克、甘草15克水煎服，解救误吃毒草中毒。还有用八角枫捣汁治凤梨中毒腹痛等经验。

3、毒蛇咬伤

壮族民间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很多，经验特别丰富，几乎每个村寨都有"蛇医"，有些疗法还是几代祖传的秘方。有的患者被毒蛇咬伤已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经壮医用壮药抢救仍能救活，在壮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广西的"蛇医"和"蛇药"不仅在当地，甚至在全国都享有盛名。壮医常用的治疗毒蛇咬伤的药物有:金不换、无患子、九里香、八角莲、酵浆草、蓝树、翠云草、八角、千里光、狸尾草、黄花蓄、菩树、桂平婆婆纳、田基黄、篱笆竹、辣椒、蓝花柴胡、徐长卿、虾须草、拧棱、苦术、余甘子、红乌扣、东风菜、独脚莲、半枝莲等。如Ei宁壮医用苦术500克、烟油少许或烟叶适量，用三花酒或米双酒1000毫升，浸泡7天备用，适用于治疗各种毒蛇咬伤。服法为:每天3次，每次服10~15毫升，同时用药酒自上而下擦患处，每天10多次。来宾县壮医治吹风蛇咬伤用徐长卿3克、一校箭3克嚼烂服汁，渣敷伤口周围。忻城县壮医治青竹蛇咬伤用篱笆竹嫩苗适量捣烂，先用针刺百会穴放血，再敷上药，同时擦伤口周围。特别是有的壮医使用目前文献资料上尚未有过药用记载的桂平婆婆纳外擦治疗眼镜蛇咬伤。总之，壮乡尚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治疗毒蛇咬伤的经验有待我们今后进一步发掘、整理和研究。

第六节 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意义及展望

壮族聚居地区地处亚热带，是各种药物包括毒药和解毒药生长的良好自然环境，壮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多毒的环境里，使壮医有了大量的实践机会，积累了丰富的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独特经验。据文献记载及实地调查证实，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不仅历史悠久，经验丰富，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不仅充实了祖国医学中毒学的内容，对中毒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千百年来为壮族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虽然西医在中毒学方面比较先进，但大部分的壮乡，在治病时仍大量应用壮药，特别是在交通不方便的山村，当来不及将中毒的病人送到医院抢救时，壮医的解毒药往往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缓解中毒症状，为挽救病人的生命争取了时间。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世界各国都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发生工业中毒、职业中毒以及农业生产中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除莠剂的大量使用，使农村也经常发生中毒事件，这些都对人民的健康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我们通过研究壮族地区的毒药和解毒药，发掘古老的壮药，寻找新的解毒药，找到对付这些中毒的新途径，将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历史上壮族社会发展不平衡，土司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始终没有建立过以本民族为主体的长期稳定统一的国家政权，因此缺乏运用政权的力量来总结、规范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包括医药卫生)的条件，加上壮族没有自己的规范化文字，文化水平较低，因而壮药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壮族用药的宝贵经验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延续下来，流传于民间，而且过去文献记载的壮族地区的部分毒药和解毒药已经失传。因此，进一步发掘、整理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经验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在现代科学突飞猛进的今天，对于壮医使用的毒药和解毒药，既要用传统的方法进行探讨，又要尽可能地用现代科学手段进行研究，加强临床验证、药理实验、化学分析等，把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的高度。另外，我们在努力提高整个壮族科学文化水平的同时，要注重培养本民族的医师，因为他们懂得本民族的语言，熟悉本民族生活的环境、风俗、习惯等，提高他们的医学水平，培养他们的高尚医德，使他们能更合理地应用毒药和解毒药，深入基层，为广大壮族人民服务，就能大大减少中毒患者的致残率及死亡率，并且能加快壮医药的挖掘、整理、研究的步伐，使古老的壮族医药重放异彩，造福于人类!

第八章 壮医药对我国传统医学和民族保健的贡献

壮医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丰富我国传统医学做出贡献。在病因方面，对"毒"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治毒的经验更丰富；在诊法方面，壮医的目诊、甲诊、指诊等都有丰富而系统的内容；药物方面，许多壮族地区出产的常用药物如肉桂、田七、蛤蚧等，早已成为中药宝库中的一员，还有不少新药正在研究开发，如金花茶等，有的则等待我们去挖掘；在治疗方面，壮医的外治法，如药线点灸疗法、药罐疗法等，大大地丰富了祖国传统医学的内容。

历史悠久的壮医药，不但在历史上为本民族及兄弟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现在乃至将来仍然是壮乡人民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武器之一，相信它今后将会为56个民族的人民甚至世界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节 壮医解剖学知识的意义

如第五章第一节所述，壮族聚居地区北宋年间曾发生了一次对56个被杀义军进行尸体解剖的事件，根据解剖所见绘下了《欧希范五脏图》，对人体脏腑组织结构有了较准确详细的描绘。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学史上的第一张实绘人体解剖图。在解剖过程中还从医学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对人体生理现象、病理变化的观察和描述，如"蒙干多病嗽，则肺胆俱黑；欧铨少得目疾，肝有白点"等等，为中医及壮医对人体解剖及生理病理的认识提供了参考依据。

这次事件，除了说明统治阶级在少数民族地区肆施淫威、随意杀戮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壮族民间对于尸体解剖或多或少是能够接受的，这在当时巫医共存、信仰神灵的壮族地区是难能可贵的。

汉医对人体解剖的有关知识，虽然在《内经》中有不少记载，但尚处于经验性的意识阶段，其中有不少错误的认识，直到明末清初《医林改错》的刊行，才纠正了前人关于人体脏腑记载的某些错误，使汉医对人体解剖的认识上了一个台阶。然而《医林改错》较《欧希范五脏图》晚了600多年，并且是王清任在观察病死后丢弃并被狗咬食过的"破腹露脏"的小儿尸体后所著的，并非直接解剖所得，因而对人体脏器结构，有些错误的认识，如误认为"心无血"和"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等等。解剖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虽然在公元前460年-公元前377年(战国时期)就有了一些关于解剖学的记载。但那只是建立在对动物的解剖基础上的，因而有许多错误的记载，直到1514-1516年(明代中后期)解剖学创始人安德烈·维扎里秘密地由菜地里盗出尸体，藏在家中，夜间解剖，著出了《人体的结构》一书，对人体脏腑组织结构才有了较为真实的描述.

然而该书也较《欧希范五脏图》晚了500多年.其他民族医药在历史上则尚未见有关于解剖专著的著述。由此可见，壮族地区绘制的《欧希范五脏图》在医学史上，尤其是解剖学上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二节 针灸疗法的先驱

针灸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悠久、疗效显著的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它还有操作简便、适应性广、经济安全之优点。因此数千年来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而且越来越被医学界推崇，逐渐流传到国外，为世界人民的医疗

保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壮族先民的某些发明创造对针灸医学的发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如前所述，于壮族聚居的广西武鸣马头乡西周至春秋战国古墓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已经考证认为是两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说明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壮族先民已使用针刺治病，而且针具的锻造技术已具相当的水平，同时亦说明瓯骆地区是针刺治病、九针的发源地之一。无怪乎《内经》曰："九针者，亦从南方来。"从武鸣马头乡青铜针与洛阳西商崖铜针、内蒙古青铜针、河北满城金银针的比较来看，就年代而言，马头乡青铜针最早；从形状上看，马头乡青铜针形状独特，具有明显的民族风格和地方风格；就质地而论，马头乡青铜针与其他地区出土的针具不相上下。说明在2000多年以前，壮族先民不仅具有高超的制针技术，而且从总体上看，壮族先民的针刺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

另外，1976年在壮族聚居地区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出土的3枚绞索状银针，亦被确认为医疗用针，并且是迄今为止我国范围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绞索状针柄的金属制针具。这种针柄对后世针具的针柄造型有深远的影响，一直沿用至今，在我国针具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壮族先民对针刺疗法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壮医针灸之法种类繁多，形式多样(详见第六章第六节)，大大地丰富了中医针灸疗法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壮医药线点灸疗法，自1986年被挖掘整理应用以来，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及临床验证，已被认定确为一种行之有效、值得推广应用的疗法，现已被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已有300多家医疗单位推广应用本疗法，为人类的健康做出厂贡献。

第三节 丰富的药物学知识

壮族聚居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草木茂盛，四季常青，动植物繁多；山地广阔，岩溶广布，矿藏十分丰富，因此，是个中草药、动物药、矿物药的天然宝库，具有丰富的药材资源。

壮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壮族地区就出产了大量的药物。如我国最早有医药记载的春秋战国的《山海经》就记载有瓯骆地区的许多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如祝馀、白咎(按壮语音义分别译为今之桂茶、紫苏)。《逸周书·王会解》有壮族地区用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等名贵药物作为贡品进贡朝廷的记载。有些壮药因疗效得到肯定而被传入中原为汉人所用，例如，壮人用于防治瘴气的薏苡仁。《后汉书·马援传》载："出征交趾，士多瘴气。"因常服薏苡仁能防治瘴疾，后带回中原，薏苡仁就成了常用中药。从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汉墓出土的薏苡仁可得到佐证。在贵洛市罗泊湾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也有铁冬青、金银花等壮医常用药。" 在《神农本草经》收载的365种药物中，就有壮族地区盛产的菌桂、牡桂、薏苡仁、丹砂、钟乳石等被收录，该书中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等作用的"下药"125种，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唐代《新修本草》也收载了不少壮药，如蚺蛇胆、滑石、茯苓、桂、蒜、瓜馥木、黑石脂、钩吻、白花藤、蛇王、郁金、苏方木等。稍其后的《本草拾遗》，更收载了著名的壮医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毒药和解毒药的广泛应用，是壮医的重要诊疗特色和突出贡献。明代《本草纲目》收载的岭南地区的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中，大部分成了中医的常用药，并且沿用至今：例如，三七、甘草、沙参、黄连、郁金、乌药、蜈蚣、蛤蚧、珍珠、滑石等。此外，将丹砂烧炼成为水银的先进方法和田七的发现及利用，也表明了壮药开发利用达到一定的水平。

至今有许多名贵和常用中药来源于壮药，如田七、薏苡仁、蛤蚧、罗汉果、金银花、铁冬青等。就田七而言，据资料记载：田七本名三七，因主产于广西壮族聚居的田阳、田东、那坡、德保、靖西一带，昔日商贾，对其交易，多集中于田州一带，故又名田七，是为地道品种。明代以前，中原医家尚不知三七为何物，而壮族人民早已使用它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田七"生广西南丹诸州番峒深山中"，主治"止血散血定痛，金刃箭伤，跌扑杖疮，血出不止者，嚼烂涂或为未掺之，其血即止，亦主吐血衄血，下血血痢，崩中经水不止，产后恶血不下，血运血痛，赤目痈肿，虎咬蛇伤诸病"。"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金疮要药，云有奇功"。又云："凡杖扑损伤，淤血淋漓者，随即嚼烂，罨之即止，青肿者即消散，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后尤宜服之，产后服亦良。大抵此药气味温甘微苦乃阳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说明田七治疗内外损伤、淤血停留等病证乃壮族人民最早发现及应用的，其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现代研究证实，田七内含皂甙等有效成分，具有人参的治疗作用而避免了人参的副作用，国外研究声称三七具有抗癌作用。目前，国内外对田七的开发研究方兴未艾。从田七牙膏、田七花茶到云南白药以及多种心血管疾病防治药品，都以田七为主要原料或重要成分，产值数以亿计，由此可知壮药对我国药物学乃至世界药物学做出的重大贡献。

第四节 丰富多彩的诊断方法

如第六章第四节所述，壮医诊法独具特色，尤其是壮医目诊，对疾病的诊断提供了可参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给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以期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壮医目诊的原理并进一步提高诊断水平。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目诊的临床价值。

另外一种壮医的特殊诊法--探病诊法，也有一定的实用价值，病证比较错综复杂，一时难以做出准确诊断或病者"巧坞"已乱，昏不知人，无法询问的情况下可用此法辅助诊断。常用的有痧病探病法、跌打探病法、预后探病法、表里反应法等。以表里反应法为例，其法多在药线点灸疗法施行前使用，主要是按压患者体表龙路、火路网络上的某些特定穴位，再以这些穴位的反应及变化来推断体内脏腑的某些病变。如压食背穴(位于手前食指掌指关节的中点)有胀痛者，提示有妇科疾病；又如太渊、经渠穴有压痛，提示肺(即"咪钵")有疾；太冲、中封穴有压痛，提示肝(即"咪叠")有疾，等等。痧病探病法也有多种多样，如野芋头探病法、生黄豆探病法、生烟油探病法、石灰水探病法等，均具有一定特色。

壮医独特的诊法应用于临床，常能提高诊断的准确率，尤其在缺乏现代化医疗设备的贫困山区，为更准确地判断疾病，指导临床用药，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

第五节 理论特点

一、毒邪学说

由于壮族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毒邪易生、毒病多作、毒药盛产，造就了壮医理论的独特的一面--毒邪学说。

(一)从病因病机论"毒"

如前所述，壮医认为"毒虚致百病"，可见疾病的最主要原因为"毒"。而在壮族地区，毒物尤多，无处不在，如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毒等，还有人为制作的药毒、箭毒、蛊毒等。无怪乎唐代陈藏器《本草拾遗》曰："岭南多毒物......"邪毒、毒物进入人体后，是否发病，取决于人体对毒的抵抗能力和自身解毒功能的强弱，亦即取决于人体内正气的强弱。当人体对毒的抵抗力下降，自身解毒能力减弱时，"毒"则侵入人体影响三气同步，使"三道"阻滞，"两路"不通，而致病，甚则死亡。或中毒后邪毒阻滞通道或损耗正气致虚极衰竭，都会导致疾病，甚则死亡。因各种毒的性质不同，侵犯的主要部位有别，作用的机制各异及人体对毒的抗争程度不同，在临床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典型症状和体征，成为壮医诊断和鉴别诊断毒证的重要依据。

(二)诊断与"毒"

壮医对毒极为重视，认为疾病多与"毒"有关，因此临床上以毒命名的病名最为普遍，如痧毒、瘴毒、湿毒、风毒、蛊毒、寒毒、热毒、无名肿毒、蛇毒、草毒、药毒、石毒等。当邪毒初犯人体时，患者表现为发热身重，头晕眼花，胸脘胀闷，恶心欲吐，刮其前胸皮下可见泥鳅样痧形隆起，此证称为泥鳅痧；当痧毒较重，则出现头昏头痛加剧，胸腹满闷或大吐。刮其胸部可见蚂蟥样痧形隆起，此证称为蚂蟥痧；痧毒严重者，大汗淋漓，口唇青紫，四肢拘挛，称为绞肠痧。关于中毒的诊断文献早有记载，隋代巢元方《诸病源候沦》认为岭南致病因素是-种"恶气"，亦称毒气，乃由于岭南阳气多宣泄，冬不闭藏，致草水泉皆禀此"恶气"，"口受其毒，发而为病"。

(三)关于"毒药"

毒药包括"致毒药"和"解毒药"(具体内容见第七章)。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在贵港市罗泊湾一号墓发现有7个殉葬人，经鉴定，均无伤痕及骨折，其死因可能是毒杀。这就是当地壮族地区使用毒药杀人的例子。壮族地区毒药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四)"毒病"的治疗

"毒病"治疗原则是排毒、解毒。壮医治疗原则是"调气解毒补虚"。调气是通过各种治疗手段调节、激发、通畅人体之气使之运行正常，与天地人之气保持三气同步以利于排毒、解毒。补虚是采用药物、食物、气功导引等补养机体，扶正祛邪，使身体强壮，则毒不能入侵。壮医治疗重视排毒、解毒，由此可以看出。一些古籍中亦有诸多关于毒证治疗的记载(在第七章已详述)，这些记载都可佐证壮族先民对因毒致病及其治疗解救方法的高度重视，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可能提高到一定程度的理性认识。

长期以来，壮医对毒已具有相当的认识，毒论是壮族医药重要的核心理论之一，它贯穿着壮医药从开始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全过程，包含在壮药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理论之中，毒论也是壮医药区别于其他民族医药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对"毒"正确充分的认识，使壮医在某些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例如对蛇毒的治疗，壮医壮药的神奇疗效已闻名诲内外。

二、"三道"、"两路"理论

"三道"、"两路"理论是壮医理论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壮医生理病理论。"三道"指谷道、水道、气道。"两路"指龙路、火路。(具体内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

壮医是在以"三道"、"两路"为核心的壮医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诊治疾病的。比如通过甲诊、目诊可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较正确地判断疾病，使之成为壮医的特色诊法，就是依据龙路、火路网络在爪甲及眼睛分布较多而创立的。临床上由于"三道"、"两路"功能失调所致的疾病数不胜数，如谷道失度可致消化不良、泄泻便秘等；水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可致水肿、尿崩、尿闭等；气道阻塞或调节失度可致咳喘等；龙路不通则患惊悸、虚劳等；火路不通则患麻痹、痴呆等。壮医内服法总的治疗原则是使用药物调整"三道"功能使之正常，并畅通龙路、火路。而外治法是使用各种手段使"三道"、"两路"畅通而病愈。可见，"三道"、"两路"理论对壮医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六节 防治特色

一、外治为主，偏重祛毒

壮医认为人之所以发生疾病，是由于受到"毒气"的侵犯，这种"毒气"能使人的气血紊乱，脏腑不和，所以治疗一定要以祛毒为先。根据毒气侵犯的不同部位，采取不同的治法，如毒气自皮毛肌肉而入，则用刮法或挑法；毒气从口鼻而入，则用洗鼻漱口或雾化；毒气从脐口而人，则用拔罐法，或脐周药线点灸法；毒气从二阴而入，多用洗之法。当然对于病情危重的病人，或缠绵多年不愈的痼疾，也要适当配合草药内服，例如高热神昏的病人(如闷痧)，则刮痧、挑痧，又用鲜南蛇勒苗捣烂取汁灌服；肢节烦疼，每遇气候变化则加剧的病人，除了以大风艾叶、山枫树叶煎外洗之外，也常常配服千年健或半枫荷之类内外同治。

壮医这种外治祛毒法，根据的是人体内外相通的道理，但我们在分析多数情况下用外治法获效的原因时，壮族人民所处社会环境特殊性的一面是应考虑的。居住分散，人与人的交往不多，虽不能用"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或其心"(《素问·上古天真论》)来形容，但他们生活比较朴素，思想比较单纯，确是事实。因而内伤杂病，尤其是七情所致的精神方面异常的疾病较少，这也可能是导致壮医重祛毒、重外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防治结合，有病早治

壮医在防病方面有独特的方法。壮族地区山高林密，多雨酷热，山村的早晨，往往瘴气雾露迷蒙，如外出赶路，要口含生姜以散寒辟秽；野外耕作，为防暴雨淋湿后伤风感冒，则取姜葱汤沐浴，姜糖汤热服，以驱寒湿；溽暑天月，高温多雨，湿热交蒸，山溪峒水，流人扛河，大气污染，水源混浊，饮用之水，必先用白矾沉淀过滤，并多吃生大蒜头，以防虫毒在肠胃孳生；当疠疫流行之时，走村串寨回家，常用草药汤洗澡，以避秽解毒；年老力衰者，常用避秽解毒或舒筋活络之品垫席而睡；正在发育的儿童，则于胸腹佩带芳香解毒之品。

对疾病的治疗，壮医主张迟治不如早治，方法或刮或挑，或熏或洗，或外治内服并用。病情较轻，多用刮法或挑法；病情复杂而重的，多是内服药和外治并用，例如头晕、头痛、胸脘闷胀，多用挑法和刮法，使龙路通，毒气尽；咽喉红肿疼痛而发热者，常用金果榄、玉叶金花、火炭母煎水内服，同时，还在四肢(趾)末端放血，使其热毒有去路；发冷发热有定时，泛恶欲呕者，既用鲜黄荆叶煎水熏洗，又内服黄皮树叶汤，促使毒随汗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防病、治病方法，不仅专业的壮医能掌握，甚至一般群众也或多或少能掌握其中一二种，所以在壮族聚居的地方，不论病倒在田头或病倒在山脚，随时都能得到简便的治疗。这种群防群治的经验，尽管有些是粗糙的，但它却是壮族人民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只要加以整理提高，仍然是有其实用意义的。

三、用药简便，贵在功专

壮族地区地处亚热带，药源丰富。据初步调查，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共1000多种，其中大部分生产在壮族居住地。壮医的用药，很讲究简、便，注意选用作用大、功效快的药品，一般常用1-3味，最多也不超过5味，以防药多而杂，反而影响疗效。例如桂西山区有位壮医，擅长治疗急性乳腺炎，他常用的两味草药，在屋前寨边都可以找到。当病人乳房红肿疼痛，烧灼难忍，发热恶寒之时，即取适量鲜芭蕉根捣烂加温外敷患处，约一时许，乳房疼痛即消失，继在背部心俞穴、肝俞穴针挑出血，第二天换用鲜马鞭草捣烂加温外敷患处，一般治疗2-4天则肿痛完全消失。在右江盆地有位女壮医，善治妇科疾病，她对血虚引起的月经不调，常用黑豆与鲜嫩的益母草(酌加油盐)作饮食疗法。她认为黑豆能补肾而暖子宫，鲜嫩益母草能补血活血，有利血液的生机。此种事例，在壮族地区的村村寨寨都可以找到，实在不胜枚举。

四、扶正补虚，配用血肉之品

在壮族地区丰富的药物资源中，有蛤蚧、黄精、首乌、土当归、土党参等补养药物，壮医多用之与血肉有情之品配伍，治疗气血两虚、正气不足之体.例如宫寒不孕，常配用羊肉、麻雀肉作饮食疗法；肾虚腰痛，则用猪筒骨或牛筒骨，配藤杜仲、千年健熬汤；肢节胀痛，经久不愈，每逢气交之变则加剧者，多吃各种蛇肉汤或穿山甲肉汤，既能扶助正气，又能祛风通络；干咳无痰，用猪肺或老母鸭肉、鹧鸪肉煮莲藕吃，取其甘润以清养肺脏。不仅虚证如此，有时虚淤夹杂之体，也配用血肉之品。例如脾虚不能统血而出现肌肤紫斑者，除用土党参、土黄芪、苏木益气化淤之外，常配服牛肉粥，以加强其扶正之力。

第七节 对壮族保健的巨大贡献

一、火的使用

在柳州白莲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烧骨、烧石、烧炭的遗迹，说明壮族先民早在原始社会就已使用了火。火的使用对人类的卫生保健非常重要：①火可以御寒、防兽。瓯骆地区雨水多而潮湿，由于居住条件的恶劣，人们易患各种与之有关的病证，火的使用可以预防或治疗这些病证。②火的使用改变了壮族先民茹毛饮血的生食习惯。从生食过渡到熟食，缩短了人体消化食物的过程，同时火对食物起到一定程度的灭菌杀虫作用，减少胃肠疾病及寄生虫病的发生，扩大食物的范围，促进壮族先民大脑的发育和身体健康。③火的使用为热熨法、灸治法等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干栏建筑

干栏式民居建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实际上，壮族先民瓯骆民族的干栏式建筑，比文献记载还要早得多。如第五章第八节所述，这房屋是壮族先民在潮湿多雨，瘴雾弥漫，毒蛇猛兽出没的恶劣环境下求得生存的重要卫生保健手段，至今在壮族地区尤其是多雨潮湿的山村仍可见到新建的"干栏式"房子，足以证明干栏建筑的实用性。

三、体育锻炼

壮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通过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广西宁明县花山崖壁画所绘人像，正面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成90°～110°，半蹲状，两膝关节亦弯成90°～110°。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经专家研究认为，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可以做出种种猜测或分析，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等处关节肌肉的锻炼，是显然而肯定的。舞蹈在早期医疗实践中的地位，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从华佗的五禽戏中可以得到证实。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阴湿多雨，脚气、风湿、身重等为常见多发之病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故而壮族先民创造了这些具有宣导滞着、疏利关节作用的舞蹈动作，并作为永世流传的防治疾病的方法而绘制下来。

壮族自古以来就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贵港市和西林出土的西汉时期的铜鼓上，有许多舞蹈的形象，舞姿有的重心偏后，上身微微昂起，双臂前后屈伸，并上下摆动，似乎是在模仿鹭鸟振翅飞翔时的矫健姿态。学者指出，在古代，铜鼓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象征，多是"相攻击敲鼓以集众"，也作战争或群众集会的指挥器和信号，亦作为祈神祭祖之用，同时也是群众娱乐的用品，为壮人宝贵之物。铜鼓身上以人体为形象的各种图案，是一个个造型优美、流动着的舞蹈动作及各种欢乐舞蹈场面的起初写照，并由此可看到气功导引、引舞疗疾之物理疗法的雏形。

第九章 壮医药的研究、发掘、整理及现状

对于壮医药的研究、发掘与整理，是全国解放后，尤其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医药政策指引下逐渐开展起来的。自1986年底开始，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统一部署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及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牵头，在各有关地、市、县卫生部门及民族部门大力支持协助下，在壮族主要聚居区一一广西展开了大规模、长时间、组织严密的民族医药普查整理工作，与此同时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收集到30000多条民族民间验方、秘方，采集了数以万计的民族药、中草药标本，以此为基础编著成《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这部百万字的专著。这是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获得的重大成果，同时也是壮医药临床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对流传于壮族民间的草药内服、外洗、药罐、熏蒸、敷贴、佩药、角疗、药刮、灸法及针法等40多种治疗方法进行了发掘、整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详见第六章第六节)。例如，由黄瑾明教授、黄汉儒主任医师等发掘、整理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于1992年3月通过专家鉴定，并获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还有一批科研成果通过了自治区级鉴定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大量的民族医药调查资料表明，壮族医药是客观存在的，其历史是悠久的，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证实壮医壮药的临床效果是肯定的，因此其前景是乐观的，值得进一步发掘研究、应用推广。

有部分学者尝试以个人的努力对壮医药进行挖掘、整理，并取得可喜成就。如20世纪50年代末期广西柳州地区人民医院覃保霖对壮医陶针疗法进行发掘、整理，在《中医杂志》1958年第3期发表了《壮医陶针考》一文，并于1959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陶针疗法》一书，书中绘制了常用的陶针穴位图谱，并详细列出各种疾病的治疗方法。1981年，罩保霖在《中华医史杂志》第4期发表了《壮医源流综论》一文，对壮族医药史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979年，广西桂林铁路医院苏汉良对流传于柳州、河池地区的壮医脉诊法进行初步整理，在《铁道医学》1979年第6期发表了《壮医民间脉诊的探讨》一文。上述关于壮医的早期研究，属于自发的性质，由于缺乏组织，所以范围不够广，研究亦未能深入。

第一节 党的民族医药政策对壮医药研究的促进作用

20世纪80年代，欣逢改革开放盛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光辉照耀下，在各级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壮医药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才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深入地开展起来。

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药研究列为重点课题，组织有关科研人员，从文献搜集、文物考察和实地调查等方面，对壮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壮医的验方、秘方、单方及历史文物进行搜集整理。

1984年6月，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族医药研究室。

1985年4月1日，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建成开诊。

1985年5月31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建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93年2月，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挂靠中国中医研究院，成为该院领导下的一个科研机构。

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班秀文教授，招收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批壮医史研究生。壮医史研究生的培养，既扩大了壮医队伍的建设，也提高了壮医队伍的素质，有力地促进了壮医药事业的发展。

1986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南宁地区人民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并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医院列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大庆重点建设项目，投入资金1000万元。

此后又建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柳州、百色地区相继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融水、金秀、大新、天等、龙州、环江、罗城、马山、隆林等县相继成立了民族医院。

1986年6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挂靠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1986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在南宁市召开全区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会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区少数民族医药人员进行普查登记，对民族医药的验方、秘方、单方及历史文物进行搜集整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后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甘苦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

1986年1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江家福视察了广西民族医药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研究所和广西民族医院，并对发展民族医药做了重要指示。

1986年12月4日，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同志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对发展民族医药，壮族、瑶族医药做了重要指示。

1986年12月，广西首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暨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成立大会在南宁召开，110多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选举韦章平为名誉会长，蓝芳馨为会长，莫家裕、覃波、王鉴钧、谭家详、班秀文、黄汉儒、蓝宗柳、黄瑾明、黄祥续、覃保霖、刘扬建为副会长，黄汉儒兼秘书长，黎伟台、徐达明、赵政华、刘智生为副秘书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为常务理事。理事由王鉴钧等38人组成。广西民族医药协会的宗旨和任务是，团结全区广大民族医药人员，密切党、政府和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联系，反映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意见、愿望和要求，支持、保障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各个民族医药之间的学术联系，活跃民族医药的学习气氛，提高民族医药的学术水平；促进民族医药人才的培养和提高；积极开展民族医药的国内和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1988年4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创办《民族医药报》(试刊)，1989年1月5日正式刊行，从1992年起，由半月报改为周报。该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医药报纸，专门介绍全国56个民族民间验方、秘方和家庭医疗保健知识，交流各民族民间独特的防病治病方法，提供民族民间实用、简便、有效的医疗保健和延年益寿的知识。

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负责同志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合影留念。

1989年5月21日～23日，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在南宁召开"壮医药线点灸经验交流暨研究会成立大会"。

1989年11月26日～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工作暨第二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举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大会开幕前发来贺信。与会代表来自广西各地、新疆、内蒙古、贵州、云南、河南、湖南等7个省、自治区，共141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甘苦、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罩应机等自治区领导亲临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选举了广西民族医药协会第二届理事，蓝芳馨任理事长，王荣慈、莫家裕、蒙家麟、谭家详、班秀文、黄汉儒、黄瑾明、蓝宗柳、龙玉乾、刘扬建任副理事长，黄汉儒兼秘书长，刘智生、徐达明、黎伟台、赵政华、苏广淘、罗日泽、李振光、黄敬伟任副秘书长，理事有杨顺发等27人组成。

1990年1月10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伍精华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视察，并做了重要指示。

1991年3月19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厅长蓝芳馨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陈部长强调，民族医药是祖国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藏着许多十分宝贵的内容，应当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他要求研究所的民族医生和科研人员，积极发掘整理和推广应用各种安全有效的民族医药诊疗方法，发扬民族医药的优势和长处，为促进人民健康服务。在如何研究和发展民族医药的问题上，陈部长指出:一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对民族医药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提高；二是民族医药研究要与临床紧密结合，着眼于确定和提高疗效并攻克一些疑难杂症；三是民族医药应当有自己的生产基地，才能适应科研和临床的需要。陈部长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发展民族医药事业方面所做的努力感到高兴，并为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挥毫题词:"为继承和发展民族医药学作贡献"。

1991年8月1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韦继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副厅长王荣慈等领导的陪同下，视察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韦副主席肯定了研究所"一手抓科研，一手抓经营"的路子是正确的。指示要做好民族医药的宣传、介绍工作，进一步办好《民族医药报》。韦副主席强调指出，挖掘、整理、研究、发展民族医药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情，而是一项关系到民族地区医疗保健事业发展的重要工作，它既是卫生工作，也是民族工作，是保障各民族群众健康，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团结的大事。视察结束时，韦副主席欣然题词:"民族医药，大有作为"。

1992年11月5日～7日，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民族医药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广西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南宁召开。以威昌博士为首的泰国生药学会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药学院代表团应邀参加学术交流会。1995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江家福再次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视察，并对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做了重要指示。

1995年1月1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诸国本副局长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视察，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做了重要指示。

1995年5月31日～6月2日，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中医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南宁召开。会议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医药工作者和民间医生的学术论文1000多篇，从中选出500多篇汇成论文集。

1995年11月11日，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强调指出我国50多个民族都有自己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医药；民族医药先是民族问题，然后才是医药问题，要求各级领导要重视、关心和支持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

1997年11月19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成立，藏、蒙、维、傣、朝、壮等民族医药列入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章程，壮医代表黄汉儒、黄瑾明、黄老五出席会议，并分别当选为副会长和理事。

1998年10月21日～23日，由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民族医药报社联合主办的全国第七届民族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暨广西第四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市隆重召开。会议收到全国各地民族医药工作者、民族民间医生以及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近300篇，经审定从中精选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的200多篇汇成论文集。本次会议促进了民族医药的学术交流，促进了民族医药学术水平尤其是理论水平的提高，为加快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步伐，励广大民族民间医药工作者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做出新贡献。

第二节壮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近况

一、古籍的发掘、整理

1986年8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在南宁召开全区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会议，决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区少数民族医药人员进行普查登记，对民族医药的验方、单方、秘方及历史文物进行搜集整理。此后组织专业人员，对数百种地方志、博物志、中医药著作、正史、野史及有关民族、民俗、考古等文献资料，涉及岭南及壮族地区的医药卫生记载，进行了初步搜集整理，并从医药卫生的角度对反映壮族古代社会生活的宁明花山崖壁画及靖西县壮乡药市等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对壮族聚居县市的民族医及民族医药古籍进行了考察和调查登记。截至1990年，已普查51个县，共登记壮医等民族医生3654人；收集民族民间医药验方、秘方11000多条；民族医药古籍手抄本197部，如《感症针方图解》、《童人仔灸疗图》、《此风三十六种》等；医史文物44件(处)，如1985年广西武鸣马头乡出土的青铜浅刺针，1976年广西贵港罗泊湾出土的银针，以及广西宁明花山崖壁画，忻城土司衙门署大夫第，宜山庆远民族医牌匾，上林唐碑《智城洞碑》和《澄州元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等；采制民族药标本2076份。

自1986年以来，已发表有关壮医药论文120多篇，相当部分还是发表于国家级刊物。先后出版了《壮医针挑疗法》、《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常见病民间传统外治法》、《观甲诊病》、《广西民族药简编》、《壮族民间用药选编》、《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临床治验录》、《发掘整理中的壮医》、《广西民族医验方汇编》等壮医药专著。由黄汉儒主编的巨著《中国壮医》即将出版。结束了壮医药在历史上没有理论专著的历史，同时也说明壮医药学术在理论体系、药物研究、诊断方法、临床应用和实验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外，1988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百余万字的巨著《壮族通史》，为壮医尤其是壮医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参依据。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壮族百科辞典》及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医药概览》也收录有壮族医药篇章。

二、理论体系的确立

壮族医药虽然在历史上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壮医药缺乏理论基础，只不过是出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人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和提高。随着对壮医药的发掘和深入研究，使研究人员对壮医药有了飞跃性的认识，并对之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出了初具雏形的一整套较为完整的壮医药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壮医药学专家黄汉儒主任医师著成《壮医理论体系初探》一文，于1995年5月下旬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在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主办的首届全国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上宣读，首次向全国民族医药专家同行论述了壮医理论体系的框架和轮廓，受到与会代表的广泛重视。该文后来进一步完善著成《壮医理论体系概述》一文，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年第6期，对壮医药理论进行全面的归纳和整理，使之系统化，得到了医学界认可。该理论体系1997年被收载于由陈士奎、蔡景峰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传统医药概览》中，确立了壮族医药的学术地位。壮医理论体系的要点为:①就天人关系而言，强调"阴阳为本，天、人、地三气同步"；②脏腑气血骨肉"、"三道"、"两路"学说构成壮医主要的生理病理观；③在病因病机上，壮医认为"毒"、"虚"致百病；④在诊法上，强调数诊合参，突出目诊；⑤在治疗原则上，强调"调气解毒补虚"；⑥对病名的认识，概括为:席、痒、蛊、毒、风、湿六大类；⑦临床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以辨病为主；③治疗分"内治"、"外、治"两大法，外治法内容丰富多彩，常用的有30多种；⑨用药喜欢强调"药补不如食补"、"同气相求"，进补多进血肉之品等。(详细内容见第六章)

三、药物的研究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广西就已经开展了中草药的调查工作，1979年5月出版的《广西本草选编》收载了广西常用的民族药、中草药1000多种。全书按科属顺序排列，除正名外，对当地群众习称的俗名亦予收录。对每种药之识别、采集加工、功用、用法做了扼要的叙述。对部分药物形态、类似品种或效用近似者之鉴别以及药物成分、药物试验、中毒解救等，亦有说明。书后还选录了经临床验证疗效较好的处方544首。

1978～1979年，广西全区开展民族医药普查工作，编写了《广西民族药简编》一书，收载民族药1021种，其中壮族民间常用药600多种。广西药用植物园编写的《药用植物名录》和广西中医药研究所编的《广西药用植物名录》，收录的药用植物达3623种，其中包括大量的壮药。广西中医学院林吕何副教授编著的《广西药用动物》，收载动物药125种。方鼎等编的《壮族民间用药选编》，收载壮族民间常用药500多种。据1987年的普查，仅广西境内的中草药就达4623种之多。

此外，广西各地、县在20世纪50年代，尚编有不少区域性的医药小册子。上述药物书籍的刊行，为壮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了进一步发掘、整理壮药，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药研究室，其研究成果，已编成《实用壮药学》一书。

四、诊断方法的研究

壮医的诊断方法除了与中医相同的望诊、问诊、闻诊、切(脉)诊外，还有许多本民族的独具特色的诊法，现已挖掘、整理了目诊、甲诊、腹诊、指诊等，内容丰富多彩且有实用价值，脉诊与中医切脉方法也不完全相同。近些年来，随着挖掘整理的深入，诊法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尤其是目诊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已将壮医目诊列为重点科研课题，下达给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为目诊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具体内容见第六章第四节)

《观甲诊病》之壮医诊法专著的出版及一些论文的发表，标志着壮医诊法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些学者对壮医独特的诊法进行临床观察研究，以探讨其临床价值。如李彤等用壮医甲诊法诊断229例乙肝患者，并设对照组进行临床观察研究，结果表明:指甲(主要是食指、中指、无名指)出现有色条纹，对于诊断和鉴别乙肝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五、临床应用研究

千百年来，尤其是在汉医、西医还未传入壮族地区的年代，壮族医药为壮族民众的健康、繁衍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现在中西壮医并存的情况下，简便灵验的壮医在贫穷落后的壮族乡村，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被称为"缺医少药"地区，所谓缺医少药是指缺少中医、西医而言，而壮医、民间医无处不在，壮药满山遍野，壮医理论有效地指导着壮医的临床实践。以下列举一些壮医运用壮医疗法治疗疾病获得良效的实例，足以表明壮医至今仍是壮乡广大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

1.药物内服

壮医传统方剂组成有补、消、运、行、通、导、摄、清、制、化十大类，既从整体考虑，又注意局部病变，临证喜用鲜草药。如龙锦良用壮医验方"四生汁"(生血见愁2份，生旱莲草、生车前草、生荷叶各1份，挤取其汁10毫升)，加冰糖1克冲服，治疗药物性溶血17例，均获痊愈。葛槐发运用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民族医专家李才魁的经验方"外感风痧饮"(狗仔花、闹羊花、两面针、点秤木、山芝麻)，高热不退者加南蛇勒、葫芦茶；咳嗽者加鱼腥草、石上柏；欲吐者加假黄皮、通城虎粉；腹痛泄泻者加地桃花、凤尾针，每天1剂，水煎分3次内服，治疗痧症253例，1～3天治愈225例，3～7天治愈28例。都安县民族医唐奇标自拟"牛角三胎散"(平地术、坤草、水牛角粉、人胎盘、猪胎盘、断肠草、败酱草、土获苓、泽兰、狼毒)，急性乙肝者加田基黄、虎杖、半枝莲、白花蛇舌草、鸡骨草，治疗乙肝65例，近期治愈率为53.8%，总有效率85%。杨永俊采用流传于广西壮族民间治疗消渴病的验方"肾蕨功劳汤"(肾藏50克，十大功劳30克等)治疗Ⅱ型糖尿病32例，总有效率93.7%，并提示本方有降血粘的作用。

2.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是采用经过药物炮制的芒麻线，点燃后直接灼灸患者体表的特定穴位或部位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凡属于畏寒发热、肿胀、屡痹、疼痛、麻木、瘙痒等疾病，均可单独或配合应用本法治疗。据统计，论述了用本法治疗的42篇文章中，治疗30种疾病，计3273例，其中有效3021例，总有效率92.3%。对血管性头痛、眩晕症、面瘫、带状疱疹、慢性湿疹、疱疮、乳痈、痛经、流行性腮腺炎等病症疗效理想。不断出现有关本法治疗的大宗病例报道，如邓秋妹用本法治疗各型痹症334例，黄振兴用本法治疗各型痹症、漏肩风等疾患引起的痛症595例，崔丽萍治疗慢性咳喘症103例，陈丽珍治疗痛经103例.黄瑾明治疗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125例，董明姣治疗小儿厌食症157例，邓秋妹治疗呃逆37例，陈焕梅治疗乳腺小叶增生142例。另外还有壮医药线点灸治疗麦粒肿、小儿哮喘、小儿腱鞘积液、坐骨神经、小儿疳积等的报道，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五官科等临床各科，并且均获得较为明显的疗效。本法疗效确切，灸时无痛苦，灸后无瘢痕。截至1994年底不完全统计，直接参加本疗法学习的学员达8000多人，分布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以及12个国家和地区，全国已有300多家医疗单位推广应用本疗法。

3.壮药涂敷

壮医常用鲜药外敷或制成药膏、药粉外用治病，对跌打、痔疮、皮肤病、风湿痛等有显著效果。如梁安贤治疗沙眼15例，先用乌贼骨去壳轻轻磨擦睑内肥大的乳头和滤泡，然后涂紫皮蒜汁，总有效率为95%。另用鲜鸭跖草茎一段夹成45°角，燃烧上段，将流出的液体滴于睑内麦粒肿上和周围，治疗麦粒肿10例，治愈8例，好转2例。覃必志应用祖传单方目瞄菜子油瓶口方法治疗麦粒肿203例，每天2次，每次瞄30～40分钟。结果：施治1次治愈的95例，施治2次治愈78例，施治3次全部获愈。何最武等采用壮族民间验方，自拟"无花消痔散"(无花果、大黄、冰片)喷涂患处，治疗痔疮56例，近期疗效满意，对痔出血、脱出、疼痛的治疗有效率分别为94.2%、75%、84.4%，此方配制精当，操作简便，费用低廉，无副作用，患者乐于接受。

4.针挑疗法

在病者的患部或背后相应穴位，先用右手中指背部刮划该处皮肤，待局部隆起后，在隆起线两端各挑1-3针使之稍出血，或挑出皮下纤维。对一些奇难杂症，效果较佳。如黄振兴用本法治疗顽固性头痛30例，取百会、攒竹、风池、合谷、前额发际与白肉之间，额中左右各10穴。三棱针点刺，挤压出血数滴和局部轻度充血发紫，用生姜片擦。结果：治愈18例。覃必志用本法治疗痔疮39例，在腰骶部寻找痔点，用缝衣针将痔点表皮纵行挑破0.1～O.2厘米，将皮层白色纤维样物挑断，1次不愈，隔1～2周再行挑治。结果：有效率94.8%。黄运拼取患侧的面部、颈部的部位进行针刺，治疗面瘫3例，均获愈。莫乃金报道用针挑疗法治疗软组织损伤46例。结果全部治愈，其中1次治愈18例，1次治愈9例，3～5次治愈10例，7次治愈9例。王柏灿用壮族罗氏针挑术加药棉烧灼灸治疗面瘫25例。结果：痊愈10例，好转14例，无效1例。认为本法有排毒逐淤作用，毒去淤尽，即可恢复龙路、火路气机通畅，"巧坞"指挥恢复正常，即可"路通病除"。

5.温刮缚扎刺法

该疗法是医者在患者暴露的胸背部及上肢均匀地刮皮肤至微红润，然后用纱布自肩绕缚扎至距指端2～3厘米处，用三棱针针刺放血少许，松开纱布按摩缚扎处3分钟，接着用烘热的桐油擦胸口、足心，最后艾灸之。这是一种治疗痧症的常用疗法。如罗连登采用温刮缚扎加针刺治疗痧症108例，针刺取穴：卜指甲背上1.5厘米处；艾灸取穴：涌泉、膻中；温刮缚扎取穴：胸背、上肢或下肢。方法：两手分别在胸背部均匀地刮，并刮至肩肘部，用纱带由肩部旋转缚扎至指端固定，生姜消毒，三棱针刺出少许血，松扎后按摩缚扎处3分钟，用烘热的桐油涂擦膻中、涌泉穴，后用艾条温和灸。结果：痊愈86例，有效20例，无效2例。

6.四方木灸法

本法是取四方木皮500克，战骨500克，红花100克，加入60%～70%乙醇300毫升，浸泡15天，取出四方木皮晒干备用。药液经过滤去渣即为"治骨酊"。使用时，用纱布2～3层浸湿治骨酊后，平敷于病位并盖厚皮纸一张，将四方木皮烧至全层二分之一着火，叩打在厚皮纸上，打至局部发热，叩打至纱布药液干为合适。如冯礼华等用本法治疗骨质增生583例。结果：显效率70.5%，总有效率95.9%。

7.壮医鲜花叶透穴疗法

本法是将鲜花或鲜叶置于所选治疗穴位上，用燃线香或点燃的药根枝，隔花叶灸灼，通过鲜花芳香之气，绿叶浓厚之味而达到调节脏腑功能的一种疗法。覃保霖等用本法治疗痹症200例，采用炷香隔月季花瓣点灸，辨证加鲜叶配合治疗，热痹加银花藤隔黄皮叶点灼，风痹加桃枝隔枫叶点灼，痼痹采用综合治疗为宜，选用柳枝或桑枝点火，隔桔、榕、槐、樟、羊蹄甲叶点灼。结果治愈率82%，总有效率为95%。

8.水火吹灸疗法

该疗法治疗疖肿是将清水喷淋于疖肿面上，然后用艾条对着疖肿熏灸，一边灸一边用嘴对着肿面吹风，待肿面水干后再喷再灸，反复数次的一种治疗疖肿的外治法。如杨永俊用水火吹灸合狐胆涂抹治愈疖肿34例。其法用冷开水喷淋于疖肿面上，取艾条在肿面上施灸，徐徐吹风，重复施灸，每天2次，每次15分钟，吹灸术后用狐狸胆汁涂抹。对照组28例用青霉素肌注。结果：治愈时间对照组平均3.178天，吹灸狐胆组平均2.715天，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1)。

9.壮医熨浴疗法

壮医熨浴疗法是将药物装入布袋包好，放入水加热煎煮后，将药布袋趁热(以不烫起泡为度)反复熨烫患处或特定部位，然后用药水浸洗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本法具有祛风湿、活血舒筋、散寒止痛、祛淤消肿的作用，是治疗痹症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如吕琳等用壮医熨浴疗法治疗痹病109例(类风湿性关节炎10例，风湿性关节炎46例，风湿寒性关节炎53例)，获总有效率91.47%的满意疗效。具体方法：伸筋草20克，丢了棒30克，山霸王30克，十八症30克，棵独实30克，红鱼眼30克，枫荷30克等粉碎，药粉装入布袋包好，先浸入1500～2000毫升水中，20分钟后加热煎煮，沸后15分钟，将药袋趁热(以不烫起泡能适应为度)反复熨烫患处及相应关节，15分钟后再用药水浸浴患部及相应关节。每天1～2次，10天为1个疗程，治疗2～6个疗程。经实验室检查，治疗后ESR及ASO有所下降。

10.壮药外洗(熏洗)疗法

壮药外洗在壮族民间是极为常见的一种治疗方法，它采用多种药物煎水洗浴或熏蒸以治疗外感症、内伤症、风湿症、麻痹症、急痧症等临床各种疾病，疗效确切。如农支用壮药走马箭全身熏洗配合敷脐治疗小儿急性肾炎30例，血压、水肿、血尿、蛋白尿、肾功能等各项指标均有所改善，甚至恢复正常，有效率达96%。方法：①生走马箭500克，捣烂加水3000毫升煮沸，待温度适宜趁热熏洗后入寐，盖被取微汗；②另用生走马箭100克，柑果叶10克共捣烂敷于脐部，纱布包扎，每天1换，7天为1个疗程，连用3个疗程，嘱高糖低钠清淡饮食。黄运拼采用本法治疗女阴瘙痒症33例。方药组成：大叶桉(鲜)、五色花叶(鲜)、大风艾(鲜)各50克，青蒿30克，小飞杨、杠板归各20克，苦参、蛇床子各15克。趁热先熏后洗再坐浴，每天2～3次，结果全部治愈，近期疗效令人满意。黄崇巧等报道采用具有祛风燥湿、清热解毒、杀虫止痒的壮族民间草药，自拟"消痒洗剂"(野胡萝卜子、三角泡、苍耳子、马缨丹、杠板归)，先熏后洗，治疗女阴瘙痒症患者106例，治愈83例，好转22例，无效1例，治愈率达78.3%，总有效率99.1%。黄瑞松等利用大风艾等壮药研制而成的壮药"童热清浴剂"治疗小儿外感发热120例，并设60例小儿服用热速清口服液作对照观察。结果：治疗组120例，治疗2天内总有效率为90.8%；对照组60例，治疗2天内总有效率为81.7%，两组疗效比较有明显差异(户《0.05)，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认为本法使用方便，小儿易于接受，临床显效快，无明显不良反应。吴振东等采用壮药熏洗法治疗创伤性骨化性肌炎178例。熏洗方：八角枫100克，吹风散50克，抽筋草60克，香茅40克，鹰不朴50克，鸡血藤50克，战骨100克，大力王50克。先熏后洗，每天1～3次。结果总有效率达98.3%。

11.壮医药罐疗法

壮医药罐疗法是在传统拔罐负压疗法作用的基础上，结合药物和针刺放血疗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传统疗法。如陈秀珍、岑利族等用壮医药罐疗法治疗痹症133例。药液配方：杜仲藤30克，三钱三20克，五爪风30克，三角风50克，八角风50克，抽筋草20克，臭牡丹40克，五加皮40克，鸡屎藤30克，石菖蒲20克。浸煎竹罐，捞出竹罐甩净水珠迅速扣于特定的部位，1～10分钟取下，用三棱针轻刺1～3针，再取热竹罐扣上，取罐后用浸泡于煎液中的温药巾热敷。结果：总有效率达93.5%。认为拔罐造成的负压导致局部毛细血管破裂和淤血结果，产生自家溶血现象，部分红细胞、白细胞受到破坏，大量血红蛋白释放，可起到良性刺激作用。吴云益等报道治疗腰腿痛320例。药物组成：两面针120克，四方藤100克，透骨草100克，苏木50克，生川乌30克，川椒30克，红花30克，艾叶20克。主要选用阿是、肾俞、委中等穴。结果：临床治愈186例，显效72例，好转59例，无效3例，总有效率99%。并认为本法中壮药具有温经祛湿、活血化淤、消肿止痛作用；另外竹罐吸拔，产生温热刺激，加速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无菌性炎症消失，使粘连松解，从而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本法操作简便，无副作用。

12.壮医火功疗法

壮医火功疗法，是将经过特制药酒加工炮制的植物藤茎，点燃后取暗火，隔纸按压体表腧穴或患部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如梁少娟介绍，经3年多临床观察，本法对风寒湿痹证、痿证、痛证、乳腺小叶增生等证疗效甚佳。其法主要根据辨证取穴及局部取穴而进行治疗。

13.壮医药佩疗法

壮医药佩疗法即让病人或健康人佩带含芳香药物的饰物以防治疾病的方法。如陈秀珍等报道壮医花山药佩防治感冒。药佩制作：选用鹅不食草、六月雪、山柰、薄荷、灵香草等加工成药物绣球，白天佩带于胸前。对照组用无药物的空球作对照，在冬春易患感冒季节进行观察，每次观察2个月。结果：实验组104例，使用药物绣球后发生感冒9例，发病率为8.65%；对照组45例，使用无药物绣球后发生感冒10例，发病率21.1%，防治效果明显(P〈0.05)。认为本法能增强人体免疫功能，并起到消炎、杀菌、抗病毒的作用。

14.壮医火针疗法

壮医火针疗法通常取银针在灯上烧红后，在病变部位(或特定部位)来回刺入退出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疗法。如蓝日春等介绍治疗尖锐湿疣36例，对准病变部位于中间将银针来回刺入退出，并逐步向外扩展，直到整个病灶，结果36例全部治愈。一般施术后灼烧部位的针眼自行消退，愈后不留疤痕，未发现毒副作用。认为本法有去腐生新、拔毒杀菌、清肿除赘的作用。

15.综合疗法

在临证中，有诸多医家联合应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壮医治疗方法治疗疾病，甚至是疑难杂症，都能获取良效。如何子强用壮医灸药并施，治疗淋菌性关节炎12例。方法:①药线点灸:主穴取大椎、关常穴、足三里，配穴:上肢取天井、曲池、内关、外关，下肢取阳陵泉、解溪、环跳、风市，每天灸1次。②药筒灸:药物组成为大黄、五倍子研末后加入吹风蛇胆1只，白酒适量调成膏状，将药膏装入竹筒，用双层纱布把竹筒口封扎好，点燃酒精灯烤热竹筒，趁热将纱布封口的一端迅速吸灸患处，反复灸治5分钟，每天灸治2次。③药物熏洗热敷:采用壮药杜仲藤、吹风藤、鸡血藤各20克，五爪风、八角风、九节风各25克，黄芩、黄柏、黄连各15克，水煎趁热先熏后洗患处20分钟，然后用干净毛巾浸药液湿热敷于患处10分钟。本组12例于3个疗程结束后统计，其中治愈8例，显效3例，无效1例，显效率为91.67%。杨文进治疗流行性腮腺炎21例。方法:①用灯火隔叶灸或药线灸局部和针刺体穴黯风、颊车，配曲池、合谷、足三里、外关，每天灸、针1次，3-5天为1个疗程。②用木鳖子3粒打碎，浸在30毫升醋精内，外敷患处，每天涂3-5次。③用草药板蓝根、葫芦茶、金银花煎服，每天1剂，连服3-5天为1个疗程。结果:21例经3-9天全部治愈。杨文进又报道用壮医综合疗法治疗红眼病57例。方法:①用穿心莲、千里光各100克煎水1000毫升，经多次反复过滤后外洗眼睛；②针刺耳穴眼、肝二穴；③在大椎放血加拔罐。以上三项综合应用，每天1次，3-8天为1个疗程。李善威等用壮医挑割疗法加外敷治疗瘰疬56例。方法:①取背部6-9胸椎旁开1.5寸(即食指第二指节一指半的宽度)处寻找压痛点及针头样之小红点和舌下为挑割部位，局部常规消毒，局麻后，用手术刀向外划破表皮约2厘米，将白色纤维一一挑割断，挑到脂肪层为止，然后常规缝合、包扎。②间隔2-3天后再挑割舌下常规消毒，表麻或局麻，将钩针直接刺入舌下组织之中央处深2-3毫米，略部位。让患者平卧或端坐，张口、卷起舌头，充分暴露舌下组织，按口腔手术拉起钩针，将钩起的一部分舌下组织(一般有绿豆大小)，避开血管剪去，拭去渗血，压迫片刻，撒上珍珠末或冰硼散，观察5-10分钟，创面不再出血为止，如果还出血，按止血方法处理。③如果有溃疡或瘘管，先常规消毒病灶周围，在局麻的情况下行扩创清洗，清创完毕，把外敷药(魔芋粉、水牛角、玄明粉、玄参按5:3:2:1的重量比加蓖麻油或茶籽油或桐油适量调成糊状而成)直接涂于病灶上，并包扎，每天换药一次，直到痊愈为止。结果治愈39例，显效12例，有效3例，无效2例，总有效率96.43%。罗连登用针刺舌下青筋加服生石灰水治疗痧症恶心呕吐68例。方法:①患者仰坐，张嘴，舌尖紧顶上颁牙根，充分暴露舌下青筋，医者站在患者左侧，用三棱针准确地刺将舌下青筋，使之出血，把血吐出，用生石灰20毫升漱口。②一次服完180毫升生石灰水。每天1-2次，2天为1个疗程。结果:显效38例，有效25例，无效5例，总有效率92.6%。

16.壮药成药及药制用品的临床应用

随着壮药应用的日益广泛，成药不断产生，并应用于临床每获良效。如陈氏等用中国云南金泰得制药总公司生产的三七总甙片或冲剂(滇卫药准字93第1840号)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病10例，并设对照组观察对比，结果表明用三七总甙配合内科综合治疗出血性脑血管病，可以减轻病人的致残程度，减少病人死亡率，有进一步观察、应用的价值。孔氏报道用壮药"产妇春"浴液对231例妇女产后身痛、腹痛、自汗及盗汗患者进行临床疗效观察，总有效率分别为97.22%、93.58%和94%。钟鸣等用"舒洁妇女药物腹带"治疗150例急慢性盆腔炎(附件炎)，结果:治愈50例，占33.33%；显效60例，占40%；有效35例，占23.33%；无效5例，占3.33%；总有效率96.67%。结果与抗生素对照组比较疗效接近，且具有使用简便、副作用小的优点。覃俊等报道，用"舒洁药物文胸"(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研制)治疗妇女乳腺小叶增生80例，痊愈20例，显效23例，有效30例，总有效率91.25%。黄景春等用壮药"四黄生精露"(马山天然保健品厂生产)治疗贫血100例(缺铁性贫血86例，地中海贫血6例，再生障碍性贫血8例)。结果:治愈77例，好转23例，总有效率100%。

六、对壮医病名及"证"的认识

(一)对病名的认识

壮医病证名称达数百种之多，其中不少病证名称具有浓厚的岭南地方民族特色，概括下来主要有痧、瘴、蛊、毒、风、湿六大类。

痧，又名发痧、痧气、感痧等。以全身胀累、头昏脑胀、胸腹烦闷、恶心、倦怠无力、胸背部透发痧点，甚则昏迷、四肢厥冷，或吐或泻，或寒或热，或胀或痛，或唇甲青紫为临床特征。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以夏秋季节多见。本病多由体弱气虚者，感受疬气、霉气、痧雾暑气等外邪，或饮食不洁，内伤肠胃导致气血阻滞而发病。感病治疗不当，每易变生他病，故有"万病从感起"的说法。痧病种类有上百种之多，涉及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各科疾患。如按发病缓急，可分为急痧、慢痧、变症发痧等；按症状轻重，可分为轻痧和重痧；按其兼症又有哑巴痧、绞肠痧、移痧夹色、标蛇痧等；按其性质又有寒痧、热痧、暑痧、风痧、阴痧、阳痧等。治疗宜解痧毒、调气血。治疗以外治法为主，如刮疗法、熏蒸法、药线点灸疗法等，适当配以药物内服，常用配方有:①南蛇勒、马莲鞍、荆芥、藤黄连、两面针、防风、黄金木、生姜。②辣蓼、鱼腥草、老红薯藤。③棒树果、假芝麻。④山芝麻、草鞋底、两面针、古羊藤、南蛇勒。此外，成药霍香正气水(丸)、十滴水、人丹等亦可随症选用。

瘴，据史料考证，壮族地区的瘴气症状表现多样，凡对气候变化，山岚秽气所致的突发疾病笼统称为瘴气。并认识到，瘴既是病名，又是病因，还包括有病机的演变，治疗要分类治之方能奏效。据史料记载，分类方法有几种:①按发病季节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黄茅瘴。正如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所曰:"两江(按:指左、右江)水土尤恶，一岁无时无瘴:春日青草瘴；夏日黄梅瘴；六七月曰新禾瘴；八九月日黄茅瘴。土人以黄茅瘴为尤毒。"壮族地区有句民谚:"青草黄茅瘴，不死成和尚。"可知发于8-9月间的黄茅瘴病情最重。②按症状及性质分为冷瘴、热瘴、哑瘴。源于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痁疟，谓之冷瘴；重者纯热无寒，更重者蕴热沈沈，元昼无夜，如卧炭火，谓之热瘴；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所以然，谓之哑瘴。"③按气味分为桂花瘴、菊花瘴。刘运卧《灵山县志》载:"山岚气发，行者闻异香如桂菊，以鼻吸之，毒颧入心，则不可药。"④按误饮被动物污染的水源所致的痒气分为蚺蛇瘴、孔雀瘴、蜓蚓瘴、鸭虫瘴、黄蜂瘴等。⑤按大气异常所致痒气为瘴母、蒙沙瘴、水瘴等。由此可见，壮族先民对瘴气的认识已达到较高的水平。明清以后，壮族地区市镇发生瘴气逐渐减少，并随着壮医对瘴气传染性的深入认识，其时瘴气主要用来指代疟疾。

蛊，与巫有密切关系，壮医对"蛊"亦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据壮族民间传说及一些史书中有关蛊的记载，一般都依附具体的事物命名。如刘介在〈岭表纪蛮》中曰:"蛊之种类甚多，有羊、鱼、牛、犬、鸡、蛇、鬼、虫、草、菌各种之名。"蛊虫又有蛇蛊、蝴蝶蛊、鼠蛊、蜂蛊、蝎子蛊、蜈蚣蛊、蜥蜴蛊、蛤蟆蛊等。按颜色分又有白蛊、红蛊、黑蛊。《靖西县志》曰:"白者可治，红者不可治。"而黑蛊则毒性更烈。现多分为虫蛊、食蛊、水蛊、气蛊等。

毒，由于壮族聚居区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动植物腐烂后污染水源，并产生秽浊之气污染空气，且壮族地区盛产毒药、毒虫、毒蛇，毒矿贮藏也很丰富，先民们在狩猎、战争中善用毒箭等，故毒病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壮族先民对毒病早已有所认识，其病名繁多，如依附具体事物命名的有蛇毒、虫毒、植物毒、药石毒、金属毒、箭毒、食物中毒、酒毒等；以所受之邪命名的有风毒、湿毒、寒毒、热毒等；以临床症状命名的有蛊毒、无名肿毒、痒毒等。风，多指以抽搞昏迷为主症的一类病证。壮族民间有72种风病之说，其分类为:按病人抽搐姿势不同分为鸡爪风、撒手风、看地风、弯弓风、倒地风等；按兼症不同分为水泻风、黑沙风、肝痛风、放阵风、呕逆风、肚胀风、潮热风、昏迷风、迷风、发冷风、迷魂风等；按发病时声音不同分为羊风、马风、鹦鹉风、猪母风等；以动物命名的有老鸦风、鹊惊风、蛇风、羊痫风、癫猪风、路鸟子鸦风、鱼口风、蚂蟥风、马蹄风、鲫鱼风、螺蛳风等。此外还有寒风、五鬼风、散惊风、乌缩风、虎口风、内吊风、天吊风、缩沙风、冲风等。该病以小儿多见。治疗主要为针刺或灯火灸百会、人中、大椎、涌泉、曲池等穴，兼内服天南星、天麻、附子、川芎、防风、独活、沉香等药。

湿，壮族聚居区雨量充沛，气候潮湿，人们多居山中，故易患湿病。常见的有风湿、风寒湿、风湿热、湿热、水肿等。

(二)对"证"的认识

壮医认为，病只有两种"证"，即阴证和阳证。具体分为阴盛阳衰证、阳盛阴衰证及阴盛阳盛证。证是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全身状况的综合反映，每一种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患者都可能表现为阴证或者阳证，或经治疗后由阴证转为阳证，由阳证转为阴证。这是由于人体内的邪正斗争状态在不同的患者身上，在同一病症的不同阶段有所差别和转变所致。临证时，壮医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辨病，是决定治疗原则和选方用药的主要依据；辨证，则是处方用药的重要参考。但从证的变化可以预测疾病的转归。由阴转阳，多为疾病逐渐好转的征象；由阳转阴，则提示疾病趋重或恶化，甚至预后不良。因此，壮医认为，临证时，"证"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

七、关于壮医用药特点的研究

壮族聚居地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加上特殊的气候条件，造就了十分丰富的药材资源。据1983-1987年的调查，仅壮族聚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中草药物品种就达4623种之多，在全国名列第二。有些药物还是世人皆知的著名中药，例如田七、金银花、罗汉果、薏苡仁、肉桂等。壮族具有丰富的用药经验，认为药物的治疗作用，在于以其性味之偏，来纠正人体病态下的阴阳偏盛和三气不同步状态。药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三大类。以功用区分有毒药、解毒药、治瘴气药、治跌打损伤药、清热药、补益药、治感症药、法风湿药、杀虫药等。

1976年，广西考古工作者发掘贵港市罗泊湾一号汉墓，所得标本M1:248出土时内盛植物叶，经广西植物研究所鉴定为铁冬青，是流行于岭南一带的王老吉凉茶原料之一，同时是壮医常用的清热解毒药。由此可见，壮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尤其是毒药和解毒药的应用更为广泛。壮医认为毒药和解毒药是基于一个极其朴实的真理，即有什么样的邪毒致病，必然有相应的解毒药解其毒，所谓一物降一物。而且毒药本身在一定的量内，则是具有重要治疗作用的良药，所谓以毒攻毒。正如曾考察过岭南痒区的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药以治病，因毒为能，所谓毒药，是以气味之有偏也......所以去人之邪气。"

壮族地区草木繁茂，四季常青，具备有使用新鲜药物的环境和条件，故壮医形成了喜欢使用生药的习惯。临床实践表明:有不少新鲜药物，效果优于干品和炮制品，特别是外敷及治疗毒蛇咬伤的草药，以鲜用为佳。不少民间壮医，从生草药的形态性味，就能大抵推测出其功能作用，并将用药经验编成歌诀，便于吟诵和传授。如藤木通心定祛风，对枝对叶可除红；枝叶有刺能消肿，叶里藏浆拔毒功；辛香定痛驱寒湿，甘味滋补虚弱用；圆梗白花寒性药，热药梗方花色红；根黄清热退黄用，节大跌打驳骨雄；苦能解毒兼清热，咸寒降下把坚攻；味淡多为利水药，酸涩收敛涤污脓......

八、实验研究

在对壮医药进行发掘、整理、研究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利用现有的条件还进行了一些实验研究。

1.壮医药线点灸疗法

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王坤等用健康家兔16只，随机分为2组，直接灸大椎、足三里。结果表明:本疗法能明显增强家兔对溶血素的产生和对PHA的反应，对家兔的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都有明显的增强作用，但对家兔的血清总补体含量元明显影响。提示本法能引起神经内分泌系统活动的变化而对免疫反应起调节作用。黄瑾明等点灸小白鼠百会、大椎、大抒、关元、气血、足三里、三阴交，连灸4天后，给小鼠腹腔注人2%鸡红细胞悬浮液1毫升，结果表明:本组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的百分率及各消化程度的吞噬百分率、吞噬指数均明显高于人参液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提示本法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功能的作用。钟鸣等对37例支气管哮喘患者进行药线点灸治疗前后IgE的测定，结果表明:本法有抑制浆细胞产生IgG的作用，且IgE也有增高。提示本法可改善体液免疫功能。黄瑾明等又用大鼠等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药线点灸疗法(中、重手法)可提高T淋巴细胞百分率和淋巴细胞转化率，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

②对消化系统的影响

王坤等用本法连续点灸小鼠"脐周四穴"3次，以观察对小鼠小肠推进运动的影响。结果表明:对正常小鼠没有影响，但能对抗新斯的明对肠道的兴奋作用和对抗阿托品对肠道的抑制作用。其机理认为是通过调节副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而发挥作用。黄瑾明等用壮医药线点灸治脾虚180例，并设对照组进行对照观察。结果表明:壮医药线点灸有改善脾虚患者唾液分泌的作用，从而增加患者食欲，增强消化功能。

③对血液循环系统的影响

黄瑾明等用药线点灸疗法对大鼠进行点灸观察，结果显示:血红蛋白及红细胞数目上升[治疗后血红蛋白从109.6±7.244L上升为124.3±6.21g/L，红细胞从(3.85±0.33)×1010/L上升为(4.80±0.31)×1010/L]，效果显著(P<0.05)。

2.壮医药罐疗法

①对免疫功能的影响

陈秀珍等对53例痹症患者在壮医药罐治疗前7天和疗程结束后7天，分别取早晨空腹静脉血，采用单向免疫扩散法测定免疫球蛋白IgA、IgG、IgE值以及淋巴细胞转化率。结果表明:本疗法具有提高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抑制体液免疫作用。认为本疗法可能是通过对患者机体双向调节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而发挥治疗作用。

②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

韦金育等对52例痹症病人采用壮医药罐治疗前后测定血液流变学各项指标。结果表明:本疗法可以改善痹症患者的血液流变学状况。提示本法治疗痹症的疗效机理之一是改善血液粘度。

③对甲襞微循环的影响

吕琳等对100例痹症病人采用壮医药罐治疗前后进行甲襞微循环检测。结果表明:本疗法对甲襞微循环功能有改善作用。微循环功能的改善，有可能使痹症患者某些异常物质及代谢产物，如渗出液、致痛物质、免疫沉着等容易排出，起到消炎镇痛作用。

3.药物研究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苏青等对壮族民间流传的女用避孕药一一臭矢藤进行实验研究，化学成分研究表明:臭矢藤叶主要含生物碱、黄酣甙、氨基酸及有机酸等成分，其避孕作用的有效部分主要含一种白色针状结晶单体。药效的结果表明:40克/千克剂量水提组的抗生育、抗着床效果显著。研究阐明了避孕的作用机理，为臭矢藤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朱红梅等对采用10多种壮族民间天然药材研制成的妇科外洗剂"神女乐香洗液"进行动物实验，证实其有一定的消炎作用和较强的镇痛作用。朱红梅等对壮药扶芳藤的止血镇痛作用进行药理研究。结果显示:扶芳藤能使小鼠凝血时间缩短，有止血作用(P<0.01)，对热板法致痛小鼠有镇痛作用，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功能。张青青等对不同产地的蛤蚧的微量元素及氨基酸含量进行比较研究，为合理用药提供科学理论依据。钟鸣等对金果榄乙醇提取物的消炎镇痛作用进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金果榄乙醇提取物能显著抑制小鼠腹腔毛细血管通透性及肉芽组织增生，说明其对炎症早期的毛细血管扩张渗出、水肿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炎症晚期纤维组织增生、肉芽屏障形成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实验尚显示具有一定的镇痛效果，为临床应用金果榄治疗炎症性疾病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第三节 壮医药现状和发展前景

一、医疗事业现状

(一)壮医科研机构现状

壮医科研机构现有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下设的壮医研究所(为全国第一家省级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广西中医学院壮族医药研究所、广西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壮药研究基地一一广西药用植物园。这些科研机构，以民族民间医药的发掘、整理为己任，以提高民族医药学术水平、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为宗旨，以使民族医药能为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繁衍做出贡献为目的，做了大量的普查、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并已取得成效，发挥着它们的积极作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中医学院壮族医药研究所承担了一批厅级、省部级和国家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壮医科研课题，有数项成果已通过专家鉴定并荣获科技进步奖(如壮医药线点灸研究、壮医药用竹筒拔罐研究等)。

(二)壮医教学机构现状

考古及近年大量调查业已证实，壮医学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不但在历史上为本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且现在仍然是壮乡人民赖以防病治病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由于历史上种种的原因，壮医大多只能口耳相传，书面记载极少，更谈不上系统正规的学习，这就限制了壮医药的发展应用，这个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壮医药培训班、学习班应运而生。如广西中医学院先后举办了30多期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学习班、函授班，学员来自全国28个省(区)和法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培训部、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靖西县先后多次举办壮医培训班；忻城、宜山、大新等县举办了乡村民族医生学习班。1994年，靖西县还将原壮医培训部改建成靖西壮医药学校；广西民族医药培训部在广东茂名开设了分部；1988年，百色地区民族卫校增设了壮医课程等等。更可喜的是，自1985年以来，广西中医学院招收了三批壮医史硕士研究生，共培养壮医史硕士6人，去年还成立了壮医教研室，为壮医药事业不断地培养输送人才，使壮医药人员理论水平、医疗技术水平大大提高，更有利于壮医药的发掘研究，形成良性循环，还使壮医药的影响不断扩大，壮医药的应用不断广泛，壮医药将后继有人!

(三)壮医医疗机构现状

伴随着壮医药研究的深入发展，一批壮医医疗机构逐步建立起来:广西中医学院开设了壮医门诊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成立了壮医门诊部，南宁地区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壮族聚居的崇左县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壮医医院一一右江壮医医院，广西融水、金秀、大新、天等、龙州、环江、罗城、马山、隆林等县相继建立了民族医院，并开设壮医科。这些壮医医疗机构的建立，为壮医药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场所，亦表明了民族医药是有生命力的。

(四)其他

据1990年普查统计，壮族主要聚居区广西有壮医约7000人，遍及全区各地市、县、乡镇、山村。

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为壮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及学术交流发挥着巨大作用

民族医药报，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办，把宣传壮医药作为重要内容，每年都发表了大量的壮医药学术文章和壮医验方、秘方，受到广大读者及患者的欢迎，也为宣传普及壮医药知识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壮药事业现状

壮族聚居区由于复杂而典型的地理环境加上特殊的气候条件，药材资源十分丰富。据1983~1987年的调查仅壮族聚居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中草药品种就达4623种之多(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名列全国第二。其中壮医常用药达709种(据《广西民族药简编》统计)。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药用植物资源研究室自1993年以来，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达的《壮药资源普查及开发利用研究》科研课题，进一步在全区进行壮药普查，又发现了新的壮药品种397种，其中有当今世界惟广西壮族自治区所独有的名贵植物药一一金花茶(至今己发现20多个品种)。因此，仅广西境内壮药品种就达千种以上。而且，这些药物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如金银花、罗汉果、肉桂、蛤蚧、八角、蚺蛇、葛根、花粉、广豆根、广西血竭、广金钱草、扶芳藤、大黑山蚂蚁、灵香草、木棉花等等。特别是三七的开发和综合利用，已受到专家的高度重视，并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此药第三节壮医使用毒药和解毒药的一般规律必将为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一些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中成药相继生产，如正骨水、芸香精、中华跌打丸、金鸡冲服剂、鸡骨草丸、炎见宁、三金片、百年乐、大力神等。还有近年开发成功的舒洁牌药物文胸、产妇春浴液、神女乐浴液、童热清口服液、胎黄消口服液、药物腹带、药物眼罩、点灸药线等，均是在壮医验方、秘方或民间单方发掘、整理基础上研制而成的。这些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壮成药，功效显著，且不易仿制，因而除了具有临床使用价值，为广大患者提供便利外，还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能力，开发利用投放市场后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的还远销海外，扩大了壮药的影响，为国争了光。广西拥有占地面积2，400，000平方米的广西药用植物园(其前身为广西药物试验场，广西药物研究所，1981年改为现名)，这是我国及亚太地区面积最大、栽培品种最多的药用植物园(先后引种栽培了药用植物2130多种，药用动物11种)。作为中草药和民族药科研、生产、教学、科普基地，具有广阔的前景。该园已先后获得多项全国、自治区、局级科技进步奖，并与45个国家和地区有技术往来，与12个国家和20个地区的植物园建立了种苗交换关系。还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出降压灵、风湿药片、肝炎灵、健骨针等药物，绞股蓝茶、广西甜茶等保健饮品，获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充分开发和利用广西药用植物园对壮医药的发展无疑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目前已出版的壮医药专著

(详见第九章第二节第一点)

四、壮医药学术交流情况

壮医药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正在逐步开展，特别是1984年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以来，古老的壮医药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工作，学术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族医药报》为壮医学术交流开辟了版面。壮医药线点灸研究会、壮医目诊研究会相继成立并召开学术交流会。壮医药学术论文在第一届全国民族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及广西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上均占相当大的部分，并且大部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壮医药学术交流出现了气氛空前高涨的局势。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国家相继邀请我国壮医学者前往讲学。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黄汉儒主任医师先后于1991年和1992年赴泰国和越南就壮医药与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药学院、泰国生药学会、越南谅山省民族医院进行学术交流及合作洽谈，并接待了日本、美国、法国、西班牙、越南、泰国等国家的来访专家，泰国5家国家级报刊用大量醒目的篇幅及照片报道了这一消息，宣传壮医药在泰国的交流盛况，表明了壮医药在泰国受到高度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广西中医学院黄瑾明教授应邀先后出访美国、澳大利亚、韩国，把壮医药诊疗技术传到国外，深受广大海外患者的欢迎。1992年11月，泰国生药学会会长、著名生药专家、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教授威昌博士带领13人访问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应邀参加在广西南宁市召开的第三届广西民族医药交流会。1997年4月，越南卫生部民族医药司司长阮德团率领越南民医代表团一行29人访问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就有关民族医药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这些都表明，壮医药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壮医药已走出了国门，它将为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贡献。

五、壮医药的发展前景

壮医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但由于发掘、整理起步较晚，现有的工作基础确实比较薄弱，亟须大力发展。

1985年6月，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2000年中国研究办公室主编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资科》第60集《2000年的中医药》中，黄汉儒、黄瑾明发表了《壮医研究的现状及2000年设想》一文。根据这一设想，壮医药在2000年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发掘整理和挽救继承。具体来说，首先是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全面普查，摸清壮医药的历史和现状、分布情况、独特的诊疗技术和验方、秘方等，在此基础上，整理和提出壮医的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成立一批壮医药的医疗教研机构。对一些有独特专长的名老壮医，要通过配备徒弟，尽快地把他们的宝贵诊疗经验继承下来；在壮族聚居地区进行壮药普查，建立壮药标本室和壮医药陈列馆；对某些疗效卓著的壮医方药进行临床验证，或立题研究，使之成为科研成果；开办壮医药的短期培训班，在广西中医学院招收壮医药史和壮医理论研究的硕士研究生，为壮医药的进一步研究发展和推广应用，培养人才，打下基础。

2000年以后，壮医药的工作重点转入整理提高和推广应用，在广西中医学院开办壮医专业，大批量地培养壮医药的高、中级专业人才和新一代的壮医。

确立壮医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有效地指导壮医临床实践，并与国内外其他民族医药进行学术交流；壮医理论基础和临床专科专著陆续出版。

在广西的柳州、南宁、百色、河池地区和云南文山州各建立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壮医医院。力争在每个壮族聚居的县都建立一所壮医医院或壮医门诊部。

大力推广应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物竹筒拔罐、壮医目诊等独特诊疗方法和一批经过临床验证确有疗效的壮医验方、秘方。以若干准字号壮药为主要产品建立1-2家壮药制药厂，充分利用壮族地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创造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打入国际市场。

目前，壮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壮医药的发展前景更为令人鼓舞。

附一：壮医药医疗、科研机构概况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

创建于1952年，前身是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桂西壮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南宁地区人民医院，1986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批准，扩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医院、南宁地区人民医院，直属南宁地区行署)。医院占地面积6.664万平方米，业务用房建筑面积2.28万平方米。现有职工746人，壮族319人，占42.76%。其中高级医务人员35人，壮族占45.7%；中级医务人员186人，壮族占31.2%；初级医务人员351人，壮族占49.3%。医院设临床科室22个，包括民族医内科、民族医外科、中医科、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医技科室10个，开放病床600张。日均门诊量1700余人次。临床上以治疗心血管疾病、泌尿系结石、胸腹肿瘤等见长。并开展独具特色的民族医熏蒸、微型刀针等疗法。自1976年以来，该院多次参加援外工作，并取得一批医疗科研成果：肺原性心脏病研究获广西第一届科学大会科研奖；马内青霉(Penicilliosis mameffei)研究(并发现国内首例病人)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成果二等奖；广西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研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体外反搏的临床治疗研究获南宁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B超引导穿刺导向器研制获南宁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微型刀针治疗组织损伤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获南宁地区科技进步三等奖、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卫生科技进步三等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成果三等奖。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研究所和壮医门诊部

创建于1983年4月1日，壮医药研究所及下设的壮医门诊部是以发掘、整理、研究壮族医药为主的科研及医疗机构。注重壮医壮药、壮医药线点灸、壮医针挑等壮医特色医疗的理论及临床研究，其中壮医针挑治疗头痛、壮医药线点灸治疗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泄泻、痛经、崩漏、小儿遗尿和各种皮肤病等方面有独到之处。注重推广壮医药线点灸在临床上的运用，同时举办各种面授、函授班共21期，培训国内外学员3000多人，并在省级以上学术会议交流论文12篇，在省级医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壮医药线点灸治疗流行性出血结膜炎125例疗效分析"一文，在第三届全国针法灸法学术讨论会上获优秀论文奖。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该所是1985年5月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我国首家省(区)级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全民所有制，隶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1993年2月，经中国中医研究院发文批准，同意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牌子。研究所位于南宁市明秀东路36号，建筑面积10,000多平方米，设有附属医院及壮医基础理论研究室，壮医临床研究室，瑶医研究室，民族药研究室，医史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室，制剂室，科技情报资料室及培训部等业务科室。主办《民族医药报》，全国公开发行。现有职工156人，其中高级科技人员26人，壮族占46.15%；中级科技人员60人，壮族占52.5%；初级科技人员26人，壮族占42.31%。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和任务是：对我国南方壮、瑶等少数民族医药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提高。曾承担国家级及部、局、厅、所级的60多项科研课题和任务。已有数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从1986年起，与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一起在全区开展民族医药普查工作，初步摸清丁广西民族医药的现状。经过几年的潜心努力，该所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民族医药科研机构，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

广西药用植物园

位于广西南宁市茅桥，创建于1959年，前身是广西药物试验场，1981年改称现名。全园占地面积2,400,000平方米。先后引种栽培了药用植物2130多种，药用动物11种，是我国和亚太地区面积最大、栽培品种最多的药用植物园。拥有广西特产药物区、药物疗效分类区、草本药物区、木本药物区、荫生药物区、藤本植物区、温室区、姜科药物区、药用动物区、民族药物区及混乱药物鉴别区等11个药物展览区，是中草药和民族药科研、生产、教学、利普基地。全园现有职工263人，其中高、中级科研人员33人。主要从事收集保存中药材种质资源，引种栽培国内外药用植物，特别重视对进口南药和民族药的调查研究与开发利用，保存与扩大繁殖珍稀濒危药用植物以及研究解决广西地道药材生产中的问题。近年来该园先后有"田七高产研究"等多项成果获全国、自治区、局级科技进步奖。该园在开展栽培试验研究的同时，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出降压灵、风湿药片、肝炎灵、健骨针等药物，绞股蓝茶、广西甜茶等保健饮料。目前该园与45个国家和地区有技术往来，与12个国家和20个地区的植物园建立了种子种苗交换关系。

广西民族医药协会

1986年12月成立，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是民族医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其宗旨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医药工作方针、政策，努力继承、发掘、整理和提高民族医药，积极开展民族医药科研和学术交流，团结广大民族医药人员，加强民族团结，密切党、人民政府和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联系，反映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意见和愿望，维护、保障广大民族医药人员的合法权益：协会现有会员800多人。

民族医药报

1989年1月5日创刊，为医药专业性周报，全国发行，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办：该报是全国唯一专门介绍我国56个民族民间验方、秘方和家庭医疗保健知识的报纸，以"民族民间、简便实用、一心一意、服务家庭"为宗旨，着眼于交流、介绍各民族民间验方、秘方和独特的医疗技法，富有民族特色。

广西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

建于1983年3月，现有职工10人，其中副主任医师1人，主治医师2人，医师2人。由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传人龙玉乾任所长。目前该所主要是在临床上推广运用民族医疗技法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治疗病种达150多种，年门诊量约6万人次。该所在推广运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方面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澳大利亚及港澳地区学者曾前来参观学习。

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

建于1986年4月，现有职工11人，其中中级科技人员3人，医士1人，聘请民族民间医生7人。建所以来，通过信函形式对百色地区民族医药情况进行调查，共收集单方、验方3000多条，医药歌诀2000多首及部分医籍手抄本，整理编写了《壮医学简编》、《壮医药知识汇编》。并在百色地区民族卫校、隆林县卫校及那坡县卫校开设壮医课程，在百色、靖西、那坡、德保、田林、隆林、乐业等县举办各种短期培圳班及面授、函授班，共培训学员3600多人次：该所门诊部运用灯火灸、药线点灸、刮痧、针挑等20多种壮医疗法，为群众诊治疾病，收到良好效果。年门诊量约16,000人次。1990年10月，被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称号。

广西天等县民族医院

成立于1987年5月，现有职工15人，其中中医副主任医师1人，中医主治医师2人，中医师1人，民族医医师1人，其他卫技人员4人。医院开设中医、民族医、针灸、药线点灸、推拿正骨等门诊科室以及配备有B超、胃电图、理疗、临床检验等设备的医技科室，突出中医药、民族医药的诊疗特色，运用民族医疗技法治疗常见病及多发病，在跌打损伤、神经衰弱、风湿、小儿疳积等病症的治疗上取得良好效果。年门诊量约83，000人次。在当地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广西龙州县民族医院

该院前身为龙州镇卫生院，1984年改为龙州县中医院，1987年改为龙州县民族医院。该院占地面积66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400平方米，固定资产75万元，设备总值15万元，现有职工45人，其中医技人员34人。医院门诊部设临床科室6个以及检验、放射、心电图、B超等医技科室，开放病床35张，开展针灸、拔火罐、传统针刺、壮医药线点灸、隔姜艾灸、药灸、药物竹筒拔罐、壮医药物熏蒸(热敷)、推拿按摩等民族医疗技法治疗多种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症。年门诊量约8万人次，年住院人数约700人次。

广西马山县民族医院

成立于1989年4月，前身是马山县合群乡卫生院。医院占地面积2057平方米，建筑面积1988.76平方米。现有职工44人，其中卫技人员39人，均为少数民族，其中中医副主任医师1人，中医主治医师4人，其他主治医师2人。医院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和壮医诊疗室、针灸推拿室及相应的医技科室，开放病床60张，运用中医、西医和独特的民族医疗技法治疗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疑难杂症、年门诊量1万多人次、该院积极开展科研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附二：壮医药传人

罗家安(1901～1991年)广西德保县马隘乡人，著名壮医。粗通文墨，自幼向当地民间医生学习壮医药知识，1938年起在乡里行医。擅长壮医针挑疗法，并在痧症的诊断、挑治和预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1965年将其经验编成《痧症针方图解》(手抄本)，该书记载了近80种病症的挑治方法，并配以简图，标明针挑部位。罗家安行医50多年，治愈不少疑难危急重症，在当地有"神医"之誉，曾应聘到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工作。

班秀文(1921～)字壮，笔名苦瓜滩，广西平果县人。1940年毕业于广西南宁医药研究所。现为广西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广西中医药》主编、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理事、妇科委员会委员、广西科协学术工作委员会委员、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等职。从事中医、壮医教学、临床医疗和科研50多年，对中医及壮医均有较高的造诣，临床尤擅妇科杂症的治疗。1985年在我国历史上首次招收第一批壮医史硕士研究生，为壮医培养了多名高层次人才，曾先后应聘到广州、安徽、武汉、太原及澳大利亚等地讲学，受到当地医药界的重视和欢迎。主要著作有：《中医墓本理论》、《班秀文妇科医案选》、《妇科奇难病论治》、《中医妇科发展简史》等。在各级医药杂志发表论文50多篇，其中《六经辨证在妇科病的运用》-文曾被日本东洋学术出版社转载发表，《调经补肝肾在妇科病的临床应用》和《壮族医药特点》二文于1988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协优秀论文奖。

覃保霖(1922～)广西柳州市人，中南军政大学文教研究班毕业，家传壮医。现为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壮医副主任医师、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医、壮医临床医疗及研究工作，是我国最早研究壮医的专家之一。曾创设柳州壮医馆及民族医疗救助室。所撰壮医专著《陶针疗法》一书，1959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表壮医研究论文多篇，主要有：《壮医陶针考》、《诊察指甲与甲象辨证》、《壮医源流综论》、《壮医与壮药》、《壮医学术体系综论》等。

潘振香(1922～)广西武鸣县人，著名民间医生。粗通文墨，中(壮)草医世家，12岁起随父行医，当过大队合作医疗医生，1981年人武鸣县医学研究所，1983年起自办壮医诊所。临床擅长针挑及中(壮)草药，对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有较好的疗效。现为广西民族医药协会理事，《民族医药报》特约通信员。

王鉴钧(1923-)广西忻城县人。1941年7月毕业于广西省立桂林医药研究所。现任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主任医师、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西分会常务理事。从事壮医、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50多年，对民族医药的研究成绩显著。主编出版的著作有《广西中医验方选集》一、二集，《广西民间常用草药》一、二集，《广西中草药》一、二册，《广西本草选编》上、下册，《常见病民间便方》和《药用花卉》等，并参加编审出版了《实用中医学》、《广西民族医药验方汇编》。

李祥相(1928-)壮医医师，广西德保县人。曾从事药材保管和药物炮制工作，原为德保县人民医院民族医医士，1987年被授予民族医师称号，1989年5月退休，并在县城自办壮医诊所。研制有"德保蛇药酒"等药品，善于医治风湿、蛇伤及奇难杂症，医绩显著。

龙玉乾(1933～)广西柳江县人。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副主任医师。自幼接受祖传医技，并以壮医药线点灸疗法享誉区内外。1947年参加中医班学习4年，1951年参加工作。业余时间运用药线点灸治疗患者数十万人次。1986年应聘到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工作，1988年主持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工作，多年来运用中医、西医、民族医诊疗技法治疗病人10多万人次，病种达150多种，多次办班传授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澳门等。著作有《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合作)、《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用穴详注200例》。

黄瑾明(1937～)广西贵港市人。1965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医疗专业。曾任广西中医学院教务处处长。现为广西中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和壮医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理事、广西中医药协会和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副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全国第二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导师。30多年来，黄教授主要从事中医、壮医教学及临床科研工作，具有较丰富的教学及临床经验。特别是1982年以来主攻壮医药的发掘研究和推广应用，成果卓著，为壮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黄教授临床诊断疾病，除熟练中医四诊以外，尤长于壮医足诊。在治疗上擅长采用中医与壮医相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物理疗法与药物使用相结合等综合疗法，治疗临床各科疾病，疗效良好。1985年参加创建广西中医学院壮医门诊部，并在区内外大力推广壮医药线点灸疗法。1990年亚运会期间，应邀赴京参加百名中医专家特邀门诊，运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应诊。还多次应邀赴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讲学访问，受到当地医药界的重视和欢迎。黄教授还主持完成了一系列科研项目研究工作。其中"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整理和疗效验证研究"成果，荣获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的研究和教学实践研究"成果，荣获广西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伤寒六书》点校研究成果，荣获广西高等院校优秀成果三等奖等。出版有《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治验》等著作10多本；发表有"壮医药线点灸治疗流行性出血性结膜炎125例疗效分析"、"壮医药线点灸治疗脾虚证的临床研究"等论文30多篇。另外，出版了"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电视录像片一部。1995～1997年主持完成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壮医药线点灸治疗脾虚证的作用规律及疗效原理研究"，首次运用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讨壮医疗法作用的客观规律及疗效机理，取得了预期效果。此项研究已发表论文6篇，被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评定为优秀等级项目。

黄汉儒(1943～)广西忻城县人。1965年毕业于广西中医学院。1982年毕业于中国中医研究院，获医学硕士学位，是广西第一个中医硕士。现任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副会长、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会长、广西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民族医药报社社长、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中国医学通史》分卷编写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民族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专家。长期从事中医、壮医临床、医史文献的研究及壮族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曾应邀出访泰国、越南进行学术交流，受到当地医药界的重视和欢迎。先后发表论文50多篇，学术著作8部，是我国壮医药学科的主要学术带头人。其论文代表作《关于张景岳生平及著作的若干考证》、《关于壮族医学史的初步探讨》、《壮药源流初探》、《靖西县壮族民间医药情况考察报告》等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优秀论文奖，《壮医理论体系概述》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召开的首界国际民族医药学术研讨会优秀论著一等奖，其专著《发掘整理中的壮医》获全国民族民间医药优秀论著二等奖，和黄瑾明教授共同主持的《壮医药线点灸的发掘整理和临床研究》荣获广西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中医药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著作有《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合作)、《壮医药线点灸临床泊验录》(合作)、《中国传统医学概览·壮医药》、《壮族通史·壮医药》等，主持点校整理我国最大的古医案专著--《续名医类案》，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黄老五(1952～)又名黄鹏，广西东兰县人，1965年开始从事壮医药工作，为"壮医目诊"的创始人，1986年调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90-1991年，"壮医目诊"分别列为自治区级和国家部级科研课题，黄老五与刘智生撰写的《简介壮医目诊法在临床上的应用》一文，收入1991年《国际传统医药大会论文集》。黄老五临床上对治疗淋巴结核、脉管炎、甲亢、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糖尿病、高血压等有较好的疗效。1991年8月.台湾影视明星凌峰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目诊检查，并把实况摄入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1992年2月，法国传统医学研究院院长迪·顾·库莫尔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考察目诊技艺，誉为一绝。

第十章 壮医药与中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的比较

壮医、中医(指狭义的中医)及其他民族医都属于传统医学的范畴，而且其产生和发展都与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等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但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历史发展进程、思想意识形态、文化语言背景、生活风俗习惯及疾病特征等不同，因此他们之间又有各自的发展过程而产生不同的理论体系，在诸多方面表现出或同或异，从而丰富了传统医学的内涵，使中医(指广义的中医)能在中国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为十余亿广大中国人民的健康繁衍发挥着巨大作用。研究它们之间的朴素关系，对发展壮医、中医及其他民族医学都有积极的意义：比较它们之间的异同，可以更深刻地、更全面地了解各民族医药的特点，以利于促进各民族医药的发展和提高，更好地为广大患者服务。

第一节 理论基础

壮医以三气(大、地、人三气)同步为理沦基础，以"三道(谷道、气道、水道)"、"两路(龙路、火路)"学说为理论核心，强调"毒气"学说。

中医以阴阳五行(五行指木、火、土、金、水)学说为理论基础(用阴阳学说阐明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及指导临床诊断、治疗和预防；用五行学说来阐明人体脏腑组织问的相勺：关系及生克乘侮规律)，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理论核心，以辨证沦治为诊疗特点。

藏医认为，隆、赤巴、培根三大元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基础，三者保持平衡协调。则为正常生理，三者中的任何-个或二个或三个因素由于某种原因而出现过于兴盛或衰微时则发生疾病。

维医理沦基础分为：①四大物质学说：以火、气、水、土之间的生克乘侮关系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②气质学说：气质分为寒、热、湿、十四大单纯类及干热、湿热、湿寒、干寒四大复杂类，根据其偏盛或偏衰来说明人体生理状态和病理变化。③体液学说：用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黑胆质这四种体液的平衡与否来阐述人体生理病理 ④器官学说：各器官均有与自己功能相对应的特有气质，用对应气质的变化来阐述生理病理：①力学说：力分为生命力、精神力和自然力，精神力包括感觉力和动力.自然力包括营养力、生产力、生长力、成形力，用这些力的功能是哲正常来说明人体机能正常与否⑥自然学说：自然是指人体的防御能力，说明人体对异常变化的防御、抵抗和再生能力的定义及其作用：⑦个体差异学说：指出人的老少、胖瘦、性别等差异与健康和疾病的关系-⑧神学说：神是指按照人体各部位的特点和需要，输送按质、按量的四种体液及支配各器官功能专有而特殊的力，其力作用正常与否，关系到人体是否发病。

傣医以风、火、水、十四种基本物质(包括人体内四种物质和自然界四种物质)的相互平衡、相互依赖、相耳制约关系来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及指导临床用药，即"四塔学说"。

朝医以"天、人、性、命整体观"为理论核心，以"四维之四象"结构为主要形式，以"辨象论治"为主要内容。

彝医与汉医学一样，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用以阐述人体生理现象和病理变化以及人体脏腑组织间的相互关系，强调整体(天是一个整体，人体也是一个整体)及清浊二气(各有三条路)。

哈医用六原学说(天、地、明、暗、寒、热)的相互资生、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相互克制来解释人体生理、解剖、病理、病因、诊断、治疗、药物的属性，疾病的预防和饮食原则，阴阳学说也是哈医基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气候与人的关系哈医也非常重视。

回医以人天浑同与有机整体思想为主导，以元气一元论与阴阳七行(阴为静、阳为动，七行指水、火、气、土、金、木、活)学说为理论基础，以动态和谐与过程论的观念，探索人的生命活动中身体和心性健康的整体规律及其与疾病失序的关系。

瑶、苗、土家等其他少数民族医药的理论尚未有系统的文字记载，但各自均有一定的理论作指导，如瑶医以盈亏平衡理论(即脏腑之间的盈亏平衡及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平衡)来指导临床实践。

第二节 病因病机

壮医认为"毒虚致百病"："毒"指各种毒物，如毒草、毒树、毒虫、毒蛇、毒水、毒矿、毒箭等；"虚"指人体正气不足(主要指对毒的抵抗力下降及自身解毒功能较弱，也包括体内运化能力和防卫能力相应减弱)。当正虚毒侵时，则"三道"、"两路"阻滞，影响三气同步，使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

中医认为病因多种多样，主要有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疠疫、饮食(包括饮食不节、饮食不洁、饮食偏嗜)、劳逸、外伤、痰饮、淤血。主要病机为：邪正盛衰、阴阳失调、气血失常、经络和脏腑功能紊乱。

藏医有一套独立的病因观和分类方法。共同病因有：季节(指天气因素)、饮食起居欠适、中毒、前世的罪孽等，特殊的病因有：房事过度、饥饿、失眠、空腹时劳累过度、长期营养不良、暴怒、饮食过度等。发病机理归根结底是由于隆、赤巴、培根三者之间失去协调和平衡，使身体元气受到损害。

维医把一切疾病的发病原因分为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大类。内因分为过去性病因、直发性病因、年龄性病因、性别性病因、体质性病因、遗传性病因、体液性病因、非体液性内在病因。外因分为外12因。病机为：当某一种体液失调时(偏盛或偏衰)，会影响其他体液而发生疾病，其变化规律，以四大物质生克乘侮关系来解释。

傣医认为疾病的发生是由于自然界的风、火、水、土的异常变化导致四大基本物质之间的平衡失调(偏盛或不足)而引起的。

朝医认为病因有"四淫(风、寒、暑、湿)"、"四情(喜、怒、哀、乐)"、"四心(怕心、惧心、不安心、急迫心)"、"四邪恶(骄奢、懒怠、偏急、贪欲)"、"四毒(酒、色、虫、毒)"、"四伤(饮食、劳役、打扑、虫兽所伤)"。病机归纳为阴阳盛衰说、寒热多寡说、脏器大小说、情志过不及说、六经病症局限说5种。

彝医认为"风"为百病之首，所有的病邪都由"风"引起，分为"山风"、"火风"、"水风"、"岩风"、"冷风"、"雪风"、"神风"、"湿风"8种，风邪侵犯人体引起阴阳平衡失调而发生疾病。

哈医把病因及致病条件分别归类如下：气候的变化，时辰的变化，习俗禁忌，精神刺激，星象变化，体液平衡失调，元气的盛衰，热，寒，外伤，流行病的传染，毒物致病，无毒物致病。病理机制与胡瓦提(气)的强弱、盛衰有关。

回医认为各种因素导致阴阳失调、七行资生失常而发生疾病，来明确指出发病原因。

瑶医认为人体患病与自然界环境影响、饮食不调、意外创饬、劳累过度、房事不节、先天禀赋异常等因素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些致病因素导致人体盈亏平衡失调而发生疾病。

苗医认为人体患病跟不良的自然环境、气候有很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日、月、寒、暑、风、霜、雨、露、雾都可酿制风毒、气毒、水毒、寒毒、火毒等毒气侵犯人体而致病；另饮食不调、意外伤害、劳累过度、房事不节、情志(主要指喜乐、悲哀、惊怒、忧悔)所伤、先天禀赋异常等也是导致各种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

土家医认为病因有瘟气(包含风、寒、湿、火)、生活饮食、劳损外伤、情志、惹因(生活不检点、饮食不注意、起居密切接触、瘟疫互相招惹)。病机则为气血失调、冷热失衡。

第三节 诊断方法

壮医诊断重视目诊，多种诊法合参，包括问诊、闻诊、脉诊、甲诊、指诊、腹诊等。

中医诊法包括望、闻、问、切四大法，注重"四诊合参"。

藏医诊法包括问诊、尿(望)诊、脉诊(触诊)。

维医主要通过望诊、听诊、问诊、脉诊、尿诊、大便诊、痰诊等方法来诊断疾病。

傣医诊法有问诊、望诊、摸(触)诊。

朝医先辨象，后辨证，辨象为关键。

彝医诊断主要运用望、闻、问、切、方位推算法。

哈医诊法主要包括望诊、嗅诊、听诊、问诊、触诊、切诊。

回医未见有明确的诊法理论。

瑶医诊断是医者通过眼看、耳听、鼻嗅、口问、手摸等方式，搜集疾病的多种症状和体征，结合天时、地域及其他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而完成的。

苗医通过望、听、嗅、问、摸、弹等方法搜集疾病表现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结合天时、地域及其他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辨清冷、热二病，分别所属病症，为治疗原则和具体治疗提供重要依据。

土家医主要是通过看、问、听、脉、摸五个方面来观察和了解疾病变化，分析判断疾病的症结的。

第四节 治则治法

壮医的治疗原则为：调气、解毒、补虚。治疗方法分为两大法：外治法和内治法。外治法包括针法、灸法、拔罐、熏蒸等30多种各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临床上以辨病治疗为主，结合辨证和辨症。

中医的治疗原则为：1.治病求本。①正治(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反治(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②治标与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标本兼治)。2.调整脏腑功能。3.调整阴阳(补其偏衰、损其偏盛)。4.扶正祛邪(扶正，祛邪，先祛邪后扶正，先扶正后祛邪)。5.调理气血关系。6.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治疗方法主要有：内服法、外治法、针灸疗法、火罐疗法、气功疗法、按摩推拿疗法、导引疗法、心理疗法、刮痧疗法等。

藏医的用药原则为：1.要分清病症的主次及标本。比如，人体内部的各种病症，应当先调整脾胃，以改善身体的营养状态，因为脾胃是身体抵抗力的根本。1.刘心、大肠、命脉这三种患者，应该以调理隆的协调为主。3.对胃、脾、肾这三者的病症，应以调理培根的协调为主。4.对肺、肝、胆三者的病症，应以调理和清理体内的热力为主。这样才能取得应有的疗效。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放血疗法、灸法、催吐法、擦涂外敷法、药浴疗法、食疗与养生法等。

维医以调整气质、表根缓急，助防祛邪、七因定则及治病防变为治疗原则。常用治疗方法有：护理疗法、饮食疗法、药物疗法、手治疗法。

傣医的药物处方不像汉医那样有严格的处方原则，但在治疗疾病时大多数使用的还是由数味药物组成的相对固定的复方，有的一方多治，有的却一症有多方。因风、火、水、土失调致病而设的四"雅塔(即处方)"，有佤约塔(风塔方)、爹卓塔(火塔方)、阿波塔(水塔方)、巴他维塔(土塔方)。用药方法一般分为：内服、外用(包括涂擦包敷)或内服与外用相结合。具体治法有：芬雅(研或磨药之意)，烘雅(熏药之意)，沙雅(刺药之意)，果雅(敷药之意)，暖雅(睡药之意)，能雅(蒸药之意)。

朝医临证施用的方剂来源有二：一是以辨象立法为基础组成的四象方剂；二是借用适用的中医方剂：四象方剂由四象人药物组成，严格遵循"药乃局限于人"的药性观，在辨象立法的基础上按不同象脏器的大与小和正中脏器的大与小，以补小泻大的原则选择适当药物组成。四象方剂分为四大类，各类有不同的治疗法则，即太阳人方剂，以泻阳补阴为治疗原则；太阴人方剂，以通利、补肺、泻肝为治疗原则；少阳人方剂，以清热、泻阳、补阴、补肾为治疗原则；少阴人方剂，以补温、散寒、补脾胃、泻肾为治疗原则。

彝医没有固定的治疗法则。治疗方法分为药物疗法和其他治疗法两大类。其他治疗法包括：刮治法、按摩法、推拿法、提筋法、针刺放血法、割治法、捆治法、挑治法、取治法。

哈医没有明确的治疗原则，但强调；庄诊断和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要仔细辨别胡瓦提(气)的盛衰、强弱、阴阳归属，辨证用药：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以增加胡瓦提和祛除病邪为主要治疗手段。治疗方法有：药物疗法，食疗、手法正骨，吾布拉(药浴、蒸熏洗)，放血疗法、挑治、割治、按摩法、推拿法，以毒攻毒治疗，冻伤特殊疗法，精神病的特殊疗法，疥疮特殊疗法，对疾病的预防措施。

回医民间疗法分为外治法、内治法和食疗法。外治法包括刺法、拔法、挑法、吹法、捏法、熏法、敷法、点咽滴鼻洗眼法、涂抹法、割法。

瑶医治疗方法形式不拘，有内服、外擦、外敷、烟熏、沐浴、食疗、佩挂、滴耳(眼)等。其中重视食疗，药浴最具特色。

苗医以"冷病热治，热病冷治"为治疗法则。具体治法分内治法和外治法。外治法尤为丰富，包括放血疗法、刮治法、爆灯火疗法、生姜叭法、气角疗法、滚蛋疗法、发泡疗法、佩戴疗法、熏蒸疗法、火针疗法、抹酒火疗法、烧药火疗法、纸媒筒疗法、外敷疗法、热熨疗法、刮脊抽腿疗法、拍击疗法、针挑疗法、外洗疗法、药针疗法、化水疗法、体育疗法。

土家医治疗法则为：寒则热之，热则寒之，亏则补之，余则泻之，阻则通之，肿则消之，惊则镇之，湿则祛之。治法有药物疗法(汗、泻、赶、止、补、湿、清七法)、外治法(有拔罐、针法、灸法、药浴等20多种)。

第五节 结 束 语

通过以上壮医与各民族医药在理论基础、病因病机、诊断方法、治则治法等方面的异同比较可以得知，各民族医药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风俗，都是各族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他们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各族人民经过千百年的艰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逐渐产生了保健意识，认识了人与自然、疾病的相互关系，了解疾病发生的原理，并根据所站立的不同角度，各总结出一套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说理工具，从而形成本民族医药的理论基础。再通过"神农尝百草"的实践活动及总结生活经验，逐渐了解各种动植矿物的药用价值，产生理性认识，总结归纳，提高升华为一定的理法药方，构成一整套完整或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实践，为本民族的健康繁衍发挥巨大作用。

壮医与汉医及其他民族医药一样，对医药的认识都是以古朴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为主导，即肯定世界是物质的，且是运动、变化的，但他们之间又有诸多的区别，如壮医没有汉医的经络学说理论，但其"三道"、"两路"理论却独具特色；虽然壮医亦以阴阳的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平衡、相互转化来解释大自然及人体生理病理的各种变化，但在具体说明和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时则用壮医特有的"三气同步"及"三道"、"两路"理论，独具特色；壮医的病因、治则较之汉医单一，但诊法和治法却十分丰富多彩；壮医虽然不像中医那样具有完整的方剂学，但其用药注重"毒药"、"解毒药"、"鲜药"及"食补"，疗效甚佳。由此可知，各医药有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应该互相参照渗透，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振兴中医的同时，挖掘整理、发展研究壮医及其他民族民间医药是十分必要的，对丰富祖国医学的内容，完善各民族医药的理论，对各族人民的健康是大有益处的。鉴于壮医及其他民族医药存在的诸多不足及许多民间医疗经验的失传，使我们意识到挖掘整理工作迫在眉睫，搞好这项工作是为人类、为子孙后代造福的举措。让我们为振兴中医、振兴民族医药而共同努力!

壮 族 医 史 大 事 年 表

距今约70万年 百色盆地右江河谷已有原始人类活动，并遗留有大量的打制石器。

距今约5万年 柳江-带有"柳江人"活动。

距今4万-2万年 瓯骆故地有来宾"麒麟山人"，柳江"甘前洞人"，柳州"都乐岩人"、"九头山人"、"白莲洞人"，都安"九楞山人"，"千淹洞人"，桂林"宝积岩人"，"荔浦人"，"灵山人"，田东"定模洞人"，靖西"宾山人"，隆林"德峨人"，云南"西畴人"等原始人类活动。

距今1万-7千年 瓯骆故地有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鲤鱼嘴人"，横县"西津人"、"秋江人"，邕宁"长塘人"，扶绥"敢造人"，云南"小河洞人"等原始民族居住。原始农业、制陶业和家畜饲养业开始出现。

距今9千-7千年 瓯骆先民开创了原始农业生产，瓯骆成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棉花的民族。

距今6千-4千年 创造独特的"大石铲文化"和"几何印纹陶文化"的原始居民在桂南和桂东北地区活动。

距今约3千年 瓯骆与中原有了直接交往，商周青铜器传人瓯骆地区，瓯骆人向商周王朝进贡包括壮药在内的土特产。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4世纪 瓯骆人开始铸造青铜器，其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开始产生。

公元前4世纪 瓯骆人开始使用铁器。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我国最早记载有医药的占籍《山海经》所记载的药物大部分在瓯骆地区均有出产，故包含有很多壮药在内。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考究这些贡品，相当部分具有药用价值。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06年 我国第一部医学专著《黄帝内经》问世，其中记载有"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跗，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公元前217年 秦始皇派遣50万大军进击岭南，西瓯部落奋起抗击。秦军受阻，史禄奉命在今广西兴安县北面开凿灵渠，以通粮道。岭南至内地中原的水路开始沟通。

公元前214年 秦军击败西瓯，统一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郡之下设县以治之，并留兵戍守，徙民南居，共同开发岭南。

公元前196年 汉高帝派遣陆贾出使南越国，承认南越地方政权及赵佗的"南越武王"封号，并赐印剖符通使，友好往来。

公元前176年 汉文帝即位，复与南越修好，互派使臣，开放边市。

25-220年《神农本草经》共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收载有壮族地区盛产的菌桂、牡桂、薏苡仁、丹砂、钟乳石等。"下药"125种中壮族地区大多有出产。

261-341年 葛洪《肘后方》对传染病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卷七所记："沙虱水陆皆有，其新雨后及晨暮前，跋涉必著人......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人其皮里，其所在如芒刺之状，小犯大痛，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动也，若不挑之，虫钻至骨，便周行人身，其与射工相似皆杀人。"并指出此病见于岭南。

452-536年 陶弘景著《本草经集注》载有药730种，其中有诸多壮药.如青蒿等。

604年 隋文帝任令孤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对岭南民族酋长实行怀柔政策，并广筑城邑，兴办学校，积极传播汉文化。

610年 巢元方等著成《诸病源候论》，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总结了魏晋以来的医疗经验，其中有诸多关于壮医药的记载，如记载了瘴气的发病是由于"杂毒固暖而生"、"皆由山溪源岭瘴湿毒气故也"等。

627-622年 唐高祖李渊派遣李靖率军南征萧铣。岭南俚人酋帅冯盎、宁长真等率众归附于唐。岭南复归统一，并推行羁縻制度，在今桂西地区设置羁縻州县50多个。

659年 苏敬等编撰《新修本草》，又称《唐本草》，是最早由国家颁行的药典，载药844种(一说850种)，其中收载了不少壮药。

681-697年 韦敬办纂《澄州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和《智城洞碑》碑文，主要使用汉字刻纂，井穿插有古方块壮字，体现了作为壮人的韦敬办已具备了一定的汉文化水平。也是古方块壮字的首次出现。

815年 柳宗元任柳州刺史，释放奴婢，努力发展生产，兴办学校，传播汉文化，革除陋俗，重视医药。宋庆历年间宜州推官吴简及一些医人，实施尸体解剖，由绘工宋景绘下《欧希范五脏图》(已佚失)，这是有记载的我国医史上第一张实绘的人体解剖图。

宋 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记载了壮族地区部分壮药及医事活动，对瘴病的病因病状有所认识。

宋 周去非著《岭外代答》记载了岭南地区的诸多医事、风土人情等，并详细记载了壮族先民烧炼水银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史上也是较早的记载。

917年 宋王朝派兵南征，雄踞岭南达55年的南汉政权灭亡。岭南统一于宋，并推行"以夷制夷"的土官制度。

1049-1053年 土司机构设立，并规定了土官职衔，是土司制度确立的标志。在这一时期，壮汉文化交流逐步广泛，出现于羁縻时期的壮族民间"土俗字"在此时流行起来，封建中央王朝采取以教化辅助统治的政策，在壮族地区兴办学校、书院、推行科举。

1097年 诗词大家秦观贬官横州。秦设馆讲学，州人作文渐有法度。

1104年 黄庭坚贬官宜州，设坛讲学，传播汉文化。

1154年 南宋朝廷颁刻新印玺赐与南丹州等162个羁縻州、县、峒、寨。

1264-1294年 广西普遍设立土司机构。

1276年 元军将领阿里海牙率兵攻克静江府，岭南为元所统一，并设置宣慰司、安抚司、军民总管府等，土人参用，推行土司制度。

元 释继供纂修《岭表十说》，载有关于壮医对疾病的认识，如"四时亦有伤寒瘟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

1297年 滇桂边地壮族首领韦郎达联合53个村共万余人举行反抗土司统治的斗争。

1320年 云南广南、富宁一带的壮族首领韦郎达联合53个村万余人再次反抗土司残暴统治。

1369年 明王朝统一岭南后，实行"西南夷来归者，即用原官授之"的政策，发展土司制度。

明清-民国 明清以后壮族地区的一些府志、县志等开始有大量药物及医事的记载，如《镇安府志》、《恭城县志》、《广南县志》等。

1403年 梁公辣在马平(今柳州)发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斗争前后延续200多年。

1407年《永乐大典》总纂解缙贬官广西布政使司参议。先后于思明、龙州、南宁、柳州等地讲学论道，传播华风。

1422年 庆远壮族首领韦万秀率众掀起反抗土司残暴统治的武装斗争。

1428-1928年 各地相继改土归流，土司制度逐渐衰亡，土府不复存在。封建领主制度代替了奴隶制度，加强了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各种书院、学校、乡间私塾逐渐遍及壮区各地，一批颇有影响的壮族封建文人成长起来。

1437年 怀远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在韦朝振的率领下，开展夺田斗争。

1578年 李时珍历时27年著成《本草纲目》，全书52卷，收载有药物1892多种，附药图1100多幅，药方11000多个，其中载有大量的壮药，最著名的有田七(又名三七)，认定为"止血、散血、定痛"之要药。

1580年 忻城和上林一带的周安、思吉、落扛、古卯、罗墨、古钵、古蓬、都者等8寨壮族人民举行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声势浩大，前后延续100多年，终为明王朝重兵镇压。

1765-1802年 赵学敏著《本草纲目拾遗》，总结了1802年以前我国药物学的成就，载药921种，其中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载或叙述不详者，其中收载了著名的壮医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两种药在当时即已作为贡品上贡朝廷。

1821-1850年 忻城县土司衙署(现仍保存完好)西侧曾建起一栋"大夫第"，内设诊室、药房，统理莫氏土司衙署大小官员及其眷属的保健事务，同时也兼理一些民间疾患。医官由"土人"担任。

1851年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在桂平县金田村爆发。9月15日，冯云山、萧朝贵率领太平军围歼驻扎在平南官村的清军。年底，洪秀全在永安下诏褒功，封东、西、南、北、翼五王，壮人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分别被封为西王八千岁、北王六千岁、翼王五千岁。

1877年 北海被开辟为对外商埠。

1903年 靖西人曾汝璟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时人称之为"边地先觉"。

1907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钦州、廉州、防城和镇南关起义。广西省在桂林开办"土司学堂"，专门培训地方土司。清朝政府在壮族地区实行"弹压制度"。

1911年4月，壮族志士韦云卿、韦统淮、韦统铃、韦树模、韦荣初等参加广州"三·二九"起义，牺牲，安葬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11月，广西宣布独立，陆荣廷执掌政权，是为旧桂系统治之始。

民国期间 在广西南宁设有"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为当时全国惟一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开设有草药科，有培植中草药的小药园，还有小药厂。培养了一代名医，包括壮医，如班秀文、王鉴钧等壮医专家。

1921年秋 湖南江华县小圩壮族教师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为壮族最早的共产党员。

1922年 壮族农民领袖韦拔群在东兰县组织"革命同志会"，开展农民革命运动。

扶南(今扶绥县)人曾平澜留学日本，是已知壮族最早的女留学生。

1924年 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蛇执掌广西军政大权，是为新桂系统治之始。

1925年 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建立党组织。

1928年 中共广西省委在南宁召开第-次代表大会。

忻城土司改流。

1929年 中共广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南宁召开。

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

1930年2月1日，龙州起义胜利，建立了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10月，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北上中央苏区。

1939年 中共广西地下党推行组建"广西学生军"、"战工团"等各种社团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12月，壮族儿女配合杜聿明部在昆仑关重创日军，史称"昆仑关大捷"。

1949年12月11日，五星红旗插上镇南关(今友谊关)上，广西全境解放。

1952年 大部分壮族地区基本按照汉族地区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普遍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1月，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派语言学家袁家骅教授到壮族地区进行语言调查研究，帮助创造壮族文字。

12月10日，桂西壮族自治区成立，覃应机任主席。

1953年 隆林各族联合自治区(县级)成立(1955年改称隆林各族自治县)。

贵州省从江县平正壮族乡成立。

1954年 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族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成立。三江、大苗山、金秀、隆林等县少数民族(含部分壮族)地区完成土地改革。

1955年11月11日，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并转请国务院批准壮族文字方案(草案)。

1956年 壮族地区掀起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高潮。

3月5口，桂西壮族自治区改为桂西壮族自治州。

3月19日，桂西壮族自治区壮文学校在武鸣成立。

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公园接见1万多各族人民。

1月20日，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发布《关于公布壮文方案的决定》，壮族地区掀起学习壮文的高潮。

3月1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韦国清任主席。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南宁，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庆贺和指导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

4月1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5月1日，东兴各族自治县成立。

5月10日，钦北壮族自治县成立(1964年改为钦州壮族自治县)。

1959年 覃保霖著《陶针疗法》，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62年9月26日，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成立。

1965年 在周恩来总理倡仪下，把"僮"改为"壮"。

1982-1986年 当代壮族名医班秀文教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1983年 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医研究室，并设壮医门诊部。

1984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决定成立以壮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为主要任务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上报国家卫生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批。

1985年5月31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国科发综字[1985]524号文件批复，正式批准成立我国首家省区级民族医药研究机构--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批复中明确指示：该研究所的主攻方向和主要任务是"运用传统和现代的方法及手段，对壮医药、瑶医药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提高"。与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相继成立的还有广西柳州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百色地区民族医药研究所。这两个地区级民族医药研究所也是以壮医药的发掘整理为己任的。

9月，广西中医学院开始招收我国医学史上第一批壮医史研究生。

1986年1月5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办函[1986]277号文批准将南宁地区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并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设在该院内。广西民族医院和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被列为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建设项目。

3月，黄瑾明、黄汉儒、黄鼎坚主编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获广西第二届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结束了壮医药没有专著的历史。

6月，根据国务院关于民族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及有关地、市、县卫生局成立了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小组及办公室，挂靠在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中医医院。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少数民族医药古籍整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组织领导和统一部署下，组织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壮医发掘整理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2月4日，国家卫生部部长崔月犁同志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12月中旬，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在南宁主办召开了全区首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

1987年1月5日，区科协学字[1987]02号文，批准成立广西民族医药协会，挂靠在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1988年4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创办《民族医药报》(试刊)，国内统一刊号：CN45-0047，1989年1月5日，该报 在南宁市正式创刊，国内公开发行。

12月，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基建完成，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光荣称号。

198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南宁西园饭店亲切接见和宴请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负责同志和部分民族医药专家，并合影留念。

5月21日～23日，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在南宁召开"壮医药线点灸经验交流暨研究会成立大会"。

11月26日-29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中医处在南宁主持召开"全区民族医院工作暨第二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

1990年 黄瑾明教授应邀赴京参加百名中医专家特邀门诊，运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应诊。

1991年3月19日，国家卫生部部长陈敏章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题词："为继承和发展民族医药学做贡献"。

5月，黄汉儒主任医师率领由5人组成的广西民族医药代表团应邀到越南谅山、河内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

1992年11月5日-7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民族医药协会在南宁主办召开"第三届广西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以威昌博士为团长的泰国生药学会和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药学院代表团应邀参加学术交流会。

1993年2月18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研办字L1993]第044号文件决定，同意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民族医药研究基地加挂"中国中医研究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的牌子。

2月26日，举行挂牌仪式。中国中医研究院党委书记张凤楼、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厅长蓝芳馨亲自主持挂牌仪式。

5月1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政发[1993]56号文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列为全区25个综合改革重点科研单位之一。

1993-1997年 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所长黄汉儒主任医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1994年4～5月及7-11月，黄瑾明教授应邀出访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就壮医疗法进行讲学，把壮医药诊疗技术传到了国外。

1995年1月，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江家福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视察，并对发展民族医药事业做厂重要指示。

1月1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诸国本副局长到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视察，对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做了重要指示。

5月31日～6月2日，经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由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和广西中医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大会共收到论文1000多篇，到会代表330人，来自全国27个省(区)市30多个民族。

11月，国家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张文康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做了重要指示。

1996年6月，黄汉儒主任医师应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和泰国生药学会的邀请，出访泰国并进行了学术交流。泰国《亚洲日报》、《新中原报》等5家报纸以显著篇幅及照片报道了这一消息。

12月，黄汉儒主任医师在《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第6期发表《壮医理论体系概述》论文，系统总结了壮医"阴阳为本，三气同步"、"三道"、"两路"、"毒虚致百病"理论，奠定了壮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1997年4月，越南卫生部民族医药司司长阮德团率领越南民族医药代表团一行29人访问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

11月，经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首届国际民族传统医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黄汉儒、黄瑾明作为壮医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团副主席。

11月，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在北京成立，黄瑾明、杨梅梅、黄鹏、李钊东当选为学会理事，黄汉儒当选为学会副会长。

1998年10月21日-10月23日，全国第七届民族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暨广西第四届民族医药学术交流会在广西南宁市召开，大会收到论文近300篇。广西民族医药协会进行理事会改选，黄汉儒当选为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刘智生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11月26日，中共中央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周明甫陪同下，视察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并接见壮、瑶医药专家。强调民族医药应当在我国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2000年 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线点灸治疗脾虚证作用规律及疗效原理的研究" 课题获区卫生厅科技成果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