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开展，中西药联合运用的情况已日趋广泛。自晚清著名的中西医汇通学家张锡纯创立石膏阿斯匹林汤；张山雷创外科用的〔樟丹油膏铅丹(Pb3O4)、氧化锌(ZnO)、樟冰、凡士林〕开始，中西药联合运用已近百年。中西药合用的效果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
中西药联用，在我国广大农村、城市均十分普遍，在许多基层医院已成临床用药的常规。据北京市中医院的统计，该院应用汤剂为主并用西药的患者，占用汤剂患者的13.63%；用中成药为主并用中成药的患者，占有中成药患者的24.7%；用西药为主并用中成药的患者，占用西药患者的57.34%。许多地、市尤其县级和县级以下医疗单位则比率更高。究其原因，人们普遍认为，中药药性平和、安全，与西药合用可以增强疗效；有些病人求愈心切，看过中医，又看西医；有的医师求稳，用药是多多益善，中西医双保险。这些都是目前中西药合用的主要因素。但关键是在于如何深入开展中西药联合运用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扬长避短，经济安全，有效地使用中西药物，这将是适合我国国情，有着广阔前景的研究课题。
中药在我国的运用有几千年的历史，早已积累起极其丰富的药物作用知识。中药学产生、丰富和发展的全部历史表明，其主要内容如药物的产生、用药理论，药物选用等都体现着医药结合的整体观思想。中药的合用强调辨证论治，遵照理法方药的程序，一张处方中的药物构成一个有机的功效整体，而不是简单地药-症对号入座。近年国内对于单味中药的药理研究有长足的进步，但不能脱离或取代传统的中医理论和辨证论治。西药的使用重在症-效对座，然而，客观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如咳嗽作为一个常见症状，选取用咳必清、可待因等，但临床医师多选用川贝枇杷露、痰咳净、雪梨膏、咳特灵等中成药,或用汤药。因为中医对咳嗽是作为内科一个疾病来对待，分外感、内伤两大类，而外感又有寒热之异，内伤则有肺虚、痰湿、肝火等不同，治疗亦选用相应的方药，总以辨证论治为依据。
上海医科大学脏象研究室从动物实验中发现温补肾阳药能保护肾上腺免受外源性激素的抑制，但将这一结果盲目运用于临床之后却发现问题。这是因为临床上大剂量激素较长期运用后会出现面红、兴奋失眠、五心烦热等阴虚阳讥、内热火旺的现象，若再加上温补肾阳的热性药，这好比火上浇油。按中医药理论大剂量激素所产生的虚热证可采用大补阴丸治疗于是重新设计了实验方案，选用了生地、知母与生甘草，在所见的成人14例肾病综合征患者以30～40mg/日强的松与上述中药同用，不公激素的疗效未受影响，而且减少了副作用。后来的滋阴降火以监制激素的反馈内抑制实验证实：生地、知母、甘草各种组合以臁单味药均有拮抗激素内抑制作用，且以知母为最强，而对长期中小剂量激素者以及当激素减量时则以配合温肾阳中药为主。但最后选择仍然以中医的"辨证为主要依据。这充分表明中西药合用必须遵循各自的理论不能简单地相加，更不是药物的堆砌。中西药的合理配伍有赖于大量的药理学实验研究，但目前更多是临床的直接运用。所以从药理螳、化学、生物学和中药药性理论出发研究中西药联合运用的规律及其配伍禁忌是十分重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对于中西药联用亦引起了重视。日本著名汉方医家寺泽捷年对大量中西药联用的现状进行了综合报道。如日本治疗感冒药"ガゼ"5号（半夏、厚朴浸膏、扑热息痛、咖啡因）。日本还有将甘草甜素、半胱氨酸、甘氨酸溶于生理盐水，作为抗过敏和解毒药用于临床，将十全大补汤与自力霉素C、顺铂（cis-platin）及其他化疗药物联用，可增强药物抗肿瘤活性，并减轻化疗的毒副作用。尤为可贵的是，近年来日本汉方医家进行了许多中西药合用的实验研究。如：阪田氏证实糖皮质激素与柴胡皂甙a合用能使甾体类药物的抗肉芽肿作用增强；柴胡皂甙b与糖皮质激素合用对甾体类药所致血中三酸甘油脂的上升有抑制作用，肝中各种酶的活性亦因合用柴胡皂甙而有所增加。荻原幸夫用大鼠炎症模型的研究发现，小柴胡汤与强的松并用，显著减少肾上腺萎缩，改善合成类固醇剂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等。类似报导涉及汉方与各类西藏自治区药的联合运用，这些对于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的中西药联用都将是极大的帮助。综观中西药联用的现状，一方面，中西药联用增加了疗效，缩短了病程，其运用机率越来越高，逐渐为群众所接受，对其运用的规律、禁忌报道也是越来越多，说明中西药合用这一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方式，正引起广大医药工作者的关注和研究；面另一方面，盲目运用，双管齐下，不讲禁忌，造成浪费甚至是药源性疾病的现象也日益增多。因此，研究中西药之间相互作用不仅有深远的学术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