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医者意也”含义的误解
据老“医者意也”一语，最早似出于《后汉书·郭玉传》“医之为言意也。”《旧唐书·许胤宗传》也载：“医者意也，在人思虑。”强调行医治，贵在思考。此语原无可异议，但由于后世某些江湖术士的行为，使人产生了误解。据清代医家毛对山的著作中载：“古人用药，每取形质相类，性气相从以达病所，亦有纯以意运，如驽马速产，杵糠下噎，月季调经，扇能止汗，蛇性上窜而引药，蝉膜外脱而退翳，所谓医者意也，殆即此类。”早在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和苏东坡也曾对江湖庸医视为儿戏，极尽鞭挞和揶揄：“以才人之笔烧灰饮学者，当疗昏惰；推之，饮伯夷之盥水，即可救贪；食比干之饭，即可愈佞；舐樊哙之盾，亦可治怯；嗅西子之珥，亦可愈恶疾乎？”如果把“医者意也”理解为医生治病可以不循法度，只凭臆测臆断随心所欲而施为的话，理所当然地应受到东坡先生的讪笑和后世医家的批判。
(二)还“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来面貌
为了澄清“医者意也”一辞的本意，裘氏作了详尽的考订。其实，汉代名医郭玉说得很清楚：“医之为言意也，腠理至微，随气用巧，针石之间，葶芒即乖。”医学的道理至精至微，医生在临症施治时应慎重和细致，切不可轻率马虎，如果稍有不谨，就会“毫芒即乖。”许胤宗说：“医特意耳，思虑精而得之。”意乃指精湛的思虑而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也说：“谨察五脏六腑，一逆一从，阴阳表里，雌雄之纪，藏之心意，合于心精。”意思是说诊察疾病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人体脏腑阴阳的偏胜、逆从情况，专心致意，用心思考，才能作出精密的判断。《续医说·吴恩序》中的一段话更能说明问题：“医者理也，理者意也……理言治，意言识，得理与意，料理于未见，曰医。”医者意也，就是用意以求理，医理难穷，则用意有加，所以只有“思虑精则得之”。
裘氏通过探本溯源，阐释了“医者意也”的本义，并不是意味着医生在诊病时可以随便臆想臆断，恰恰要求医生在获取大量临床资料基础上，认真分析现象与本质、一般与特殊，通过殚精竭虑的思考，从而对疾病作出判断的过程。这个“意”，实质上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科学思维，是认识疾病，立方遣药，推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一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
(三)进与病谋，退与心谋
既然“医者意也”是一种科学的思维形式，那末如何应用于辨证施治呢？裘氏欣赏吴鞠通提出的“进与病谋，退与心谋”，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示范。
所谓“进与病谋”，就是反复进行临床实践，潜心体察和研究。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医生只有投身临床，广泛接触各种疾病，深入观察疾病的演变规律，并在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感性的知识。所谓“退与心谋”，就是要深入思考。“心之官则思”，善于用心思老者，才能达到意会和领悟。吴鞠通着《温病条辨》，也是“十阅春秋，然后有得”。通过“病”与“心”的反复谋合，才在对温病学的研究中有所建树。这是他精炼地总结著书过程中思维的经验，强调既要在实践中深入研究疾病，又要善于在独立思考中领悟治法。
《素问·八正神明论》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可以作为“医者意也”的良好注脚。“神乎神，耳不闻，目明心开而志先，慧然独悟，口弗能言，俱视独见，适若昏，昭然独明。”这里描述了一种只能心领神会而无法言传的独悟意境，它是科学研究过程中思维活动的一种感知。这一思维方式是通过长期临床实践，获取经验，广泛摄取知识，潜心思索，从借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出事物本质的真谛，是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当代美国科学家波拉尼将知识分为可言明的和未可言明的两大类。前者可以相互转达，共同分享，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这种知识只是知识的表层；后者是个人化的，难以言传的，属于知识的深层。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正是在个人的长期努力中逐渐感悟到一些进入个人意识中的思维技能和习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孙思邈曾强调医艺难精，“既非神授，何以得其精微？”他说：“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寻思妙理，留意钻研”，“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丝膏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效，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千金方》)。可见，“医者意也”，并非是神秘莫测的唯心论的东西，它是经过长期深入钻研中医学理论和临床，勤于思考，才能达到的境界，也是一个临床医生必须练就的一项基本功。中医学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技艺，而是一门具有高深理论体系的科学，所以仅有感性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实践中获得的材料经，过理性思考，多多“加意”，才能上升为理论，并不断充实和发展。因此，中医学中“医者意也”的含义是意味深长的。
裘氏曾经深有感触地说：“医者意也”一辞，如浅手言之，它是学习医学的一个起码而又必备的条件；若深手言之，乃是达到一定造诣或者有所创造发明的一个重要保证，它虽是短短的一句话，确是“不废江湖万古流”的。
(一)既不离于法，又不为法拘
裘氏初涉临床时，每亦循法而治，虽然也可收到一些疗效，但随着经历渐多，面临许多复杂疾病，常有“医之所病病方少”之感，于是乃逐步冲破一些“套方”藩篱，而颇得其益，从而体会到治病“既要不离于法，又要不为法拘”。
他曾经治疗过不少各种类型的哮喘病，对其中属于寒饮咳喘之证，每以宣肺降气，温肺化饮，通阳散寒的常规疗法，而获痊愈或缓解。对《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也有一定的体验。然则1970年他治疗一痰饮患者，症见剧烈咳嗽，昼夜不停，气逆喘促，痰涎如涌，病程已历年余。病员形体肥胖，舌苔白腻，脉见沉弦。遍尝中西药均无寸效，乃求治于裘氏。他先后用过温、化、宣、降以及涤、消、攻、逐诸法，也丝毫未瘥。自叹技穷而病家以痼疾坚求继续治疗，乃不得已改用黄芩、生地、龙胆草三味，大其剂量，与服二剂，竟奏意外之功。咳喘十减其九，痰涌之象亦除，又续服数剂而病瘳。该病显属寒饮，乃投苦寒而得和，实属“法外之法”。
又如，噤口痢在痢疾中是较为危重之症。裘氏曾治一人利下无度，得食即吐，驯至粒米不进，迁延多日，形肉俱消，神气奄奄。前医进人参石莲等法，未见效果。裘氏往诊时病情已濒危殆。遂用熟地一斤煎汤取汁代水煮药，加以山药、扁豆、甘草、干姜、白术各6g，煎汁饮服。甫投一剂而痢瘥进食，又服二剂而病迅愈。裘氏处方盖师景岳胃关煎意而更化裁出之，其效实出意外。
裘氏深有体会地说，中医治病的方法，本来思路极广，及至所世，则条条框框渐多，而施治后反致局限。一个医生不仅要学兼众长又善于化裁，更要懂得“法无常法”和“常法非法”的深刻道理，才能真正掌握中医治病方法的真髓。裘氏此语是发人深省的阅历之言。
(二)立法处方用药，崇尚精、奇、巧、博
中医在临床的很多方面有一定优势，衡量医生水平的高低，首先看你能否治好病。裘氏根据自己多年的临床体验和教训，觉得要提高疗效，立法处方用药要做到“精、奇、巧、博”四个字。
处方贵精。所谓“精”，即至当不易之谓。裘氏治疗过不少心脏病人，诸如心绞痛、房室传导阻滞、频繁性早搏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常用仲景炙甘草汤稍事加减，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最后就迳用炙甘草汤原方，只在剂量上稍加消息。有不少心脏病人，曾屡更多医，中西药备尝，也曾服过炙甘草汤的加减方，均无良效。自改服仲景原方后，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有的历数载而安然无恙。裘氏谦逊地说：“我研仲景之学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于此可见，古人立方之精，值得我们效法。
立法宜奇。裘氏经常说：“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谲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他自己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天，旋即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处一方，用诃子30g 黄芩30g 龙胆草9g 甘草9g，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药后2小时，吐出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1次，是夜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事出意料，这个昼夜不停的剧咳，竟得一吐而痊愈。后遇此类病证，他常用酸苦涌泄的吐法，亦每收奇功，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中得来。倘若对奇法临阵先怯，是无法领悟此中奥妙的。
用药在巧。古贤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已很可贵，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裘氏善于从古代名医治病的经验中悟出其巧，面对复杂的病证，独出机抒而治愈顽疴宿疾。裘氏曾治疗一例迭经中西医屡治不验的白塞氏综合征，根据其临床特点，先后巧从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当归六黄汤、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汤等古方中化裁损益，使之逐渐转机而终至向愈。
关键在博。裘氏认为，精、奇、巧三端均以“博”为基础，精源于博，奇不离正，巧生于熟。所谓“博”就是要博览群书，博采众方。真知灼见和高明的医术，来自博涉广闻，方能应变临床。如治眩晕，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作眩”之论，以天麻钩藤饮及半夏白术天麻汤等方为枕中鸿宝，殊不知肝阳不升，下焦虚冷，肾元亏损，更是治眩所不废。裘氏每用真武汤加减治疗某些肾阳不振，精神萎顿，眩晕辄作的病者，收到满意疗效。因此，医生胸中如有众多治法，才能在临床中泛应曲当，得心应手。
(一)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如何应用古方来治疗今病？裘氏的经验是，抓住主症，随机应用。
裘氏认为，《伤寒论》“但见一症便是，不必悉具”，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治疗原则，也是用古方疗今病的重要方法。仲景所说的“一症”，即指主症。查仲景书中有小柴胡汤条文十七条，主治范围甚广，只要抓住其主症，均可投以小柴胡汤。如他用小柴胡汤加减治疗胃炎、胆囊炎、胰腺炎以及某些发热病症等病例，均有良效。又如，他以乌头赤石脂丸合丹参饮，治愈因心阳式微，阴寒盘踞心胸，历时五年反复发作的胸痹；用红兰花酒伍生脉饮加味，治疗心阴亏损，血虚气滞的心痛；温经汤原为冲任虚寒，月经不调而设，抵当汤则主治太阳蓄血证，他把两方合用于治疗因寒凝瘀阻而致的心绞痛，使缠绵数十载之顽疾，得以控制；葶苈大枣泻肺汤专泻肺中痰热，用治心痛的报道极为罕见，他以此方合桂枝生姜枳实汤，治疗一高年心痛患者，三诊痛止，照常参加工作……。其在应用过程中始终从抓住主症着手，“有是症，用是药”颇觉得心应手。
抓主症并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之法。所谓主症，就是能够反映疾病病理本质的特异性脉症。抓住了主症，就基本上把握了病变的病理本质，并可由此推演，称用于一些病机类似而疾病不同的病症。例如，炙甘草汤原书主症是“心动悸”。此方阴阳并调，气血兼治，不独可用于“伤寒后，心动悸”，就是杂病中各种“心动悸”，均可随机应用，裘氏用治于现代多种心脏病均收到较好疗效 。仲景为我们制定的方证药法，实际上是以汤方为纲领，以主症为应用的主线，执简驭繁，是实用性极强的辨证用方之示范。张洁古本人也曾明白说 ：“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治杂病若神。后之医家宗内经法，学仲景心，可以为师矣”。可见张氏本人也是古方的崇拜和继承者。由此推想，所谓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恐系后人附会洁古之澜言，我们应予以辨正。
(二)贵在“精熟”，学会化裁
裘氏教诲，运用古方治今病的关键在于“精熟”两字。学习古方必先领会立方原意，洞悉其中精微，才能融会贯通。在具体应用时，又应善于化裁。
临床上古方今病能够完全合拍者并不少见，故在应用过程中，有时可迳用原方而奏效，有时则须把握病机以成方化裁损益而建功，仲景有“随证治之”的明训，足堪我们玩味。例如，东垣当归六黄汤原为治阴虚有火的盗汗而设，是方有滋阴清热、固表止汗之功。裘氏认为此方实气血阴阳并调，方中甘柔与苦寒相伍，泻火合育阴补气共投，尤其是芩、连、柏三味，既可泻火又能坚阴，丹溪用此三味组方名“大补丸”。可见全方虚火、实火兼清，决非囿于治盗汗一症。裘氏辄用于治疗慢性活动性肝炎、肝硬化、慢性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肾功能不全、白塞氏综合征等，常根据阴虚火旺或正虚邪毒弥漫，阳热内盛等不同情况随机化裁，因证加减。发现此方不仅可改善临床症状，而且对改善肝肾功能、纠正某些异常理化指标，均有较好的疗效。癸酉年裘氏曾治一小儿患肾病综合征，长期服用激素而出现柯兴氏综合征，但尿蛋白始终未见改善。经裘氏用方，初投他方数诊不应，后改拟当归六黄汤化裁，七剂后症减，尿蛋白从(+++)转成(+)，再七剂转阴，遂守方调治，随访至今，病情稳定。
裘氏说，一个医生要精究方药，历代方书洋洋大观，任我们选用。尤其对那些历经千锤百炼的“名方”，更要倍加用心体察。组方有成法，用方要知常达变，而变化之妙，存乎一心。
(一)多读本草、方书，拓展视野
目前一般中药书籍中介绍的药物功用，往往是反映了近代人的应用经验，其中有些药物的内容尚不够全面，或者说失之肤浅，以致影响了在临床中的应用。因此，裘氏主张临床医生要经常研读本草等有关医籍。通过甄别比较，可纠正偏见，拓宽视野。
如对芍药一味，时医多拘于后世所谓“白补赤泻，白收而赤散”之说。裘氏认为、汉代芍药无赤白之分，查《伤寒论》太阴篇载：“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仲景以芍药与大黄并提，说明二药功用颇为相近。又如桂枝加芍药汤治腹满时痛；大柴胡汤治少阳阳明并病而腹中实痛者；麻子仁丸用药芍与大黄、枳实为伍以治大便硬、腹中实痛的脾约证；《金匮》中枳实芍药散治产后郁滞所致的“腹痛、烦满不得卧”等等。《本经》亦载芍药“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别录》明指其能“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逐贼血，去水气，利膀胱”等。所谓赤白之分，实乃后人想象推测之辞，未足为据，裘氏临床常以白芍作除痹、散结、通便、止痛之用，屡收佳效。
再如，生地黄近时均作补血、养阴药，其实它还有活血逐瘀之功。据《本经》载其“主折跌筋绝，伤中，逐血痹……除寒热积聚”；《别录》也认为“主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破恶血，溺血，利大小肠，去胃中宿食，饱力断绝”。《药性论》还说其有“解诸热，破血，通利月水闭绝，亦利水道，捣薄心腹能消瘀血”。可见，生地黄具有消积、除痹、通经、散血、和伤，外用消血肿等治疗作用。遗憾的是，这一大功用被后世所疏忽，使之未能“物尽其用”。裘氏说，众所周知的血府逐瘀汤中就有生地黄即取其活血逐瘀之功效；《普济方》地黄散中用地黄合乌贼骨以消血症。裘氏临床也每多以生地黄作活血行瘀药，用于肿瘤、痹证、月事不调、心痛等，收效满意。
裘氏说，历代本草方书中有许多精华值得我们继承。诸如先秦的《神农本草经》、梁代的《名医别录》、唐代的《外台秘要》、《千金要方》、宋代的《证类本草》、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植物名实图考》等，为裘氏所极力推崇。这些医籍中蕴藏着古人丰富的用药经验，如不去深入挖掘，使之为现代临床服务，是十分可惜的。
(二)欲知甘苦要亲尝
医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前人的理论和经验必须经过躬身实践后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对药性的认识又何偿不是这样。裘氏在长期的医学生涯中，饱尝了昨是今非、今是昨非的甘苦，深深体会到只有临床治疗效果才是检验是非的标准。
例如，升麻的功用，自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升阳于至阴之下”的观点后，一直作升阳举陷之用，且济量较小。弟子李东垣宗其说：“人参、黄芪非此(升麻)引之，不能上升”；李时珍乃以药名定药性，如说：“其叶如麻，其性上升，故名”，后世皆沿用其说。但考金元以前的历代名家均作清热解毒药使用，如《本经》载升麻“主解百毒，辟温疫瘴邪”；《金匮》用升麻鳖甲汤治阳毒发斑，方中升麻用二两；《肘后方》以水浓煮升麻一升，治天行发斑疮；《千金要方》用升麻与黄连相配，治口热生疮；宋代名医朱肱有“无犀角以升麻代之”的记载，说明两药功用非常接近。以上所述，都与元素所谓“升举阳气”之说格格不入。那末，究意孰是孰非？裘氏付诸临床加以检验，常以升麻与玄参、连翘为伍治咽喉炎、扁桃腺炎；与黄连、黄柏、鳖甲、龟版等合用治白塞氏综合征；与石膏、知母同煎治牙龈炎；与人中白、黄连、人中黄相配治顽固口舌生疮；与连翘、生地、葛根、石膏、黄芩、黄连相配治高热发斑；与茵陈、黄芩合用治急慢性肝炎等，均收到良好效果，剂量一般用15-30g。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认定所谓“升阳”之说只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臆测之辞，而解毒、清热、凉血的作用是确实的。
又如，对熟地黄功用的认识也甘苦备尝。要说对熟地黄的娴熟应用，当首推明代名医张介宾。裘氏壮年行医时，对介宾的“滥用”熟地颇为不解。后又读到陈修园《景岳新方砭》就金水六君煎治痰饮咳喘问题的挟击，更觉困惑。如说：“若用当归、熟地之寒湿助其水饮，则阴霾四布，水势上凌，而气逆咳嗽之病日甚矣。燥湿二气，若冰炭之反，景岳以骑墙之见杂凑成方，方下张大其说以欺人”。精读之，似乎很有道理，后来裘氏亲自用该方治疗一位患剧烈喘嗽半年、迭经中西药治疗无效的病例，服药三剂，胸闷渐宽，七剂后咳减喘轻，胃纳大香，痰化而痞胀竟消。以后凡遇肺肾虚衰、水泛为痰之咳喘，屡用中的。裘氏折服景岳对熟地一药的理解之深和运用之妙，确有突破前贤的成就。裘氏对熟地的运用颇具心得，如用熟地与干姜、吴茱萸、白术等相配，治脘痞、胀满、纳呆、舌腻之证，一破“甘令人中满”而忌用熟地之陈说；用熟地合芩、连、姜治疗慢性泄泻，发现其厚肠胃的功效不可低估，并对泄泻忌用甘柔的常法提出了质疑；用熟地伍麻、桂、荆、防治外感风寒表证，令发汗有化源之资，领悟到“阳根于阴，汗化于液”说的深刻含义；用熟地合附子、肉桂治元阳不足的虚损证，体会到“阴中求阳，阳中求阴”乃是立方遗药之绳墨，等等。
以上例子说明，要真正认识掌握一药之用，并不简单。在继承研究前人经验时，既不轻易否定，又不盲目接受，特别对某些遭人非议的学术观点，尤当独立思考，并经过临床的反复验证，然后判定其中的是非曲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