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治案中，常谓“物先心腐而后虫生，人必生伤而后邪入”。这与《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观点是一致的，说明对于正气的扶助非常重视。关于扶助正气方法的应用，先生较注意照顾肾气，因为“肾间动气，为人身之束，乃生气之原”。所以固肾纳气之法，在某情况下常为理虚的扼要之图了。先生于徐泗溪之学很下了一番研究功夫，徐氏的“元气存亡”理论，常为先生治虚的重要立论依据，并且立针其灵活运用了。另一方面先生又重视胃气，认识到“有胃气曰生，胃气少曰病，胃气足曰不治”的病变规律，在权衡补虚，是补肾还是益胃这一问题时，主张从临床实际出发。例如患者“色（白光），少津泽，而形羸肢瘦”已呈“久病色存”之状，则以固护后天胃气为亟，而固肾纳气，特别是腻滞之品就不适合了。此外，在补虚问题上，先生对于脑髓的认识别有会心。脑是精髓聚集汇合之处，故有“脑为髓海”之说。关于脑的作用，《内经》虽有认及，但原来少有发挥，到明清之际才有人对之引起注意。先生认为，人身精血充足,则“脑为之药”而耳目聪明。如果肝肾精血有亏，则“脑髓宗脉弗能宁静”，于是“目为之眩，耳为之鸣，额为之倾，坐卧行动如坐舟车中”了，这些证候，一般都以肝肾为病来解释，而先生认为实与脑气相关，故每取补精填髓充脑振虚之法，从而为某些虚证的调治开辟了一种新的思路。
先生治病，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经验是重视患者的精神因素。认为辨证立治，不仅切体质、切病因、切病机、切气候还是切人事精神，人可以因郁致病，病又可以使郁加重，因此药治过程，必须注意医患相得。如某妇小产后月经不调，受惊恐烦躁寐少。先生诊曰：“冲脉者，经脉之海也，女子系胞即乎此。然胞脉属心，而络于胞中。小产脉海受伤，心血暗耗，渐失其荣溉贯输之用，而心藏之舒缩亦失其常。心，君火也，主血精神。女子以血为主，心血有致亏，神失其所倚。肝藏相火内寄，心主不明，肝火得擅权而跋扈矣。悸怔不安，由是以起。......地去岁复受惊骇恐怖，心气因震荡而不宁，肝火乘隙而愈亢，心烦纷玉。......多仅廿日一行，经血之妄行尤信而有征矣。肝主谋虑，心之官则思。心君肝相，各造其偏而不融洽，欲意乐而无思虑，其可得耶？吾故曰：思虑亦病中之一症也。”月经不调，诸因宜审，先生于此案辨证求因，可谓全而细致，入微而又独到，把精神因素的影响置于非常重要的位子上。类似的治案不胜枚举，常见先生每在药治同时常为病人“务烦恬愉自得，方可渐须向愈。不然，皋苏释劳。萱草忘忧”也只能是宣读。这与《内经》"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观点，同样也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的就先生医案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作一简要概括。其实先生临床成就的形成与其一生奉行的严谨不苟精神是有密切关系的。他行医数十年，除了极不得已的情况外，很少要别人代他写处方，而其每张处方的遣词用字，就是现在看起来，也都能看出是经过细心斟酌和周密考虑的。他当时在沪行医之时，诊务虽然很忙，但遇到疑难证候，总还要挤出时间翻翻书，研究推敲一番，绝不敷衍塞责。正是这种一丝不苟的治学治医态度，使他的学识与时俱进。从他遗留下来的大量医案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析病论治，却以经旨为依归，但能出入经久而不为经文所囿；在某些析理过程，还常常引据诸子之书及一些现代医学的认识。他虽也常用经方，但不受经方药味的拘束，有时为了临床实效，往往经方时方并用，或者融汇一些民间单方在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