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卫生保健和养生

隋唐时期的卫生保健较前代有不少进步,隋代人们懂得蚊蝇接触饮食物之后,容易使人得病,并首次提出“饮食中毒”的概念,养生方法尤其是导引术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并开始与老年医学相结合。

一、卫生保健

隋代《诸病源候论》记载了当时人们对饮食卫生的认识。该书卷26列“诸饮食中毒侯”等十五候,多次强调“因疫病死者”、“著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之”。该书卷34所述蝇瘘候中认为饮食清洁、不被蚊蝇玷污是十分重要的。《肘后方》中述有“治食中诸毒方”,明确提出“饮食中毒”概念。该书卷26对“饮食中毒”定义作了如下的论述,指出:“凡人往往因饮食忽然困闷,少时致甚,乃致死者,名为饮食中毒”。这是关于饮食中毒的一次理论性总结,该书还对动物传染性疾病对人体的毒害作用进行了论述,这对于防止食源性疾病的发生是有重要意义的。

孙思邈对饮食宜忌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科学论述,“常须少食肉多食饭”,“每学淡食”;又如“常食如饱中饥、饥中饱耳”;“食当熟嚼”“久饮酒者,腐烂肠胃”,并强调食后漱口,摩腹与散步等卫生方法。

唐代长安是我国古代一座建筑很壮丽的大都市,其卫生设施也很先进,例如在地下系统设置排除生活污水与雨水用的地下水道(在东门外中兴路出土)和铁闸门(在北门外红庙坡出土),其中铁闸门安置在水道的入口,作过滤渣物之用,在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方面与现代基本相似。唐代李肇《国史补》“锁井而饮”的记载,可见当时人们更重视用井口加盖的方法来保护水源。唐人还在井水中加矿物药改善水质,如“唐李文胜家药井,用朱砂、硫磺、金纪玉”(沈括《忘怀录》),这类药井所用药物,可能是受神仙方士的影响,但这类药物确有杀菌、澄滤而不使井泥上泛的作用,无疑是有卫生意义的。

早在晋代《肘后备急方》就有“尸注”的记载,即“死后复传之旁人”。至隋代,《诸病源候论》卷24称为“殃注”,并采取隔离措施。

关于预防疾病的优良传统,在具体措施上也有发展。如《干金要方》“备急”卷中,介绍了应急药物以备不测。对于传染病更有不少预防的方法,如该书卷9“避温”节作了集中的论述,饮屠苏酒;或将避瘟药如雄黄、朱砂、菖蒲、白芷等投入井中,消毒水源;或焚烧烟熏,消毒空气;或佩带身上、悬挂于门前室内;或用药未涂体表局部和全身等等,现代研究表明,这些方法对于防疫均有一定的效果。

此期,有益于健身的运动也得到发展,如:“角抵”、“球戏”与“拔河”等。角抵相传起源于战国。至隋代,郡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唐代规定农历正月十五日和六月十五日为角抵之期。唐皇如穆宗、敬宗、文宗、僖宗等都是角抵迷,如《角力记》载:“敬宗御三殿,观角抵戏,一更三点方罢。”角抵相当于现在的“摔跤”,是增强体质的体育活动。唐代还有“打马球”及“蹋球的运动,如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巨幅打马球壁画。拔河在先秦时期原是一种军事体育运动,到了唐代流传民间。

二、养生与防治老年病

隋唐时期,导引、按摩、吐纳、调气、眼食等养生方法部有新的发展,除了养生保健之外,它门还用来治疗某些疾病,尤其是与老年病防治相结合是其特点。

《诸病源侯论》虽不载方药,但有45门、106侯病症附有“补养宣导”法,转录《养生方》、《养生方导引法》达270条。治疗范围包括内科伤寒、温病、杂病,外科、妇科、耳鼻喉口齿等,使以前零散的导引法得到初步的整理,并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第一次系统地介绍给医学界,至今仍有相当影响。

隋唐时期是我国佛教与道教的全盛时期。宗教家都比较重视心性的修养,静功炼养是其重要的宗教实践方法。较著名的有:智(538~597)在其著作中,系统地讨论了调身、调息、调心,对我国静功的发展颇有影响。唐代道士司马承祯(647~735)主张动静兼练,对炼养理论颇多阐述。女道士胡愔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写成《黄廷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为后世所普遍遵循。

孙思邈则以吸取各家之说为特点,在他的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就有精神调摄、饮食调养、导引按摩、服食补益等各种养生的详细而精辟的论述,如“古养性者,不但饵药餐霞,其在兼于百行,百行周备,虽绝药饵,足以遐年”,所谓百行周备,是指诸种养生方法兼行。其中指出“小有不好,即按摩推捺。令百节通利,泄其邪气”(《千金要方·养性》),并介绍了“天竺国按摩法”、”老子按摩法”以及”黄帝内视法”和“禅观法”等保健功法。

孙思邈养生学说的第二个特点是把养生与老年病防治结合起来,他提出养老必须陶冶性情,劳逸适度,住房宜紧固防风,在饮食方面要求预防便秘与腹泻。

两部《千金方》载有服食方59首,大多适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如茯苓酥方、杏仁酥方等无病时能补养防病,有病时能祛病延年。总之,“人凡常不饥不饱,不寒不热,善行住坐卧,言谈语笑、寝食造次之间,能行不妄失者,则可延年益寿。(《千金翼方·养性·养老大例》)为我国老年医学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