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风俗与医事活动

秦代以法冶国,在医药卫生方面也是如此。据云梦秦简记载,凡外来宾客入城,对其车上的衡轭要用火熏燎,以防马身上未被消灭的寄主虫等附着在衡轭和驾马的皮带上。用火熏燎的风俗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用这种方法除有防虫害作用外,对一些细菌和病毒也有杀灭作用,带有防疫性质,对于麻风病,秦人已不认为是命中注定,而是早发现,严格管理,地方官吏知有可能患麻风病者,即送官府由专人检查。采取隔离措施,对麻风病人死囚,采取活埋和淹死的办法,这在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对防止麻风病,有其积极意义。

《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表现出道家与医学的密切联系。《淮南子》中对养生导引、炼丹、药物等多有研究,道家思想至《周易参同契》出现了又一个嬗变,更将研究的目标放在医药和人体的深层文化问题上。

从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对医药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儒学的伦常原则,济世利天下的入世理想,在医药实践中强调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健自身。有些儒士弃儒从医,既扩大了医生的队伍,提高了医生队伍的文化素质,对医术和医德的发展都有促进作用。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对病人的护理上也体现出君亲有疾,臣子须精心侍候。但孝道中的提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倾向,则导致对解剖学发展的阻碍,而儒学重人事远鬼神的观点,对促进医药学科学化、冲刷宗教神学的渗透起着积极作用。

秦汉时方仙道的影响较深,秦代的茅蒙,汉代的张良习服食辟谷、王仲都修炼御寒暑功夫,多有神秘色彩,东汉道教兴起后,为了在民间发展教徒,也多采用医药作为手段。《太平经》中对炼气、眼药、针灸等也有记述,大量吸收医药知识为宗教活动服务。

秦汉时期的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及其学派,对于破除神仙宗教的迷雾,正风俗、美教化、促进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汉初陆贾指出:“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行防非者也。”东汉时王充,在《论衡》中有多篇论及天人关系、神形关系、医药史事、卫生保健、疾病防冶,以及改变不良卫生时尚等等,在王充所处的时代,宗教意识泛滥,仅汉光武帝二年(公元26年)“初制效兆于洛阳城南”时,所祠诸神多达1514种,至汉章帝时这种风气更盛,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王充力匡时敝,批判神仙说、骨相说、以及感生巫术、迷信禁忌、不求实际的择时择地等,阐述富有哲理而又科学的医学见解,认为人寿命的长短与禀气薄厚有关,并非命定。“称赤松、王乔好道为仙,度世不死,是以虚也。”“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灸,千岁不死,此虚图也。”